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张文昂
阻碍反贪污浪费运动被撤职查办
【本报讯】
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张文昂，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压制民主，对运动采取对抗态度，已被撤职查办。
从1951年12月起，交通部就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学习。
当时群众情绪高昂，一致感谢和拥护毛主席这一英明的决定。
认为这一次可以很好地把过去机关内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彻底肃清，把交通部的工作彻底整顿一次。
但是恰恰相反，张文昂在这样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不仅没有认真进行检讨，而且想尽办法阻碍运动的进行，并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完全抱着对抗的态度。
运动开始，张文昂把平时对他的领导作风和铺张浪费行为不满意的同志，有的降职，有的调出去检查工作。
财务处处长刘文仑因在1950年整风运动中，对张文昂的作风方面曾提出很多意见，即被降为副处长，并被调参加土地改革；
而张文昂则私自从航务局调来一个不安心工作的副处长到财务处当处长。
又如河运总局代理局长茅程、副局长刘乐三等都是过去被张文昂打击过的干部，在这次运动中也被张文昂调出去检查工作。
当时很多同志提出：
这些同志对领导方面以及整个交通部的情况了解较多，应该让他们参加这次运动。
张文昂却说：
“已经决定了，就不能改变了。”
许多同志对张这种手段很不满意。
刘文仑临走时，很痛心地和同志们说：
“我走了，但是我相信交通部的问题在党的领导下，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张文昂对抗这次运动的另一个表现，是企图把运动的锋芒很快地转移到交通部下层工作人员中去。
1951年12月15日以前，张文昂在党员大会上进行了动员后，就决定要在三个礼拜内结束交通部内部的运动，把运动迅速推向各局去。
张文昂不但把运动的时间限制得很短，并且对运动不作具体的领导。
张文昂并且有意地把他所信任的人，和那些平时和他狼狈为奸的干部拉进节约检查委员会。
但是，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尽管张文昂阻挠运动，群众仍然积极地对如何开展运动提出了很多意见。
张文昂不但把这些意见置于脑后，甚至无理地拒绝同志们的意见。
如秘书处正副处长张明如、郭家秀等向张文昂提出意见时，张文昂说：
“你们有意见在党的小组会上提。”
一句话给碰回来了。
郭家秀等第2次又找张文昂提意见时，张一看见他们就说：
“你们老是有意见，交通部提意见的人太多了，你们有意见向支部提，谁的意见我也不考虑。”
郭家秀很耐心地向他解释说：
“张主任，你先不用生气，你是党组副书记，我们党员为什么不可以给你提意见呢？”
张文昂仍然不加考虑，愤愤而去。
在群众的督促下，张文昂虽然也参加了各种会议，但是都是很勉强、很不积极的。
张文昂平时公私不分、铺张浪费、侵大公肥小公的错误十分严重。
他对自己的错误却一直采取不老实的态度，甚至对提意见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
张文昂也曾被迫地进行过检查，但是，态度极不老实，很多问题甚至连群众已经揭穿的问题，都没有谈出来。
张文昂曾经私自扣留一百八十九桶汽油和二百匹布。
总务科长马骥曾亲自找张文昂，要他把这一问题坦白出来，他竟说：
“这是小事情，闹上去顶多是个公私不分。
你们这些人怕负责任，你们不用管了，我来负责。”
张文昂把汽油的问题推给运输局，并说这批汽油是运输局买的。
后来经过揭发，才承认了扣留六十桶汽油。
他曾把公家的八条俄国毯子据为己有，却说只有三条，而且还说已把这些毯子交给总务处了（实际上在当时没有交给总务处）。
群众对这样的检讨极为不满，纷纷议论说：
“老虎是有了，就是难打。”
群众继续揭露张文昂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事实。
当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同志向张文昂反映这些意见时，张不耐烦地说：
“反正我就是老虎，要他们整吧！”
并想法打击那些批评他检查不深刻的同志。
劳动工资处处长纪云在党组扩大会议上对张文昂的检讨提出批评，要求他继续检讨。
第2天在节约检查委员会上，张文昂就说：
“纪云，我们领导上有官僚主义，你就没有官僚主义？
为什么你不检讨自己光批评别人？
你办的美国式的托儿所不能不检查。”
会议以后，张文昂就叫乔毅（他的爱人）给纪云打电话，要纪云组织检查小组，检查托儿所，并且亲自找纪云，说：
“你们的托儿所还没有检查，应该很快组织检查。”
群众对张文昂抗拒运动的错误非常愤慨。
但在张文昂的压制下，大家不敢公开揭露，便给墙报写信，给报社写信，揭发张的错误。
就这样也还是受到张文昂的压制。
私营企业处处长林毅忠就修假山浪费一千多万元的问题，写了一份材料送给本报。
本报把这封信送回交通部，请他们检讨。
张文昂就要秘书处副处长郭家秀写检讨。
郭家秀把浪费的实际情况和群众对这一问题的反映写了一个检讨交张文昂审阅。
张文昂竟然责骂郭家秀说：
“你瞎眼啦，不去看一看，真是浪费吗？”
郭家秀回答说：
“报纸批评你接受不接受？”
张说：
“也接受也不接受！”
他又命令郭家秀重新写，并告诉郭说：
修假山的浪费最多也不过五分之一。
张文昂看到群众在黑板报上给他提的意见，就以“很多意见不合乎事实”，“故意夸大”等为藉口，提出办黑板报要有领导，免得出偏差，并要总支书记杨安平等发出通知，要大家提意见不能捕风捉影，来压制批评。
这样黑板报也被他控制起来。
张文昂还用威吓的手段来压制群众提意见，他对计划司副司长熊振作曾这样说：
“你们是不是要把问题都搞到领导头上？
即便问题都搞到领导的头上，上级也不会撤职的。”
并公然向交通部的干部说：
“交通部把我张文昂搞垮了，就解决问题了吗？”
在张文昂这种对抗运动压制民主的错误行为影响下，过去和他站在一起的干部，也想法躲避或抗拒运动。
经张文昂一手提拔起来的供应处处长王元章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运动开始时，王元章拒绝节约检查委员会检查小组对他进行检查。
并且有计划地把供应处很多主要干部分散到外边检查工作
（领导方面发现后有的未被派出）。
节约检查组大部分是和王元章靠近的人员。
王元章为了躲避检查，还成立了算账小组，专门结算供应处的账目，以便躲避检查组的检查。
王元章对算账小组的干部说：
“检查组的人来了，就把新算的账给他们，不能让他们看原始账目和单据。”
王元章更错误的是组织秘密小组（公开叫“秘书小组”），专门秘密地调查公路局、托儿所、交通医院、建筑公司等单位的贪污浪费事实，以转移斗争目标。
王元章说：
“他们来整我，我还整他们哩！”
王元章为什么敢这样对抗运动呢？
主要原因是张文昂给他撑腰作主。
张文昂所以要对抗运动、压制民主，主要是他自己的手上太不干净，而且问题十分严重。
据现在已经检查出来的材料看，问题是很严重的。
张文昂从1949年起，思想已经起了变化。
当时，张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的地位，在天津招商局要了一部小汽车，和一套价值七、八百万元的西餐用具占为私有。
张文昂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后，经常注意的是个人生活享受问题。
北京市所有出名的饭馆，张文昂都吃遍了，戏院子也都看遍了。
张文昂经常接受交通部各地机关的贵重礼物，如人参、人参果、鹿茸精、鹿筋、火腿等。
在他的影响下，送礼已成为交通部一股风气，派出去工作的干部，一定要给张文昂送礼。
张并用公款三百万元买了一只很好的手表。
张文昂铺张浪费的结果，就不得不挪用公款。
张有一次要供应处补助机关十亿元，并允许王元章做投机生意。
据初步统计，供应处埋伏利润（变大公为小公）已达九百多亿元。
1951年，张文昂又化大公为小公，动用五十八亿二千多万元。
张文昂经常考虑的是如何才够“大气”的问题。
张文昂到天津去，很仔细地观察天津市各种样式的楼房，他打算吸收各种样式楼房的优点，来修建一所漂亮的楼房。
他的宿舍里原来没有暖气设备，竟浪费公款三千多万元按上暖气和锅炉（张和几个司长住一个宿舍，其他司长都没有按暖气）。
张文昂并浪费公款一千六百多万元，重新修理假山、修建凉亭和水沟，水沟里面还安装着红绿色的电灯（后因水池漏水又拆掉）。
这一切都说明，张文昂已沾染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另外，张文昂还私自决定补助工作人员棉衣费共二亿九千六百多万元，补助工作人员烤火费共一亿六千七百多万元。
现在张文昂已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党委员会分别撤销他办公厅主任和中共交通部党组副书记的职务。
交通部节约检查委员会对张的其他问题，仍继续进行检查中。
（朱波）

北京市奸商刘元敬、李善长等
盗骗国家财产八十多亿元
市人民政府已将刘犯等逮捕法办
【本报讯】
北京市奸商刘元敬、李善长等贪图暴利，互相勾结，危害军事建设，盗骗国家财产达八十多亿元，已由市公安局逮捕法办。
刘元敬是一个极端狡猾和卑鄙无耻的不法商人。
北京解放后，他伪装积极进步，当上了北京市营造业公会的主任委员，又是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工商界所选的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三年多来，他虽然受到人民政府和有关方面的耐心帮助和教育，却仍然不肯丢掉自己的欺骗、偷盗等恶习。
1950年，他和裕兴、裕德、大功、聚兴永等八家营造厂承包了某地军事建筑工程，总包价为二百八十五亿多元。
刘元敬等八家奸商非但不尽自己的职责，来完成国家所委托给他们的这一国防建设的重大任务，反而认为这是他们发财的大好机会，互相勾结谋取暴利，不惜破坏国防建设工程。
他们在承包单价上抬高包价，在工程数量上以少报多，在工程质量上则偷工减料，总共盗骗国家资财达八十多亿元之巨。
这些不法商人所承包的全部工程不合标准。
新修水塔现已倾斜，不少房地已下塌，全部门窗发生裂缝，有十五幢房屋的房顶漏雨，全部电气工程有二分之一跑电，使国家资财蒙受巨大损失。
刘犯元敬等为了达到盗骗国家资财的卑鄙目的，曾以巨款向验收人员行贿。
对于刘犯元敬等这些极端卑鄙恶劣的犯法行为，参加修建工程的许多职工都很愤慨，曾经用各种方式向人民政府检举告发。
在北京市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后，虽然市人民政府和工商联，一再号召有行贿、偷税和盗窃国家资财的工商业者迅速彻底地坦白自己的犯罪行为，但是刘犯元敬却故作镇静，假装积极，抱定不坦白的“决心”。
在北京市第3届第3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刘犯元敬在大会发言中更虚伪地说：
“营造业行贿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行贿的结果，使国家的基本建设工程遭受严重的损失。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运动中努力改造我们营造业。”
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贼喊捉贼的欺骗手法而已。
刘犯元敬因为是营造业公会的主任委员，在工商界的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开始后，随处都表现出一副“积极”的姿态。
在工商界节约检查分会的历次会议上，都说他每天召开行业会员的大会小会，并且每天晚上都主持汇报。
但是实际上营造业的反贪污反行贿运动作得十分不好，自动彻底坦白和检举贪污行贿行为的人尚不到一半。
工商联主任委员傅华亭为了争取刘犯元敬坦白，曾经数次找他个别谈话，并要他作典型发言，带头把自己的违法行为交代清楚。
而他则故意拖延，坚不坦白。
直到11日为止，他才承认自己曾向干部行贿十多万元，其目的是想借此蒙混过去。
其余的几家奸商也同样一再拒不坦白，或者坦白得很不彻底。
尽管刘犯元敬这样极端狡猾和虚伪，充分表现了不法商人的卑鄙恶劣的本质，但是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早已接到检举他和其余几家奸商的材料。
因此在刘犯元敬等一再不肯坦白，不愿改过自新以后，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因为事实俱在，证据确切，即请市人民政府将刘元敬、李善长（大功营造厂经理）、沈景春（裕德营造厂经理）、万选之（裕兴营造厂经理）和焦国荣（聚兴永营造厂经理）五人逮捕，送交人民法院依法惩办。
12日晚，市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刘仁，特邀请工商联正副主任委员傅华亭等开会，当场宣布市府已逮捕了刘犯元敬等。
刘仁主任在发言中特别指出：
刘犯元敬是一个极端狡猾、虚伪的不法商人，虽然人民政府已经一再给了坦白的机会，但他竟敢以身试法，坚决不肯坦白。
人民政府将刘犯元敬等逮捕法办，是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的。
他并希望工商联继续不断地向工商界进行动员教育，开展反贪污、反行贿、反偷税和反对盗骗国家资财的运动。
除罪大恶极者外，凡真诚悔改者，政府均将从宽处理。
傅华亭和凌其峻等相继发言，一致拥护关于逮捕刘犯元敬等的决定，并表示要继续在工商界中深入开展反贪污反行贿运动。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
昨开始在工商界中进行全面检查
不法商人拒不坦白者应以刘元敬等犯为前辙之鉴
【本报讯】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在市府批准延长三天进行检查的期限届满以后，已在12日开始全面检查工商界中的行贿、偷税和盗窃国家资财的犯罪行为。
在12日一天的检查中已经发现和证实了许多不法工商业者的犯罪事实。
其中最大的是北京敬业营造厂经理刘元敬等奸商互相勾结，破坏国防建设，盗窃国家八十多亿元财产案。
在北京市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曾经一再给予工商界中有行贿、偷税行为的分子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们迅速彻底地坦白行贿、偷税和盗窃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
自1951年12月25日开始，市工商联和它在各区的办事处及各行业公会都普遍地召开了各种大小会议，向工商界人士说明人民政府的政策，号召大家勇敢地、诚恳地坦白检举一切贪污行贿事实。
许多同业公会的负责人，都带头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许多政治觉悟较高的工商业者纷纷坦白并进行检举。
但是仍然有许多工商业者拒不坦白，或者坦白得很不彻底，企图混过去；
少数人甚至对反贪污反行贿运动采取了对抗、破坏的态度。
有的不法工商业者和贪污分子互相串通，坚决不肯坦白。
如不法商人、大中华肥皂厂推销员赵治清，过去曾用种种手段拉拢、勾引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这次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开始后，他又阻止合作社第5区联社的采购员郭天盛坦白，并威胁郭天盛说：
“坦白了对你没有好处！”
“像你这样的干部在我手里的就有二三十个！”
有的资本家用种种卑鄙的手段威胁和利诱店员，企图压制检举，隐瞒犯罪事实。
01月07日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召集工商界节约检查分会负责人汇报反贪污反行贿运动情况，市府接受了市工商联给工商界提出的延期三天以最后争取某些人改过自新机会的请求，又批准再延期三天进行检查。
01月08日和10日，工商联曾两次召开了各行业公会正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和全体委员的动员大会，工商联主任委员傅华亭要求各委员立即带头将问题彻底交代清楚，并带动全业彻底坦白和检举一切贪污行贿行为。
工商联各区办事处和各行业公会，也都再次召开了动员大会和小组会，或者分别约请重点户谈话。
许多行业公会的负责人和工商户都转变了过去的不老实态度，坦白或补充了自己的行贿、偷税等事实，并大胆地检举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行为。
截至11日限期的最后一天，工商界坦白检举的材料已达一万多件。
有的人大胆地揭发检举了大的贪污受贿案件。
如某商行坦白出自己三次共向干部行贿两千多万元。
有人检举出某家商行漏贴十亿元的印花税，用偷工减料的方法盗窃国家财产约值四千多万元，并向干部行贿一千六百多万元。
这一切说明市人民政府和工商联各级组织的宣传动员工作已收到相当大的成绩，工商界的反贪污反行贿运动已全面地较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但是，现在仍然有许多工商业者执迷不悟，观望等待，拒不坦白，或者坦白得很不彻底；
同时抗拒和破坏运动的现象也还存在。
为了彻底肃清工商界中的行贿、偷税和盗窃国家资财的不法行为，给与那些拒不坦白的奸商以严重打击，因此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抽调了大批工作人员，在三天限期届满后已在工商界中开始了全面的检查工作。
在检查过程中，许多奸商仍然狡猾异常，甚至耍出流氓态度，但终被检查组查出罪行，因而不得不认罪。
有些罪大恶极的奸商，如敬业营造厂经理刘元敬等虽然坚决不承认，但因事实俱在，已由市公安局将他们逮捕法办。
这就说明那些利用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段来偷漏税款和诈骗国家财产的不法商人，要想逃过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的眼睛是完全不可能的。
凡是有行贿、偷税和盗窃国家财产的工商业者，应该以刘元敬等为前辙之鉴，在检查组未检查到自己以前，迅速彻底地坦白一切犯罪行为；
否则就会同样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响应毛主席关于增产节约的号召
志愿军全军展开节约运动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朝鲜前线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全军范围内已展开节约运动。
毛主席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和中共志愿军党委员会关于开展节约运动的指示迅速地传到了前线部队；
志愿军广大的指挥员、战斗员、后勤工作人员在阵地上、工事里，在运输线上，在紧张战斗和工作的间隙里，展开了关于如何更多地消灭敌人和厉行节约的讨论。
各部队纷纷订出了1952年具体的节约计划。
在节约计划中，有的部队已经提议以节约所值，捐献飞机大炮。
志愿军某部党委员会根据战士们民主讨论的节约计划，预计在今年节约人民币二百亿元，可买喷气式战斗机十三架。
某部计划今年每人节约衬衣一套、鞋子一双、毛巾一条，不领蚊帐和不领烤火费，约可节约人民币三十亿元交公。
志愿军后勤运输部队计划今年节约汽车修理费、车辆零件补充费、装运费等，单上半年的节约所值，即可占今年上半年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讨论中，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们，提出：
“继续发扬艰苦朴素、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精密组织战斗，争取更大胜利。”
战士们在讨论中提出：
“爱护武器、装具”，“不瞄准不射击，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炊事员们提出：
“不倒剩饭、不丢锅粑”，“多拾柴草”。
某部战士们并提出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救济朝鲜难民等具体的办法。

坚决把资产阶级的进攻压下去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在工商界中展开反对行贿、反对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的巨大斗争，并对这些非法行为进行了大检查。
第1天就查出敬业、裕兴等八家营造厂结伙盗窃国家资财八十余亿元的巨案。
主犯刘元敬等已由公安机关逮捕归案。
这是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侵蚀和进攻的斗争中的一个胜利。
刘元敬等在承包国防建设工程中，勾引干部，施行贿赂，以达到偷工减料、以少报多、盗骗国家资财、谋取暴利的罪恶目的。
这一事件，清楚地说明了他们三年以来向人民和人民政府的猖狂进攻是多么严重。
他们不仅想尽一切方法来盗骗国家的资财，而且想尽一切方法来腐蚀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
他们在表面上花言巧语，几乎口口声声都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好像他们都愿意接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都愿意四个朋友真诚合作的，而实际上，他们却是背弃国家、背弃人民、盗骗国家资财的蟊贼。
他们为了贪图暴利，竟不惜损害国家的国防建设，这是多么卑劣可耻的罪行！
人民政府对待这样行同盗贼的不法商人，曾经宽大为怀，给他们以充分坦白悔过的机会。
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反贪污反行贿运动中，人民政府曾一再号召他们坦白，反复说明“坦白者从轻发落、拒不坦白者依法严惩”的方针，并将检查期限一再延展。
这可算得是仁至义尽了。
可是刘元敬之流的不法商人，却意存侥幸，视人民政府的政策为可欺，硬要以身试法，决心和人民作对到底。
对于这样的不法商人，难道还能够再予以容忍吗？
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在查明他们的犯罪事实后，终于把他们逮捕法办，这是完全正确的措施。
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本月09日在“为普遍地深入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中已明白宣布：
“一切犯法的工商业者，应当限期向政府坦白。
应当在工商界中开展一个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必须知道：
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在和国家进行交易时用各种欺骗方法盗窃国家资财，在承受国家委托加工、承受订货或承受修建工程时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作好，以及从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盗窃经济情报等等，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卑劣作风，是违反新中国法纪的罪恶行为，是人民政府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这就是人民政府对于一切不法商人的非法行为的处理方针。
现在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首先执行了这个方针，各地也都应该正确地掌握和执行这个方针，对于一切胆敢行贿和盗骗国家资财而拒不坦白的不法商人，予以坚决的打击和惩罚。

天津市坦白检举运动大规模展开
青年团员和店员揭发万多件贪污行贿行为朱继圣坦白出仁立实业公司曾偷税十亿元
【新华社天津12日电】
天津市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已大张旗鼓地展开，群众性的坦白检举运动正走向高潮。
截至09日为止的不完全统计，坦白的案件已有六千多件。
大批的检举案件还未作统计，只青年团员和全市店员在六天内检举出来的案件就有一万多件。
有些青年学生和家庭妇女积极动员有贪污行贿行为的父兄、丈夫坦白，有些并直接提出检举。
工商业者连日举行坦白检举大会，有些行业的负责人已经首先坦白了他们贿赂干部，偷漏税款的违法行为。
天津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能够展开的原因，首先是首长带头，认真作自我批评，诚恳向群众交代。
去年年底，有些负责干部对这一运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够，把领导运动的工作委托给助手去作，致使群众怀疑领导方面没有决心。
加以有些负责干部手脚不净，对运动表现态度不明，消极怠工，甚至有压制民主现象，所以运动没有很好展开。
新年以后，天津市领导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动员全力投入这一运动。
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召开了全市党员干部大会。
会上，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书记黄敬代表市委员会首先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要求全市党员以上火线的精神站在运动的最前面。
全市各单位接着按系统召开了党、政、工、团各种群众动员大会，各局长、处长、区委书记、区长、工会主席以及各单位负责干部全部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充分发扬了民主。
各单位首长的果敢行动，立即带动广大积极分子，使运动雷厉风行地展开。
其次是在首长带头突破以后，就坚决铲除了阻碍运动前进的一切障碍，严重地打击了那些压制民主的分子。
如市工业局所属机械厂副厂长刘凤华贪污腐化，拒不坦白，还压制民主。
他竟在该厂干部大会上宣布：
“有的人到处乱告状，公开与组织对立、这是破坏行为，如不及早低头悔过，你的脑袋不是铁打的！”
工业局领导方面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该厂职工大会，当场把刘凤华撤职查办，大力为群众撑腰。
很多职工感动得流泪。
大会自上午十时半一直开到晚七时，群众情绪始终高涨，当场坦白的案件有一百一十件，检举的有六十件。
同时，对情节较轻又能迅速坦白的人，宣布减免处分。
这些人“放下包袱”后，立即投入战斗，积极检举不老实的分子。
由于采取这些断然的措施，歪风受到严重的打击，正气大为伸张，各单位群众性的战斗部队很快就组织起来了。
在各单位进行的坦白检举运动中，充分暴露出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干部的危害性。
市合作社所属的工人建筑合作社经理李惠昌任用私人贪污巨款，竟造成该社所谓“四大家族”。
市劳动局调解科科长赵庆云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城后竟在调解劳资关系中偏袒资本家。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的影响下，天津市工商界展开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欺诈运动。
在连日举行的坦白检举大会上，有些行业的负责人首先坦白了他们贿赂干部偷税漏税的行为。
一般有违法行为的工商业户也纷纷坦白。
截至11日为止，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已收到工商业户的坦白书一百一十九件，过去工商业户的坦白或检举书，有的交到区工商联办事处，有的交到区节约检查委员会分会，有的交到同业公会，都未统计在内。
【新华社天津11日电】
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工商联分会10日再度举行私营工商界反行贿、反偷漏税、反偷工减料的动员大会，到会的私营工商界人士约两千人。
在会上坦白行贿、偷税、偷工减料以及其他诈骗行为的有仁立实业公司总经理朱继圣、大来木行副经理王伟生、泰丰贸易行经理沈尔昌、永丰营造厂经理于幼龙、大来化学材料行副经理白东来、祥生木行副经理张云华、砖瓦联营社副经理李凤来、联贸公司副经理滕圣文、友来货栈经理丁云五、德聚绸布号经理郝宝聚、恒裕木行经理王甲先、东北建筑木材厂副经理张锦洲、立新荣木行经理辛宝荣等十三人。
大会主席李烛尘在会上传达了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薄一波主任所作“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中关于工商界的部分，再一次号召本市私营工商界立即彻底坦白。
李烛尘指出：
天津工商界要在这次运动中把所有的行贿偷漏税等非法行动全部彻底地坦白检举出来，这才是天津市工商界有觉悟的具体表现。
不然，那就是天津市工商界的奇耻大辱。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仁立实业公司总经理朱继圣首先坦白。
他说：
自从听了黄敬市长的关于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后，心里就不安。
仁立公司在1950年01月至1951年08月的二十个月中，曾因把毛纱的价格报低，而偷税十亿零九千二百余万元。
后来虽然被政府查出，连罚款带补税一齐缴上了。
他说，我是工商联的副主委，还存有自私自利的恶劣思想作风，实在对不起大家，我决心向大家坦白交代，希望大家批评。
接着，王伟生坦白了他行贿一千七百多万元而由此获得数十倍暴利的行为。
他说，这种行为十分恶劣，是有愧于人民的。
白东来坦白出他一贯掺假诈欺的卑劣作风，如卖“亚铅华”“利得粉”及“老化防止剂”等假化学材料，八千元一斤的东西竟卖八万元，还有偷税等不法行为。
张锦洲坦白了他的行贿、抬高市价、偷工减料等犯罪行为，并且将前数次未坦白的重要犯法行为也在会上坦白出来了。
其余沈尔昌等也初步坦白出了他们以行贿腐蚀革命工作人员及诈骗政府等非法行为。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所办的机耕学校，从去年起，根据国营农场的实际需要，开设了拖拉机手轮训班和机务人员训练班，为发展机械化农场打下了基础。
去年来北京参加国庆节的各地农业劳动模范在参观了机耕学校之后，对于农业机械化生产的优越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是他们正在参观起重机搬运脱粒机的情形。

我方代表继续痛斥美方荒谬绝伦的论点
美方代表对交换战俘材料的发言自相矛盾支吾其词
【新华社开城12日电】
在01月12日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继续驳斥对方所谓停战期间我方境内机场设备的修建将威胁对方安全的荒谬绝伦的论点。
我方代表指出我方已经建议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作战飞机，如果对方也和我方一样愿意作此保证，则双方在停战期间根本不可能大量增加空军力量，对方没有任何可能感到威胁。
至于双方在停战期间进行或不进行这一种或那一种设备则完全是内政问题，军事停战谈判中根本无权提出讨论。
在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对方不但继续以“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为藉口，阴谋扣留我方被俘人员送交蒋李匪帮，而对于对方交来战俘名单中一千四百五十六人的差额和四万四千二百零五人下落不明的我方人员，竟公然声称：
“在协议达成前，并没有交出这些材料的必要。”
我方代表痛斥对方这种一再自相矛盾的蛮横无理的态度，我方代表说：
“在过去很长的时期中，当你方藉口交换材料，拒绝讨论停战后迅速释放与遣送全体战俘的原则时，你方一再声称战俘材料的交换，是进入原则讨论的先决条件，没有材料不能考虑问题。
但现在你却说在协议达成前不需要交出材料。
当你方提出这些所谓先决条件时，你方一再引用日内瓦战俘公约，企图阻碍实质问题的讨论，但当真正讨论释放与遣送全体战俘时，你方却又公然反对日内瓦战俘公约的规定，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实际上要求战俘放弃停战后遣返的权利。
你方新闻报刊中，公开报道台湾蒋匪帮在我方被俘人员中派有教官进行所谓感化教育。
你方更在我方被俘人员的身上野蛮地刺上了反共反苏的字样。
这就是你方所谓‘自愿遣返’，亦即‘自愿被扣’的真相。”
对方支吾其词，避免答复我方的质问。

关于处理油漆舞弊案时立场不稳的检讨
武汉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局长王光远
副局长文祥
我局在第1次调查报告的材料中，没有把私商收买我工作人员、偷工减料的非法行为和衡阳铁路局没有按法定手续自行处理诈骗国家财产的罪犯的错误行为加以区别，把两个问题并在一起，混淆了案情的性质。
同时，在油漆案中，我们对私商的非法行为认识不足，忽视和放松了对不法商人的斗争。
这是一种袒护私商、丧失立场的行为。
我们的第2个书面报告和文祥同志在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所召集的会议上的发言，都坚持并发展了上述错误意见。
这是错误的。
在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第1次提出批评后，我们又没有深刻地检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错误，反而对于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指示表示不满。
而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我局把内部没有统一的意见泄露了出去，给不法私商以藉口，影响了案件的迅速、正确处理。
严格地讲，这是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
产生这些错误行为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单纯地从市场管理的观点来看问题，认为私商的不法行为要整，衡阳铁路局缺乏法治观念自行处理这一案犯的问题也要整，因而把这两件事平列起来，把私商非法窃取国家财产的案件，认为是公私纠纷案。
另一方面是我们认为私营厂商在这一案件中虽表现了严重的投机性，但是衡阳铁路局不通过地方工商行政部门进行委托加工和定货，也有不对的地方。
在这一事件中，私商是犯罪者，衡阳铁路局也负有责任。
从这种错误认识出发，所以没有考虑到我们在事前（应检查和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事后（应追究私商赔偿国家财产损失）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和立场，而把一般的管理问题和具体的案件混为一谈，实际上是起了袒护不法私商的作用。
以上这些观点，看来是思想方法问题，实际上是立场问题。
我们的骄傲自满情绪是支持错误行为的主要原因。
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指出我们的错误以后我们还不改正，一味坚持错误，基本原因就是骄傲自满，不愿意接受批评。
特别是对“立场不稳”四字，更听不进耳去，还觉得是受了“冤枉”。
这说明我们不虚心检查自己、骄傲自满的情绪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工商局是国家的工商管理机关。
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中，由于立场和观点的错误，不仅袒护了私商，而且损害了工商业政策。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请求上级给以应得的处分。

关于我厂购料人员和奸商勾结侵害国家财产案件的检讨
衡阳铁路局武昌材料厂厂长崔保堂
我厂自1949年起在武汉市采购铁路所用器材。
因为我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对采购工作不重视，不深入了解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因而对白合金、油漆等贪污案，到1950年10月间才发觉。
现在检讨如下：
第1、以往购买材料时，都是先由采购股在厂内开标比价，由商人把标出的各种材料抄去，第2天再来报价。
我们厂再把商人所报的价格比较一下，有时我们也盲目减价。
这种方式不但给奸商以串通的机会，而且奸商可以大肆抬价，预先准备着我们减价。
这种不合理的工作方式，我当时没有能够加以分析研究，竟任其发展。
第2、武汉市工商局在1949年12月25日曾在长江日报登载“关于机关部队在本市各私营工厂代为加工或定货必须通过工商局”的公告，但我对这个公告并没有重视。
第3、验收材料是一项重要工作。
但以往每次验收大批材料，我都只是单纯依靠验收人员。
我没有认识到验收材料是材料厂的重要工作。
第4、本厂前验收员汪惠安原是汉口市五金业的学徒。
在解放前他虽已参加铁路工作，但常和商人勾结。
武汉市解放后，汪犯假装积极。
这些情况我都没有及时察觉，仍派他担任验收工作，致发生白合金贪污案。
第5、针对以上的缺点，我提出并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如下的改进办法：
一、采购材料时必须经过工商管理机关，并认真研究质量；
需要化验的必须先化验，然后再计算它的成本和价格。
二、采购股每星期召开股务会议一次，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互相检查工作，并交流经验。
三、为和材料处加强联系，订立了电话汇报制度，并建立了行情通报。
这样就能和本路各采购单位及时取得联系，交流经验，了解情况。
四、验收方面，要经常审查了解，并随时向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
重要的或大批的收料，必须亲自下去了解。
第6、因为我以往在工作中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工作粗枝大叶，所以使国家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
我除诚恳地接受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对我们的指示和批评，感谢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及武汉各机关对我们的帮助，并进行自我检讨以外，保证接受这次事件的教训，在今后工作中加强警惕，随时检查缺点，改进工作方法，办好人民铁道事业。

北京市总工会贪污分子
张凤鸣等不肯坦白错误被逮捕送交法院
北京市总工会节约检查委员会本月10日上午在文化宫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到有市总工会机关、各区办事处、及市总工会附属单位人员四百多人。
会议上公布了贪污分子张凤鸣、黄金桓的罪行，当场由公安局把二犯逮捕，送交法院，依法处理。
到会的人情绪高涨，纷纷表示有决心也有信心把这一运动胜利地推进，直到把贪污现象彻底消灭为止。
市总工会秘书长李晨、行政处长张子荣在会上报告了张、黄的罪行。
张凤鸣是新生建筑公司材料部主任，在解放区时曾于1939年在深县加入共产党，1944年因贪污粮票数百斤而畏罪潜逃，来北京当小工。
1947年又混进党来。
1950年调到北京市总工会的机关生产单位新生建筑公司工作。
张在新生公司一年半来，曾先后贪污、受贿、偷窃等达二千八百万元。
并曾挪用公款二千多万元。
在浪费方面，仅木材一项，1951年上半年就亏损了将近二万尺（约值二亿元）。
张平日生活铺张，给小孩办满月三次就用了一百多万元。
平时工人不愿去材料部，管材料部叫小衙门。
黄金桓是前市总工会总务科出纳股长，一贯贪污腐化。
他除经常贪污工作人员生活费的尾数，1949年在私人钱庄存放公款二千多万元，贪污利息将近二百万元。
1950年初，正当粮价上涨之际，黄挪用公款给奸商囤积倒把，从中取利七、八十万元。
该奸商还送他手表一只，二十八万元。
另外他还贪污伙食客饭费，偷工会会费，现已查明的总计有五百三十万元。
在学习中，领导上曾通过开大会、小会、党员大会，个别谈话再三说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意义和政策，二犯非但对贪污问题不坦白交代，反在干部及奸商中积极活动，企图掩遮蒙混过去。
张凤鸣并压制民主，向要检举他的人讲“你说的有证据吗？”
“你说的能负责任吗？”
在12月25日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时，领导方面曾要黄当众检讨自己的贪污行为，他不但没参加会，并企图逃跑。
后被同志们找回时，他说：
“我宁死刀下，不死话下。”
对于张、黄二人，领导方面已仁至义尽，而他们仍拒不坦白，甘心背叛党、背叛人民到底。
李晨及张子荣报告后，由党总支委员会副书记刘哲民代表总支发言，指出张、黄贪污罪行严重，虽经党再三教育，他们仍一贯表现不老实，对党及人民采取对立的态度，因此已丧失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
刘哲民代表总支宣布：
总支委员会同意第1支部及新生建筑公司支部意见，已呈请市委机关党委批准，开除张凤鸣、黄金桓二人的党籍。
这时会场情绪高涨，大家纷纷发言，一致拥护党总支的决定，并认为张、黄二人盗窃国家财产，囤积倒把，背叛人民，罪行重大，建议立即将该二犯逮捕送交人民法院依法严惩，领导方面立即接受全体到会同志的要求，当场由公安局将二犯逮捕。
到会同志全体起立高呼“严惩贪污分子！”
“检举不老实的贪污分子！”
“欢迎贪污分子坦白！”
历久不息。
最后由市总工会副主席刘莱夫、张鸿舜总结发言，说明这些贪污分子之所以能滋长，领导上要负很大责任，平时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不够，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制度管理又不严格，给贪污分子造成有利机会，我们领导同志要深刻检讨。
并指出：
有些贪污分子现仍未彻底坦白，甚至企图隐瞒到底，对于这些人只有两条道路：
一条路是死不坦白，要加重处分；
一条路是坦白立功，则可减轻或免予处分。
而第1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群众力量是伟大的。
（北京市总工会节约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南昌市人民法院举行宣判大会
刘锡骥等集体贪污首犯被判死刑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法院01月06日举行宣判大会，判处南昌市税务局集体贪污案中的首犯刘锡骥、文辉死刑。
到会的有党、政、军及各界人民群众共三万多人。
南昌市人民法院邓声永院长代表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宣布刘锡骥、文辉罪行。
他说：
刘锡骥、文辉等六十人，两年中间先后贪污的款额折九二米三十九万斤以上，贪污次数有的竟达百余次，涉及行贿工商业户二百八十余家，严重地妨害了国家财政收入，破坏了人民政府的威信。
为严肃法纪，判处刘锡骥、文辉二主犯死刑，褫夺政治权终身，并将全部贪污款项追回。
其余各犯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判处徒刑。
刘锡骥在南昌市税务局货物税科核税组工作，主办烟酒税业务。
自1950年01月份起，刘锡骥勾结何求等人偷漏屠宰税，利用职权核低税额，乘机勒索被查获的违章漏税商人，总计与其他罪犯共同贪污款额折米二万三千二百三十六斤，他个人实得一万八千一百六十斤。
1951年08月，市税务局开始整风时，刘锡骥竟与何求、刘屏侯、朱瑞曾、文辉等纠结一起，在朱瑞曾家开秘密会议数次，彼此串通坚持错误，都不坦白，破坏整风运动。
被检举移送法院以后，又从狱中写信给他的妻子袁莉琴要她多方活动，妄图以三四十石米的代价向法院工作人员行贿，逃避法律制裁。
在历次审讯中，他都百般顽抗，避重就轻，坚不坦白，并敢当庭具结，企图欺骗人民政府。
此计未遂，又另外进行诡辩，说他的贪污“是在不妨碍国家税收原则下搞的”，或“向商人借的”，或“商人送的”。
这证明了刘锡骥是一个死心蹋地不可救药的贪污分子。
文辉在南昌市税务局作会计工作，后在三支局的稽查股工作，他勾结外勤人员朱国俊、周祥麟等，及承办核税、直接税各部门工作人员何求等多人，共同进行贪污达一百次以上，贪污款额折米五万八千一百四十四斤，他个人实得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六斤。
人民政府为了教育改造他，在1950年11月间调他到轮训班学习。
文辉在学习时竟阻止他人揭发他们的罪行，并捏造材料欺骗组织，坚决地履行他们“都不坦白”的诺言。
对其余各从犯，都根据犯罪情节轻重和坦白程度分别判处徒刑。
（江西日报）

吉林市某些木材加工厂
图谋暴利窃取国家板皮建议有关部门迅速处理
编辑同志：
吉林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工程队调查去年全省国营专业公司基本建设用的木材加工情况时，发现某些木材加工厂有盗窃国家木材的犯法行为。
吉林省各专业公司去年在吉林市各公私营制材厂加工原木时，只注意成材的规格和出材率，对板皮的出产率却没有重视。
到八、09月间，省工程队在公营淞江制材厂加工时，经过调查，发现这个工厂出产的板皮率大大地超出各专业公司在其他制材厂加工的出产率，而且规格成材率一般都比其他加工厂为好。
省工程队马上建议各专业公司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
商业厅托儿所在私营中大制材厂加工原木时，每立方公尺原木出产板皮一百十八斤；
双阳土产公司在公大制材厂加工原木时，每立方公尺原木只出产板皮五十五斤；
省粮食公司在省营火柴厂加工原木时，每立方公尺原木也只给板皮八十斤，后经这个公司的负责同志和厂方数次交涉，才答应每立方公尺原木再多给一百斤板皮，但仍没有达到淞江制材厂的每立方公尺出板皮二百零七斤的数量。
据不完全的统计：
吉林省商业系统在基本建设加工木材中，被盗窃的板皮价值约在一亿元以上。
有些加工厂，为了窃取更多的板皮，竟把出材率降低；
有些私营加工厂，更以卑鄙可耻的手段，拉拢驻厂的工作人员，窃取加工的原木和出产的板皮。
我建议吉林市工商局和有关部门迅速组织一次大检查，对有严重的盗窃国家木材行为的制材厂，要给以严厉的惩处。
徐荣权

嘉定县大亚织布厂资方投机取巧损害国家利益
编辑同志：
嘉定县大亚织布厂资方拖延国家定货，把货款用于投机。
解放初，这个厂总经理杨东海看着物价要波动时，乘机投机倒把，因为亏蚀，竟把工人疏散。
去年厂里复工后，资方仍然继续投机。
这个厂根本不能生产蚕丝绒呢。
但资方接受了苏南松江县国营中国百货公司的蚕丝绒呢的订货，他企图把这笔订款拿来投机。
被发觉后，百货公司叫这个厂登报悔过，这个厂还不愿意。
这个厂在接受了上海市国营百货公司的定货时，工人为了对国家企业负责，就向杨东海建议，要他准备好制造过程中的技术条件。
但他没有接受，定货因而脱期。
这种一味贪图暴利而对国家定货不负责任的奸商，有关机关应迅速地予以严格处理。
中国纺织工会嘉定县大亚厂委员会

大连铁路分局奖励制度混乱影响工人生产情绪
编辑同志：
中长铁路管理局大连铁路分局的奖励制度很混乱，领导干部有积压请奖材料和错乱处理奖金的情况。
大连电务段在去年08月份呈报了请奖报告，但因局里劳动工资科和人事科互相推诿，拖到现在仍未处理。
瓦房店机务段七、八、九三个月份的请奖报告，局里拖到11月16日才批下来。
分局领导干部对中长铁路管理局指定的奖励事项也常常拖延不办。
如管理局因大连分局机车调度竞赛成绩显著，责成分局长胡逸平给予适当奖励；
工会主席和调度主任也再三催促，但分局到现在也没有处理这件事。
分局10月份的红旗奖金和第4季的经常奖金共四千七百十六万元，领导干部没有考虑，就命令劳动工资科张维桐工程师处理。
张维桐既未取得领导方面的具体指示和工会的同意，也不和各科配合，就主观地向各科分配了数字，并限期呈报。
由于时间急迫，各科和现场各单位都没有来得及评定，就不分好坏地凑齐数目呈报上去。
但是，仍有少数单位没有报齐。
这样就发生了很多错误：
如车务科报二十名，结果添上十二名；
人事科没报也给了奖；
劳动工资科共四人，都不按标准发给奖金。
人事科和分局工会发觉这件事，就建议组成委员会研究纠正办法。
劳动工资科领导干部以为局长命令已发，不好全部推翻，只纠正了一部分。
工会主席王萍再找胡局长研究，他反说：
“你怎不早说？”
对此事仍不深究。
劳动工资科还发生过奖励没有成绩的干部，以及重复给奖的错误。
这些奖励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已影响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齐学武

学习郝建秀工作法后我的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了
编辑同志：
我是国营天津第1棉纺织厂细纱看车工人。
我学会了郝建秀工作法，领会了它的基本精神，我的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了。
过去，我每天看二十二支纱六百锭，因为工作无计划，累得满头大汗，疲劳不堪。
我的成绩很差，皮辊花每天要出零点五零四磅，粗纱也丢弃很多。
我学会了郝建秀工作法后，工作得轻松愉快，每天可看一千锭子，皮辊花才只零点二九磅。
我深深感到：
这些成绩完全应归功于郝建秀工作法。
康德珍（郑恩龙代笔）

徐州搬运公司领导干部官僚主义
造成楼房下塌压伤工人事故
编辑同志：
1951年12月05日，徐州搬运公司第2办事处第8大队一百三十多人在大队部楼上开会时，因楼板负荷过重，致楼梁折断，楼板塌陷，压伤工人四十九人。
这座楼房为解放前建筑，工程和材料都不好，表面看来还可使用，而实际上里边已经腐朽了。
楼房的危险情况，第8大队和第2办事处是知道的，公司的领导干部也是知道的。
但是，公司的领导干部却不研究这样重大的问题，对下边反映上来的情况也不加考虑。
去年夏季，劳动局曾通知各厂、矿、企业妥善修缮房屋以防止危险，但搬运公司领导干部没有执行。
公司领导干部平时对工人缺乏安全教育，检查制度也不健全。
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就是发生此次惨痛事故的主要原因。
欧阳儒泉

新华印刷厂北京第2厂厂长
赵鹤贪污不肯坦白已被撤职开除党籍
新华印刷厂北京第2厂厂长赵鹤有贪污行为。
他不但不肯坦白和检讨自己的错误，还采取对抗态度，严重地妨碍了这个厂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开展。
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已于01月03日宣布撤销赵鹤的厂长职务；
党的组织已经决定开除赵鹤的党籍。
赵鹤入城以后，常与私商来往，受到资产阶级腐化的影响，生活上追求享受，时常以“借”“送”等名义，接受私商贿赂。
与私商彼此不分，竟允许私商同义装订所挂着“新华印刷厂北京第2厂特约装订所”的牌子。
厂里包给同义装订所的活，经常不能按期交货，装订质量也很差。
赵鹤并曾泄露国家机密。
因此，带给厂里造成的政治、财产的损失是很大的。
党组织知道这情况后，曾数次要赵鹤深刻检讨错误，可是赵鹤一贯采取敷衍态度，只空洞地检讨自己“政治立场不稳”，“思想麻痹，给资本家钻了空子”，而不肯老实地说出自己的贪污行为。
直到去年12月27日，由于党不断的教育和工人们的检举，赵鹤被迫在全厂职工大会上作了“检讨”，避重就轻地谈了一些细小问题。
对他自己严重的错误，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这样天长日久，是可能发展成为贪污行为的。”
工人们检举他的受贿事实时，他毫不负责任地说：
“我看不用解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甚至有工人质问他三个手表是从那里来的时候，他说：
“为什么不问我的小孩是从那来的？”
这些事情引起了厂里职工很大的不满。
工人李士锦说：
“领导上这样做，怎么能带动大家呢？”
他们一致要求上级迅速予以处理。
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和中共北京市第3区委员会支持群众意见，已在01月03日宣布撤销赵鹤行政上厂长职务和党支部委员的职务，并令他做深刻的反省检讨。
以后赵鹤仍然没有丝毫悔悟的表示。
中共北京市第3区委员会已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已得到中共北京市委批准。
01月03日，这个厂的职工在黑板上看到撤销赵鹤厂长职务的通告后，都表示热烈拥护。
过去，因为赵鹤不肯先把自己的贪污行为，老老实实地坦白出来，这就使得厂内一些过去手脚不干净的人，更不愿坦白自己的错误了；
甚至有个别贪污分子，也同样采取不老实的态度，想看“苗头”，因而影响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正常开展。
撤销赵鹤职务以后，情况有了改变。
该厂职员孟熙恒有三次贪污行为，在过去一直没有坦白出来，原也想“看看风势再说”，在赵鹤被撤销职务以后，他连夜赶写坦白材料，第2天清早就把问题交代出来了，并表示要彻底改正错误。
另外还有一些人也陆续坦白了自己的问题。
（唐锡阳）

武汉某些私商勾结衡阳铁路局贪污分子
先后发生四起行贿贪污案件
侵蚀国家财产约二十四亿元
武汉市一些私商勾结衡阳铁路管理局的贪污分子，先后发生行贿贪污案件四起，使国家财产损失约二十四亿元。
这些案件的发生，暴露了衡阳铁路局材料处和武昌材料厂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其中有的案件，还表现了武汉市工商局没有正确地执行工商业政策，丧失立场，实际上袒护了不法私商。
这些案件的经过如下：
一、白合金案
衡阳铁路局在1950年08月和10月两次向汉口顺丰五金号、崇信五金号及大昌铜铅号购买机车使用的一号三号白合金共十六吨。
这三家商号的负责人，勾结三十二家同业，约好集体抬标，由这三家得标者按成交价格提一成及一成以上均分。
这三十二家资方及参加这件事的职员、工人三十八人，共分得赃款一亿五千七百三十万元。
同时被收买的衡阳路局鉴料人孙宝生及收料人汪惠安，前后受贿共六千一百万元。
所交白合金掺入平面锡、炉锡及其他杂质，照当时物价推算，国家财产损失六亿八千多万元。
至于因货品不合规格而使国家受到的损失，更无法计算。
这个案子因内部分赃不匀发生争吵，被过路小贩刘自强听见，写信给长江日报揭发出来。
在审讯期间，这些奸商百般抵赖。
由于被奸商收买参加舞弊的五金业工会主任金作华等自动投案，案情得以提早彻底查明。
本案犯罪事实，已经武汉市人民检察署侦讯终结，并经武汉市人民法院判决，正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核定中。
二、五金案
白合金案主犯胡新祥、钟家兴在受审时供出，五金业及其他行业都有抬标行贿分赃等罪行。
经这一揭发，金作华等又交出一本抬标分赃的账簿。
同时，武汉市总工会号召店员、工人坦白、检举。
在这种情况下，资方十七人、劳方二十二人在1951年02月26日组织了“清理积弊委员会”。
在店员积极检举揭发下，某些奸商仍然想抵赖。
经过剧烈斗争，在去年03月28日召开了处理大会
（有市人民法院及市总工会代表参加）。
参加这次舞弊的奸商共四十二家（内三家已停业），店员九十一人，清查出赃款共一亿九千一百二十六万多元。
受损失的机关，除衡阳路局外，还有郑州路局、华中钢铁公司、中南工业部等十三个单位。
三、电料案
在五金案中，瑞昌五金公司店员郑云庙坦白了自己分过电料业抬标赃款的事实。
于是，衡阳铁路局材料处组织五金业资方劳方各五人，推动电料业奸商坦白。
去年03月20日成立了“电料业清理积弊委员会”。
经过四十多天的动员、坦白，结果查出抬标者十二家，使衡阳路局损失三亿二千二百四十五万余元，使陆军医院、郑州路局、中南工业部、华中钢铁公司等八个单位损失三千六百余万元及一千工薪分。
四、油漆案
1950年衡阳铁路局向武汉市建华、建成两油漆厂以比价比货的方式，连续定购油漆，在建华定货共价五十三亿元，在建成定货共价四十五亿元。
衡阳铁路局以这两个厂屡次报价相同，就怀疑它们有抬价行为。
同年07月查账结果，发现这两个厂确有集体抬标的事实（武汉市油漆制造厂只有这两家）。
经动员和购买油漆有关的职工坦白，车辆厂看样工人刘永兴、管料人王经成都承认曾接受过贿赂（共计建华油漆厂行贿一千四百五十五万元，建成油漆厂行贿七百零五万元）。
建华油漆厂工人反映，这个厂造有假账。
根据这一情况，衡阳铁路局向两厂进行调查，并在去年03月04日会同武汉市税局四分局前往建华厂查账。
查时假账已被销毁，但查出了成本虚伪增值（故意把成本算得高些，这是为了漏税。
被查出后税款已补缴二亿六千八百多万元）。
检查这个厂试制的黑调合漆，发现这个厂实验的单位成本配料表，和它报给衡阳路局的单位成本配料表大不相同，表示所列原料固体部分多百分之十一点五，液体部分少百分之十一点五。
照这样计算起来，所报成本高出百分之二十三点六。
建华厂经理唐性初，以冒用劣质货证据确凿，承认成本单与成份单不符，书面坦白出非法利润约八亿元，愿以油漆分期抵还。
建成厂经理刘开峻起初坚不承认有行贿情事，经公安机关再三讯问，才坦白出赚了非法利润三、四亿元及全部行贿事实。
03月28日、29日武汉市税务局一分局到建成厂查账，也查出了成本虚伪增值，已令这个厂补缴税款一亿九千二百五十九万多元。
在以上四案中，奸商利用公营企业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贪污分子的贪赃受贿以及验收制度的不健全，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
衡阳铁路局的受贿者约三十人，受贿总数在一亿元以上。
这四起案件，在劣品与真品价格差额上共使国家财产损失约二十四亿元以上，而劣品不合使用，或虽可勉强使用，但影响安全，影响其他机件及使用年限，损失还没法计算。
油漆案因侦察还没有结束，罪行还没有彻底了解；
但收买公务人员，互相勾结以劣质货品冒充真品，证据都是确凿的。
这些案件暴露了衡阳铁路局材料处及武昌材料厂领导干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1950年04月以前，下面同志已反映所购油漆不好，07月又有反映，都没有引起领导干部应有的注意和警惕；
他们只是就04月20日所定的一批油漆加立了一张保证书。
同年07月间已发现建华、建成集体抬标，也没有去深入检查和研究分析。
武昌分局材料科（现合并为材料厂）负责人对商人送来的货物，很少看过。
验货单上仅验收员盖了章，工程师和主管科长都未检查；
更没有很好地建立检验制度。
建华、建成前后送去的油漆成份单，同厂同样的油漆却有些成份不同，材料厂一直没有发现；
前后所接到的成份单也没有核对过。
过去某些干部对私营工商业片面地强调扶助和发展对私营工商业投机行贿行为没有进行斗争。
白合金案曾被拖延了很久没有处理。
对于五金案和电料案，衡阳铁路局材料处、武昌材料厂、及武汉市人民法院武昌分庭的处理也是有缺点的，只是动员坦白，不分轻重，按账面损失退款了事，对情节严重的不法商人未予处分，过分宽大。
他们对于奸商中的要求悔过自新的和极力抵赖被迫坦白的或坦白不彻底的没有加以区别；
对主谋犯罪的不法奸商和参与舞弊的私营企业职工也没有加以区别（事实上主要是由于职工的积极坦白，案件才得以解决）；
对原揭发人没有给以奖励；
对曾经参加舞弊、在案发后坦白的五金业工会主任金作华等却要给一成奖金（由政府负担）；
对坦白退款的奸商竟拟登报表扬。
这些都是不对的。
武汉市工商局对油漆案的处理态度，也表现了立场不稳。
市工商局副局长文祥（加工订货委员会主任）认为这个案子只是“合同纠纷”，不应作为损失国家财产案处理，因此认为应由工商局调解；
并且他对于衡阳铁路局公安处进行逮捕、侦察，也认为是非法的。
他说：
“现在是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不管公营私营，既然是买卖关系，就是合同纠纷；
工商局是主管机关，一律‘公平’对待。”
他又认为政府并没有规定非法利润和合法利润的界线，因此退款办法是不正确的，而只应科以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罚款。
当中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查明事实后，就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会议。
那时，文祥同志仍坚持他的错误观点，并且说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作法是“组织小宗派，整私人资本家”。
事后文祥并向中南军政委员会呈报，坚持原来观点，并且指责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错误。
最后中南军政委员会召集有关部门讨论，批准了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处理意见。
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处理意见是：
建议法院依法迅速处理奸商唐性初、刘开峻；
建议武昌分庭迅速处理白合金案（现已判决）；
五金案电料案处理上有若干缺点，建议中南分院进行复审；
对衡阳铁路局贪污受贿人员应赶快处理，对自行坦白的可减轻处分；
建议衡阳铁路局责令材料处及武昌材料厂负责人进行检讨，拟定具体改进工作办法；
建议武汉市人民政府责令工商局负责人作检讨，并检查工商局的工作，以端正政策并教育干部；
对白合金案揭发人刘自强、徐傅必、夏元文等应予以表扬，并给以物质奖励。

苏南某些县、市
工商业者逃税漏税现象严重
编辑同志：
最近苏南行署财政处检查了江阴、常熟、太仓、宜兴、无锡、吴江、南汇等县和无锡、镇江二市的税收工作，发现这些地区的工商业中，有严重的逃税、漏税现象；
税收机关则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只在宜兴、无锡、太仓、常熟四县，就查获印花税违章案件六万四千件。
吴江县
一地查出的逃税款就有两亿元。
无锡市私商鼎丰号三个季度共漏税三千七百多万元；
两个锡箔号少报营业额二十亿元。
这个县的税收旺季虽到，但临时商业税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偷漏税现象这样严重的原因，除某些商人藉口不懂税法，错用税率逃税外，主要的是这些地方的税务机关，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他们高高在上，不进行深入调查，因此，这些严重的逃税现象，在长时期内没有被发觉。
我认为苏南行署财政处检查并发现了这些问题是很好的。
逃税现象，各地虽有程度的不同，但是普遍存在。
我建议各地税务机关和工商业界，结合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发动群众，检举逃、漏税分子，并加强检查工作，以彻底消灭这种逃税、漏税现象。
马静儒

辽西省人民政府地方企业管理处
对利华制材厂浪费木材的检查报告
编辑同志：
1951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登了苏仁同志对辽西省营利华制材厂在木材加工中发生浪费的批评，这是正确的。
现在把我们派人到利华制材厂检查的结果，报告如下：
一、“长材短用”的事实和苏仁同志的批评完全相符。
这确是违反了政务院“关于节约木材的指示”。
虽然这是东北军区某部的自料加工并已指定规格，但利华制材厂没有积极向某部建议节省用料，也是对国家资财不负责任的表现。
二、“出材率低”确是利华制材厂存在着的问题。
主要是这个厂在操作方法上有缺点，如锯口粗，计算不周密等。
因此，这厂出材率一直没有定额标准，每次接受加工任务，出材率只是根据加工木材质量和过去加工经验作出估计。
这是不科学的。
我们已建议他们改进。
辽西省人民政府财政厅地方企业管理处

领导干部不应对贪污分子姑息迁就
编辑同志：
领导干部对贪污分子，不应姑息迁就。
下面的事例，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天津铁路管理局保定工务段主任周庆璋，在1950年负责各项工程修建任务时，曾接受私商贿赂金四百万元、皮衣一件。
工务段行政领导干部在去年01月就发现了周庆璋的违法行为，但没有作适当的处理。
他认为周在过去工作得不错，怕揭露后会影响周的情绪。
他也没有告诉党的支部和工会，只是和周个别谈了话，用“秘件”把材料寄到北京铁路分局工务科。
工人们都知道这件违法贪污的事，共产党员苏群还写了一篇批评稿子给铁路工人报。
党支部从工人中知道这件事后，也不用严肃的态度，大胆地揭发和斗争。
支部书记还批评苏群没有组织性，当铁路工人报社征求意见时，他一再叮嘱不要发表，以免影响团结。
这件贪污事件一直拖到去年10月，才由北京铁路分局给周庆璋以记大过一次和交回贿赂金的处分。
事实证明，这样的处理不只没有使周庆璋得到深刻的教育，而且不能使工务段彻底肃清贪污现象。
工务段的几个工长、工会里的某些人员都有贪污，这是和领导干部对贪污分子姑息迁就分不开的。
因此，我认为领导干部必须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检举贪污分子。
南北

为消灭错误，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
——介绍人民出版社检查出版物的经验涛然
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筹备委员会按：
要提高出版物的质量，所有出版工作者必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部出版工作中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和严密的纪律。
对于这一点，目前出版界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紧要的是怎么样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这一篇介绍人民出版社检查出版物的经验，值得全国出版社加以注意。
希望各出版社也对自己的出版物进行检查，检查过后定出改进工作的具体办法来。
人民出版社是根据第1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决议成立的国家出版社之一，它担负着国家政治、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任务；
自1950年12月01日成立到去年11月29日，共出版图书和期刊八○三种（其中有四百五十六种书是以前新华书店出的）。
在这些书刊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质量较高、为读者所欢迎的著作。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就其出版工作的质量来说，为出版界开创了新的标准。
但是就全部出版物来看，它的质量还远没有达到国家出版社所应有的高度水平。
这种值得严重注意的情况，在人民出版社第2季工作总结和出版总署召开出版行政会议期间，已被明确地提出来。
以后，经过上级的不断督促和负责同志的反复动员，在去年08月底到09月中，人民出版社开展了一次消灭错误、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检查工作运动。
这一运动是以检查出版物质量为中心，同时联系到工作的思想性、计划性和工作制度、工作作风方面。
在近一个月的期间，共检查了二百六十多种书刊：
其中，一部分是从头到尾一字一句检查的，大部分是抽查几章或几篇，翻译书大都是对照原文抽查几段，还有一小部分只检查了目录和封面。
这一比较细致的检查，揭发了人民出版社工作中存在着的许多惊人的错误和混乱现象。
这些错误，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1，许多丛刊，内容庞杂，选材不当。
譬如：
已出版了九十四种的“新华时事丛刊”中，有政策文件，有时事宣传鼓动材料，有通讯报告，也有理论性的著译，无所不包，简直是混乱的集大成。
丛刊之一的“艰苦斗争中的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里，集印二十多篇各种各样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编排，使人看不出它的政治秩序和编辑的目的。
“新法学参考丛书”中，有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的译本，有苏联等国的各种法典的译本，也有各种法律概论的译本；
把这套丛书的书目排列在一起，就可看出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
“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丛刊”，出了五册，共四十六万多字，其中所收的材料，有些是针对某些一时的具体的情况而写的，事过境迁，就不能起多大作用；
有许多介绍经验的文章，互相重复；
各册的分类标准也不明确。
“新法学理论丛书”只出版了三本，“哲学研究丛书”则仅见一册，以后都没有下文了。
出版者自己编辑一套丛书时，并没有认真的计划和明确的目的，又没有认真的审查和编辑加工；
在委托别的机关编辑一套丛书时，更没有和编辑者详细地商量研究改进的办法，所以就造成了这种错误。
第2，有些书中用了错误的材料。
譬如：
“波兰共和国”的书名错成“波兰人民共和国”，附录的波兰政府人员名单中有叛国分子名字（现已改正）。
“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现已停售）一书中，把两个反革命分子写成革命者。
“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现已停止重版）里编入了一篇表扬用错误原则处理干部问题的文章。
“美帝国主义是怎样成长的”里，把共产主义者佐尔治写成“社会主义劳工党”的组成者（该党实际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德里昂领导的），把1894年克利夫兰镇压罢工写成美国历史上第1次残杀工人的事件。
“美国已经法西斯化了”里，说在罗斯福时代三K党不敢活动。
这些都表明选用资料时，没有严格的考订，以致造成不合事实的政治错误。
第3，编辑体例没有一定规格。
譬如：
有些国家政策法令的单行本封面上刊印着某某社编或某某机关编的字样。
恩格斯著“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因译文有些修改，就不加思索地在封面上加了“修订本”（这个封面印成后才发觉不对，作废重印）。
很多编著或翻译的书上，都没有向读者交代编著或翻译的目的和选材情况。
在书上的“前言”“后记”一类文字，署着“编者”或“编辑部”或“人民出版社”等等不同的名称，也显得很混乱。
第4，翻译错误和语文不通的现象十分严重。
譬如：
由英文译来的“对共产党员的审判”（印成后作废），内容本来很好，但译文却糟到极点，三句中有两句读不通；
到处可以碰到像“它里面，有足以影响甚至于一个意志坚定的赫斯特报章读者的两三点露骨的表现出来”、“对于一偶然直接的问题，用偶然直接的答复！”
、“这显示着我们的警察非常地歧视和慎重地顾虑人权的特征”、“而且在反共政府和阶级统治中的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国家里参加共产党的数百万人当然也都是自愿参加的”等令人莫名其妙的句子；
且有把“马德里”译成“玛卒雷得”、把“季米特洛夫”译成“帝米出洛夫”等等荒唐错误。
这本书竟未予审阅即行付印，以至造成重大损失，实是出版者的严重错误。
“二十世纪野蛮主义的逻辑，我们应该毁灭吗？”
一书的书名，就译得令人无法理解；
书中语句不通、年代数字错讹、译名前后纷歧的现象，也是触目惊心的。
国际和平运动的刊物“保卫和平”中文版的最初三期上，也有一些地方文理不通和译名混乱（如把德国的席勒译成英国诗人雪莱的名字，把热那亚译成日内瓦）。
法律条文的译文，照理说更应十分正确，可是在“苏联刑法概论”中，竟有把“军人明知有准备叛国或进行叛国而不报告”翻译成“明知军人准备叛国或进行叛国而不报告”；
“斯大林论宪法草案”译文中有漏掉的句子，其中有一页上把戈果里的“死魂灵”，用了“死魂灵”和“死人口”两种译法。
类似的错误，在别的书中还可以找到不少。
此外，语文不通的现象，例如“抗美援朝宣传工作丛刊”中，有“把高潮引向深入和经常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控诉运动相结合，是开展全市性控诉运动的关键”、“将近三百八十六个生产小组和三千八百九十余个模范劳动者”、“热火朝天的竞赛合同也订立起来了”等等。
第5，由于在整理原稿时未能校出作者的笔误和校对工作不精也造成了一些错误，例如把“李完用”错成“李克用”、把“李秀成”错成“李自成”、把“社会主义”错成“帝国主义”、把“抗美援朝”错成“抗美抗朝”或“抗美援美”、把“资产阶级”错成“无产阶级”等等。
这次检查了07月份出版的十一种期刊共二十本，一百六十万字，检查出错字、漏字一百三十四处，标点符号错误七十一处，引文和原出处不符的四十一处，译名不统一的十七处。
第6，封面装帧也有许多缺点。
主要是思想性不强，表现着单纯技术观点。
例如追求形式变化、爱小趣味，有些封面色调暗淡和书的内容极不相称等。
一般来说，书籍封面五花八门，很不朴素，还没有创立一定的风格。
第7，在印刷方面：
常有印刷错误、偷工减料和模糊不清的现象，“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纪念刊”是最典型的例子；
而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书脊上的“论”印为“党”、把第1章的标题“绪论”印为“结论”，则是更严重的错误。
第8，在宣传推广工作方面：
有许多广告文字，内容空泛，语句不通；
广告招贴往往在出书以后很久才发出去，因而失去时效；
有一种招贴上把“新华书店”弄成“新书华店”，一直印了一万四千九百张，才被印刷厂同志发觉，造成很大的损失。
截至去年09月底，由于有些书刊部分重印，有些书刊加印勘误页，有些书错误严重而停排、停印、停售等返工浪费现象，损失了国家财产七千多万元；
而政治上所遭受的损失，则是不能以数字来计算的。
所有这些错误和缺点，都表现了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异常缺少严肃性和责任心，并缺少经常的制度和必要的纪律。
经过这次比较彻底的揭发，大家才充分体会到问题的严重。
为了扩大这种自我批评的影响，在去年10月中旬，人民出版社又把全部检查的结果，布置了一个小型展览会，其中陈列着：
（一）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部书刊样本和有关的统计图表；
（二）各部门的工作检查报告；
（三）按生产过程排列起来的被检查的书刊样本和说明文字；
（四）一部分好书的样本和工作中比较好的事例（如整理和校对工作中建议编著译者改正原稿上错讹、遗漏和不通顺、不妥当的语句等的范例，还有他们向编著译者所提疑问被采纳（约占百分之八十）的统计数字），这里给大家指出防止事故和提高工作质量的许多方法。
这种“实物教育”对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有的同志说：
“这次检查工作以后，我才认识到什么叫做工作的严肃性。”
绝大多数同志都已信服地接受了上级“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的口号，在工作中开始认真谨慎起来。
为获得有关方面的指导，并和同业互相砥砺，展览会在去年10月末对外开放。
到11月底，参观的有北京的新闻、编译、出版、发行等机关团体五十几个单位的一千五百多人，大家都觉得这个展览会开得很好。
他们说：
“国家出版社这样认真严肃地检查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一堂有实际意义的政治课，也是一堂有丰富内容的业务课”。
一位出版工作人员说：
“我是多年留学德国的出版工作者，但从未受过这样深刻的教育。”
许多同志都希望把这样的检查运动推广到全国，让整个出版界都来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斗争。
足见这样的检查工作，是有重大的思想教育意义的。
这样比较严肃认真的有系统的检查出版物的工作，不但在人民出版社是第1次，而且在中国出版界也是没有做过的。
它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主要是由于：
（一）事前经过比较充分的思想酝酿和动员，初步地揭发了一些错误现象，用事实向工作人员进行说服，克服了当时存在着的自满情绪和强调客观困难的心理，使大多数同志掌握了运动的精神；
（二）以提高工作的严肃性、思想性、计划性为目的，以检查出版物为重心，一开始就提出了比较细致的检查计划和检查方法，使运动容易贯彻；
（三）全体工作人员参加这个运动，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领导方面也督促检查得时。
根据这次检查的结果，人民出版社目前正进行下列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纪律；
（二）加强干部的理论、政治、业务的学习。
这两方面都是为了达到加强编辑出版工作中的思想性和计划性，树立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的目的的，是消灭错误和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根本办法。

党组织要加强对读报组的领导
近一年来，全国各地读报组已有很大发展。
在部分工厂、农村、街道和学校中，读报组已普遍建立起来。
如川北区去年08月已建立读报组三万零七百一十五组，组员九十一万二千三百七十八人；
西北区的陕西、宁夏、青海三省及西安市的读报组，据不完全的统计，已有五万组以上，其中陕西省，在去年07月已建立二万零七百二十一组，组员三十二万五千八百二十一人；
南京市去年09月在工厂、街道、郊区农村和南京大学学生中已建立二千四百零三组，组员四万六千五百七十一人，其中产业工人读报组员占全市产业工人人数百分之四十一。
这些数字说明，读报组已成为带有广大群众性的人民学习时事政治的组织。
读报组的大量建立，不仅提高了参加读报组群众的政治觉悟，启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大多数成为国家各种建设中的积极分子，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爱国生产竞赛等各项重要工作，而且许多读报组又通过组员和组织宣传小组、举办时事展览会等办法，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时事政策宣传。
实际上，读报组已成为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
但是，目前读报组在全国的发展尚不平衡。
在许多地方读报组尚未普遍建立起来。
有些地方已经建立起来的部分读报组，由于缺少强有力的领导和缺乏骨干分子，或由于读报方法不好，引不起群众兴趣，而成为有名无实，甚至逐渐垮台。
在发动全国人民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今天，读报组在教育人民，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发动他们积极参加这些运动方面，将有重大的作用。
因此，各地党的组织必须十分重视读报组的工作，加强对它的领导，使已建立的读报组切实发挥作用，没有建立和建立读报组很少的地方，应逐步地普遍建立起来。
办好读报组的关键，在于予读报组以经常的领导，不断地改善与改进读报方法，并帮助读报组培养骨干分子。
各地经验证明：
凡是注意了对读报组的领导的地方，读报组就不断地获得发展和巩固，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良好政治学校；
凡是不注意领导的地方，读报组便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有许多变为有名无实的东西，甚至逐渐垮台。
怎样改进和加强对读报组的领导呢？
各地已有的经验是：
第1、加强党的宣传员在读报组中的领导和骨干作用，把加强读报组作为宣传员的一项经常工作。
如西安市三区西关宣传员组织的十三个读报组和四个时事学习小组，就因为有宣传员充当骨干和进行经常领导，所以能日趋巩固。
这些读报组和时事学习小组已能经常地进行时事政策的学习和宣传，在去年“七一”党的三十周年和“八一”建军节时，他们曾以各组组员为主组织了一百个人的宣传队，普遍向群众作了宣传。
这些小组组内已经出现了不少宣传工作上的积极分子。
第2、召开读报组的座谈会和代表会，举办业余读报组讲习班，教育和培养读报员、读报组员。
绥远省多数县份在去年“五一”前都曾开办读报员短期训练班或者在宣传员训练班、村干党员训练班中结合训练了读报员；
南京市和青海省在不久以前都召开了各界人民读报组代表会议；
南京市去年六个区的文化馆举办了居民讲报组业余训练班，训练了读报组长、读报员、积极组员一千三百八十五人。
这些座谈会和讲习班，都提高了读报员对人民报纸的认识，交流了读报经验，对提高与巩固读报组有很大作用。
第3、凡一个工厂、一个村庄、一条街道、一个学校以内已建立有几个读报组的时候，应吸收各组中的骨干分子成立中心读报组或读报委员会，以统一领导读报工作。
这个中心读报组或读报委员会的任务，是了解各组读报情况，交流读报经验，指导各时期读报内容和读报组员的活动，保证读报组的不断改善和发展。
中心读报组或读报委员会，在工厂可由工会文教委员会直接领导，在农村可由农民协会或乡政府文教委员会直接领导，在城市街道由文化馆直接领导，公安派出所予以协助，在学校由学生会直接领导。
但不论归谁领导，党的支部都必须注意检查、研究与推动读报工作。
第4、在读报小组内，应注意结合文化学习，提高组员阅读能力，增加组员参加读报组的兴趣。
一般参加读报组的群众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不仅要求提高政治觉悟，而且渴望学习文化。
读报组应该满足大家这个要求。
一种办法是组内自备黑板、字典，并让每个组员备有生字本，在读报中随时学习生字。
另一种办法是读报组结合办识字班或让读报组员参加识字班。
南京市水西门外十七个读报组办了二十个识字班，连没参加读报组的群众共八百余人进行学习，卖鱼小贩熊金贵，过去连自己姓名也不会写，参加读报组六个月后能读报了。
并且，在识字班中可以逐渐扩大读报组。
第5、读报组要想普遍建立和保持巩固，必须与读报组员的生产劳动或社会职业相结合。
如南京市永利錏厂逐步地达到全部职工参加读报组时，便以工人生产小组为读报小组，这样既便利于读报，又能密切结合读报推动生产工作。
山东省海阳县靠山村的读报组，在村支部领导之下，在发展中采取了与农民生产互助组相结合的方式，达到了全村十五岁以上能够参加读报组的群众百分之六十参加，并保持了能够常年读报。
第6、各地报纸要注意加强和读报组联系，加强对他们的业务指导。
如山西省许多读报组同时又是报纸的通讯组，许多优秀的读报员作了报纸的通讯员；
陕西日报试办了读报组阅览室，免费借出通俗小册子给读报组阅读，并在报上组织讨论重要问题时，广泛征求读报组参加讨论。
这些，都加强了读报组的作用。

关于组织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向农村居民作政治报告
编者按：
本文是“联共（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一书中的一篇。
本文所指出的向农村居民作政治报告这一工作中的缺点，也正是我们当前在这一方面所存在的缺点。
文中所提出的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也是适合于我们当前的情况的。
目前我们已经有些报告员深入农村，向农民作政治报告；
但是许多地方的报告员还没有这样作。
这些地方的报告员，今后应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参照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认真向农民作政治报告。
最近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组织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向居民作政治报告的决议。
决议中说道：
联共（布）中央根据中央宣传鼓动部所进行的检查，认定在许多农村区域里向居民讲述祖国战争前线情况、讲述国内经济和政治生活情况、以及讲述苏联国际形势的工作是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的。
这些区域的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不在男女集体农庄庄员面前做政治报告，不向他们解释目前的事变；
联共（布）区委不吸收农村知识分子做报告和进行谈话。
联共（布）中央认为我们的一部分干部这种擅自不在居民中间进行政治工作是不能容忍的，同时极其重视党和苏维埃领导工作人员在农村中作政治报告，于是责成联共（布）所有的区委、州委、边委以及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在每个集体农庄里，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要召集一次集体农庄庄员大会进行关于当前军事和政治事变的报告或谈话。
做报告的人应当是：
联共（布）区委、州委、边委书记和委员，区、州、边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区、州委员会书记，以及党、共青团和苏维埃组织的其他领导工作人员。
联共（布）区委有责任吸收农村知识分子中最有修养的一部分在集体农庄中作政治报告和谈话。
为了使区工作人员知晓当前的形势，联共（布）中央建议从边区和州的中心派遣熟练的报告人员到农村区域去，至少每月一次。
联共（布）中央责成在党资料室内为在农村作政治报告的党、共青团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组织顾问团并经常帮助他们准备报告。
（葆华、岸青译）

改造思想，努力建设人民铁路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工程总局副局长汪菊潜
我是铁路建设工作人员之一，我是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并信奉基督教的家庭，父亲是小学教员。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小时候在教会学校半工半读。
中学时进入国立学校，选读了铁路工程，因为成绩不坏，乃得“官费”留学美国。
回国以后，一直在铁路建设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
抗日战争初期，曾冒着敌机空袭，抢修铁路，后期转移内地兴筑新路，始终坚守岗位。
自以为热爱祖国，忠于职守。
所以解放初期还以为像我这样的人，只是没有参加革命而已，对于国家、社会，至少是在建设方面，可算是尽了我的心力。
经过两年多来的学习，政治水平当然还是很低，然而越学习就越惶恐，越感觉到自己有改造的必要。
就我个人在工作中的体会，改造思想的首要一环是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一）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我过去参加铁路建设工作，除了“个人兴趣”“个人事业”观点等外，不能说没有为国家服务的思想。
但如果根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准，来检讨过去的思想行为，就发现了很多错误。
我在学生时代就关心过国事，五四运动、五卅惨案时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都参加过。
罢课游行，宣传演讲，还冒了危险，挨过枪柄，但都只是激于一时的义愤，并没有认清这就是解放运动的一环。
学潮一过，仍然想：
“还是好好读书罢，先完成了学业才能出来救国。”
留美三年，回国时曾赴欧洲各国参观。
当时一方面景仰西方“物质文明”，一方面由于受尽了弱国被歧视的痛苦，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确曾一心救国。
但我走错了救国的道路，“教育救国”“建设救国”等改良主义的论调，都是我所醉心过的。
“九一八”事变，开始使我对于国民党政府失望。
抗日军兴，国共合作，我又一度兴奋起来，以为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机会到了。
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又以抗日做招牌，专门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勾当。
这使我悲观失望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发起了对于人民解放区的全面的进攻。
我一方面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和无能，又一方面把它当做中国的“正统”，还希望着它可能改善。
现在想想，这简直是愚昧无知。
直到解放以后，经过学习，才开始认识了革命的真义，认识到中国人民只有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推翻内外反动派的统治，才能翻过身来。
我过去虽有点“为国家服务”的思想，但没有认识旧日“国家”的本质，更谈不到人民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客观上成了反动派统治中国人民的帮凶。
今后我必需丢掉改良主义思想的包袱，彻底改造自己，坚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搞好我们人民铁路的建设工作。
（二）肃清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
中国铁路建设已经有了八十二年的历史。
早期是由帝国主义者代办。
后期虽然自办，但在资金的来源，技术标准的制定，建筑材料的采用等等方面，都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处处仰赖帝国主义的鼻息，只是一套半殖民地的办法。
从勘测设计、监查、施工，甚至于通车营业管理，都是同一机构一揽子包办。
没有周密精确的设计，只粗率地画一张图，自己不直接施工，大概估个价，就包给私商开工，遇到问题临时再想办法，做到那里算那里，更谈不上什么全盘计划。
忽而下令限时限刻通车，忽而下令立即停工。
要料，料供不上，要款，款不及时。
赶工时，粗制滥造，停工时，就搁置不管。
这种盲目现象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物力。
因之过去的经验中包含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的成分。
解放以后仍袭用过去一揽子包办的机构。
没有周密的计划和设计，只凭着热情“赶”任务。
施工方面也还是部分依靠了私营包商，自办的工程也还是采用里工制度。
后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才知道必须要先设计，后施工，按建设程序进行。
而勘测设计、监查、施工和通车营业，必须从机构组织上截然分开，否则所有各阶段存在的缺点，无法发觉纠正，如果生产不能专责，也就会阻止整个铁路建设工作的进步。
施工方面也不能停留在里工制度上，必须采用企业化的经营管理。
在1951年10月间，铁道部召开了全国铁路工程会议。
滕代远部长在总结报告中决定了我们1952年新线工程建设方针是：
开展设计工作，整理施工，贯彻先设计后施工的原则。
对于组织机构，决定先从一揽子包办机构的内部着手分工，把勘测设计、监查、施工和营业管理分立。
设计方面，必须遵照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详图三个步骤，在规定期限内写出完备的技术设计文件。
施工方面决定1952年上半年准备企业化的条件，下半年试行企业化的经营管理。
并决定在1952年必须做好准备工作，来迎接更大规模的铁路建设。
但是由于我们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还严重地存在着保守思想和自由主义，过去习惯于自己设计编预算，自己发包检查，自己施工，自己营业使用，就强调改革的困难，再加上官僚主义的作风，以致直到今天还没有把机构分立起来。
施工部门既还没有能独立，也就阻碍了它走向企业化的经营管理。
施工技术上也充满了保守观点。
例如：
柳江桥的拖拉钢梁工作，没有完全照苏联专家的建议办理
（主要是拉梁辊轴的方法），以致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吸取了这次经验，沱江桥的拉梁工作就改正了这一点，拉的速度快了七倍半，证明了过去的保守思想是如何地妨碍了工作的进行。
但是由于官僚主义的作风，粗枝大叶，没有好好地总结柳江桥的其他经验，以致在加固钢梁、联结架、垫梁、钢缆缠合和滑道作下坡道等时，又犯了好些错误，浪费了国家的资材。
在架桥的期间，工人同志们曾经提出过滑道作下坡道和垫梁太弱怕吃不住等的意见，但是我们没有采纳，这也说明了我们对依靠工人阶级的观点，还不够明确。
其他如填土打夯的先进工作方法，劳动模范创造的单人冲眼和“竹儿炮”等开挖石方的方法，在西南区的铁路建设工作中早已普遍推行，而最近才推广到西北区的铁路建设工作中去，这也说明了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的存在。
由于劳动生产率没有详细正确的纪录，特别是还没有正确的合理的先进技术定额，致使我们拘守那些陈旧的经验定额，而远落在工人实际生产率之后。
例如：
隧道人工开挖坚石导坑工作，包括五十公尺运距在内，过去的经验定额在西北是每立方公尺二十工，天兰线十九号隧道编预算按十工计，而实际测定只要五·六工。
大营梁隧道开挖土质导坑工作，编预算每立方公尺按四·二八工计，而实际测定只要一·一工。
天兰线四公里处小桥人工打一∶三∶六混凝土工作，包括二十公尺运距在内，编预算每立方公尺按二·二工计，而实际测定只要○·八一工。
可是保守思想阻止了我们大胆地提高技术定额，以致每次预算编得都很庞大，严重地积压了国家的流动资金，造成很大的浪费。
除此以外，技术定额还有它更积极的意义，它是实行经济核算和计件工资的基础，也就是施工走向企业化的必要条件，所以必须大力推广普遍测定。
然而有些干部抱着单纯任务观点，不重视测定工作。
例如：
西北铁路局工率检定队原来有几个工程师，经过一个阶段的工作后，又调了工作，削弱了测定的力量，也就是阻碍了施工走向企业化的经营管理。
我们的铁路建设工作，必须吸取苏联的先进经验，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才能够求得更好的发展，而不应袭用过去的旧制度，满足于自己狭隘的经验。
必须丢掉改良主义思想的包袱，用革命的思想来进行民主改革。
必须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虚心地重新学起，才能使铁路建设走上正规。

文化零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文化服务团在访问陕西省延安专区、绥德专区和山西省吕梁山、太行山等革命老根据地后，已在去年12月23日返抵北京。
该团在各地进行访问时，向各地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宣传、群众文化活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等工作，并向陕北老根据地人民进行了慰问；
先后演出歌剧、短剧达七十八次，放映了介绍新中国成就和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电影和幻灯二百四十三次，观众共达一百二十六万人以上。
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服务团的卫生队曾为六千三百七十二人治好了疾病。\\新武汉报已于01月01日创刊。
新武汉报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武汉市人民政府的机关报，今后在武汉市委员会、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将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推动武汉市的各项工作，密切党、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的有力工具。
新武汉报的前身——大刚报，已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批准停刊，公私合营的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和董监事会也同时宣告结束。

本溪煤铁公司吴勇是怎样堕入贪污泥坑的
新华社记者周群
在1950年11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不久的时候，麕集在本溪市的一批奸商认为发暴利财的好时机来到了，他们便向本溪煤铁公司套买了大量的铁。
接着他们又卑鄙地逼着接受过他们贿赂的本溪煤铁公司经理处业务科副科长吴勇要车皮。
吴勇说：
“这可难办了。”
奸商们就吵嚷起来：
“你不给车皮，敢和我们去讲理吗？”
吴勇畏惧受贿罪迹暴露，只好低声下气地说：
“别吵嚷，设法解决就是了！”
他以公司名义给他们要了一些车皮。
这事马上被另一个奸商知道了，就去威胁吴勇：
“你卖给他们铁，不卖给我吗？”
吴勇便也卖给他一些铁。
这个奸商又进一步威胁吴勇：
“你给他们车皮，不给我不行，我要告发！”
吴勇只得又拨给他两个车皮。
接受了奸商贿赂的吴勇，就是这样被奸商抓住，可耻地作了他们的奴仆。
吴勇是曾经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顽强地战斗过来的。
1939年，他在冀东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02月在冀东一次战斗中，他被日寇俘掳，过了四百四十天的铁窗生活。
他曾遭受日寇无数次鞭打、过电等酷刑，但毫未屈服，并用茶壶打过日寇的翻译。
敌人看他不吃硬的，便来软的，天天给他好饭吃，并由日寇的一个小队长亲自作陪。
但他仍然没有暴露党的任何秘密。
他在被俘前所收藏的许多粮食、药品、服装、枪械等也都未受损失。
他在1945年04月被释放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曾审查他这一段历史。
当时为他隐藏物资的五个村的居民曾联名写信证明他在日寇面前经得起严重的考验，而且没有损害人民的利益。
吴勇应该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把这一段光辉事迹发扬光大，为党为人民建立更多的功勋。
但他没有这样做！
1949年09月，当他到本溪煤铁公司沈阳办事处材料科任副科长时，他便以为“革命胜利了，多少年的艰苦生活可以结束，应该享受享受了！”
因此，奸商们阴险地向他一进攻，他便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屈服了！
奸商们对吴勇施行的手段是卑鄙到了极点的。
他在沈阳工作时，遇见了一个他青年时代在哈尔滨作店员时认识的商人。
这个商人起初请吴勇看电影看戏，看完后又请他进馆子。
看见吴勇接受了小贿赂，这个奸商接着便来大的了。
他把？
绒大衣和手表亲自送到本溪吴勇家里。
吴勇不收奸商的表，奸商就偷偷把两只表放在吴勇没有穿的衣服的口袋里。
吴勇直到第2天穿衣上班时才发现。
这个奸商看见吴勇有“五一”派克自来水钢笔，却没有“五一”派克牌墨水，就给买了一瓶送去。
那个奸商看见吴勇家里没有热水瓶，便抢着给买了一个送去。
吴勇的小孩生了病，包围他的奸商便乘机献殷勤说：
“我陪你到我朋友开设的一个医院去吧！”
吴勇从医院回家时，发现他的小孩衣袋里有一千万元东北币。
有一批奸商为了要和吴勇拉关系，便把吴勇的哥哥从沈阳弄到本溪市来和他们一起居住。
吴勇的哥哥有咳嗽病，奸商们就每天给买凤梨罐头和山珍海味吃。
吴勇的受贿过程是由小到大，越陷越深的。
1949年他去哈尔滨市工作时，两次共接受了一个奸商五百万元东北币的贿赂。
抵抗不了这种引诱，吴勇便腐化下去了，在1950年就从一次接受东北币一千万元发展到五千万元。
吴勇自己坦白说：
“每次接受奸商贿赂时，自己觉得党和人民对我这种犯罪行为是不会容忍的，而且迟早会被发觉的，思想斗争得很激烈。
但最后总是经不起物质引诱，接受了污秽的贿赂。
同时，每接受一次贿赂之后，便下决心：
这是最后的一次了！
但再遇到奸商行贿时，就忘记了上次的决心。”
醉心于无耻享受的吴勇，自1949年下半年到去年09月，就是这样地接受了共合人民币二千多万元的贿赂。
吴勇接受奸商的贿赂后，便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满足他们。
在东北大张旗鼓反对贪污蜕化的运动中，吴勇在群众压力下自供说：
“奸商向我行贿的目的，就是要我为他们服务；
我对他们的照顾就是用种种方法使他们多得利润。”
仅举两个能够计算出来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吴勇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多么严重了。
1950年，吴勇不按国家规定价格把铁卖给奸商，使国家遭受的差价损失就达人民币二亿八千多万元。
沈阳市的一批奸商共向吴勇行贿六百万元，而他们在吴勇的“照顾”下，却从国家和人民的手里盗取了十亿多元的财富。

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委会
举行自我改造学习动员大会
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在去年12月29日举行自我改造学习动员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主任杨明轩、副主任张稼夫等和西安附近六个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学生代表等一千三百多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北工作委员会等机关也派代表参加。
大会邀请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作了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
张治中指出，西北各高等学校教职员两年来经过初步自我教育，在政治上、思想上已有了某些进步，这些进步使这次自我改造学习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他在说明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以后，对目前西北区各高等学校教职员中相当普遍存在的单纯技术观点、雇佣观点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等不良倾向，作了分析和批判。
他指出，有些教师在工作中对人民和国家利益不加考虑，处处从个人地位、名誉、待遇着想。
他说：
“这些落后的思想意识是和今天新中国的建设需要背道而驰的。
每一个新中国的高等学校教师，必须认清自己负有培养国家优秀的建设人才的神圣责任，自觉地起来和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进行斗争。”
他着重指出，有些教师现在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思想和买办思想；
个别教师甚至由于这种反动思想的发展，已失去了人民立场。
这种思想是目前高等学校改革工作的主要阻力，我们一定要坚决把它肃清。
张治中并以他的思想改造的经验说明：
站定立场、分清敌我、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勇于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开展学习的关键。
他还批判了有些教职员在以往政治学习中的冷热病和抗拒批评的不正确的学习态度。
他希望各高等学校教职员能够在团结互助的基础上，认真地进行自觉的自我改造工作。
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江隆基在会上发言。
他说明这次学习以达到逐步确立工人阶级思想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和进一步改革高等学校为目的；
要求各校教职员打消各种顾虑，建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保证学习顺利进行。
（新华社）

关于停止捐赠书刊工作的通知
去年08月，本刊曾号召读者多多把精神食粮供给志愿军，以满足志愿军学习政治、文化的需要。
这个号召，获得各地读者热烈响应，纷纷捐赠了各种书刊。
这说明了祖国人民对我们志愿军的无限热爱和关怀。
最近本刊接到志愿军政治部来信说：
志愿军接到祖国人民寄赠的书报后，对祖国人民的关怀极表感谢。
他们并表示将以更英勇的斗争来回答祖国人民。
但来信又说：
各地所捐赠的书刊，仍有一些不完全适合志愿军同志的需要。
其次是分类后每种数量多少不一，分配起来很感不便。
最后，由于各地所捐赠的书刊及报纸，须先行集中，积累到相当数量时才能往前线启运，这样就使各地捐赠的期刊和报纸往往失了时间性。
根据这种情况，志愿军政治部建议：
今后凡是志愿军所需要的各种书报，均由抗美援朝总会统一订购，统一运送，因为这样可以克服上述各种缺点，避免浪费。
抗美援朝总会已决定接受志愿军政治部这个建议。
希望各地读者即停止捐赠书刊给志愿军的工作。

“咱是国家的主人啦！”
王继洲
去年11月下旬，我从西安市回家，走到我村（陕西省临潼县七区北王墕村）时，天已黑了。
全家人坐在热炕上，正七嘴八舌地不知谈些什么。
我刚走进门，就被母亲看见了，她亲地叫道：
“哟！
继洲回来啦！”
我父亲王老九说：
“回来的正巧，我们正在修订爱国公约咧，快来参加……”
“看我‘大’（父亲）那急性子！”
我姐打断他的话头说：
“继洲走了一百多里路，你不问渴咧，还是饿咧，就先问那些话。”
我见父亲劲头满高，忙说：
“我不饿，咱先来订公约吧！”
父亲把姐姐瞪了一眼，又对我说：
“你在西安也许早知道了，就是报上登的：
毛主席发出了增产节约的号召，咱家该怎样响应，每个人该增产、节约些啥？
修订在公约里，就能照着干啦。”
我说：
“好得很，让妈先说说。”
母亲笑的抿不住嘴，她先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家庭爱国公约怎样推动生产、怎样使家庭和睦，接着说道：
“我除哄娃娃外，每天要纺六两线（过去只纺五两）。
现在夜长，迟睡会也没啥！”
我嫂子说：
“我要多织布，捎带着喂牛。”
我的老婆美容，用眼看了看我，不好意思地说：
“我听毛主席的话，不浪费一把米面；
每天上冬学要认会五个字。
还要多做些零碎活，比如担水呀，拉土呀，……让我‘大’多编快板多宣传……你们看行不行？”
最后轮到我父亲了，他把旱烟袋往炕上一撩，大声说：
“好！
你们都说的好。
——我哩，我先把几捆棉花存给合作社。
再就是打好明年增产的底子，多攒粪土，冬耕地要犁深耱平。
计划明年春上，组织个互助组；
多打粮食，多种棉花，供给工厂用……”我父亲喜爱唱快板，说到这里，他兴致勃勃地放开嗓子，唱起快板来：
我老王，把身翻，热心爱国保江山。
努力增产不空谈，十个指头勤动弹。
我的心，比铁坚，我的身子赛青年，我的毛笔是枪杆，字虽不好，像子弹，编成快板人人传，提高觉悟齐向前，得下稿费我捐献，买上飞机、大炮送朝鲜。
别看老了不能干，我时时还想抓坏蛋。
惹的大伙齐笑了，他接着又说：
“自己别打自己的嘴巴子，说到就要做到。
现在咱是国家主人啦！
一切事情都要拿出当家作主的样子来。
继洲，你快记下。”
我写了一阵。
最后问姐姐：
“你怎么办呢？”
她说：
“我回去叫我屋里也订！”
旁边的外甥天真地插嘴说：
“订公约就是好，‘永远跟着毛主席，老牛要换大机器’……。”
又是一场大笑。
第2天清早，我被纺车声音惊醒，母亲已在纺线啦。
父亲也早到区政府主持“快板大会”去了。
我非常感动，觉得农民都这样的爱国，我是一个革命的干部，我又该怎样呢？
我要更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原载陕西日报）

山西省平定县维社村的“爱国日”
张光成、松青、富章、原贤、二和
在山西省平定县的维社村，每逢旧历初一、十五，是大家最高兴的日子。
那一天，村里男男女女都早早地吃了晚饭，小孩们还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跳着唱着集合到一起去过“爱国日”。
“爱国日”的全名叫“抗美援朝爱国日”，是村里的宣传员向大家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一天，也是大家检查修订爱国公约的一天。
维社村“爱国日”的活动，成为本村群众实现爱国公约，推进村里各种工作的一种保证。
维社村全村和许多小组、家庭，在去年“五一”节以前就订立了爱国公约，但公约在开头是有名无实，不起作用的。
有的人说：
“咱就不知道订这做甚哩！
真正喝水拿筷，一点用也没有。”
08月份起，实行了“爱国日”制度后，他们把爱国公约每半月检查修订一次，爱国公约就真正成为大家爱国的具体行动纲领了。
例如在11月上旬举行的“爱国日”会议上，经过全村群众的酝酿讨论，去掉了爱国公约里已经实现了的两条（多锄一遍地和扩大麦地二百亩）；
添进了三条新的：
“将茬子沤肥”，“不留一亩茬地”（即应该秋耕的地全部秋耕），
“交公粮要新、净、干、饱”。
到月底检查，全村有九十户积肥一百六十囤
（每囤平均三十担）。
一千四百七十多亩应该秋耕的土地，只剩四亩没有耕了
（1950年有一百多亩没有耕）。
全村公粮在开征后两点钟内就交齐了三万斤（1950年交公粮时，七、八天才交完一万二千斤）。
交的粮食质量也好
（只有两户有二百十八斤粮食不好），受到了阳泉公粮仓库管理人员的表扬。
交公粮时，有九户自己的粮食不够干，就自动拿别的农产品向村里群众换来好粮一千八百斤交去。
因为大家这样重视执行爱国公约，维社村由一个工作落后的村变成先进村了。
除了生产上的成绩外，别的工作也做得好。
例如，全村群众在“爱国日”讨论了要“准备随时随地响应祖国的召唤”之后，就有八十多名青年报名参军。
报了名的青年都随时准备听候祖国的召唤，他们到外地去干活时，都先到村政府留下通讯地址。
他们说：
“祖国啥时候要我，我就回来入伍。”
村里的优抚工作也做得好。
九户享受代耕的军属的土地，都实行了“包产”或“包耕”。
全村群众规定每三个月集体给在朝鲜的志愿军写一次信，报告优抚工作情形。
现在他们已经和志愿军某团建立了通讯联系。
团部来信告诉他们说：
“你们的来信，鼓舞了我们全团的战士。
你们在后方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政治工作。”
最近，全村群众又在“爱国日”会议上响应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
村里七十六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以及百分之八十的牲口，都组织起来搞冬季副业生产，在半个月内就赚了人民币六百九十九万元和小米二千一百二十斤。
节约方面也有了成绩，村里原来存在的大吃大喝现象已开始纠正。
维社村的“爱国日”活动，是由村里的中国共产党支部领导，党的宣传员主持的。
村里的宣传网组织比较健全。
宣传员们实行了每人联系十户群众的
“包干宣传制”。
“爱国日”的前三天，宣传员们就到所有自己联系的群众那里去了解情况，检查大家执行爱国公约的情形，并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思想情况，然后向支部汇报。
支部在研究之后，就举行一次宣传员会议，决定下次“爱国日”活动的主要内容，并且把它写到黑板报上。
这次黑板报是用红粉笔写的。
群众一看到黑板报换了红字，就知道要过“爱国日”了。
大家都很注意，并且动手准备。
“爱国日”集会在晚上举行。
选择一家有宽大房子的院子作会场。
会场里挂着国旗和毛主席像，点着汽灯，写上“爱国日”三个大字和一些标语口号，装饰得像过节一样。
开会前由村里的“文娱队”打着锣鼓，并表演一些快板和小剧（不化装的）。
人们笑着、跳着、鼓着掌，人来全了，就由村里的主要负责干部主持开会，简单地讲一讲时事和村里的工作情况，指出这次检查爱国公约时要注意的地方，并要大家讨论下半月的主要工作。
接着大家就以居民组为单位分开讨论检查。
个人和小组检查过后，又集中检查全村的爱国公约。
大、小会上都注意表扬和批评。
例如在10月下旬举行的“爱国日”集会里，村里刘四义因为认真执行了自己的爱国公约，受到了表扬。
另一次“爱国日”集会里，村里郭金成因为秋征时交坏粮，受了大家的严格批评。
这样的会议，因为大家事先有准备，而且成了习惯，所以开起会来很迅速，只要两三个钟头就可以结束。
通过“爱国日”的活动，维社村把爱国公约的运动和村里的各项主要工作都紧紧地联系起来了。
村里的干部和群众都说：
“订好爱国公约，过好‘爱国日’，真比经常有一个县区干部的领导还有劲。”
村里二百来户，每次“爱国日”集会至少有两百人参加。
村里葛兴来说：
“过去我烧香拜佛，天天担煤卖烧土，怎也糊不住嘴。
现在有了十来亩地、一头毛驴，每天搞副业赚一斗米，日子越过越快活。
这个‘爱国日’真是快活日。”
村里一个农民刘芝不识字，看不懂黑板报，他说：
“我就凭这‘爱国日’办事，不过就闷的不行。
国里国外怎样哪？
该怎样爱国呀？
该做啥呀？
村里谁好谁坏呀？
到这天都明白了，真痛快！”
许多人都认为过“爱国日”少开了会，少误了工，多办了事。
现在，中共山西省委已在1952年宣传网工作计划里，提出推广维社村的“爱国日”制度。
预定在“五一”节以前，争取全省城乡支部的三分之一都举办“爱国日”；
10月01日以前推广到全省。
（附图片）
苗地赵志方画

推广平定维社村“抗美援朝爱国日”的经验
山西平定维社村人民所创造的“抗美援朝爱国日”（以下简称“爱国日”），和本刊以前介绍过的北京市第2区第9派出所的“抗美援朝日”一样，是人民群众实现爱国公约的一种很好的保证。
维社村人民举办“爱国日”的活动已经受到山西省领导机关的重视，并已开始在全省推广。
它对于推进全国各地的爱国公约运动，也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用“爱国日”的形式检查和修订爱国公约，能够十分广泛地吸引和发动全体人民群众来参加爱国公约的活动，使爱国公约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自觉的集体的事情。
大家知道，全国现在有半数以上的人口已经订立了爱国公约，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毛病。
毫无疑问，克服形式主义的关键是继续不断地在人民群众中充分地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而进行这种教育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加强对于爱国公约的检查，特别是发动群众之间经常的相互检查。
维社村的“爱国日”的活动把全体人民群众活泼地组织在一起，达到了大家都来动手检查修订爱国公约的目的，这对于鼓舞和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很有帮助。
在“爱国日”的活动上，那家或那个组的爱国公约实现了，那家或那个组的爱国公约没有实现或没有完全实现，家和家比较，组和组比较，使先进的受到表扬，落后的受到批评，把实现爱国公约，在人民群众中形成爱国的革命比赛。
这样，爱国公约就完全建立在人民群众自觉的基础上，“爱国日”则成为人民群众自己集体检查爱国公约和进行自我教育的大课堂，爱国公约领导工作上的包办代替的现象也就能够克服。
由于“爱国日”的活动是定期的、经常的，这样就使检查修订爱国公约也能成为一种经常的定期的制度。
过去，有的地方的爱国公约不能及时地检查和修订，因而脱离了当前的斗争；
有的地方因为人民群众爱国觉悟不断提高，他们所能做的已经超过了原订的爱国公约的内容，于是爱国公约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但维社村“爱国日”的创造，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它使爱国公约的内容随着当前的政治任务和人民群众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的发展而丰富起来，从而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推进各种工作。
这样，就使爱国公约真正能够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战斗的有效的行动纲领。
山西平定维社村和北京二区第9派出所的人民群众的“爱国日”的另一个重大作用，就是通过这种会议形式，可以使居民群众中的时事政治宣传经常化。
这就是“爱国日”的形式必须予以逐步推广的重要理由之一。
“爱国日”的经验同时证明：
共产党的宣传网和群众宣传队员的一切活动，如果能够围绕“爱国日”进行工作，这不但会使“爱国日”的内容更加生动，特别会使宣传网的工作丰富起来，经常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就有了可能。
建立“爱国日”同时还能节省人民群众的时间。
各地在普遍检查爱国公约的时候，一切工厂、农村、街道、机关和学校，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积极地推广
“爱国日”的活动，以使爱国公约进一步地能发挥它的伟大的政治作用。

普遍展开工商界的反贪污反行贿斗争
一、反贪污斗争和工商界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城市的工商界，都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个反贪污、反行贿的检举坦白运动。
这个运动，是伟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全国所有城市都要开展这个运动。
全国的工商业者、店员、工人和其他各界人民，都应该积极地参加这个运动。
大家知道，全国工商界在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中曾有好的表现。
许多工商业者热烈捐献飞机大炮、踊跃交纳国税等，这是好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工商业者们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思想。
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就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千方百计地向某些工作人员行贿，来达到窃盗国家财富的目的。
同时，工商界中的偷税漏税、给国家加工订货时偷工减料的现象也很普遍而且严重。
各地在反贪污运动中发现的重大案件，很大部分都和工商界有关系。
有许多不法的工商业者，想尽种种办法来引诱干部去贪污。
举一个例子说：
东北本溪煤铁公司有一个干部叫吴勇，1939年就在冀东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工作。
但他却经不起奸商的引诱。
他在沈阳工作时，遇上一个商人，开始请他看电影、上馆子。
后来又送大衣、手表，吴勇不要，奸商就把手表偷偷地放在他的口袋里。
吴勇的孩子病了，商人带他去治病，回来时小孩口袋里发现一大卷钞票。
这样，吴勇就一步一步受贿变了质。
以后，奸商们就强迫吴勇帮他们偷盗国家的财富：
“你不搞，我要去告发！”
就这样，吴勇受了六百万元贿赂，奸商们却盗取了国家和人民十亿多元的财富。
这样的例子很不少，至于商店里给采买东西的工作人员送“回扣”，借钱、送礼等现象，那就更普遍。
所以现在如果能把工商业者行贿的这条路子堵死，这对于彻底肃清贪污现象是有很大作用的。
二、坦白悔过是犯法工商业者的唯一出路
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薄一波主任曾明确指出：
“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在和国家进行交易时用各种欺骗方法盗窃国家资财，在承受国家委托加工、承受订货或承受修建工程时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作好，以及从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盗窃经济情报等等，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卑劣作风，是违反新中国法纪的罪恶行为，是人民政府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薄一波主任又向工商业者讲清了政策：
“凡属有上述犯法行为的工商业者，应当据实向政府坦白，公开声明悔过，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
政府对于犯法的工商业者，除罪大恶极者外，凡能自动彻底坦白的，也可以视情况酌予减罪或免罪。
一切偷税漏税的行为，必须制止。
已偷漏者应补交，不坦白者补交之外，并应受罚。”
十分明白，只有彻底坦白，才是一切犯法的工商业者唯一的一条出路。
有一些犯法的工商业者会这样想，坦白出来不是要丢面子，受惩罚吗？
但是，你不坦白，将来被查出来，被检举出来，不是要更加丢面子，受更严重的惩罚吗？
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是全国各地都要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进行的。
一切贪污行贿行为都会被查个水落石出。
行贿受贿是两方面的事情，你不说，受贿的人会说。
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事，没有不被别人知道的，你不坦白，别人会给你检举。
在这次反贪污反行贿运动中，有些受贿行贿的人原先订过“攻守同盟”，约定“都不说”；
后来一方觉悟了，先坦白出来了，减轻了罪过；
而另一方面还在胡思乱想，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
这样的例子已经很不少了。
最近这些天，光只北京市工商界就坦白检举了行贿材料五千四百多件（01月09日止的统计）；
天津市的店员们在六天内就检举了贪污、行贿、偷税等案一万一千多件；
各地机关干部和各界人民检举坦白的材料还有许多。
一切犯法的工商业者都应该醒过来了！
应该早早彻底坦白。
应该知道，无论怎样，是逃不脱千万双人民群众的眼睛的。
三、店员工人和各界人民都来参加反对贪污
反对行贿的斗争
在工商界中开展反贪污反行贿斗争的时候，爱国的工商业者固然应该起来检举别人的贪污、行贿，其他各界人民也应该起来检举，特别是店员工人们，应该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
店员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的一部分，是国家的主人翁，大家怎能容忍自己的国家遭受损失呢？
许多地方的店员工人在这次运动中表现了国家主人翁的气概。
他们积极检举他们所知道的老板们的不法行为，或者劝老板去坦白。
北京市第6区惠通栈的店员工人范兴实，拒绝资方给他三百万、五百万的贿赂，把资方的犯法行为检举出来了。
重庆市私营益丰米厂的工人李泰运，亲自跑到重庆的国营粮食公司去检举公司的一个职员和他们米厂的老板勾结盗卖国家物资的罪行。
在北京、天津等地，还有一些不法的工商业者，对要检举他们的店员工人耍了许多阴谋诡计，如给店员工人一些小恩小惠，请店员工人吃饭，讲“交情”，拉“同乡关系”等等。
有的还找店员工人的家属或介绍人去劝阻店员工人不要去坦白。
有的甚至使用恐吓、欺骗等手段。
但是，许多店员没有管他们这一套，没有上他们的当，勇敢地去进行了检举。
同时，北京有许多摊贩、街道居民和家庭妇女，都起来检举贪污、行贿分子。
天津有两个学生检举了自己的父亲。
这些人的爱国举动，受到了各界人民的赞扬。
全国各地的店员工人和各界人民，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另外，还有一些店员工人，过去受了资方的欺骗蒙蔽，得了一点小“好处”，现在自己不敢讲。
这些人应该想清楚：
早些去检举了资方的不法行为，正表示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
如果自己帮助老板隐瞒，也就犯了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将来被别人检举出来，更要连累自己。

“材料主任”董晏达
志愿军后勤部某部李云
03月的朝鲜，河里还留着薄薄的一层冰，有的地方已溶化了，冰块随着水流向遥远的地方。
寒风呼呼地吹着，志愿军某部汽车司机董晏达在一条水深过膝的小河里，拆卸着被敌机炸毁的汽车上的零件。
水是那么的凉，两条腿像刀割一样疼痛，不一会，便麻木了。
这时，董晏达在想：
汽车零件在朝鲜战场是缺乏的，我把这些零件拆回去，汽车连的车子零件有坏的，给它换上，不是可以增加运输力吗？
他想到祖国工人、农民兄弟们正在创造生产新纪录，自己是一个青年团员：
应当爱护祖国财产；
他想到多一分运输力量，多运输一颗炮弹，就能多消灭敌人……。
他拆卸一会零件，到河岸上跑步一会，再下到水里去拆。
他终于战胜寒风和冰河，拆下许多贵重的零件。
董晏达是志愿军汽车某团六连六班的一个司机，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团员。
从去年02月告别他那遥远的家乡——贵州，踏上朝鲜战场以后，他每天不停息地奔驰在前线和后方，到去年10月间，他驾驶的汽车已安全行车四万六千多里。
每当他完成任务由前方回来时，常常要带回一些汽车器材交到连上。
这些材料是他在山洞里、冰河里，从被敌机炸坏的破旧汽车上拆卸下来的。
其他的汽车司机们十分尊敬他喜爱他，汽车缺什么零件时，找到他往往就可以解决问题，因而他驾驶的汽车被同志们称为“材料库车”，有些同志亲热地叫他“材料主任”。
是06月中旬的一天拂晓，董晏达在兄弟洞附近，看见一台汽车翻倒在一个很深的炸弹坑里，车上落满了灰尘，他走过去检查一遍。
“虽然坏了一部分零件，但是如果修理一番，还是一台好车。”
董晏达自言自语地说着。
他又围着破汽车仔细地检查一遍，他高兴地对助手说：
“可以拖出去。”
他计划白天把拖车的道修好，晚上再来拖车。
助手不以为然地说：
“我看这车不易拖出来，又不是我们连的车，把能用的零件拆下来就得啦！”
“这是祖国的财富啊！
先拆下车上零件，车子就轻了，再把道修好，保险可以拖出来。”
董晏达一面批评一面鼓励着他的助手。
于是，他们把车上零件一件一件地拆下来，又用石头把炸弹坑填平。
本来他们已一个整晚上没有休息了，又整整忙了一白天，把一切都准备好。
傍晚，他们把这辆破车拖到汽车连，董晏达又用了三天时间，把这台汽车修好。
就是这辆修理好的破车已安全行驶三万余里了，而且它还一直不停息地在朝鲜战场上奔驰着呢。
就这样，在董晏达进入朝鲜战场后的头七个月中，他除拖回并修好一辆已被炸毁的汽车外，前后共拆回一百五十件汽车主要零件，按现在市场价值计算，他为国家节约财富达三亿元。
光荣是应该属于热爱祖国的战士的。
在评功会上，董晏达被评为一等功臣。
去年10月25日，他代表全团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召开的抗美援朝一周年纪念大会。
他见到了彭司令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枓奉委员长亲自给他戴上二等战士荣誉勋章。

爱国公约给张鑫泉家庭带来幸福和喜悦
方天
四川省成都市一区张鑫泉是这样一个居民：
解放前，他靠赶乡场摆摊摊糊口，一顿饱一顿饥，共产党来了，生意好做了，他才开起个颜料铺，去年06月间颜料铺的生意由二百万元很快扩大为六百万元。
当时特务造谣说：
“蒋介石还要打回来。”
张鑫泉听到气得直冒火。
提起蒋介石，他记起了过去的苦难日子，他在本街第1个带头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订立了家庭爱国公约。
他的家庭爱国公约是：
“追查谣言，检举坏人，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
不取巧，不偷税，拿出所得纯利一半捐献买飞机支援志愿军。”
因未经家中充分讨论，首先遭到妻子温玉素的反对：
“检举坏人，你到那里去检举？
赚点钱要捐出一半，自己吃啥子！”
张鑫泉才觉得要把爱国公约执行好，首先要打通母亲和妻子的思想。
因此，除去开会，他就在屋里和家里的人谈心。
使她们慢慢懂得：
不抗美援朝，不镇压反革命，就保不住自己的好日子。
全家不同程度地都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在这个基础上，除通过原有两条爱国公约外，并认真增订了三条：
“参加居民学习，做好优抚工作；
保证教好子女；
夫妻互敬互爱，团结闹生产。”
并约定每半月检查一次。
但到检查时，有时没人开腔，有时说说算了，做不到也不检讨。
张鑫泉想：
“现在有了缺点只要坦白，群众就会帮助你纠正。
屋里头的事，为啥子不能对外人讲呢？”
他提出请群众帮助检查公约，全家都同意了。
但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儿子对母亲有意见，妻子对丈夫有意见，都想借此机会评评是非。
第2天晚上，张鑫泉把附近的居民约集到铺门口，自己先讲了一下订立爱国公约的经过。
他的一个七岁的孩子茂青先发言了：
“那天下大雨，妈要我去端面，因为路滑，把碗摔碎了，妈不问什么原因，便打我
一顿。”
小儿子大胆提意见，感动了温玉素，她检讨了教育子女不该打骂，还检讨了自己不该故意藏起区里的通知，不让丈夫去开会等。
张鑫泉检讨了对烈属、军属帮助不够，不尊重妻子意见，开会下来不传达的缺点。
这次检查会，全家都发了言，群众也给提了些意见。
最后并推选温玉素为爱国公约检查人，此后便每半月由温玉素领导检查，有时还约请群众参加。
居民陈建春说：
“我参加张鑫泉家检查一次爱国公约，便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
爱国公约给张鑫泉的家庭带来了幸福与喜悦。
经过不断地检查和修订爱国公约，温玉素的觉悟程度和爱国热情大大提高，夫妻间更团结了，丈夫出去开会，妻子照料生意，不再关起铺门故意把顾主碰走。
不到三个月，张鑫泉的生意由六百万元发展到
一千多万元，增产捐献数目逐月增加，由每月二万五千一百元增至三万一千七百元。
他家的税款都是提前存到银行，做到月税月清，全家九口人的生活，从不能维持到能够维持并进一步改善了。

请你听听家乡的胜利消息
——青海互助县七区曹家堡军属张维纲写给志愿军张守学的信守学我儿：
前一封信我曾经告诉你：
“我们这里就要土地改革”；
在这封信里，我要对你说：
“我们这里土地改革已经胜利完成啦！”
我活了五六十岁，没经过这么痛快的事。
我们各族农民团结起来力量真大呀！
几千年来骑在我们头上的地主阶级都被我们打倒了。
我们农民真正当了主人。
谁也有了地，谁也有了房屋，给以后过好日子打下底子了。
你入志愿军以后，家里一切事情都受到人民政府、农会和乡邻的优待。
过年过节送礼；
犁地割田帮工；
发放农贷款时，农会总要把咱家排在前头。
土地改革中，村上谁都说：
“军属要优待好啊！
不是咱们志愿军在前方打美国鬼子，咱们那有这样的好日子。”
你走了，家里少个劳动力，大伙就把就近的地分给咱家。
头等水地，出大门只不过一百五十步远，驮粪一天能驮三十个来回。
我每天总要去那里转几个圈子。
心里思摸着：
“不是毛主席的好领导，就是整天整夜长在地里，几辈子也挣不下这些地。”
噢，写半会忘记告诉你了：
咱家不光分这六亩八分一厘水地，还分了九亩四分五厘浅山旱地。
论牲口，咱家有一头牛、一头驴，所以分牲口，本来轮不到头上；
可是因为你在朝鲜打美国侵略军，大伙想到咱的牛老了，应该有个得劲牲口，就把最好的一匹马驹分给咱了。
黄马驹子，原口儿，明年这时候就能驮粪了。
守学，你说，我家人老几辈子，啥时候喂过马呀！
那天我高兴坏了，拍拍马驹子，扫扫毛，浑身扫得净净的，牵去饮它几口水。
农具、粮食、家具，也都分到了：
一个新新的书架炕柜，还有水缸、口袋、升子，二大斗麦子，一大斗杂粮，还给别人合伙分了辆大车。
分东西那天，大伙还给咱抬送到家里，说：
“再写信给守学，代我们大家给他问个好。
转告他多消灭几个美国鬼子。”
你的女人也很受尊敬。
分东西的那天，农会主任说：
“把这个红缎帐子分给咱们志愿军的爱人袁春芳吧！”
“赞成！”
“赞成！”
大伙一阵鼓掌。
春芳在土地改革中很积极，被选为农会小组长了，还入了青年团。
咱乡土地改革结束后，她随工作组到双树乡做土地改革工作去了。
临走，全家开了个欢送会送她，嘱咐她好好工作，向你学习。
守学，村上从前苦难的日子你知道。
你回想回想：
咱家自己五亩几分地，租种地主二亩多，一年忙到头，除了交租交粮支杂差，一家八口人，连洋芋算上只能维持四个月的生活。
再就全靠你哥东奔西跑唱影子戏、搞副业，挣些钱来，洋芋拌汤打发日子。
解放后，减了租、发展了生产，光靠粮食就能吃到八个月。
土地改革以后呀，只要再加一把劲，丰衣足食的日子开始了。
最近你守训哥搞副业赚了些麦子，可卖八万元。
我们在抗美援朝增产捐献运动中，捐了六万元。
守学，你们在前方打美国鬼子，我们在后方努力生产。
家里日子这样好，又有人民政府、农会时常照顾，你尽管不要操心家事。
更加努力学好本领，多杀美国鬼子，保卫祖国安全，保卫咱们翻身后的幸福日子。
父维纲
1951年11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