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
（1952年01月09日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们：
伟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经在北京和全国逐步开展起来了。
这是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同样重要的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
由于我们的国家是在几千年的封建政权的废墟上新建立起来的，为着保证革命胜利和迎接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就成为一个绝不可少的革命运动。
我现在还没有可能向同志们报告全国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但是，只要看一看中央人民政府所属中央一级的军、政机关从12月10日到最近为止所初步发现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情况，就完全可以明白毛主席在去年12月向全国号召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必要了。
一、中央各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
北京中央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去年12月10日左右开始的，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
在去年12月31日以前，运动一般有了些进展，少数部门发动群众的情况比较良好；
但是，就整个情况说来，多数单位对于这个运动的重要意义还是认识不足的，因而对于运动的指导，还没有能够贯彻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方针。
经过毛主席的指示，从今年元旦起，对于运动不够重视和对于发动群众不够放手的情况才根本转变过来。
现在可以说，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在北京中央各机关已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了，在有些单位已经深入下去了。
从一个月的运动所发现的材料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已经不是个别问题了，已经引起广大的群众的愤慨了。
根据不完全的初步材料，在政府系统二十七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共一千六百七十余人。
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一个人即用造假条子的方法，贪污七亿元，该处副处长刘玉泽受贿一亿四千余万元。
中央铁道部卫生局副局长蔓焰与人合伙私买鸦片、私造吗啡一百斤。
现宋、刘、蔓三犯均已逮捕法办。
浪费的现象发现更多。
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1951年一年内，因对油槽车处理不当，先后共损失了五千吨汽油，另有二千吨汽油，则因粗枝大叶、缺乏知识把不同的油类混淆了，因而完全失效。
中央纺织工业部所属经纬纺织机器厂，政府共投资四千余亿元，主要厂房面积达四十五亩，由于设计不周、施工不善，在工程尚未完成时，该厂房二百八十九根柱子中已有二百八十根不平衡地下沉，现正谋补救办法。
人民银行总行视察团到河南视察工作时，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用了二亿五千多万元的招待费，招待人员一百多人，用了一百多万元的炮台烟，和一千多斤苹果，一千六百多斤香蕉、梨、糖、瓜子等。
违反财政纪律的现象也十分严重。
首先是化大公为小公的现象相当普遍，单是中央燃料工业部即达七百三十亿元，虽然其中大部分的用途是正当的，但这种行动却是违法的。
从本位主义出发造假账的现象也发现很多。
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工业局副局长陆达为太原钢铁厂假造五百零三亿元的开支，陆达已因此被撤职。
机关生产在过去曾经有一定的作用，现在则成为破坏财政、腐蚀干部的重要因素之一。
刘青山、张子善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实行贪污浪费，天津地委的机关生产就是他们营私舞弊、藏垢纳污的掩护工具。
至于专款不专用，对上级财政机关打埋伏，在生活细节上公私不分等，更是常见的现象。
贪污、浪费和违反财政纪律现象之所以相当普遍存在，是和各单位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
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的温床。
凡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也多半是贪污浪费最厉害的地方。
有些领导同志，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整天高高在上，形式主义地“签名”“盖章”，对于实际工作和群众情况，既不了解，也不研究。
这种作风，对于贪污浪费当然是最有利的条件。
另外一些同志，终日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但是把自己的精力消耗在一些次要的枝节问题上面，不能掌握住工作的中心、问题的本质，因而仍然对于实际工作和群众生活的真实状况缺乏了解，也就不能够正确地引导群众前进。
例如中央贸易部去年向苏联订购治口蹄疫的药品“三”吨，由于拟稿者的官僚主义，误写为“三百”吨，各级审稿、核稿、批准的负责干部，也不加思索，照例签名盖章，结果多买了二百九十七吨。
又如中央财政部对全国编余人员多批了二万七千人，结果多付了四百四十八亿元。
再如天兰铁路某一段的定线设计，设计工程师们设计了十三条线路，争执了一年之久，没有结果，延误工期，不能及时施工。
由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教育，有些贪污分子已开始觉悟过来，坦白运动已逐渐在北京开展起来。
根据政府系统二十四个单位不完全统计，已经有五百五十六个人自动坦白，军委后勤系统已有二百五十人自动坦白。
中央财政部工程师夏茂如已自动坦白出五人集体贪污三亿四千万元，他一个人分了一亿一千万元。
北京、天津工商界的坦白运动，也正在开展。
许多铺张浪费、违反财政纪律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已经或正在公开进行自我检讨。
大多数单位负责同志对于官僚主义作风的检讨，则是空前地普遍，也是空前地深入。
群众对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积极性，也开始发动起来。
根据政府系统十八个单位的初步统计，已经有八百二十三人参加检举，被检举的人数，根据二十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共三百二十二人。
又根据军委后勤系统初步统计，参加检举者五百六十六人，被检举者三十七人。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监察通讯员，在这个时期也开始活跃，前说的蔓焰案就是监察通讯员石新恩同志检举的。
中央劳动部的监察通讯员许义舟同志检举了该部一个负责人曾冒领经费二亿四千余万元，作为本机关改善设备和生活之用。
群众性的检举运动，今后必须用一切方法开展起来。
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性质
从上面的情况看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内、在人民政府内部、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系统内部、在人民群众团体内部，都是严重的。
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反对和克服，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对于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整个人民解放军，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文化事业，对于一切人民团体，都是很大的危险。
这种危险，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大家最容易感觉到的，首先是在经济方面。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在经济方面对于我们最大的危害，是大量地浪费我们建设国家最宝贵的资金，和败坏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
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大量的资金被贪污被浪费了。
现在也还有很大量的资金被贪污和浪费着。
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必然还有更大量的资金被贪污掉和浪费掉。
资金对于我们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建设国家的政治条件已经具备之后，资金就是建设国家的基本条件。
没有足够的资金，我们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工业化的。
就是说，革命虽然胜利了，如果没有必要的资金，我们就不可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更谈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
我们国家资金的来源，在目前还是很困难的。
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所统治的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因而我们现在积累工业化的资金，也只能首先主要由农业来积累，然后逐步增加工业的积累。
由农业来积累资金，比工业积累要迟缓得多。
因此，我们国家现有的资金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矛盾是很大的。
就是说：
我们国家现在所能积累起来的、使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的数量，远远落后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必须十分珍惜地十分节约地使用。
就在这种情况下面，大量的资金被贪污掉了，被浪费掉了。
其结果是什么呢？
没有别的，就是必然推迟我们国家建设的进行。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经济方面的损失，不仅在于资金方面，而且往往使许多已经进行的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损伤。
许多工矿企业因此减弱了生产能力，或者缩短了寿命。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在政治方面的危险，就在于使我们党、政、军、民的干部，逐渐被腐蚀，因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直至脱离革命。
这种情况，也必然为反革命分子造成极大的空隙。
历史经验证明：
凡是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的地方，必然是反革命分子容易隐藏的地方。
而且革命干部一旦蜕化成为贪污腐化分子的时候，在政治上也就发生了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收买的危险。
所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而是关系于革命成败，关系于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根本大问题。
如果在这个战线上面我们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就不能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这是一场关系全局的伟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在这一个斗争面前，任何地方、任何部门、任何个人，如果采取麻痹观望的官僚主义态度，必然要犯严重的错误。
当然，目前全国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国民党反动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大集团。
在那个反动政府下面，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只会发展而永远不可能消灭的。
而我们的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却是我国历史上空前廉洁的政府，我们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过着清苦的生活，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的。
但是为什么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在我们党内、人民政府内部、人民解放军内部和人民团体内部，仍然比革命胜利以前的解放区时期严重了呢？
是不是我们的党、政府、军队和人民团体的质量在胜利以后反而退步了呢？
是不是我国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就连我们也不能扑灭呢？
毫无疑问，我们不是退步了，而是进步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不是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扩大，也不是和那时一样，而是缩小得多，只是比革命胜利以前的解放区却是发展了。
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在这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曾经团结全国人民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各个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伟大的胜利。
到现在为止，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基本上被推翻了；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所散布的数量庞大的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基本上被摧毁了；
世界上最后一个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所发动的、首先以侵略朝鲜和中国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已经基本上被击败了；
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给我们的通货膨胀、物价波动，已经被克服了；
衰败的工农业生产，已经大体接近过去最高的水平，并且部分地超过了。
这些，是无可争辩的历史性的胜利。
如果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基本上不是廉洁的、健康的、强大的、正确的，就不可能取得这些胜利。
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在党、政、军、民各个系统中，坚决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基本上是廉洁的、健康的、强大的、正确的的原故。
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之所以仍然存在，而且比胜利以前的解放区时期有了发展，有两方面的原因。
在一方面，是因为在革命胜利之后，大量抱着旧思想、旧作风而又没有来得及改造的旧的反动政府的工作人员加入到人民政府和国营企业中来了。
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却是因为在革命胜利之后，在和平环境中，我们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许多同志，特别是许多领导同志没有充分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的侵蚀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相当的地位，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个阶级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合法存在的。
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承认国营经济领导的原则下，在自己的经营中取得一定的利润，也是允许的。
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供给国家和人民以必需品、在抗美援朝和捐献飞机大炮、在纳税等方面，曾经作了相当的努力，也是应当承认的。
但是，资产阶级的剥削群众、不劳而食、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假公济私、投机取巧、铺张浪费、享乐至上等腐化堕落思想，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却是极端有害的。
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上述的资产阶级思想，只能是批评改造的对象，而不能听其自由传播，为害国家。
特别不能允许这种腐化堕落的思想在共产党内、在工人阶级内部、在人民政府内部、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在国营企业内部、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部门内传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领导部门和革命队伍内部的纯洁。
在社会上，这种腐化堕落思想也应受到严正的批判。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通过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改革和建设，进一步领导革命走向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对于革命的危险性，毛主席和党的中央早已预先见到了。
当1949年03月全国革命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毛主席曾经指出：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但是，有不少的同志，没有细心体会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英明指示，他们在自己所领导的党组织内、军队内、政府机关内、国营企业内、人民团体内，放任资产阶级的这种糖衣炮弹到处进攻。
甚至把糖衣炮弹作为滋补的圣药。
结果，在他们的领导下，某些干部被腐蚀了，某些组织被涣散了，甚至于某些领导同志本身，也在不同的程度上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了。
像刘青山、张子善这种人，就被糖衣炮弹彻底毁灭了。
其他的一些人，在入城以后，也在许多方面向资产阶级的坏作风学习。
例如在建筑问题上，追求外表，讲究形式，而不提倡朴素、经济、坚固、耐久的作风；
在贸易方面，不是考虑政策、爱护资材，而是讲究请客、送礼、私人拉拢；
在生活上，不是提倡简朴刻苦，而是学习铺张享乐。
有个别高级干部甚至于说：
“吃饱、睡好，完成任务”！
因此，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对于资产阶级在三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攻，把这种反动的进攻压下去，并把资产阶级的这种反动的丑恶的思想和行为给以政治上的改造和法律上的制裁。
只有这样，革命胜利才能有保证。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
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北京中央各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大体说来，现在基本上已经发动起来了，绝大部分首长们都作了检讨，坦白和检举运动已初步发动起来。
特别在新年以后一周内，运动发展更为迅速。
这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运动的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多数的单位运动还没有深入，也还不够普遍。
有少数单位的领导同志自我检讨还很不深刻，因而还没有能够有效地发动群众。
有些单位领导的检讨，虽然比较深刻，但中层领导干部还没有认真的自我检讨。
也有少数单位，把自上而下的检讨运动停留在党内，还没有迅速和广大群众见面。
另外，有少数单位、或者一个单位中的少数部门，他们觉得他们那里没有发生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可能，他们还没有深刻了解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
所有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必须彻底改正。
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共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于最短期内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务必使这一运动深入到每一个角落。
要使每一个共产党员、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受到这个革命运动的锻炼和教育。
凡是抵抗这个运动的人，应当和中央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张文昂一样，立即给以撤职处分。
根据一个月来的经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能否开展和深入的关键，首先在于各单位的首长们能否以身作则，带头检讨，只要首长在群众面前的检讨作好了，群众就一定能够很快地热烈地发动起来。
首长检讨之后，各级负责干部，均应逐级地在群众面前检讨，不能有任何例外。
各级负责干部的检讨，应当尽可能迅速地和群众见面，把群众斗争的锋芒，引导到、集中到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上去，不应当在党内转小圈子。
因为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问题，是全体人民共同的要求，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更加严格的责任。
党员不仅应当受党内的监督，还应当受群众的监督。
个别单位在运动中发生了领导干部不团结的现象，个别负责干部对这样严肃的革命斗争加了一些私人意气进去，因而使领导同志的检讨不能在群众中起有力的模范的带头作用，反而影响了群众的情绪，混乱了群众斗争的目标。
这种现象必须立即纠正，否则对这种问题应该负责的干部，就要受到组织纪律的处分。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总方针下，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不应该主观地限制群众运动的范围。
各单位的情况不同，运动的重点在某些部分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什么弊病就应当反对什么，什么弊病最突出，群众自然要求首先反对什么，这里绝对不能限制群众的斗争。
有些单位明明是官僚主义最严重，但领导同志却只许群众反贪污、反浪费；
也有些单位，明明是贪污最严重，却只许群众首先反浪费；
也有些单位，目前只准群众反贪污，不准开展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
所有企图限制群众、躲避斗争的负责人，都应当立刻在群众面前作公开的检讨，并公开纠正自己的错误作法。
一切贪污行为，都是犯法的，都应当按情节轻重分别受到适当处分。
但是一切贪污分子，除罪大恶极者外，如能作自动的彻底的坦白，则重者可以酌予减罪，轻者可以免予治罪。
如果在自己坦白之外，还能检举其他贪污分子，则可视其情况将功折罪。
一般贪污分子应当迅速分清是非，消除顾虑，不应当以为坦白之后即丧失了政治前途。
因为贪污的本身已经使贪污分子失去了前途，如果坦白自新，仍有一定的前途。
有些人怕坦白之后受处分。
他们不知道贪污必受处分，坦白则视其情况可以酌予减罪或免罪。
有些人怕追赃。
当然，贪赃必须追还，但对坦白者的退赃办法，可以视情况酌量办理。
一切犯法的工商业者，应当限期向政府坦白。
应当在工商界中开展一个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必须知道：
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在和国家进行交易时用各种欺骗方法盗窃国家资财，在承受国家委托加工、承受订货或承受修建工程时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作好，以及从国家工作人员手中盗窃经济情报等等，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卑劣作风，是违反新中国法纪的罪恶行为，是人民政府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凡属有上述犯法行为的工商业者，应当据实向政府坦白，公开声明悔过，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
政府对于犯法的工商业者，除罪大恶极者外，凡能自动彻底坦白的，也可以视情况酌予减罪或免罪。
一切偷税漏税的行为，必须制止。
已偷漏者应补交，不坦白者补交之外，并应受罚。
一切违反财政纪律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化大公为小公、虚报浮领、对上级财政机关打埋伏、专款不专用、超制度支出、公私不分等，应一律迅速进行清理，忠实地详细地说明情况，听候处理。
其中如有贪污行为者，按贪污办理。
一切机关生产，应迅速清理账目，听候处理。
在清理过程中，绝对不许有破坏、偷盗、分散资财、抽走人力等行为。
一切有铺张浪费行为的工作人员，应当在群众面前进行公开检讨。
不仅应当揭露浪费的事实，而且应当说明浪费的思想根源，保证不再犯。
一切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工作人员，应当在群众面前进行公开检讨。
情节重大者，如检讨深刻，可以减轻处分。
为了迅速地彻底地揭露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除了号召贪污分子进行坦白、犯错误分子进行检讨外，应当在全国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检举运动。
只有充分地开展了检举运动，才能使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失去隐避的地方。
也只有在全国人民中、在所有工作人员中培养成功了检举的习惯，才能使具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的人们有所戒惧。
检举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一样是一种爱国的行为。
一切爱国者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不应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一切爱国者应该勇敢地担负起检举的任务。
政府对于积极参加检举并卓著成效的人员，决给以精神和物质的奖励。
检举的方法，可以根据检举者的自愿，口头的、书面的、具名的和不具名的，公开的和秘密的，都可以。
检举的内容，能有完全的材料固然好，有部分的材料、甚至只有若干线索，也可以。
对于一切检举的材料，政府当负责加以调查，然后根据确切的事实，决定处理办法，决不诬害好人。
政府保证检举者的安全，绝对不许任何人采取报复的行动。
凡对检举人员进行报复者，应受严格的处分。
全国各地的人民监察机关，均应当设立人民检举接待室，各机关均应设立意见箱，便利检举运动的开展。
四、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胜利而斗争
同志们！
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这个运动的性质、和我们对于这个运动的方针和政策，我都讲过了。
我现在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的运动能不能真正取得胜利的问题。
有人认为：
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自古已然”，是旧中国普遍的风气，决不可能在短期内反掉的。
毫无疑问：
我们是承认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问题，作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处理。
毛主席之所以发动这个运动，不但是从必要性出发，而且是充分地估计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的。
首先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人民的支持。
人民作了国家主人之后，人民的利害和国家的利害统一之后，根据两年多的经验，全国大多数人民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不但表示不满，而且愿意和这种现象作坚决斗争了。
在新中国，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不是像在反动政权下面那样，人民不能够有反对的自由。
人民从两年多的经验中，已经日益相信：
人民政府是站在人民方面，决心要铲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的。
所以，在去年12月毛主席发出号召以前，已有许多群众用各种方法，自发地开始了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斗争。
两年来，国家监察机关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日益受到群众的拥护，全国报纸的读者来信逐渐地增加了这一方面的比重，都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不能容忍的表现。
东北大行政区比关内早一年开始和平建设，人民对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所给予国家、也就是人民本身的危害，感觉也特别深切，因而有组织有领导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也比关内早几个月开展起来。
人民政权和人民的完全一致，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一定能够成功的最主要的基础。
看不到革命胜利以后广大人民政治态度的变化，用保守的庸俗的旧观点来看新的问题，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是干部的条件。
毫无疑问，在这一运动发动以前，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是在不同程度上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他们没有记住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在历史向前发展的新阶段中，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用，加以足够的警惕。
但是，除了极少数的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不可挽救的堕落分子而外，绝对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以及民主人士对于伟大的祖国、对于人民事业，从来是忠心耿耿的。
在毛主席敲了警钟，指出危险，说明利害之后，他们都已经或正在动员起来了。
北京中央各机关绝对大多数负责首长都在群众面前公开地诚恳地检讨了自己的工作，批评了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表示了改进工作的决心，就是最有力量的证明。
有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各级负责干部的绝对支持，这一伟大斗争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现在这一伟大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还正在开始。
全体共产党员，全体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切组成部分，全国的一切爱国同胞，都应当团结起来，在毛主席领导下，以战斗的姿态，勇敢地充满信心地为彻底消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而斗争。

我们伟大的祖国
为了发展我国淡水养鱼事业，供应各地人民所需要的淡水食用鱼类，中南区农林部和民用航空局由汉口空运鱼苗到各地已获得成功。
这些鱼苗大部为我国特产的鲢、鲩、鳙、鲭等，都是生长极快、肉味肥美的鱼类。
这是鱼苗从汉口装入机舱向重庆起运的情形。

政务院召集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高级干部等举行报告大会
周总理指示继续发动群众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政治斗争
【新华社09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于09日下午，召集中央一级、华北一级和京津两市的党的机关、政府机关、军事机关、群众团体的高级干部，以及工商界人士，文艺工作者，科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共二千三百余人，举行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大会；
同时责成北京所有工作人员在收音机前收听播音。
大会于下午三时开始。
周恩来总理宣布开会时说：
“从去年12月起，毛主席所号召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现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这是一个严重的紧张的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全国党、政、军、民的全体工作人员以极严肃的、认真的和负责的态度，无例外地一致来参加这一斗争。
我们并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这一运动，进行自我改造。
“现在，这一运动的发展，还在开始阶段，还不很平衡。
就拿中央一级来说，也还需要继续发动，使领导与群众结合，以求运动的普遍和深入。
“全国人民和全体的国家工作人员，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自己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岗位上，迅速地、彻底地、无保留地开展一个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性的检讨、检举和坦白运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来洗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
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薄一波主任接着作了“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
在薄一波主任报告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各机关团体要对薄一波主任的报告进行认真的讨论，继续发动检讨、检举和坦白的运动，以更普遍地、更深入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严重政治斗争。

中央公安部反贪污反浪费斗争猛烈展开
逮捕大贪污犯宋德贵刘玉泽等
群众性的检举坦白运动已进入高潮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已进入群众性的坦白和检举的高潮，并已获得重大胜利。
中央公安部自去年11月中旬，开过党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即在党内和党外展开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在这次斗争中，群众已有了初步发动，揭发了若干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
并肯定了检查的重点，应是行政、生产、劳动改造监管等部门。
这次斗争，为大张旗鼓地进一步发动群众，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去年12月22日，罗瑞卿同志在中央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经过一周的文件学习和思想酝酿，罗瑞卿同志又在01月02日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反复、深入地进行动员，并首先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从01月03日到06日三天中，办公厅和各局分别进行了传达，这些单位的领导人也进行了自我批评。
在各级负责干部层层带头的推动下，运动遂即自上而下地从党内到党外地大规模地猛烈展开。
现在，中央公安部中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一支声势浩大的、广大群众性的队伍已经形成，运动已进入贪污分子坦白和群众性检举的高潮。
各个单位，自首长到勤杂人员以至司机、褓姆，全部卷入了运动，每天开会开到大半夜，有的单位群众自动要求通宵开会。
会上，群众面对面地检举贪污分子，情绪激奋，空气紧张，火力十分强烈。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在会上被大量揭发了；
大贪污犯或贪污数目虽然不大但性质严重（如贪污捐献款项）的贪污分子，都激起了群众的极大憎恨。
办公厅一次反贪污斗争大会上，当场有一百三十五人发言，检举出贪污分子三十三名。
有些贪污分子坦白时吞吞吐吐，企图掩饰，群众就打断他的发言，纷纷提出质问和检举。
工友班有一哑叭工友唐炳新，也写了检举书，请人在会上念了。
唐炳新从历史上揭露了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贪污分子王振杰、王珍的贪污罪行，说他们“沾污了公安机关的荣誉，不配当共产党员！”
要求开除他们的党籍。
当大会主席根据大家要求，宣布撤消狡猾抵赖、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王振杰的职务时，鼓掌声、欢呼声像风暴一样席卷会场，大家站到凳子上高呼：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目前，在运动高潮的影响推动下个别运动起来较晚、群众发动不够充分的单位，情况也在开始转变。
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即将被迅速克服。
一周来的运动中，经过检查坦白和检举，发现了严重的贪污浪费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已坦白和检举出的大小贪污分子共一百三十三名。
其中行政处即有八十四名。
截至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贪污案件，是以行政处处长宋德贵、副处长刘玉泽为首的木材案件。
宋、刘等罪犯在运动中，仍进行小组织活动，威吓检举人，阴谋反抗，根据群众的检举和要求，经过上级批准，中央公安部已将宋德贵、刘玉泽撤职，并予以逮捕。
中央公安部的经验证明，要把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彻底，就必须完全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凡是搞得好的单位，都是领导人有决心，态度正确，先进行自我批评，先给自己洗澡，而且这种自我批评，是诚恳的、深刻的，不是肤浅的、敷衍塞责的。
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到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
凡是运动搞得不好的单位，都是领导人缺乏勇敢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敢在群众面前“脱裤子”，不能站到运动之中领导群众，因此，他们就分不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界限；
结果群众的热情受到压抑，贪污分子尚存有幻想，企图侥幸或转移目标；
坦白运动、检举运动都搞不起来。
在这些单位中，不是因为领导干部压制民主，就是因为群众得不到正确领导，搞得有些乱。
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应该立即改变自己的错误作法，深入地彻底地进行自我批评，才能领导群众斗争，否则，他们就要受到应得的处分。

中央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
铺张浪费的现象很严重
编辑同志：
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铺张浪费的现象很严重。
这个局为了照顾处长以上的干部，在两处宿舍内大动土木，安装暖气设备，并把原涂有桐油的方砖地换成洋灰地。
因安装暖气的锅炉没有适当的地方，他们便违法擅自购买民房。
据了解，只暖气工程就花了三亿六千万元（尚不包括购民房及洋灰地工程）。
但是，局里很多的集体宿舍却很挤，也无适当的取暖设备。
这说明领导干部对群众生活是不够关心的。
局里的人事管理制度也很混乱，像新成立的卫生科，有的人没有什么工作。
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我认为煤矿管理总局领导干部应作深刻检讨。
张谨言

九三学社号召各地方组织和全体社员
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理事会1951年12月24日曾作出决定：
1、号召各地分社和全体社员立刻动员起来，积极参加并推进具有历史意义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2、设立节约检查委员会，推许德珩等人为委员。
九三学社节约检查委员会已在1951年12月28日正式成立。
在成立大会上，许德珩首先强调地指出：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全国人民在镇压反革命胜利的高潮以后又一个最重大的战斗任务”。
他号召各地方组织和全体社员立刻动员起来，推行下列工作：
一、展开对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学习，把这个运动当作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环节。
二、各地分社、支社应立即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或节约检查小组，经常推进增产节约运动，展开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长期性的斗争。
各分社应就所属机关和业务进行检查，用民主的方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要检查贪污和浪费的现象，在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上清除官僚主义、文牍主义。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领导同志必须亲自动手，深入动员，鼓励大家用忠诚老实、严肃负责的态度进行检查、检举和检讨，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订定机关和个人的增产节约计划，并积极改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
三、各机关学校支社及基层小组，应即发动所属社员积极参加并推进各该机关学校的增产节约运动，以及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在这项运动和斗争中发挥积极带头作用。
四、各地分社、支社及社员应向所联系的群众广泛地进行有关增产节约和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宣传教育，使这个工作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
到会的委员王之相等都热烈发言，一致表示一定要发动全体社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努力开展这个运动。
坚决地消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北京市公逆产清管局
领导干部应检查铺张浪费
编辑同志：
北京市公逆产清管局在“请客、送礼”等方面，有铺张浪费的现象。
清管局所属建筑事务所，在1951年01月到10月间，请客费开支了六百六十多万元，其中“招待”清管局各科长共用了一百二十多万元。
原属清管局的京都公易行，在1951年01月到07月间，请客、会餐共用五百九十多万元；
在过年的时候，给清管局的局长、处长送礼，开支八十多万元；
这笔款是用假造单据的方法开支的。
公易行变卖了仓库中没有账号的物资，得款七十多万元，请行内干部吃了“烤鸭子”。
清管局所属建筑事务所，只1951年02月间（春节时）庆祝工人宿舍完工的大会时，聚餐、演戏、开舞会，共用了六百八十多万元，有关交通费还没有计算在内。
我希望北京市清管局的领导干部，检查铺张浪费。
志凤

北京市店员、街道青年和天津市店员
群起揭发贪污行贿受贿事实
成千成万双眼睛注视着藏在各个角落里的盗贼
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大力发动店员和街道青年，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自1951年12月25日起到30日止，团市委和市青联组织了二百三十八位大学团员和四十四位机关团干部，协助各区团工委和店员工会，召开了青年店员座谈会三十三次，报告会十三次，参加人数约九千二百多人；
召开了街道青年座谈会和报告会共一百七十次，参加人数约一万六千四百余人。
这些会上宣传了这次运动的意义和青年的责任。
青年们非常踊跃地参加这些会议。
会后，他们都感到对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有了认识。
他们说：
“贪污浪费破坏我们增产节约，阻碍我们走向社会主义。”
“贪污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我们一定不允许。”
并表示：
“政府从上面检查，我们从下面检举、揭发，上下配合，使贪污分子无处容身。”
有的人打消了原先的顾虑，如六区一位青年店员说：
“我们每天和掌柜的在一起，他的行贿、漏税花样我知道得很清楚，就是怕说出来，给资方解雇了，现在知道共产党、人民政府是坚决肃清贪污分子的，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许多积极的店员和街道青年会后向团区工委打听入团条件，要在这次运动中争取入团。
店员和各街道团支部、民主青联的青年代表和青年积极分子在团区工委领导下，配合店员工会、派出所、夜校展开了宣传和团结青年的工作。
五区一个店员团支部，二十个团员团结了一百多青年店员，检举贪污、行贿和漏税案七十三件。
团员们在自己单位里用读报等方式进行了宣传，并通过座谈会、个别谈话解除其他店员的顾虑。
四区青年代表和街道青年积极分子以夜校为据点，组成联络组，和其他街道青年取得联系，向他们进行宣传动员。
青联执行委员摊贩刘天升团结了顺城街市场积极青年摊贩，用黑板报、广播筒进行了宣传，并检举了许多仓库的贪污、盗窃案件。
全市店员和街道青年现在已检举出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约四百六十九件（其中一部分只是线索），仅五区一个区就检举了七十三件。
店员熟知商店内情，检举了许多资本家行贿、漏税案件。
如某茶庄资方向税局某干部行贿四百万元，却在账上记修理房屋费四百万元；
店员知道此处房屋已被充公，不可能修理，就揭发了这件事。
税局还在继续追查中。
青年店员们还揭发了许多机关干部贪污盗窃事件，有力地配合了机关反贪污工作。
某汽车行店员检举了资方和某些机关汽车司机盗窃汽油、零件的事实，使有关机关加强了检查，打消了认为汽车司机没什么问题的麻痹思想。
饭馆中青年店员提供了不法商人勾引干部大吃大喝的线索，使有关机关得以进一步追查。
其他如西药、海味、文具、电料行等商店店员也都检举了有关的机关干部贪污、盗窃案件。
除店员外，三轮车和排子车工人由于不法商人常雇他们拉私货，揭发了许多走私情况；
摊贩青年由于和国家仓库有营业来往，揭发了很多国家仓库干部受贿、盗卖物资和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象。
家庭妇女检举了合作社、区营业处、住同院干部的贪污现象。
总之，各个方面的青年，成万双眼睛帮助政府揭发着污浊黑暗的贪污事实。
检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思想斗争的。
青年中存在着“怕报复”、“怕失业”、“别踢人家饭碗，作缺德事”、“只有线索没证据，怕检举了反而牵累自己”等思想；
尤其在店员中，一些资本家用各种手段威胁利诱他们：
用“解雇”威胁；
或者说：
“你检举，咱们铺子给罚垮，你也完了。”
“打回扣，拉拢干部也是为咱们营业好啊！”
“政府有办法，该办就办，你何必着急。”
（指检举干部）并用加薪、请吃饭、请看戏利诱他们。
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大胆进行检举。
五区一个店员检举资方漏税，三夜没睡好觉，直到临检举时还在工会门口徘徊，最后终于检举了。
店员和街道青年工作还须要更深入一步，更广泛地动员他们，进行检举，以配合全市反贪污工作。
北京团市委和市青联已决定配合店员工会，在各区普遍召开店员和街道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更进一步讲清这次运动的意义和政府的政策，解除他们思想顾虑。
会上除报告外，并将青年群众自己创造的与这次运动有关的娱乐节目进行教育。
会后将通过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和更广大的青年群众取得联系，向贪污、浪费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青年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天津市店员热烈地展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01月07日，店员工会召集各基层工会主席和私营商店会计员七百多人，开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大会。
大会上，店员工会委员会主席刘亚在动员报告中指出：
全市店员必须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这是当前的头等重要的政治工作。
要通过这个运动彻底肃清藏在人民内部的敌人，保护国家人民的财产不使受到损失，同时挽救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的人。
刘亚说：
天津市许多私营商店的资方，有严重的行贿、漏税等不法行为；
店员工人中间和工会本身也有不少贪污受贿现象。
他号召全市店员行动起来，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勇敢地、积极地参加反贪污反行贿斗争。
他针对目前某些店员工人的思想顾虑和自由主义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目前有些店员，知道一些贪污行贿的情况，因了解不够具体，不敢检举，怕检举后与事实不完全相符，闹出事情来。
刘亚指出这种认识是不对的。
他说，根据“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民主者必须惩办”的原则，有些店员知道的贪污行贿情况虽然不十分具体，但也应该迅速地向节约检查委员会检举，或者提供节约检查委员会参考。
这就是对国家人民利益积极负责的态度。
即使检举的事实和调查结果有些出入，那也无关紧要。
反之，有些店员知道一些贪污行贿的情况，但顾虑很多，不愿检举，这是觉悟不高、不关心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具体表现。
另外，有些店员怕检举后不顶事，怕报复，怕影响自己的职业等思想顾虑，也都是不必要的。
他说：
谁要在这个斗争中压制民主，起破坏作用，谁就要受到严厉处分。
刘亚报告后，大家就按行业、地区分组讨论，并进行坦白、检举。
在坦白、检举中，群众情绪极为高涨，一小时内就坦白和检举了贪污、行贿事件约三百多起。
许多店员说：
“这下算布好了天罗地网，贪污、行贿的不法分子，不坦白是不行的。”
大家并一致表示：
回去以后，一定发动广大店员一道进行检举，不让贪污、行贿分子漏掉一个。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天津市第1区工作委员会01月06日晚也召开反贪污斗争大会，青年店员当场检举了行贿事件四百多件。
（本报综合）

北京市税务局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
贪污分子崔耀庭等拒不坦白已被逮捕
程宏毅局长号召大胆检举贪污受贿分子和不法商人行贿漏税的罪行
北京市税务局09日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到会的有北京市税务局工作人员一千二百多人和北京市工商界代表、市财经各部门代表百余人。
在这次大会上，税务工作人员纷纷揭发贪污分子崔耀庭、吕钟伯、赵玉山、朱濬溪、吴沛然等和私商勾结拒不坦白并阻止别人坦白检举的罪行。
大家一致要求政府立即逮捕这些贪污分子。
北京市税务局局长程宏毅当场接受大家的要求，代表政府宣布把崔耀庭、吕钟伯、赵玉山、朱濬溪、吴沛然等五个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送交人民法院依法惩办。
这五个贪污分子一贯和不法私商勾结，贪污漏税，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
在这次税务局反贪污运动中，他们不但自己不坦白，反而阻止别人坦白。
如贪污分子崔耀庭身为九分局直接税课课长，贪污受贿现已知道的有六百多万元。
仅一次掩护一家私商漏税就有五百多万元。
在这次反贪污运动中，他用种种办法和私商勾结，互相包庇，拒不坦白，且用各种方法威胁检举他的人。
贪污分子吕钟伯在解放前就是一个特务分子，在这次反贪污运动中不仅自己不好好坦白，而且阻止七个贪污分子坦白，对运动完全采取抵抗态度。
又如贪污分子赵玉山是个一贯的贪污犯，虽经人民政府多次教育、宽待，仍毫无改悔。
在这次税务局开展反贪污运动时，大家最初还希望他们自动坦白，痛改前非；
但经过领导方面和大家再三动员，他们不但不知悔改，反而破坏运动的开展，引起全体税务人员的激愤。
因此，当税务局程宏毅局长宣布接受大家的要求，把这五个贪污分子送人民法院依法惩办时，大家都表示热烈拥护。
许多干部讲话都一致赞成人民政府对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逮捕法办，并对贪污分子表示极大的痛恨。
在这次大会上，全国税务总局副局长崔敬伯向北京市全体税务工作人员指出：
北京市税务局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已经展开，并有了很大成绩，但这仅仅是运动的开始，今后必须深入一步，彻底肃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大会最后由北京市税务局局长程宏毅讲话，他号召北京市税务局全体工作人员更加紧张地动员起来，积极展开检举运动，大胆检举贪污受贿分子和不法商人行贿漏税的罪行。
他说：
贪污分子应该迅速、彻底坦白，只有彻底坦白才能得到人民的从宽处理。

各级政府、机关出版的刊物有许多重复浪费现象
编辑同志：
目前各级政府、机关出版的内部刊物很多（估计约五、六百种以上）。
许多刊物互相转载，内容重复，表现了出版工作的盲目性。
据检查，一般“政报”的内容，转载的篇幅多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如同属平原省人民政府出版的“政报”和“行政公报”，在九个月内，就有一百二十六篇稿子是一样的。
福建的“政报”，在八个月内，平均每期有百分之七十四以上是转载的材料。
江西省印一本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汇刊”，刊载了二十多页照片，制了八百多吋铜版，这也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我认为，各级政府、机关出版的刊物，很需要一个统一规定，并加以适当整理。
该出的出，不该出的停刊。
在反贪污反浪费运动中，我希望这件事能引起各级人民政府和机关的注意。
刘德龄

天津化工厂对积压合理化建议的检讨
编辑同志：
1951年06月06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刊载了读者徐秀峰对我厂积压合理化建议的批评，我们完全同意。
我厂的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对职工的建议是不够重视的。
我厂副厂长虽兼任了合理化建议委员会主任，但仍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仅仅在口头上催促负责主办的工程师办理，但并未进一步帮助解决问题。
我厂厂长对这工作也没有过问。
总之，积压这样多的合理化建议，主要是由于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不强，不能重视群众的意见，只是在事务工作方面忙忙碌碌。
自徐秀峰提出意见后，我们立刻组织人员，处理被积压的合理化建议，计绩发奖。
厂长在发奖会上作了检讨。
我们决定改组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并规定了处理合理化建议的办法，以开展我厂的合理化建议运动。
中央重工业部化学工业局天津化工厂

学习张林柏同志拒不受贿的精神
编辑同志：
察哈尔省察南专区专卖事业处阳原分处副主任张林柏同志拒绝贿赂，表现了革命干部优良的品质。
阳原分处在阳原县东城镇查获私自烧酒的主犯刘品汉，并把他送到法院处理。
但刘犯拒绝坦白认错，反暗中唆使他的堂兄刘福汉，以十五万元人民币去贿赂张林柏同志，要张林柏“高抬贵手，大事压小，小事压无……。”
张林柏拒绝受贿，但刘福汉仍厚颜无耻地把钱扔下。
张林柏便马上把钱送到法院说明来由。
法院除给烧酒犯刘品汉以应得的处分，全部没收他的行贿款项外，并把刘福汉传到法院，予以教育。
张林柏同志这种拒不受贿的精神，我认为是值得表扬的。
侯一鸣

宋德贵等贪污罪行
宋德贵，游民出身，1935年从国民党军队里被我军俘掳过来后，经过教育，留在革命队伍里；
1936年混入党内，1950年调到公安部任行政处处长。
他在过去抗日战争、自卫战争时期，虽然受过十几年的锻炼，但恶劣品质并没有得到改造。
他在资产阶级的引诱下，平日生活腐化，喜好奉承。
1951年04月到09月，公安部为了修建房屋，商得有关部门同意，派他去东北购运木材。
这时，宋德贵结识了天津东华货栈经理赵溪桥，雇用赵溪桥及其伙友十几个人协助验料、检尺。
他在奸商的收买和勾结下，就犯了盗窃国家财富的严重罪行。
赵溪桥是一个极端狡诈的奸商。
他很快就找到了宋德贵的致命弱点，向他下本钱，阴谋通过宋德贵的手窃取国家财产。
他经常请宋德贵吃饭，在宋德贵面前百般奉承，称宋德贵为“宋大人”，喊宋德贵“万岁”。
宋德贵在这种包围下，就变本加厉，完完全全丧失了一个革命者的品质。
他称赞赵溪桥“能干”，对他们“经济上要大方”，任意挥霍人民的血汗钱。
他跟赵溪桥一起住最好的饭店，吃最好的酒席。
在东北，每天每人都要花十几万元去吃饭，每顿都要喝白兰地酒。
在北京举行宴会，一桌就是七十几万元。
宋德贵腐化透顶后，进一步和奸商勾结，贪污违法。
他用多付东华货栈验料、检尺的手续费的方式，大胆盗窃国家财产七亿元。
（本来，按国家规定价格，公安部只应出五亿手续费。
但宋德贵却多给了东华七亿元。）
奸商赵溪桥又偷漏税款，只报了四亿二千万的税，国家实际的损失超过七亿元。
这样，宋德贵就实际上成了东华货栈的大老板。
赵溪桥对宋德贵，要钱就送钱，要东西就送东西。
东华货栈的伙计称宋为“老掌柜”。
宋德贵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学会了商人行贿的办法，以盗用国家的财产给其他人送礼物，请吃饭。
在东北购运木材回来后，他对参加购运木材的工作人员，每人送了六十万元作“奖金”，还给其他一些人送手表、钢笔、罐头、香烟等等。
因此，宋德贵不仅自己成为党和人民的叛徒，而且还腐蚀革命干部，把一批意志薄弱的人拖下水去。
在他领导下的行政处，很大一部分干部身上都不干净。
在党和行政领导方面反复教育下，宋德贵对自己严重的犯罪行为，仍不悔悟，反而有计划地进行对抗。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展起来后，他曾两次和奸商赵溪桥及同案主犯刘玉泽、王珍秘密集会，商讨怎样混过这一关。
王珍和刘玉泽都是以宋德贵为首的集体贪污案的主犯。
王珍是行政处生产科副科长，跟宋德贵一道去东北购运木材，一起过着同样荒淫无耻的生活，盗窃国家的财产，喝花酒，买人参、手表、金戒指等等，企图把自己装饰得像个腐朽的剥削阶级的样子。
刘玉泽是行政处副处长，他在北京负责接收、分配木材，自己已供认曾分赃四千二百五十万元，在椿树胡同买了一所房子，跟他勾结的私商替他油饰一新。
这是刘玉泽窝藏赃物的场所。
最近检查中，发现这里藏有大量现款、黄金、银元、金戒指、手表、布匹、照像机等贵重财物多种。
此外，他还供认收受私商贿赂两次共二千八百万元。
现在，中央公安部正紧张地清查这个案子。
对于这些盗窃国家财产的重大贪污罪犯，中央公安部领导同志和办公厅的负责人，已作了检讨，并计划在全部案情弄清后，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进行公审，进一步大张旗鼓地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

牡丹江造纸厂工地快砖组
学习苏长有砌砖法，砌砖效率提高百分之六百以上
编辑同志：
牡丹江造纸厂工地快砖组学习苏长有砌砖法后，砌砖效率平均提高百分之六百多。
组长张瑞吉听到苏长有小组一人一天能砌一千九百块砖的消息以后，心里就一直怀疑：
自己组里一人一天才砌九百块，他们能砌得这么快？
1951年09月25日，松江省人民政府基本建设委员会召集牡丹江瓦工代表到哈尔滨参观苏长有砌砖法。
厂里现场领导干部叫张瑞吉去参观。
他看到苏长有小组砌砖法的优点是：
小组的劳动力合理分工，减去了技术工人的非技术劳动。
他回厂后，和厂里技术人员研究苏长有工作法的长处，又研究了新的补充方法。
他领导全组学习和讨论新的工作方法，使大家对于先进操作法有了正确的认识。
10月07日，他们组里实行了科学的分工。
08日开始运用新的工作方法砌砖，第1天平均每人砌砖二千一百五十块。
但他们并不自满，接着发起砌砖竞赛，创造了新的纪录。
现在，这个组每人每天（以九小时计算）平均一般砌砖五千九百五十八块，最高可砌七千四百九十一块，工作效率提高百分之六百以上。
魏苏群

要求迅速处理人民银行总行视察团和河南省分行的铺张浪费行为
编者按：
01月05日，本栏发表了河南日报总编室揭发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浪费巨款招待总行视察团的来信后，又陆续收到各地读者来信，对河南省分行和总行视察团提出批评。
现在把这些来信发表出来，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一问题迅速检查处理。
浪费巨款招待和接受招待都是错误的
编辑同志：
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行长张皓天为招待人民银行总行视察团，铺张浪费，在十天会议当中就花了两亿五千多万元。
据我们了解，他们除在会议中大肆招待外，为留“纪念”，还赠送南阳玉图章、玉杯等物；
并给负责招待的人员发自来水笔、棉鞋。
更令人惊奇的是分行行长张皓天不只不以浪费为耻，还在总结工作中说：
“这次大家反映招待的还不错。
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搞个跳舞会。”
对这种铺张浪费的招待，总行视察团不但没有批评和阻止，相反地，他们欣然接受了。
我认为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的铺张浪费行为和总行视察团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极端严重的。
这一事件已经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我建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迅速调查处理这件事情。
张天震
河南省分行铺张浪费的行为滋长了工作人员贪污腐化倾向
编辑同志：
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为招待总行视察团，挥霍国家财产，大肆铺张浪费的行为，是使人不能容忍的。
这件事特别发生在毛主席提出“增产节约”号召以后，就更加不能原谅！
我们认为，总行视察团的负责同志对这种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不批评、不纠正，反在大吃大喝之后受礼而去，他们应当负的责任，丝毫不应少于河南省分行行长张皓天。
视察团的部分团员还这样反映：
“没来以前，认为开封是沙城，一定招待不好，其实还不错哩！”
甚至还有人无耻地说：
“不行，比在青岛招待的差多了！”
原来他们到处受招待，还不只开封一地！
这种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在河南省分行内已引起极端恶劣的影响，滋长了某些工作人员贪污腐化的倾向。
例如，有的人当过大会的招待员以后，便不愿再吸普通烟了。
他们说普通烟没有炮台烟可口。
有的人因在当招待员时吃的好，工作轻闲，后来对工作也不安心了。
没有当过招待员的因为“苦乐不均”，对领导干部不满，常发牢骚。
我们坚决要求总行视察团彻底检讨这一件事，迅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并把收受的赃礼悉数倒出，退还原处。
总行负责同志要根据这些人的情况分别给以教育和应有的处分，并在报纸上公布。
贾乃贵崔祖功张绍勋胡全福王道振唐明李国定马心合
人民银行总行领导干部应作深刻的检讨
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在01月05日刊登的河南日报总编室揭发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浪费巨款招待总行视察团的信件，指出人民银行总行视察团在十天的会议当中，只果品一项，就吃了二千六百多斤。
在这个问题上，河南省分行应作检讨，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干部更应负主要责任。
因为人民银行总行在1951年召开的几次专业会议上，都有请吃饭、请看戏等严重挥霍国家资财的现象，因此，下级也群起仿效。
这次视察团的组织也过于庞大，有二百多人。
此外，到各区还有地方人民银行的大批人员参加帮助工作，以至旅费、饮食等开支数字惊人。
我认为总行领导干部对这件事应作深刻检讨，并把浪费数字（包括视察团本身开支浪费的部分和各地银行的招待费用）和处理结果在报纸上公布，以教育大家。
石岩

青岛市工商界代表举行大会
反对行贿反对暴利反对偷漏税
青岛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动员全市工商界展开群众性的反对暴利、反对贿赂、反对浪费、反对偷漏税运动。
自12月20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后，全市工商业者纷纷表示拥护。
因此，青岛市工商联筹委会根据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二次全会的决议，针对青岛市工商界目前存在的违法舞弊、贪图暴利、实行贿赂、偷税漏税等现象，决定在全市工商界内普遍开展“四反”运动。
24日，全市工商界各行业代表一千二百多人举行了反暴利、反贿赂、反浪费、反偷漏大会。
青岛市工商联筹委会代主任黄元吉在会上说明开展“四反运动”是工商业者进行企业改造和思想改造的重要方法。
他指出暴利、贿赂、浪费、偷漏等坏的思想和行动，对国家、人民和企业本身都有严重的危害性。
他说：
“这些恶劣行为、不仅会减低国家财政收入，造成人民不合理的负担以及影响生产的正常发展，更严重的是削弱了抗美援朝的力量，并将大大地阻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
他号召全市工商业者积极地动员起来，坚决地与这些恶劣行为进行斗争。
市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张克俊在会上做了开展“四反”运动的动员报告。
他强调指出开展“四反”运动是广大爱国工商业者的一个正义的要求和行动。
他接着用具体事例说明当前各行业中存在着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动。
他说：
有一些工商业者追求暴利，例如靴鞋业的某些厂商在军鞋加工中偷工减料，以致次货和废品占全部订货的百分之五十九，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利益；
造纸业和杂货业都不合理地提高生产利润；
制棉业、纺织业中有些厂商虚报成本、追求暴利；
线扎业、拍卖业曾哄抬物价；
磨粉业在旺季时拒绝为国营企业加工，在面粉中掺假使潮的现象也不断发生；
特别是私营大元橡胶厂在承制军用雨衣中，用欺诈手段牟取暴利，使国家财产损失五十二亿六千多万元。
在工商界中贿赂的行为也十分严重，如私营利华、锦昌等八家电料行为了营私自肥，竟以卑劣的手段，诱惑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盗卖国家资财。
工商界中偷税漏税的现象也仍然存在，现在已发现的偷税漏税的卑劣办法有十六种之多。
张克俊指出：
全市工商业者必须一致动员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展开“四反”运动，向这些非法的思想行为进行无情的斗争。
只有把暴利、贿赂、浪费、偷漏这四块大石头粉碎了，我们的增产节约运动才能开展得好；
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才能有蓬勃发展的前途。
会上，电料、磨粉、进出口等行业的代表纷纷就本行业已经发现的问题做了公开的检讨。
全体代表都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一运动。
大会根据市工商联筹委会代主任黄元吉的提议，以工商界学习委员会为基础建立检查机构，以便有领导、有系统地进行全面检查，使工商界的“四反”运动真正成为群众性的运动。
（新华社）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奖励优秀的连环画作者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为奖励优秀的通俗文艺作品的作者，特发给“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连环画”和“从头看尾”等两部连环画的作者以奖金。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连环画”是赵枫川、古一舟、吴静波等所作的一部通俗画册。
这一部连环画简明生动而有系统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奋斗历史。
这部连环画因适合广大人民学习党史的要求，到现在为止，印成单行本或经各地刊物转载的共达四百五十多万份。
“从头看尾”是田作良作的连环画，以揭露一贯道罪行为主题。
这部连环画在教育群众、推动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运动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两部作品都紧密地配合了当时的重大政治任务，因此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为了推动文艺工作者大力创作这类通俗文艺作品，以满足工农群众的文化要求，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决定发给“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连环画”的作者奖金三百万元，发给“从头看尾”的作者奖金一百万元。
（新华社）

从“文学评论”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文艺批评思想
王淑明
一
“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评论”，是我和几个朋友合办的。
这刊物一开始，就具有同人的性质，是没有什么一定的方针和目的的。
我们几个人偶尔谈起，觉得当时的文艺批评空气太沉寂，需要有一个刊物，来把它搅动一下，于是就向报馆方面接洽，办起来了。
几个人中间，我是主编，对这刊物负主要责任，而又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这刊物办得不好，我要负重大的责任。
我既然是一个党员，当时参加这刊物的编辑，是怎样想的呢？
我的动机是不纯的。
我到北京来参加文艺工作，觉得行政职务太小，“名不见重于当时”，比起其他许多同志来，实在是“相形见拙”，大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感。
觉得组织上既对我不信任，不另加青睐，就只有靠自己搞出名堂来。
办刊物，就是自找出路的一法。
当时我还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不将刊物放在“人民日报”上，而在其它党派的报纸上面办出，为什么这样呢？
我觉得“人民日报”是党报，在这上面出刊，我们的文章，就要受到审查，这无疑是一种“束缚”，而这种“束缚”，我是不能忍受的。
一向自负甚高的我，自己写文章，不愿被人修改，至于退回不用，更认为是莫大耻辱，如发生这类事情，我就和这个刊物断绝往来，我的狂妄无知，不知天地覆载之厚，是竟达到这样叫人不能相信的程度！
在“光明日报”上附刊，我觉得有几种便利：
一、不受审查。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天地辽阔，可以放任而“自由”。
二、既然是民主同盟办的报纸，党即使要来干涉或领导，亦有所不便，我是这样自绝于党。
当一开始办这个刊物的时候，就与组织取着对立的态度，有意避免接受党的领导，把接受党的领导，认为是一种“干涉”和“束缚”。
这那里有丝毫共产党员的气味！
不但共产党员不该这样做，即使是进步的民主人士，我想也绝不会这样做的。
党今天的政治威信，在群众中空前的提高，真正的进步民主人士，有许多人是自愿地要求接受党的指导的，而我，却反而不这样做。
把一个党员的水平，降低到连进步的群众都不如。
这是多么严重的危险！
我以为自己搞文艺工作，行政职务很小，不免有“怀才不遇”之感，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
一个党员，只应老老实实地为工人阶级和人民服务，不当计及其它。
而我却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个人，宁可使党的利益和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受到损失而毫不知道可惜，这已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品质了。
和我在一起编“文学评论”的朋友，当时只有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在其中起过党员的应有作用。
如果他们中有人也有搞小名堂思想，不满意领导的思想，我当时不是去设法说服，引导他们放弃那个小圈子，接受正确的领导，而是相反，自己也有那种荒谬想法，甚至推波助澜，煽其成长。
这难道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吗？
我已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不自知了。
二
离开了党的领导和指示，而来编文艺刊物，个人主义地乱闯、乱碰，既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目标，又不愿决心对人民负责，只把它看成为同人性的小集团的东西。
这个刊物的办到后来，终于犯了错误，走向失败，是无法避免的。
这次文艺整风学习，丁玲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指出““文学评论”的编辑态度不严肃”，我当时听了很不乐意，觉得对于这个刊物，自己很花了一番心血，不能说一点成绩都没有，怎能说它“态度不严肃”呢？
后来苦苦思索，再把“文学评论”发表过的文章，前后看了一遍，觉得丁玲同志所指出的，是完全适当的。
如果硬要说“编辑态度严肃”，那末，这种“严肃的态度”，在那里呢？
前面说过：
这个刊物，是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目标的。
记得当时我们也常常说：
““文学评论”要具有战斗性。”
但究竟是怎样的“战斗性”呢？
向谁“战斗”呢？
向封建阶级的文艺吗？
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吗？
今天仔细检查起来，我们都没有切实和这些坏作品，打过一次硬仗。
对于“武训传”的讨论，我们很冷淡视之，对于萧也牧的作品，我们曾有两次登过近于捧场的文章，待批评开始后，我们自己没有作过检讨，更没有仔细地对于他的作品，作一次较深刻的研究，写出严肃的批评文章，来纠正在读者中还存在的错误印象，所有这些，你能说是“态度严肃”吗？
事实很显然：
一个文艺刊物，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和指示，没有和当前的政治任务相配合，自作聪明，以感想代替政策，那末，这个刊物的编辑，就只能成为政治上的盲人，这个刊物的进行，就不免迷失了方向。
它将要像唐·吉诃德似地盲目乱碰，把风车当做巨人，自以为是了不起的英雄，其实没有做出一件像样的正经事来。
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刊物批评的主要锋芒，一开始就不是向封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战，而是找一些在新文艺创作上具有显著成绩的作家，如赵树理、丁玲同志……等，在他们头上开起火来，预备把这些人打下去，好一显自己的身手，这完全是盲目乱干，不分敌我，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
其次，我们也常说：
“刊物要有群众性。”
有人曾以此自豪，觉得这是“文学评论”的特点。
其实所谓“刊物要有群众性”，就这句话本身看来，涵义亦不明确。
我们所说的“群众”，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群众”呢？
工农兵呢？
还是小市民呢？
或者是在这二者之外呢？
如果不分皂白，把小市民的嗜好和趣味，作为迎合和迁就的对象，那就糟了。
我们对于来自群众中的意见，没有很好地加以研究和分析，区别其中何者为正确的，何者为不正确的。
我们之中，有人只要听到了誉扬就踌躇满志，以为刊物真的做到有“群众性”了。
其实这是盲目的自信。
现在仔细考虑起来，有许多读者的意见，是不完全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都没有加以分别，全盘接受下来，这是非常要不得的。
还有，我们在处理稿件上，是不负责任的。
“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是经我看过的。
作为一个主要负责编辑人来说，我是怎样来对待这些稿件的呢？
有许多来稿，其内容所批评的作品对象，我是没有重新看过的，仅凭粗浅的不可靠的记忆，以为大概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就把它发表了。
这是何等不严肃的编辑态度！
正因为我的编辑态度不严肃，所以出乱子就很多，例如“黄河坝上”这篇小说，内容虽有缺点，但却绝不如读者紫兮所说的那么严重，那样一无是处！
我没有予以考虑，就将它发表了。
那文章的批评内容，将作品中的有些缺点，过于夸大，而优点完全没有指出。
如果我当时把原作再仔细读一下，就可能发现这批评的不公允处，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
又如杨树先的“对两个问题的意见”一文（见“文学评论”二十三期），批评了“麦克阿瑟的时间表”和“美国流氓们，你们听着！”
两诗，但他的引文，把原诗的上下句断章取义地割裂开来，仅拣其中便利于自己论证的地方，予以节录，以致单看引文，似乎颇有道理，如果将全诗联系起来读，那就看出作者立论，有许多是牵强附会，不能自圆其说的。
像这样的断章取义式的文章，我也把它原封不动地发表了。
所有以上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编辑态度，是非常轻率，丝毫没有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的。
丁玲同志对于“文学评论”的批评，还能说是过分吗？
三
我自己的许多文章，是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
正如同我的编辑态度不严肃一样，我的写作态度也是不严肃的，刊物是自己办的，文章有发表的便利。
而我从来又自高自大，文章不轻易愿人家改动，不接受领导，不肯虚心采纳别人意见，更基本的是缺乏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所以我的文章里，有些论点发生错误。
其中观点最荒谬的，是用裘祖英的笔名发表的“论正确的批评态度”一文（“文学评论”第37期）。
在未分析这篇文章的内容错误以前，先说一说我的文艺批评思想。
文艺批评的作用，当然在于指导创作，但我以为要进行批评，首先要有创作。
目前的文艺界，不但创作水平不高，而且产量亦不丰。
这原因虽有多方面，但不少作家，感到文艺批评的严厉空气，不敢动笔，怕亦是其中原因之一。
我觉得有个别同志的批评文章，的确有些过于“严厉”，就把它和目前创作界的萎靡不振现象，联系起来，认为批评应该“持平”，不宜“过火”，免得弄到妨害创作的发展。
实际上我的这种所谓“持平”，“不宜过火”论，就是文艺批评上的右倾思想。
我又觉得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方面，也应当照顾，对于那些老作家，中间作家的作品，批评时应该是多鼓励，少指摘，发扬其优点，不要过分揭露其缺点。
你看！
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是已在那里对于文艺批评，大叫其苦吗？
在我的批评思想里，缺乏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胡乔木同志所指出的：
在文艺战线上，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我的许多看法的错误，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没有确立的根源出发的。
我觉得创作产量要丰，但不知除了量多之外，更重要的还要质好。
文艺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如果创作界发现了大批思想内容恶劣的作品，而任其流传，对于人民的作用，将不是有利而是有害的。
像这样的作品，就需要毫不容情地对它进行严正的批评，才能既教育了人民，也教育了作家本身，才能使文艺创作得到正常的发展。
我仅看到有些作家，对于文艺批评感到不满，大叫其苦，却没有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嗡嗡的声音，是从那里发出的，而就毫不加思虑地对它相信和完全同情起来。
事实上，这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或个别具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家，他们自身既不接近工农兵，又不愿进行思想改造，宁肯在其灵魂深处，保存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就是这些人慨叹于批评的“过火”。
而我毫不觉察，支持了这种十分错误的叫嚣，既然我的文艺批评观点，是“持平”，那末，我所反对的，当然也是“过火”，和这些人的思想，在基本上是一鼻孔出气的。
我无形中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为之张目，降低了正确的文艺批评的威信，站在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一边，放弃了阶级斗争，对敌人抱同情，做了错误的甚至反动叫嚣的尾巴。
我没有知道，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从各个角落发出相同的批评“过火”的声音，乃是理所当然。
这些人之所以喋喋不休，其本意就在于拒绝和不要批评，以这作为挡箭牌，企图达到其保存自己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的目的。
如果他们既要创作，而又不愿放弃其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甚至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那我们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严厉而深刻的批评，对于思想斗争是丝毫不能让步的。
如让了步，就是对人民犯罪，放弃了文艺批评应有的重大职责。
但我恰恰就是在文艺战线上对思想斗争让了步。
四
我在“论正确的批评态度”一文中犯的错误，是导源于上面所指出的右倾的文艺批评观点而来的。
某些基本错误思想，在这篇文章里，是更加扩大和发展了。
例如我首先看到的是“不正确的批评态度”，事实上怎样呢？
过去多少年来，我们的文艺批评，不是太多而患太少，需要领导方面大力地推动其发展。
这一年中，经过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讨论后，文艺批评的力量是大大地加强了。
就是这样，距离实际的需要也还远。
这些讨论，都是非常重要的，十分正确的，是我们开国以来在文艺战线的思想斗争上所获得的重大成绩。
对于这种重大的事情，这样重要的成绩，我没有予以足够的正当估计。
而相反地，却夸大其另一面，把在主观上认为几种不正确的文艺批评倾向，抬高到绝对化的地位。
这是如何严重的思想错误！
当时对于萧也牧作品的讨论，正在全国范围内热烈展开。
“文艺报”四十一期上发表的李定中的信，虽说其中个别地方，立论不无偏激之处，但其基本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我看落了其主要论点而抓住了其中一些非必要的个别语句，将其绝对化起来，认为是首要的不正确的批评态度。
其实文艺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并不比资产阶级思想，低到多少。
资产阶级思想，如果存在于作品中，还容易被人发觉，至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不然，我们的作家，甚至读者，很多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
因而具有这样的思想感情的作品，就很容易被人所接受，很容易找到其市场。
而在另一面，我们对于它的防范性也不够，总觉得比起资产阶级思想来，后者的危害程度要小些，这无疑是错误的。
事实上当时对于萧也牧作品的讨论，发出“批评过火”这种呼声的人，也正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抱着无原则的同情，因为自己也想保存这些思想感情的残渣。
而我自己呢？
觉得李定中的批评，不免“过火”，这也正表明我的思想，和这些人有共鸣之处。
其另外更本质的一面，是我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在创作上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给予工人阶级思想的腐蚀作用，对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也认识不够。
在我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几句话：
“这些批评家们，把棍棒代替了批评。
这真如俗话所说的：
‘一朝权在手，叫你见阎君。
’”又说：
“这样做下去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不是在鼓励创作，而是在做着屠夫和刽子手。”
所谓“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曾经有人真的这么做过吗？
可以肯定的回答，是没有的。
即使个别的批评文章中，有比较偏激的语句，但这也并没有成为一种倾向，所谓“他们是在做着屠夫和刽子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是想吓唬作家吗？
是想号召作家和读者，都起来向批评家们围攻吗？
真的起来围攻的话，对象又在那里？
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我心造了幻像，又把这幻像像煞有介事地当做箭垛，作为一种不正确的严重倾向来指出。
我简直在大声告诉读者，告诉一般作家：
今天我们文坛上，有这样一种批评家，他君临于作家们的头上，“以棍棒代替批评”，“做着屠夫和刽子手”，而要你们去“见阎君”。
对于这种人，你们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呀！
我虽没有明白宣告要取消批评，但却予刚在发展过程中的批评事业以损害，暗示了大家：
今天的批评界，是成为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没有党的领导，即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恶劣现象，亦没有人出来加以纠正和阻止。
把党在文艺批评上的领导作用，完全否定了。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所有这些严重的思想错误，我在当时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竟丝毫没有觉察到，经过别人指出后，也未能引起我的注意。
直到许多人都这样说，领导方面也直接和我谈起，我才开始感到事情的严重！
这说明我思想的昏庸，和政治上的落后，是达到如何幼稚的程度！
五
我的这些错误思想，表现于编辑工作中的，于文艺批评上面的，难道是偶然形成的吗？
不！
不是的！
是有其根深柢固的思想根源的。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虽然入了党，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
这种思想上完全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
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党员！
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
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组织观念。
所有行动和言论，都从个人利益出发，办刊物，不接受领导，写文章，不给领导上看，也不虚心采纳群众的意见，自作主张，不负责任地随便对外发表言论。
这算是什么党员呢？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首先最重要的条件，是党性，党性的具体表现，就是组织观念，一切服从党的利益。
而我就恰恰不能这样，自由散漫，不愿接受党的领导，把组织和纪律，当做一种“束缚”，这正是无政府主义式的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毫无相同之处。
列宁说：
无产阶级不害怕组织和纪律……缺少组织和纪律的自我教育的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的某些知识分子。
我正是这样的一种知识分子，还不十分明白吗？
所以在我来说，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要在“思想上完全入党”，也就是说，把“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完全消除掉，确立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只有这样，今后才可以避免发生重复的错误，也只有这样，在文艺批评工作上，才能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人民大众很好地服务。

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
——评“科学通报”第2卷
龚育之
中国科学院编印的“科学通报”，是以科学技术工作者为对象的综合性的科学刊物。
它现在已经出完了第2卷。
翻阅这一年来的“科学通报”，可以看出它是有一定的成绩的。
例如介绍苏联的先进科学成就，报道两年来我国工业建设和科学技术中的新创造，以及关于“撒尼语研究”序文的批评等，都是很有益的工作。
但是这里不打算多谈成绩这一方面，而准备着重分析另一方面。
“科学通报”一年来有不少严重的缺点，表现了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这是迫切需要加以纠正的。
首先，在“科学通报”的编辑方针方面，关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一点是不明确的。
而任何刊物要是忽视了这种思想工作，就绝不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科学通报”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主要的也就表现在这一点上。
举例来说吧，当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的时候，对于这样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著作，“科学通报”不但没有转载，甚至没有报道。
好像“实践论”只是一篇哲学论文，跟科学没有关系似的。
后来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的社论，明确地号召“学术界（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在我们的学术界各方面，各部门，应该认真地讨论‘实践论’”。
在提出这样的号召之后，“科学通报”也仍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它并没有号召、组织、指导科学工作者学习“实践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来改造思想，改进工作。
仅仅在去年05月号和08月号上才发表了三篇科学工作者的学习心得，这是多么迟钝和冷漠啊！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科学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
可是“科学通报”也只在从来不印字的封里印了一条七百字左右的纯报道性质的消息。
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作出了关于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三项中心工作的决定，许多科学界人士参加了这次会，科学院李四光副院长还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关于这些，“科学通报”去年11月号和12月号上也没有一点反映。
“科学通报”曾宣布它的任务是“偏重于报道和介绍”。
由于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指导，这些报道和介绍常是客观主义的、东鳞西爪的。
人们看不出这些报道和介绍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
因此，这些东西也就没有起到它们应有的指导实际工作的作用。
从“科学通报”对国内科学工作的报道中，我们很难体会到政务院所指示的科学研究和生产结合的方针。
对于生产很有贡献的球墨铸铁研究和安全棉油乳剂研究的报道，被淹没在大量次要的、可有可无的报道之中。
去年暑期召开的许多专门学会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了什么问题，指出了什么方向，“科学通报”都缺少说明。
最近科学院开了院务会议，提出了许多有关全国科学工作的重要问题，可是这些问题也都没有反映。
这样，这些重要事件，“科学通报”或者是根本没有认识到，或者是认识到而没有认真地介绍、论述，因此，就降低了它在科学工作中所应起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和指导作用。
“科学通报”强调了它介绍国外科学的任务。
它介绍了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状况。
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的。
只是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立场，绝不能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替他们作反动的政治宣传。
可惜，“科学通报”在这一方面却常犯错误。
“科学通报”去年06月号上发表了“1950年08月15日阿萨密大地震”一文，去年07月号上又发表了“阿萨密地震历险记”一文；
两文都是从英国的“自然”杂志上翻译过来的。
然而，所谓“阿萨密大地震”实际上是发生在我国西康省察隅县的地震。
“历险记”的作者“金顿·瓦尔得”就是多年来横行在四川、西康、云南一带的帝国主义分子“金华栋”。
译者和编者都跟在帝国主义者的后面，把中国土地说成是印度土地了。
去年07月号“科学通报”还发表了一篇“印度地质调查所百年简史”，也是从英国的“自然”杂志上翻译过来的。
文中大事宣传帝国主义者给殖民地人民的“恩惠”，把一些侵略分子说成是“印度地质学之父”等等。
译者和编者竟原封不动地把它登出来。
所谓“阿萨密大地震”一文的错误，已经有读者指出，由译者作了更正，在“科学通报”上登载了。
“印度地质调查所百年简史”一文的译者也在翻译通报上做了检讨。
但“科学通报”的编者却没有作过深刻的公开的自我批评。
前面提到了，“科学通报”在介绍苏联科学方面是有成绩的。
但这仍然是很不够的。
比如在去年05月号的国外简讯栏中，大多数消息是英美国家的，而这些消息有一些是“鱼能发音”、“世界最短的鱼”等无关宏旨的东西。
去年04月号上介绍“高聚物化学”，大量介绍了英美的书刊，却完全漠视了苏联在这方面的贡献和成就。
编辑工作中的草率作风也是严重的。
例如去年04月号上“蛋白质研究的新成就”译文中，竟出现了“在万花镜的检视下，所呈现的色谱，我们可鉴定出某种蛋白质的构造”这种错误的字句。
去年09月号上“苏维埃语言学走上了新的道路”一文，竟然只翻译了登载在真理报第2版上的原文的一半，第3版上另一半竟被译者丢掉了；
译文的错误也很多。
这种现象使人怀疑“科学通报”编辑部到底有没有核对的制度。
应该提到的，“科学通报”编者在去年十二期上做了一些检查，但是这个检查是缺乏切实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的。
编者把检查的重点放在带有技术性的问题上面，没有对一系列的政治性的错误进行深刻的检讨，找出它的思想上的根源，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改进的办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科学通报”的主要错误在于脱离政治，脱离实际。
它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认真研究政务院关于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的指示，对待科学采取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以至在有些时候立场模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
应该指出，上述一些错误并不仅仅是“科学通报”所独有的，科学界的其他刊物却有或多或少的类似的错误，这种情况和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超政治超阶级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他们“崇拜英美，迷信德日，怀疑苏联，卑视自己”。
他们也不认识，自然科学本身虽没有阶级性，但它却是必然以某一阶级的世界观为指南的，它总是要为某一阶级的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要参加社会生活，他不是属于这一个阶级就是属于那一个阶级。
过去的科学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今天，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中国的科学有史以来第1次成为人民的科学。
科学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这一转变，自觉地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服务，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学才会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
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人民，任何科学事业都是会日益萎缩下去的。
我们希望，“科学通报”以及其他科学刊物积极改进编辑工作，担负起组织科学界思想改造运动的任务。
我们建议中国科学院加强对“科学通报”的领导，使“科学通报”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思想性的科学刊物。

关于美国的所谓“集体措施”计划—准备战争的计划
——维辛斯基1952年01月03日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上的发言全文（续完）
如果抛开比喻不谈，那末，我们就只能这样来了解英国首相的这篇谈话，即他供认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在遵循着错误的方针，这已使英国处于这样困难的地位。
从邱吉尔演说中的下一段可以明显地看出是这样的，这一段说：
英国面临着财政危机，需要作许多努力，邱吉尔说需要用“我们国家的全部力量”来阻止“走下坡路，并回到平地上来，然后我们必须从头努力干。”
但是英国的情况是这样，它如何来努力呢？
邱吉尔本人已说过：
英国国库的收支若不能平衡，英国国家就可能面临破产，并会像邱吉尔所说的那样，“必须在乞讨施舍——如果我们能够获得的话——与挨饥受饿这两条道路中作一选择。”
邱吉尔指出：
英国面临另一种与1940年不同的危险。
邱吉尔说：
“不论就全国来说，不论就个人来说，我们不能永远入不敷出。
除了盟国的防御和重整军备的工作以外，我们不能永远依靠美国的援助”……。
他说：
“我们决不能再请我们的帝国帮忙了。
这一切都是冷酷的事实，而不是演说、社论、游说、投票等等所能改变的。
事实还是事实。
那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什么呢？”
邱吉尔继续说：
“如果我们不能甚至更加紧发挥我们的力量、智慧和技艺来获得生存，那末，我们就没有机会得以安置国内粮食所不足以养活的几百万剩余人民，同时我们也没有把握说，别人会把英国狮子作为心爱的家畜来养活它。”
这就是目前在英国由于扩张军备政策和军费负担不断增加而产生的情况。
但是，正如邱吉尔先生本人承认的，英国所能指望美国给它的唯一援助，是关于继续扩张军备计划的援助，因为艾森豪威尔以及在他背后的不仅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决定大西洋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外交政策的方向的力量，是不允许缩小扩张军备计划的。
大西洋集团阵营各大国间的矛盾愈来愈增长和尖锐化，阵营内部的困难在不断地增加。
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日深美国图加紧武装西德作为盟友
现在，谁都已经知道，舒曼计划固然是美国垄断资本企图用来控制若干西欧国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重工业的工具，然而它的用意还不仅止于此。
据索邦大学教授拉维尔湼在他的一本著作“舒曼计划”中说，这个计划是针对英国的，并且用拉维尔涅教授的话来说，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所建立的对付‘没有信义的英国’的最危险的战争机器。”
他还说：
“由联营而建立的‘欧洲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永久的工业联盟，它的目标就是要把英国金属产品逐出一切出口市场。
建立了这样的‘社会’之后，它的内部便可以就生产任务确立专业分工，这样就会大大地帮助它们在第三者国家的市场上打败英国工业。
可是，舒曼计划既然不是别的，而只是我们六个国家对英国威力进行的一场有效的经济战争，这难道可能一点也不影响英国对我们的政策么？
从今以后，我们应当准备在全世界遭到英国的坚决的敌意态度。”
这就是大西洋公约的有利影响的结果。
显然，这证明了英国和美国间的矛盾，证明了英国和法国间的矛盾以及它的一切后果，这是使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的矛盾。
先生们，你们是应该从这里来寻找你们的困难的根源的。
俄国有一句俗语说得好：
“自己的尊容难看，别怪镜子不好。”
英法关系便是这个样子。
然而，事情还不止这样。
大家都知道，舒曼计划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舒曼计划和普利文计划都被人家叫做美国计划，甚至欧洲谘询议会前主席斯巴克也这样说。
美国认为，舒曼计划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保证美国的地位的适当手段，而普利文计划则是在军事方面保证同样的地位的手段。
这两个计划都是要保障美国垄断资本以及和它们勾结的西德垄断资本在西欧的统治地位的。
舒曼计划和普利文计划两者事实上都会导致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这是和欧洲和平的利益不相容的，而且也受到德国人民的谴责，德国人民不愿被利用作实现别人的计划的工具，何况这种计划是追逐着侵略目标的呢。
按照普利文计划，若干西欧国家将成立统一的军队，西德军队无疑将在其中居于优势的地位。
同样地，根据舒曼计划，所谓“欧洲煤钢联营”组成之后，鲁尔的重工业便将和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和卢森堡的重工业联合起来，造成鲁尔工业巨头在西欧的武器和军需生产方面保持控制地位的条件。
这又是符合于美国垄断资本家的意图的，他们曾经利用而且正在利用在西德的占领政权，牢牢地打入德国的托辣斯和卡特尔，并使它们愿意为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而服务。
可是，最近，建立要英国军队参加的“欧洲军”的计划遭到了英国的反抗，它拒绝参加这样的军队。
这是邱吉尔在1951年12月06日的议会演说中亲口说的。
他说，英国并不打算参加欧洲军……。
然而，英国对这问题的态度完全不合于美国军人的意旨，因为美国军人想连英国武装部队的控制权也拿过来。
可是，美国遭到英国的抵抗，便愈加热中于重建德国国防军，想把它当作大西洋军队中的可靠盟友。
为了这个缘故，美国在西德大力支持军国主义团体和新纳粹团体复活，这些团体招揽了大批贩卖复仇情绪的德国将领、军官、兵士和积极的纳粹分子。
根据权威消息，西德盟国高级专员公署里的美国人已准备把这一切军国主义团体合并起来。
1951年09月，八个德国将领在波恩举行了一次会议，美国副高级专员海斯少将也参加了，把西德军队建立成大西洋公约体系中的模范军队的计划就是他拟订的。
参加这次会议的德国将领有：
弗里斯纳，他现在是一个新纳粹团体的代理领袖；
曼陀菲尔，公认的德国军国主义的代表；
拉姆凯少将，希特勒伞兵部队的创立者，他原来因对人类所犯的罪行而被判刑囚禁在比利时，最近才在大赦的藉口下被释放的；
此外还有空军将领斯图姆夫和史图登特。
从同一消息来源得悉，1951年08月底，美国驻西德高级专员麦克洛埃曾说，只要大西洋联盟各机构决定武装西德，并宣布动员德国的“战斗部队”，统一的欧洲军里的西德武装部队在十八个月内就可以建立起来，并处于充分的准备状态。
麦克洛埃证实，只要武装西德一事得到正式批准，美国便开始给西德以军事援助，纵然它还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的成员国。
至于西德的军事生产问题，麦克洛埃说，西德可以为大西洋联盟的武装部队生产“轻型物资”、器械、仪器、电动机、电工器材和卡车等。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一方面，他个人也是表示十分希望西德正规军复活的。
11月26日，他在罗马北大西洋联盟会议上直认不讳地说，美国无论在地理上或是在军事上，都需要德国的帮助，又说，如果美国能够利用德国的力量，继续组织欧洲军，美国就会较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英法侵略政策到处遭到反抗竟捏造卑鄙谎言来掩饰其罪行
这些目的是什么呢？
关于这些目的，是没有任何秘密的。
这些目的是十分明白而确定的。
这些目的是由美、英、法三国国内的侵略势力的政策决定的，这三国国内的侵略势力，正像1951年02月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中所说的，是渴望新战争以谋得超额利润并劫掠其他国家的。
难道在东方许多地方——朝鲜、越南、马来亚——没有战争的烈火已经在燃烧着吗？
这些烈火，难道不是由殖民国家的侵略政策点燃起来的吗？
——殖民国家正在力图用武力阻止已经觉醒过来要求过新生活的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连殖民国家的代表们自己不是也不得不承认问题是如何维持他们的殖民主义的控制并保证使他们能够继续剥削与压迫别国人民吗？
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总司令塔西尼将军不是曾经公开地说法国在印度支那所做的和美国在朝鲜所做的是一件事，法国在亚洲所进行的战争不唯关乎印度支那的存在，而且关乎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的存在吗？
这位将军说：
“丧失了东南亚，就会意味着共产主义将要获得主要的战略原料，日本的经济永久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整个亚洲都将受到威胁。”
关于共产主义和所谓笼罩着全亚洲的某种威胁的说法的特殊性质，是不必去揭露了。
扯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来，只是为了掩饰大西洋集团的侵略目的，只是为了欺骗各国的人民。
英国在马来亚所追逐的目的、美法英三国共同在中东和近东所追逐的目的与美国在朝鲜和法国在越南所追逐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在中东和近东，美、英、法三国集中力量来维持它们在这个地区各个国家中的控制地位，阻止中东和近东各国人民从外国压迫下解放出来，以便继续在这个地区的各国人民的贫穷和毁灭的基础上养肥自己；
举例来说，从帝国主义国家在伊朗和埃及的行动上，就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这一切，现在都正在被它们用一些虚伪的话掩饰起来，它们说，它们关心这个地区的各国人民的幸福，说它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使这个地区的人民获得“自由”的生活，它们只是执行它们的“解放使命”；
附带说一句，美国政府的拨款一亿美元以进行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颠覆恐怖活动的法律，也是这样伪善地说的。
关于共产党情报局、“红色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威胁”的演说也是同样虚妄的，艾奇逊先生和邱吉尔先生（如我所已提到的）近来都谈到这些事，并且他们大家——大西洋集团的领袖们——也都在这样谈。
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远在1939年相似的情况下所说的具有卓见的话完全可以应用到这些虚妄的演说上，那时法西斯的罪魁——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帝国主义的日本——正在建立它们的战争集团，它们的“轴心”，试图把事情说成好像是它们为反对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威胁”而斗争一样。
斯大林在当时说：
“侵略者老爷们就是这样来笼络舆论的，虽然这明明是一套掩耳盗铃的愚蠢把戏；
因为要在蒙古沙漠上，在阿比西尼亚丛山间，在西属摩洛哥的密林中去寻找共产国际的‘策源地’，是很可笑的。”
美国的所谓“集体措施”计划破坏安理会五大国一致原则
如果我们回头来谈“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并且把这个报告来和联合国的原则、宗旨、任务比较一下，那末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这个报告显然是完全不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宗旨和任务的。
首先使人感到惊异的是委员会成立具有特别广泛职权的军事执行机构的计划。
这个机构负责指挥各个国家的活动并把交由它指挥的武装部队组织起来。
任何国家，甚至不处在冲突地区的国家，都可能被任命为军事执行者。
这里我必须顺便谈一谈，这就可以解释可敬的瑞典代表的疑惑了。
他说：
他不了解为什么“东方集团”（他这样称呼）的国家攻击大西洋集团的区域协定。
正是因为它一点也不是区域协定，因为它没有界限——它伸延到太平洋和地中海并包括整个世界，所以才有人反对它。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区域协定呢？
联合国宪章第51条和它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对宪章和第51条的明显嘲笑。
如报告中第202节所指出的，这样的执行者可能只是邻近这个区域的国家，特别是如果这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参加作战，……如果这个国家充分地运用了它的战争潜力的话。
大家都知道美国正尽它的一切力量使这种军事机构的权力委托给它。
美国政府力求把根据侵略性的大西洋公约的条款而驻扎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美国军队算入所谓“联合国武装部队”中，这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些行动，充分地透露了美国政府利用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以盗用联合国的名义来掩饰美国的侵略政策的真正意图。
可是委员会的这个建议，严重地违背了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宪章规定，在安全理事会的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军事参谋团，是在反侵略的斗争中指挥军事行动的唯一机关。
与安全理事会的决定相对峙的，是大会的决定；
安全理事会有着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原则来充分保证其所采取的决定是正确的这种规定，而大会的决定，是在没有联合国宪章为安全理事会所规定的保证的情况下采取的。
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安全理事会全体常任理事国和至少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一致通过的。
这的确是奠定我们的机构的基础的伟大原则所树立的真正保证，这个原则就是：
在解决重大问题的时候，必须有安全理事会五大国的一致同意，如果在解决这种问题时会产生可能导致战争的重大决定的话。
因此，我们说，把这种职权交给用简单多数或即使是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定这种问题的大会，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三分之二的多数是怎样拼凑起来的，我们不幸从实际经验中明白了这一点。
这并不是保卫和平防止战争的保证，因为把军事参谋团的权利交给大会，就像把安全理事会的权利交给大会以及把安全理事会的权利交给军事执行机构而不附之以联合国宪章和它的原则所树立的保证一样，并不是保障和平，而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或者用瑞典代表在这里所说的话，是“可能的战争危险”。
美国代表在这里重述了莫洛托夫在旧金山所作的如下一段发言。
莫洛托夫说：
“只有当这种前提已经具备，而破坏和平的举动或破坏和平的威胁不会免除惩罚并且相当的惩治办法不会延误的时候，国际安全机构才能负起维持和平事业的责任。”
我感谢美国代表引莫洛托夫的这一段重要谈话。
礼尚往来，我也愿意追述一下当时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先生所说的一段话。
斯退丁纽斯说，如果这些国家（他说的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一旦走上了侵略的道路，那结果不管安全理事会在会员国资格和表决程序上采取了什么决定，就会引起很大的战争。
联合国宪章并没有使大国获得它们实际上未曾具有的任何权力，即便是没有联合国宪章，这些国家维持或破坏和平的权力，也早已存在了。
斯退丁纽斯说，联合国宪章所作的只是把特别的、具有约束性的义务加在大国身上，这种义务要求它们共同而且和谐地为了和平去运用它们手中的权力，而不是片面地为了战争去运用这种权力。
1945年06月07日旧金山四国声明说：
因此，为了使安全理事会可能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通过决议，唯一可实行的办法是规定关于非程序问题的决议需要常任理事国的一致赞成，再加上至少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
这个声明又指出：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行动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并且甚至可能引起一连串的事件，这些事件最后可能需要安全理事会来履行它的职责，采取强制措施。
这是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
声明继续说：
当安全理事会决定进行调查，或者认为时机已到可以要求各国解决它们的……纠纷，或者向各国提出建议时，这就是这一连串的事件开始的时候。
由上面看来，关于断定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的行动是否侵略行动由谁来采取决定和如何采取决定，以及关于反对侵略的斗争由谁来采取决定和如何采取决定的问题，无论就原则或实际应用上来说，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把这个权利交给安全理事会，并规定安全理事会在决定非程序问题时必须遵守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保证，保证在决定与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有关的问题时能够保持客观和公正。
单是这种情形就足以使我们看出：
悍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主要原则的委员会的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这种情形是违反宪章的，因为把这种权力和它的一切保证、属于安全理事会的这种权利和它的一切保证、安全理事会的这些权力，都移交给大会，移交给所谓军事执行机构，也就是说，只交给一个国家，交给艾森豪威尔，交给布莱德雷，他们是军人，自然将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行事，法国有句老话说：
“卖什么的，就叫喊什么。”
这是严重地违反了宪章的原则的。
像柯亨先生这样的法律专家能够说出“集体措施”是完全符合于宪章的这样的话来，我们就不能不觉得奇怪。
安理会对问题不能有一致决定是由于美英法的独断独行态度
可是，违反宪章的还不只是这一点。
我们可以说：
整个报告中的每一项建议都是严重地违反了宪章。
如果需要证据的话，人们可以看一看第2章，这一章论到政治性的集体措施。
从这一章的条文中就很容易看到：
授权大会决定断绝外交关系的建议就是完全违反宪章的，因为根据宪章第41条，这种权利完全是属于安全理事会的职权范围以内的。
关于实行禁运和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的全部或部分的封锁、禁止某些或全部的金融业务、禁止私人接触和扣押存款或财产等经济措施，也应该说同样是违反宪章的。
同样，这一切以宪章第41条和四十二条为根据的措施，也只有安全理事会才有权采取。
这里也必须提醒一下，宪章第46条和四十七条规定了军事参谋团的职责。
这两条规定，参谋团设在安全理事会之下，负责对任何提交安理会支配的军队作战略指挥。
然而，这些职权现在却转交给军事执行机构，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宪章的行为。
这个报告的第4章第2部分“军事措施”提到了“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建议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都从自己的武装部队中抽调出一部分部队来，加以训练、组织和装备，以便在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提出建议时，可以马上用来充当联合国的战斗部队。
把这样的权力给予联合国大会，也是违反宪章规定的，宪章第7章把这些权力赋与安全理事会，而且仅只赋与这一个机构。
根据宪章第43条，如果为了维持国际和平而需要某一个国家的军队，必须由安全理事会根据关于这个问题的特别协定向该国提出要求，并使这些军队归安理会调度，其他机构是没有这种权力的。
宪章第45条规定，那一个国家应该准备多少，国际联合制裁行动所需要的空军部队，这些空军部队应该处于什么程度的准备状态，都应该由安全理事会在军事参谋团的协助之下决定。
从这一切方面来看，要建立某种具有非凡权力的军事执行机构，无论如何是没有理由的。
这样的机构原来就已经建立了——这便是军事参谋团；
这样的权力原来就已经存在了——这便是联合国宪章第7章。
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所说到的一切，都不能由安理会以外的其他任何机构实行，而只能由安理会通过决定才能实行。
如果把这样的权力赋与任何其他按照前年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或大会任何其他决议而设立的机构，便是严重地破坏了宪章，是一种蛮不讲理的行动，是篡夺了属于安全理事会而且仅能属于安全理事会的权力。
这样的“集体措施”破坏了整个宪章，破坏了宪章的根本精神。
宪章的这一切条文就被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这样轻易地抛弃掉，而换上了它的报告中的规定。
为了替这些非法的措施辩解：
“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说，在联合国宪章第43条所规定的协定还没有缔结之前，联合国大会力求保证它的武装力量。
但是，美、英、法三国政府一方面采取这样的步骤，另一方面却没有设法去真正缔结第43条所规定的协定，显然它们是要在这问题上利用由于它们自身的错误态度而造成的情况，来达到它们的非法目的。
这难道不是人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的吗？
应该提醒委员会：
第5届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建议，还没有执行；
那个建议要安全理事会拟订尽早施行联合国宪章第43、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等各条所规定的措施——这几条是规定联合国会员国把自己的军队置于安全理事会的指挥之下，规定军事参谋团有效地履行职务的。
美英集团根本没有动手执行这个决议，那显然正是因为实施这个决议，会使一切这种所谓“集体措施”和军事执行机构及其非法活动失去依据而全部垮台。
这是根本不奇怪的，因为美国政府是绝对不关心这个决定的实施的。
请注意，美国代表柯亨先生昨天直率地说：
在时机到来而且联合国宪章第43条可以付诸实行的时候，联合国策划集体行动和制订安全制度的经验是可能对宪章这一条的实施有帮助的。
这一段话表明：
美国政府并不认为施行第43条的时机已经到来。
甚至连这种时机什么时候到来，究竟还来不来，也还不知道。
人们如果从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看来，就可以断定：
这种时机是不会到来的了。
毫无疑问，第43条，就像联合国宪章中和我们所谈的问题有关的其他各条一样，就像联合国宪章本身一样，都在很久以前就被美英集团搁置起来了。
只有在隆重的场合，只有在需要引用宪章来掩饰违背宪章的非法行动的时候，才想起宪章来，其目的是用这种方法欺骗舆论，以便达到直接与宪章上所载的宗旨相抵触的它们的目的。
为了使人们了解上述的意见是公正的，还应该提起军事参谋团在它的工作——拟订联合国武装部队的组织计划——中所遭到的困难。
有人说，军事参谋团和安全理事会因为能力不够，所以不能产生积极的成果，而它们所以没有能力又是苏联代表的顽固态度所造成的。
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事实上，军事参谋团或安全理事会之所以不能就它们讨论的问题取得一致的决定，只是因为美、英、法三国代表采取了别人绝对不能接受的态度，只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与独立国家的主权不相容的态度，企图强使苏联接受他们的决定。
他们显然拒绝考虑到这样一个无可置辩的前提，就是：
一国独断独行在国际事务上是行不通的，这样的办事手段不能保证平等的主权国家间的合作。
但是，美、英、法三国恰恰是曾经企图行使这样的方法，他们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意图和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意图是有原则上的区别的。
美国盗用联合国名义侵略中国并正力图掩饰它的新侵略行动
如果要在联合国各机构内作出大家同意的决定，要消除达成决定的障碍，就必须严格地遵守一条神圣的规则——联合国各会员国履行它依据宪章所承担的义务，不采取一切违反宪章原则的行动，以免因此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
我们这样批评“集体措施”，也许有人要反对，他们也许会振振有辞地说，这一切措施都是宪章里规定的，这些措施是为了对侵略者进行斗争的，又说这些措施是针对那些被认为有侵略行动的国家的。
当然，宪章的确包含这种措施，正如我们在谈到宪章第43条、第45条、第46条和第47条时所指出的。
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措施已经在宪章中规定下来了，所以没有必要建议大会批准这些措施，而十四国委员会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当然，宪章规定了关于对那些危害国际和平及各国安全的国家的侵略行动进行斗争的措施。
但是人们一定不要忘记这种极端重要的情况：
宪章规定了实施这些措施的特别程序，这种程序保证了决议的正确与完全公正，由于这种决议，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的行动就可以被认为是侵略，那个国家本身也就可以被宣布为侵略者。
在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中，没有这种保证，这种程序被忽略了，而且由于要把安全理事会关于决定上述问题的权利和权力移交给宪章并未授予这种权力的大会，这种程序甚至直接被违反了。
我们已经有过大会在这种问题上的非法的、毫无根据的、极为不公正的决议的惨痛经验。
这就是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这件向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却是美国和它的盟友的侵略的受难者！
这些侵略行动还在继续进行。
现在美国司令部正在把国民党军队从台湾岛运到泰国和缅甸北部，正在准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疆，正在准备占领某些国家。
事实表明：
这种危险威胁着泰国和缅甸。
有些消息说明：
这就是美国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目的在于支持泰国、缅甸、越南和云南省边境上的国民党的将领李弥的匪军。
从报纸消息可以看出：
美国第7舰队正在积极参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这个区域的其他国家进行新的侵略行动的准备工作。
自然，我们记得，美国对北朝鲜的武装干涉也是一直被掩盖起来的，而且直到今天还是被掩盖着，它硬说这是美帝国主义者对李承晚政权的什么援助，硬说李承晚政权受到从“北朝鲜”来的攻击。
我们可以预料得到：
美国这样一类非法的、真正侵略的行动，也将随便地被称为对中国“侵略”的“防御”措施。
这一切事实充分证明：
断定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的行动是否为侵略，都是直接由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国家集团来决定的；
今日在联合国中，这个集团决定着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这些事实表明：
如果联合国的情况不改变，如果和过去一样，大西洋侵略集团的核心继续在大会中随心所欲，那末，大会断定与宣布某些国家的真正防御行动为侵略行动的事，将来还会发生。
这些事实还表明：
从此以后，在这些问题上，将会使用完全专横和非法的手段。
这就说明为什么关于这些所谓“集体措施”是为了对某些国家的侵略行动进行斗争的所有言论，都不能使任何人相信，都不能丝毫改变对这些措施的估价，都不能驳倒这样一个无可置辩的事实：
这些措施本身就是侵略政策的产物，它们的目的是在美国垄断资本家认为有利与适宜的时间和地点实行这个政策。
大西洋集团所实行的这一切措施，虽然名义都和宪章所规定的措施一样，可是现在已具有了另一种性质，因为它们追求着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以外的目标。
要想否认这件事实倒很容易，那只要办到一件事——重新尊重宪章，诚实而严格地履行宪章的一切要求，不取消宪章规定的一分一毫，不稍为违反宪章的微小规定。
一切真正为和平而努力，一切真正以反对潜在的侵略为己任的人，都应该这样做。
反之，那些空谈和平来掩盖自己的好战目标和侵略目的、掩盖征服和侵略目标的人，那些奉行侵略外交政策的人，都不能而且也不会这样做。
美国图将联合国当作战争工具苏联反对这一走向战争的步骤
在这方面，我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大西洋集团的组织者把他们的计划——他们那些严重地违反宪章的原则、宗旨和任务的无可置辩的侵略措施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请求批准，到底是怀着什么用意的？
人们要问：
大西洋集团的计划既然已经付诸实行，既然这个公约的签字国都已在执行这计划，既然大西洋集团已经拥有了军事执行机构和军队以及这个计划所需要的其他一切军事手段，那么这个集团的组织者和主使者为什么还需要联合国大会批准这计划呢？
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的报告对这问题提供了答案。
这个报告第235节指明了这些决定未来的战争的性质的措施在政治、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巨大意义。
这个报告指出，在军事执行机构指挥下的军队必须不折不扣地是联合国的军队，总司令必须不折不扣地以联合国军队总司令的资格指挥一切战役，必须由他发出一切命令、报告和指示，并代表联合国司令部与各方保持联络。
报告指出，保证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报告第236节指出，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必须允许在战场上使用联合国旗帜，总司令必须注意在执行作战任务时同时使用当事国的国旗和联合国旗。
由此可见，这些措施目的在于把联合国这个为了维持和平而创立的机构用来作为战争工具，用联合国的名义和旗帜来掩盖按照大西洋侵略集团的计划制造的战争。
大西洋集团的领袖和组织者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伪装他们的侵略计划，以欺骗舆论，使人民相信他们正在准备发动的战争是一个自卫性质的战争，如他们现在把对朝鲜、越南、马来亚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战事以及对中国人民的侵略行动说成是自卫性质的战争一样，以便他们能够叫他们的士兵相信这个极不正义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替他们上战场卖命。
他们心目中以为，联合国可以很方便地被他们利用，可以用和平及国际合作的原则来掩盖新战争挑拨者的无法无天的行为。
这个骗局当然会被拆穿的，可是这些人却希望从这件可耻的事情中取得最大的利益，甚至不惜使全人类受到极大的痛苦和灾难。
基于上述理由，苏联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的结论以及十一国的提案是绝对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且是绝对有害的，它们对和平事业的危害程度，并不下于作为目前提案的根据的伪称为“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的决议案。
苏联代表团将投票反对这个提案，因为这个提案是在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道路上的又一个步骤。
（新华社据塔斯社巴黎04日电）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在第3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
我方代表发言全文
【新华社开城09日电】
本日我方代表在朝鲜停战谈判的第3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发言全文：
当你方在1951年12月29日对我方在12月24日提出的四、五、六三条原则建议提出对案时，我当时即已表明我方对你方对案的态度。
我指出在你方对案中，你方在第4条原则建议的前言中，取消你方业已同意了的“以利于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而代之以“以利于政治人员采取行动达到和平解决”一语，是不妥当的。
将我方第4条原则主句“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改为“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包藏着你方一直坚持的在停战期间继续从朝鲜境外进入补充的战争装备的用意，不如我方原则之彻底和易行。
而尤其不能容忍的是：
你方对案在第4条原则建议中，依然保留着干涉我方内政的限制机场设备的无理要求。
在过去几天会议中，我已反复说明这个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我方绝对不能考虑。
它是阻碍会议进展的主要绊脚石。
这个绊脚石是你方搬来，并且故意把它放在这里的。
假使你方在这个会议中所追求的目的真正是像你所一再说明的，在于求得一个稳定的停战，我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在全盘的调整中，你方仍然坚持这个阻碍会议进展的要求。
本着迅速达成协议的精神，我现在提出我方对于你方1951年12月29日建议的修正案全文（方案见另电）。
你现在看到，除掉上述我方所绝对不能同意的干涉我方内政的一条外，在我方对你方建议所作的少数修正中，关于第4条原则的前言部分，我方同意了你方条文中标明的会议的目的——和平解决的主张，关于第4条原则的主句，我方同意你方的提法，也就是对你方所一再坚持的在停战期间进行必要的战争装备的替换的主张作了让步。
应该指出：
自从我方提出1951年12月03日两项补充建议时起，你方就不断坚持的在停战期间继续进行轮换与补充的要求，由于我方的努力，到此已全部得到合理的解决。
此外，我方仍然主张保留中立国一词，而不用你方所提出的非战斗国一词，但同时我方则采纳了你方在第6条原则开头处所用的对于中立国的涵意的规定，可见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我们之间并无分歧。
我方修正案删去了你方建议中关于限制机场修建的那一部分。
我方绝对不能同意任何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
我在这一个会上，已无数次地阐明了停战期间双方在朝鲜境内进行或者不进行这一种或者那一种设备，完全是属于双方内政范围内的事，军事停战谈判无权过问，也不容许过问。
你不能否认停战期间限制双方在朝鲜境内处理其设备之权，是对于双方内政的干涉。
但你说这种干涉现在你们就以你们的军事力量在进行着，因此你们在停战期间仍然要继续干涉我方内政。
你这种血腥逼人的好战分子的理论是荒谬到不值一驳的。
你们应该知道，即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狂轰滥炸、大肆破坏的时候，你们也不能干涉我方的内政。
但你们不能使用军事力量得到的东西，你们却企图用谈判的方法来达到。
我坦白地告诉你们，你们也永远不会得到你们用军事力量所得不到的东西。
你们这个荒谬的论点说不通，你们又搬来另外一个荒谬的论点。
你们说现在的世界上已经没有完整的主权；
完整的主权既不存在，又何必斤斤计较于主权的完整和国家内政的不可干涉呢？
这句话正是你们美国统治集团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的露骨表现。
你们企图侵略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因此，你们就否认世界各国还有什么主权。
诚然，在你们侵略阵营里，有许多国家在你们美国压迫之下，已经没有他们完整的主权了。
但是你们不要忘记：
你们这种称霸世界的妄图已经在这个世界不少地方碰了壁，因为在这些地方不仅有主权完整的国家，而且有些国家还拿起武器为保卫自己的主权和反对外来干涉而斗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我们是绝不会接受你们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的。
你们说我们应该忘记主权内政那些支离破碎的名词，但我要提醒你们，全世界正有着几万万人民，为他们国家的主权完整和内政独立而斗争呢！
你们根据这个荒谬的论点又前进了一步，说什么停战总是要放弃一部分主权的，甚而至于说我方既然同意保证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并邀请中立国国家的代表到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视察，事实上就已经同意了你方对我方内政的干涉。
你们这种荒谬的推理，是故意地抹煞这样的事实：
限制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力量，并由与朝鲜战争无关的中立国来进行监察，这件事的本身就是限制外来力量干涉朝鲜的内政。
我们这个建议是严格地划分了朝鲜的对外关系与内政事务，并且是既能保证稳定的军事停战而又不涉及双方内政问题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你们不能用说理来证明你方干涉我方内政要求的正当性，你们就采取另外一个方法，诬指我方拒绝你方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就是表示我方企图利用停战无限制地加强我方空军力量，以便向你方发动闪击，威胁你方部队的安全。
我在这一个会上已经无数次地说明了我方不能同意你方限制机场设备的建议，是因为这是一个内政问题。
你们以为双方可在停战期间进行有限制的民用机场的修复是对我方的一个让步，其实你们的想法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绝不能让步的是我方内政的不受干涉，至于我方进行或者不进行这一种或者那一种设备，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我在这一个问题上，不能说得再清楚了。
能不能说我方既然反对你方限制机场设备的建议，就表明我方将利用停战来无限制地发展我方空军力量，以便对你方发动闪击呢？
这样说，如非有意曲解，就是存心破坏停战谈判。
为了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我方已经建议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并在监察问题上，同意只要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双方或一方向中立国监察机构提出调查违反停战协议事件的请求时，中立国监察机构即应负责进行视察，以表示我方不仅主张在停战期间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而且同意用你方这种办法来保证上述建议的实施。
既然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双方就不可能在停战期间无限制地发展空军力量，这难道不是极其明白的道理么？
你在这个会上，曾多次说明你方在保证停战局势的稳定上已让出四个半要求了，言下你方已不能再让步，应该是我方有所让步了。
我们认为协议应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达成，而不是谁让步多少的问题，尤其是不能以你方曾经提出过的许多无理的要求来作让步的衡量。
从谈判开始以来，你方就是以战胜者自居的。
当你方发觉我方绝不会同意你方以战胜者自居的要求而不得不违背你方的意愿接受公平合理的条件时，你们就说你方是做了很大的让步，其实你方并没有作过什么重大让步。
你们曾经提出过而后来又必须让掉的那些无理要求，是根本就不应该提出的。
我曾看见你们的新闻上说你们同意以现有战线为军事分界线是你方的重大让步，其实这何尝是什么让步呢？
就地停战各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你们究竟作了什么让步呢？
但以之与1951年07月27日你方提出的深入我方阵地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军事分界线的无理要求相比较，你方好像是作了重大让步似的。
过去的情况是如此，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讨论第3项议程时，你方一开始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无理要求。
你们要求在停战期间直接到我方的后方来自由视察和空中巡逻，你们就不想一想我方如何能接受你方这种无理的要求呢？
但当你们的要求在我方的坚决反对之下不能得到而不能不表示放弃时，你们就说你们做了重大的让步，其实这何尝是什么重大让步呢？
事情的真相绝不会因为你方的歪曲宣传而改变的，为了说明我们已经达成的协议是如何达成的，尚未达成协议部分的症结究竟在那里，我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第3项议程讨论发展的经过。
为了保证朝鲜在停战后不再发生敌对行为，并打下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我方一贯主张在朝鲜的军事停战谈判中，就应该讨论并解决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其装备的问题。
但那时你方以军事停战谈判不应涉及政治问题为理由，坚决拒绝讨论这一根本问题。
虽然谁都知道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不是什么政治问题，你方的反对讨论是毫无理由的。
但为了满足世界人民要求先把朝鲜战争停下来的普遍和平愿望，我方乃同意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其装备的问题，留交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去讨论，而将朝鲜的军事停战谈判限制于严格的军事范围。
既然双方同意在朝鲜停战实现后，应该迅速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讨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其装备，以彻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朝鲜的军事停战只是一个过渡状态，我方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在进入到第3项议程时，讨论限制双方增加军事力量那样广泛的问题，因此我方提出了一个实现单纯军事停战的五项原则。
但你方一反过去军事谈判不应涉及政治问题的立场，坚持讨论限制双方军力及到双方后方进行视察的那样广泛的问题，因此第3项议程开始讨论不久，就陷入了严重的僵局。
再一次为了满足世界人民要求先把朝鲜战争停下来的普遍的和平愿望，我方又提出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于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保证不得以任何藉口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武装部队与战争装备，包含作战飞机在内，并建议由中立国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视察。
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出我方这两项补充建议是绝对公平合理，没有一点是可以非议的。
但你方又坚持在停战期间必须进行轮换与补充，并坚持限制机场设备的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
我方为了打开僵局以迅速实现朝鲜的停战，在轮换问题上同意了你方的要求，并在我方提出的第4条原则中，明文订出双方保证在停战期间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同时在监察问题上同意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或一方向中立国监察机构提出调查违反停战协议事件的请求时，中立国监察机构即应负责进行视察以保证停战局势的稳定。
而在现在我方的这个修正案中，我方又在合理范围内同意了你方在停战期间进行必要的战争装备的替换的要求。
全世界一切公正无私的人士，都能看出在上述一系列具体建议中所表现出来的我方为求得朝鲜停战的实现而作的巨大努力。
我方的诚意与善意绝不是你在这个帐篷里所作的任何捏造与诬蔑所可掩盖的。
但另一方面，假使你方把我方为了达成停战所作的努力当作软弱的表示，你们就错了。
任何涉及干涉我方内政的要求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这是我方不可动摇的，我重复，不可动摇的立场。

我方对于对方1951年12月29日建议的修正案全文
【新华社开城09日电】
我方对于对方1951年12月29日建议的修正案全文（按关于第3项议程的第1、第2、第33条已经达成协议）
第4条、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来达到和平解决，双方保证于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增援的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
双方协议限度内的军事人员的轮换，应报告军事停战委员会，以便委托中立国监察机构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实地监督与视察。
第5条、双方各指定同样数目的委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及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议的事件。
停战协议中所规定的监督与视察任务的执行，应按照下列两项规定办理：
（甲）在非军事区以内，由军事停战委员会利用其直接派遣的联合小组负责。
（乙）在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及报告发生违反停战协议事件的地点，则委托中立国代表组成的监察机构负责。
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或任何一方向中立国监察机构提出调查违反停战协议事件的请求时，中立国监察机构即应进行视察。
第6条、双方同意邀请可为双方所接受而未曾参加朝鲜战争的中立国家，在得其同意后，派出同等数目的代表，组成监察机构，接受军事停战委员会的委托，负责执行本提案第4条及第5条（乙）项所规定的监督与视察的任务。
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或任何一方提出关于执行此项任务的请求时，中立国监察机构应即派遣视察小组至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或非军事区外报告发生违反停战协议事件的地点，进行停战协议中所规定的监督与视察任务，并将监督与视察的结果报告军事停战委员会。
中立国视察小组在进行上述任务时，双方应给以双方协议的主要交通线与运输线上的充分便利。

本着迅速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的精神
我方对第3项议程提出修正方案
重申我方绝不容许干涉朝鲜内政的立场
【新华社开城09日电】
01月09日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本着迅速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的精神，提出关于四、五、六三条的修正方案，在合理范围内同意了对方在停战期间进行必要的战争装备的替换的要求。
我方代表同时彻底地驳斥了对方要求限制朝鲜境内机场设备、干涉我方内政的一切藉口，严词指出不容许干涉我方内政是我方不可动摇的立场。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继续痛斥对方以所谓一对一同等数目的交换的方法，将我方被俘人员扣留，作为人质的野蛮主张，以及藉口所谓“自愿遣送”来扣留我方俘虏的阴谋。
我方代表并指出：
自从1951年12月18日双方交换战俘资料以来，已有二十余天之久，但对方对于其交来名单中一千四百五十六人的差额以及四万四千二百零五人的我方被俘人员的下落，却至今仍未提供具体的资料及解释。
由于对方企图以战俘为人质，企图扣留我方被俘人员，不能不使我方对于这将近四万六千人的下落更感怀疑。
我方代表要求对方不再拖延，提供明确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