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职工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
警告贪污分子必须坦白
京法院代表宣布当场逮捕拒不坦白的罪犯
【新华社04日讯】
04日上午，天津铁路管理局北京分局全体职工举行反贪污斗争大会。
除北京铁路分局职工外，北京市各工厂、企业、机关、团体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到会共有三千多人。
大会具体而生动地向群众阐明了人民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向贪污分子指明了道路：
“彻底坦白是贪污分子唯一的出路！”
大会首由北京铁路分局局长鲁文讲话。
他扼要地叙述了北京铁路分局去年增产节约一千亿元的成绩，指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关键性的步骤。
接着，他对那些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真心悔改切实坦白的人表示欢迎，对少数拒不坦白、甚至企图破坏运动的贪污走私分子提出警告，他说：
“有些人避重就轻、讲小不讲大、讲远不讲近，到处探我们的风、摸我们的底，千方百计想混过关，那么让我们告诉他：
今天的大会就是给大家看看‘底’。
我们的‘底’很简单：
第1、坦白是走私贪污分子唯一的出路；
第2、凡是切实坦白或检举立功者一定宽大处理，即罪重者减罪，罪轻者减轻处分或免予处分；
第3、凡是抵抗、破坏运动者一定加重惩办。”
继由北京铁路分局政治处主任郭修真代表节约检查委员会，宣布对九个案情较大的贪污走私分子两种不同的结论。
第1种是真心悔改、彻底坦白并检举立功的，从宽处理。
属于这类的有邓文明、贾鹤鸣等六人。
如邓文明在1949年03月到1950年08月，共走私得赃款一千零三十多万元，1951年忠诚老实学习时已彻底坦白，这次运动又检举不少运毒贪污分子，特别是揭发了某贪污分子曾召开秘密会议阻挠运动的罪恶活动并积极跟这个贪污分子展开斗争，使他终于坦白了自己的罪恶。
对于邓文明的处理意见是免除法律和行政处分。
第2种是拒不坦白并破坏运动的，加重惩处。
属于这类的有常玉麟、沐士杰、沈振寰等三人。
如常玉麟在解放以来屡次贩运鸦片、白洋、黄金等违禁品，经检举仍不承认，1950年领导方面即动员他坦白，他却避重就轻、谈小不谈大，并威胁别人，这次运动中又召开秘密会议，破坏运动。
绰号“走私大将”的沐士杰，不仅不坦白自己的问题，并进行挑拨离间，阻挠运动的开展。
一贯贪污舞弊的沈振寰，坚不吐实，还多方破坏运动。
对于这三个阻挠运动的贪污走私分子，应依法逮捕，严厉惩办。
接着，北京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贺战军代表北京市人民法院宣布：
当场逮捕贪污走私犯常玉麟、沐士杰、沈振寰三人。
他指出：
“贪污是犯罪的，并且还是严重的罪行。
人民法院必须严厉惩办贪污分子。
但为了鼓励贪污分子悔改自新起见，仍然根据不同情况特别是坦白悔改与否而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像常玉麟、沐士杰、沈振寰，这样的贪污分子，我们对他们曾经做了许多的教育工作，但他们仍然不愿意向政府彻底坦白自己的犯罪行为，甚至敢于抗拒、阻挠、破坏运动的进行，因此，人民法院决定依法予以逮捕，并将加重惩办。”
他号召一切贪污分子都要以邓文明等六个人为榜样，坦白自己的错误，揭发他人的错误。
彻底坦白得到宽大处理的贪污分子贾鹤鸣、吴家麟、李恩贵在会上痛切地检讨自己过去的犯罪行为，向大家表示悔改的决心。
李恩贵并以自身为例，劝告一切贪污走私分子彻底坦白，大胆检举，他说：
“只有彻底坦白才是贪污走私分子唯一的出路。”

在第3第4两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
我方继续严词驳斥美方荒谬建议
【新华社开城04日电】
04日朝鲜停战谈判的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痛斥对方假借“部队安全”的名义，坚持干涉我方内政的荒谬论点。
我方代表指出：
为了保证停战的稳定，我方建议双方保证在停战期间不自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与武器弹药，但对方却一方面主张在停战期间自朝鲜境外无限制地输入军事人员与战争装备，另一方面又坚持限制朝鲜境内设备的修建。
朝鲜境内设备的进行或不进行修建完全属于内政问题，根本就不允许在军事停战谈判会议中提出讨论。
对方惯于假借“安全”之名，在全世界寻找军事基地，直接干涉各国的内政，侵犯各国的主权。
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政将决不容许对方加以任何干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将决不准许对方予以丝毫的侵犯。
在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继续严词驳斥对方01月02日的荒谬提案。
我方代表指出：
对方将战俘的释放与遣送，违反一切理性与惯例，荒谬地分开。
其实释而不遣，等于拒绝释放全体战俘。
因此对方将战俘的释放与遣送放在一对一交换的基础上，其目的显然是企图扣留我方十六万余名被俘人员。
对方更野蛮无耻地建议以平民在一对一的基础上与战俘互相交换，公然以我方被俘人员作为人质，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方所提出的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鉴定战俘与平民是否自愿遣返的荒谬建议，更足以证明对方蓄意扣留战俘和平民，根本无意解决第4项议程。
即使对方自己所一再引用的日内瓦战俘公约，也明确规定“敌对行为终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与遣送，不得有所迟延。”
而对方却公然拒绝接受这一合理的原则，提出了与这一原则所绝对抵触的方案。
我方代表郑重指出：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已经进行了二十五天，为使会议不再拖延，对方应该立即放弃自己也无法辩护的荒谬无稽的提案，接受双方迅速释放与遣送其所收容的全体战俘的合理原则，并立即进行讨论如何具体实施此一原则的问题。

天津市工商业界进行动员
坦白和检举贪污行贿行为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天津市工商业界已投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工商联分会决定在这次运动中的具体工作是：
（一）检查在承作加工订货中欺骗政府的行为；
（二）检查各工商户对干部行贿的行为；
（三）检举干部贪污、敲诈、欺骗、勒索等行为。
其中以反行贿为中心内容。
天津市木商业和新药业已分别举行会员大会，进行动员，并号召各户坦白和检举。
在木商业召开的会员大会上，该业同业公会委员、私营元兴合记木行经理王世勋和永新泰木厂经理刘蕴山，坦白了自己的行贿行为。
王世勋说：
在1949年卖给国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桦木和柿木各一批，因怕验收不上，曾向工程师王采臣行贿黄金三两、派克笔一支；
贿赂验收员蔡山田黄金一两、人民币二百多万元，并送礼多次。
前年09月，为了继续拉拢王采臣作非法活动，又向他行贿一千五百万元。
此外，在卖给国营维新化学厂（现名天津染料厂）货物时，曾以二分佣金贿赂给该厂采买人员。
刘蕴山坦白出在去年11月间曾利用虚报尺码的办法，引诱某部队采买人员先后贪污四次。
在新药业举行的全体会员大会上，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崔书琨宣读了重新修订的爱国公约。
该业在这次爱国公约中增加了反行贿的新内容。
为了使这一运动更广泛展开，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工商联分会正积极准备召开全市工商业界的动员大会。

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
王春同志在北京病逝
刘宁一等已组成治丧委员会
【本报讯】
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常务委员王春同志，于一九五
一年12月30日早晨六时零四分以肝脏癌在北京医院逝世，年四十四岁。
王春同志一九○七年生于山西阳城县四侯村。
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历充华北新华日报编辑科长，华北文联“华北文化”总编辑，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室编辑，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新大众报社社长，北京大众日报社长，北京工人日报社长，北京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
十余年来，在党的文化、宣传事业上有很多贡献。
为办理王春同志的丧葬事宜，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日报社、工人出版社、北京市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等单位推定刘宁一、张磐石、平杰三、杨献珍、戎子和、许之祯、刘子久、陈希文、李伯钊、赵树理、王亚平、王显周、史育才、彭庆昭、陈用文、颜天明、章容、顾锡章、张诚、史迈、曲跻武、苗培时、于成等组成王春同志治丧委员会，并决定将王春同志遗体暂厝于京市嘉兴寺，一俟墓地等事安置妥当，即定期举行安葬和追悼。

广东省和广州市协商委员会联合开会
叶剑英主席作报告号召检举贪污行为
【新华社广州03日电】
广东省和广州市1952年将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基础上，为国家增产节约七千亿元，同时争取增产粮食十五亿斤。
这是广东省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在12月21日到29日举行的广东省第2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广州市第4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全体委员联合会议上宣布的。
叶剑英在会议上做了“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基础上，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的报告。
叶剑英说：
我们必须坚决惩治贪污犯，同时要结合进行共同纲领中规定的“五爱”教育，有效地克服贪污现象。
各级人民政府、各界人民团体必须通力合作，大张旗鼓地检举贪污行为，并在全体干部和群众中造成对贪污分子的道德的抵制和憎恨的气氛。
叶剑英指出：
为着有力地、彻底地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
必须奖励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来。
叶剑英特别指出：
目前各地区乡政府擅自附加公粮，规定税目，任意摊派，乱收乱支的极端混乱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必须把整理地方财政以减轻群众负担、增加国家收入作为贯彻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浪费运动的重要一环。
全体出席代表在经过讨论以后，一致同意叶剑英的报告。
叶剑英在总结时强调指出：
必须使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运动和其他任务如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城市的民主改革工作、提高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业务效率的机关工作结合起来，抓紧时间，完成紧迫而繁重的任务。

庆祝缅甸联邦国庆纪念
缅甸驻华大使昨天举行招待会
朱德李济深副主席等和各国使节应邀出席
【新华社04日讯】
缅甸联邦驻我国大使吴拉茂，为庆祝缅甸联邦国庆纪念，于04日下午四时在北京举行招待会。
应邀出席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首长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友渔等二百多人。
应邀出席的各国驻华使节有苏联大使罗申、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魏斯柯普夫、罗马尼亚大使鲁登科、蒙古大使贾尔卡赛汗、匈牙利大使夏法朗柯、保加利亚大使彼得科夫、巴基斯坦大使罗查、瑞士公使任佐立、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伊沙·玛蒂、波兰大使馆临时代办道定、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高尔、越南代表团临时代办周亮、丹麦公使馆临时代办迈思妥、瑞典大使馆临时代办贝凡暨各使馆外交人员及英国、挪威政府的谈判代表等人。
招待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彻底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开展反贪污浪费运动
习仲勋同志赴甘肃青海进行检查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去年12月12日到24日在甘肃省和青海省亲自检查了各该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展的情形。
甘肃、青海两省省级机关和财经、企业部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运动，经过动员大会、学习文件、思想酝酿和初步检查等步骤，暴露出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事件，惊醒了那些原来以为“甘肃、青海地区落后，生活艰苦，不会有贪污、浪费情形”的思想麻痹的干部。
有的单位，由于负责人亲自动手，召开座谈会表明决心，消除了某些干部的思想顾虑，纠正了某些干部对运动的不正确认识，因而使运动有了良好的开端。
但是在一般机关中还没有形成群众性的运动。
习仲勋在听取了这两个省的各部门党员负责干部的汇报以后，指示说：
要开展运动，最主要的是领导干部要有决心，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
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广大群众中造成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的憎恨心理。
发动群众上下检查，互相监督，表扬好的，检举坏的。
习仲勋说：
贪污和浪费现象在西北一样是严重的。
而贪污和浪费又是和官僚主义分不开的。
官僚主义者往往只会满足成绩，不敢揭发缺点。
对这些危害人民利益的分子将如何处理？
习仲勋说：
情节严重的要严厉惩办，惩办少数，挽救多数。
彻底坦白者，重罪轻处，轻罪免处。
在运动中表现积极和检举有功的，给以表扬。
自己没有贪污行为，但对贪污现象不采取严肃态度的人，也必须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批评。
习仲勋要求各级组织、各单位的负责人认真地领导这一运动，不仅要做到消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并且要使每个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受一次很好的教育，树立起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
现在中共甘肃省委员会和青海省委员会都已遵照习仲勋的指示，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拟订了今后加强领导的办法。

必须发动群众检举贪污分子
在反贪污斗争中，必须把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爱国热情充分发动起来，使他们用主人翁的态度，大胆地、坚决地检举一切贪污盗窃行为。
这一条做到了，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取得斗争的基本胜利。
这一条做不到，贪污盗窃行为就仍然会找到藏身之所，不会彻底消灭。
斯大林说：
“我们有成千成万的这样的贼。
你依靠国家保安部是不能把他们全部除尽的。
这里需要另外的、更有效更严肃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掀起一个运动，造成一种精神的气氛，这种气氛排斥偷盗的可能性，使偷窃人民财物的盗贼，不论‘快乐的’或‘不快乐的’，都不能生活与存在。”
（“论苏联经济形势与党的政策”）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是把广大群众性的监督和检举当做肃清一切偷窃国家财产的盗贼的最有效办法和最重要条件的。
这是因为：
任何盗贼都不能不生活在一定的人群中间，任何贪污盗窃行为都不能完全避开群众的眼睛。
目前我国各地有许多贪污案件被普通的工人、店员、学生、市民和机关职员检举出来，就是明显的例证。
但是，这种积极的大胆的检举，现在还没有成为广大群众性的行动。
有许多群众现在还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和勇气来对贪污盗窃分子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这就是贪污盗窃分子还能够存在的主要原因。
这些群众为什么不敢起来斗争呢？
一种原因是：
有一些人，他们把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恶霸分子当做仇敌，但是不把偷窃国家财产的盗贼当做仇敌。
如果盗窃者是自己的亲友或相好，就更加容易加以原谅。
这些人应该记住斯大林说的话：
“盗窃人民财物，损害国民经济利益的贼，同样是敌探和叛徒，要是不更坏的话。”
（同上）为什么呢？
因为在破坏我们国家的建设这一点上，贪污盗窃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反革命分子是一样的。
所以，曾经用严重的斗争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势力的中国人民，必须用同样严重的斗争来肃清内部的盗贼。
否则，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就不能顺利前进，甚至会失败。
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对贪污盗窃分子是仇恨的，但是不相信真能肃清这些分子。
“历史上从来不能肃清贪污，现在恐怕也不行吧？”
如果有的检举者碰到了一些官僚主义领导者的冷淡态度，或者遭到贪污浪费分子及其包庇者的报复、打击或压制，他们就更加灰心丧气，畏缩不前。
这些人应该明白：
今日的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
第1，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坚决支持群众对贪污盗窃分子的检举和斗争的。
这就使斗争的胜利有了确定的保证。
第2，在各级人民政府和各个战线上，忠心为人民服务和廉洁奉公的干部占着大多数，贪污分子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分子只是极少数。
所以，只要有勇气坚持斗争，一直向上控告，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今后的事实还会不断地证明。
因此，任何不相信斗争会胜利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充满信心地起来斗争，检举贪污盗窃分子。
为了掀起广大群众性的检举贪污运动，各地领导机关一方面应该用各种方式对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克服各种错误的思想和看法，鼓励群众起来斗争；
另一方面，更应该采取一切有效的办法，使检举者获得保障，获得支持，不致遭受官僚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抑制或报复、打击。
在某些政治领导薄弱的单位和环节上，现在还有着这样一些领导者：
他们关心的不是国家的财产遭受损失，而是某某人革命多年，某某人是自己的老部下、老上司、老战友，因而在下级干部和群众起来检举这些人的贪污盗窃行为时，他们就采取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的态度，使检举者的情绪消沉下去。
有的对检举者实行恐吓，说：
“你讲的情况如果有一点错，你要负完全责任！”
“人家参加革命十多年，你才参加了几天？
你懂得什么是贪污，什么不是贪污？
小心点吧！”
最可恶的，是有的单位的领导者竟寻找检举者的某些小缺点，甚至捏造出检举者本人也有贪污行为的谎言，实行报复。
他们要求上级调动检举者的工作，要求上级惩罚检举者，布置对检举者进行“斗争”，以“你们那里发生贪污事件，你也有责任”来反噬检举者，责令检举者反省。
这类行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这类行为一经发现，有关的上级机关就应该迅速坚决地进行处理，使犯罪者受到党纪、政纪以至法律的制裁，使检举者得到有力的支持和鼓舞。
否则正气不能抬头，群众的斗争勇气和积极性不能发扬，贪污分子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盗窃国家财产，损害国家利益。
为了鼓励群众检举的勇气和积极性，应该规定：
对于群众检举出来的贪污分子，应该尽快地进行调查、处理。
贪污数目巨大、情节严重、需要逮捕法办的，应该坚决逮捕法办，不许制造藉口，拖延不理。
贪污数目较小，情节较轻的，也应该要求贪污者公开检讨、坦白，表明态度，提出保证，以防止可能的报复行为和检讨而不改正的现象。
对于检举者则应该给以精神的或物质的奖励，并号召他们继续发扬这种爱护国家财产的精神和战斗的精神，继续检举揭发其他贪污分子。
如果被检举者对他们实行明的或暗的报复、打击，他们应该毫无畏惧地坚持斗争，予以反击，使报复者受到应得的处罚。
为了便利广大群众进行检举，我们的工作方式应该是非常灵活的。
群众可以在公开的会议上进行检举，也可以用个别谈话、署名或不署名的信件进行检举。
那怕只是一个线索，尚无确据，领导者也应该予以重视，而不应该置之不理或加以斥责。
许多地方设立“意见箱”或高级负责人的“信箱”来吸收群众意见，很有成效，应当推广。
当然，发动群众性的检举运动虽然是反贪污斗争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在群众行动起来的条件下，还应当用动员犯罪者自己揭发、坦白的方法，使运动更迅速地深入发展。
各地经验证明：
坦白运动如果发动得好，往往会由犯罪者自己讲出更多的事实，使运动获得更大的成绩。
发动自我揭发较彻底的人起来检举揭发其他犯罪者的罪行，以此表现自己已决心实际转变的办法，尤其有效。
这些方法，都应该普遍地推广应用。

我们伟大的祖国
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们，正以伟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参加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工作。
这是解放军的女拖拉机手张迪源同志，她正在新疆军区直属农场上愉快地驾驶着拖拉机。

政务院举行第118次会议
【新华社04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18次政务会议于04日下午举行。
会议听取和批准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所作的中国科学院关于第2次院务会议的报告。
会议并通过任免案及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案多起。

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
致电朱德总司令祝贺新年
【新华社04日讯】
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致电朱德总司令，祝贺新年。
电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同志：
当此1952年新年之际，我代表波兰人民军和我个人，向您致以最衷心的敬意，并祝您的保卫人民自由及世界和平的军队，在加强战斗力量和提高战斗意志的工作中获得更进一步的成功。
国防部长波兰元帅罗科索夫斯基

美侵略军疯狂扩大进犯兵力和攻击次数
朝中部队坚决阻击予敌重大杀伤
西海岸我海防部队全歼大、小睡鸭岛守敌
【新华社朝鲜前线04日电】
本社前线记者报道：
在1951年12月25日到30日的六天中，美国侵略军和它的帮凶军在许多地方扩大了进犯的兵力和攻击的次数，战斗比过去的二十多天激烈得多了。
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无论在那个地方都予犯敌以坚决的打击，使敌军在我英勇的阻击和反击下遭到愈来愈多的伤亡。
在东线，我军在25日到28日的四天中，和犯敌进行了激烈的山地争夺战。
25日，我军某部在反击战中一举收复文登里以西的一个高地，歼灭守敌李伪军第7师的一个整排及两个排的大部。
26日晨，敌军用一个连到两个连的兵力，向该地疯狂反扑。
我少数守军和这股敌军打了七个小时，杀伤大量敌军后撤离了这个阵地。
但在两小时后，我军又以不可阻挡的反击夺回了这个阵地，残敌仓皇逃窜。
27日上午，敌军一个连继续向该高地疯狂进攻，但连续三次的冲锋都被我炽烈的火力所击退。
下午，敌军增至一个营，猛扑五次，但仍然都被击退。
黄昏，敌军因为伤亡惨重，被迫后撤。
那天下午，该地我军另部以迅速而勇猛的动作夺回另一个高地。
28日，不顾惨重损失的敌军继续向那两个高地进攻。
我军又毙伤敌一百多人后，暂时撤出这两个高地。
在这四天的激战中，我军在这两个高地上一共歼灭了敌军六百多人。
在西线，我军也以坚强的阻击战痛击进犯的敌军，以微小的代价杀伤大量敌军。
29日，敌军一个连向铁原以西城山地区进攻，被我密集炮火击退，敌军被击毙五十多人。
在长湍以北，敌军一个营在七辆战车、八架飞机和几个炮群的掩护下，向智陵洞北山我军阵地疯狂反扑，遭到我军坚强的阻击，伤亡一百多人后向南退去。
30日上午，敌又以一个营兵力在战车七辆及数个炮群的掩护下，向某高地进犯，连续冲锋六次都被击退。
这股敌军在退却时又遭到我炮火的猛烈轰击。
这天，我军共毙伤敌军四百四十多人。
同日上午，敌军一个连向铁原以西的光大岱进攻四次，都被我军某部击退，敌军伤亡四十多人，我军无一伤亡。
在中线地区，我军连日击退小股敌军的进攻。
在西海岸，我海防部队在26日渡海反击大睡鸭岛、小睡鸭岛，全歼守敌百余人，缴获步枪一百七十枝、机枪四挺。

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领导方面
坚决支持群众检举贪污分子
严格制止压制民主和抗拒检查的行为
【新华社重庆03日电】
西南军政委员会各直属机关的领导方面坚决制止各级干部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压制民主，抗拒检查的行为。
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员会曾在上月29日召开纪律检查会议，要求各级纪律检查组织在运动中严格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对抗拒检查的党员必须予以纪律制裁；
同时要求直属机关全体党员带头检查贪污、浪费现象。
领导方面的这种决心，大大鼓舞了党和非党干部的积极性。
西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工资科长杨辛亥（共产党员）被人检举有贪污行为时，暴跳如雷，谩骂检举人。
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员会知道这件事后，决定给杨辛亥以暂时停止党籍的处分。
工资科的非党干部都感动地说“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中国土产公司西南区公司储运室主任王凤鸣压制民主，助长了某些贪污分子的气焰。
公司领导方面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解除王凤鸣的领导工作。
储运室一般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都因此大为提高，他们立即检举出几起贪污事件；
贪污分子也因为失去凭藉，只好坦白出了自己的贪污事实。

重庆市店员举行代表大会
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浪费斗争
【新华社重庆02日电】
重庆市各公私营企业和商店的店员在去年12月25日至28日举行代表大会。
大会决定发动全市店员积极参加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运动。
重庆市两万五千多店员是进行反对贪污、浪费斗争的重要力量。
在过去两年中，曾经有不少店员协助政府与不法商人的投机倒把行为进行过斗争。
如去年08月份市人民政府税务局开展查账工作时，全市有四千个店员参加，他们提供了五百多件材料，揭穿了许多不法商人的各种逃税漏税的花样，使查账工作顺利完成。
这次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开始以后，店员们又积极参加。
仅国营百货公司西南区公司一个部门从店员中收到检举贪污行为的材料就有二十多件。
大会决定按各级工会组织成立增产节约委员会，以组织和领导全市店员参加这一运动。
大会并决定组织全市店员学习有关增产节约的文件。

武汉市国营公营和公私合营企业
普遍进行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
有些单位领导干部忽视进行思想斗争和发动群众结果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好或不能准确及时地完成
武汉市国营、公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已普遍地进行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
郑州铁路管理局汉口分局和衡阳铁路管理局武昌分局所属各单位，江汉船舶机械公司、既济水电公司、宇宙烟厂、第1纱厂、震寰纱厂等单位，都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清理资产工作。
个别单位（如江汉船舶机械公司）的估价工作，也已经进行完毕；
一般的正待完成资产估价、编制计划、核定资金等下一步工作。
市营企业，如石料厂、水电制品厂、工程公司、制冰厂、轮渡公司、油厂、纸厂、武汉染织厂、武汉公用汽车公司、化工厂、锯木厂、利群砖瓦厂、印刷厂、武昌机器制米厂等单位，有的已经完成了清理资产和估价工作；
有的正进行覆查、估价工作；
油厂、纸厂、染织厂由于没有发动群众以及少数专业干部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工作进行得很慢，武汉市核定资金委员会已派干部协助他们。
大致摸清了家底，初步作到心中有数
上面说到的各单位，除公私合营的两个纱厂外，都经过了接管后的清点工作、普查和清理仓库的运动，初步地进行过清理仓库和登记工作。
但是，过去领导干部对这个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又缺乏经验，清理工作都搞得不够彻底。
这次武汉市各单位的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虽因进行工作认真紧张的程度不同，成绩有大小之分，但都有一定的成就。
各单位在这次清理资产中，大致摸清了家底，初步作到了心中有数。
在发动群众较好的单位，发现了大批的账外物资，清理资产工作做得比较彻底。
江岸机厂把呆废材料全部翻了一次身，共清出二百八十多吨有用材料；
震寰纱厂清理出来了二千七百八十一种账外物资，约有两万多件。
武昌分局工务段收集了一千九百多根钢轨，可以铺设十几公里铁路。
一般单位经过清理资产工作以后，废除了车间的小仓库，整理了库存的各种机物料，做到了账料一致。
如江岸机厂、震寰纱厂把车间小仓库内的积料全部退库，由保管部门加以分类整理，挂牌上账，集中管理，专人发料，到月终严格执行退料制度。
震寰纱厂为了巩固成果，正建立机物料收发保管制度，进一步加强车间的预算制度，在机物料实际耗用和预算比较之下，建立奖惩制度。
个别初次进行清理资产的单位，也能初步做到心中有数。
清理资产比较好的单位，职工初步树立了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
武昌分局经过清理资产以后，发现机务段积压材料价值达二十四亿元以上，而实际只需二亿元就够了，积压了国家十二倍的资金。
职工大吃一惊。
工人这样反映：
“要是国家把我们积压的资金拿去，不是又可添十一个机务段吗！”
武昌分局电务段有的工人说：
“过去没有材料就不干活，现在要打打算盘，利用旧的材料了。”
检车段有些工人把埋藏在地下的东西都挖掘了出来。
江岸机厂铸锻两场的工人，以前只知干活，不问成本；
现在主动地向生产计划科建议：
“凡是库房已有的配件，就不再制造，以免积压流动资金。”
工人领料时，先向管理员问清价钱。
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条件下，他们尽量利用废料。
此外，工人们把修车时拆下来的废料，也完全整理交库，绝不乱扔了。
各单位在清理资产之后，初步划清了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过去由于没有把比较复杂的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划分清楚，影响成本计算和资产的管理。
这一次根据中央明确规定，已划分清楚了；
并将固定资产分为使用未使用和根本不使用三类分别登记起来。
江汉船舶机械公司还严格地检验了根本不使用的固定资产，对其中无修复价值的即作废料处理，不列入上缴物资，纠正了去年清理仓库运动中“一脚踢开”的思想。
参加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的干部，初步树立了依靠群众的思想。
过去，许多单位的工人反映职员不深入群众，但通过这次清理资产工作，有些单位的财务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共同研究，通力合作，不但使细致复杂的清理资产工作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及时地完成了，而且在工作中做到了职工相互团结。
如震寰纱厂核定资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会计科长）在工作中依靠了工人群众，工人们把几万个纱管，不到两小时就一个不漏地清理好了。
因此，他说：
“依靠群众，不但是搞好清理资产工作的关键，也是今后搞好估价、核定资金、成本管理以及其它工作的关键。”
许多单位领导干部有单纯任务观点，清理资产不彻底
武汉市许多企业单位的党和行政负责干部对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他们有单纯的任务观点和简单化的想法，以致思想领导不够，未能展开思想斗争，廓清足以妨碍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开展的各种错误思想；
只在参加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的干部中简单地学习之后，就草率地进入了清理资产的工作。
有些单位仍有本位主义思想，唯恐上缴的多了，本单位不够用，总想多留点。
如江汉船舶机械公司第2厂把留用资产的价格估的低些，对上缴的资产则估的高于应有价格。
又工程公司的经理，对房屋不愿依“重置完全价值”的指示估价，而要依自己的账面数字来处理。
由于进行宣教工作不够，工人群众也有“打埋伏”“找岔子”“清产是抄家”和“舍不得”等思想顾虑和错误看法。
在组织力量方面，各单位负责人在这个工作中多系挂名，没有真正负责地亲自掌握。
他们强调工作忙，没有下决心尽量抽出一部分技术人员、财务人员和老技术工人专门做这个工作，也没有认真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有些单位的负责干部对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是一个群众性的工作认识不足。
某些单位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没有向全体职工说明道理，交代办法，也没有发动全体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共同研究通力合作来完成任务。
因此，全市多数企业单位只是少数工作人员在动，广大职工群众没有动。
隐藏物资没有充分被发掘出来。
群众性的反浪费运动没有开展起来。
江汉船舶机械公司，即因群众怕负责任的顾虑没有打消，丢失工具的严重问题，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
结果，清理资产工作做得不够彻底，估价也很难精确。
已经完成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的单位，一般都没有紧接着建立几个必要的制度，如材料的管理和领料、退料制度，登记和统计制度等，以巩固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的成绩。
有些单位的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和民主改革运动，缺乏有机的结合。
汉口分局、武昌分局和化工厂等少数单位结合较好，事前作了充分准备，在民主斗争和民主团结两个阶段空隙中，发动群众大家动手。
若干单位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没有和民主改革及其它工作结合起来，没有通盘计划和统一安排，结果，各种工作不是互相推移，就是彼此牵制，使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不能准确和及时地完成。
（中共武汉市委通讯组）

武汉市国营公营和公私合营企业
普遍进行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
有些单位领导干部忽视进行思想斗争和发动群众结果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好或不能准确及时地完成
武汉市国营、公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已普遍地进行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
郑州铁路管理局汉口分局和衡阳铁路管理局武昌分局所属各单位，江汉船舶机械公司、既济水电公司、宇宙烟厂、第1纱厂、震寰纱厂等单位，都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清理资产工作。
个别单位（如江汉船舶机械公司）的估价工作，也已经进行完毕；
一般的正待完成资产估价、编制计划、核定资金等下一步工作。
市营企业，如石料厂、水电制品厂、工程公司、制冰厂、轮渡公司、油厂、纸厂、武汉染织厂、武汉公用汽车公司、化工厂、锯木厂、利群砖瓦厂、印刷厂、武昌机器制米厂等单位，有的已经完成了清理资产和估价工作；
有的正进行覆查、估价工作；
油厂、纸厂、染织厂由于没有发动群众以及少数专业干部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工作进行得很慢，武汉市核定资金委员会已派干部协助他们。
大致摸清了家底，初步作到心中有数
上面说到的各单位，除公私合营的两个纱厂外，都经过了接管后的清点工作、普查和清理仓库的运动，初步地进行过清理仓库和登记工作。
但是，过去领导干部对这个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又缺乏经验，清理工作都搞得不够彻底。
这次武汉市各单位的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虽因进行工作认真紧张的程度不同，成绩有大小之分，但都有一定的成就。
各单位在这次清理资产中，大致摸清了家底，初步作到了心中有数。
在发动群众较好的单位，发现了大批的账外物资，清理资产工作做得比较彻底。
江岸机厂把呆废材料全部翻了一次身，共清出二百八十多吨有用材料；
震寰纱厂清理出来了二千七百八十一种账外物资，约有两万多件。
武昌分局工务段收集了一千九百多根钢轨，可以铺设十几公里铁路。
一般单位经过清理资产工作以后，废除了车间的小仓库，整理了库存的各种机物料，做到了账料一致。
如江岸机厂、震寰纱厂把车间小仓库内的积料全部退库，由保管部门加以分类整理，挂牌上账，集中管理，专人发料，到月终严格执行退料制度。
震寰纱厂为了巩固成果，正建立机物料收发保管制度，进一步加强车间的预算制度，在机物料实际耗用和预算比较之下，建立奖惩制度。
个别初次进行清理资产的单位，也能初步做到心中有数。
清理资产比较好的单位，职工初步树立了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
武昌分局经过清理资产以后，发现机务段积压材料价值达二十四亿元以上，而实际只需二亿元就够了，积压了国家十二倍的资金。
职工大吃一惊。
工人这样反映：
“要是国家把我们积压的资金拿去，不是又可添十一个机务段吗！”
武昌分局电务段有的工人说：
“过去没有材料就不干活，现在要打打算盘，利用旧的材料了。”
检车段有些工人把埋藏在地下的东西都挖掘了出来。
江岸机厂铸锻两场的工人，以前只知干活，不问成本；
现在主动地向生产计划科建议：
“凡是库房已有的配件，就不再制造，以免积压流动资金。”
工人领料时，先向管理员问清价钱。
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条件下，他们尽量利用废料。
此外，工人们把修车时拆下来的废料，也完全整理交库，绝不乱扔了。
各单位在清理资产之后，初步划清了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过去由于没有把比较复杂的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划分清楚，影响成本计算和资产的管理。
这一次根据中央明确规定，已划分清楚了；
并将固定资产分为使用未使用和根本不使用三类分别登记起来。
江汉船舶机械公司还严格地检验了根本不使用的固定资产，对其中无修复价值的即作废料处理，不列入上缴物资，纠正了去年清理仓库运动中“一脚踢开”的思想。
参加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的干部，初步树立了依靠群众的思想。
过去，许多单位的工人反映职员不深入群众，但通过这次清理资产工作，有些单位的财务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共同研究，通力合作，不但使细致复杂的清理资产工作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及时地完成了，而且在工作中做到了职工相互团结。
如震寰纱厂核定资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会计科长）在工作中依靠了工人群众，工人们把几万个纱管，不到两小时就一个不漏地清理好了。
因此，他说：
“依靠群众，不但是搞好清理资产工作的关键，也是今后搞好估价、核定资金、成本管理以及其它工作的关键。”
许多单位领导干部有单纯任务观点，清理资产不彻底
武汉市许多企业单位的党和行政负责干部对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他们有单纯的任务观点和简单化的想法，以致思想领导不够，未能展开思想斗争，廓清足以妨碍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开展的各种错误思想；
只在参加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的干部中简单地学习之后，就草率地进入了清理资产的工作。
有些单位仍有本位主义思想，唯恐上缴的多了，本单位不够用，总想多留点。
如江汉船舶机械公司第2厂把留用资产的价格估的低些，对上缴的资产则估的高于应有价格。
又工程公司的经理，对房屋不愿依“重置完全价值”的指示估价，而要依自己的账面数字来处理。
由于进行宣教工作不够，工人群众也有“打埋伏”“找岔子”“清产是抄家”和“舍不得”等思想顾虑和错误看法。
在组织力量方面，各单位负责人在这个工作中多系挂名，没有真正负责地亲自掌握。
他们强调工作忙，没有下决心尽量抽出一部分技术人员、财务人员和老技术工人专门做这个工作，也没有认真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有些单位的负责干部对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是一个群众性的工作认识不足。
某些单位在进行这一工作时，没有向全体职工说明道理，交代办法，也没有发动全体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共同研究通力合作来完成任务。
因此，全市多数企业单位只是少数工作人员在动，广大职工群众没有动。
隐藏物资没有充分被发掘出来。
群众性的反浪费运动没有开展起来。
江汉船舶机械公司，即因群众怕负责任的顾虑没有打消，丢失工具的严重问题，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
结果，清理资产工作做得不够彻底，估价也很难精确。
已经完成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的单位，一般都没有紧接着建立几个必要的制度，如材料的管理和领料、退料制度，登记和统计制度等，以巩固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的成绩。
有些单位的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和民主改革运动，缺乏有机的结合。
汉口分局、武昌分局和化工厂等少数单位结合较好，事前作了充分准备，在民主斗争和民主团结两个阶段空隙中，发动群众大家动手。
若干单位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没有和民主改革及其它工作结合起来，没有通盘计划和统一安排，结果，各种工作不是互相推移，就是彼此牵制，使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不能准确和及时地完成。
（中共武汉市委通讯组）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不能孤立地进行
南京电业局局长叶枫
南京电业局的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除最后核定资金还有待于电业管理总局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委员会审查核定外，已基本上告一段落。
我局全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自去年07月中旬起到10月下旬止，历时三个半月。
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更深刻地体验到：
要做好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首先要从领导干部的思想上肃清单纯任务观点（孤立地进行这个工作，单纯为了造一束可靠的资产账册等错误认识）。
领导干部应认识这是一个改善我们的企业经营、进行全面检查的历史任务。
这是一个检查过去、正视现实、改善今后的经营管理的学习运动。
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全面的、完整的、发展的思想观点，用它来指导工作，才能使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取得更丰富的成果。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应和加强职工的主人翁思想的阶级教育相结合。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对全体职工来说，是一个生疏的新课题。
在过去官僚资本家统治时代，一个企业的真实内容，仅是少数官僚资本家和他们的“心腹们”的机密，是与全体职工无关的。
我们今天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如果仅只交给少数经理人员去办，不仅会造成“一事无成”的后果，并且丧失了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根本意义。
领导干部必须反覆教育全体职工，充分认识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是为了更有效地发展我们的国家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全体职工的重视和支持。
也只有这样，才能排除繁重复杂的困难，才能排除“生产太忙，办不起来”、“过去搞过两次清点，一阵风过去了，没有下文”的轻视态度和经验主义的错误看法。
南京电业局职工的觉悟程度提高之后，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对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的进展，起了决定的作用。
如清点外线资产时，职工们响应工会号召，在暑天烈日下，不怕山高路远，逐杆清点；
并且不断研究改进工作方法，及时交流经验；
领导方面不断地表扬先进工作者。
因此预计三百八十个工作组日的工作任务，二百二十个工作组日就突击完成了。
又如在工会“节约反浪费”的号召之下，职工提出了若干利用旧废材料的课题，也有不少的成绩。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还应和安全检查工作相结合。
清理资产的范围广泛、全面，一切资产，角角落落都要一一查到，一一见面，无一遗漏。
参加清点的人员也很多，以生产现场的主管人员、技术职员、技工们为清点骨干。
而且，清理资产工作不仅要求有正确的数量的资料，也要求有精确的质量的资料。
这样，就应当而且可以和电业生产中特别需要的安全检查相结合。
这就和对一个人从历史到现状的健康大检查一样。
这样，充分暴露出过去检修工作中看不到想不到的死角，就对今后机器设备的定期检修、日常维护和运转使用，提供了历史性的可靠的丰富的重要资料。
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当时检修解决。
如发电厂内某号循环水泵马达通风情况很坏，马达线圈槽沟容易进油；
某处冷却水管有损漏现象，都被清点人员一一发现。
发电厂就迅速进行检修，提高了这项设备的安全使用效力。
在供电部门，找出瓷碍子破损、帮线松弛、杆木不良等隐形事故三百零五件，经分别缓急加以检修，因而消灭了一部分可能发生的线路事故。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还应和节约反浪费运动的准备工作相结合。
经过全面的清理资产工作，很显然地暴露了我局过去有严重的浪费现象。
据初步统计，仅库存器材一项，积压器材数值达百分之六十六。
稍经加工修理后价值二千多万元的矽钢片，竟放置在废料堆里，无人过问。
发电厂里有一座小型办公楼房，是解放后用账外材料（大部分是应退未退材料）建造的。
这许多触目惊心的具体事实，就可以促使全局职工认识到我们过去对人民财产不关心，“只顾生产不管经营”的错误思想，已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
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后，节约器材、开动脑筋、利用旧废材料，已开始为全体职工所重视。
如去年11月中，供电工人主动把十几根多年来放置在废料中折断的旧钢杆加以焊接修补，变成完整可用的好钢杆。
仓库工人从废旧铜线堆里，清理并焊接了可用的裸铜线二吨多，又清理出风雨线一千六百公尺。
这些事实可以说明，在清理资产时，领导干部应注意搜集有关浪费的资料，分析造成浪费的原因，那些是盲目积压造成的，那些是材料预算不确造成的，那些是计划工作不慎造成的，那些是保管制度不良造成的，那些是工作责任性不强造成的。
这样，就给即将进行的节约运动，提供了许多具体资料，并且打下了思想基础。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是增产节约的一个重要内容
樊一萍
国营企业是增产节约运动中最重要的环节。
要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必须认真地清理资产、严格地核定资金。
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基本情况
国营企业的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一般的是分五个阶段进行的。
这五个阶段就是：
清点登记，鉴定估价，制定定额，编制计划，核定资金。
各部门各地区的工作，在发展和进度上是不大平衡的。
有
一大部分企业的清理、覆查、登记、鉴定、估价工作已基本上完成或接近完成，正在进行制定定额、编制计划，研究资金的运用情况，进行核定流动资金的准备；
有少数单位已初步地核定了资金；
还有
一些企业单位清理资产工作已经结束，正在进行估价；
还有少数部门已经做好清点资产的准备工作，或已开始进行典型试验，以推动全盘。
这一阶段的工作经验证明，凡是重视和抓紧这一工作的企业单位，就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主要表现在：
第1、各单位揭发了严重的资金积压浪费的现象，清理出大批账外物资，克服了有账无物、有物无账的混乱现象。
像中央燃料工业部淮南矿务局查出账外物资共值一百零一亿五千万元；
郑州铁路管理局的账外物资就值一百九十五亿元；
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所属一○一厂的账外物资，估计如全部清出，可达一万吨左右。
在“废品”中也清出大量可用的器材。
如国营天津第2棉纺织厂在废料中拣出一部一千瓩的发电机。
积压材料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国营天津第1棉纺织厂积压的钢领可供本厂使用一百五十二年；
上海各国营棉纺织厂，在清理资产以前，检查出浪费总值达到一千五百亿元。
像这样的情况，在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以前，是很普遍的。
第2、通过清理资产核定资金，许多企业的领导干部，基本上从心中无数做到了心中有数，认识到过去不是资金不足，而是资金周转迟缓；
批判了不重视生产管理和财务管理的态度，认识了宽打窄用、有备无患、不计成本的保守思想和本位主义，对国家整体利益和企业经营的危害性。
第3、有的厂矿在清理资产过程中，开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制度，像资产管理制度、原材料化验制度等，巩固了清点的成果。
第4、大部分厂矿在这个工作中更加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使企业生产更加前进一步。
有的单位曾举办了反浪费展览会，展开了反浪费的思想斗争，使全体职工自觉地树立了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
但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过程中，也有不少的缺点。
如国营天津第2棉纺织厂一个细纱间的干部在清理资产中打埋伏隐藏了四千枚锭子，预备明年独立经营后，拿这批账外物资来“降低成本”。
北京市专卖公司东郊酿造厂的领导干部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过程中，没有认真发动群众，认为工人落后，没有文化，所以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就不让工人参加。
工人也认为这是行政方面的事，与自己无关。
再如西南区某厂的领导干部，认为已经清理好了，不愿进行覆查；
后经上级检查，又清出了上万吨的物资。
也有一些单位在清理资产过程中，不同时建立制度，以致“前清后乱”和“随清随乱”，造成返工和不应有的浪费。
也还有个别高级领导机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决定和办法下达到所属部门。
总之，现在还有一些企业的领导干部没有重视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
这是急须加以纠正的。
不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就不能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
全国现正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
有一些企业领导干部认为应当先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然后再搞增产节约；
也有的认为增产节约既是目前的中心政治任务，就不认真地清理资产和严格地核定资金；
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
我们要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强大的工业国，需要大量的资金。
增产节约是国家积累资金的基本源泉；
节约资金是增产节约的一个重要部分。
要节约资金，首先必需核定资金，从而加强资金管理，以便最有效而合理地使用资金。
清理资产与核定资金可以节省大量的流动资金。
目前国营企业的资金积压和浪费，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和严重的问题。
从有些企业清理资产中，证明了过去企业的资金是多余的而不是不足的。
如中央燃料工业部淮南矿务局，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以后，初步决定上缴物资共达二百一十九亿元；
华北纺织管理局清出的呆滞物资、超储材料和准备上缴的流动资金达两千亿元；
中央铁道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实行经济核算制以后，计划把四万亿元的材料总值上缴给国家。
全国国营企业核定资金以后，所节约的流动资金的汇总数字，将是一个可观的数目。
因之，核定资金对企业的增产节约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正确地核定资金，才能正确地制订增产节约计划。
目前，有些国营企业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中，检查了1951年流动资金的运用情况以及消耗定额的实际执行情况，然后，根据1952年的控制数字，制订了增产节约计划。
中央贸易部拟于1952年节约商品流转费用百分之二十五。
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所属各单位拟于1952年增加生产百分之八，降低成本百分之十。
抓住主要的环节，彻底完成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
为了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核定资金工作，所有国营企业应该抓住几个关键。
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过程中，应建立几种基本制度；
否则就会一面清，一面乱，造成新的积压资金的现象。
这些制度应该包括资产管理制度、独立的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合同制度、奖励制度、基本建设的施工程序等。
制订这些制度时，必须发动群众讨论。
只有通过工人群众的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工人才能自觉地遵守。
确定先进的经济定额，是订立流动资金指标的前题。
流动资金的组织是依据企业生产性质及实际所需的原材料、燃料、辅助材料、备品、低值易耗品、在制品、产品、预付费用和库存现金而决定的。
订立流动资金指标，必须由企业所有的技术人员、财务人员、管理人员和供销人员共同研究企业的供销情况，制订流动资金使用计划。
流动资金定额的规定，应非常具体、实际，要和企业的供应情况、原材料储备定额、消耗定额相配合，不能草率估计。
制定流动资金定额指标，要适应生产过程和生产规模的变化；
并且要考虑劳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流动资金定额的确定，一定要按先进的标准，而不是按保守落后的标准。
在节约流动资金过程中，要为节约原料、材料、燃料和电力消耗而进行思想斗争。
过去各企业单位在定额方面，一般地说都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和详细的分析，因此在储备定额上发生不合理的现象；
流动资金控制数字的确定没有可靠的根据。
这样，企业的控制数字就发生了偏高或偏低的现象。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后，急须改进这种情况。
由于过去原材料储备没有定额，以及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计划、产品销售计划的某些脱节，资金在生产流通过程中，不能受到合理的调剂。
由于产品的成本高、质量低，或不合规格，由于生产中的一些盲目性，产品与市场需要脱节；
加以没有认真地执行产销合同和正确的价格政策，产品就被积压起来，影响到资金的周转。
这是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因此，对超额储备和呆滞材料的处理，目前应当特别注意。
对于超额储备和呆滞材料，企业的负责干部应亲自动手，配备专职干部，建立临时处理机构，使这些物资能被合理地调剂和运用。
对于国家的储备物资，应按一定手续上缴给国家储备机构。
对于有价值的文物，应逐级上报，请求处理。
对于本企业今后生产上需要的物资，可提出意见，送请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后，与物资管理部门订定合同，分期付款。
有些贵重器材是目前本企业生产上不需要，但经过一定时期仍然需要的；
对于这一部分器材应制订特殊超额储备计划，报请上级领导机关批准。
凡是其他部门需要的材料，可以作价转售，予以合理地调配，并且把价款逐级上缴国库。
那些既不是国家储备物资，也不是本企业或其它部门需要的，各企业可和国营贸易部门、信托部门、物资管理部门取得密切联系，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售；
出售时应注意对市场的影响。
在处理超额储备和呆滞材料的过程中，要认真地严肃地进行估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防止无原则地压低或抬高价格。
领导干部应负责审查，并进行必要的检查和监督。
对积压的产品，应进行有计划地推销，必要时可适当地降低价格。
在推销产品中，也应主动地和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交换情况或委托推销。
怎样把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决定贯彻到底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目的，就是为了实行经济核算制，使1952年的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更加提高一步。
各个国营企业1952年的生产计划，不应是形式主义的、毫无生气的，而应是切合实际的富有战斗性的。
否则，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巩固的经济核算制，也就达不到增产节约的目的。
各个国营企业的行政领导干部应该更加紧张起来，和党、工会、青年团密切配合，依靠和发动工人群众，批判各种错误思想，拟定增产节约的行动计划，进行周密的技术准备，把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和当前的中心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以后所建立的基本制度，领导干部要特别重视和大力支持，经常地加以检查。
对违犯制度的现象和人员，要适时地进行批评或处分；
对执行制度好的，也要及时地奖励。
国营企业的供应部门，应即确定上下部门的供应范围，核定供应单位的资金，缩短采购、检验、保管、收发原材料的时间，制定原材料消耗定额。
销售部门应展开销售业务，加强宣传，执行合同制度，减低商品流转费用。
在财务会计结算方面，要严格地建立银行结算制度，遵守现金管理办法，迅速清理债权债务。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是目前国营企业爱国增产节约的一个中心内容，是国家对国营企业的基本要求。
要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基础上，使资金得以合理地运用，使领导干部的责任心更加提高，使职工的积极性得以更大地发挥，把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推进一步，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经济简讯
★1951年全东北国营、公营工业和农作物的生产总值，比1950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点五。
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东北人民生活也已进一步改善。
1951年，东北区职工基本薪金平均比1950年增加百分之十六点八，农民购买力平均比1950年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合作社的业务也大大发展。
全东北现在已有十万个以上基层合作社，拥有社员一千六百五十四万人。
★东北全区物价已按国家计划稳步下降。
去年11月份物价总指数比10月份下落百分之零点二；
去年12月以来，东北各大城市每旬物价环比指数又继续下落；
下落幅度最低为百分之零点二，最高为百分之三点一。

读者来信
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分子
编辑同志：
刘青山等的贪污事件，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已经侵袭到我们党的内部。
全党必须引起警惕，坚决地和这种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否则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我们除同意开除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党籍外，并建议政府要予以严厉惩处，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
赵清岚王义柱张伯英李燕芳
我也有过刘青山的腐化思想在反贪污斗争中决检查批判
编辑同志：
我完全拥护中共河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
这个决议对我的教育作用很大，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如果经不起花花世界的引诱，就会堕落腐化，变为党和人民的叛徒。
回想我入城以来，也曾有过和刘青山相似的可耻思想，认为“革命胜利了，该享受享受了”，于是和上级闹“待遇”，和别人比“阔气”。
刘青山等被开除党籍的事件，使我猛醒过来。
我决心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深刻地检查自己，改正一切错误和缺点，为保持党的纯洁性而奋斗！
范野
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内绝不容许坏分子存在
编辑同志：
共产党决定开除前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的党籍，并送交政府法办，这件事情，更使我认识到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过去报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违法渎职的案件，这些工作人员中，有的是共产党员。
因此，有人摇头叹气，认为“真给共产党丢人”。
个别人甚至把这种个别的坏事，当成一般的现象。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就以我们邮局的情形来说，有许多共产党员的待遇很低（现在调整了工资），但负的责任比别人重，作的工作比别人多。
他们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在使人感动。
共产党员的这种高贵品质，大大教育了周围的群众。
这说明共产党员确是劳动人民的领导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陈步湘
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
应速检查浪费巨款招待开会人员的事件
编辑同志：
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为了招待去年10月24日到11月03日在开封市举行的总行视察团总结大会的人员，大肆铺张浪费，挥霍了国家资财二亿五千多万元。
出席这次会议的干部有三百二十人，而会议所用的招待人员竟有一百多人。
为了“壮观瞻”，河南省分行在会议之前，曾经粉刷门窗，添置家具什物；
还给参加会议的人发了被单、磁碗、玻璃杯；
在这个会议中，用了一百多万元的“炮台烟”和一千多斤苹果、一千六百多斤香蕉、梨、糖、瓜子等果品。
我们在去年12月25日揭发了这一浪费事件后，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注意，两天以来，我们收到了各界人民的来信五十多件，对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这一不能容忍的浪费事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中肯的意见。
读者纷纷建议总行和总分行检查这一事件。
如开封市郊区农民刘凤兰、刘永安、杨俊生的来信中就这样说：
“……参加会议的总行同志遇到这种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不以上级机关代表的资格予以批评，反而高兴地接受这种招待和赠送，同样是错误的，也要检讨才是。”
河南军区政治部志明生在来信中更明确地说：
“总行视察团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建议把这一问题转达总行，让他们一并进行检查。”
我们认为读者的意见是正确的，希望有关领导方面迅速处理这一事件。
河南日报总编室
中国建筑企业公司山西省公司
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编辑同志：
中国建筑企业公司山西省公司某些领导干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国家财产的很大损失。
公司经理尚发生没有调查研究，就任用阎匪锡山的少将处长王时洲担任所属木厂厂长，还认为他能干，会赚钱。
王时洲当了厂长后，任用了他的“老同事”二十三人进厂做事，霸占了领导地位。
这批腐化分子从此大肆贪污。
比如领工员李树荣在修建交通局五处工程和这个公司的职工宿舍时，曾虚报账目、偷工减料，共贪污了八百四十多万元。
采购员王庆麟勾结私商，私自涂改购货发票，贪污了三千五百六十斤小米。
采购员何季新、王焕成等勾结私商伪造合同，并接受私商的贿赂等，共贪污了九百六十多万元。
更严重的是这些人把国家木材商情密告私商，使私商投机倒把、牟取暴利。
木厂副厂长梁振禄身为共产党员，不但不坚决反对这些贪污行为，反而同流合污。
公司经理尚发生的官僚主义作风很严重，一年来不深入调查研究，知道了王庆麟的贪污行为，却把他调到长治分公司工作。
把头刘兴曾勾结其他把头，在修建工农速成中学工程中，贪污和浪费了三千一百万元。
刘为这件事送了尚发生一只手表，尚毫不过问就收下了。
尚发生说：
“只要可以赚钱比啥都强。”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展开后，他还不听职工的建议。
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我认为有关部门应迅速检查。
白水
北京市工业器材公司
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使二十七辆汽车水箱被冻坏
编辑同志：
北京市工业器材公司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加以不善于经营、不学习业务，致使国家资财遭受巨大损失。
1951年11月21日，报载气温将要下降，市工商局就通知工业器材公司，注意检查新建仓库，防止冻坏商品。
公司经理李越曾派马景文、顾景瑞两副科长去检查，但他俩只是走马观花，不负责任，没有把库存二十七辆汽车水箱内的水放完。
当第2天公司的技术人员请示顾景瑞是否要去放水时，顾景瑞说：
“冻还不是冻了，明天再说吧！”
结果，二十七辆汽车的水箱外套全部冻坏，只修理费就花了二千六百万元。
更严重的是当仓库管理员打电话报告汽车水箱被冻坏时，顾景瑞还安然下棋，若无其事。
现在这个公司的经理对这件事已经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
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工商局正派人检查处理。
各有关部门应该吸取这个教训，注意保护国家资财。
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通讯组
北京市工业器材公司
不应把新汽车放在露天地里任风吹雨淋
编辑同志：
去年12月05日，我为了购置汽车，到北京市工业器材公司东郊存车库看车。
我发现有七辆崭新的小座车无遮无盖地停在广场上，任凭日晒雨淋。
经我们检查：
两辆苏联胜利牌汽车的汽缸已冻裂了；
两辆吉姆牌汽车，油漆都发生了裂纹，其中一辆还丢失了原配的电瓶。
我认为这里的新车库尚未盖好，固是事实，但如用布套或草席加以遮盖，或搭个临时草棚，也可以使汽车不受或少受损失。
这个公司业务科科长说：
“自从这批车放到东郊后，我还没有去看过。”
这种对国家资财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对的，这个公司领导干部应迅速处置这批汽车。
林丁
婚姻法拯救了我
两年以前我还在黑暗的旧社会中过着像牛马一样的生活。
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1944年。
那年日寇侵占了湖南广西一带，我们一家逃难到贵阳。
我父亲在一个伪机关当职员，担负着养活全家五口人的重担，因劳致病，死去了。
在生活的压迫下，十四岁的我，便在一家伪军官家里当女仆人，工作繁重，生活艰苦，每天要从早上五点钟忙到晚上十二点。
我拼着命给他们干活。
但是他们嫌我小，不给我一个钱。
接着又强迫我和他家“少爷”成婚。
那个“少爷”有病快死了，他家想用我“冲喜”，治好“少爷”的病。
于是我便成了快要死的人的妻子。
我的生命操纵在他们手里。
他们说：
“女人是一支笔，用的时候拿起来，不用的时候就搁起，你想造反也反不了。”
不久，我的丈夫又由风湿病转成麻疯病，是不能再治好了。
我想“死了要比活着受罪好些”。
因此，我在1948年08月，偷偷地投湖自杀，但被人救出，重又过着牛马样的生活。
去年，新婚姻法颁布了。
人民政府对我的婚姻问题作了公正合理的处理，我终于离婚了。
我高兴，我狂欢！
从此我投入了温暖和睦的大家庭——解放军，我从奴隶的地位一变而为新中国的主人。
我不再为生活和个人前途忧愁了。
我感谢共产党、毛主席把我救出火坑。
现在我要积极向我周围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的妇女宣传，加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二队姚萍

铁道部运输总局对调拨车辆不平衡的答复
编辑同志：
去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读者徐炳忠对我部到达石景山钢铁厂的车辆很不平衡，因而影响了生产的事情，提出意见；
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全国各地有二十多个车站的货物，要运到石景山钢铁厂，各地到达石景山的距离远近不等，客观上容易产生到达终点时忽多忽少的情况。
但我们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一情况，没有主动地和矿山方面联系，预报也不及时，因此造成卸车的困难。
我们除了注意检查督促外，已指示各有关路局，切实和发货人联系，做到平衡发送；
并责成北京铁路分局长和矿山方面的负责干部洽商，缩短车辆在矿山停留时间，保证提高生产效率，达到增产节约的目的。
铁道部运输总局

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给予我们的教训
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
编者按：
对于中共天津地委刘青山、张子善的大贪污案件，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错误，应负相当责任。
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经一年之久，而天津地方同志如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但终未引起省委注意，省委在这里是犯了错误的，省委对于这一错误的检讨是很必要的。
这个检讨本应由省委书记林铁同志来作，因林铁同志患病休养，故由副书记马国瑞同志代作。
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现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的揭发，使河北省广大党员干部受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引起了各级党组织的警惕。
中共河北省委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迅速地获得了全省各地机关党员干部的一致热烈拥护，连平素对于政治问题表示淡漠的人们也被吸引卷入到这个巨案的讨论中来。
这对全省目前正在普遍开展着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刘青山、张子善曾是党的比较负责的干部，他们为党的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曾经艰苦奋斗，树立过功绩，人们也曾信赖过他们。
他们本来可以继续为党为人民作更多的事情。
可是他们却在全国革命胜利后两年多以来的和平环境中，由于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袭和诱惑，而蜕化变质了。
他们为贪图可鄙的不正当的个人享受，竟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盗窃国家人民财产达一百五十五亿四千九百五十四万元，以“机关生产”作掩护，勾结奸商，进行非法经营；
并肆无忌惮地在上下左右之间，公行贿赂，从内部来腐蚀党和瓦解党。
他们就是这样成了反动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走上了背叛党、背叛人民并使自己身败名裂为全党和广大人民所唾弃的绝路。
这是河北省党组织的一个严重的教训！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蜕化、叛党的罪行，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固然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迷惑和腐蚀，但与我们省委领导上所犯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分不开的。
刘、张盗窃国家财产投入“机关生产”远在1950年即已开始；
1951年入春以来即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狼狈为奸，剥削治河民工；
而我们省委领导上竟长期无所闻，说来令人难以相信，自己也无以解说，然而却又是事实。
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就在这里。
去年八、09月间，我们虽听到过刘、张生活铺张浪费，排斥、打击干部的一些片断情况，也曾向他们进行过数次批评，但由于我们政治嗅觉不灵，认为是一般性的问题，并未加以警惕，予以深追和认真处理。
这样，在实际上就放纵了他们的罪恶活动。
直到去年10月间，李克才同志向省委组织部长薛迅同志谈了刘、张若干违法犯纪的事实后，才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开始抓紧研究处理。
由于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华北局的领导，我们才在河北省党的第3次代表会议上讨论、揭发、批判了刘、张的罪行，并把他们开除出党，请省人民政府逮捕法办。
从这个巨大贪污案件中，我们已深刻认识到省委本身官僚主义的严重性与危险性。
它已使党的影响和国家资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此我们曾极其沉痛地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发动全体代表批评了省委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
去年12月18日我们又以严肃的态度在省直属机关党员大会上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
最近，省委又召开会议进行自我检讨，从深入检讨中，研究了这一案件所给予我们的教训。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早在1949年03月就向全党敲了警钟，要我们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对于党的腐蚀、侵袭的危险性。
党的二中全会曾明确指出：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对于党中央这一英明的指示，我们竟置若罔闻，这说明了我们的政治觉悟是不高的。
直到去年10月，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提出增产节约的伟大号召，并指示全党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时候，直到刘青山、张子善被糖弹打败而其自身也变为糖弹腐蚀党的组织的巨案被揭发的时候，我们才猛醒过来，大吃一惊。
过去的两年零八个月，我们忙忙碌碌、辛辛苦苦，虽也为人民作了不少工作，但是我们对于入城以来，城市的五光十色，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猛烈侵袭、腐蚀，所给予党员干部的严重影响，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我们在新的环境下，预见不到可能要发生的新的问题，以致对党内因胜利而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绪，功臣自居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比大方”“比慷慨”“比排场”的情绪，缺乏应有的警惕；
而官僚主义的灰尘，又使我们对发展着的铺张浪费、贪污蜕化的现象，表现了麻痹、疏忽；
对于违反破坏制度的行为，没有能够坚持斗争。
这就便利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侵入到战斗的共产党的组织里面来。
这就是刘、张事件以及很多违法乱纪腐化堕落行为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因此，我们由刘、张事件所应当得到的第1个教训，就是必须时时刻刻高度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腐蚀的危险性，大力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加强全党无产阶级思想及共产主义的教育，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坚决地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纯洁党、巩固党，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在全省党员中的奉公守法的教育。
省委对刘青山、张子善在干部政策上，同样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对他们缺乏了解和工作上的检查。
了解干部、检查工作本来是党的经常的重要的工作，而我们对刘、张的认识从上面角度看的多，自下面考查了解少；
同样，对他们的工作也是从口头文字报告了解多，深入具体的检查则很少；
对于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更是注意不够。
这样片面地观察干部和审查工作的方法，实际上就不能不成为“偏听偏信”。
刘、张之所以骄气横生，压制民主、目无组织、目无法纪、两面手法、为所欲为，是和我们官僚主义的偏听偏信、缺乏检查、是非不辨、管教不严，有密切关联的。
斯大林同志曾说过：
“从上而下的审查，还远不能包括整个审查工作。
还有另外一种审查方法，即从下而上的审查，就是说，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审查领导者，指出他们的错误，并指明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
这种审查，乃是审查人员的最有效办法之一。”
我们在自己工作中，恰恰忽略了这一原则。
因此，深入、全面的了解干部，坚持检查制度的执行，反对主观片面的偏听偏信，以及对工作只注意布置不注意检查的官僚主义作风，乃是这一事件给予我们的第2个严重教训。
刘青山、张子善对党内民主一贯采取了极端反对的态度，他们把党委制错误地变为家长制。
重大问题不拿到党委会讨论，擅自作主，独断专行，取消民主，唯我独尊。
他们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实际上形成党内的特殊人物，脱离了群众的监督。
刘、张的罪行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在河北省党的各级组织中，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
因而也就相当地助长了党内自由主义倾向的发展。
刘、张的罪行长久隐匿而没有被坚决及时揭发出来，也足以说明自由主义的危害了。
因此，必须加强党委制和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机关党的组织中适时举行党的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在党内严肃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其他坏思想、坏作风；
严格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负责干部的组织生活，虚心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下面的意见，以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
这应当是刘、张事件给予我们的第3个严重教训。
刘、张大贪污案的教训是沉痛的，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所负的责任是严重的。
我们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全省党的组织，直至每一个党员，必须深刻记取这些教训，响应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号召，在华北局领导下，坚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坚决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彻底肃清反映到党内来的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而且，必须首先从领导机关作起，逐级切实贯彻，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党的队伍而奋斗。

学习增加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在中央戏剧学院文艺整风学习大会上的报告
欧阳予倩
本院两年以来在工作中犯了很大而且很多的错误，不管是教学方面、创作和演出方面，都表现了脱离政治、脱离生活、脱离实际和自由主义、形式主义等严重的现象。
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
为什么这些错误会一个重复一个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严重？
我想就我所能体会到的，从我个人方面来检讨一下。
这只是个初步的检讨。
先谈教学方面：
我对教学方面，可以说是太不关心。
本院开办之初，原议是以教学为主，当筹备时期，我主张办四年制的本科，后来一看主观力量不够应付，因此就主张稳扎稳打，先办一年制的普通科。
同时打算努力准备半年，再办本科。
另设一个研究班，调训文工团队干部。
以后得文化部的指示，要调训省级军级的文工团队干部，于是就办了现在这样两年制的本科。
我经常所忧虑的就是教员与教材。
中国专门干戏而又能够教戏的本来就少，教员方面是有困难的。
其次是教材——过去的戏剧教材本来就少得可怜。
有些翻译的东西，并不能用。
新的教材一时又产生不出。
而且教员多半是抱着旧的一套，要新编一套教材也须要相当的时间。
这些事我的确是经常担着心。
可是事情只摆在心里，没有摊出来和大家一同想法子，以求克服困难，更没有好好地听取群众的意见。
虽然每次开学我总也各处奔走去聘请教员，嘴里也常说是要团结专家，但是一到开学之后就再不过问，既没有督促，也没有检查，只听说某几个教授颇受欢迎。
同学对教学虽然也有意见，一般说还算满意；
寒暑假回去也很能以所学的东西联系实际推广出去，得到下边的反应还算不坏。
但究竟同学满意的程度如何？
还有些什么意见？
究竟如何联系了实际？
得到了什么样的反应？
我是一无所知。
只听说教学方面总算上了轨道，我也就在本年作工作总结报告的时候说：
“本院在教学方面总算是上了轨道。”
同时还说：
“只因把力量放在教学方面多一些，演出方面就多多少少受了影响。”
这是真的吗？
事实上教学方面是有很多问题的。
在课程方面，脱离了政治，脱离了实际。
当本科开办之初，我有个错误的看法。
我以为本科同学都是比较长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政治水平比较高，所缺乏的主要是技术。
又以为有些教员，政治水平低，不可能等待他们改造好了再来教学，因此我就说：
教技术不必勉强联系政治，只要把马列主义的课教好，再设一门文艺思想讲座，政治的教学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这样把政治和业务对立着看，就不能把政治和文艺思想贯彻到业务课程中去，同时严重地忽略了对教学干部的思想改造问题，也就脱离了政治。
再就是脱离实际。
例如我主张歌剧系的同学要学视唱和五线谱。
我以为五线谱和视唱是必须掌握的武器，希望同学们在两年之内学会，就没顾到同学们的业务水平和实际需要，以致浪费了时间。
同学们所急切需要的是简谱。
我考虑课程的时候就没使实际问题联系业务。
关于教学，同学们提出过很丰富、很深刻的许多问题和意见，可是没有重视，竟放在一边不理。
对教员思想的改造和教学方法的改进，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对教学的内容从未好好地加以检查，甚至发见了个别有反动思想的教员对我们的革命干部发表反动的言论。
在领导方面，究竟对教学要求什么？
究竟在两年之中要给同学些什么东西？
始终不明确，同时也就放弃了领导，以致造成了上下隔阂的现象。
以前我不懂官僚主义是什么样的东西，想不到现在我亲身体会到了！
其次我想谈一谈关于创作和演出方面的问题：
中央戏剧学院开办之初，我们对于三个演出团体的估计是这样：
我们以为歌剧团（原华大文工第1团）应当实行整训，第1年不必演什么大型的歌剧；
话剧团（原华大文工第2团）比较容易办，就规定话剧团以演出为主，要他们在一年内演出两个长剧和几个短剧；
舞蹈团是个年青的组织，也还要从事整训，只要求他们第1年能够表演几个小型的舞蹈，我们以为我们要用大力去帮助舞蹈团。
同时决定由光未然同志去领导舞蹈团，曹禺同志领导话剧团，张庚同志领导歌剧团，作了这样一个大体的分工。
根据以上的规定，我们希望创作室能够在一年内写出两个话剧的长剧，一个大型歌剧和几个中型歌剧，几个小型歌剧，以及一个大型舞剧。
当时以为颇有把握，但事实告诉我们，这些规定太不具体，而且不切合实际。
那个时候，我对于那几个机构的内容及实质，都毫无调查研究，就以为那样的规定很好。
第1年的计划落了空，在工作总结之后，对第2年的工作计划，仍然“依样画葫芦”还是照第1年的老套，粗枝大叶地规定了一些数目字，布置下去，而各单位也就粗枝大叶地接受了任务，结果，除了一些临时的小型演出之外，并没有能够兑现。
舞蹈团在“建设祖国大秧歌”之后总算是演了一个“和平鸽”。
“和平鸽”是我写的，曾经得到光未然同志不少的帮助。
经过好几次的修改。
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做了概念地描写。
本来像这样大的一个题材，没有具体的事实做根据，没有生活做基础，是不可能不流于概念的。
当时我以为用舞剧来反映这样大的一个政治题材，只能够是这样：
希望通过舞蹈的形象，引起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与对和平的爱好。
结果成了一种没有力量的幻想。
这个剧表现的方法，也是从形式着想的。
第1，我想到和平鸽的形象，就联想到“天鹅湖”。
我以为把“天鹅湖”中天鹅的装束加上鸽子头就行了。
同时“天鹅湖”是芭蕾舞中一个很成功的作品，我又以为用芭蕾舞来表演鸽子是比较适当的。
因此就联想到用加过一些工的所谓新兴舞和多少加过一些改变的芭蕾舞来表现群众，用秧歌舞来表现中国人，用美国式的交际舞来表现帝国主义，这样一凑，就大体可以过的去了。
我并不满意于这种杂凑，但当时以为，中国舞蹈艺术尚在幼年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尝试。
也可以说是在舞蹈运动进行中应有的过程，是一种不得已的现象。
只要借此能够表达一个政治内容，也就行了。
但结果并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舞剧曾经在院内提出来讨论，大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只说是试试看。
及至提到舞蹈团，团里搞创作的同志多数不赞成（不赞成的理由我没听说）。
光未然同志为着支持我的政治热情和写作热情，为着支持一个新的尝试，曾经到舞蹈团作过动员报告，舞蹈团便接受了我的剧本，并保证演出。
我也高兴，就动员了八个作曲的同志集体完成了这个剧的音乐，把这个舞剧在五十天以内排出，上演了。
我们这样的作法是对呢不对呢？
就当时我们号召作大胆的尝试这个原则下，似乎是对的，从整个的舞蹈运动看，这是失败的。
这种从概念出发、从形式出发的创作方法，是要不得的。
有人说这个舞剧非但工农兵不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懂。
在中南海演出的那晚，有个女同志看了说：
“丝毫不感动人。”
舞剧编排得不好，就会不容易懂，加之从概念、从形式出发，无怪其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懂，当然更难为群众所接受，也就谈不上感动观众。
这是个很好的教训。
“和平鸽”的音乐是八个作曲家的集体创作。
在我的经验当中，音乐家从来很难合作。
和平鸽的音乐居然以集体的作法，于短期间写成，我曾誉为“奇迹”。
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张定和同志提出是不是可用中国民歌的问题，当时我以为这样一个作品，内容比较有国际性，就不用中国民歌，只有和平鸽飞到北京一场，必须用中国音乐。
马思聪先生来听了音乐，他说是贝多芬加柴可夫斯基，这就是说音乐是从西洋古典作品搬运来的。
至于舞台设计，我当时主张用风格化的装置，我以为那样的舞剧用风格化的布景比较适合。
风格化的布景，是不是能用，现在不谈，只是戏的本身既从形式出发，则舞台设计也不可能不流于形式。
“和平鸽”给了我很好的教训。
在和平鸽之前我还碰过一次钉子，那就是改排“王大娘赶集”。
我看了“王大娘赶集”，我觉得演员满台飞跑，看着十分吃力，我就毛遂自荐要拿来改排一下，结果把那个戏的力量削弱了。
正因为它原来表现的是农民翻身后的喜悦和支援子弟兵的热情，而我的加工只是从形式出发，结果损伤了原来健康朴素的风格。
就我个人说，我并不赞成“艺术至上”。
“艺术是武器”这个话我也嚷嚷过十多二十年。
我未尝不谈思想内容，我也说要反对形式主义，却为什么我
一来就从形式出发呢？
我想这是有历史根源的。
我演过文明新戏，演过京戏，当过相当长时间的职业演员，也受过观众的欢迎。
但是当时我的那些观众是些什么人呢？
其中有地主、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而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
我所演的戏大部分可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可决不是为工农兵，加之我经常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威胁，便自然而然隐藏在技术的小圈子里，久而久之我便和技术分不开，而沾沾自喜于一技之长。
我到过欧洲，也到过苏联，看过很多戏，吸取回来的也只是形式的部分。
所以我当导演，也多半是在形式方面兜圈子。
我常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要和内容一致，可是没有用，一个戏到我手里，我首先就会考虑形式。
我去看戏，人家要我提意见，我首先看出的缺点必定在技术方面（现在稍为好了一些）。
我常说我熟习舞台，主要是在技术方面；
我熟习观众，只不过是小市民观众。
我也有些自知之明，因此当我初次看到“红旗歌”时，我就肯定地对张骏祥先生说，那样的剧本我完全不能导演。
这一次歌剧团排“消灭侵略者”，我曾参加讨论导演计划，我感觉到这样的舞台我完全不熟。
因为对志愿军的生活实在不够了解，尽管看纪录片，读战地通讯，连起码的感性知识都没有，便什么也谈不上。
有同志提醒我：
一个“和平鸽”助长了形式主义，助长了盲目崇拜西洋，增加了舞蹈运动的混乱，最初我的确没有想到会这样严重，值得我深深地反省。
当时我看着许多老作家都颇矜持，我就说：
“动比不动好，写比不写好。”
但是，轻举妄动，粗制滥造，是绝对要不得的。
现在我想还就我们学院里的几个作品谈一谈，更可以看出我在各方面所表示出来的弱点。
“开快车”的排演经过，我也想凭我的记忆提出来谈一谈。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文章的时候，有一天，光未然同志告诉我，创作室打算写一个批评干部的三部曲：
一、批评工厂干部；
二、批评农村干部；
三、批评机关干部。
当时有某工厂一个同志送来一份他亲身经历的材料，据说那里边对他所在的那工厂的领导同志，作了很尖锐的批评，而那个材料是很生动的。
据创作室的同志的意见，那个批评未免有偏激之处，必须修改才能应用。
以后，执笔的同志和话剧团负责同志曾经到天津某工厂去体验过生活。
那个工厂的领导同志觉得这个材料不全面，也就不真实。
经过反覆研讨，最后确定了这个材料的真实性。
我没有参加讨论，所以我也不大清楚，因为我毫无这类生活经验，不能妄赞一辞。
过了一向，剧本写的差不多了，光未然同志告诉我，这个剧本可以超过“红旗歌”。
又过了一向，剧本总排的第1天，我去看了，以我的政治水平、生活水平都够不上提出批评。
我不知道工厂党员的情形，我也不知道工厂干部是不是应当用那种方式对领导进行斗争。
我只觉得开快车那样一个没什么大不了的技术问题，不至于会闹得那样天翻地覆，因此我感觉那个戏，除暴露了干部的浅薄，它的戏剧性好像是人为的，（我当时用的字眼是“定做的”。）
因此我感觉那个戏，艺术性不够。
以后听了周扬同志的话才明白这个戏不仅歪曲了干部形象，显得十分浅薄，而且表现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歪曲形象。
这是我在本院创作方面所上的第1课。
经过这一次的教训，和另外一些学习，（主要是阅读，其次是听报告和朋友谈话）在“孟厂长”的初读会上，我就很大胆地否定了这个剧本。
及至淮河文工团带来了几个小戏，我一看也就指出了些缺点，我便感觉到我有些微的进步，也就纠正了对某些戏的看法。
当我知道创作室要写三个批评干部的戏，我提不出任何意见。
我曾经那么想：
出好一个大题目，匆匆忙忙去搜集自己所不大熟悉的材料，是不是能写出好的作品呢？
是不是能够提纲挈领掌握全面，创造出典型人物呢？
看“开快车”和“孟厂长”这两个戏，似乎是人物并没有活在作者的心里，却早已跑到台上去，因此形象就不可能真实，而故事的组成也很牵强。
我们为了批评去找一个批评的对象或是典型，我想是容易失败的。
接着就读了“从头学起”。
这个戏，是不是为着要批评机关干部而写的，我不知道；
可是也同样地失败了。
因此，批评农村干部的戏也就无从着手了。
创作方面脱了节，话剧团没有戏演，就把“俄罗斯问题”搬上了台。
这次的演出也只能算是失败。
演得观众“抽签”（中途离场），打瞌睡，这还能算成功吗？
难道说西蒙诺夫的剧本写得不好？
当然不是。
可是这个剧本是他好几年以前写的，里头说明无论华尔街的资本家如何造谣，如何箝制舆论，但是有良心的美国人，还是要说真话，不愿意诬蔑苏联；
可是说真话的人，就会被歧视，被剥夺生活的权利。
中国人看够了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美国人，而台上的美国人顶多不过是欺骗造谣，玩些威逼利诱的把戏，而那一群家伙的形象又是那么温文尔雅，好像很循规蹈矩似的。
在抗美援朝已经开始的时候上演这个戏，而表演的线条又是那样纤细，人物的生活隔离我们那么远，想要群众不“抽签”，不打瞌睡，就很困难了！
“俄罗斯问题”演出的教训，也还没有使我们明了脱离群众的严重性。
“美国的生活方式”又在进行排演。
这个戏是洪深先生特为话剧团写的，暴露美国生活方式之不合理，应当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可是要变更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必须攻破美国资本家的那个顽固堡垒。
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几个进步分子的反抗，必然显得软弱无力。
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者的凶狠残暴、下流无耻，已经愤怒到了极点，如果有人想以绅士的态度苦口婆心向毒蛇厉鬼说法，那必然违反群众的意志，因此这个戏就始终拿不出去。
这个戏在话剧团开排以后，我听光未然同志说，他看过剧本。
他说，政治性还是相当强，但每一幕的人物和故事却毫无联串，很难搞好，只希望洪深先生自己排，可以随排随改，可能有些补救。
听洪深先生说，周扬同志也看过这个剧本，认为可排。
戏排了一半，据说话剧团把剧本送给了张庚同志和曹禺同志，张庚同志没来得及看；
曹禺同志看了，不甚满意，可也没说出所以然。
总而言之，大家都没有从政治方面着眼，也没把这次的排演当一个严重问题处理。
我始终没有看过这个剧本，也没有找来看，可是听到有许多同志的反映，我就非常担心——我现在回想，即使那个时候我看了剧本，也未必能够马上做出停排的决断。
因为我们只是为洪深先生忘我的工作热情所感动，以为无论如何总可以把剧本改好。
现在才知道，如果思想感情基本不对头，就很难把剧本改好，及我被邀看了初次的总排，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和张庚同志商量，感觉到非常为难。
我没有能够掌握无产阶级思想的武器，对这个作品进行批判，只是想勉强照顾作者和演员们的情绪，以为不管几天也好，演出一下，比较周到。
这是错误的。
及至最后，周扬同志看了排演，以为不妥，才决定停止演出。
洪深先生经过考虑，也以停排为然。
可见我们当时没有切实和洪深先生彻底研究，更没有把这个剧本提出来让大家讨论，以致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
这种做法对作家也是不尊重的。
我听了“节正国”的初读（1950年），我欣赏这个剧本。
作者把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民族英雄，写得相当的有声有色。
当时我觉得除掉戏太长，场子太碎，全剧没有一个女角，这几个缺点要加以修正外，剧本是可以肯定的。
没想到有些地方歪曲了工人形象，同时写党的领导不够明确，显不出领导的力量。
今年夏天，我从苏联回来，看了一、二场的连排，我对导演的处理，舞台上的人物形象、音乐和新加的舞蹈部分，都不满意。
可是我认为骨干还是好的，可以改得好——老解放区的戏不是往往改十几次么？
——当时我不同意停排。
经过创作室的检讨，我才认为停排是对的。
我只就几个大的戏谈一谈，还有些短小的作品，不拟一一都谈。
总而言之，在艺术思想领导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是显然的。
由于没有把思想领导放在第1位，没有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做坚决的斗争，以致脱离政治、脱离生活，走向形式主义。
而最不能容忍的是一个错误跟着一个错误，没有能够及时检查及时纠正，以致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占了优势。
还有就是领导只依靠个人，没有通过组织，没有依靠群众，就形成了互不关心的麻痹状态。
例如“开快车”被否定以后，光未然同志到话剧团去作了自我检讨，可是没有发动全院的同志彻底研究失败的原因。
就是其他的创作和演出，也从来没有好好地总结过；
总结的时候，也多半是避重就轻，既不彻底，更不深入，这才使错误一再重复。
“开快车”失败以后，我曾经对光未然同志提出放宽尺度的建议。
我的意思是：
题材多得很，何必要指定那么些难啃的大题目呢？
我曾经这样想：
写戏必须估计观众能否接受，这似乎是对的。
可是我跟着就想：
大城市里小市民占很大的数目，是不是可以写些教育小市民的戏呢？
我问光未然同志，他说：
必须通过写工农兵的作品去教育小市民。
张庚同志也是同样的说法。
光未然同志和张庚同志的话，证明了他们的原则性究竟很强，我的话表明了我的心灵深处未免还有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在发号施令。
我虽然没有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世界那样的想法，但我既然提出如何教育小市民的问题，那我就是想着如何为小资产阶级。
现在我知道只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小市民，才能使小市民得到改造，使他们的思想得到提高，他们的生活才能够向前发展。
小资产阶级只有改造自己才是真正的出路，如果还想保持小资产阶级的立场，那就非但是自甘落后，于自己不利，还可能流于反动，妨碍革命。
所以文艺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
在文艺作品中必须清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成份，如若不然，文艺不成为浅薄无聊，必成为软弱无力。
只有无产阶级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能变革世界，使世界获得和平幸福，使人类的生活一天天趋于美好。
要使文艺负起教育人民的责任，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摧毁心灵深处那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越快越好。
我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尽管我也曾坚决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是反日、反美、反蒋的斗争，但是我一向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作斗争的。
从1933年到现在，尽管间接直接受着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和领导，但是我的立场根本没有什么变动，以前我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心安理得。
最近三年来，才逐渐从思想上明确了立场是可以转变的，也就逐渐在转变。
我对中国共产党，素来尊敬。
许多年以前，我就肯定地说过：
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
以前我以为共产党的优点只是组织性强，渐渐地知道纪律性也特别强。
近年来我才慢慢地看出共产党员有一种崇高的品质。
那就是：
接受任务不讲价钱；
不向困难低头；
能够经常以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改造，也改造客观世界。
这样的品质是由于长期锻炼得来的。
因为学习马列主义，相信真理，在真理面前能消除私欲甚至于牺牲性命。
所以就能遇事起带头作用。
工作比人家作得多，作得要比人家好，而待遇只和平常人一样，甚至于比平常人低，也毫不在乎。
无论遭遇什么严重的困难始终是那么镇定，那么乐观，这就是胜利的基础。
这是我一年来的心得。
我以为只要诚心诚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要学习这些优点，虽然学不到也要相差不远。
我虽然是这样鼓励自己，可是我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是不知不觉会跑出来。
两年以来虽然得到光未然同志张庚同志和朋友们的帮助，多少有进步，但进步是奇慢、奇少，而软弱一方面便暴露无遗。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以我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领导无产阶级的艺术运动，自己感到颇不相称。
毛主席说：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我想：
如果某一个岗位，在某一个阶段需要我，只有服从分配。
不会的，不懂的，学；
有错误就改；
全心全力为工作，此外我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
我希望能够得到改造，希望同志们给我严格的督促。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整风学习实在太好了！
非但是每个同志的思想可以得到澄清，可以向前推进一步，而且使得平日离开群众的同志接近了群众，和群众见了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再好没有的。
我们关心群众，群众也就关心我们，不要以为群众对你算这篇账那篇账，就觉得麻烦，如果不愿糊涂一辈子，那就最好把账算得清清楚楚，所谓“无债一身轻”，放下包袱是最快乐的。
譬如我们学院里，创作方面、演出方面发生了许多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包袱，外面都知道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包袱背在身上，而我们内部似乎还在遮遮掩掩。
整风学习一开始，群众发动了，一切都揭露出来。
教学方面我们以为没有什么问题，现在才知道有一大堆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
可见这次的整风学习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力量，有一股青春之气从我们的细胞当中发扬出来。
我也觉得年青了一些。
整风的目的是澄清思想，改进工作。
思想澄清了，工作必然能够改进。
在整风学习没有开始以前，有些同志在情绪上感到压抑，觉得有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整风学习开始以后，眼前一亮，就觉得有办法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情况之下回复到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方向，我们便有信心能克服困难。
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就会失掉整风学习的积极意义。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演出方面的机构调整和人事调整，也在研究改进教学工作的具体方案——当然这些方案还要请大家，请老师们同学们一同来讨论的，这是这次整风学习当中的重点工作，希望同志们开动思想的机器，好好地想一想，我愿意跟你们一同作深入一步的学习。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模范——刘长禄
任迁乔孙翰春赵文渭龚枚陈其彭彬作
（四）部队进入上海后，他几乎每天都要出去买东西，很少乘车。
有时买五、六十斤重的东西，也是自己背回去。
有人问他：
“你背这么重的东西，怎么不雇车子呢？”
他回答说：
“我走惯啦，又不是背不动的东西，给公家省着吧，对国家建设很有帮助呢！”
（五）1950年，他当教导团管理参谋，上级叫他直接负责掌握修建工作。
有一个商人包修了他们的工程。
刘长禄看到那个商人非常虚伪、狡猾，他就提高了警惕性。
他想：
“我们共产党人是来改造旧上海的，决不能叫旧上海薰染了我们。”
在和商人订立包工合同时，他认真调查，计算得非常精密。
（六）合同订好后，那个商人果然用各种办法利诱刘长禄，几次要请他喝酒、吃饭、看电影。
但是刘长禄立场坚定，没有接受他的利诱，他每次都对那商人严肃地说：
“我是为公事而来的，用不着这样客气。”

一年来美国和平运动范围日渐扩大
进步工会工作者争取建立工人争取和平的统一战线大多数美国人民要求停止侵朝战争举行五大国会议
【新华社02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1951年对于美国普通人说来，是进一步加紧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一年，是和平队伍壮大的一年，是和平运动在美国巩固的一年。
1951年06月，全国和平大会在芝加哥举行，会上通过了在美国争取和平的斗争的纲领，成立了领导和平运动的全国委员会；
像“美国和平十字军”、“美国青年和平十字军”这样的和平运动中央组织成立起来了；
几乎在各州都成立了和平拥护者的组织委员会——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美国和平运动的范围扩大了。
1951年美国和平运动与过去不同的一个特色，是积极参加有组织的争取和平的斗争和积极领导这一斗争的，不仅有进步的独立工会的工人，而且也有劳联、产联工会的工人。
“劳工进军”杂志写道：
“我们高兴的是：
工人开始在和平的问题上起带头作用了。”
这个杂志指出，最近有一些大工会公开表示积极参加反对战争的斗争。
劳联、产联所属工会的一些进步领袖号召美国无产阶级的队伍团结起来，为和平而斗争。
“科罗拉多劳工呼声报”
（科罗拉多州劳联工会机关报）的副主编麦克斯·奥纳在他致全国工会会员的公开信中呼吁召开全国劳工和平大会。
这个呼吁在进步工会领导机关中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在一些大城市，进步工会的领袖以及劳联、产联工会的进步领袖分别成立了“劳工和平会议”筹备委员会。
虽然劳联、产联工会的反动头子竭力予以反对，可是普通会员和进步工会工作者正日益加紧为在美国建立工人争取和平的统一战线而进行斗争。
美国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中间的和平运动也日见壮大。
全国农民联盟东部各州的分会在年会上通过下列和平纲领：
把美国军队撤出朝鲜，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把台湾归还中国，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各方面建立真正的民主。
美国争取和平、防止另一次世界战争的斗争，特别与制止朝鲜战争的斗争有关联。
美国人民要求尽速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的愿望，表现在芝加哥全国和平大会要求“在朝鲜建立完全的和平”这一决议中。
各地举行的和平会议以及人民致国会议员、国务院与杜鲁门总统的许多信件都提出了这种要求。
在纽约举行的盛大的和平示威大会在致杜鲁门的决议中说：
“决不可再死一个人。
我们要求立即缔结朝鲜停战协定。”
俄勒冈某城一个读者致函“俄勒冈日报”说：
“所谓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侮辱。
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和平，要求和平。……请你们要求停止朝鲜战争，把美国军队撤回本国吧，不要再让人把他们派到国外当侵略者了。”
芝加哥一些有势力的社会名流致函国务院说：
“决不能容许谈判中断……”
美国劳动者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和争取良好的生活条件、争取自己孩子的光明前途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全国劳工和平会议”纽约市委员会在要求召开全国劳工和平大会的呼吁书中写道：
“战争经济对美国一般人生活水平的影响越来越显明了。
虽然因军事订货消耗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然而失业已成了全国各地许多工业部门的普遍现象。
在职的人们碰到漫无尽期的工资冻结，工资越来越无法赶上一直上升的最低生活费。
日益增加的赋税负担压在工人的肩头上，而工人却是居民中最出不起钱的一部分。
但同时，大公司和垄断公司则报告着它们获得空前庞大利润的情形，它们在纳税方面享有特权。
美国人民愈益相信，美国统治集团执行的扩张军备和发动战争冒险的政策，将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将使基本自由荡然无存。”
有一个地方工会的会员说：
“战争经济永远不能消灭失业和血汗制。……只有和平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水平。
对于美国人，和平就是面包和牛油。”
美国人民知道，保证全世界和平的最牢固和最可靠的基础是解决五大国的分歧和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
“美国和平十字军”发动的为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宣言征集一百万签名的运动已在全国各地展开。
为要求举行五大国会议的呼吁书征集签名的工作，如美国进步党的领袖所说，是美国进步党在竞选运动中的第1个步骤。
最近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
被征询过意见的美国人中有百分之七十支持召开五大国会议的意见。
过去的一年证明：
美国的和平运动已是美国统治集团不能忽视的力量了。

印度亲善访华团返印后
广泛介绍新中国成就
【新华社新德里04日电】
前应邀参加我国1951年国庆节庆祝典礼的印度亲善访华团的团员，在回到印度后曾通过公开演讲、接见记者和在各报写文章的方式，向印度人民广泛介绍新中国各方面的伟大成就。
印度亲善访华团团长森德拉尔已在德里、勒克瑙和其他城市的几次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向印度人民介绍新中国在两年内所获得的进步，并指出进一步加强印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必要。
孟买“闪电周报”主编卡朗吉在“闪电周报”上发表题为“中国站起来了”的连载文章，详细报告他访问新中国时所获得的印象。
德里经济学院院长、德里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维·克·劳博士，连续几周在德里和孟买两地出版的“印度时报”的星期日刊上写文章，介绍新中国各方面生活的情况。
他曾在许多次群众大会上演讲，并向德里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作了关于中国人民获得巨大进步的报告。
加尔各答大学查克拉瓦蒂教授除了发表演说，介绍中国人民的新生活之外，还在1951年11月18日在加尔各答和德里两地出版的“印度斯坦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所看到的新中国”的文章。
加尔各答大学巴塔查利雅教授曾作过多次演讲，报告他旅行新中国时所获得的印象，并在孟加拉文日报“自由报”上发表过好几篇这类的文章。
阿巴斯在“闪电周报”上发表题为“中国日记”的连载文章。
他并在孟买“十字路周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母亲”的文章。
孟买人民出版社正把他和中国人民会谈的杂记以印度的六种语文印成选集出版，书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物”。
他所写的关于新中国的文章现在已在印度全国各地用印度的八种语文发表。

印度人民和进步报纸
反对美国在印进行战争宣传
抵制腐朽的好莱坞电影的规模日大
【新华社03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12月28日讯：
“真理报”刊载波诚科的德里通讯，描写目前美国在印度进行宣传和印度进步人民如何与这种宣传进行斗争的情形。
波诚科说，印度各大电影院成年累月地放映美国电影。
这些影片充满着战争宣传、憎恶人类的思想和称霸世界的疯狂妄想等毒素；
这些电影所没有做到的，就由美国的书报补做起来。
像废纸一样的书籍可以说是充斥了印度。
电影与外国进口的恶劣书籍同样起着害人的作用：
它们毒害青年，教他们撒谎、偷盗、抢劫、谋杀、出卖他们的祖国和人民。
“印度新闻纪事报”09月份某期就曾计算过，1951年有约值七百万卢比的外国书报进口。
加尔各答大学与阿里加大学的教授们说，美国人和英国人免费送给大学图书馆好几百册在美国风行一时的书籍。
为了引诱印度学生，美国人在大学阅览室里设立了免费饮茶室。
美国的宣传人员越来越经常地发表恶意中伤的演说，信口侮辱一切进步事物。
美国驻印大使鲍尔士最近曾企图向加尔各答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说，但在讲台上被人嗤下来了。
美国人以本地文字在印度发表新闻公报，上面都是些诽谤苏联、人民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章。
美国人硬把他们的公报送给俱乐部、机关和个人，用这种方式来影响印度的舆论，灌输“美国方式”。
波诚科说：
许多孟买的知识分子向我诉苦，说他们正因多达十二页的周报“美国报道”而困窘，这个周报是用印度的主要语文发行的，美国人认为这是他们冷战中的热武器。
该报是歌颂侵略性的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法西斯恐怖统治的。
这个报纸想收买当地的作家，用印度人的手来筹划关于种族主义、原子战争、战争歇斯底里的放肆宣传。
波诚科继续说，美国的宣传人员不惜以金钱来取得对印度报纸的控制权。
他们就干脆收买了以各种语文发行的许多印度报纸和杂志，其中有“原子周刊”。
印度的新闻记者至今一想起前美国驻印大使韩德逊1951年初召集的反动报纸编辑会议，就义愤填膺。
这个大使在会议上曾以主子姿态“解释”杜鲁门的外交政策，提出一些问题，指示了总的方针，他要求编辑们奉行为美国侵略朝鲜辩解的方针。
波诚科指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阴谋使印度的进步人士大为愤怒。
印度人民唾弃那些鼓吹“美国生活方式”的人企图移植到印度的堕落的“文化”。
印度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在他们的作品中越来越坚持不渝地提出对印度、对它的人民、对它的文化有极其重大意义的问题。
他们越来越大胆地面向生活，谈论社会问题了。
戈施导演的电影“被剥夺权利者”就很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抵制腐臭的好莱坞电影的规模日益扩大。
印度进步报纸坚强地揭穿美国的反动宣传。
波诚科结语说，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印度人民要求自由与民主的愿望，表现出人民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强盗的憎恨越来越深。

定州道上
新华社记者华山
决定白天坐汽车上前方，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等车的战士们也为这事乐着。
“早先这条路，不说白天跑汽车，单人空身走也得时刻提防着。
敌人飞机从早到晚，看它那疯狂劲。
现在它白天可不敢来啦。
要来也是钻个空子，打个转就赶紧溜掉，生怕叫抓住似的。”
“晚上也一样啊，”另一个说：
“它闹得凶，咱司机也锻炼出来了。
任它轰炸封锁，三钻两钻就过去了。”
“说啥也是司机锻炼出来了。
不打灯开夜车，咱司机真算世界第一！”
“要不美国就为这发愁？
不知派来多少空降特务，打听咱司机到底吃了什么药，眼睛这样好使。
可是愁了一年也没找到这药方。
原来咱是吃的革命药。”
说得大家一阵哄笑，没有结果的争论就结束了。
中午开车。
走的是新义州——安州公路。
公路和铁路交错蜿蜒，沿着海岸伸向东南。
虽然这已经是朝鲜少有的准平原了，四百里的路上却只见山岳不见海。
新修的路面宽阔平坦，卡车如同在柏油马路上一样，尽情地奔驰着，路过新补的弹坑也不蹦跳。
要不是沿途躺着城镇乡村的废墟、弹痕累累的火车涵洞、补着草袋堰墙的路基缺口、横着木板桥面的洋灰断桥以及散乱在左近的炸弹深坑，很难看出这就是敌人空军和海军疯狂地破坏了整整一年的交通干线。
路旁闪过一伙伙的正在修路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我想起一个劳动党员的话来：
“我们现在不要幸福，我们只要胜利；
如果说胜利以外还有希望，那就是以胜利回答中国人民的友谊。”
这种坚强的意志，从一路上没有尽头的修路队是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的。
几十人一伙，拿着简单的工具，却像机器一样准确地协同劳动着。
我在车上看了整整二百里路，就没碰上一堆挡路的土堆，虽然一段段的新土路面总在前面横着，而且有的还是没压上汽车轮印的。
为了胜利，朝鲜人民的力量一点一滴都组织起来了。
秋收后的田野在两旁展开着，和坦阔的公路一样整齐可爱。
阡陌连绵，好些稻田已经冬耕，连经常遭受轰炸的定州车站附近也没有荒地。
朝鲜是个多山的国家，但是勤劳的人民却把荒坡深谷都修成了水田。
在战争中，敌人的破坏是十分恶毒的，光是1950年打到新义州以南四十公里的时候，他们就在平安北道杀伤居民八千零三十三人，抢劫耕牛一万三千三百余头，粮食二万一千余吨，烧毁房屋一万六千六百余间，许多农家的农具连背架也被烧光了。
就在这样困难的战争日子里，英勇的朝鲜妇女和老人肩负起了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重担。
他们用炸弹皮打了几十万把犁头、镢头、铁锨和镰刀，老人、小孩一起下地拉犁，五千四百多个妇女成了耕耘收割的主力军。
虽然劳动力不到战前一半，播种却比去年提早完成二十天，公粮也已在11月02日全部缴清。
现在，他们又把公路修得像柏油马路那样整齐平坦了。
晚上，我们住在定州以南的一个小村庄里。
村子紧挨着公路，我住的那家房东是位慈祥的老妈妈。
一进门，她已经把暖炕打扫干净，笑咪咪地坐在油灯旁边等着了。
“阿嬷尼！”
我用朝鲜话打个招呼，脱鞋进屋。
这只乐得她说了老大一篇话，好像是问我冷不冷，吃了饭没有，很欢迎我来等等，可是，看她那滔滔不绝的亲切样子，绝不止这点意思，等到她发现我并没有听懂的时候，她便打着更多的手势，一时指指里屋墙上的照片，一时拍拍身旁打着白毛线衣的少女，一时指指里屋炕上四个并排睡着的小孩，最后伸出两个手指，拍拍胸脯，又指指我，很得意地说了一声“共产党”，我才明白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劳动党员，而且小的参加了人民军。
但大的在做什么，怎么样都猜不出来。
少女是媳妇还是女儿也弄不清楚，只知道她刚刚修路回来，又在给前方织毛衣了。
从这间草房看来，她家绝不止只住这几个人的。
炕席很光亮，柜上放着一大包新弹过的棉花，房顶和柜子上共有五个被飞机子弹打穿的洞，墙壁上却找不到子弹出口的痕迹，显然是重新泥过不久的。
到门外打着手电筒看看：
院门里也堆着豆秸、高粱秸和半个牛栏的稻草，这绝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妈妈的劳动所能收获的。
可是等到九点多钟，还不见人回来。
睡在炕上，总是想不通。
公路上来回跑着汽车。
敌机又在安州方向轰炸了，定州方向也在扫射轰炸了。
近处一连几响枪声，是防空哨打的，敌机盘旋的声音渐渐接近。
里屋的油灯还在亮着，少女安静地打着毛衣。
汽车停了一下又呼呼地跑起来。
突然，窗纸一震，是一串重磅炸弹在什么地方爆炸着。
刚刚矇眬睡去，又被一阵机枪震醒，是很近的飞机扫射声，顶多二里地。
汽车照样跑着，少女照样打着毛衣，“阿嬷尼”却早已微鼾沉沉了。
看着墙上幽静的灯影，我想起了另一个“阿嬷尼”来。
1951年01月初的一个晚上，也是上前方，遍地厚雪，下半夜的山风更烈，从睫毛到皮衣皮帽都结满了霜花。
汽车摸黑跑了大半宿，该找地方住了。
刚一亮灯，几溜弹光迎头猛扫过来，沸腾的爆响，俯冲的怪啸——一阵紧张过去，山野又复静寂。
拐弯处发现村庄了，只是房子全是空空的。
推门进去避避风，炕上只有一只土抹的火盆，拨拨草灰，有火星，炕席也不冰手，不像没有人住的。
只是一阵阵寒气刺透两肩，原来房顶和草房有着好些碗口大的弹孔。
正找不到塞洞的东西，门又开了，是个瘦小的“阿嬷尼”。
她惊惶地看着蜡头的亮光，忽然一口吹掉，低声叫道：
“飞机！
飞机！……”原来村里的人听到扫射，都捞上被子，躲到后山沟的雪窝里去了。
她是冷得蹲不住才回来的，因为唯一的一床被子只够三个小孙子在雪里围着。
黑暗中，她听不懂我宽慰她的话，不安地抽缩着。
忽然，她抓住我的两手，拉到火盆上，紧握住搓揉起来。
只有慈母的心，才会在惊魂不定的时候这样来抚慰人的。
她想给我一点温暖，僵硬的手指却也是这么冰凉，我更不知道怎样安慰她才好。
现在，同是在公路旁边，敌机夜袭远比那时猖狂，草房里的鼾声却是这么安静，震破窗纸的炸弹声也不能侵扰朝鲜老母亲的酣梦了。
天亮醒来，红日满窗。
1950年每天这个时候，灶火早已压死，户外也少见人影。
现在村里却到处可以看到劈柴的、打水的、打场的……。
炊烟正在冒着。
村庄上、地洞旁、山上的松林里，到处一片生气。
房东少女也正在做饭——她转过脸来，一看却不是她。
正纳闷，昨晚的少女跟着一个中年男子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根木棒。
中年人和我打着招呼，俨然是个主人的样子。
他殷勤好客，把他所知道的中国话和中国字都拿出来款待我了——虽然谈起来这样吃力。
他疲劳的脸总在微笑，说不出就用笔帮忙。
他叫李龙，就是老妈妈的大儿子，四十六岁了，在合作社和面（区）政府工作，经常忙到天亮，昨晚也是一宿没有休息。
做饭的是他的兄弟的媳妇，二十四岁，昨晚放哨到后半夜才回来休息。
她的哨就是少女接替的，一人半宿。
少女是李龙的大女儿，才十九岁。
全家二千三百坪水田和四千坪旱田，都由她们两个耕种，因为其余的小孩都在九岁以下，而李龙又是比较年轻的政府人员，抽不出空来。
敌人曾经从这里过了两次。
牛没有了，锄头是把六角形的烧夷弹壳破开打成的。
两个青年妇女常常锄到半夜，六十四岁的老母亲和五岁的小女儿也下地拔草。
好在村里妇女组织了“战时作业班”，对付打了三千斤稻子。
加上旱地粮食，除了拿出一半缴公粮，还够吃一年的。
他给我谈完这些，饭也吃完了，一捆织草袋的草绳也搓出来了。
草袋可以装粮食、装土、修桥、铺路、修工事，也是给前线的。
我说：
“你睡睡吧，太累了！”
他却微笑着穿上鞋，拿起了打场的农具。
少女也放下手里织着的白毛线衣，在白裤子外面套上一条草绿色的破罩裤，跟着年轻的婶婶出去了。
南方的天空突然响起空战的枪声，喷气机的白烟在蓝天上飞驰，打旋，一道道的白线聚成了巨大的漩涡——正是汽车前进的好机会，这时候敌机是不敢窜到低空来袭击的。
可是，我们的汽车正在拆卸修理，一时还不能出动。
我到不远处的一家院子去看打场，又看到了李龙父女。
他们正在帮着邻居打豆秸。
在另一家院子里，他的弟媳妇也正帮着两个少年舂米。
这就是“战时作业班”的一种劳动互助。
等到十一点钟，汽车还没修好，李龙父女已经到了第3家场院，只有他的兄弟媳妇回了家。
我说：
“辛苦啦！
休息休息。”
她微笑着走进屋去，又捧出一升谷子，倒在石臼里，举起木杵又捣起来。……
“他们就是这样没白没黑的干啊！”
我坐着汽车继续前进，一溜溜闪着白裙的修路队又从田野流向公路了。

斯大林给日本人民贺电受到全世界重视
一致认为苏联深切同情日本人民
各国报纸均予显著刊载广播电台反复广播
【新华社0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东京消息：
日本电台在01日一连好几次播送关于斯大林电覆共同通讯社总编辑岩本的消息。
东京电台在早晨广播了斯大林来电的内容。
当天，广播评论员佐佐木凛一就这个电报发表评论。
他说：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向日本人民发表了重要的声明。
这是斯大林为了应共同通讯社总编辑岩本请他写新年贺词的要求而发表的。
佐佐木凛一说：
我们访问了接到这个电报的共同通讯社总编辑岩本；
据他说，该社要求了全世界十八个国家的总理给日本人民写新年贺词，而唯有斯大林一个人拍来了电报。
佐佐木凛一从这电报的内容里首先看出针对美国对日政策的外交声明。
他说：
“在一切国际会议和集会上，苏联代表一向认为，美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在欧洲各国建立军事基地，是引起欧洲以至整个世界目前面临的危险的直接原因。
可以说，这种主张现在也完全适用于日本了。”
佐佐木凛一认为，斯大林的电报“表明苏联已对日本采取了新的政策”。
他说：
“我们都记得，去年11月07日苏联革命纪念日的时候，苏联驻日本的代表团曾正式邀请以吉田首相为首的政府官员赴宴。
据说这种邀请还是战后的第1次。
也是在11月，苏联驻日代表团的两位代表曾访问国会，与议员们讨论日本和苏联间的贸易问题。
除此以外，还有以石川一郎为首的十多位经济界领袖，曾接到邀请他们出席将于04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作为日本的代表。
最近，在斯大林总理的寿辰的时候，大山郁夫还被授予了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
大山郁夫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却被作为维护和平事业的战士授予了奖金。
从这一切看来，可以得出结论：
斯大林总理今天的电报证明了苏联的新的对日政策。”
东京电台广播了合众社远东分社社长霍布莱契特关于外交界对斯大林的电报的评论的报道，这项报道说：
有一位外交界代表说：
斯大林的来电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位外交界代表说：
斯大林来电说，苏联人民过去也经历过外国的占领，他们很了解现在生活在外国占领下的日本人民的苦难，这些话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
合众社的报道又说，日本的一位高级人士说，斯大林的电报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为整个说来，这封电报充满了友好的精神。
由于日本各报在元旦没有出版，所以到02日才刊载了斯大林的电报。
【新华社04日讯】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斯大林给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极其重视，各国的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刊载这一贺电，电台并多次广播贺电的全文。
据塔斯社消息：
斯大林给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受到了匈牙利人民的极大的重视。
01日晚，布达佩斯电台把这个贺电的全文共广播了三次，02日上午又广播了两次。
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听到了这个电报的全文。
“独立匈牙利报”和“光明报”02日都在首页用黑体字刊印了斯大林这个贺电的全文。
保加利亚人民对斯大林给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也特别重视。
索非亚和其它保加利亚广播电台在01日数次播送贺电全文。
02日，索非亚电台并再度予以播送。
保加利亚通讯社在01日发布特别公报，发表这一贺电的全文。
02日，“工人事业报”在首页以大标题发表贺电全文。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罗马尼亚人民同样都十分重视斯大林的这一贺电。
捷克斯洛伐克电台和布加勒斯特电台，在元旦都反覆播送了贺电的全文。
在波兰，全国所有的主要报纸02日都在首页刊载了这一贺电。
此外，柏林民主区的晚报“柏林晚报”和“每夜快报”在02日也在首页刊载了斯大林给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
【新华社04日讯】
美、英、法、意、丹麦、挪威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进步报纸以及资产阶级报纸，普遍刊载斯大林给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或有关的消息。
据塔斯社消息：
在美国纽约，“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晚版刊载了关于斯大林给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的报道。
“纽约时报”刊载了关于贺电的新闻的摘要。
美联社和合众社的记者从东京发出的报道中，详细地综述了斯大林的这一新年贺电。
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02日在第1页以“斯大林向日本人民发出贺电”为题刊载了关于斯大林给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的报道。
该报道强调说：
斯大林表示同情日本人民，并希望他们在争取和平和他们祖国的独立的斗争中胜利。
此外，“每日电讯晨邮报”的晚刊在01日报道了斯大林新年贺电的消息。
该报节录了贺电中的几点，特别提到斯大林表示苏联人民深切同情因外国占领而遭受着苦难的日本人民、并表示希望日本人民获得他们祖国的独立的一节。
02日，“泰晤士报”、“每日邮报”、“新闻纪事报”和“每日先驱报”也都刊载了这一消息。
“泰晤士报”特别指出斯大林的贺电中关于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和苏联人民对于处在外国占领状态下的日本人民的深厚同情的话。
01日，所有法国的晚报都刊登了关于斯大林给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的报道。
“今晚报”在封面上刊登了电文的摘要，标题为：
“斯大林祝日本人民获得自由、幸福”。
罗马各民主报纸均以显著地位刊登斯大林的这一贺电。
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在第1页刊登贺电全文，标题为：
“争取和平、民主的胜利”。
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说：
“斯大林给日本人民的贺电，在目前美国企图武装日本及把日本并入美国在远东的侵略计划的体系中去的时候，是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的。”
右翼各报也刊登了斯大林给日本人民的贺电的消息。
丹麦共产党机关报“国土与人民”也于02日在第1版刊载了斯大林致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
该报同时并登载了斯大林的照片。
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各报都摘要刊载了斯大林的这个贺电。
瑞士广播电台对这个贺电也曾摘要播送。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各报都在02日刊载了斯大林给日本人民的新年贺电。

日本处在水深火热中
美军已征用三亿余平方公尺土地日本人民付出占领费五十亿美元
【新华社02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讯：
真理报12月29日发表了科金发自东京的电讯，题为“在占领者的统治下”。
科金写道：
美国人麇集在东京，像虫子麇集在一块腐木上一样。
各种阶级和地位、各种行业和年龄的美国人，被富有刺激性的利润的气味所吸引，到处跑来跑去。
在旅馆、电影院和商店的门口，在百货店特别指定给美国人用的电梯上，可以看见这样的布告——“只有外国人可以来此”。
电影院放映使人神志不清的侦探片子。
东京每年放映的美国影片多到一百五十部。
美国“文明”的浊流淹没了东京，淹没了东京的教育机构、书店和报摊。
在那里，令人作呕的诽谤苏联的新货品和印着被美国原子弹炸毁了的广岛的明信片之类的纪念品并列着出售。
科金继续写道：
东京的一切——从飘着美国旗帜的李奇微总部的阴森的大楼到招牌、广告上的英文字，都令人想到东京的街道是按美国方式称作“街”和“大道”的——都似乎证明：
美国人已经在日本定居下来了，并且早已当了主人了。
根据日本全国特别调达（供应）厅工会的估计，到1951年07月01日，已经登记了差不多一万四千起强迫征用日本公民的土地的事情。
侵略者向居民征用了三亿六千六百多万平方公尺的土地，并把人民由数以千计的房屋中赶走。
根据报纸消息，李奇微总部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再向日本人民征用二亿一千五百万平方公尺土地。
占领当局把他们的军事基地区域从一个滨海地区扩充到又一个滨海地区，这使得世世代代靠渔业为生的数以千计的渔民家庭没有饭吃。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已经花去了日本人民五十亿美元。
由1952年的预算看来，将来维持美军还会花去更多的钱。
日本国会已经批准了最可耻的单独和约。
华盛顿也快要批准这个“和约”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时间已经接近。
相反的，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把日本变成他们的基地，变成炮灰供应处，以便再对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民进行一次战争。

美共领袖霍尔
竟被非法加判三年徒刑
【新华社03日讯】
据塔斯社纽约讯：
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书记霍尔在去年12月27日被美国联邦法院加判了三年徒刑。
早在1949年10月21日，霍尔就和美国共产党其他十名领袖被纽约联邦法院以所谓违犯法西斯的“史密斯法”为名，判处了五年徒刑和一万美元的罚金。
去年06月，美国司法当局逮捕了其他十名美国共产党的领袖，执行徒刑，但是霍尔拒绝服刑。
同年10月，霍尔在墨西哥被捕。
当时，美国司法当局就策划加判霍尔以新的徒刑，对霍尔再次“起诉”。
联邦法官赖恩在这次宣判时，硬说霍尔犯了两项不同的“蔑视法院罪”，因此，特加判三年徒刑。
这项徒刑将在霍尔因被诬违犯“史密斯法”而被判处的五年徒刑刑期届满之后，继续执行。

英中友协在去年举行圣诞节集会时
电毛主席致敬并保证努力争取与中国友好
英中友协会长李约瑟等祝贺郭沫若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
【新华社布拉格04日电】
英中友好协会于1951年12月23日在伦敦举行盛大的圣诞节集会时，曾电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
电文说：
“值此英国佳节，我们这些伦敦公民谨向人民中国致意。
我们保证为争取与中国和平友好相处而努力，这是谋求朝鲜和平所必不可缺的第1步。”
会议并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在朝鲜停战。
决议指出：
如果由于美国的阻挠在这一方面不能达成协议，就应该把英国军队撤出朝鲜。
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的费尔顿夫人在会上发言，她在会众热烈的欢迎中说：
得到这种奖金不仅是她个人的荣誉，而且是英国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荣誉。
前外交部远东问题顾问布拉特爵士在会上说：
为要保住远东的和平，美国必须停止侵略台湾。
在中国住了十年以后刚刚回到英国的唐森生动地报告了新中国迅速进步的情况。
他说：
中国不希望把自己新的力量浪费在战争上。
它关心的是建设，它欢迎英国任何友好的表示。
【新华社布拉格04日电】
英中友好协会会长李约瑟，主席伊勒贝，秘书德里邦致电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祝贺他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电文说：
“你为世界和平做了卓越的工作而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特电致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