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进行结束武器捐献运动工作的通知
全国人民在高度爱国主义的鼓舞下，热烈响应本会06月01日的号召，展开武器捐献的运动，这一运动于本年12月底即将胜利完成任务。
截至12月26日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实收到全国各地缴款已达四万七千二百八十亿余元。
目前除个别省、市和单位尚未完成缴款任务外，绝大多数的省、市和单位均已超额完成了原来认捐的数字。
本会现已实收之缴款总数已超过了10月30日全国各地认捐总数百分之十九。
为了保证捐献工作的圆满结束，各地抗美援朝总分会和省、市、县（旗）分会应即适时地进行如下工作：
（一）各地总分会、省、市、县（旗）分会于本年底收款完毕后，应对捐献运动加以总结，肯定成绩，纠正缺点；
对武器捐献运动中的工作模范和捐献模范加以表扬；
并通过群众性的总结工作，深入爱国公约的教育，鼓舞群众爱国热情，开展增产节约以继续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二）各地应即清理账目并于明年01月向群众公布。
兹规定：
1．抗美援朝总会公布各大行政区，各省和各大城市的捐献总数；
各大行政区的总分会公布所属各省、市的捐献总数；
各省分会公布所属市、县（旗）的捐献总数；
各县（旗）公布所属各乡或行政村的总数；
各乡或行政村公布本单位捐献人的姓名及捐款数目。
2．各大、中、小城市的分会和各工矿、企业、学校、机关、团体、军队等各个捐献单位应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公布捐献人姓名和捐款数目。
3．公布办法：
有报纸的地区应在报纸上公布，并在电台上广播公布；
没有报纸或广播的地区，可用张榜等办法向群众公布。
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都必须向群众公布，并征询有无错误，核对确实，解答疑问，作好一切结束工作。
（三）各地总分会、省、市分会于捐献运动结束后，应将当地各阶层人民的认捐数字（如工人、农民、工商界、学生、文教界、机关、团体、军队各若干等）分别统计清楚，作出表格连同总结一并用书面报告本会。
抗美援朝武器捐献运动的结束工作是和认捐及收款工作同等重要的，本会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商同有关各方面认真地、毫不草率地将结束工作做好。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1951年12月27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写信向郭沫若致贺
【本报讯】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26日写信给该会副会长郭沫若，对他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表示祝贺。
原信如下：
郭沫若副会长：
欣闻您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这不仅是您的光荣，全体中苏友好协会会员的光荣，而且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的光荣。
我们特向您致热烈的祝贺，谨祝您健康，并祝您在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工作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功！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12月26日

在第3第4两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
我方首席代表分别作总结性发言
【新华社开城27日电】
在27日朝鲜停战谈判的第3、四两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我方出席两组会议的首席代表解方、李相朝两将军分别作了总结性发言，痛斥三十天来对方在第3、四两项议程上所采取的一贯的拖延政策。
两个发言如下：
第3项议程小组委员会我方
首席代表解方将军的发言
今天是我们开始讨论第3项议程的整整一个月。
由于你方坚持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我们对第3项议程还没有达成全部协议。
我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第3项议程讨论以来争论发展的经过，来确定拖延谈判的责任。
11月27日大会开始讨论第3项议程。
我方提出了五项原则。
你方提出了七项原则。
我们主张在军事停战实现以后，应该迅速地，请注意，迅速地，召开高一级的政治会议，讨论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以彻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只有彻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才能真正使敌对行为不再有爆发的可能；
而任何稳定与有效的军事停战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状态，它不能解决（也不应该企望它解决）所有有关阻止敌对行为再起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一个严格的军事停战谈判中讨论双方在停战期间不增加军事力量这样广泛的问题，更不容许采取到对方的后方进行自由视察这种干涉对方内政的措施。
我们以为在停战谈判中一直拒绝讨论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的你方，更没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们既然认为撤退外国军队问题是政治问题，不应该在军事停战谈判中讨论，如何又能在军事停战谈判中提出如此明显的干涉对方内政的政治问题来呢？
但你们一反过去军事停战谈判不应涉及政治问题的主张，坚持要在一个军事停战谈判中规定双方不得增加军事力量，并到对方后方进行自由视察。
这样，第3项议程开始讨论不久，大会就出现了僵局。
应该指出，你们在这个僵局中所坚持的立场是不合逻辑的，不能自圆其说的。
但由于我们看到你方实在是害怕我方的军事力量的增长，为了达成朝鲜的停战，打开会议的僵局，我们向你方主张作了让步，提出了12月03日的两项补充建议，建议双方在停战期间不得以任何藉口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
并为了使后方视察不牵涉到对方的内政问题，建议由中立国组成监察机构，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监督双方对这一条款的遵守与执行。
所有公正的人士都会知道我们这个提案是比你方的提案要彻底得多，而我们所提出的由中立国监察的方法则又是一方面能够有效监察双方对这一条款的执行，而另一方面又不涉及内政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我方12月03日的两项补充建议打开了大会的僵局，只是因为这样，双方才同意把第3项议程的讨论转移到现在这小组会上。
但你们除去不甘心于放弃直接视察我方后方的无理要求外，接着又提出了你方需要轮换与补充的问题，而且恶意地说我们这个提案是意在用消耗的办法达到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目的。
你们就不想一想这个提案是适用于双方的，既然意在消耗你方，不是同时也意在消耗我方吗？
你们这样说，很显然地其目的在于为你们坚持轮换与补充作辩解；
而轮换与补充，不管你们怎样解释，都势不可免地要增加军事力量的也就是说根本违反了你们自己提出的原则的。
这样，一直过了九天，到12月12日你方才提出了对案，勉强地同意了中立国视察后方的原则，但仍极不合理地坚持轮换与补充。
毫无疑问，从12月03日到12月12日这九天时间的拖延，是完全应该由你方负责的。
为了求得协议，实现停战，我方又迅速在12月14日提出了对案。
在轮换问题上对你方作了让步。
但你方却仍然置我方的让步于不顾，拒绝对我方对案表示态度，坚持我方一直反对的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
如此拖了九天，直到12月23日，才又提出一个虽然包含若干打开僵局的因素，但仍坚持你方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的提案。
同样没有疑问，从12月14日到12月23日这九天的拖延完全是应该由你方负责的。
我们深深知道你们是十分害怕我方空军力量的生长的。
正是为了解除你方的这种戒心，我们同意明确规定出不得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并且同意你方提出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一方向中立国监察机构提出调查违反协议事件的请求时，中立国监察机构即须负责进行视察。
假如你方所追求的目的果真是在于一个尽可能稳定和有效的停战，你方就不应该再对我方空军力量的生长有所戒惧，坚持你们那些干涉我方内政的荒谬要求。
人们可以看出，我方是竭力赞成双方能达成一个稳定和有效的停战的。
我们的诚意和善意表现在01月以来我们历次所提的具体建议上。
但尽管我方已提出了如此郑重的提案，你这几天肆无忌惮地说，我方作战飞机在停战期间也随时可以从朝鲜境外进入朝鲜境内，因此你方必须坚持限制我方某种设备的无理要求。
我要提醒你，你这种话包含着根本推翻我们谈判基础的危险。
我请问你，假使我方所作的一切允诺都无价值，你们为什么还来和我们谈判？
谈判达成了协议又有何用？
假使你还要继续谈判的话，我请你不要再发表这样的议论。
拿这种议论来为你方干涉我方内政的要求作辩护，更是站不住的。
你们一方面置我方的郑重保证于不顾，坚持你方干涉我方内政的要求，以为不干涉我方内政就不能维持朝鲜境内的所谓军力平衡；
但另一方面却坚持你们自己有权进行无限制的轮换与补充，也就是有权从朝鲜境外无限制地进入新的军事力量到朝鲜境内。
我要求你用明白具体的语言解释无限制的轮换与补充如何会不增加军事力量。
你硬说你方无限制地从朝鲜境外进入士气充足的军事人员，换出朝鲜境内的士气疲惫的军事人员，从朝鲜境外运进没有用过的崭新的战争装备，换出朝鲜境内使用得陈旧的战争装备，不会增加你方的军事力量，是你方的行政便利无须协商；
但另一方面你却认为我方在朝鲜境内进行或者不进行某种设备的权利要得到你方的许可并在空中进行侦察。
你这种奇怪的逻辑只有在你们自认为是战胜者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但我必须坦白告诉你们，全世界所有公正的人士都会坦白告诉你们，你们不是这个战争中的战胜者。
你们这种奇怪的逻辑是说不通的。
我方坚决认为停战期间我方在朝鲜境内处理某种设备的权利绝不容你方过问。
我方的领空绝不容许任何人进行侦察。
你方所主张的从朝鲜境外进入士气充足的军事人员，换出朝鲜境内士气疲惫的军事人员的所谓轮换的限度必须得到双方的协商；
而从朝鲜境外补充武器弹药在军事停战期间则绝不许可。
补充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从朝鲜境外增加在朝鲜境内作战的一方的军事力量。
你方提不出任何理由为你们这个自相矛盾的主张辩护。
这就是第3项议程的基本分歧和我方在这个分歧中不可动摇的立场。
你方已经把会议拖延了这样久，当然你方还可以继续拖延下去。
但我们认为，必须把我们争论的问题公之于世界，让全世界人民知道谁在拖延朝鲜停战谈判。
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我方
首席代表李相朝将军的发言
自从12月11日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开始以来，我方就提出了停战后迅速释放与遣送全体战俘的原则。
但是十六天以来，你方却使用了各种藉口，始终拒绝接受这一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的完全公正合理的原则，以致在第2项议程达成协议的三十天之后，第4项议程仍然未能达成协议。
这一责任必须由你方全部担负。
12月11日我方提出停战后迅速释放和遣送全部战俘的完全公正合理的原则。
12月12日我方又补充提出双方在停战后优先遣送与释放伤病战俘的原则，以及交换战俘的时间、地点和机构的原则建议。
但你方却始则藉口释放俘虏不得增加一方的军事力量，继则藉口必须首先交换战俘的材料并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访问俘虏营，以作为先决条件，而拒绝讨论我方所提出的原则。
迅速释放和遣送战俘的原则是举世公认为交战双方在敌对行为一经停止后所必须遵守的。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原则是不需要任何的讨论就应该为双方所肯定的，更谈不到任何的先决条件。
但我方为了解除你方的一切藉口，打开会议的僵局，在12月18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双方交换全部战俘资料的建议。
我方所提交的战俘资料是关于我方在11月底所收容的全体战俘的完整而充分的资料。
我方所提交的资料中，按照战俘的国籍，使用他们所各自通用的文字详细地列出他们的军号、级别、部别和俘虏营的所在地点。
但是你方所提交的名单中，却除了英文拚写的姓名以外，根本没有列出任何必需的识别材。
可是我方并没有因为你方所提出的资料根本无从识别而拒绝讨论和确定原则。
相反地，我们继续坚持立即肯定双方在停战后迅速释放和遣送全体战俘的完全公正合理的原则。
但你方却又制造各种不合理、不合逻辑的藉口，仍然企图逃避这一不容逃避的原则，使第4项议程的小组会议根本无从获得进展。
你方藉口你方失踪数字大于我方所收容的俘虏的总数，藉口我方所曾经俘获的你方人员的数字大于我方目前所收容的俘虏总数，继续拒绝确定迅速释放与遣送全体战俘的原则。
即使你方也应该了解，在任何战争中，失踪数字和被俘数字之间是不可能有任何固定的关系的。
交战双方的一方没有任何权利以失踪数字为根据，向对方提出一定数目的战俘的要求。
在我们对战俘的宽大政策之下，在战争进行之中就不断地大批释放俘虏的我方政策之下，我方目前收容的战俘的数字也很自然地小于我方所曾经俘获的你方人员的数字。
你方声称被释放的战俘并没有回到你们的队伍中去，但是这正足以证明被迫参加战争的人们在获得了自由之后，是不会重新自投罗网的。
你方也提出了一千余名你方人员的姓名，要求我方查询他们的下落。
我在12月26日已经根据了我们在此地手头所有的材料，明确负责地给予了你方以答复。
对于还没有查明的人员，我方也正在继续进行清查。
你方更还有什么理由拒绝确定双方在停战后迅速释放全体战俘的原则？
事实上应该对于数字不符提供满意与充分的解释的正是你方。
你方在12月18日所提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实际列出的姓名较你方同时所声称的战俘总数就缺少了一千四百五十六名之多。
你方声称这一千四百五十六名战俘确在你方俘虏营中，但是你方却至今还没有交出这一千四百五十六名战俘的名单。
更其严重的是你方经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竟有四万四千二百零五人之多不在你方12月18日交来的名单中。
你方起初声称，这四万四千二百零五人的巨大的差额，是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来的材料是不及时的材料。
其后却又声称这一差额是由于其中三万七千人是南朝鲜的居民，起初你方声称这所谓三万七千人的战俘已经释放，无赖地称之为既成事实。
其后你方即又声称这三万七千名战俘仍然在你方俘虏营中。
材料的不及时，不能解释四万四千多人的消失。
双方战俘更必须以他们所属的部队作为标准，而不可能以他们以往的居住地点为根据而强加扣留。
这种自相矛盾的藉口只是暴露了你方企图扣留我方人员的卑鄙阴谋。
最不能容忍的是你方竟公然声称将扣留你方在12月18日所交出的战俘名单中的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三名我方的人员。
这种丑恶的企图是不能以任何藉口加以掩饰的。
自从第4项议程开始讨论以来，也正是你方的这一丑恶企图始终阻碍了会议的进展。
除非你方放弃这一丑恶的企图，会议是不可能有任何进展的。
为了双方全体的战俘得以早日获得释放，为了实现全世界人民早日达成停战目标的热烈的愿望，我再度建议小组会立即通过停战后迅速释放与遣送全体战俘的原则，以便迅速进入遣送战俘的具体问题的讨论。

我们伟大的祖国
“抗美援朝”文献纪录片第1部，从今日起在全国四十四个大城市和工厂、部队、农村中放映。
这部影片忠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是极可珍贵的艺术品。
这是为这部影片献出了生命的摄影师杨序忠同志正在火线上摄制影片的镜头。

新华社记者斥美方关于俘虏问题的谎言
美方在俘虏问题上的宣传反复无常矛盾百出暴露美方故意无限期拖延停战谈判的丑恶面目
【新华社开城27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今天是12月27日，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期望的结束朝鲜停战谈判的一天，然而，由于美方继续采取可恶的拖延政策，坚持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并在俘虏的安排问题上继续进行诽谤和勒索，致使停战谈判的结束仍遥遥无期。
大家知道，一个月以来，美方除在停战的具体安排问题上多方进行拖延外，还在俘虏问题上制造了恶毒的阻挠阴谋。
这一阴谋是以美国第8军军法处长汉莱11月14日发表的所谓“对美军俘虏的暴行”的声明开始的。
其后，美国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代表、报刊、通讯社曾大肆叫嚣，为美方谈判代表在会议席上坚持无理要求的行为提供“舆论的支持”，并企图用谎言的洪流来掩护他们拒绝同意迅速交换全部俘虏的行动。
为了掩饰自己的败绩，在过去，美方曾一贯地大大缩小了美军的伤亡和被俘的数字，并把许多在战场上被击毙的美军列入含糊的“失踪”之列。
例如，美国国防部在它09月12日发表的公报里，只承认有一百六十九名美军被俘。
又如，在11月20日，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谢培德也曾吹牛说：
“我们海军陆战队不会让人家俘虏。
自从01月01日以来，据报只有十四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在作战中失踪。
海军陆战队是根本不投降的。”
但是，为了另一个宣传目的，美方现在却力图把自己宣布为“失踪”的人员全数统统算成俘虏。
他们说，美方宣布“失踪”的有一万二千多人，而朝中方面提出的美军战俘名单“只有”三千多，因此，剩下的人就是被朝中方面虐杀了（汉莱说是五千五，李奇微比汉莱还早两天说是八千）。
美方宣传的忽然走调，原是想借此煽动舆论以进行敲诈的。
但是，美方的这一手法是如此拙劣，它的诽谤材料是如此粗制滥造，它的步调是如此混乱，甚至美国资产阶级的言论也加以非难。
美国大企业的喉舌“时代”杂志于12月03日在它的新闻专栏中，以“四星（按指李奇微）的错误”为题评论美方前后矛盾的关于所谓“暴行”的数字说：
“李奇微证明是比汉莱还要大的夸大者”。
这个杂志说：
“暴行数字上的错误，对于在作战中被俘或失踪的美国人的妻子和双亲来说，意味着痛苦的焦虑。
李奇微的人员处理这种数字，其马虎和随便，一如汉莱。”
因此，这个杂志指出，公众根本不相信这些虚构。
其实朝中人民部队对俘虏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宽待政策，绝不是低劣的造谣所能歪曲得了的。
美方禁止记者接近被释放的美军俘虏，还派了高级军官把这些从朝中方面获得自由的美军士兵监视起来，不许官兵泄露有关朝中方面释放俘虏的消息，都证明美国政府非常害怕美国人民和士兵知道真相。
但是，只要稍许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朝中部队对待俘虏的人道和宽大。
例如，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马丁就曾根据俘虏们的口述，详细地报道过一批美军官兵如何被俘、被俘后如何受到宽待以及后来获释的情形。
这个杂志以及这位记者都决不能被怀疑是从事“共产党宣传”的。
即使是现在，尽管美方大事散布所谓“暴行”的谎言，但据合众社透露，美方在朝鲜的军官私下仍不得不承认“中国部队不杀害俘虏”。
不顾所有这些事实，目前美方仍在俘虏问题上玩弄着一个十分无耻的阴谋。
它们把已经战死的人算作“失踪”的人，再把“失踪”的人算作被我方俘掳的人。
它们的根据就是美国国防部的公报。
然而，这个公报的根本不足为凭是十分显然的。
因为，甚至连美国人自己也曾揭穿过，这个公报惯于把来不及拖回去的尸体都算作“失踪”的人的谎言。
不信请看12月07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
这本杂志说，在国防部公布的所谓“失踪”名单中，“很多是在战争初期的退却中战死或受重伤的士兵，当他们被遗留在后面时，便被列为失踪的人”。
这个杂志还举出实例说：
在去冬美国侵略军的大溃败中，“好几个师的部队曾被截断，所有的伤亡都被列为‘失踪’”。
不仅如此，无数已被朝中人民部队在前线释放的美国俘虏，其中确有不少的人在美国军方的特别照顾下真正的失踪了。
美国的“国民前卫周刊”在11月14日曾经控诉美国政府的这种罪恶行为，指出有一个名叫美赫的原属美国侵略军第1骑兵师第8团医疗队的士兵，在被我方释放之后，经美军当局用飞机载往日本之后，就没有下落了。
“国民前卫周刊”同时指出，同样“失踪”的还有在今年07月获释的十九名美军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士兵。
从美方在交换俘虏问题上所进行的如此反复无常如此矛盾百出的撒谎宣传中，人们不难再一次清楚地看出美方故意无限期拖延停战谈判的丑恶面目。
因此，使双方在三十天期限内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的责任，使双方战俘不能迅速回家以及他们的万千家属长期悬望的痛苦不能迅速消除的责任，必须由美方全部担负。
更正21日本报一版“毛泽东同志论反对贪污浪费”第7段（即第4栏第1段）应在全文第4段之后。

爱国捐献缴款总数超过预定目标
全国缴款四万七千余亿元
各地人民正开展更大规模增产节约运动
【新华社27日讯】
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的缴款总数已大大超过了预定目标。
这一运动，在本月月底即将胜利完成任务。
目前除个别省、市和单位尚未完成缴款任务外，绝大多数的省、市和单位都已超额完成了原来的认捐数字。
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统计：
到本月26日为止，全国人民实缴捐款已达四万七千二百八十亿余元，折合战斗机三千一百五十二架，超过原来认捐数百分之十九。
其中华东区缴款一万八千七百二十八亿元，超过原订计划百分之三十六，中南区缴款一万零四百三十亿元，超过原订计划百分之十三，西南区缴款三千九百七十亿元，超过计划百分之十六；
东北区缴款五千三百五十八亿元，超过计划百分之九；
华北区缴款六千六百三十八亿元，超过计划百分之十五；
内蒙古自治区缴款三百四十九亿元，超过计划百分之四十七；
西北区缴款一千八百零七亿元，占原订捐献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八，其中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和西安市都已超额完成了捐献计划。
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今年06月01日发起的。
这是一项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这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半年之久。
现在实际所达到的成就已远远超过了原定的目标。
这个伟大成就的获得，首先是因为全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普遍地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爱国热情大大提高，因而都积极地投入这一运动。
全国广大职工都展开了增产捐献竞赛，上海工人以增产所得捐献了六十二架战斗机，超过他们原订计划百分之二十四。
各地农民在秋收后纷纷捐献增产的粮食、棉花和经济作物。
浙江兰溪县下余乡农民集体献粮时，在稻谷上插了许多面小旗，有的旗上写着：
“捐献稻谷粒粒好，买起飞机呱呱叫，飞到朝鲜把和平保。”
川北各地在09月03日举办了规模巨大的“捐献日”，各地人民在这天扭着秧歌，打起锣鼓，抬着捐献箱到捐献站去缴款，一天中共缴纳了四十二亿元。
其次，这个伟大成就的获得，是因为这次捐献是紧紧地结合着增产进行的，这样就发挥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广大人民在捐献运动中创造了许多改进生产的方法，工人、农民、工商界以及其他各界人民都订出了增产捐献计划，这就保证了捐献目标的完成。
第3，这个伟大成就的获得，是因为各地人民在捐献运动中创造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
例如：
沈阳市工商界成立了增产捐献委员会，统一领导各行业订立捐献计划和缴款工作；
武汉、沈阳、兰州、西安、大连等城市的工商界相互展开了友谊的缴款竞赛；
北京、上海等市工商界举办集体缴款的广播大会；
不少私营工厂订立了劳资增产捐献合同；
苏北农村合作社代收农民捐款等等。
这些办法都保证了增产捐献计划的胜利完成。
全国人民的爱国捐献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防上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首先，它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斗争，鼓舞了中朝人民战士的士气。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在铁原阻击战中，听到祖国人民发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消息时，他们都兴奋得欢呼起来，接着他们就展开了胜利的阻击战，歼灭了大量敌人，作为对祖国人民的回礼。
志愿军某部战士陈以初说：
“在祖国人民这样热烈的支援下，我有更高的信心打败敌人。”
其次，捐献运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全国广大职工将捐献和增产密切地结合起来，积极地改进技术，节省原料，发挥机器潜力，因而替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
例如著名的马恒昌小组订出捐献计划后，提高了机器设备的利用率，每天可以增加价值一百二十多万元的财富。
全国广大农民实行了提高耕作技术、发展副业生产等增产捐献办法，单是天津专区今年就增产了三亿斤农作物。
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兴高采烈地说：
“增产捐献运动真给我们的生产加油打气啦！”
各地工商界在制订捐献计划时，大都从改善经营、加速资金周转等方面着手，因而发展了营业。
例如沈阳市石绵加工业在捐献运动中改善了经营管理，产量和收入都有显著增加。
第3，捐献运动又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为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的增产节约运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这次捐献运动中，某些地区和单位曾经发生了强迫摊派、单纯掏腰包等偏向，但这些偏向都及时地得到了纠正。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紧张的捐献结束工作，并正把他们的爱国热情引导到更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去。

祝纪录片“抗美援朝”在全国放映
文献纪录片“抗美援朝”第1部，今天起在全国四十四个大城市和许多工厂、部队、农村中放映，这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
这部影片是忠实地摄取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伟大现实的动人的艺术品。
它的杰出成就，首先是由于中朝人民的正义斗争是史无前例的；
其次是由于这部影片的编导者和五十多位摄影师们，同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们一样，走上了斗争的最前线，因此，他们才创造了这样动人的艺术作品。
在年轻的我国人民电影的历史上，这部纪录片显然是占有辉煌的地位的。
近几年来，我国纪录影片已经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成绩，而这部“抗美援朝”的纪录影片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就。
它具有很高的概括能力，表现了优秀的编辑和导演的手法；
它的说明词像一首长诗，和中朝人民正义的斗争相合拍。
这些都标志了我国文献纪录影片的高级水平。
影片从开始摄制到洗印完成，全体工作人员都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革命热情。
没有这种热情，这部作品是不可能产生的。
这部电影的放映，将进一步掀起我国人民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潮。
当人们看到我们的“最可爱的人”的英勇姿态，看到中朝两国血肉相联、唇齿相依的情景，看到帝国主义侵略强盗的血腥罪行，我们就不禁热血沸腾起来，不能遏止。
我们一定要更加热烈地参加抗美援朝的运动，为战胜帝国主义侵略者，救援我们的邻人，保卫我们的祖国而贡献更大的力量。
总之，这是一部具有巨大教育意义的影片。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郭沫若主席为这部影片的放映题词说：
“人人向志愿军学习，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为祖国安全与世界和平的争取而奋斗！”
彭真副主席赞美这“是一部很好的影片”，指出“它用铁一般的生动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血腥罪恶和外强中干；
宣扬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斗争的正义性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善战。
它可以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志气，可以灭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的‘威风’。
它是有思想性的忠实的历史记载，它是有战斗性的有力的教育武器。”
无疑的，这部电影将获得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人民的广泛的热烈的欢迎。

第3第4两项议程仍无任何进展
我方严词斥责美方拖延政策
指出三十天来没有达成协议美方应负全部责任
【新华社开城27日电】
朝鲜停战谈判的第2项议程达成协议后已经整整的一个月。
由于对方坚持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并拒绝确定停战后迅速释放和遣送全体战俘的合理原则，第3项议程和第4项议程至今仍未能达成协议。
27日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在长篇发言中总结一个月来第3项议程的谈判经过，指出拖延会议的责任全部在于对方，并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我方12月24日的方案已经明确地规定双方不得自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对方对于停战期间我方空军力量的生长，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怀有任何疑惧。
在朝鲜境内进行或不进行任何设备的修建与恢复是我方的内政问题，不容许任何人过问，更不容许任何空中侦察。
自朝鲜境外输入武装人员的轮换的限度，必须由双方协商决定。
而自朝鲜境外补充武器弹药则在停战期间决不能许可。
对方的无理要求已经使第3项议程的讨论拖延了三十天而未能获得解决。
但是对方的这种拖延政策，将只会遭遇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而不能改变我方不可动摇的立场。
27日的小组委员会上，对方仍然拒绝采取协商的态度。
开会未及一小时，对方即提出休会至28日的建议。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指出，12月11日第4项议程开始讨论时，我方就提出了停战后双方迅速释放和遣送全体战俘的完全公正合理的原则，但对方却假借各种藉口拒绝确定这一原则，以致会议无从获得进展。
会议已经拖延了十六天之久，而对方却不但至今尚未对于四万四千二百零五名下落不明的我方战俘作任何可信的解释，而且公然地声称将扣留对方所交来的名单中的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三名我方的人员。
我方代表严词指出：
对方这种停战后扣留一部分战俘的卑鄙无耻的企图，正是第4项议程开始讨论以来始终阻碍了会议进展的原因，除非对方放弃这一丑恶的企图，会议也不能有任何进展。
27日的小组委员会上，对方又要求我方对于已经我方清查以及我方正在清查中的一千余名对方人员，提供更进一步的材料。
我方代表声明，我方准备对对方所提出的个别人员作进一步的调查，但对方必须交出我方战俘的识别材料，战俘名单中一千四百五十六名差额的姓名，以及四万四千二百零五名我方人员的充分与满意的资料。

东北列车冬季屡次晚点运行秩序混乱
铁道部驻东北特派员办事处采取有效办法纠正这种偏向
东北铁路自11月21日实行冬季运行图表以后，列车屡次晚点，运行秩序十分混乱，造成了许多浪费和损失，严重地影响了运输效率的提高和运输任务的完成。
铁路各次旅客列车和货物列车，必须按照运行图表所规定的时间正点开车、运行和到达。
列车运行图表具体规定了各次列车的开车、运行和到达的时间，表现着机车车辆的运用计划和整个运输工作的计划。
按照运行图表正点行车，就可以保证合理地运用机车和车辆，顺利地完成运输任务。
反之，必然造成列车晚点和运行紊乱的现象，不仅造成许多浪费和损失，而且妨碍运输任务的完成。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的统一布置，铁道部驻东北特派员办事处11月21日起在所辖各线实行了新的冬季运行图表。
由于半年多来东北铁路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和进步，新的冬季运行图表，在许多线路上规定的运行速度，比原来的运行图表提高了，规定牵引的车辆数目也增加了。
因此，在实行新的冬季运行图表之前，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保证冬季运行图表能够准确地实行。
但是，东北特派员办事处和东北各铁路管理局对于实行冬季运行图表，缺乏深入的思想动员和具体的组织工作，没有把冬季运行图表规定的机车多拉快跑的特点和它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传达到各站、段等基层单位，也没有把过冬所必需的各种防寒、防冻、防雪工作及时做好。
因而在冬季运行图表实行以后，列车不能全部按照运行图表正点行车，经常晚点，运行秩序十分混乱，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
据统计：
仅11月21日到25日五天内，东北铁路晚点列车就有六百九十二次，共晚点了七百七十六点七车小时，相当于一天之内浪费了一千一百一十辆运用车，损失大约三亿八千八百五十万元。
东北铁路列车晚点的原因，是机车在途中运缓
（比规定运行时间迟缓）和车站编车迟延。
因为东北各铁路局缺乏过冬准备，对于过冬的各种防寒、防冻、防雪工作做得不够好，特别是对于提高机车质量和提高机车乘务人员技术做得不好；
所以在实行冬季运行图表后，气候突然冷起来了，就发现机车乘务人员清炉、烧火操纵技术不良，以及发生机车大轴发热、水泵破坏等故障，影响了列车的正点运行。
仅21日一天之内，齐齐哈尔到北安线就有十五列列车在途中运缓，沈阳到山海关线也有十八列列车运缓。
另一方面，因为在实行冬季运行图表前没有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所以不按新运行图表办事、违章乱纪、工作松懈等现象普遍发生，也严重地影响了列车的正点运行。
如实行新运行图表的第1天，吉林铁路管理局道清车站运转室值班人员竟全体睡觉，使机车在站外停留了两分钟之久。
吉林车站因为不按联合劳动的规定办事，使五个列车因编组迟延而晚点。
锦州铁路管理局21日列车开车晚点的就有二十列。
为了扭转列车运行的混乱局面，认真贯彻冬季运行图表，从而消灭浪费和损失，保证完成运输任务，铁道部驻东北特派员办事处在11月26日举行了东北全路电话会议，着重指出上述缺点的严重性，要求东北各管理局详细检查分析原因，并采取有效办法纠正克服。
经过这次会议，东北各铁路管理局领导方面对于列车晚点问题已经注意，并开始克服。
（吴铁）

东北调整电力负荷成绩巨大
实现了发掘两万五千瓩潜在电力的计划
东北区全面调整电力负荷已获得巨大成绩。
到11月26日止，全区已实现了发掘两万五千瓩潜在电力的计划，等于为国家节约了二十五万吨粮食的电力设备投资。
全区的负荷率现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一点四的空前未有的高度。
电厂每日的卖电量已比调整负荷前增多五十五万度。
东北各地调整电力负荷的工作，以旅大、鞍山两地做得较好。
旅大地区各工厂把不连续运转的机械设备改在最低负荷时间开动，并采取星期日工厂工人轮流休息等办法，使11月份的负荷率由10月份的百分之七十一点四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七点八。
这样平均每月可调整出电力八千三百七十四瓩，最高时可以达到一万二千瓩以上。
这就等于给国家节约了等于十多万吨粮食价值的电力设备投资。
鞍山电业局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使电力最高负荷降低了三千瓩。
当地冬季电源困难的问题也因此得到解决。
目前东北电业的潜在力量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决定在今后继续争取挖掘两万五千瓩电力。
办法是：
在全区开展节约用电运动，以减少电热用电、电力用电和照明用电等方面的浪费现象。
（新华社）

克服保守思想树立整体观念
抚顺矿务局主动调整电力负荷
东北抚顺矿务局自1950年08月开始实行经济运转，加强电力调度，调整电力负荷，已经收到很大的成效。
全局日负荷率已由1950年05月份的百分之七十七提高到1951年08月15日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九，从而缩短了每日最高负荷和最低负荷间的跳动距离。
1950年调整负荷前，这个距离是一六八○○瓩，1951年08月份已降低到三四○○瓩。
日负荷率的提高，不但为国家节省了电力和发电设备，并且减少了矿务局的固定电费，降低了产品的成本。
从去年08月到今年08月的一年中，抚顺矿务局在这方面已经节省了十三亿元人民币。
同时，由于负荷的平衡，还保证了厂矿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转，加强了设备的保养维护，减少了事故。
抚顺调整负荷的收获证明，调整电力负荷，不但有助于电业系统充分发挥潜在能力，对用电单位本身说，也是有利无害的。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抚顺矿务局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抚顺矿务局调整电力负荷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端正领导思想，加强整体观念，是调整电力负荷的关键。
过去抚顺矿务局所属各厂矿的领导干部，在调整负荷的问题上是有局部观点和保守思想的。
他们对于调整电力负荷、提高负荷率、改善调度管理的工作是不够重视的。
这种思想表现在：
1、各厂矿大动力设备的运转没有规律，没有开停计划。
2、某些厂矿的领导干部有本位主义思想，只重视本单位的生产，不管电力的调度。
有些车间的领导干部为了争取超额奖励，强调进行调度就会影响生产。
3、各变电所制度不够健全，加以运行人员操作技术不良，时常造成停电事故，使负荷率降低。
4、某些工厂在开动机器时，所需电力很大，影响全局负荷的平稳，因此浪费了不少电力。
而这些厂的领导干部并没有设法把开动机器时所需的电力压低。
以上这些情况所造成的后果，是日负荷率很低，高峰负荷不断上涨。
二十四小时内最高负荷和最低负荷中间的跳动距离曾达一六八○○瓩。
这不仅浪费了国家的电力，而且矿务局每月还必须向电业局支付巨额的基本电费，因此增加了各种产品的成本。
后来矿务局的领导干部认识了调整电力负荷，节约电力的重大政治经济意义，树立了整体观念。
同时他们又仔细计算了当时电力浪费的情况，发现调整电力负荷后，不但不妨碍生产，反而可以减少基本电费的支出。
领导思想转变了以后，抚顺矿务局就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方法，积极地进行调整电力负荷的工作。
调整电力负荷的收获是很大的。
到今年08月为止，月负荷率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五，日负荷率已达到百分之九十六点九。
由于减轻了电力负荷的急剧变化，矿务局经常节约电力负荷六千瓩，而用电量还比过去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二）建立和健全调度组织，统一掌握调度工作，是调整电力负荷工作得以全面展开的基本条件。
抚顺矿务局电力事务所建立了有专责的电力调度司令室。
电力调度司令室是中心电力调度执行机构。
各厂矿也设立电力调度室。
电力调度室掌握厂矿用电负荷。
调度组织中配备有专责的调度人员。
这些调度人员，熟悉各厂矿生产程序和调度业务，并掌握各厂矿用电规律。
抚顺矿务局建立了全局范围的大动力设备开停图表管理制度。
电力调度系统以这个办法掌握大动力的运转。
大动力设备无计划、无规律的运转会使高峰负荷突变，使中心调度机构无法掌握；
电力负荷率的提高，也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经过负责调度工作的同志们研究，找出了大动力运转的规律性，把每日大动力开停台数、次数、时间、负荷，按一昼夜的预测数字绘成图表报告给调度司令室。
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调度司令室根据图表灵活地调整大动力的运转时间。
这样调整的结果就保证了全局每一时间用电的平衡性，制止高峰负荷的上涨。
例如某矿填充工作所需电力日夜不平衡。
调度司令室和他们多次研究，改进了生产程序，使填充作业日夜均衡起来，电力负荷就平稳了。
又如制钢厂电炉运转开始时所用电力很大，经过测定冶炼电力曲线，找出规律，把电炉冶炼开始的时间错开，并平复了冶炼开始时冲激电流的突变现象。
这样调整的结果，不但节省了好多电力，并且没有延长冶炼时间。
（三）建立调度系统内的各项制度，是调整电力负荷的有力保证。
（甲）电量一小时通报制。
各变电所每隔一小时向电力调度司令室报告前一小时用电总量。
调度司令室把预计用电和实际用电情况互相对照，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调度。
这样，调度司令室就能及时地主动地掌握各单位用电的情况，以便更进一步地掌握负荷的变动情况，保持全局用电平衡。
（乙）大动力开停报告制度。
各厂矿必须把大动力的开停情况报告调度司令室，以便调度司令室及时掌握主要设备运转情况。
（丙）操作审核制度。
各变电所要把重要机械受电供电的操作情况，报告给调度司令室，以便调度司令室审核他们的操作程序，监视和控制所有重要设备的运转情况，以减少操作事故。
（丁）各变电所还实行了定期检查制度、停电作业制度、事故报告制度，并推行运转规程、调度规程和配电规程。
这些制度对全局用电调度的保证，以及减少机械故障，是有重大作用的。
另外，东北电业管理总局实行两部电价制度，也是抚顺矿务局调整电力负荷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两部电价制是一种先进的合理的电价制度。
这种制度是把用户所负担的电费，根据电力成本的分析，分为两种：
一是固定费用，例如电力成本中的折旧费等；
一为不固定费用，例如燃煤费等。
在电费中相当于固定费用的部分称为基本电费或固定电费；
相当于不固定费用的称为电度电费。
基本电费是按照用户的最高需电量或设备容量计算的，因为电业局须要根据用电单位的最高需要设置发电供电设备。
电度电费是按照用电度数计算的。
这两种费用的总和就是用户每月应缴的电费。
实行了两部电价制度，厂矿企业就肯主动地想办法调整电力负荷，提高电力设备的利用率，以便减少本单位的基本电费。
同时，还能鼓励用电单位尽量多用电以增加生产。
因为在设备容量不变的情况下，用电越多，平均每度电的电价越低。
抚顺矿务局调整电力负荷的情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齐明）

刘仁俊对机关中的“表报”提出改革意见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机关中的“表报”工作人员。
在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今天，我对反对文牍主义提一些意见。
我常常看到一些“表报”，是由几张甚至几十张表汇集起来的。
在这些表上，一般都印着经理、副理、处长、科长、股长、复核、制表等项。
某机关有一份表，上面盖着七百六十五个图章。
有少一些的，盖着三、四百个图章。
有的首长，没有见到那份表，但都盖有他的图章。
有的表，连科长也不看，但图章也要照盖。
为盖图章花去的时间，是惊人的。
我盖过一份有近一百个图章的“表报”，就花了十五分钟。
有时，一份“表报”，绝大部分的手续都完毕了，就是还有盖章这个“制度”没有作完，就拖延、耽误了时间，像这样，盖章成了形式，浪费了人力、物力，还误了事。
这是文牍主义，也就是官僚主义。
应该迅速改革。
我有三点建议：
一、实行负责制，真做到“盖章负责”。
一份表报，如果科长可以负责，只盖科长、复核、制表三个图章。
二、如果每份表报里只有五张，可以五张同样盖章。
如果每份表报在五张以上，那就只在“制表”上和其余的第1张上照样盖章。
为了提防不法分子，在每份表的腰上加盖一定的图章。
三、如果“表报”确实是经理、处长等批阅后发的，那就再盖上经理、处长等的图章。
这些都是不成熟的意见。
我很盼望有关部门像中央出版总署颁布标点符号用法一样，也颁布一套有关“表报”盖章的制度。
刘仁俊

北京中生无线电行侯家勤
揭发关永懋索取“介绍费”
编辑同志：
告诉你们一件有关采购人员索取“介绍费”的事。
1950年12月25日，华北电业管理局北京分公司（在顺城街）外线股关永懋，用电话询问本行一种“一百瓦扩音机”的价格，并且一再“砸价”（即讨价还价）。
同月28日，关永懋介绍并陪同青年团天水地方工作委员会王德军同志来本行看货，要估价单，并且当天讲妥，货价（包括改装、调整和添配附件）一千八百三十万元，先付订款一千三百万元，1951年01月19日交货。
交货后01日，关永懋独来索取一成“介绍费”，经本行再三解说，结果关还是要走九十万元才算了事。
我们认为，关永懋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当目前开展反贪污运动的时候，特别把它写出来，供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考。
北京中生无线电行侯家勤

响应增产节约号召应减少或不送“贺年片”
编辑同志：
新年就要到来，按照以往的习惯，各地机关商店都要互送“贺年片”表示庆贺。
为了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根据“介乎可开支可不开支的则不开支”的精神，购制“贺年片”的开支，我认为应当尽量减少，或是不开支。
为表示革命友谊或交流经验，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联系。
因为不送或少送“贺年片”不但可以给国家节省一笔开支，而且可以节省很多纸张。
赵炳翥

太原工人住宿问题今天仍然十分严重的主要原因在那里？
长江
一、太原工人住宿问题的恶劣情况
太原是正在扩大的工业城市。
两年来，工厂和工人不断增加。
全市人口1949年是二十四万，现在已增加到五十万以上，工人及其家属约占二十万，其中产业工人计四万多人，连家属约十万人。
在两年工作之后，特别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以及调整工资和民主改革之后，工业的恢复和改造有很大成绩，工人的政治情绪很高，生产积极性很大。
工人物质生活中的吃穿两项，有了显著的改善。
但产业工人住宿状况，现在仍十分恶劣。
解决最低限度的住宿问题，是今天太原大多数工人最迫切的要求。
根据本年11月底调查，太原各厂矿自己原有和新修的宿舍，一般说来，只解决了各厂矿工人住宿需要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左右。
其余的工人绝大多数依靠租赁民房住宿。
出租民房的质量一般很坏，而且数量万分缺乏。
我曾经调查过太原大小北门外城关一带的重工业工人混合居住区。
这里的房子大半是些破烂不堪的小土屋，工人们这样地形容它们：
“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屋外停了雨，屋里还下雨！”
因而经常发生坍塌事故；
有些勉强维持，也时有坍塌危险。
例如有二十六年工龄的某厂老钳工和铣工张润耀现在住的房子，就是用几根木头勉强撑着的。
在雨季里，如果天下雨，许多工人在工厂内就不能安心生产，他们顾虑家里漏雨，打湿被子，有些又怕房子倒，压坏自己的老婆孩子。
太原北关公安分局的同志告诉我：
有些房子实在太坏、太脏，过去曾有个别群众观点不强的公安人员不愿进这些工人住房内去进行户籍工作。
但是，现在，房子坏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这样的坏房子还很缺。
因而更恶劣的现象，就到处出现了。
例如有九年工龄的铁路工厂的铁路机关车工人张鸿江，他和母亲、妻子、女儿住在一个小房里。
有一个小房里住了某钢铁厂原料工续福锁等两对夫妇，中间仅用纸隔开。
有一间原来的小厕所，现在住着某厂铆工部张振远等六个人。
十几二十个单身工人挤在一间房内是普遍的现象。
一家马房里，除两匹马外，住着六四七厂的赵有福等三个工人，还有赶大车的马超祥一家四口。
此外，有些小饭馆晚上也住工人，小客栈里也常住工厂工人。
北关外，工人住宿情形是不是好一些？
据调查，没有工厂宿舍住的工人，情形是差不多的。
就是已经住在自己厂矿宿舍里的工人，因宿舍不足，有些处境也很困难。
例如某钢铁厂古城村宿舍一个坏了的浴室里，住着炼铁工人张忠秀等四对夫妇和他们的子女。
这个浴室十公尺长、六公尺宽，计有两个门，一个窗。
四家人把浴室分割了，有一家是从浴室窗上进出的。
又如古城村八号宿舍十一号房内，住有炼焦工人胡美光夫妇一家三口人，同时另外有七个单身男工人也住在这个房内。
某煤矿，有二百五十对工人夫妇共住一百二十三间房子。
换句话说，就是有许多家庭是两对夫妇甚至还有其他成员住在一间房内的，还有些是三对夫妇住在一间房内的。
上面还没有算在临时工棚内住宿的建筑工人在内，他们的情形还更糟。
有些厂矿工人在城区附近实在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就分到四周一二十里甚至三十里以外的乡村居住；
这样，上下工更不方便，生产和学习都受极大妨害。
二、铺张浪费是太原工人住宿
问题仍然严重的主要原因
在国家财政还很困难的情形下，要求在现在完满解决工人宿舍问题是不可能的。
但是，太原工人住宿问题到1951年冬季还这样严重，就主要部分、即国营工厂来说，基本上已不是因为国家财政困难，无力投资于工人宿舍，而主要是国家两年来在这方面的投资，大部分被铺张浪费掉了。
因而新建宿舍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人的问题。
就次要部分说、即就地方厂矿说，有些是经济还很困难，有些也还是不够重视这个问题。
地方厂矿建筑宿舍时，
一般比较朴素。
不过，再加以节约，还可以多修一些宿舍。
太原各国营工厂企业新建的宿舍，除少数比较朴素并合于北方气候条件外，大多数都太铺张了。
这些宿舍基本上是按“花园洋房”的理想来修建的。
普通是，每家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室、一个厨房；
稍高一级的，并有两间卧室，一个客室、一个厕所、一个储藏室、一个厨房，甚至还准备有单人浴室。
一般是很大很多的玻璃窗、漂亮的油漆，有些房屋用了很厚的东北松木作地板，房屋的其他部分，也用了很多很高级的木料。
这些房屋外面，一般留有很宽的空地，作为种花木之用。
在房屋这样困难的情形下，除比较低级的宿舍已住人外，现在有些已完工的较高级宿舍还空着没有人去住。
因为一则房租太贵，每家每月要十几万元至二十几万元的负担，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许多人在冬天在一个宿舍内安不起这样多的火炉子。
这样，不仅是一般工人，有些较高级的职员也有很多人住不起。
这些房子的建筑费用一般是很大的，如果把这些房屋所使用的材料（包括调拨木材）、人工、按现行市价计算，则国家要花多少钱才能解决一个职工家庭的住宿问题呢？
仅就太原市内四个国营工厂内已完工的七种宿舍来说，第1种宿舍要一亿一千四百万元，第2种要一亿零六百万元，第3种要七千八百万元，第4种要五千二百万元，比较节约的也得一千四百万元。
是不是在太原一定要花这样多的钱才能解决工人宿舍问题呢？
事实不是这样。
太原的国营企业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十分节约而且合用的职工宿舍。
这就是河北山西农村中普通的“平房”，基本上和党中央1948年在石家庄西北的建屏县西柏坡村所住的房子差不多。
平房的造价每间是三百四十八万元。
平均以一间房住一个家庭计，则每家的费用，为第1种房子的三十分之一。
在“花园洋房”空气流行的情况下，主张建筑这种节约的宿舍，而且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已经初步实行起来的是中央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太原工程处主任陈新同志。
如果按陈新同志的办法，把太原的“花园洋房”都折算成平房，可以解决多少职工的宿舍问题呢？
我现在还没有太原全部新建宿舍及工厂其他附属设备的建筑成本的材料，仅根据上述四个国营工厂中已完工的七种宿舍（其他附属设备未计入）的材料计算，照他们原来的住法，只可以住一千七百八十二家；
如用这些投资改建“平房”，每房一家，可住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九家，等于前者的十倍以上。
当然，有些人口多的家庭，要住两三间平房，但是，无论怎样，用节约宿舍，比过去那样要好得很多。
据太原市政府建设局的材料，太原产业工人宿舍，除原有、购置和新建共约一万二千七百间外，现尚欠二万八千间。
所以，如果两年来大部新建宿舍及工厂附属设备投资都修成“平房”，再加上太原其他方面显然可以节约的建筑费用，太原工人群众（首先是产业系统）现在所忍受的那种艰苦的情况，至少已经大部分得到解决了。
所以，在修建太原工人宿舍问题上，是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的。
一种实质上是铺张浪费的方针，一种是节约的方针。
由于铺张浪费方针没有受到批判和制止，它在两年来占了上风，因而延长了太原工人群众在住宿问题上的痛苦。
三、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
在太原工人住宿问题上，许多同志之所以不主张用节约的能迅速解决问题的方针，而实质上采取了铺张浪费的方针，是有他们的思想基础的。
有些人误解了所谓“百年大计”的思想。
他们在现在条件下要求在工人宿舍问题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标准”，是脱离实际的看法。
因为，广大工人群众今天迫切的问题，不是要“洋房”住，而是要有可蔽风雨不至于两三对夫妇或公公媳妇住在一间房内的“普通房子”住。
照现在这样，少数人住了好宿舍，大多数工人住在破烂的小土屋、马棚、厕所、小饭铺、小客栈里，成百对夫妇过着两对甚至三对共住一间房的生活，这是惊人的落后的生活，那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呢？
就拿已经住到洋房的工人说，很多人缺乏足够的被褥和窗幔等，弄得十分为难。
所以有些工人说：
“好是好，就是太冷、太亮。”
当然，在工厂的厂房建筑及重要生产设备上，是应实行“百年大计”方针的，而我们有些同志在这方面却考虑得还不周到。
又有人说：
修平房“不经济”，且“不雅观”。
“不经济”的理由是：
这种房子寿命短；
“不雅观”是说：
和大的厂房和革命胜利以后的形势不相称，认为有些“复古”的味道。
这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先说雅观不雅观，工人有“平房”住，叫作“不雅观”，难道两三对夫妇住在一间房内，反而“雅观”？
反而是“革新派”？
至于“经济”不“经
济”，也是片面的观点。
平房至少也能住上十年八年。
现在能把工人住好，大家高高兴兴地生产和学习，十年之后，国家经济情况好转了，拆了再修，有什么不经济？
难道工人因住宿不好，妨害了生产，反而“经济”？
还有些人说：
“宿舍不好，上海职工不肯来。”
这个话有一部分的道理，不是根本的道理。
首先因为，在上海，普通工人和下级职员并不是一般都住花园洋房的。
少数高级技术人员当然可以照顾好一些。
在生活习惯上，上海工人和北方工人当然不同，不能要求上海工人睡热炕。
但是，动员上海工人到山西的主要条件是适当的工作，适当的工资和充分的政治动员，宿舍不是决定的因素。
太原每年有五个月的冷天，防寒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太原的上海工人有不少已经懂得这一条真理了。
我曾经到前述小东门外中央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太原工程处的“平房”住宅区去访问上海木工黄圣亭和瓦工沈金生等的家属，问他们对于所住“平房”有什么感想，他们说：
“这里很暖和，比在工地里好得多！”
四、改善情况的建议
那么以后应当怎样办？
我以为应当这样：
第1、中央有关各部应规定：
1952年起，太原各厂矿不能再随便修“花园洋房”式的宿舍及其他附属设备；
国家对于工人宿舍及附属设备的新的投资，应严格按节约原则来修建。
有打土窑条件的厂矿，应提倡多打土窑，争取尽可能多地满足工人住宿的需要。
对少数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宿舍，可以好一些。
第2、现在已分配的宿舍和未住宿舍，应尽量调剂使用。
除少数高级技术人员、高级工厂管理人员及家庭人口众多的职工，应住二间或三间房屋外，对于有两间或三间房屋的宿舍，应提倡两家或三家人合住。
事实上，工人群众已自己创造了这种办法。
例如某钢铁厂有一处八家宿舍，工人已自动地把其中六家改为十二家了。
第3、某些省营厂矿应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拨付一定的资金，来解决工人宿舍问题。
太恶劣的现象，应限期加以改善。
第4、对临时工的住宿问题，亦应采取负责态度，保证其一定的条件。
第5、山西和太原地方党政机关，对于太原各厂矿的工人住宿状况应加以检查，对各厂矿工人宿舍兴建及其分配，应实行方针性的领导和监督。
12月15日太原

妇女应该参加反贪污斗争
编辑同志：
我认为我们妇女应该积极参加反贪污斗争。
上海市妇女界代表何宇珍同志说得好：
“认为贪污和妇女没有关系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贪污的丈夫的贪污事实，妻子总是会晓得的。
因此妇女一定要参加反贪污运动，并且要检举贪污的丈夫。”
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有很少数妇女，由于旧社会带来的作风——爱虚荣、铺张浪费——还没有完全改掉，所以她们总希望丈夫的“收入”越多越好。
这不能不是促成某些人贪污的因素之一。
所以，这一部分妇女应该进行自我改造，并进一步帮助贪污的丈夫改造。
至于非干部的家属们、非商人的家属们，也要随时随地尽监督、检举贪污分子的责任。
我们妇女应该在各地妇女联合会的领导下，为反贪污斗争而努力。
在反贪污运动中，使我们在思想上更提高一步。
我愿意和姊妹们携手并进！
黄亮怀

店员应积极检举奸商的贿赂行为
编辑同志：
报上所刊载的贪污事件中，有很多是无耻私商勾结思想落后的干部来窃盗国家财产的。
我过去是一个店员，两年来，我深深感到店员工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改善了，这种幸福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的。
因此，我认为做一个新时代的店员，首先要在思想上认清贿赂、贪污行为是卑鄙可耻的，是对国家利益有很大损害的。
我建议：
店员们必须坚决地来揭发不法奸商的行贿和某些干部的贪污受贿行为，积极参加这次大张旗鼓的反贪污运动。
这是消除私商贿赂干部的一种有效办法，也是店员们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
章荣
编者按：
读者章荣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店员积极检举奸商行贿和某些干部受贿的行为，是爱国的具体表现。
今天本栏登载的第1封信，就是说的店员侯家勤揭发了电业管理局干部的贪污勒索的事实。
各地店员都应该这样作。

我参观反文牍主义展览后改进了工作
编辑同志：
我参观了中央政法部门举办的“反文牍主义公文展览会”后，根据我们部门的具体情况，作了初步的改革。
这种改革实施的结果，很有成效，我特在这里作简单介绍，供有关部门参考。
我们的办法是：
第1，一般公文，改用“原件批回登记簿”。
由主办人员在原件上签注意见，呈经上级批准，把案由摘登在簿子上，然后把原件按原号发回原机关。
这样，就省掉了拟稿、核稿、缮校、用印等等手续，简便、及时；
查对起来，既有底，又快当，还没有归档、保管等的麻烦。
第2，建立“电话催复簿”。
以前查复一件文件，交下去，常常两三个月没有回音。
有时候连原件都忘记放在什么地方了。
自从建立了“电话催复簿”，除急件提前提醒，按限催复外，一般的每07日用电话催复一次。
施行以来，都能及时查报复出，克服了拖延、误期和公文常期在外睡觉的毛病。
改用新办法后，工作效率增高了。
从前三个人忙不过来的案牍工作，现在两个人办还有剩余时间，并且节省了不少的办公用品。
我们的改革，是这次反文牍主义展览会启发的结果。
所以，我建议各地政府普遍举办这种展览会，以造成全国性的反文牍主义运动。
魏文

河北冀县粮食公司
对不履行协议妨碍收棉付实工作的检讨
编辑同志：
11月06日“读者来信”栏发表读者李汉鑫对我公司不履行协议，妨碍合作社收棉付实工作的批评。
我公司马上召集会议，作了检查。
根据上级指示，我公司在09月25日曾和冀县合作社共同确定了二十个付实站，县合作社也在09月30日和10月05日，两次交来粗、细粮总订货计划各一份。
按协议规定，县合作社还应提前向公司交半个月的计划，然后公司才给拨粮。
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把计划交来，公司就督促县合作社交计划，同时还商妥先给部分付实站调运粮食。
因当时要不到车，没有及时拨来。
后来双方协议又有变动，所以一直到10月28日才开始付实。
10月份县合作社虽然没交半月计划，但公司还拨给各付实站粗、细粮二百九十五万斤。
至于在市场抛售粮食问题，主要是因当时本县三、四区新棉上市较早，棉农在卖棉以后极需购买粮食，因此形成供不应求，引起市场粮价的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为平抑物价，就大量向市场抛售，计在09月份售出小麦二百多万斤，10月上半月售出小麦一百多万斤。
我们在思想上对付实工作有重视不够之处。
这表现在我们没有主动和县合作社取得密切联系，只机械地按协议办事；
没有认识把付实工作做好，同样能稳定物价。
付实工作是公司和县合作社的共同任务，不管对方情况如何，我们都应处处争取主动，作到按时按量付实，以保证国家收棉任务的完成。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改进的。
河北衡水专区冀县粮食公司

湖南省邵阳专署粮食局
检查文牍主义作风
编辑同志：
看了人民日报11月30日刊登的“中央政法部门举办反文牍主义公文展览会”的消息，我认识了文牍主义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性。
我们随即结合“为保守国家机密而斗争”的学习，把两年来所办的文卷，作了一次总清查。
发现在去年编造请领仓库干部武器的名册时，有关文件竟有：
一个决定、两个指示、四个通知、八个报告以及无数的便函。
从县到专署、从专署到省，往返兜了三个大圈子，中间经过了正副粮食局长十一人、县长七人、县委书记五人、组织部长一人、公安局长六人、县大队长一人和武装部长一人的手，共盖大印四十三颗、私章二百十七颗，通过了三十二个政府机关，历时半年零十七天，才造成了十六份名册（邵阳专区共辖六县、有些县多造了，有些县中途没造了）。
最后，经湖南省粮食局批回，还是不合规定，只好不造了，武器也不领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说明了我们以往工作中的盲目性和缺乏具体布置，只是在文牍主义里兜圈子。
上级公文来了，不想一想下边的情况，只是照抄照转，张开嘴向下边要。
结果有的要不上来，有的要上来也是敷衍应付的，虽然耗费了这么些人力、物力和时间，却得不到什么结果。
今后我们除了继续深入检查，和文牍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外，还希望各级行政部门，大力进行对文牍主义的检查，揭发和批评，树立科学的工作作风。
湖南省邵阳专署粮食局副局长王士润

中共中央华北局举行华北区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12月20日举行华北区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
出席的有华北文学艺术界筹备委员会、华北军区、华北事务部、华北级其他机关团体干部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察哈尔、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文艺领导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共约二百余人。
会上首先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3书记刘澜涛讲话。
他明确指出这次全区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意义和目的。
他在说明了过去历次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之后，着重提出，为了准备我国大规模的建设，为了迎接国家工业化的光辉灿烂的前途，全国正在开展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及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并指出这些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都是要扫除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作用，为国家大规模的建设作准备。
会议继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张磐石作报告。
张磐石在介绍了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的情况和经验之后，着重指出：
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中所提出的问题，在华北区也同样地存在着。
华北区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同样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倾向，党的文艺干部中也发展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
目前全国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在文艺界中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队伍，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张磐石指出：
两年来华北区文艺工作是有成绩的。
但这些成绩和我们国家的各项成就还极不相称。
文艺工作中还存在着如下几种不正确的倾向，阻碍着我们前进。
首先是文艺统一战线问题。
进入城市后，由于某些从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开始抱着自满情绪，排斥新区的文艺工作者；
经过党指出这种错误之后，他们也作了不少团结改造的工作。
但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向他们捧场时，他们就又放弃改造的工作，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放弃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
其次是文艺领导工作大部分是领导行政事务工作，忽视思想领导。
不是集中精力研究有关文艺创作、批评等问题，而是集中注意于扩大编制、房屋、生活待遇等问题，以致使文艺团体的工作，没有战斗性、没有实际内容。
第3，文艺创作上，曾经存在着严重的不问政治倾向。
反映工农业生产的作品，常常是不联系国家利益的。
某些作品穿上劳动人民的外衣，实际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的思想感情。
由于作家脱离现实、脱离政治，所以创作上普遍存在着老一套的毛病。
进城两年多来，很少见到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表现工人生活斗争的作品。
劳动人民要求文化艺术生活，作家们却不能在创作上满足他们的要求。
有些作家不愿参加实际斗争，关起门来，钻在古书堆里，专写历史题材，但又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写的常常是反历史主义的东西。
第4是严重的形式主义，不考虑当地情况，不研究如何提高思想内容，一意摹仿大城市，特别是学习铺张华丽的形式。
有些文工团进城以来，基本上没有把工农兵作为服务的主要对象，一心向往于西洋技术，轻视民族和民间艺术。
第5是严重的粗制滥造和创作怠工的现象，同时并存。
一方面粗制滥造，乱出刊物；
一方面有些人名为作家，实际游手好闲，长期不写东西。
第6，无组织无纪律和严重的自由主义。
有些党的文艺作家的作品，不经领导机关审查随便出版，或经领导方面指出错误，他们也不愿修改。
对一些有错误的文艺作品和作者，也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张磐石说：
去年08月以来，华北局宣传部曾两次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华北局去年09月和今年11月又曾两次发出指示，批评了这些现象，因而在今年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通俗化工作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绩。
今年08月的文艺工作会议，又着重指出在文艺领导上忽视思想领导的严重情况，提出整顿文艺刊物和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创作运动，也已初见成效。
但因没有广泛地系统地在华北文艺界中开展一个确立工人阶级思想领导的思想教育运动，因而使得文艺思想上的某些混乱状态和个别严重的思想错误，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张磐石继又指出：
有些老作家，缺乏政治热情，对新事物丧失感觉；
有些新的青年作者，在党和人民的培养、督促下，稍有成就，便生长自满情绪和骄气，逐渐脱离群众；
广大新生的作者自生自灭，这是华北文艺工作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我们的作家们，普遍看不见伟大时代的新事物和人民的新要求，不认识今天，也看不见明天，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张磐石在历述了这些错误思想和倾向之后，着重指出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同时提出改进文艺工作状况的几点要求：
一、文学艺术事业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艺术必须为革命事业服务，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改造思想。
文艺必须由工人阶级思想所领导。
文艺工作者必须经常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
一定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
三、作家的任务是教育青年一代，从思想上武装人民。
每个作家应经常以自己的劳动成绩贡献给人民，不能拿粗制滥造的废品或次货来搪塞任务。
作家应有劳动纪律的约束。
四、作家要把自己的生活作风严肃起来，反对那种封建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反对那种嘻嘻哈哈懒懒散散的习气。
全区的文艺工作者们，应在工作和道德上成为无愧于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起来的文艺战士，成为任何实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
五、文学艺术事业是战斗的事业，文艺队伍是战斗的队伍，不能降低为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的乌合之众。
张磐石在详细阐述了整风的方法和步骤之后，他号召全区文艺界同志，要和正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结合起来，认真开展一个整风学习运动，搞通思想，端正立场，确定制度，订出工作方针和计划，以新的姿态迎接更大的任务。

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新版本
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胡乔木同志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的新版本。
新版本包含一些对于初版的修正，所以篇幅较初版本增加了十七页。
新版本所作的修正大部分是文字上的。
有一处是重要的订正：
初版本第25页第3行“保护富农”一语，从上文看来，“保护”显然是“保存”的印误。
在新版本第30页上，这句话已改正为“限制富农”。
除了文字上的修正以外，也有几处历史事实的重要补充和订正。
比如关于“五四”运动的叙述，初版本是较为简略的。
作者在新版本第5至第6页作了如下的补充：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并且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
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以中国历史上第1次的政治罢工参加了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帮助斗争迅速地得到了胜利。
中国工人力量的兴起，推动了‘五四’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使他们决心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
‘五四’运动在文化方面的口号，是要求民主和科学，但是‘五四’运动中的左翼，因受俄国10月革命的影响而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却传布了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传布了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观点。
他们抱着这样的观点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得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新版本第26页对初版本第21页关于秋收起义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在各地组织起义的叙述作了如下的补充：
“……此外，在1927年秋冬到1928年春，党还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湖南南部、广州市、广东东部、海南岛以及其他地方组织了起义。
其中湖南南部的起义，是朱德、陈毅、林彪等同志领导的；
他们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广东失败后保留的一部分转入湖南南部，在领导当地起义后不久，又率领部队和起义中组织的农军与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合。
其他地方的起义中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也多少留下了一部分。
凡是对这一部分武装部队实行了正确领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武装斗争就逐步地发展了起来。
从此，就开始了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
这些部队，就是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即现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初的来源。”
新版本第34至三十五页对初版本第28页关于“左”倾路线的叙述也作了补充和订正：
“1930年06月至09月（初版本作10月）间，党中央以李立三同志为首，曾经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总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的总进攻。
这个错误计划曾经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秘密组织的严重损失。
但是在红军中，却由于毛泽东同志坚持着正确的方针，没有发生大的影响。
1930年09月，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受到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纠正。
但在1931年01月，以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两同志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的‘左’倾派别，又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从‘左’面来攻击六届三中全会。
他们认为李立三同志的主要错误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而不是“左”倾，并且责备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
’他们终于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而取得了中央的领导地位。
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新的‘左’倾派别，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而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
这个‘左’倾派在红军战争的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继续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又在国民党区秘密工作的问题上，反对刘少奇同志所坚持的关于利用合法形式和积蓄革命力量的思想，继续实行脱离多数群众的冒险政策。
在这个错误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虽然在严重环境下作过许多英勇的斗争，最后却差不多全部受到了破坏，而由‘左’倾分子所组织的临时中央，在1933年也不得不迁入中央红军根据地。
临时中央到达红军根据地后，虽然已与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工作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等会合，组成了正式的中央机关，但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特别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的领导。”
新版本也对初版本个别历史事实作了订正。
如初版本第29页“陕甘红军”，新版本已订正为“陕北红军”（见第36页）。
新版本的另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把第1至第4各章题目上的“时期”字样删去了。
因为这本书是把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六个时期的历史分作四个段落来叙述的。
第1章和第4章各包含两个时期：
第1章包含党的成立时期和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原题为“党的成立和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4章包含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原题同）。
可是读者往往误以为这两章每章都只包含一个时期，而最后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的划分和名称现在也还不便确定，所以删去“时期”字样是适当的。
这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历史的叙述，作了很好的尝试。
新版本对初版本所作的文字上的修正和若干历史事实的补充都可以给读者以更清晰的观念。
但人民出版社在出版这个书的工作上留下了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作者把新版本称为“再版”（见“再版声明”），而人民出版社在版权页注明为“重排三版”。
究竟是“再版”呢，还是“三版”？
叫人弄不清楚。
这个疏忽应当在续印的时候加以改正。

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兼中国语文学系教授罗常培
解放以来，我对于自己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也曾发表过一些言论或文字。
起初，我曾经自己以为抱着“超阶级”的思想，并且丝毫不懂从发展看问题。
只知道故步自封地保守着所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北大传统”，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精神，简直是茫昧的。
后来经过群众的教育和黾勉，学习初步的政治理论，又自以为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建立了群众观点，懂得了民主集中制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自从知道了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后，更大言不惭地说：
“恢复了阶级意识，确认了阶级立场。”
其实，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既不是这么容易，也不能这样速成。
这次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展开政治学习，先后听到了周总理和彭真同志诚恳、深刻的报告，又读了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的开会词，越发使我觉得过去两年只是口头说说，笔下写写，并没能实事求是地联系自己的行动和具体的工作来切实改造自己。
认真检讨起来，我过去和现在的思想意识中还存在着许多很严重的问题。
抗日战争前一年，日本人知道我是满洲人，想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包围我作汉奸。
在我的班上充满着日本拓殖大学一类学校的毕业生，千方百计地引诱我，可是我并没有背叛了中华民族。
北京沦陷后不久，我就随着北京大学迁到衡山、长沙、昆明、蒙自，在当时我很以为有了爱国思想和民族立场。
但是真正有民族立场的爱国主义者不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不但要反对投降日本的汉奸，而且要反对一切勾结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民贼；
我固然抛妻弃子地脱离了日伪的统治，可是又糊里糊涂地投入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圈子；
苦熬了七年之后，一经美国大学邀请，又高高兴兴地自以为得到“国际荣誉”，实际却跑到了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沾润了洛克菲勒剥削美国劳动人民的余沈，并且妄想在那里寻求“民主”。
这就说明了我存在着敌我不分的糊涂思想。
能够严格分清敌我的人才会有明确的人民立场。
我过去总以为一向在学校教书，或者作研究工作，并没有陷入政治的漩涡。
其实一切教育和学术是离不开政治的，在反动政府主持下的学校或研究机关工作，除了少数参加革命的以外，直接间接都起了一些反人民的作用。
拿我自己来说，在北京，在昆明，一向对自己标榜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
对学生一方面鼓励他们竞争官费留学生的考试，一方面劝告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多念书少管“闲事”！
况且，1942年我为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曾经搭顾毓琇的便车到过一次大理，后来伪教育部又发表我作“东方语文专门学校”的委员，我虽然没参加过任何筹备工作，可是昆明的朱家骅党徒恐怕我被C·C·拉去，曾经拿国民党中央党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头衔来引诱我，劝我入国民党，当时被我骂退了。
随后，朱家骅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我入国民党，利用小资产阶级喜欢受人奉承的弱点，经他百般恭维，我就虚与委蛇。
以后，我虽然没填表，没宣誓，没交党费，没参加过任何活动，也从来没登记，又没答应朱家骅拿调查少数民族语言作饵，引诱我到新疆，但是，对于入党的事并没公然地严词拒绝。
无可讳言地，我在皖南事变后，当斗争很尖锐的时候，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两年我还给西南联大国民党支部办过两次文史讲演会。
我对他们虽然提出了条件：
一、不给国民党作宣传；
二、不得干涉讲演内容；
三、不得限制讲员人选。
但也替他们号召一部分青年来听讲，起了帮闲的作用。
1943年春天，昆明各大学的十位教授应李根源先生的邀请到大理“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去讲演，我也在内。
这十个人现在大部分参加了人民的行列，可是其中也有一个现在不知去向的中统特务蔡维藩。
再从所谓“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本质来看，团长由蒋匪介石自兼，宋希濂兼教育长，完全是一个反动派统治下的军事特务机构。
我的目的虽然想借机会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讲演的范围也没出了本行以外，可是在作用上又一次给反动派壮大了声势。
所以在解放前，我确乎给反动统治阶级起了几次帮闲的作用，既然不能算是“超阶级”，更不该自命“清高”！
解放以后不久，我颇以为懂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不过没有实际斗争的经验，一遇到具体的问题就会露出马脚。
现在让我举两个例子：
第1、在抗美援朝运动还没有正式揭开的时候，曾有两位同志来问我的意见。
我当时一方面不了解敌我的情况，没有坚决的革命乐观主义；
一方面搬出毛主席过去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几句话，完全没能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发挥新爱国主义，并且多少含有“恐美”的情绪，和希望“太平”的思想。
第2、从前我也晓得反动的外国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先遣队，可是，当我审查马学良所作“撒尼彝语研究”序文时，对于其中的严重错误竟自熟视无睹，让它照样付印，以致两人同样犯了很大的错误！
不但如此，正在那部书快要出版的时候，我还利用耶稣会教士何大化替汤若望辩解的文件作了一篇“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补”，题目中的“贡献”两字既不妥当，文章里又把那份文件叫做“昭雪汤若望文件”，对于杨光先斗争汤若望的经过又题作“杨光先诬陷汤若望案的概略”……尤其犯了认敌作友的错误。
那篇文章虽然没有公开发表，可是由此很可以看出我自己思想混乱的一斑。
假若我有明确的人民立场，划清敌我界限，无论处理事情，运用材料，都不会发生上面所说的那样结果。
至于工人阶级的立场是我们这次学习的目标，更要经过严格的思想斗争，长期的实践、锻炼才可以达到，并不能一蹴而及的。
解放以前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思想意识，解放以后又自以为从十八岁起就以脑力劳动所得作主要生活的来源，因而俨然以工人阶级自居。
其实，划分了阶级成份不等于改变了阶级意识。
因为工人阶级应该大公无私，互助互爱，不应该尔诈我虞，互相猜嫉。
过去两年来，我对于汤用彤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前校务委员会时期所表现的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能发挥计划性、积极性的敷衍、拖延的作风，心里很不满意，可是并没抱着互助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当面劝告，却在背后乱批评他。
这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旧习气，绝对没有工人阶级的修养。
我想正在改造中的旧知识分子如果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镜子自己照一照，一定有好些位可以发现和我有类似的面孔，或许更丑恶一点儿。
此外，我和钱端升先生共同办过一次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一次北京大学工会，我们俩不单没发生过阶级友爱，反而减低了旧日的交情。
原因是他既主观，我也自大，而又不能彼此说服、帮忙，以致两年来除在公共场所见面外，没有互相访问过，也没通过一次电话。
这样不合作的主席和秘书长，如何能搞好工会呢？
至于我在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对于唐兰教授过去处理系务的作风不满意，但是不能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来批评他，帮助他，反而用轻薄的口吻去打击他，尤其是无原则的纠纷，犯了狭隘不能容人的错误。
工人阶级是应该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
但是我经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推举作福利部长的时候，却一再坚辞，后来虽经群众说服，勉强担任，终于没做出什么有关本阶级利益的事情来。
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各方面，尽一切方法，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福利部正是可以发挥这种巨大作用的机构，而我所以要坚辞，无非怕因为担任这件有关集体利益的工作，妨碍了个人的业务，影响了个人的身体。
这纯粹是从个人出发，没有组织观念的具体表现。
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伟大的胸怀和气魄。
他们看清楚了社会发展的前途，追求着人类光明的远景，为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准备着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斗争；
同时，他们的理想虽然远大，工作却非常切实；
遇到困难设法克服，有了问题冷静地分析、解决，绝没有狂热、急躁、灰心、失望的毛病。
至于个人的地位、名誉，眼前的鸡虫得失，微末的身边琐事，在有修养的工人阶级哪里还有功夫计较呢？
但是，我自己主要的病根就是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
解放以前如此，解放以后还没消除。
我喜欢别人奉承，因此解放前曾经误入歧途；
不肯虚心接受批评，因此得不到群众的真正意见。
好跟别人计较高低，由于地位的私欲作祟；
好逞能、好表现，由于好名的孽根未拔。
稍有所得，就沾沾自喜；
小不如意，便盛气凌人。
对于青年干部有封建家长和旧式塾师的作风，只能强迫命令，很少说服教育。
对于一般同事往往“以讦为直”，恶语伤人，而不能从原则上帮助他们去克服弱点，改正错误。
至于教书和办事，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颇能认真负责；
仔细检讨起来，却处处没能忘我。
因为是我教音韵学、语言学，所以总想比别人教得好，因为是我领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以总想比别人有成绩。
最近听见有人批评我说：
“如果北大跟别的机构有矛盾时，他一定站在北大一边；
文科研究所跟北大其他单位有矛盾时，他一定站在文科研究所一边；
一旦语言研究所跟文科研究所发生矛盾时，他就会站在语言研究所一边了。”
这种本位主义的私心，我的确还没克服掉。
1950年国庆节为了各少数民族语言录音事，我跟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主任发生争执，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假如大家工作的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又何至于彼此误会呢？
还有急躁、褊狭是我第2个严重病根，无论在说话、作文、处事、接物的哪一方面都表现着这种毛病；
就是高血压的病征也是跟褊急的性情互为因果的。
有了工人阶级修养的人，眼光远，胸襟宽，遇事对人可以应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去观察、分析、解决，哪里会急躁褊狭呢？
工人阶级应该继续不断地研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了革命事业随时增进自己的理论和能力。
我呢，只有在北京大学担任政治课的一年，在“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下，读了一些初步的政治理论书，作了几次背诵教条、不能联系实际的启发报告；
以后总因为业务占了大部分时间，没能继续不断地研究政治理论。
直到现在，不单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一类的经典著作还没敢摸，连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没能结合各种文件去仔细精读！
要想改造自己，而不能有计划地研读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随时联系到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那怎么能够有预见地教育后一代或领导研究工作呢？
因为立场站不稳，自然就不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照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所分析，我应该属于“为着个人的生活，而为人师”的一类。
过去也偶尔发生一些正义感，不满意于反动统治和自己的境遇，但是没有反抗的决心，并且多少在客观上推行了国民党的反动教育。
有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地位还会不知不觉地维护旧制度。
这正如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中所说：
“旧制度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站在自己方面，给自己服务，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
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在不至于根本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限度内，有时也许表示相当的反抗，一到反动政权快要推翻，影响了个人的生存地位的时候，反到有所顾惜，不再表示反抗。
汤用彤先生作自我检讨时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足见这是我们旧知识分子的通病。
我在昆明的一段，一方面跟国民党反动派若即若离，一方面也跟闻一多先生等领导五四文艺晚会，推动了进步的空气，这正可以表现我极端矛盾的思想意识。
恩格斯说：
“在任何时候，没有谁可以把矛盾长期掩蔽起来。
矛盾须由斗争来解决。”
这次展开学习以来，我不断地反省、自讼、实行思想斗争，现在坦白地暴露出来，更希望得到群众的帮助，使我可以向前推进一步。
思想意识是跟阶级性分不开的。
在我所揭发的许多思想意识中，像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动摇、急躁、惧怕严重的斗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
至于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和个人英雄主义那就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性了。
从前我总以为从十八岁起就靠作速记技士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后来也一直在中学或大学教书，到现在还是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市民，而且三代以内都是“吃钱粮”的军人，并没作过大官；
照阶级成份来划分，自认可以算是一个脑力劳动的工人，即使作过多年的教授，生活比较优裕，顶多也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哪里来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呢？
要是冷静地分析一下，就不然了。
从前满洲人管钱粮叫做“铁杆儿庄稼”，因为农民的收获还怕旱涝蝗虫，而旗人不论年成好坏，都可以按月有饷，按季有米。
这句谚语充分可以表现我的上辈曾经是不劳而获的。
我所残余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就是从这个根源孳衍出来的。
四十年来受了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在我的青年时代老存着自卑心理。
那时曾经给人写信说：
“余以孤臣孽子之意结，时存力争上游之壮志”。
这足以表现我因为受压迫而极力想往上爬的情绪。
及至后来靠着一些跟改善人民生活无关的知识，爬到了相当的地位，那种自卑心理又一变而为自尊心理，这样一来，更助长了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
这种思想意识绝对不是工人阶级所应有的。
我们如果不能坚定革命的立场，以正面的革命行动来彻底澄清以上这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不单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作个很好的人民教师或科学工作者，就连这次学习也恐怕不能深入。
要想决心改造，我们就先得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毫无留恋地否定过去，丢掉包袱；
然后有系统地研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深入群众中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依靠组织，接近革命人民，坚定地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使我们在教学上引导下一代走上更发展的前途，在科学研究上随时配合着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并且要有迎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见。
我们不要妄想作尼采所假设的“超人”，也不要妄想作易卜生所描写的“人民公敌”；
我们只应该向群众学习，在革命的伟大事业中作一个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的“无名的细胞”。
必须如此，我们脑力劳动者才可以名副其实地转换成工人阶级。
不过这次学习只是我们除旧更新的转捩点，要想彻底改造还得靠着以后许多实际工作来长期考验。
假若有人在实践上经不起考验，那就表明他并没认真学习，并没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务！

文化零讯\\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在12月19日到了康定，受到当地各族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该队经过重庆、雅安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卫生处又各调了一批医务人员参加该队工作。\\西康省人民政府和川南人民行政公署分别组织医疗队到大、小凉山地区为彝族人民治病。
今年05月到11月，各医疗队已先后医好了约两万个人的疾病。
现在，西康省人民政府和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彝族人民地区的卫生工作，已分别在大凉山的昭觉县设立了防疫站，小凉山的马边县等地增设了医疗组。\\贵州省人民政府一年多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了许多基层卫生组织。
各专区除镇远、遵义外都成立了民族医疗防疫队，专为少数民族人民防治疫病。
各专区和县的卫生院也开始免费替少数民族人民治疗疾病。
镇远、毕节等专区还开办了少数民族卫生人员训练班，帮助各民族训练了大批卫生干部。
今年秋季，贵州省土地改革卫生工作队又帮助各地训练了一千五百四十多个少数民族初级卫生员和接生员。\\西北各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事业已有很大发展。
西北各地两年来有计划有重点地创办和改进了大行政区、省及专区三级的维吾尔、哈萨克、藏、蒙、锡伯、俄罗斯等十七种民族语文的报纸。
据不完全统计，各民族语文报纸的发行总数已达二十多万份。
各地还用各民族语文大量出版了毛主席的著作和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各种政策法令，仅新疆一省用少数民族语文出版的毛主席著作和各种政策法令的书籍，就有八十多万册。\\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老舍的舞台剧本改编的“龙须沟”故事片正在拍摄中。
该厂另一故事片“一贯道害人”在拍摄时，有许多已悔过自新的一贯道道徒参加表演。

秘密的偷窃和公开的破坏华君武作

西北区成立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
将从明年01月起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将在明年01月起有计划地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为了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西北区高等学校已在12月11日成立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由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杨明轩任主任。
参加这次学习的，有西北大学、西北艺术学院等十一个高等学校及其附属单位的教职员二千五百多人。
学习时间预定为六个月。
西北区各高等学校教职员在解放以来，经过初步自我改造学习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政治思想水平已有某些提高，自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展开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后，他们都希望这一运动能在西北区迅速展开。
西北区高等学校教职员学习委员会成立后，许多学校教职员都热烈拥护。
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和该院各单位的负责人曾联名写信表示：
“要在院内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并保证把全院的思想改造学习搞好。”
（新华社）

侵略战争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
侵朝美军士气益低落
美侵略者一面拖延谈判一面增兵
朝中部队正提高警惕注意敌阴谋
【新华社朝鲜前线27日电】
本社前线记者报道：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击败范佛里特
“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战斗中，共计歼灭美国及其帮凶和傀儡的军队达二十五万人以上。
据11月04日被俘的美国骑兵第1师第5团的一个上等兵供认：
“在秋季攻势的头三天，第5团就已伤亡过半。”
另一个被俘的该师第7团少尉排长说：
“第7团B连原有二百四十人，被打死打伤的已在百分之九十二以上；
C连只剩下十五人，其中还有八个负伤的。”
由于伤亡惨重，美国侵略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已经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是新兵。
但无论老兵和新兵，他们的士气是愈来愈低了。
士兵中间神经失常和用各种办法来逃避战争的事情日益增多。
美国骑兵第1师第5团一个上等兵说，在秋季攻势惨败以后，仅在他连里，患恐惧病的士兵就有三十多人，这些人一听说要打仗就发抖，甚至啼哭叫喊和吃不下饭。
新兵们听到进攻中伤亡惨重的消息后，特别感到恐惧。
有一个美军连队中，补充的新兵当天就逃亡三人，另一个连四天内逃亡了二十四人。
不少新兵都是不足十八周岁的青年，这些人的特点是容易哭泣，谈起自己的家庭时哭泣，走路累了也哭泣。
美国侵略者用这种士兵来打仗，其战斗力的低下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美国侵略者仍旧没有放弃继续侵略朝鲜的战争政策，它一面在朝鲜停战谈判会议上继续无耻地施展拖延战术，一面用一切办法加紧补充兵员和增加军事力量。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目前美国侵略者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第1、原在日本的美国国民警卫军第40师、第45师增调来朝鲜。
第2、加紧训练李承晚伪军，并直接强抓南朝鲜的壮丁来补充兵员。
第1师第7团B连就补充了七个被抓来的南朝鲜壮丁。
第3、强迫生病或负伤的士兵提早出院。
10月22日回到前线的一千四百个美军士兵中，就有一百七十多人是被迫提早出院的。
第4、在美国国内继续以欺骗强迫的手段动员兵员。
但是，即使如此，美军各部队兵员的缺额还是难以及时补足，因而美国侵略者在停战谈判的会议桌上包藏祸心地坚持无限制地“轮换”和“补充”，以获得继续进行侵略的新的军事力量。
美国侵略军愈战愈弱，士气日益低落，这是它在侵略战争中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
但是饱经锻炼的朝中部队正提高警惕，密切注意敌军的侵略阴谋，并将予敢于进犯的侵略者以更沉重的打击。

美俘少将师长迪安写信给金日成将军感谢人民军的宽待
【新华社平壤26日电】
在侵朝战争中被朝鲜人民军俘掳的前美军第24师师长迪安，在本月21日写信给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对朝鲜人民军给他的宽大待遇，表示感谢。
迪安在同时写信给战俘营长官，感谢战俘营警卫队对他的照顾。
这两封信的全文如下：
（一）1951年12月21日朝鲜北部战俘营致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谢函）：
（一）我现在受到和善而周到的照顾，我吃得很好，住得很舒适，穿得很暖和，我愿意对这种照顾表示感激。
食物很充足，很有味。
事实上，我已经很喜欢吃大米饭和咸菜了。
（二）我愿意对我受到的照顾表示由衷的感激。
我确信我受到这种照顾是你的训令之赐。
美国陆军少将战俘威廉·F·迪安（二）1951年12月21日朝鲜北部战俘营致战俘营长官（谢函）：
（一）被派来保护我的警卫队队员对我这个战俘的照顾极其周到而和善：
我从来没有被警卫队的任何队员虐待过。
（二）我特别感谢警卫队队长李淳烈下士，他始终对我采取和善而体贴的态度，而且命令警卫队的所有队员对我采取同样的态度。
（三）我愿意对你指挥的队员给我的照顾表示由衷的感激。
我深信我受到这种照顾是你的命令之赐。
美国陆军少将战俘威廉·F·迪安

论美利坚合众国的侵略行动和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
——安·扬·维辛斯基1951年12月19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的演说（续完）
你们在三十年前组织了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支援
我曾经在这里提到的白卫军将领，结果你们丢了脸了；
现在你们正在走上希特勒曾经走过的利用卖国贼伏拉索夫分子的道路。
但是，伏拉索夫之辈没有能够帮助希特勒，并且没有逃脱苏联人民的正义审判和愤怒。
苏联人民深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无论你们怎样拚命地用讥笑、诽谤和造谣来诬蔑这种事业，都是永远没有用的。
我愿意问问你们诸位先生，杜勒斯先生这篇演说除去直接支持在他所谈到的那些国家里组织武装集团（这些集团的目标倒很远大——推翻这些国家的现政府和破坏这些国家里既有的社会与国家制度）进行颠覆活动和破坏活动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在回答我们11月二十
01日照会的声明里，也表明了这一点。
顺便说一句，我们还没有接到对于这个照会的复文，而这里就有人说，我们是太着急了，不等接到对于11月21日照会的复文就在11月22日在总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然而，从那时到现在，美国政府是有充分时间的。
如果它想答复这个照会，它早就可以这样做了。
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答复。
这显然是因为在这里用嘴说一说比在严肃的政治文件里答复要容易得多。
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在它的声明里承认，10月10日法规定要帮助战犯——卖国贼，虽然它只把他们称为在美国领土上避难的“逃亡者”。
这个声明作了一项没有意义的保留，那就是：
如果证明有助于北大西洋地区的防务，就给予这种“帮助”。
由此可见，他们正在试图用关于北大西洋地区的
“防务”的谎话把自己伪装起来。
顺便问一句：
这个北大西洋地区的边界在那里呢？
似乎是一边在西德，另一边在黑海，第3个边界在菲律宾，第4个边界在太平洋一般地区。
虽然我没有提到中东和近东，但是北大西洋集团的边界也到了这个地区了。
这个所谓北大西洋地区的边界究竟在那里呢？
我说：
从美国众议员的谈话中判断，这个地区的范围是无限的。
你们和你们的国务院本身也曾承认，为了保卫这个无限大的地区，你们需要这些辅助性的雇佣兵。
我说：
需要现代的瑞士雇佣兵——虽然我并不想让瑞士人有发怒的藉口，但是，拿他们过去曾经执行过同样不体面任务的军队和这些卑鄙的、堕落的、腐朽的、腐败透顶的人们所组成的军队来比较，这是可能使他们见怪的。
美国的行为好比匪窟主人窝藏土匪，鼓动他犯罪又替他掩盖罪行
现在，我愿意分析一下其它的证据，特别是和这件事情有关的人的证言。
举例说，这里就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柏耳的证言，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曾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发言，提出他对10月10日法的解释。
在委员会上有人问他对解决孟斯菲尔德现在在这里大谈特谈的那个问题有什么建议，他回答说，他愿意到秘密会议上去谈这个问题。
使人奇怪的是：
为什么正在探求真理的孟斯菲尔德先生不提出要求说，我们也应该举行秘密会议，或许他也会告诉我们一些柏耳打算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谈的事情吧！
对于这个，我也是很乐意接受的。
主席先生，为了使孟斯菲尔德先生能告诉我们柏耳预备在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说些什么，告诉我们他当然知道，但由于可以了解的原因他不肯讲出口来的事情，我们也来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吧。
但是，从柏耳07月19日在外交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来，问题就是要在所谓
“铁幕”后面的国家里准备真正的暴动。
在这个委员会的记录上记下来的，就正是暴动这两个字。
我已经读过这些记录，这是我从美国得到的。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把这些记录给你们看，让你们知道你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怎样表现在那记录上面的。
柏耳在07月19日对这个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所提出的卤莽的问题作了一些零碎与躲躲闪闪的答复，随后他就说，他首先愿意在秘密会议上去谈他的这些建议。
但是，后来他又无意中透露说，这是在“铁幕”后面的国家里组织暴动的问题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利用由这些国家的叛徒组成的集团的问题。
从这些记录里——这些记录是可以在这里从头到尾读一遍的——又可以看出委员会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即怎样来好好地煽动人们反抗上述国家的合法政府。
孟斯菲尔德企图在这里解释一个很奇怪的互助学说。
他说：
我们帮助这些逃亡者（可是我们把这些人叫作卖国贼，叛徒），是因为他们帮助我们——就是指大西洋侵略集团的国家。
但是，这是一个很拙劣的解释。
这好比一个匪窟的主人窝藏一个土匪，供给他武器，金钱，鼓动他犯罪又替他掩藏罪证等等，他还说和那个土匪互助是必要的。
他就根据互助的“原则”来行动。
互助——用什么名义？
为了什么事业？
为了什么目的？
用什么方法？
我们说：
这里所指的互助是骗人的字眼，是用来作伪装的，因为这是对阴谋反对其他国家的帮凶行为。
你们想以“互助”或“共同安全”为藉口，利用——你们自己在这里也屡次谈过——这些人们，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同时你们自己也给他们帮助，好达到你们的罪恶目的。
你们做所有这些事情，正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去管这位柏耳先生吧。
美国国会会议记录证实：
美国准备收买东欧各国逃出去的战犯和叛徒
让我们谈一谈像众议院外交委员会07月25日会议记录这一类的文件吧。
这个记录记下了孟斯菲尔德先生的同事国会议员伏利斯的谈话。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在这里，我并不认识他本人，但是，我确知他是美国代表团团员。
这位既是美国代表团团员，又是国会众议员的伏利斯，曾经和另一个国会议员，那个提出一亿美元修正案的克尔斯坦谈过话。
在这次谈话中，除去其他事情以外，他还谈到要组织二万五千人的军队，把它编入美国军队中，以便——用他的话来说，使波兰人、匈牙利人等等来参加这种军队，而这种军队将来是必须参加大西洋侵略集团对波兰、匈牙利等国进行的所谓“防御性”战争的。
这个文件曾直接提到安德斯将军和这位安德斯将军的波兰军团，并且暗示：
组织类似这个军团的东西是必要的。
这个记录中记载着：
曾经和这个伏利斯谈过话的克尔斯坦说，这些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等等在他们自己的军队里作战的这个事实会是十分重要的。
克尔斯坦想叫这些用一亿美元组织起来的军队作为波兰人、匈牙利人等等的军队来作战。
他说：
这个事实会和闪电一般打击铁幕，它会对波兰等国的政权有破坏力。
克尔斯坦说，它的巨大价值就在这里。
1951年07月25日的记录说明了什么呢？
这些记录说明：
这个制订关于拨一亿美元来作颠覆、阴谋破坏和恐怖活动及其他活动的经费的修正案的克尔斯坦，他的意思，确定无疑地是要组织由波兰、匈牙利、苏联等国逃出来的人组成的军队。
他说：
“等等”，可是这整个背信弃义的计划的全部用意正是要毁灭苏联、波兰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内的现有政权。
这个计划的直接目的，就是推翻上述国家中现有的合法政府。
在这个会议上（我还是引用07月25日的记录），克尔斯坦说，他们必须设法把那些已经从“铁幕”后面逃出来或者就要从“铁幕”后面逃出来的适于服兵役的东欧国家的公民编成民族军队，以便把它们编入欧洲军。
由此可见，他们是要用这些所谓战时难民或者是就要逃走的那些人——顺便说，帮助各种可疑分子从我们这些国家逃走，也是拨款一亿美元的目的之一——来组成武装部队，以便用它来推翻东欧国家。
克尔斯坦说，他认为让这些人参加到被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军队的队伍里面，会更有效一些。
伏利斯打断他的话说：
他大概是指例如波兰军团这样的东西而言。
克尔斯坦接着说：
是指波兰军团及其他类似的东西。
他说，他认为他们应克服各种法律上的困难，真正协助组织这种军队，以便把它们并入北大西洋公约集团。
我继续引用这些会议记录吧。
伏利斯说他和克尔斯坦意见完全一致。
他说：
如果可能的话，必须在团旗、袖章诸如此类的东西方面保存他们民族的标志。
欧洲军部队无疑是可以这样做的，虽然他们可能穿同样的制服。
这样比把他们编入美国军队里要节省许多，因为美国军队的薪金和给养都要比欧洲国家多。
这就是说：
他们不仅要收买这些流亡者，他们还要廉价收买他们。
他们还要在这件事情上节省。
他们说，用美国兵要多花钱，用这些……浪人——请翻译员找个适当的字眼，我会十分感激他——浪人、无赖（法文叫做流氓）——可以少花钱。
这是地道的美国式的节俭，而且是完善的“民主”和“进步”。
但是这里有一些有趣的事：
他们要保存民族的标志——团旗、军徽、袖章等，要表现这一切，好像这是一支要去“解放”它的国家的民族军队！
难道我还需要说明苏联人民一定能够从容地对付这些“解放者”吗？
这种人，他们已经遇到过不止一次了。
曾经有十四个国家在有名人物的领导下对苏维埃国家发动战争，结果是逃回它们原来的地方去了。
美国企图武装这些战犯和叛徒在东欧各国进行颠覆活动
在外交委员会中，许多委员都参加讨论组织这种军队的问题。
例如会议记录中说，主席卡那汉先生问：
这支军队从那里得到制服、薪给和食物呢？
委员会委员伏利斯回答说，他相信这是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导下已经给欧洲军解决了的问题之一。
而这支军队既然是欧洲军的一部分，就会有同样的制服和统一的指挥。
然而，他没有说他们会有同样的食物，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食物是要比较差的。
他又说，他认为这是可以在欧洲各国的捐助之下，最后在美国的捐助之下实现的。
所以，欧洲国家可以确信：
人家会要求它们拿出一笔额外的款项来从事这个徒劳无功的事业的。
至少伏利斯先生是这样打算的。
显然，孟斯菲尔德先生也是这样打算的。
让我问一句：
这些会议记录表明了些什么呢？
这些记录表明：
当1951年10月10日法的提案人准备拟订这个法的时候，他们就规定了一个直接的目的：
从那些由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逃出去的战犯和叛徒中间招募雇佣兵，好利用他们来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武装斗争，并且，像这个法律所说的，组织军队以及把他们用于其他目的，这就是进行颠覆活动，破坏内部交通，从事恐怖行动，最后让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作战，残杀自己的同胞。
08月18日的国会记录印着克尔斯坦先生的声明，这声明详细地谈到要组织叛徒们的雇佣军来准备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作战的计划。
克尔斯坦在这个声明中说，必须开始行动，以求——用他的话来说——最后解放欧洲各国。
这里所谓“解放”欧洲，它的意义是很清楚的。
这就是说要推翻东欧各国现在的政府，治理这些国家的政府，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己选出来而且为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
克尔斯坦指出一小撮变节分子和战争罪犯，称赞他们是“自由的潜在力量”。
他用叛徒安德斯将军的军队来做例子。
他向那个委员会谈到他和这支军队的某一个高级军官的谈话，这个军官曾经向他解释一旦和苏联开战时利用东欧各国战争罪犯和叛徒的队伍的意义。
这就是他说的话。
他说：
我们决不能等待，我们必须开始组织这种队伍。
我们必须记住：
要建立这一类外国军团，这种外国军团要参加保卫西欧和解放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的工作。
他指出了这三个国家的名字。
我重复一遍，我们知道——你们大家都知道——这里所谓“解放”的意义是什么，“保卫”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们知道这些伪善的字眼后面隐藏的是什么。
那不是别的，就是武装干涉、推翻合法政府、恢复这些国家人民所憎恨的和已经被推翻的地主与资本家的势力的计划。
美政府“10月10日法”的卑鄙目的，还在打算派遣间谍阴谋组织地下运动
克尔斯坦早在08月17日就直接谈到他的修正案。
这已经不再是一般的谈了，他具体地、直接地谈到他的修正案。
他说，他的修正案提供了给这些国家可能已经存在或者将来可能出现的地下组织以援助的可能性。
这里又把“援助”这个字眼搬了出来，目的也是要掩饰那些主张建立这些军队的人们所真正奉行的罪恶计划。
孟斯菲尔德说，1935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代表大会时，美国总统曾向苏联政府提出照会，抗议苏联政府的行动，因为代表大会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发出号召。
但是，当时代表大会号召的对象，是在这些国家里合法存在的政党。
代表大会号召的对象，是各国政府允许其存在的合法政党。
是不是有禁止任何人向任何一国的合法政党发出号召的法令呢？
这种禁令是没有的。
但是，禁止向地下政党、地下组织发出号召，尤其是禁止支援地下运动的法令，却是有的。
孟斯菲尔德企图逃避这个问题，而用另外一个问题来代替它。
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克尔斯坦对10月10日法提出修正案的问题，这个修正案的第1点规定要资助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敌对活动的地下组织。
这个修正案给这种地下组织以指导，要使它们不致毫无用处，像修正案的提案人所说，这个修正案要让东欧居民自己在解放东欧的整个事情中起重大作用。
我必须指出，这一点很合某些议员的胃口。
这些人当中的一个，阿姆·斯特朗先生，曾经情不自禁地说：
的确，这个修正案能鼓励那些人到美国方面来，和美国一道进行斗争。
他说，他真的认为如果美国给他们以充分鼓励，成千的人就会投过来，参加到自由力量方面来。
1951年10月10日法的真正目的、任务和意义就这样日益暴露出来了。
另一个议员库莱先生支持阿姆斯特朗。
他强调说，必须采取措施，争取那些人参加反对东欧的阴谋家阵营。
我已经说过，10月10日法规定资助苏联和若干国家领土上的个人与武装集团，让他们在上述国家境内进行颠覆活动和破坏活动。
这个克尔斯坦今年10月20日在委员会会议上把这个法案的真正目的和任务暴露得最充分不过了。
他这个声明发表在国会记录甲—六九五○号附录上。
克尔斯坦说，共同安全法（10月10日法）规定了美国援助共产主义国家的地下解放运动的方法。
他说，这个条款包含在他向众议院提出并且获得通过的修正案中。
但是谁不知道，像希特勒在不久以前所企图做的那样，以及在希特勒之前，例如我所已经说过的十四国所企图做的那样，苏联人民的敌人在组织反共十字军的时候，就是在进行他们对苏联的武装干涉。
这些大人先生们在捏造的共产主义威胁的烟幕下，也在组织反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反对这些国家为自由与独立而斗争的人民的阴谋。
他们正在从事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斗争。
争取和平与民主的运动的胜利，使民主与和平的敌人陷入混乱和惊惶失措之中；
现在，他们正在动员一切反动力量来和爱好自由、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作战。
10月10日法的全部目的就在这里，再也没有别的了。
它的目的，就是组织和支持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境内的地下运动。
这种地下运动事实上并不存在，但是，愚民主义者和战争贩子们企图把他们的间谍、特务、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安置到这些国家里去，这样来组织地下运动。
从我上面所引的，我从美国国会官方文件中引克尔斯坦以及其他人的声明中，可以直接作上面这样的论断。
克尔斯坦直接谈到这一点。
从美国当局给予其他国家中的恐怖活动的鼓励来看，这个法律要达到的，正是这种目的。
我要特别在这里谈到这一点，因为这也和联合国的活动直接有关。
美代表曾进行可耻活动以阻止联大讨论取缔鼓励恐怖活动的草案
各位先生，大家都知道，目前联合国大会会议的议程中，本来有一项是关于反对和平与人类安全的罪行的法典草案的。
这个草案的第2条第6节规定，任何一个国家的当局在另一个国家进行或唆使进行恐怖活动，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当局容忍目的在于在其他国家进行恐怖行为的有组织的活动，都要被宣布为非法。
代表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清楚地记得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是在总务委员会中研究的，因此，第1委员会的委员们很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我愿请委员会委员们来熟悉一下有关的文件。
这个极其重要的关于反对和平与人类安全罪行的法典的问题，原曾列在大会的预备性议程上，但是后来又决定取消了。
现在，这个问题的经过已真相大白了。
克尔斯坦听说美国代表团在这次大会上准备支持这个草案，就惊叫了起来。
他表示忧虑说，如果通过了取缔鼓励恐怖活动的第2条第6节，就会阻止在美国通过他对10月10日法的修正案……因此，他坚持主张美国代表团应该改变它的态度，力争从第6届会议议程上取消这个问题，或者至少推到下一届会议。
克尔斯坦就这样竭力要取消他认为是对实现某些措施有阻碍的东西，后来这些措施所采取的形式，就是经过克尔斯坦修正的所谓10月10日法。
从克尔斯坦在美国众议院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焦虑是这样厉害，以致于认为必须和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特别是奥斯汀来商量一下，而奥斯汀在他给克尔斯坦的复信中（我们手头有这封信，如果有必要，可以公布），却竭力使克尔斯坦对这个问题放心。
奥斯汀认为，不能够根据关于反对和平与人类安全罪行的法典第2条第6节把10月10日法解释为鼓励颠覆，破坏和恐怖活动的法案。
奥斯汀写信给克尔斯坦谈论这个问题时明白地说：
你既然身为国会议员，就应该知道，根据我们的经验，对一项法律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对各个主要字眼的解释的。
奥斯汀写道，在他看来，主要的字眼是：
“恐怖活动”、“恐怖行为”。
奥斯汀又说，必须承认，目前世界的情况要求旧的国际法标准有所改变。
奥斯汀硬说，任何配得上使用联合国名义的法典，都必须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的这种重要事实。
这就证明了必须放弃公认的原则和国际法标准，因为这种原则和这种国际法标准是能够阻止美国政府实行其从事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的措施的。
这些措施名义上是保卫所谓“自由”，而骨子里却是为了要实现大西洋侵略集团的好战计划。
这样说来，奥斯汀早在那个时候就准备好答辩
（姑且这样说），特别选择了这些论据，好使10月10日法免得被人责难为违反和平与人类安全的罪恶法。
可是，奥斯汀的论据并没有使克尔斯坦先生放心，他仍然坚持他的意见：
不用恐怖活动——这是他自己的话——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可能有所进展。
下面就是他10月20日在众议院会议上说的话，这些话也发表在国会记录甲—六九五○号里。
他说：
要说恐怖活动在东欧的解放运动中不会起任何作用，那就意味着完全不知道这个解放运动是什么运动。
庸俗的政客克尔斯坦过去就是精通此道的，美国的外交代表奥斯汀先生的政治手腕就是跟他学的。
克尔斯坦说——我引的是同一份会议记录——真正的解放运动（他的意思是说地下运动，而且凡是谈到解放运动时都是说的地下运动），其主要目的之
一，就是在人民中间扩大恐怖活动。
仅仅靠宣传和玩弄议会手腕是不能完成解放的。
克尔斯坦说，这需要在适当时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克尔斯坦不是责备他的同事们在解决这个与他们都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了不负责的态度，那末，克尔斯坦的信中的这些话和众议院会议记录的官方文件中的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克尔斯坦的这些话说：
“你们议会雄辩家先生们在必须使用恐怖手段的时候，却在谈论议会手腕。
恐怖手段是能够达到你们努力的目标的。
使用强有力的手段是必要的。”
这样，10月10日法修正案就出现了，它是准备大规模进行破坏活动的基础，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前所未有的干涉的庞大而无耻的计划的基础。
克尔斯坦继续坚持说：
应该从大会第6届会议的议程上取消谴责一个国家对其他一个国家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的那个关于反对和平与安全的罪行的法典草案。
我们知道，由于美国代表团在大西洋集团其他某些国家的代表团合作之下采取了措施，这个法典草案就真的从议程上取消了。
我确信无疑：
其他某些国家的代表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全部肮脏的内幕，他们出于实际的考虑，就好意地同意把这个关于反对和平与人类安全的罪行的法典草案推延到下届大会再讨论。
现在，你们可知道这件可耻事情的内幕了！
苏联坚决抗议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坚决要美国撤销以侵略为目的的“10月10日法”
但是，目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感到兴趣的是另外一件事。
我们感到兴趣的是：
这个法律的真正意义——我愿用法律家的话来说，就是它的实在性质，正是在这里被揭露的。
这一切足以证明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的控诉是完全确凿有据的。
如果这些事实不可能从这些会议记录中删去，不可能从我们的良心上，我们的记忆中抹去，那末，我们对这又有什么反对的话好说呢。
我们不想和美利坚合众国发生某种争执，我们向大会提出的呼吁是简单的和基本的。
我们认为大会必须谴责美国政府的行动，并且建议美国政府撤销这个法。
有人说我们误解了这个法。
但是，除了像我们这样去了解以外，是不可能有别的了解的，而且了解它的不仅仅是我们。
如果这里真的误解了这个法，那末，美国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法当作不正确的，当作和国际法及善邻的基本原则不相容的，当作和有自尊的国家间的基本关系不相容的法，而加以撤销。
我的发言完全没有说完我在这方面所能够说的话，因此如果有必要，我会要求主席先生给我再发言的机会。
我在这里讲了这些话，是因为我希望充分说明这个问题，使大家明白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一个消除苏美正常关系的真正障碍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的行动证明了这种对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敌对态度，这是苏联政府所不能不抗议的。
苏联政府不能不要求谴责这些行动，不能不坚决要求美国政府撤销这个法。
这个法是非正义的、有害的、危险的、首先对于美国自己是危险的。
维辛斯基发言完毕后，委员会主席企图对代表们使用压力，要求他们的发言内容仅仅限于目前在讨论中的问题的范围以内。
主席这样做，显然是打算把苏联代表的演说说成是越出了目前在讨论中的问题的范围。
维辛斯基答复主席的声明说：
“我愿意简单地只说这一点：
主席先生对会议规则提出解释，这是执行他的无可争辩的权力。
我对这一切解释都予以应有的尊重。
但是，我认为他所说的一切话，无论如何，一点也不适用于到现在为止我所发的言。
我要声明在先，不管怎样，如果为了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而必要这样做，我会本着同样的精神，以同样的观点发言。”
（新华社据塔斯社莫斯科21日电）
（文内小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