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贸易部规定全国百货公司和零售公司
新年春节前减价供应物资
【新华社26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为供应新年和春节中群众的需要，特规定全国百货公司、零售公司在新年减价五天，春节减价七天，并应在年前、节前举行。
在减价期间，零售价一律按九五折出售（批发业务不减价）。
合作社（限于十大城市）如亦对社员实行年节减价时，其由国营贸易公司供应的物资，除按照平时优待价格作价外，并再按批发牌价减百分之二。
各少数民族地区亦同样减价。
东北、内蒙两区的减价办法可自行规定。

在公安系统内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
——罗瑞卿同志1951年12月22日在中央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党员干部大会，是因为要动员广大群众开展一个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为此目的，就必须首先在党员干部中把有关这一斗争的思想问题弄清楚，才能使这一斗争胜利的开展和完成。
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
“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号召以来，全国许多地方，已经陆续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
从许多地方的材料来看，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确实是十分严重的。
因此，要彻底克服这些现象，必须发动一场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大斗争，必须发动一个广泛而又深刻的群众运动，才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才能彻底扫除过去的反动统治者的残余影响和反对资产阶级对于我们党的侵蚀和影响。
这个斗争在东北和其他开展得较早的地方，已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严重地打击了各种贪污腐化的行为；
清除了各种铺张浪费的恶劣现象；
揭发了我们工作中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
因而这个斗争的结果，不仅大大紧缩了国家机关的开支，而且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加强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
我们人民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保卫国家利益和保卫人民利益的权力机关，是党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之一。
因此，我们必须站在这个斗争的前面，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肃清我们机关内部和一部分公安工作人员中存在着的错误倾向和犯罪行为。
这就是说：
我们必须在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彻底肃清一切剥削阶级损人利己思想对于我们的侵蚀和影响，肃清国民党作风对于我们的侵蚀和影响。
我们人民公安机关，任何时候都必须保证自己是人民的忠实的勤务员，并以严肃的坚决的态度，来防止和克服公安人员中的脱离群众的倾向；
而若干公安人员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严重现象，则是目前时期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这样坚决地来进行这一斗争的根本理由。
在我们人民公安机关内，贪污腐化和铺张浪费现象，为什么能够这样严重的存在和滋长呢？
其基本原因是什么呢？
第1、在我们公安机关内部，特别在大、中城市的公安局内部，有大批的原国民党警察机关的旧人员和旧警察成份。
这些人的身上，沾染着浓厚的旧统治阶级的恶习和作风，因此，也就给我们带来了敌对阶级的侵蚀和影响，损害着我们人民公安机关政治上的健康和纯洁。
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已经接受了不少的革命教育和改造，有了一些进步；
并且有一些人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真正变成了革命的公安人员，但是，他们中间的另一些人，则由于受旧统治阶级影响太深，贪污成性，甚至腐化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他们对我们采取两面手法，伪装进步，企图骗取我们的信任。
他们当面说不贪污、不作坏事了，背后却依然贪污和作坏事。
他们像过去一样，想出许多办法，敲诈、勒索人民。
他们有的白天反省，夜里还是照样办坏事。
这些人的贪污腐化的劣根性，是很难于一下肃清的。
他们并不以贪污为可耻，反以为这是表示他们有办法有本事。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不仅自己贪污，还勾引别人贪污。
我们有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和人员，就接受了他们的勾引，被他们拖下水去。
第2、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朋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一切遵守共同纲领和政府法令的工商业者，必须坚持团结方针，但同时，必须抵抗来自资产阶级的一切错误的东西。
特别是违犯政府法令的行为和腐化习气的影响，更必须予以坚决的抵抗。
这样才不致受到腐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高度纯洁性。
可是，这种腐化习气的影响，还是很大，还是到处都可以碰到的。
对于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它还有很大的引诱力。
在资产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奸商，为了达到他们走私漏税、经营非法买卖、骗取国家资财的自私自利的目的，竟至有计划地向我们若干干部行贿，勾引他们上当，这也是若干人堕入腐化泥坑而不能自拔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3、我们内部有大批新参加工作的人员，其中很多都是纯洁的，可以信任的，即使有一点毛病，也是容易改好的。
但也有一些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他们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恶劣习气，已经有了一些习染，因而也就带来了相当浓厚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和作风；
再加上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因此，他们在旧人员和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引诱面前，也就堕入了贪污腐化的泥坑。
第4、我们党内有一小批意志薄弱、政治上思想上堕落蜕化的分子，他们之中有的过去还是好干部，但是他们沉醉在骄傲居功和政治上不求进步的情绪中，他们不认为全国胜利“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1步”，而是认为革命已经完结了。
他们忘记了还过去不久，即只在两年零八个月以前，毛主席在党的二中全会上的指示：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
敌人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这些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和残余的反动势力引诱、腐化的对象。
不法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这些堕落蜕化的分子相勾结，就是许多贪污案件的内容和实质。
但是，同志们，以上四条仅是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在我们公安系统中得以存在和滋长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原因，则是和我们领导上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
随着全国的胜利，各级公安机构已经建立快三年了，但是对于上述的严重现象，我们是不大了解的；
其中有一些我们是了解的，但由于思想上的麻痹，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坚决地制裁和处理。
中央公安部领导方面对于上面这些情况，是有一定程度的警惕的，对于若干贪污浪费现象，也作过一些批评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和斗争，远远不够深刻有力。
我们没有深刻体会二中全会时毛主席的指示，因此，对于已经发现的错误倾向，就没有能够普遍地系统地加以检查，并惩办那些必须惩办的贪污分子。
我们没有认真地动员群众，大张旗鼓地向贪污浪费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因而就没有解决了多少问题。
至于全国各地各级人民公安机关的领导方面，对于这种错误倾向的警惕，有的可能比中央公安部好一些，但多半比中央公安部还差一些。
有些领导机关或者领导同志，不仅没有预防贪污、浪费等错误倾向的发生，而且在这些倾向发生之后，也是不加检查，不加追究，采取了姑息、容忍、甚至放纵的恶劣态度。
有些“损大公肥小公”并从中实行贪污浪费的人，有形无形地得到负责人员的支持。
大家知道，如果我们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不加克服，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情况，也就永远不会停止。
因此，在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的同时，必须坚决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此外，官僚主义还有许多表现形态，例如，有些人高高在上，不检查工作，不调查分析情况，不从实际出发，专凭想像或从某些下级人员的假报告出发，既不提出问题，也不解决问题，满足于空空洞洞的所谓原则领导。
我们的文牍主义也很厉害，有的公文旅行十一个承办单位（厅、局、处、科等），经过十二个人批办（主任、局长、处长、科长、科员、办事员等），经过三十六道收发手续，历时六十三天，才算解决了一件小事。
滥发表格的事也很严重。
例如，中央公安部一年来共发出要求下面填报的表格四十种，到了华东公安部和山东省公安厅，就扩大到八十八种，到了昌潍专区公安处，就膨胀到一百三十种，下面当然不能执行。
应当说：
下级机关对于这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表格主义采取拒绝的态度，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是完全应该批准的。
这次斗争，对于官僚主义在这方面的表现，亦必须加以清算和克服，以便提高我们工作的质量和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但目前最主要的是克服反贪污、反浪费现象中的官僚主义倾向。
在这里，我还应该说到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问题。
我们有一些公安领导机关或者领导同志，不仅政治领导太弱，而且存在忽略政治、不问政治的倾向。
这些忽略政治、不问政治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便是一个事务主义者。
我们全国公安系统的许多环节上，是存在着这种官僚主义者和事务主义者的。
在他们领导的地方，政治原则空气是十分稀薄的，党的生活也是很不健全的。
应当指出：
我们公安系统内，还有大批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留用人员，我们的党内还有一些思想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共产党影响他们，领导他们，而是在某些方面，他们还在影响共产党员，影响我们的作风。
或者两种影响同时存在，和平共居，“互不侵犯”。
因而在许多方面，思想上的界限是不清楚的，政治上的是非是不明白的。
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因而也就是一个不能容忍的现象。
贪污腐化在我们公安系统内所以能够大量发生，所以没有受到大的阻碍和打击，这乃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原因。
我们曾再三再四地说：
在公安系统内必须强调政治，党员必须强调党性，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把公安部门的思想、工作严格放在无产阶级即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必须战胜一切来自敌对阶级的反动影响和其他一切方面不利于人民的思想的侵蚀和影响。
这一点我的确说的很多了，在座的有些同志，也许听过了好几次，但是我今天还是要重复地再说一遍。
我们怎样来开展和进行这个斗争呢？
第1、按照中央的指示在机关内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民主运动，使我们党内党外的广大干部和人员，都彻底认识：
贪污腐化是犯法的，可耻的，铺张浪费也是犯法的，可耻的。
这两者都是受了剥削阶级损人利己思想的影响和腐蚀。
要驳斥一切进行贪污浪费的藉口，要使所有同志和贪污腐化分子划清界限。
在我们的公安系统内，造成反对贪污腐化、反对铺张浪费的严肃的政治气氛，和强硬的群众舆论，使贪污腐化分子和铺张浪费行为没有藏匿之所。
第2、这个运动的展开，必须是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发扬民主互相检查，组织节约检查委员会和检查小组，使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成为广泛深刻的群众运动。
要号召所有人员大胆检举，大胆揭发，检举一切贪污腐化的分子，揭发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
在这里一方面要反对自由主义，反对那些明知不对也不出来揭发，或者明知不对仍然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压制民主，对于一切敢于压制群众的检举和群众中的民主运动的人，都必须给予严厉的制裁。
同时，要号召有贪污、浪费错误或者罪行的人自动坦白，凡是自动坦白的都可以从轻治罪或从轻处罚。
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打击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犯，但绝不能放松对于铺张浪费行为的斗争，对于那些因官僚主义失职或者因不负责任所造成的浪费，尤其对于假借职权仅为了个人享乐所造成的浪费现象，必须进行斗争。
因为这一种所谓浪费，实质上就是贪污，至少也同贪污很接近。
第3、一切公安机关，特别是城市公安机关，还必须放手发动社会上的各界人民群众进行检举和揭发，以便彻底暴露公安人员、警察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中的敲诈勒索、违法乱纪、收受贿赂、吃回扣、报假账、收受商人礼物、帮助商人走私漏税、经营非法买卖、和商人勾结作生意、吃好汉股等等的贪污行为。
光有内部的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检举和揭发，也是不可能把运动搞彻底的。
第4、对于检举和揭发出来的证据确凿的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违法乱纪的分子，必须采取严肃态度，加以惩办。
应分别贪污大小，罪恶轻重，自动坦白或别人揭发等情况具体处理。
大贪污，或因受贿而放走、包庇反革命分子，以致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利益的，或因敲诈勒索以致使人民遭受很大损失的，都须要严加惩办，直至枪决。
中小贪污分子坦白反省以后，则给以比较轻一点的刑事、行政处罚或给以批评教育，但以后不得再犯，再犯时必严加惩处。
经过别人检举、揭发坚决不坦白的，亦应从严惩处。
第5、在运动中，应随着对于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的批判和揭发，同时就应当着手改进我们的工作制度，建立我们的新的作风。
就精简节约来说，凡是可办可不办的事情，一定不办；
可设可不设的机构，一定不设；
可用可不用的人员，一定不用；
凡是可以省的经费，一定要省；
并在不损害健康，不妨碍工作的条件下，发动一个广大群众性的节约运动。
就工作制度来说，必须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下层，加强检查，克服盲目性和事务主义作风，切实审查并“革”掉目前工作中存在的不合理的工作制度、繁冗手续和文牍主义，只有如此，才能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就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来说，必须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对于国家的财政制度和精简机构的原则，必须坚决执行。
那种企图向资产阶级生活看齐，不从劳动人民生活出发；
企图向“阔绰”“大方”比赛，不为国家长远利益打算，损大公肥小公；
不注意提高干部工作能力，一味要求增加编制；
随意在国家财政制度供给标准之外，额外开支的现象，都是不妥当的，错误的，必须严加纠正。
第6、在反对贪污腐化的斗争中，应当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重点。
根据目前情况看，第1个重点应该是城市公安局的分局、派出所，特别是其中的警察人员。
其次是侦察工作部门的人员，特别是那些从事秘密侦察工作和那些手上掌握有事业费，或者要作坏事有很多便利条件可资利用的人员。
第3是监狱管理和劳动改造部门中的某些人员，因为这些人员中如果要作坏事，也有许多贪污受贿的便利条件。
第4是边防机关的人员，主要是那些在边疆地带的边防局、分局、派出所中的人员，他们手里有权，他们是不法商人引诱收买的重要对象之一，也是敌人非常注意的地方。
我们已经知道边疆地带的某些边防机关，目前发生了贪污受贿的严重现象。
第5是行政、事务、总务、生产等等单位的人员，这些单位中的若干人员，他们是最接近钱、接近物资的，也是最容易受不法商人的影响、侵蚀、腐化的。
从现有材料看，行政事务部门中的若干人员的贪污腐化的现象，也是极端严重的。
为了使这一运动迅速深入地开展起来，还必须打破若干思想认识上的障碍：
在公安系统中，公开地、雷厉风行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公开揭露和批判公安机关内部的某些恶劣现象，是否会降低我们的威信呢？
我们的答复：
不会的。
天津市公安局公开处理冯景泉侵犯人权事件，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只有那些不敢在人民面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不敢认真地进行检讨和改正错误的人，人民才会不信任他们，因而也才会真正丧失了自己的威信。
斯大林说：
“据说，对于胜利者是不应裁判，不应批评，不应检查的。
这话不对。
对于胜利者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裁判，可以而且必须加以批评和检查。
这不仅对于事业有益处，而且对于胜利者本身也有益处：
那他们就会少骄傲一点，而多谦逊一些。……若是我国共产党害怕批评和检查，那它就会没有多大价值了。……”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我们还有什么错误的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
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点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与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或错误、缺点，不能牺牲吗？”
同志们！
如果我们要对人民事业负责，我们就要在人民面前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在人民的监督之下，来承认和改正错误。
只有那种不以人民事业为重而以个人私利为重的人，才不愿或不敢揭发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是这种人，是一定会为人民所唾弃的。
在公安系统内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是否会影响当前彻底肃清反革命的中心工作呢？
我们的答复也是不会影响的。
因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如被彻底打倒，只会有利于贯彻和加强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例如天津一分局发生了严重贪污受贿，以至包庇、放走反革命分子的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的整顿，任其发展下去，我们这个分局不是就要变质了吗？
还谈什么彻底镇压反革命呢？
同志们，我的报告快完了。
但我最后还想请大家认识：
贪污腐化的倾向如果让它在我们公安系统内存在下去，发展下去，我们对于这种倾向不加反对，不加批判，不加制止，不对贪污腐化分子实行惩办，那末，它的危险性在什么地方呢？
就全体情形来说，毛主席曾经讲过：
贪污腐化的倾向如果不加制止，不加克服，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这当然对于我们也是适用的。
就具体情形来说：
如果公安系统有严重的贪污腐化的倾向，有大批的贪污腐化的分子，它的危险性何在呢？
它的危险性就在于：
如果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人民公安机关脱离人民群众，甚而危害人民群众；
就有可能给敌人以很大空隙，使敌人钻进我们内部来，从内部进行破坏，使我们在敌人面前打败仗。
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什么根据这样说呢？
大家知道：
如果人民公安机关，存在着严重的贪污腐化的倾向，就不可能不引起人民群众的反对。
事实上，现在就是这样。
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是称赞备至的；
但对于我们若干公安人员、警察人员的贪污腐化，甚至向人民进行敲诈勒索，则甚为不满。
大家又可以设想：
一个公安人员、警察人员，利用自己手上的权力，向人民敲诈勒索，这是起保护人民的作用呢？
还是起危害人民的作用呢？
至于那些和奸商勾结，甚而和反革命分子勾结，收受贿礼，实行贪污，这在表面上看，似乎并未在人民身上挤出钱来，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则不知受了多大的损害，这难道还用得着多加解释吗？
此外，我们的敌人，随时都在睁大着眼睛注视着我们，注视我们人民公安机关内部的一切弱点，寻找一切可以钻进来的空隙，以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
我们公安系统内，如果有严重的贪污腐化的倾向，如果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难道我们的敌人不会抓住这些加以利用吗？
难道我们的敌人个个都是懒汉，都是傻瓜，或者个个都睡觉了吗？
不是的，同志们！
他们在反对人民，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这一点上，并未睡觉，也并不懒惰。
他们曾经千方百计地企图勾引我们的人员腐化，以便在被腐化以后，强迫为他们服务。
这样的例子，不管在中国也好，在外国也好，难道还少吗？
今年春天，在我们的某一个地方公安机关中，曾经有两个当时的高级干部由于他们的贪污腐化，就把大批中外特务分子引进到我们内部来了，给了我们极大的危害。
如果不是发觉得早，并采取了坚决的措施，还不知会给予我们多大的危害！
你们想想，那些贪污腐化了的分子，堕落蜕化了的分子，怎么能够保证他们不落入敌人的圈套呢？
如果我们的公安机关有一部分人员由于他们的贪污腐化，在实质上起着危害人民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公安机关有一部分人员由于他们的贪污腐化，把反革命分子引进我们内部来了，那末，你们想想，其结果会怎样呢？
这样的公安机关，还能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支柱之一吗？
还能属于人民所有并用以战胜敌人和保护人民吗？
因此，在公安系统内，不能容许贪污腐化的倾向存在，必须严惩贪污腐化的分子，特别是那些大贪污犯，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同志们，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让我们全国公安系统所有人员都团结起来，集中火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向贪污腐化开火，向堕落蜕化开火，向铺张浪费开火，向官僚主义开火，一定要把这一场大斗争进行到底！

在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
李相朝将军致李比的信
【新华社开城26日电】
26日朝鲜停战谈判的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李相朝将军致对方代表李比的信全文如下：
联合国军代表团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首席代表李比海军少将：
（一）由于你方在1951年12月18日所提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并未列举每一战俘的级别与部别等必要的识别材料，我方还不可能对于这一名单作最后的审查，因此，除了以下的问题外，我方保留提出其他问题的权利。
（甲）你方在1951年12月18日所提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实际列出的姓名，较你方所称战俘总数缺少一千四百五十六名。
你方声称这一千四百五十六名战俘确在你方俘虏营中，我方要求你方迅速交出这一千四百五十六名战俘的名单。
（乙）你方经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再次经过检查后，有四万四千二百零五人未被列入你方在1951年12月18日所提交我方的名单之内，详细名单见附件一。
这些人，他们全体和他们每一个人，到那里去了？
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我方要求充分与满意的解释。
（二）你方在1951年12月21日来函中，以李承晚政府所发表的南朝鲜军失踪数字为根据，来衡量我方所收容的南朝鲜战俘的数字的大小。
这个论点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不论在任何战争中，失踪数字与被俘数字之间都没有固定的关系。
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都无权以失踪数字为根据，向对方提出某种数目的战俘的要求。
我方断然拒绝考虑你方所提出的这一不能成立的问题。
（三）你方在1951年12月21日来函中及12月22日补交名单中，询及一些非朝鲜籍的战俘的下落。
经过检查，其中七百二十六名战俘，或在由前线解往俘虏营途中，由于你方飞机轰炸或炮火轰击而死亡，或逃亡，或已为我方所释放，或由于疾病而死亡，详细名单见附件二。
其余三百三十二名战俘仍在清查中。
为便利我方进行检查，请将此等战俘每一姓名的来源迅速提交我方。
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
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首席代表李相朝
1951年12月26日
李比的来信如下：
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李相朝少将：
（1）我们已对你们于1951年12月18日给予我们的俘虏名单加以分析。
此项分析显出其与联合国军自其他方面所获得的材料相对时，有严重不符之处。
（2）此项不符的具体例证如下：
（甲）你们于1950年08月18日向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报告之五十个姓名中的三十一个，以及你们于1950年09月14日报告的六十个姓名中的三十五个，均未在你们名单中出现。
这些人的姓名见附件一。
（乙）从其他方面来源，主要从你们所谓的人道广播及你们官方发布的新闻中得来的一千零五个姓名，亦未在你们名单中出现。
这些人的姓名见附件二。
（丙）在官方档卷内列为在战争中失踪的数万大韩民国士兵当中，只有七千一百四十二名是你们名单上的俘虏。
这是在目前朝鲜战争情况下全然不能令人置信的一种比例。
（3）总之，应当为你们所安全收容的一千余联合国人员，及数万大韩民国士兵，均未被包括在你们俘虏名单中。
（4）对于附件中所载联合国军人员的情况，及你们转报称为你们俘虏的成千成万大韩民国陆军人员的情况，要求迅速给予完全适当而且满意的解释。
联合国军代表团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首席代表美国海军少将李比
联合国军总部前进基地
1951年12月21日

我们伟大的祖国
驻在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积极地进行生产，基本上已达到自给自足，节省了国家大量的开支。
这是驻新疆的部队丰收的小麦，每亩最高产量达八百斤。

我保卫和平反美侵略委员会等集会
热烈庆祝郭沫若先生荣获斯大林和平奖金
【新华社26日讯】
为庆祝郭沫若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于26日在北京举行庆祝会。
到会的有郭沫若、彭真、陈叔通、黄炎培、沈钧儒、邵力子、胡乔木、马叙伦、张奚若、邢西萍、许德珩、许宝驹、彭泽民、司徒美堂、廖承志、章伯钧、蔡廷锴、梅汝璈、陆定一、沈雁冰、李四光、章汉夫、伍修权、聂真、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侯德榜、曾昭抡、赵忠尧、华罗庚、钱三强、涂长望、叶企孙、陈垣、林砺儒、周培源、袁翰青、茅以升、丁玲、老舍、曹禺、沙可夫、袁牧之、欧阳予倩、曹靖华、马思聪、洪深、冯雪峰、阿英、史东山、叶圣陶、马彦祥等一百三十余人。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致开会词说：
郭沫若先生是我们中国杰出的作家和社会领袖，是我国和平运动的积极工作者。
由于郭沫若先生保卫与加强国际和平的卓越的功绩而荣获今天国际上最高荣誉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这是郭先生最大的光荣，也是全中国人民最大的光荣。
我们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但和平是要争取的，我们中国人民要不断地加强努力，同世界和平堡垒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副主席彭真致贺词说：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把1951年度奖金授予我国人民杰出的代表郭沫若先生，这是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国人民保卫和平运动的极大鼓励。
我们全国人民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并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致团结起来，为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为保卫国际持久和平斗争的胜利，继续共同奋斗。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沈雁冰代表中国文艺界向郭沫若热烈祝贺。
沈雁冰说：
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解放后，郭沫若先生一直代表中国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中贡献力量。
由于中国在世界和平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郭先生的努力和成就是值得夸耀并且应当感谢的。
中国文艺界一定用文艺武器作郭先生的后盾，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支援抗美援朝和增产节约的运动。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代表中国科学工作者向郭沫若致贺。
李四光说：
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用各种方法欺骗人民，我们要帮助受欺骗的人民把眼睛打开，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关系人类前途的工作。
李四光强调说：
科学工作者的大军应当认清立场，加强政治认识，为保卫和平、保卫祖国作更多的贡献。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老舍代表北京市文艺界致贺辞说：
我们文艺工作者对郭先生的获得荣誉，分外感到亲切、兴奋、欢喜。
我们必定好好向郭先生学习，用我们的笔墨发扬全国人民热爱和平、坚决反对侵略战争的伟大精神，扩大和平运动的影响。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致贺词说：
中国人民因爱好和平而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命运已发生了变化，中国人民已把和平掌握到手里，建设和平的生活，并且有力量同苏联和全世界人民共同守卫和平。
为了和平，我们在朝鲜在国内都付出了高贵的代价，历史上从未有这样一个时代，中国人民曾为和平付出这样的代价，并且得到这样的信任和尊重。
因此，接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不仅是郭沫若先生六十年生活的光荣，而且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荣，中国文化界的光荣。
中国文化界正在团结一致为建设和保卫和平生活而努力；
中国的科学和艺术都是服务于和平事业的，光荣属于争取和平的人民，属于争取和平的文化。
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和平力量联合起来，和平一定胜利。
郭沫若在致答词时，把他的光荣归于在毛主席领导下为和平而奋斗的中国人民。
郭沫若强调说：
伟大的苏联人民，才是对于世界和平作了最重要贡献的人民。
郭沫若在会上宣布把奖金十万卢布全部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作为保卫世界和平工作之用，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郭沫若在结束答词时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向苏联人民致敬，向毛泽东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致敬。
政法委员会等五个司法机关举行大会
董必武主任动员开展反贪污浪费
批判了有些人忽视这个运动的错误思想
【本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央法制委员会、中央司法部五个机关在12月20日实行合署办公后，22日召开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大会。
会议由董必武主任及蓝公武副检察长作动员报告。
董主任首先指出：
“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厉行增产节约，是当前的中心任务。
要搞好增产节约运动，就必须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否则增产节约运动就不能前进一步。
贪污和浪费现象虽有分别，但在损害人民的利益上是一样的。
贪污的必定浪费，浪费的人虽不一定都是贪污分子，但浪费会助长贪污之势，却极为显然。
而官僚主义则是产生贪污浪费的温床。
官僚主义具体表现在脱离群众，不接受群众的积极意见和不检查工作也经不起检查的三个方面。
这些现象是相当普遍的。
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在各机关里虽然程度不同，但不仅都有，而且是严重的。
贪污的人，既丧失了一个人的道德，也犯了国家的法纪，这是绝不能容许的。”
董主任列举出若干贪污浪费的事实之后，继而对于有些人忽视这一运动的几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
他指出：
“有人认为发生贪污现象是因为我们的待遇菲薄，生活清苦而引起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同情贪污的错误思想。
并且也和事实不符。”
他列举若干事例，证明实际上都不是为了生活不能维持，而是由于生活上腐化堕落才去贪污。
又指出：
“有人认为我们不是财经机关，没有掌握财政，也没有管理物资，因而不会有什么贪污浪费，这也是一种麻痹思想。
你们以为自己没有管钱财，不会有贪污行为，但如一旦掌管了钱财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是管钱财也不贪污。
现在我们还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检查，我们的事务行政部门、采购部门，你们能够肯定地说很干净吗？”
董主任更进一步号召大家，要从思想上、原则上来认识问题。
他指出：
应该根据中央所指示的可办可不办的不办、可用可不用的不用的标准来检查自己，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才会进行得彻底，才能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把自己的立场站稳，今后才不致受地主、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的侵蚀，才能从思想上和他们划清界限，那才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和最大的目的。
董主任又指出：
政法各机关虽不同于财经机关那样的掌管钱财，但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揭发了几个较大的贪污案。
至于浪费的现象，则是普遍而严重的。
因之，除了严厉检举、揭发并依法处理贪污分子之外，大家更应注意反对浪费，并严格检查浪费的现象。
当前极为严重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对贪污浪费者熟视无睹。
这种坏风气亟应纠正，亟须克服那种洁身自好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倾向。
董主任号召在这一运动中，应大张旗鼓，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依靠党和青年团，依靠党外积极分子来进行工作，应该像镇压反革命运动那样雷厉风行地把这一运动搞成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
犯过这样错误的人要大胆地、自觉地坦白，则重者从轻处理，轻的可免予处分。
想隐瞒终是隐瞒不了的。
董主任最后指出，这次五个司法机关实行合署办公，就是执行精简节约的一个具体例子。
它的作用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
因为这样合署办公的结果，更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使司法机关的力量，更可以用在当前的中心运动上。
如此就可以跳出事务主义的泥坑，而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更好地作好司法工作。
在此次合署办公的进行过程中，曾发现有本位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
精简人员和紧缩机构的运动，是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结合进行的。
因之在这一运动中，也应克服本位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
继由蓝公武副检察长报告，指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对每个工作人员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不应以为事情小而忽视，即使节省一度电，也是对增加生产有好处的。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会议
决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新华社26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26日举行第31次委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会议由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主持。
首由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报告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筹备经过；
会议通过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主任委员马叙伦，副主任委员吴玉章，委员胡乔木、韦悫、罗常培、黎锦熙、丁西林、叶恭绰、陆志韦、魏建功、季羡林（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陈家康、吴晓铃（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林汉达（中央教育部社教司司长）。
会议并通过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组织简则。

民革中央委员会和北京市分部开会
动员全党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本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北京市分部在25日联合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动员大会。
大会由李济深主席主持。
他在讲话中指出：
“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是违反共同纲领的行为，本党是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纲领，必须对贪污浪费的现象和官僚主义展开无情的斗争。
首先应该检查党内贪污浪费的情况，并坚决肃清党内存在着的官僚主义作风。”
他号召“全党立即积极行动起来，并推动所联系的群众参加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运动。”
最后他说：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对贪污浪费的现象和官僚主义的作风，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而且也是一定可以完全肃清的。”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谭平山也在会上讲了话。
他列举一些事实说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作风是如何严重地破坏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阻碍着我们社会的前进。
他并着重指出：
民革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员之一，对于贪污浪费现象绝对不容许采取袖手旁观的自由主义态度，民革全体党员应协助政府随时随地检举贪污浪费。
接着由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王昆仑作动员报告。
在报告中，他指出：
经过初步的了解，民革内部不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而且也有浪费和个别的贪污现象，民革中央和各地组织都将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进行深入检查。
他并且着重批判了对于这一运动的若干不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思想，如有人认为民主党派机关不大，无可贪污，浪费也少；
有人对这一运动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有人把贪污浪费归之于客观的原因等等。
会上，民革总部、北京市分部和各机关小组的干部、党员纷纷发言，他们一致表示坚决响应这个号召，保证在这一运动中起带头模范作用。
民革中央常务委员陈其瑗也在会上讲了话。

美方对第3项议程仍坚持干涉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
我方痛斥美方蓄意拖延停战谈判
我要美方解释为何扣留我方被俘人员
【新华社开城26日电】
在26日朝鲜停战谈判的第3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由于对方仍然坚持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而毫无进展。
我方代表指出：
我方12月24日提出的方案，建议双方在停战期间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人员及战争装备，包含作战飞机在内，并在监察问题上，同意了对方提出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或一方向中立国监察机构提出调查违反协议事件的请求时，中立国监察机构即须负责进行视察”的主张，这表现了我方觅取稳定与有效停战的诚意。
对方再不应对我方空军力量的生长有任何畏惧，而坚持其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
虽然如此，对方却仍然置我方的和平努力和全世界人民希望双方努力在军事分界线有效期满前达成协议的热望于不顾，仍然拒绝采取协商的态度。
这显示对方蓄意拖延停战谈判，不愿对达成停战协议作任何努力。
在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对方仍然坚持讨论根本不存在的已为我方释放的俘虏的下落的问题，而拒绝进入双方释放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基本原则与具体安排的有益讨论。
我方代表坦白指出对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拖延谈判。
对方提出来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而真正需要解释的严重问题，是对方为何扣留了我方四万四千余名有名有姓的战俘。
我方代表向对方提出了四万四千余人的详细名单，要求对方作充分与满意的解释，同时又书面答复了对方在12月21日向我方查询的一千余名对方人员的下落。
我方代表并将对方战俘的八百余封家书转交对方。

表现我国人民抗美援朝斗争的第1部重要艺术品
纪录片“抗美援朝”第1部明天在全国上映
【新华社26日讯】
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最近出品的文献纪录影片“抗美援朝”第1部，即将于本月28日在全国四十四个大城市及工厂、部队、农村中放映。
该片为随中国人民志愿军摄影师徐肖冰等十三人合作摄制，是表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斗争的第1部重要艺术品。
影片生动地叙述了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叙述了朝鲜北部人民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得到解放和美帝国主义指使其走狗发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攻的主要经历，叙述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对侵略者并肩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各种动人的场景。
“抗美援朝”在中国纪录影片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成功。
这不但是因为它的题材的伟大，也因为它的艺术上的优异。
该片的制作是它的编导兼摄影者、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徐肖冰和其他所有战地摄影人员在战场上英勇奋斗的结果。
摄影师之一杨序忠在工作中献出了生命。
诗人艾青为该片所写的说明词优美而热烈，与片中所表现的斗争也可以相称。

不许偷税漏税
在我们人民的国家里，纳税是人民光荣的义务。
因为纳税是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不少工商业者认识了这一点，他们在纳税中表现很积极，确实尽了应尽的、同时也是光荣的义务。
但是也有不少工商业者，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他们千方百计地偷税、漏税，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
华东地区八个月查获的偷漏税案件中，偷漏税款近三百亿元。
这是极端有害的恶习。
人民政府并不反对工商业者获得利润，而且采取种种政策，保证工商业者获得正当的利润，但是，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坚决反对某些工商业者在暴利思想支配下的破坏国家税收的违法行为。
很多地区展开了反偷漏税运动，是完全必要的。
为了肃清私营工商业者偷税漏税的非法行为，各地税务部门和工商部门，应该广泛地向纳税人讲清楚纳税的意义，号召纳税人照章纳税。
对偷税漏税者照章加以惩处。
这样才能堵塞偷漏国家税款的漏洞。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应该向所有工商业者说明，偷税漏税和行贿常常是不可分的，并且都是可耻的犯罪的行为。
应该号召他们自动坦白，纠正这种违法的行为，同时发动群众检举。
今年上半年各地已经查获了五十七万多件偷税漏税案件，这就证明在人民群众的协助之下，人民政府完全有办法能够消灭偷漏税的现象。

东北粮食公司哈尔滨办事处
违反加工政策坐视奸商侵蚀国家财产
有关机关应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管理并纠正这种错误行为
东北粮食公司哈尔滨办事处，在委托私营油坊业加工的政策上，发生严重的偏向，使国家财产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东北粮食公司哈尔滨办事处给资方的加工费，除了按资方的正当开支加百分之十五的利润外，并把资方自报的不正当的开支也计算进去了。
因此，资方自报的成本越高，按比例所得的利润就越多。
哈尔滨办事处坐视资方侵蚀国家财产。
从1951年02月到07月，资方虚报每片豆饼需煤五斤到五斤半，汽缸油六分五，消耗品合七十元。
经查账修改，每片豆饼只需煤四斤二两，汽缸油二分六一；
消耗品合二十八元。
从1951年02月到07月，哈尔滨办事处共给国家损失了二十四亿三千三百多万元人民币，其中只煤一项就损失了三千吨。
其他项目，如：
机器折旧，账上一天合五万八千八百二十元，而合同则订十二万四千八百五十元。
资方甚至把捐献飞机大炮钱也加在“成本”里（永生合经理陈振山谈）。
资方看到有空子可钻，一方面设法取得非法利润，另一方面拚命扩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影响。
资方挑拨工人和工会、公司之间的关系，使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形成不正常的状态。
资方常以“照顾”工人福利的面目出现，拉拢工人说：
“只要公司同意，有你就有我。”
公司向资方提出批评时，资方就对工人说：
“别这样啦，公司又有意见啦。”
资方就用这办法使工人对公司不满，自己装“好人”。
工人去开会的车费、饭费，资方也给；
甚至工会已给了，资方再给一份，然后把这些算在“成本”里。
又如恒祥东的资方，要求给工人增加奖励金；
兴东油坊的资方、双合盛的经理、义昌信的经理等，带头要求给工人增加工资，说工人工资不多（实际已高于公营企业）；
资方在年关给工人津贴，又给工人加工资。
明明是资方想从提高成本来增加利润，资方反而说：
工会和政府限制工人的要求。
资方大量挥霍浪费，把工人每人每月伙食费提高到一百二十分到一百三十分，剩下的饭菜很多，拿去喂猪喂狗都喂不了，甚至往厕所里扔。
和聚公油坊国庆节请工人家属吃饭、看戏（包厢），用的钱都算在“成本”里；
工厂电灯昼夜不闭，浪费现象到处可见。
在这种情况下，资方只考虑怎样提高“成本”，对经营管理采取消极的态度，毫不关心生产。
如：
同成合的经理，过去对生产很关心，又有经验，工人说：
“他到油坊走一圈，就知道少出油的毛病。
可是现在他没有下过一趟车间，不问生产。”
碾子坏了，资方也不设法修理，因而出油率降低；
同聚祥在不做加工活时使用油坊暖豆室，做加工活时就不用；
兴东油坊不做加工活时把碾子紧一紧，做加工活时就松一松，怕弄坏了碾子（碾子紧得适当就多出油）。
加之哈尔滨办事处的同志有单纯任务观点，任务紧急时，就减少压饼时间，破坏操作规程（从正常状态十二小时，减少到六小时），油率大大减少。
只拿1950年05月到1951年03月加工的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七吨大豆来计算，就少出豆油七万斤。
东北粮食公司哈尔滨办事处不但掌握公私兼顾政策有偏向，而且对于依靠职工群众的观点，也是认识模糊的。
哈尔滨办事处虽然也在完成任务时给工人以奖励，但实际上是仅仅依靠资方和驻厂员来完成加工任务。
哈尔滨办事处在各厂都派有驻厂员。
有的驻厂员采取消极的监视方法，有的直接管理生产，有的甚至代替资方管理生产。
如怕豆油漏在资方的油囤里，驻厂员不和工人商量办法，便自己拿桶去接，引起工人不满。
结果，油还是漏了。
08月份，九家接受加工的油坊清理油囤时，发现多了三十一万多斤豆油，都是漏进去的；
有的驻厂员半夜起来用电棒照垛子，拿剪子剪油草尖（怕油流到外边），却忘掉了依靠群众；
有的驻厂员在工厂里走来走去，监视生产。
工人说：
“拿臭架子干啥，倒不如和我们谈谈。”
而驻厂员竟认为：
“我们委托私人加工，一切找资方，和工人谈不上。”
工人上榨时要慢点搬榨才能多出油，而驻厂员却叫工人快点搬。
工人说：
“驻厂员什么也不懂，硬充明公（自作聪明）。”
可见驻厂员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资方就趁此挑拨工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说：
“公司不相信工人了。”
加之工会对工人教育不够，使工人和公司有对立情绪。
甚至有个别工人不相信公司和工人是一家人。
东北粮食公司哈尔滨办事处违反加工政策和不依靠工人阶级，使国家财产损失很大。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1年02月到07月，由于资方谎报成本，损失国家财产二十四亿三千三百多万元；
因调拨原料不及时而停工待料，损失一亿六千万元，因管理方法不当或单纯任务观点而漏掉和少出的豆油，就有三十八万斤。
其他无凭据可查考的和严重浪费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这些损失都是可以避免的。
而哈尔滨办事处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注意，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
从这些问题看，东北粮食公司哈尔滨办事处在执行加工政策上和加工管理上，不是促进私人资本积极经营，增产节约，避免浪费，改善旧的管理制度；
而是无原则地信任资方，不依靠工人阶级，使国家企业在经济上、政治上遭受了巨大损失。
东北粮食公司应检查和改进这样的情况，加强对私营企业的加工管理，使私营企业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确方向发展，为国家经济服务。
（本报特约记者吴宏毅）

京市人民政府财政局审计科
程序同志来信检查浪费
编辑同志：
我做的是财政工作。
我的主要业务是审核预算和计算。
最近，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学习中，我联系到我的工作，进行了检查。
我认为经管审核财政开支的人员，如果对于各机关的开支，不仔细分析，不调查研究，就马马虎虎地拨款，会对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失。
今年冬季，审核北京市公安局添制交通警察穿的皮外衣时，我没有调查研究，没有了解实有人数比编制人数少二百九十二人，就机械地照本市交通警编制人数，按每人一件补足。
结果，这批皮外衣分发后，还剩下二百七十件（计新做的二百零三件，修理的旧衣六十七件）。
新皮外衣（连帽子）每件九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四元，二百零三件共合一亿九千七百八十七万多元。
修理旧的皮外衣（换皮面子、洗里子等）每件约六十六万元，六十七件共合四千四百多万元。
总数合计二亿四千多万元。
审计工作是一个极细致的工作。
但是，我却整天钻在文牍主义的圈子里，不经过详密的调查研究，就盲目地拨款。
这说明我对工作的责任心不强。
在这次大张旗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我的认识提高了一步。
我明确了，我的行为虽然不是贪污，但浪费了国家的小米，也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我除了加强今后工作中的责任心外，并请求上级给我应有的处分。
这里，顺便提一下和这件事有关的王可兴同志（现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供给科被服股股长）。
王可兴同志明明知道北京市交通警现有人数比编制人数差二百多人，但是王可兴同志却又做了三百五十件，比原定要做的件数还多做了五件。
再如人民警察用的皮带，王可兴同志明明知道还存有旧的，稍加修理就能用，但是，他在没有批准预算前，就和私商订立合同，完全做了新的。
王可兴同志说我们“不解决问题”，我们在工作中常常发生不必要的分歧意见。
浪费的事实证明，不认真执行预算制度，就一定有不少的漏洞，就会造成对人民财产的损失。
我愿意和做财政工作的同志们在这次运动中互勉。
程序

光华纺织厂应重视女工福利
编辑同志：
北京市公营光华纺织厂行政和工会方面，毫不重视女工福利，影响了女工的生产情绪。
这个厂的工人以女工为多，但女厕所只有一所。
女厕所在宿舍后面，距离工作场所二里多路；
厕所的上面没有棚，周围也没有墙，坑上只架着几块薄板。
天冷了，满地满板的尿都结成了冰，一不留心就可滑倒。
女厕所里也不装一盏电灯，行政干部却说：
“节约时期，不能装灯。”
我们曾经多次向行政和工会提出增加女厕所的要求，他们都不理。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少吃开水。
现在，大家都怨声载道，根本打不起劲来工作。
光华纺织厂属于公营永茂实业公司领导，我们女工希望永茂实业公司派人来厂调查。
光华纺织厂女工 毛卓民
（代笔王子华）

克服保守惜售思想，加速资金周转
中央贸易部国内贸易司副司长张翼飞
1952年国营贸易系统要求在加速资金周转方面，节约资金八万亿元。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全国国营贸易企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工作人员，必须改进对人民的服务态度，开展积极的销货运动，扩大卖钱额，满足群众对货物的要求。
这是加速资金周转的关键问题。
目前，各地国营贸易企业中，有许多工作人员，对加速资金周转的重要意义仍然认识不足。
特别是在一部分领导工作人员中，有严重的保守惜售思想，障碍着企业资金周转的加速，影响市场的供应。
保守惜售思想有那些具体表现呢？
就目前看到的有下面这几种：
一、愿意调进货物，不愿调出货物；
甚至坐视邻近公司脱销，也不肯调给。
比如：
天津工业器材公司在10月份库存烧碱一千多吨，每月加工收入可达到一千多吨，而每月销售量从来没有超过八百吨。
可是，他们既不敢大胆出售，又抵抗总公司向上海调拨。
广东省百货公司前库存榴花糖八千包，坐视广州市公司榴花糖脱销而不肯调拨。
苏北东台百货支公司11月中旬煤油供求失调，派人到所属安丰营业所调拨十大桶（该所库存足够五十天销售）；
这个营业所多方强调困难，只肯调出五大桶。
其他地区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二、对顺销货愿多要而不肯大力推销，对一般非名牌货却又不积极设法打开销路。
强调销货完不成计划是由于上级没调给足够的顺销货，以掩盖自己的保守惜售思想和“名牌货思想”。
川南百货公司10月份存有毛巾九万打，只销出六千打；
存布五万六千匹，只销出一万零五百匹。
山东贾旺纱布推销小组，大集一天卖三匹布，小集一天卖两匹布，平日卖一匹布。
顾客多了，就减少售货员，以拖延时间。
湖北省河道观百货支公司第3季度末库存及加工采购进货，相当于第4季度销货计划的两倍以上；
但仍盲目惜售，停止了批发，撤回了推销小组，使棉农售棉后买不到百货，群众说：
“百货公司是缺货公司”。
三、只愿意扩大零售，而不同时积极地扩大批发。
这样是决不能完成销货任务的。
必须积极扩大批发，把一切公私合作社商业的力量发动起来，才能充分供应消费者的需要。
不少地方的百货公司都是在某种货物顺销时，就停止对私商批发（或限量出售），专供自己门市零售；
结果，把大批的顺销货压在仓库里，使资金无法周转，消费者得不到足够的供应。
四、擅自提高顺销货价格。
这是保守惜售思想和单纯营利观点结合之下产生的错误行为。
唐山花纱布公司看到苏联花布畅销，每尺提价三百元。
威县百货公司把煤油的批发和零售差价扩大到百分之四十。
天津市百货公司把上海出产的警钟腊纸地区差价提到百分之三十九点八，北京市百货公司甚至提到百分之四十八。
五、对上级要求“按计划掌握出售”的商品，认为卖的越少越好，可以不完成计划。
甚至有些商品在销售旺季时，由于“掌握出售”的结果，积压成过季节的冷背货。
比如天津花纱布公司现存漂白和浅色夏令布十几万匹，没法推销。
他们不了解“掌握出售”只是指按计划出售，不要超过计划，但必须完成计划。
六、消极地坐柜台等客求购。
他们认为自己的货是
“缺货”，不用积极宣传、扩大推销，自会有人找上门来。
郑州市百货公司库存盘纸八百多盘，不肯和纸烟厂订立加工合同，反认为“盘纸是公司包销物资，工厂总得向我们买”。
保守惜售思想不但使资金积压下来，使企业的销货计划不能完成，同时也使有这种思想的干部对市场产生盲目的恐慌心理。
这种恐慌心理，又影响到了市场，使许多人对个别供应不足的物资更加觉得不足，本来可以稳定的价格不能稳定，给了奸商以可乘之隙。
这种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这些人面对着大量的货物而保守惜售呢？
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盲目地认为今天的工业品不足，因此对上级指示“大力推销，支持收购，以稳定物价”的精神不能体会，不肯坚决执行。
他们并没有调查研究和分析：
究竟今天是各种工业品都不足呢？
还是只有某些工业品不足？
是全国不足呢？
还是在个别地方在一定时间内不足？
是稍有不足呢还是不足得很多？
他们只是在个别地点、个别时间看到某种商品稍见畅销，便认为是整个商品不足，便一方面采取限量出售、停止批发等不适当的措施，一方面向上级大嚷大叫，要求增调。
他们以过去稳定物价的方法，来掌握今天的物价。
今天国营贸易企业的物资力量是充足的，和市场的需要基本上是相适应的。
因此，现在稳定物价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手中的物资大量出售，回笼货币。
其次，某些干部的“把货存在手里，过些时候卖，可以多赚几个钱”的单纯营利的思想和行为，也造成商品积压。
此外，不了解自己的家当、在经营问题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积压资金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反对保守惜售的同时，也必须反对单纯营利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
自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发出坚决克服保守惜售思想的指示后，最近两月来，各地国营贸易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已经有了一些改善，但今后还应进一步克服保守惜售思想。
如何克服呢？
一、加强思想教育，扫除以上的思想障碍，使全体干部懂得：
只有大力推销，加速资金周转，保证供应，才能刺激生产，和保证物价长期稳定，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国营贸易企业的增产节约任务。
二、各级贸易行政部门和国营贸易企业的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的工作，每天应当细看所属各公司当天的进、销、存日报数字，和完成计划数字的百分比，及时了解家底和业务情况，及时研究市场情况的变化，随时改进工作。
三、认真检查清点库存，进行商品排队，分别不同商品，研究出不同的出售办法；
增设廉价部，推销冷背残货。
四、进行价格检查。
如某种商品市价高于牌价，而经营这种商品的公司库存充裕，就要坚决积极出售，把市价拉到牌价的水平。
五、必须消灭过季商品积压现象。
冬季商品必须在冬季卖光（尤其是百货公司），宁可在季尾脱销数日，不应允许再有大批过季的背货积压。
六、在经营方式上坚决克服等客上门的现象。
必须发动全体职工开展销货竞赛，积极主动地联系各机关、各团体、合作社、商人、小贩等主顾进行销售。
并应根据各种不同商品的条件，分别采取组织百货展览会、下乡赶集赶庙会、先联系后送货、扩大宣传等办法，加强和消费者的联系。

北京市公安人员受到表扬纷纷表示努力保卫首都安全
编辑同志：
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北京市第3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对北京市全体公安工作人员的表扬信。
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内三分局第15派出所全体同志看到这封表扬信后，感到无限光荣。
我们虽然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上级的决议、指示和人民的支持下，镇压了反革命，巩固了首都的革命秩序，保障了首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把反革命残余完全肃清，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缺点。
因此，我所全体同志保证拿出全力，继续地提高警惕，加强工作，依靠全市人民，克服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巩固、发扬优点，彻底把反革命残余肃清，使首都的革命秩序更加巩固。
我们要更加努力，使首都人民生命财产更有保障。
我们要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答谢政府和人民对我们的表扬。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内三分局第十五
派出所全体同志
编辑同志：
当我们看到表扬我们的信时，我们感到无限的光荣。
我们不会忘记：
这光荣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彭真市长的正确领导所得到的，也是由于全市人民的积极协助所得到的。
我们绝不骄傲、自满。
今后，我们要努力改正缺点。
我们保证：
一定更提高警惕、加强工作，更密切依靠人民，把一切反革命残余肃清，使首都的革命秩序更加巩固。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内五分局第3派出所白守和

北京市私营复华窑
资方克扣工人工资有关部门应迅速处理
编辑同志：
北京市十区私营复华窑经理姜子龙故意克扣工人工资。
例如：
工人张金玉自今年04月到11月的工资，姜经理只付了六十多万元，还欠一百多万元。
工人王有忠在这个厂干了十四个月的活，姜经理只给了些零用钱，共欠他工资二百三十多万元。
王有忠家乡是灾区，因为没有钱汇到家里，只好眼看家里人挨饿。
烧饭工人杨方成因为天冷，向姜支五万元做棉衣，但姜竟不答应。
其他例子还很多。
据初步统计，这个窑的资方共欠工人工资一千四百万元。
这种情形不能再继续下去，请有关部门立即处理。
北京市总工会第10区办事处

北京市零售公司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
王敬
国营北京市零售公司，自从09月份实行了民主管理，开展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后，整个公司面貌一新。
九、10月份两个月里，公司获纯利二十六亿元，节省商品流转费二十六亿多元。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和中国店员工会联合号召全国各地贸易部门学习他们的经验。
在09月份以前，国营北京市零售公司行政领导干部对依靠工人的思想不明确，只强调“经理负责制”，认为“民主管理”是工厂的事，在贸易企业里不应实行民主管理。
因而凡事都是行政上独断独行。
职工没有树立主人翁感觉，很多职工在经营上“官办买卖”的作风很浓，对顾客缺乏热情招待。
因而使公司的任务不能完成。
今年01月到08月，每月平均只完成推销任务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今年07月底，零售公司工会成立后，虽然职工在爱国主义教育下劳动态度有所改变，但因行政管理还是老一套，08月份工会号召展开红旗竞赛运动也没有结果。
今年08月底，行政方面和工会干部认识到要把业务经营好，必须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
于是，成立了公司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管理委员会。
（委员有经理、工会主席、各科科长和职工代表等。）
这个民主机构的成立，改变了职工对公司的认识，他们说：
“公司大事，也有咱工人代表参加商量了。”
竞赛管理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就是讨论和决定竞赛运动中的一切问题。
竞赛管理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属于业务、财政、计划、人事等问题，由行政方面办；
属于职工的动员、教育、福利等问题，由工会办。
这样，统一布置，分工负责，行政方面和工会的步调统一起来了。
竞赛管理委员会提出了“扩大卖钱额、减少商品流转费”的竞赛口号，行政方面和工会签订集体合同。
合同的内容，经过全体职工反复讨论。
有的说：
“从前行政不保证商品的质量、不能及时供应门市的需要，运输工具和加工机器坏了，也不能马上给修好。
这些都要订在合同上，叫行政方面保证。”
有的说：
“从前咱们的工作态度也太坏啦！
咱们一定保证：
不但遵守制度，也要开动脑筋，想法儿把营业搞好。”
于是，全体职工把过去搞不好营业的毛病都找了出来，研究出解决的办法，订到集体合同里面。
合同里制订了奖励办法：
包括物质奖、荣誉奖、团体奖和个人奖。
奖金来源，是由行政上按全体职工工资总额提出百分之五，超额完成任务时实行逐级累进，最多增到全体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五为止。
在讨论和签订集体合同中间，启发了工人当家作主的思想。
公司各部门之间也订立了联系合同，并和各兄弟公司之间订了供销合同。
从前，各部门之间缺乏联系和配合。
比如：
营业处和粮食加工厂，从前产销不协调，加工厂要原料，营业处不供给；
营业处要成品，加工厂没有。
业务股和大车组也是这样：
业务股到时间不把提货单交给大车组，大车组在装运上也不按照规定时间，这样，零售店时常发生缺货的现象。
现在，联系合同和供销合同的订立，使公司每个环节都能紧密衔接。
在这个基础上，全公司都动了起来：
各部门都修订了爱国公约，订立了个人工作计划，各小组、各部门互相挑战应战，使整个竞赛运动火热地展开。
全体职工在竞赛中，充分地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他们想尽方法扩大卖钱额和减少商品流转费。
有的职工主动到市民家进行访问，和机关伙食团座谈，尽量扩大商品销路。
有的主动给顾客送货；
顾客们满意地说：
“零售公司的干部可变了样儿了。”
十六零售店女工唐教宣，自己赶着大车到西郊送粮食，回来时一边宣传，一边联络主顾。
全体职工都注意节约，注意了商品的保管，作到勤倒、勤晒、防霉、防鼠。
10月底统计，九、十两个月在竞赛运动中共卖出商品值五百二十二亿多元，完成了原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七十六，得纯利二十六亿多元。
两个月降低商品流转费二十六亿多元；
并且加速了资金流转：
从四十天周转一次缩短为十九天周转一次，两个月少积压资金九千八百多亿元。

山东电器厂吴爱升
非法捆绑工人侵犯人权
编辑同志：
淄博市山东电器厂保卫干事吴爱升（共产党员），目无法纪，竟敢捆绑工人赵源培（青年团员），非法逼供，造成极坏的影响，领导机关应予纠正。
这个厂的工人食堂在08月份丢失了七十多斤小米的饭票。
保卫干事吴爱升认为翻沙间工人赵源培常到伙房去玩，饭票又买得少，一定是他偷的。
09月28日，赵源培因病歇工，吴把他叫到宿舍里，要他承认偷饭票的事。
赵不承认，吴就带他到警卫班，命令警卫员把他紧绑起来，说：
“看你承认不承认！”
当时，人事室副主任郑健俊（党总支委员会副书记）走进来，也不制止这种非法行为，只看了几眼就走了。
赵被缚半个多钟点，两臂麻木难忍，因此，狠狠心就承认了。
当晚，这个厂的厂长也不进行调查研究，就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了这件事。
事后，赵越想越冤，要求工会和青年团总支委员会作深入调查。
但这件事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这种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是犯法的，希望有关方面认真检查处理这件事。
初佃忠

山西省曲沃县税务局
发动全县“互查补税”运动
工商界补报逃漏税七亿多元
编辑同志：
山西省曲沃县税务局为了贯彻“依率计征”的税收政策，在12月份动员全县的工商业者，展开“互查补税”运动。
并宣布：
凡过去有漏税、逃税行为的工商户，在这次自报补税者，不再处罚，如过期不报，不只要补税，而且要受处罚。
在工商业联合会和工会的协助下，工商业者以集镇为单位，建立了“互查补税建账建票推进委员会”，各行业并成立了推进小组；
通过这一组织，向工商业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说明逃税、漏税是破坏国家税收政策的违法行为，并且会直接减弱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力量。
经过教育启发，大部分工商业者都提高了觉悟，纷纷自动补税。
如旱烟业福昌公负责人段子美（是这个行业的主任委员）除补报税额四百多万元以外，并组织了三个人到旱烟业各户动员补报。
磨房业曹文定帮助同义肉坊报出营业额五百万元、印花税十万元。
曲村镇各行业还讨论了税收在国家中的作用。
这个镇的“三五卷烟厂”经理冯照基在讨论以前还说：
“我一贯不漏国税”，但在讨论后却补报了漏税四十多万元。
李月盛卷烟厂在讨论以后自动交出真实的账本。
据统计，到12月05日为止，全县自报户数约有六百多户，补报逃漏税额共七亿五千六百多万元。
但在这次补报运动中还有少数工商业者，用遗失账簿或没有账簿为藉口，拖延不报或漏多报少。
我认为他们应该改变这种错误的态度，赶快老实补报。
秦杰礼

平原省汲县阜新纱厂女工
张荣花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以后创全厂减少皮辊花率最高纪录
编辑同志：
平原省汲县阜新纱厂细纱间普遍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以来，细纱女工张荣花学习得最积极。
11月13日到15日，张荣花的皮辊花平均为百分之零点二二七，较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以前降低百分之八十七点五，创这个厂减少皮辊花率的最高纪录。
张荣花所以能有这样成绩，主要是在接头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郝建秀工作法。
她除了撕花、引纱、拤头等都按照郝建秀工作法操作外，她又左手放纱管，右手挂导纱钩，和拤头同时进行接头。
这样就减少了回丝，节省了时间，杜绝了紧捻纱的现象。
撕花动作也更迅速、敏捷了。
当两个断头在一起时，她便用两手交差上下同时撕，因而节省了抽绒辊的时间。
现在，全厂职工都表示要向张荣花学习，改进操作方法，完成增产节约一百五十万斤粮食的计划。
郭荣

昌平县总工会对铺张浪费的检讨
编辑同志：
12月16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刊载的读者对我们铺张浪费的批评是正确的。
我们今作检讨如下：
当时，我们思想上认为这是全县工人阶级的第1次代表大会，应该气派大一些；
而且，这些开支还经过上级批准的。
这是造成错误的原因。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铺张浪费是不关心和不爱惜国家财产的具体表现，这种思想是应该批判的。
今后，我们除了加强政治学习外，并决定把增产节约运动贯彻到一切实际行动里去。
昌平县总工会

某些私营工商业者缺乏爱国思想
追逐暴利偷漏国家巨额税款
今年上半年各地查获的偷漏税案件就有五十七万多起
各地私营工商业者，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运动中，纷纷订立爱国公约，提出了“不欠税、不偷税”的口号，并展开了集体纳税运动，这种爱国行动是很好的。
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事实证明：
若干私营工商业者偷税漏税现象仍很普遍，偷漏税款的数字十分惊人。
据统计，1951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查获的偷税漏税的案件，共有五十七万多起；
偷税漏税现象，遍及大中小城市。
华东区各地01月到08月查获的偷漏税款案件就有十三万八千五百多起，偷漏税款有二百九十七亿多元。
上海市检查了一百八十六个行业四千五百九十八户工商业者，其中偷税漏税的就有三千零八十七户，占全部被检查户的百分之六十七。
天津市截至11月29日止，经过查税，已有三万五千五百多户工商业者坦白补报漏税，补报的营业额相当于本年上半年私营工商业营业总额的百分之八点五四。
如，天津市私营“上海厂商华北联合办事处”经理任海岐、殷赓祥、印镇国等，利用非法手段偷漏税款十亿多元，他们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破坏国家经济建设，使国家遭受巨大损失。
北京市最近调查了十八户机器金属制造业，平均漏报营业额为原申报额的百分之三十四；
三十户土产食品业中，仅有五户申报真实，其余漏报营业额平均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八。
北京粮食业中，有三家合资在无锡、徐水等七处设庄经营，不入本柜账簿。
经查出后，他们承认是账外资金，补报漏税十亿元。
武汉市一家新药医疗器械行，虽经过几次补报，但据调查结果，仍有百分之五点○八的营业额没有纳税。
又有一家药棉厂，有营业额十亿元没有纳税。
账簿不健全的中、小工商业户，偷漏税的现象也很严重。
重庆市本年秋季对八百一十七户工商业者进行查账，其中偷税漏税的有五百三十五户，占查账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平均偷漏所得税百分之五十五。
沈阳市在11月份几天的查账工作中，就发现了很多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
如纸店业共同纸行，一至09月所纳的营业税，只占应纳的百分之六十五；
所纳所得税，只占应纳的百分之七十三点七。
沈阳市子衡工厂一至09月份所纳的营业税，只占应纳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四；
所纳所得税只占应纳的百分之四点三。
其他各地工商业界的偷税漏税的情况也很普遍和严重。
偷税漏税的基本原因，是某些工商业者还缺乏爱国思想，不遵守政府法令，用偷税漏税的可耻办法，损害国家利益，以增加他们自己的财富。
像常州市的二百九十三家商店，竟用贿赂的手段，勾结税务机关中的某些贪污分子，来达到他们偷税的目的。
其次，有些税务工作人员思想麻痹，对偷税漏税的严重情况认识不足，放任自流；
有些税务工作人员有保守思想，因袭老一套的做法，查账时只是就账查账；
而在民主评议时，他们也没有掌握充分材料，更没有很好地依靠职工店员，团结进步的工商业者，进行工作；
他们对税源也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
这也给一些不法工商业者造成偷税漏税的空隙。
（华林）

江西省粮食局召开全省食米加工会议
研究提高委托加工稻谷交米率成功
批评了公营米厂的单纯任务观点和私营米厂的暴利思想
江西省人民政府粮食局最近曾召开全省食米加工会议，研究提高委托加工稻谷的交米率。
会议的成就是：
交米率已由原来每百斤稻谷交三道机米六十斤到六十三斤，提高到了六十八斤到六十九斤。
增产节约运动在江西展开以后，粮食局就发动全体员工找窍门，研究增产节约的办法。
大家一致认为：
如果能把现在委托加工稻谷的交米率提高，就可给国家增加一笔很大的财富。
粮食局随即在自办的食米加工工厂试验，试验结果证明，每百斤稻谷可碾出三道机米七十一斤到七十二斤，原定委托加工的交米率太低，国家遭受的损失太大。
粮食局检讨过去在委托加工中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有两个：
一、粮食行政部门不懂加工业务，部分私营加工米厂有暴利思想，以致合同规定的交米率太低；
二、公营加工工厂管理不善，成本估计过高。
交米率太低的事实，立即引起了江西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重视。
省人民政府当即责成粮食局和各公私米厂研究提高稻谷加工交米率的办法。
粮食局首先分别在南昌、吉安、上饶、临川等地邀请公私米厂负责人座谈，随即召开了全省食米加工会议。
为了用事实说服公私米厂，粮食局在全省食米加工会议上曾试验碾米。
试验结果，最落后的碾米机，每百斤稻谷也可出质量更好的三道机米七十斤零十四两，而且证明每碾一百斤稻谷所耗的木炭或油料，都比过去各厂所报的数量小。
粮食局并举出吉安德民加工米厂的经营情况为例，说明该厂每天的粗糠、细糠和碎米的收入，抵销机器折旧、工资、税金、管理费等等一切开支，还有盈余，号召各厂改进业务，薄利多产。
粮食局在会上并批评了公营米厂的单纯完成任务、不求改善经营降低成本的思想，也批评了一些私营米厂的暴利思想。
各公私米厂在讨论后，都表示愿在爱国主义的精神下，响应增产节约的号召，实行薄利多产，纷纷自报愿在不降低质量的条件下，把交米率提高到六十八斤，有的还愿交六十九斤。
为使公营米厂带头，进一步提高碾米质量和出米率，江西省将实行对公营米厂的统一管理。
（新华社）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指示各级党委宣传部
领导开展1952年春节群众文艺活动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在本月17日发出关于1952年春节群众文艺活动指示，号召各级党委宣传部根据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和华北1952年工作任务，开展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宣传运动。
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结合当地文教部门和文艺团体，组织一个临时性的指导委员会，负责领导、审查和评选工作。
各地宣传员应参加对群众文艺活动的领导。
文艺领导机关应动员和组织文艺工作者——作家、美术家、音乐家、戏剧家和文工团的一部分力量，在春节前下厂、下乡、下连队，辅导群众，向群众学习，发现群众中的无名作者，加以培养；
反对袖手旁观，下乡作客的态度。
指示要求各地文教领导部门除发动群众自编自演各种节目外，必须通过报纸刊物，及时供应群众演唱材料。
为更好地开展群众的春节文艺活动，指示要求各地总结过去文艺活动的经验和群众创作，发扬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中健康的、积极的因素，反对落后的、颓废的、迷信的、色情的和低级趣味的因素；
反对铺张浪费、不重内容、只顾形式的作风；
反对丑化劳动人民，敌我不分；
反对古今不分，用旧戏的服饰和方法来表演新人新事及以现代的思想硬装到历史剧中去，或故意歪曲历史来影射现代等的反历史主义倾向。
在少数民族地区，应注意各民族间的和睦团结，防止有伤民族感情和友谊的戏曲的演出。
（新华社）

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
北京解放后三个月，我以“专家”的资格参加了北京市的建设工作。
我对业务工作很积极，一直忙碌到今天。
我也得到机会参加许多会议，听过许多报告，自以为很进步。
因为忙，清华大学两年多以来的政治学习我都没有时间参加，只是零散地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以为也很够了。
这种自满就严重地阻碍了我的进步。
最近听了几次报告之后，我才开始思索，要求思索，才认真地参加了这次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
我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给我种下了两种主要思想根源。
一种是我父亲（梁启超）的保守改良主义思想和热烈尊崇本国旧传统的思想。
一种是进了清华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发展到回国后仍随着美国“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亲美的思想。
我虽然只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但由于这两种思想的发展，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
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
前者证明我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不是“超政治”的，而是在行动上一直拥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的，也就是维持自己阶级利益的。
后者证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是毒辣的，它对我起了麻痹作用，使我养成了崇美思想而不自知；
我的纯技术观点又恰恰给了敌人以可乘之隙。
回想起来，这两种思想贯串在我的一切行动中，为时甚久。
中学时代我对美国的物质文明无条件地崇拜，不自觉地有好感。
就是在五四运动中，我也从来没有把美国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
在美国大学的几年中，我接触了美国“文化人”。
他们以“高超”的艺术家自居，表面上向往欧洲，讥笑大腹贾，觉得美国“浅薄”。
当时我也附和他们，且因为我的“民族意识”，对本国文化的骄傲和热爱，使我误认自己是鄙视美国文化的。
其实，我当时正是以美国“文化人”的生活习惯的标准为标准，成了美国文化的俘虏。
我回到祖国的第1个工作就是在东北大学创办一个建筑系。
我当时的目的，是要在中国的大学里创办一个“洋式”的建筑系，培养模仿西洋建筑的“国货建筑师”。
我把在美国所学的课程照排一遍，设计仍以欧洲古典和近代建筑为标准。
我所努力的只是增加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绘画雕塑史两门课程，希望培养出来的建筑师会“中外兼长”，能同“洋建筑师”在市场逐鹿，为“业主”服务。
我当时还颇自豪，认为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比起美国大学的建筑系并无逊色，且青出于蓝。
这正是以美国标准为自己的标准！
至于中国当时的建筑“业主”是哪一种人——军阀、官僚、买办，中国的基本建设能不能发展，中国的建筑艺术应该怎样发扬光大本国的传统，且都为了谁而服务，更完全没有去想过。
后来因为东北大学行政方面闹宗派，使我对它起了厌恶之心，辞去职务，回到北京，开始了我此后在中国营造学社十五年的“学术研究”。
我研究中国建筑，自以为是在一门学术知识领域中“开荒”，是一种文化事业。
我的志愿是调查实物、考证年代。
编一部有实物为证的中国建筑史，为中国建筑界服务。
现在看来，这还是由个人出发。
由于传统的文人思想，使我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在本行中有一种学术上的成就，这还是功名观念；
且包括着要“不愧为名父之子”的封建阶级思想。
这个思想见之于行动之后，便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问题。
例如：
我所作专文大多偏向于考古、鉴定、复原的一方面，仍未摆脱过去中国旧文人研究金石书画的作风。
我所负责编辑的刊物里，一方面想要通俗化，以宣扬伟大的中国建筑体系；
但另一方面却将许多问题处理得过于专门化，所谓“谨严不苟”，维持“高度学术水平”，并不着重于符合较广泛的读者的要求。
结果便把自己培养成了学究式的研究员，加入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
我忘掉了过去中国建筑文献之“不科学”正是由于过去旧文人包办碑文和其他记录，而他们不参加设计或建造的实际劳动，对结构不了解，只信口开河，空洞地描写一套。
我虽曾向老匠师们请教，学得了一些知识，如果再把这一切写出，仅供“士大夫”阶级的文人赏玩，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它当然只引致我同反动政府发生后来的瓜葛。
现在说一说我那崇美思想的根源吧。
我所要合乎“标准”的学术研究，就只是更合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脾胃而已！
当时如果有人说我的研究正是投合美国“文化人”的胃口的工作，我必不承认。
当时我的确是认真地坚持中国学术界的尊严：
我的专文和图录也未曾用过英文注释或说明。
但当时的北京是帝国主义文化间谍的乐园。
懂英文的中国“学者”正是他们工作的对象。
营造学社的经费主要依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补助；
营造学社研究的成绩安得不受到买办董事们和各国文化间谍的注意？
最初他们以“北平美术社”的名义拉我去做英语的“学术讲演”，更进而办有英文说明的展览会。
他们觊觎着我们的照片、图像和文献考证资料。
我便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而感到愉快。
我抱着“学术不分国界”的思想，以为这正是为祖国宣扬文化。
今天再回首往事，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
如果中国的主权没有保障，这种向帝国主义匪盗讲解我国文物精华的行为只是开门揖盗，只会引起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更残暴的掠夺。
我归根是为他们服务的。
但当时我看不见这一点。
抗日战争初起，我为了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合作”，将北京的营造学社结束，把带不走的资料存放起来，自己迁到西南。
当时我认为这是爱国的民族意识的表现。
但此后却自愿地接近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发展到后来，竟丧失立场，以敌为友，正是这崇美思想的结果。
胜利以后，我被美国耶鲁大学邀请去讲学，当时我是非常高兴的。
我对耶鲁艺术院院长尤其有很好的印象，因为他曾愤慨地斥责英法联军破坏我国的圆明园。
这种个别“抱不平”的话正是使我糊涂，看不到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原因。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周年纪念时，我被请去参加学术讨论会，也以为是“躬逢盛典”，十分体面。
我在那次会中还被赠授名誉学位。
这个学术讨论会上的专题之一正是研究“远东问题”，也就是讨论关于中国各方面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等等，研究如何侵略“远东”。
而当时的我呢，麻痹症的加剧正和我在美国所受到的“亲切”和“荣誉”成了正比例！
回想当时的崇美亲美情感，真令人吃惊。
对于“荣誉头衔”，我一方面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觉到那是虚荣；
但另一方面以美国眼光来看又觉其可贵，在美国母校朋友之前就似乎有“衣锦还乡”之感！
这就是美国教育使我吞下糖衣炮弹的结果！
我的崇美思想还严重地表现在本行工作上的另一方面。
我是在美国学习的时代就开始研究祖国建筑的。
我自己是没有明确的立场观点的，因而成了墙头草，随着美国反动理论的风向而摇摆。
1930年以前美国建筑是以古典主义为主流的，我便跟着着重于古典方面的研究。
1930年以后情形大变，我就也跟着接受他们的影响，窒息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1930年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已流行的所谓“立体派”、“构成派”、“功能派”等在美国的势力大增；
各流派的反动的、割断历史的、否认传统的世界主义的和机械唯物的“现代艺术”理论更甚嚣尘上。
这种倾向是符合个人自由主义的，所以便盛行起来。
他们对于古典便又一笔勾销，讥讽古典传统，蔑视地方环境和民族情感，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具体表现。
我的思想既不断地受着美国“文化潮流”的领导，当然便一只脚先陷下去。
他们的理论麻醉了我，使我的思想发生了问题。
我已致力数年的中国建筑研究和保护文物的主张便同我的实际建筑设计背道而驰，完全分割为两件互不相干的事。
起初我还打算将所学同中国建筑相结合，希望能够吸收新的工程科学，使它为中国式建筑服务，并且做过一些尝试。
但是不久，我两只脚都陷下去了。
我也就随着当时的风气，污蔑那正在萌芽中的、且很有发展可能的、以现代工程建造起来的中国式建筑为“摹仿古典”，为“落伍”！
自己在北京，却设计并建造了完全西洋系统的“现代式”，反以“结构功能派”自居，觉得自己“进步”，这样一直到解放以后。
另一件事也同样说明崇美思想如何支配着我的行动。
当1946年营造学社无法继续，清华大学向我接洽创办营建系之后，我就觉得需要再出国去“深造”一番。
对自己十余年的经验失去了自信心，而要去搬运新教条，结果我便把各流派建筑理论新书，和“抽象图案”之类的唯心艺术理论全部贩运过来，毒害学生。
受到进步学生的批评时，我尚不清醒，还根据反动的理论来作答辩。
我怎样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生关系的呢？
国民党反动政府由南京时代起就需要铺张门面，而官员中的某些“学者”也就成为它的点缀品。
当时，我对于“文化学术界”一向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意的。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通过那些“学者官”，我同反动政府的瓜葛便逐渐纠缠不清起来。
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是不少的。
当我南下时自以为是“赴国难”，并不知道到了后方能做一些什么事，只准备去长期
“支持”抗日，当然也就是支持那时的“政府”的。
到了西南，营造学社的经费已不绝如缕，而社中同人却陆续聚集，愿意继续本身的工作。
在困难中度过一些时候，便乞援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等，结果还是直接向伪教育部请求补助。
这便开始了我另一直线的发展。
当时财政和教育“当局”孔、陈两族已臭名远扬，我觉得为了营造学社的五斗米折腰是忍辱负重，却又甚感烦恼。
到了抗日战争末期，我以亲美派和“政府”外围的技术人员的双重资格，被伪政府任命为由美国所发动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走到了朱匪家骅门下。
我因爱护文物心切，对于这个美帝国主义所赞助的机构又觉得极为合理，且认为这是美国对我们的友谊的关心，是督促我们腐败的“政府”的义举，便欣然前往，负责工作。
我对蒋匪本人虽已感到愤恨，但只是没有行动的怒；
对“政府”还存着希望它改革的幻想。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工作结束，我才辞退了上项职务。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另一件事情。
在我还未离开重庆北返而蒋匪“政府”已回到南京的期间，朱家骅突然要无耻地再演一出“献九鼎”的丑剧，想以“全国文化教育界”的名义为蒋匪建造纪念建筑，竟找我面谈设计。
那时全国已对蒋匪愤慨万分，我觉得朱匪奴颜奉承之可耻，因而感到自己清高之被沾辱，有啼笑皆非之感，便以小资产阶级虚伪的本事，婉言谢绝。
我出国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外交部又去电指派我为“联合国新厦设计团”的中国代表，这次我虽犹豫一阵，却接受了。
当时国内学生运动正在开展，我认识到做腐败到极点的“政府”的代表是很不体面的。
但我觉得在建筑界中能同各国的“大师”分庭抗礼，在一起设计是荣誉的。
而且当时我正醉心于“最现代”的建筑理论，所以还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去参加设计工作。
总而言之，我曾一方面把祖国文化的精华尽量拿去向敌人吹嘘，一方面把敌人的糟粕——同鸦片烟一样的麻醉剂——运回来毒害我们下一代的建筑师。
我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于任何人，有高度的民族意识，行为正直，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在这次学习中，我才认识到我过去是敌我不分的，我才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始终支配着我的一举一动，一切为了个人，看不见人民。
这个发现，使我彷徨痛苦，但是经过进一步深入的思考，我明白了我今天既在此自认为是为人民服务，就必需挖出过去的思想根源，凡是错误的，今天所不能再容忍的，就必须当烂包袱丢掉。
这样我才能轻松、清醒地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这正是我的新生命的可庆幸的开始。
从这次学习中，我也寻找到我的思想中接受父亲思想影响的一部分。
我曾无条件地崇拜父亲，但并不见得认识他；
现在我就更需要从革命的立场观点来认识他。
我所深刻记忆着的，是他的真挚热情感人至深的爱国宣传曾启发过许多人的爱国救国的志愿。
但在今天看来，那只是在他维新的初期，对于落后保守的许多人来说，是起过进步作用的。
他在“公车上书”之后，很快地接近了封建主和官僚阶级的最上层。
他所希望的是在一个“圣君”之下做一个商鞅或王安石式的“贤相”，这证明他已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了。
他所热爱的“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国”，也就是地主士绅的“国”。
这是保守改良主义思想，浓厚的正统观念；
他的保皇改良已远远落后于同盟会的革命主张。
辛亥革命以后，他又以保守改良主义维护地主士绅阶级的利益，所以能与大地主、军阀、官僚不止一次地周旋合作。
他说怕流血，怕乱，就是怕革命、怕人民。
在戊戍变法时期起过了进步作用之后，他的思想就落伍了。
我受了他的爱国教育，但我的爱国思想的内容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
他在我的思想中撒下发扬祖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种子，我是永远感谢的。
但是如果我没有站在民族立场、人民立场，没有批判能力，我所谓文化传统的内容就可能把封建糟粕也笼统地、原封不动地保存住，例如我的尊崇士绅，正统观念，贤人政治等思想就都属于这一类。
我父亲晚年曾周游讲学，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争取青年，以抗拒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他培养青年的“求知欲”，也就是纯技术观点的学术研究。
他也曾希望知识分子学习走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
这一切又都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自己的阶级意识，再加以那样的环境，更阻碍了我去接近进步的思想。
对于威尔斯、拉斯基的崇拜，对于革命初期苏联的错误看法，便是一连串的后果。
至于使我留在北京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幻想着“社会主义”。
我从研究都市计划的理论开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
我不只赞成计划经济，并且希望它表现在区域、城乡、都市、住宅等计划上。
我所接受过来的“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者所高唱的“社会主义”，而我自以为是同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可能是同一回事。
正如威尔斯在同斯大林谈话中所表现的那种愚昧，以为资本主义国家里所称扬的所谓“盎格罗撒克逊人所意味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是有“思想上联系”和“血缘关系”的。
我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
清华大学解放以后，解放军干部等所表现的一系列“奇迹”使我兴奋。
解放初期当人民政府找我参加各种会议时，我便心悦诚服地愿意“效劳”，自己思想中还包含着浓厚的“士为知己者用”的旧观念，还没有做“主人翁”，更说不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许多新的认识是经过近两年多以来的工作和学习才逐渐建立的。
我这样的挖根是要今天的我分清敌我，站稳立场，爱我们人民中国，坚决地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但我的分析还不够深入，这不过是现阶段学习中初步的认识而已。
我的问题离挖根到底还远得很。
我还要不断学习改造，希望大家多帮助我。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内务部联合发布
关于“纠正几个有关婚姻问题的错误”的指示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内务部在25日联合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司法机关和民政部门发出“纠正几个有关婚姻问题的错误”的指示。
指示全文如下：
自婚姻法施行以来，各地妇女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已经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有些县、区、乡、村干部不但未予妇女的合法斗争以积极的支持，反而以官僚主义的态度，不关心妇女的利益，甚至藉口“手续”，横加阻挠或压制妇女的斗争。
兹为纠正法院、区、乡、村干部及婚姻登记机关在处理婚姻问题中所发生的几种错误，特联合发布本指示。
一、有些法院在收到离婚案件时，往往以没有区、村干部的介绍信而不予受理。
而有些区、村干部还存在着封建思想残余，认为要求离婚的妇女不正派，不给介绍信，这样就凭空地限制了妇女的诉讼权利。
这种毫无法令依据而限制妇女离婚诉讼的行为，必须彻底加以纠正。
其他一切诉讼，当然也同样要取消介绍信的制度。
二、有些法院对于妇女提出离婚，以起诉书的格式（有的限用十行纸）作为受理与否的条件。
在目前一般妇女文化程度尚未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托人代写诉状就已感到困难，甚至花了很多钱，才托人写到一件诉状，法院以诉状不合规定，不予受理，这不仅与一般诉讼程序的原则不合，而且严重地限制了妇女对于婚姻问题的合法要求。
这种不必要的限制，应该立即取消，并尽可能地受理口头起诉或设立代书处，解决不识字妇女关于婚姻问题诉讼的困难。
三、有些地方的法院，对离婚案件，以未经过区、村调解，就推到区里，区又推到村里；
有时村又推回区里，区又推到法院；
上下推诿，很久不能解决。
有些区、村干部还有浓厚的封建思想残余，滥用职权，限制妇女离婚要求。
这样把区、村调解看做判决离婚的必经程序，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和防止。
四、有些法院在处理妇女的离婚案件时，对区、村干部的反映，不经调查研究，就信以为真，把妇女正当的离婚要求无故予以驳回。
法院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和区、村干部不重视妇女利益的表现，必须彻底加以改正。
五、有些区、村干部对虐杀妇女的事件抱着熟视无睹的态度，有的不报，有的虚报。
而有些法院对虐杀妇女的事件，也同样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这都是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各级人民法院工作干部必须明确认识保卫人民的一切合法权益是法院的重要任务，对于侵害个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应予重视。
区、村干部对虐杀妇女事件，亦必须及时呈报，不得忽视。
六、有些婚姻登记机关对结婚证收费过高，致使很多男女索性就不登记而结婚，这对贯彻执行婚姻法是非常有害的。
今后必须根据工本费酌量收费
（离婚证不得收费），以利婚姻登记的执行。
还有某些登记机关的结婚证上载有主婚人、介绍人，并把它看作结婚的条件，如无主婚人、介绍人，即不准登记，这与婚姻法自主自愿的原则不合。
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只须男女双方亲到所在地（区、乡）人民政府登记，凡合于婚姻法的规定者，即应发给结婚证。
至结婚有无主婚人、介绍人，则完全由结婚人自行决定，登记机关不得以此限制结婚人的婚姻登记。
以上六点，希各级人民政府、司法、民政机关均予严格检查，认真执行；
并由各市及县人民政府转知区、乡、村级单位遵照。
（新华社）

论美利坚合众国的侵略行动和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
——安·扬·维辛斯基1951年12月19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的演说
孟斯菲尔德先生是那些人里面的一个，他们帮助准备了那个著名的——而且，在这里听了一些话以后，我就要坦率地说，是可耻的——10月10日法，可是，他在这里发表的冗长演讲大概已经使许多人相信我们在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是完全正确的了。
尽管孟斯菲尔德先生恣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含沙射影，诽谤诬蔑苏联和苏联政府，可是他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却完全证实了两件事：
第1件事就是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美国政府的控制权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危险，因此美国政府就极其慌张；
第2件事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心加强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
甚至本届大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表明：
美国、美国政府、美国垄断资本家对一些国家施用压力，渐渐不灵了。
这些国家愈来愈了解难以忍受的美国压迫的全部重量，正在开始用力所能及的各种方法，对这种压迫提出抗议，进行斗争。
甚至本届大会上已经发生的一切，也证明我在这里援引过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的论断是很公允的，这家报纸说，在全世界的心目中，美国的声誉正在不祥地跌落下去。
有些代表在这里所说的话——而且不仅是这些话，还有中东、近东、亚洲和东欧许多国家在表决美国提案时所使用的方法（弃权）——已经表明他们不相信你们嘴巴上的什么和平呀、和平合作呀的甜言蜜语了。
这一点原是大西洋集团的大人先生们应该引为教训的，他们应该对这种教训加以考虑，而这种教训也应该会决定他们在政治委员会上的行径。
可是他们显然没有了解到这种教训的意义，虽然他们很可能不久就会了解了。
局势不是按照他们的计划演变的，却是按照约制社会关系的发展的内在规律演变的。
局势的演变一定会给他们教训，要他们较好地、比较注意地估计他们周围的事态变化，而且一定会使那些以世界霸主自居的人们那种目空
一切的气焰为之消灭。
美国这位代表在这里要向我们证明一些什么呢？
他唠唠叨叨，不停地反复说什么铁幕呀、剥夺人权呀、在东欧国家迫害盛行呀等等索然无味的捏造和荒诞离奇的胡扯，又用所谓在美国普遍存在的地上天堂来作对比。
但是，请注意，千万不要忘记：
在美国，黑人遭受私刑，他们即使被美国法庭本身开释了，还会在普通警官的命令下被枪毙。
千万不要忘记：
在美国，黑人是不得进入白人专用的房屋的。
可是这里竟有人把这样的事情叫做人权，想这样来进行掩饰，对美国目前受到的控诉进行辩解。
孟斯菲尔德先生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凑在一起，想要证明无法证明的事。
例如他就在这里说过，我们把每一个自由思想都认为是叛国罪行。
但是，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这种话竟然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倒是有点奇怪的，因为他是我以前一直给以较高评价的一个美国众议员。
听这些大人先生们说起来，倒好像我们认为“自由的思想”是叛国罪行似的！
但是自由的理想和自由本身正是俄罗斯人民和住在俄国的其他各族人民在革命以前就为之斗争的。
而且，他们胜利了，建立了为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所照耀着的真正自由！
可是，美国国会议员们在这里所极口赞扬的美国流行的“自由”却是美元的自由，饿死的自由，失业的自由，受各种各样的阿尔·加邦党徒和潘达加斯特党徒以及受那些甚至能控制和决定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老板们”恐吓的自由！
这种“自由”，我们不承认，我们决不承认！
有些人对我们大谈“自由”和“民主权利”，可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像阿尔·加邦和潘达加斯特之类的匪徒却在横行霸道。
这一点是没有人敢否认的。
那么你们至少该感到害羞，不敢自称是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的模范了吧！
美国陆军运输机侵入罗匈国境显然是北大西洋集团备战的准备
孟斯菲尔德胡扯了一大堆关于苏联的话。
美国的飞行员们——你们看，他们“偶然”迷失了航路，失踪了，被捕了！
但是，这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捏造，因为实际上被捕的飞行员是负有侦察和谍报任务的。
的确，在我国，密探和间谍是不受尊重的，美国的间谍也不受尊重，我们的法律并不认为美国的间谍应在例外。
各位先生们，按照我们的法律，这样的飞行员是要予以逮捕、审讯、判刑，甚至处以死刑的。
也许孟斯菲尔德所指的是最近我国飞行员强迫美国“运输机”降落的事件。
我还是把这件事谈得比美国代表团可能期望的更详细一些吧。
的确，不久以前，美国一架陆军运输机曾在列西塔地区侵入罗马尼亚边境，飞越罗马尼亚领土上空，又在朱拉地区侵入匈牙利边境，企图继续在匈牙利领土上空飞行。
这架飞机为了执行它的侦察间谍的任务，就飞入了苏联根据对匈和约第22条驻扎在该地的飞机的驻区，并且确实被值勤的苏联飞行员和苏联战斗机强迫降落了。
飞机中的飞行员随即被捕。
机上人员受到讯问。
这些人是：
机长亨德逊上尉，副驾驶员斯微夫特上尉，航空机械士杜夫上士，无线电报务员阿尔伯—伊廉中士。
讯问结果表明：
这架陆军运输机隶属于美国第十二航空队第85联队。
那末，问题就发生了，为什么这架隶属于美国空军，隶属于美国空军的一部分——美国第十二航空队第85联队的飞机，要飞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领土上空呢？
为什么呢？
我们倒可以问
一问：
难道你们没有可能找到其他僻静阴凉的地方去散步吗？
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那末，我们自己就
一定要采取措施，使美国的密探们不敢飞越外国领空。
这不是英国和法国，英、法两国是准许人家飞越其领空的，而且不仅准许飞越其领空，还准许人家在其领土上随意建立军事基地和军事—原子基地，在那里为所欲为；
邱吉尔先生曾谈到这些基地，他当时指的就是美国在英国的基地。
这架美国陆军运输机经过检查，已经确定是完整无损的。
因此，这不是偶然的降落或是偶然离开了正常航路的事件；
通讯设备、航行设备以及供在十分恶劣的天气和夜间飞行使用的机械都是完好的。
调查这架飞机航路的结果以及这架飞机上有熟练人员一事，都证明这架陆军运输机是为了特定的侦察目的而故意在禁区上空飞行的。
检查飞机后，结果发现了苏联最重要地区的军用作战地图，其中有乌克兰共和国的军用作战地图——巴拉诺夫斯基同志，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吧……（乌克兰代表说：
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以及伏尔加地区地图、捷克斯洛伐克地图、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地图。
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这架飞机需要上面说的这些国家各个地区的地图呢？
让孟斯菲尔德先生来解释解释吧！
飞机上还找到了轻便无线电收发报机一部，这部机器用软垫包装，附有空投装置，这不是为了在飞机上使用的，而是为了在野外使用的。
美国当局说轻便无线电收发报机是在失事时、在飞行员被迫跳伞降落时飞机上所必需的，他们竟试图这样来解释这件事。
但是，这种解释当然是绝对无稽的，因为，首先根本就不应该在不准飞行的地方飞行。
其次，大概在这架飞机飞行的地区也没有跳伞降落的必要吧，它是根本没有必要到那里去飞行的。
结果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
在这个方向作合法的飞行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架飞机却确实飞行了，还携带了只是在必须作跳伞降落时才需要的轻便无线电装置。
如果说飞行和携带这些装置是合法的，那末，这架飞机根本就不应该选择这条不是预定的、不是合法的航路。
如果这样，我们也就没有理由逮捕飞行员了；
可是孟斯菲尔德却说这些飞行员完全失踪了！……虽然一共只有四个飞行员，飞机上却找到了六顶降落伞。
进一步说，降落伞的数目，降落伞在飞机上放置的位置；
都说明这些降落伞决不是供机上人员使用的，而是为了某些其他目的的。
最后，飞机上还发现了几个包裹，共有二十条毯子，这些是已经准备好从飞机上投下去的。
这是什么呢？
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孟斯菲尔德先生，我敢向你保证，这些飞行员已经逮捕了，他们已受到我们边境军事当局的适当注意。
而且，我希望他们会受到有关司法机关的应有的注意，因为这些飞行员的飞行是为了侦察，是执行你们的大西洋集团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想完成这个集团的计划。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美国代表感慨地——他是对我方表示感慨的——说道：
看吧，我们的飞行员，或是用他的话说，我国的飞行员在苏联正在遭遇到怎样的情况呀，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必须说他那种感慨是虚假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这个场合，我们可以给以最简单明了的说明；
在一切其他的场合，如果美国飞行员在苏联领土上空飞行，摄取我国边境的各种照片，摄取他们所注意的各种目标的照片，一般地说，如果他们进行侦察的话，我们也要给以最简单明了的说明：
这显然是所谓大西洋集团整个“防御”体系计划中的一部分——这并不是“防御”，而是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美国外交官真相”等书内所列事实，是美代表不能否认的
孟斯菲尔德说自由国家的新闻记者在苏联被当作间谍看待。
这不是事实。
我国从来没有把正直的新闻记者当作间谍看待，正直的新闻记者一向都享有苏联现行的新闻自由方面的一切特权。
但是，新闻记者如果要进行那架美国陆军飞机的飞行员所干的那种勾当而扮演所谓“新闻记者”的脚色，当然在现在和将来都要受我方审讯，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对于间谍和密探，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决不予以容忍的。
至于这方面的真正情况如何，我劝孟斯菲尔德和他的同僚们至少利用一下圣诞节假期，花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读一读布卡尔的一本书，布卡尔是美国驻苏联莫斯科大使馆从前的负责官员之一、大使馆的前新闻处长。
布卡尔写了一本书，题目叫“美国外交官真相”。
从这本书里他们会学到某种有益的东西，也许他们会学到基本的诚实，这样，他们就会知所节制，而不像孟斯菲尔德那样吵吵嚷嚷，信口诽谤了。
或许布卡尔会引起某些人不很愉快的回忆，使他们感到有些悲哀，而不能冷静地考虑问题。
我还可以建议另外的书，例如，英国的名记者派克的书。
想来劳埃德先生一定听到过他的名字，如果没有听到过，那可是非常遗憾。
我可以送给他这本书。
他也可以看看这本书。
这对他绝不会没有好处的。
派克在“反和平的阴谋”这本书里描写了他在莫斯科英国大使馆任职期间聚集在莫斯科的那些间谍的“技能”。
派克在这本书里描写了英国的间谍们穿着外交官的燕尾服，用外交护照掩护他们的活动，干出怎样的勾当来。
这许多都是我在这里甚至不愿引用、不愿提到的事实。
现在我所以不得不提到这些事实，是因为这些人不是来自我们中间，而是来自你们中间的；
不是在我们的机关中工作的，而是你们派他们去进行外交活动的你们的心腹代表。
可是后来他们拒绝回国了，并且写出了文献性的著作，揭露美国——附带说一句，还有英国——外交人员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各种见不得人的行为，各种犯罪的行为。
你们应当读一读的，就是这些书。
你们还是设法否认一下这些书中的事实吧，那怕是否认其中的
一个事实也好。
美英法政府无理拘禁苏联难民和儿童，并企图利用他们当雇佣兵
孟斯菲尔德曾经在这里说——不是说，简直是大叫——数十万人拒绝回到我们的国家里来。
这么说来，那末，我们那些被遣送回国的人是拒绝回国喽！
这真是怪事！
这是弥天大谎。
老实说，美国政府、英国当局和因为在法国“波利卡”战时难民营中进行可耻的勾当而臭名远扬的法国政府，有没有准许过我们派去的遣民事务官到这些战时难民营和我国的公民建立联系，并帮助他们摆脱在战争结束后所处的囚禁状态？
的确，他们发觉自己不是被他们曾对之作战的德国人囚禁，而是被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囚禁在为所谓战时难民而设在西欧的营房中。
难道你们没有千方百计地阻碍他们和我们特别任命的遣民事务官建立并保持联系，并经常阻挠他们回国，使这些人处在你们的影响与控制之下吗？
你们已经设法把这成百成千的人拘禁在你们手下，以便随后利用他们充当受雇者，充当雇佣兵，像你们现在正在作的那样。
你们用法律来掩盖这种行动，起初是08月法，后来又有1951年的10月10日法。
尽管我们竭尽一切努力，想和我们的同胞取得自由联系，尽管我们竭尽一切努力，想使他们能回到祖国来，可是我们受到阻挠，我们受到千方百计的阻挠，我们遭遇到成千成万的新的障碍。
现在，你们自己竟然硬说我们成千的人民不愿回苏联了！
但是，正是你们阻挠他们回苏联的。
拆除你们的围墙，取消你们的障碍，把那使我们的同胞——目前正在你们在西德及其他若干国家设立的所谓战时难民营中受折磨的我国公民——和祖国隔绝的铁幕，真正铁的幕，揭起来！
那时候，你们就会看到：
由于与苏联的代表自由来往的结果，这成千成万的人，我们的兄弟姊妹，就会大批大批地返回他们亲爱的祖国了！
你们把我国的儿童拘留起来。
你们正在美国法庭上审理这些问题：
是否可以把这些儿童——我们的苏联儿童——交还他们那些要求归还其子女的父母，是否可以把这些儿童送回家去，使他们和自己的家人团聚。
你们正在美国组织审判。
在这些审判中，你们否认我们有权要求把这些儿童交还他们的父母，这些父母们都坚决要求把他们的子女交还他们。
这些都是事实。
可是，你们作出这一切之后，竟然胆敢在这里对我们的国家大肆诽谤，信口污辱，虽然你们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有正常的所谓外交关系。
美国在三十年前就花了不少的钱武装干涉苏俄，现在仍不死心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解放”我国人民的打算。
在伟大的10月革命胜利后的第2天，就开始进行这些打算了。
那时，你们也是认为你们的任务是从苏维埃政权下“解放”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发动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你们的金元像河水一样流入了白卫军将领们的口袋里，这是为了帮助……谁呢？
这是帮助布拉科—布拉克维奇、尤登尼奇、邓尼金、高尔察克、克拉斯诺夫、查科夫斯基、孟什维克分子、白色社会革命党人、阴谋破坏者、恐怖分子！
三十年前，你们就想方设法这样干了。
美国先生们，这已经使你们花了不少的钱呢！
当时你们大叫要“拯救”俄罗斯人，“解放”俄国，你们那时也是想用这些话为自己掩饰。
但是，10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行动，这个革命把俄罗斯民族和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其他许多民族从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而这些地主和资本家曾经把俄国出卖给外国独占资本家，包括美国的银行家和独占资本家在内。
孟斯菲尔德先生在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呢？
他完全没有谈到问题的本质，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到那些会暴露美国干涉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内政的事实。
但是，他谈倒是谈了许多，可是把别的事扯得太多了，他试图证明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的一切事。
他显然忘记了（如果他知道的话）法国的一个谚语，那个谚语说：
“要想证明的太多，就什么也证明不了。”
实际上他大事颂扬卖国贼和战争罪犯，而完全不提这个问题的实质。
他一味诽谤苏联。
他在这里宣传说，没有美国的援助，苏联就会因贫困和愚昧、奴役和混乱而灭亡。
但是请你们看看今天苏联的情形是怎样，二十年前、十年前、五年前、两年前苏联的情形又是怎样。
苏联的力量一年年在逐渐增加，它在经济方面逐渐发展，它的科学、工程、艺术和文化愈来愈发达。
苏联已经完全摆脱了对外国的经济依赖。
它把像兄弟一样团结一致并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俄罗斯人民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居住在伟大的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的福利，提高到俄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水平。
苏联没有把数百亿金钱花在枪炮上——用有名的威尔生的话说，枪炮是应当代替牛油的；
美国人民吃不到牛油，他们顶多只能吃到人造牛油。
在我们苏联，牛油不但够吃，而且有余；
如果你们美国人放聪明些，和我们做做生意，那样你们得到的好处，会比从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你孟斯菲尔德先生的“人造牛油”的演说中得到的好处多得多。
但是我们姑且假定你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你是奉令行事的。
如果是那种情形，那末，你在这里证明了什么呢？
你只证明你们不能容忍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正在做的事。
正因为你们不能容忍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正在做的事，你们才不能心平气和地听任这些国家中新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
正因为这样，你们才认为有必要积极干涉我们的内政。
你的全篇演说证明了这一点。
你说：
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因此我们正在组织力量，来改变这种情况。
这就是你的演说的意义所在。
美政府破坏1933年美苏协定无论什么藉口也逃不脱这个责任
那末，你这位美国国会议员先生的罪名的实质是什么呢？
你的罪名是干涉我们的内政。
你说：
我们不喜欢你们国家中正在做的事，我们不能容忍你们国家中正在做的事，因此我们干涉你们的内政。
但是，我们并没有问你为什么你们要干涉——我们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干涉，我们只是对你说：
你们在干涉我们的内政，同时又不敢这样做。
你的长篇发言只证明了一点，就是你们的确在干涉我们的内政，你们希望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但是，我们不能不警告你们：
我们不容许你们干涉我们的内政，不管你们多么希望这样做。
我还要说一遍：
你们希望干涉我们的内政，你们打算干涉我们的内政。
你在这里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你在这里只好乞灵于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首先，你扯到共产国际头上，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又扯到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头上。
现在你又扯到苏联政府头上，你显然完全不知道已故的日丹诺夫从来没有做过苏联政府的官员，日丹诺夫是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你把政府和党混为一谈，那真是大错特错了。
党是党，政府是政府。
当你代表政府行事的时候，当你制订与国际法的基本标准以及制订和其他国家的正常关系不相容的法的时候，那就发生了政府照这种方式行事的责任的问题。
我们当然不会指责共产国际或者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活动，我们自己是共产党员。
但是那是一个问题，政府的活动是另一个问题，制订反对其他国家的政府的法——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为目标的完全构成侵略行为的法，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孟斯菲尔德先生有没有说一个字来表明10月10日法不是反对苏维埃制度、苏维埃国家和苏维埃政府的呢？
没有，他没有这样说，他只说十五年以前苏联自己曾采取某种行动，破坏了1933年的协定，后来美国政府对这件事提出抗议。
孟斯菲尔德又躲避了主要的问题。
他在这方面采取的办法，就像一个人在答复别人的指责时说：
你自己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你自己也是那样子的呀！……
美国代表的答复实质上就是这样！
我们对你们说：
“你们破坏了有你们签字的1933年协定。”
人家答复我们说：
“你们自己十五年前就破坏了它。”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你们破坏了这个协定没有？
答复这一个问题！
我们姑且假定我们曾经破坏过它。
为了这件事情，主席曾经告诉我们不要离开本题。
我们假定事实是如此——我可不是承认这事，我否认这事，我以后还要向你们证明我们从来没有破坏我们所签订的任何协定——可让我们暂时假定我们破坏过那个协定。
可是那是过去的事。
现在我在问你们：
“你们到底破坏了1933年的协定没有？”
你们破坏了1933年的协定。
我们有什么证据呢？
证据在这里！
1933年的协定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我曾在这里引用过而且还要再引用一次的那些话。
现在我们举出1933年的协定的第3节来谈一谈，那里说：
两国中任何一国政府不得“组织、资助、支持或允许其领土上存在以对另一国政府进行武装斗争为目的的军事组织或集团。”
你们和我们一起签订了这个协定没有？
是的，你们签订了！
现在你们是不是遵守这个协定呢？
这是我们向你们问的问题。
而且我们甚至并不是问这一个问题，而是干脆地说：
你们破坏了这个协定，因为你们正在组织破坏集团，而协定上说“不得组织”；
你们正在资助这些集团——拨款一亿美元，数目不算小啊——可是协定上写着：
“不得资助”；
你们正在支持这些集团，可是协定上写着：
“不得支持”；
你们现在允许这些集团在你们的领土上存在，可是协定上写着：
“不得允许”。
我要问：
这两方面是不是彼此相容的呢？
我们认为是不相容的。
我们认为：
如果事实是这样，那末，你们现在就是已经破坏了1933年的协定了。
无论什么藉口，无论什么诡辩，都不能使你们逃脱这种责任。
这种情形决不能而且也决不会让你们逃脱对于这个问题的责任，而这个问题就是当前的问题。
你们必须对这种情况负责，要不然就改变你们的政策，再不然就撤消你们这种构成破坏上述协定行为的法律，再不然你们就必须说：
“我们认为这个协定已经作废了。”
可是你们没有勇气，没有必要的诚意来纠正你们的错误。
你们坚持这种错误。
孟斯菲尔德的发言里面充满了种种荒诞的谎言和无稽之谈。
他在讲这些童话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还没有做，那就是：
他还没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地诌出一些所谓俄国的谚语来。
我们附带提一下劳埃德先生所提出来的据说是俄国谚语的这句话“牛叫得越厉害，奶出得越少。”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谚语。
劳埃德先生，你怪难为情吧？
人家不能不怀疑你为什么那么快就爱上了这个“谚语”了，因为你应该明白，在生理学上，牛的叫声和牛出奶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
固然，我不是兽医，可是稍微懂得动物生物学的人都不难了解这样的谚语是不会有的，因为要说牛的出奶量是决定于牛的叫声，那就滑稽了。
这就等于说——举个例子——人的话说得越多，就越不能生儿女。
可是我想在这两者之间也是没有而且不能有关系的。
我很遗憾，因为阿根廷代表亚斯先生不在这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内科医生和产科医生，他如果在这里，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支持我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似乎应该提一下这个关于牛的真正的俄国谚语了，但那就要牵涉到孟斯菲尔德先生的发言。
对于他的发言，我们用得上这个谚语：
“它既不叫，也不下犊”。
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问题的实质吧。
问题是：
在美国和美国立法机构里，目前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假如那里的事情不影响我们，那我们是绝对不在乎的，但是那的确影响了我们，因为美国已经颁布施行一个法，里面说：
“兹拨款一亿美元，作这样和那样之用”……作什么用呢？
正是作1933年的美苏协定所禁止的那些活动之用。
你们能否认这一点吗？
孟斯菲尔德先生不能否认这一点。
不论他发明些什么办法，他总是不能否认，而且也不敢否认。
美代表供认招募“难民”组成武装编入北大西洋侵略集团
我们现在谈一下这个协定。
这个协定说，苏联和美国双方保证，不许在它们的领土上招募人员，组织这样的组织和集团。
美国保证不许在它的领土上招募这样的人员。
但是孟斯菲尔德先生承认，美国国内正在进行这种招募。
他说，10月10日通过的法，目的在帮助因政治原因而被迫害的“逃亡者”，让他们参加北大西洋集团的防务。
他解释说，克尔斯坦的修正案所指的是居住在东欧国家境内的“特别挑选的人员”或从这些国家逃出的“逃亡者”。
然而，这无异承认，他们的目的是招募所谓“逃亡者”，利用他们组成“武装队伍”，让他们能够“协助”孟斯菲尔德形容为防御性的大西洋集团。
我们现在不打算辩论你们这个集团是不是侵略性的。
我们姑且假定事实的确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自身的防务”。
但是，你们成立这个集团是为了
“防御”谁呢？
防御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
为了对付谁呢？
对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
但是，必须记住，根据1933年的协定，美国政府答应了不在它国内组织这样的集团！
根据这个协定，它有义务不允许这些集团存在，有义务阻止它们在它国内组织这样的集团。
这里，美国破坏了这个协定。
孟斯菲尔德不能反驳这个事实，但是他企图替自己辩护，于是大谈什么“防务”的目的，美国政府就是借着这个名义而不怕破坏上述协定的。
但是，不论动机怎样，事实终归是事实：
美国政府破坏了1933年的协定，而且是穷凶极恶地破坏了这协定。
孟斯菲尔德所说的一切，完完全全证实了我们对美国政府的指责。
我们指责说：
美国制定了一项法律，允许招募我国公民，同样允许招募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捷克人以及“逃亡者”，在美国境内组织军事集团，甚至在我们的国境内组织这样的集团——他们打算在我国境内选择他们认为方便的地点，用飞机把间谍和伞兵投下来，希望他们在这些地方能够避开我们锐利的眼睛，去组织这样的集团——以便利用这些集团或者整个军事组织来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作战。
孟斯菲尔德先生能否认这些事实吗？
我打算以后更详细地谈到这些事实。
这些事实无可怀疑地表明美国政府资助这些集团，武装它们，并使它们进行准备，以便在苏联和上述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证明这一点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那个授权美国政府拨款一亿美元来资助建立这种集团的法。
美国政府不仅支持这些集团，而且主动地组织它们。
美国政府允许这些目的在于参加对苏武装斗争的集团和军事组织在美国境内存在。
关于这事我们有些什么证据呢？
我现在马上就要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以前，我愿意更详细地谈谈孟斯菲尔德先生本人和他的同事伏利斯——这两位在这里大出风头的议员——的言论，谈谈他们在特别为解释10月10日法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这法所发表的公开声明。
他们两个人说，这法里并没有任何侵略行为，没有对苏联或任何人民民主国家的威胁，总的说来，这法并没有任何地方足以证实美国干涉它们内政的指责。
但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孟斯菲尔德先生或伏利斯——很难说他们两人到底谁说了些什么，因为他们每人说的话并没有单独发表，而是笼统地发表的——孟斯菲尔德和伏利斯说，这个法规定使那些从上述国家逃出的人（干脆把他们叫作流氓坏蛋就对了）有机会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共同努力。
10月10日法规定拨款一亿美元，正是为了组织这些军事组织。
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必须指出：
这两位议员——孟斯菲尔德和伏利斯都曾参与这法的拟订，尤其是曾经投票赞成这法。
所以，对于这个法的出现，他们是要负直接责任的，而事实上他们也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10月10日法的目的，是招募从这些国家逃出来的难民（我应该补充一下，这些人是他们祖国的叛徒），组织武装队伍，编入目的不在防御而在攻击的外国军队里。
他们把大西洋集团的武装部队叫作大西洋公约“防御”军队，以为这样就可以掩盖它的侵略性质。
但是，这是伪装，是欺骗。
孟斯菲尔德和伏利斯两位先生的确已经承认了，这个法的目的是招募这些人，以便在他们按照大西洋集团的目的而准备的斗争中，叫这些人来协助大西洋集团的武装部队。
杜勒斯也高声喊叫要将卖国贼编成“攻击力量”进攻苏联
自然，这两位议员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的立场迫使他们对于授权政府拨款一亿美元的法的真正阴谋和目的表示缄默。
然而，其他的人却高声喊叫，为这些阴谋和目的辩护，特别是杜勒斯，我们都知道他也是这样喊叫过的。
杜勒斯先生曾于11月27日在底特律广告协会举行的宴会上非常坚决肯定地发表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
杜勒斯在他的演说里（我是引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刊载的杜勒斯演说原文）主张建立他所说的强大的攻击力量。
这篇演说的英文稿是这样讲的（维辛斯基宣读英文原文——塔斯社注），我们现在把它译成俄文。
他说，在苏联周围方便的地点建立“强大的攻击力量”，这对于每个受苏联威胁的国家，都是比建立防御部队更必要的。
当然，说苏联威胁任何人，是胡说，是敌视苏联的虚假的诽谤性宣传。
但是，难道这不是公然要求建立这些美国先生们现在寄予希望的匪军，和一九一七—1918年对苏干涉期间的情形一样吗？
根据他们的看法，现在全部任务是：
组织二万五千人的武装部队，把这些人变成杜勒斯所说的位于方便的地点的“强大攻击力量”，以便它可以在必要时攻击苏联。
难道这不是战争准备吗？
如果他们正在拟订攻击苏联的计划，以便毁灭他们所说的“克里姆林政权”，难道这不是干涉我们的内政吗？
这是完成不了的任务！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完成这样一种任务！
这位杜勒斯先生还提议干些什么呢？
他提议在恢复工作和创造性工作上加强合作，好把世界改造得比现在好得多，那样就会使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听共产党的话了。
这是要求毁灭共产主义世界的叫嚣，就是说：
要毁灭那些有共产党人在其中生活、工作、创造、建设新事物并且向着世界大同的伟大目标前进的国家。
要“毁灭”——这是杜勒斯先生说的，他还说，必须找出某种其他办法来阻止红军，而不要试图在陆上任何地方用“人对人、炮对炮、坦克对坦克”的办法来抵抗他们。
杜勒斯认为这是将来对苏联作斗争时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
显然，他相信他们的坦克敌不过我们的坦克，他们的炮敌不过我们的炮，他们的兵敌不过我们的兵；
因为他没有把握他的兵将来仍然是他的兵，而不会变成我们的兵！
这就是眼光敏锐的杜勒斯、有洞察力的杜勒斯、国务院和你们大家的智囊杜勒斯所讲的话，也正是这件事使他感到迷乱。
这个杜勒斯正在寻找别的办法，以为这样就能够完成那个使他烦恼的任务。
怎样来做呢？
用腐蚀人的灵魂的办法。
他想采取腐蚀在他们掌握中的人的心灵的方法，使他们的思想堕落，使他们的意志和良心丧失，使这些人屈服于他们的罪恶意图之下。
用什么手段呢？
借助于贿赂和叛国，利用全人类中的渣滓——卖国贼、战犯，利用成千成万不幸的人们的贫困和饥饿，这些人像拉车的牲畜一样，被你们在许多国家里整批地和零星地贩卖着。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