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举行大会
动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运动
罗瑞卿部长号召全国公安人员参加斗争
【新华社24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22日举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干部动员大会。
到会四千余人。
罗瑞卿部长在大会上就公安系统内应该开展、怎样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问题，做了动员报告。
他说：
“人民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保护国家利益、保卫人民利益的权力机关，是党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纽带。
因此，我们公安部门必须站在这个斗争的前面，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坚决地肃清我们机关内部和一部分公安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习气。”
罗瑞卿指出，全国胜利以来，特别是过去一年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公安部门的工作有很大成绩，多数公安人员在对敌斗争中是忠实而勇敢的，是守纪律、爱国家、爱人民的。
但是在我们某些组织和一些人员中，是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的现象。
他分析了这些错误倾向存在和得以发展的原因后，继即提出：
在公安系统内进行这个斗争，要在机关内部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使每一个干部员警及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充分认识贪污浪费是违法的、可耻的，发动大家勇敢地检举；
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公安机关，必须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人民检举公安人员和民警中贪污受贿和敲诈勒索等不法行为。
罗瑞卿部长最后号召全国公安工作人员动员起来，集中火力，向贪污分子、浪费现象、官僚主义开火！

北京天津沈阳无线电技术工作人员
组广播收音工作团赴朝服务
【新华社24日讯】
北京、天津和沈阳的无线电技术工作人员志愿组成“抗美援朝广播收音工作团”，已在11月底和本月初分批出发到朝鲜前线服务。
该团携带了一千架长短波收音机、大批干电池，大量修理工具和零件，准备在朝鲜某地设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广播收音服务站”，并将开办志愿军收音员训练班。
广播收音服务站建立后，将及时地向在前线出版的“广播新闻”、“战壕简报”、“战地传单”等报纸供给消息。
志愿军各部队的政治、文化生活将因此更加活跃起来。

双方战俘为什么还不能迅速回家？
今天是“圣诞节”，而1952年的新年也即将到来。
在朝鲜作战双方各有关国家爱好和平的人民，尤其双方被俘官兵的家属，目前都急切地盼望着自己的亲人们迅速地回家，以便解除长期悬望的痛苦，恢复自己的和平生活。
但是原来希望于12月27日结束的朝鲜停战谈判，至今对于第3、第4两项议程的讨论还没有终结，眼看谈判是不可能在27日结束了。
对于第4项议程即“关于俘虏的安排问题”的讨论虽然已经进行了半个月，直到现在仍然毫无进展。
这种情形，就使双方战俘不能迅速回家。
对于谈判的整个问题，我们将另行讨论，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关于战俘问题不能得到协议的原因何在呢？
交换俘虏的谈判所以被拖延下来，美国方面应该担负全部的责任，因为他们直到现在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当作儿戏。
我方代表在本月11日在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开始商谈的时候，即提出双方在停战协议签字后迅速遣送全体战俘的公平合理的原则。
以后，又于12日的会议上根据上述的原则，提出了迅速解决第4项议程的五点原则建议，其中包括了双方释放全体战俘的原则，以及关于释放与遣送战俘的时间、地点与执行交换俘虏机构的具体规定，并且规定了在双方同意了上述各项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全部战俘名单。
显然的，我方的这五点原则建议不仅是解决第4项议程的公平合理方案，而且是使双方俘虏全部得以早日回家，享受和平生活的唯一途径。
而美方则从一开始就在战俘问题上怀了丑恶的鬼胎，对我方所提的解决第4项议程的原则和建议拒绝表示明确的态度，并企图在双方交换俘虏时释放一部分朝中被俘人员而扣留另一部分。
美方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言人之一的李维中校，并不讳言美方的这一无耻企图，他在本月11日对美方记者的谈话中，就曾公开招认：
“联合国军不打算给共军以很大的人力，不愿把俘虏释放回去。”
美方的这种无耻态度遭到了我方代表尖锐的质问和严厉的斥责。
与此同时，美方又提出必须首先交换俘虏资料，并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访问俘虏营为先决条件，否则拒绝讨论第4项议程。
这就又表现了美方在谈判中的极端无理和蛮横态度。
他们既不肯同意我方所提出的双方释放与遣送全体战俘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甚至是美国所签字的日内瓦战俘公约也明确规定了的，那末，他坚持必须交换全部战俘材料的目的何在呢？
除了借此拖延与拒绝谈判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样的别的解释呢？
显然的，我方和美方在解决第4项议程上所持的态度绝对不同，这就是：
我方根据争取早日实现停战的原则，主张双方释放全体战俘，而美方则阴谋扣留一部分朝中被俘人员，计划重新发动战争；
我方努力尽速取得协议，而美方则一贯地拖延和拒绝谈判。
我方为解除对方的一切藉口，于本月18日的会议上提议双方交换全部战俘资料，以加速谈判的进行，并于当日下午以一份完整而充分的俘虏资料交给美方，同时接受了对方所交来的资料。
我方所提交的俘虏资料，包括了我方所有的和准备在停战协议签字后全部遣送和释放的对方的全部俘虏名单，并开列了各该俘虏的姓名、军人号码、部队番号、级别、所在俘虏营等，各国俘虏的名字又都用各该国文字写明。
我方所提交的这一份完整而充分的俘虏名单，甚至美国国防部和李奇微的东京总部也不得不承认是“正确的”。
但是美方当日所交来的资料，除了英文拼写的所谓俘虏名字和他们自编的俘虏编号之外，其他竟一无所有。
这种资料对于我方几乎是一堆毫无价值的废纸。
尤其重要的是美方交来的名单是人数极不完全的。
美方所交出的“名单”的实际姓名的数目，较他们自己在谈判小组会议上所宣布的俘虏总数，即缺少一千四百五十六名之多。
美方经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交来的同样仅以英文拼音书写的战俘名单，其中竟有四万四千二百五十九人不在美方12月18日所交来的名单中，而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的材料，美方这次名单遗漏的四万余人中，共有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六人是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人员。
我方谈判代表已于22日的第4项议程小组会议上就上述问题向美方提出严正质问，但是美方谈判代表对于我方的质问，不但提不出任何有事实根据的可信的解释，反而更进一步，无耻地公然声称将扣留他们在最近交出的名单中的所谓南朝鲜籍的我方被俘人员。
这些事实，充分地暴露了美方谈判代表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和妄想扣留我方俘虏的卑鄙阴谋。
这是朝中两国人民所绝对无法容忍的。
人们知道，我方所交的俘虏名单和我方实际曾经俘虏的敌军人数也是有出入的，其所以有这种出入，是因为我军执行着在战争进行时就大批释放俘虏的政策，并且也因为一部分解往俘虏营的俘虏，或者遭受美国飞机的轰炸扫射而死亡，或者由于美国的轰炸扫射以致得不到必要的医药的供应而死亡。
但是这些原因在美国方面是完全不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美方所交出的名单却是如此不完全呢？
除了美方扣留大批朝鲜战俘的阴谋以外，我们不能不指出为美国俘虏、我方被俘人员和其他方面所共同证实了的事实，即美方曾多次地集体地杀害我方被俘人员。
美方所以交不出一份完整的俘虏名单，并急于把他们残杀俘虏的野蛮暴行的责任掩饰过去，原因就在这里。
美国第8军军法处长汉莱上校不久以前所以受命发表诬蔑我方杀害俘虏的荒谬声明，原因也就在于要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来掩盖美方残杀俘虏的罪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本月21日致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的信是美方蓄意掩盖美方罪行和拖延遣俘谈判的另一个证据。
虽然很多被释放的美方俘虏和现在还在俘虏营的美方俘虏（包括在12月20日发表宣言的十四名俘虏）都已经反复证明了我军对战俘的人道待遇，而现在还未获释的俘虏们唯一愿望就是谈判成功，双方可以遣回全部战俘，而李奇微却在坚决不让谈判迅速成功的时候，极端虚伪地声称“一心只想到这些人（指美方军队的被俘人员）的福利和他们的家庭的哀痛”。
但是作这个声明的同一个将军却一直拒绝与朝中方面讨论交换战俘的原则，这岂不是太奇怪的事吗？
请问：
你们的言论与你们的行动之间的出奇的矛盾怎样能够调和起来呢？
你们说，你们不但关心你们的战俘和他们的家庭的福利，而且你们的关心简直是无以复加了，因为你们“一心只想到”他们的福利和哀痛，但是你们，最仁慈的最高贵的先生们在实际的行动上却拒绝进入交换俘虏问题的讨论。
在这里，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美国的将军们所谓关心战俘及其家庭的福利云云，不过是最卑鄙的谎言，实际上，不管是美国俘虏及其家属的福利也好，或者哀痛也好，对于他们都是最不值得一顾的，实际上他们乃是对于人类生命没有丝毫同情心的冷血动物，实际上他们“一心只想到”要继续进行侵略战争，“一心只想到”要继续扩大华尔街大资本家们的战争利润收入。
事实的逻辑既然是这样明白无疑，那末，美方将军们就绝对不能逃避他们拖延交换战俘问题的讨论的责任。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在24日给李奇微的复信里说：
“为了双方战俘和他们家属的利益，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迅速解决谈判中的各项问题，使之早日达成协议，以便使停留在双方战俘营中的全部被俘人员，得以在协定签字生效后，迅速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和他们久别而悬念的亲人们团聚，恢复他们的和平生活。”
朝中方面在第4项议程的讨论中，和在其他各项议程的讨论中都一贯表示了自己对于双方被俘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的无限同情和关怀，一贯表示了自己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
但是美国方面却拒绝采取和我们同样的态度，这就使整个谈判延长到几乎半年之久，第3项和第4项议程拖延了一个月，还不能就朝鲜停战问题达成全部的协议。
由此可见，美国方面对双方战俘及其家属的残酷无情，决不是他们的假装关心所能够掩饰得了的。
大家都知道：
双方谈判代表在11月27日已达成关于确立停战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问题的协议，双方并曾表示希望议程上的其他项目能在一个月内达成协议。
如果美国方面也和朝中方面一样，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朝鲜停战，全部议程的协议本来是完全能够在三十天之内达成的。
大家也知道：
现在朝鲜战场的军事现实，不但陆军作战的情况对于美方不利，而且空军作战的情况也对美方不利。
但是美国方面却宁愿闭眼不看这些事实，装腔作势地吹嘘自己的所谓军事力量的优势和所谓军事压力。
他们不惜自欺欺人，以图在谈判会议桌上勒索到他们在战场上所无法取得的东西。
他们继续不断地提出侵占我方土地、干涉我方内政的无理要求，并层出不穷地横生枝节，以阻挠和拖延谈判的进行。
就因为这样，美方眼看就要把三十天的期限错过去了。
就因为这样，双方战俘无从迅速获得释放，双方万千被俘人员家属的长期悬望的痛苦，也因此不能迅速加以消除。
就因为这样，美方拖延朝鲜停战谈判的行为，决不能逃避世界舆论的谴责。

我们伟大的祖国
“拔河”是一种群众性的集体的体育活动。
这是今年广州市举行第2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时，广州市产业工人进行拔河比赛的紧张场面。

我方对第3项议程再次提出修正案
重申我方不容许干涉内政的立场
我在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彻底驳斥美方论点
【新华社开城24日电】
24日朝鲜停战谈判的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为解除对方对于后方视察问题的一切顾虑与藉口，照顾了对方12月23日的方案，再次提出我方12月14日的六项原则建议中尚未达成协议的第4、第5、第6条的修正案。
我方代表重申我方不容许干涉内政的不可动摇的立场，要求对方郑重考虑并接受我方这一方案。
我方修正方案全文见附件。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继续要求对方解释对方经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交来战俘名单中我方人员四万四千二百五十九名的下落，并彻底驳斥对方根据我方曾经宣布过的俘虏数字向我方索取战俘的论点。
我方代表指出，根据我方一贯的对于俘虏的宽大政策，我方在战时释放了大批俘虏是举世皆知的事实，而我方现又准备迅速全部释放尚在收容的全部战俘。
但对方不仅于正式通知我方一共俘虏我方十七万六千七百三十三名战俘后，扣留了四万四千二百五十九名，而且还公开声称，将再扣留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三名战俘。
对方这种扣留俘虏的事实与企图是见不得人的。
我方的俘虏政策是真正符合于人道主义的。
我方代表在24日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将我方收容的战俘美军二十四师师长迪安的家书转交对方，并声明我方将继续收转对方战俘家信，要求对方亦转交我方战俘的家书。
附件：
我方修正方案全文如下：
（四）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保证于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
双方协议限度内的军事人员的轮换，应报告军事停战委员会，以便委托中立国监察机构进行实地督察，并应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
（五）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及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议的事件。
停战协议中所规定的监督与视察任务的执行，应按照下列两项规定办理：
（甲）在非军事区以内由军事停战委员会利用其直接派遣的联合小组负责。
（乙）在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及报告发生违反停战协议事件的地点，则委托中立国代表组成的监察机构负责，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或一方向中立国监察机构提出调查违反停战协议事件的请求时，监察机构即须负责进行视察。
（六）双方同意邀请未曾参加朝鲜战争的中立国家，在得其同意后，派出同等数目的代表组成监察机构，接受军事停战委员会的委托，负责执行本协议第4条及第5条（乙）项所规定的监督与视察的任务，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双方或任何一方提出关于执行此项任务的请求时，中立国监察机构即应派遣视察小组至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或非军事区外报告发生违反停战协议事件的地点，进行停战协议中所规定的监督与视察任务，并将监督与视察的结果，报告军事停战委员会。
中立国视察小组在进行上述任务时，双方应给以双方协议的主要交通线与运输线上的充分便利。

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机关人员
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动员大会
谭平山主任号召大家自我检查互相检查
【本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在17日举行机关工作人员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动员大会。
会议开始由谭平山主任作报告。
谭主任说：
全国即将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
我们要增产节约，就必须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因为有贪污、浪费，就不能厉行节约，有官僚主义，贪污、浪费就会随时出现。
谭主任指出：
现在贪污、浪费的现象很严重，它已经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妨碍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造成了不良影响。
我们如果听其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谭主任号召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自我检查，互相检查，上下检查，纠正缺点，提高一步。
接着由刘景范副主任讲话。
刘副主任首先就目前要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意义作了说明。
同时他又列举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所处理的贪污、浪费案件说明目前贪污浪费现象的严重情况。
他说不仅其他机关有贪污、浪费，而我们监察机关也有。
刘副主任号召机关工作干部立即行动起来，积极进行节约检查，为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创造条件。
他指示干部们学习文件，提高觉悟，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广泛的检查，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事实，克服旧社会的恶劣作风，完满地为人民服务。
最后由潘震亚副主任讲话。
他鼓励采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参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新华社声明
政务院第104次政务会议新闻，因本社工作中疏忽漏发，于12月22日始补发（见24日人民日报），特向读者致歉！

朝人民军梁载杰高射炮区分队一次击落敌机五架
【新华社平壤24日电】
11月20日，朝鲜人民军某高射炮部队梁载杰区分队和敌机激战一个多小时，取得了击落敌机五架而自己无一伤亡的光辉胜利。
当天下午一时，美国侵略军F80型战斗机八架侵入梁载杰区分队高射炮阵地附近上空后，穿出云层，对该阵地附近的某大桥进行袭击。
敌机一俯冲下来，就遭到地面高射炮火的猛烈射击，敌机顿时慌乱地高飞逃命。
但在几分钟后，敌战斗机十六架飞来了。
敌机企图摧毁这个高射炮阵地。
梁载杰区分队的高射炮手们沉着地向狂妄的敌机进行准确的射击。
勇士们不管炸弹在周围爆炸，一心想把敌机打下几架来。
不久，一架敌机在俯冲时被该区分队某中队第二门炮的炮弹击中，立即坠地焚毁。
阵地上立刻响起了一阵阵的欢呼声。
随后好几架敌机又突然俯冲下来，其中一架敌机慌乱地扔了一个炸弹后就往上钻。
正在这时，某中队第四门炮飞出一颗炮弹击中了它的腹部。
敌机冒着浓烟摇摇摆摆地直掉下来。
接着，某中队第二门炮的一颗炮弹也击中了另一架俯冲下来的敌机。
在高空盘旋的敌机，这时都不敢低飞俯冲，越飞越高地不见踪迹了。
但是高射炮阵地上的勇士们却仍旧警惕地注视着天空，对准敌机可能再来的方向布置了火力。
果然，没有多久，敌机又飞到高射炮阵地的上空。
这时，高射炮手们立即发出猛烈的炮火。
最前面的一架敌机被某中队第三门炮击中落地；
另一架敌机一进入某中队第三门炮的火力圈时，也被勇士们准确的炮火击落了。

英共主席威廉·加拉赫七十岁寿辰
毛泽东主席致电祝贺
【新华社24日讯】
12月25日是英国共产党主席威廉·加拉赫七十岁寿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特致电祝贺。
电文如下：
亲爱的威廉·加拉赫同志：
欣逢您七十寿辰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我个人，向您致衷心的祝贺。
并祝您的身体健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郭沫若电复斯科贝尔琴
决定明年亲自赴莫斯科接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
愿将奖金献给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美侵略委员会

【新华社24日讯】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收到“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主席、苏联科学院院士斯科贝尔琴关于授予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的通知。
郭沫若已于22日复电，表示感谢，并宣布将把奖金十万卢布全部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作为保卫和平事业之用。
两电电文如下：
斯科贝尔琴的来电最亲爱的郭沫若先生：
我迅速通知您，1951年12月20日召开的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为了您在保卫和加强和平的斗争事业中的卓越功绩，特授予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还须向您报告，根据1949年12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凡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者，将获得金质斯大林奖章和奖金十万卢布。
我们很欢迎您能抽暇来莫斯科一行，以便完成授奖典礼。
如果您不能来莫斯科，那末委员会为了达成上述目的，将派代表准备好奖章和奖金前来贵国举行授奖典礼。
或者您有什么宝贵意见，请提出来供我们参考。
请您于决定办法后，立即通知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委员会。
此致最崇高的敬礼！
郭沫若的复电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主席斯科贝尔琴院士：
最亲爱的斯科贝尔琴院士先生，我接到您亲切的电报，知道了我获得1951年度“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这真是我有生以来的最大的荣幸。
这不仅是对于我个人的极大的鼓励，而同时是对于全中国人民的极大的鼓励。
我今后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工作中要不断地加倍努力，以期能够有更实际的贡献，不负伟大的斯大林大元帅的英名，真正足以纪念斯大林大元帅的万寿无疆。
我想明年亲自到莫斯科接受这最大的荣誉，只是时期我要请您决定。
例如受奖者的全体或其中大部分人能够同时在莫斯科受奖，在莫斯科举行授奖典礼，应该是最适当的办法。
如果可以这样做，就请您把选定的时期通知我。
奖金十万卢布，我愿意全部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以作为保卫和平事业之用，请允许我先把这个预定向您报告。
此致最崇高的敬礼！

美方一再节外生枝坚持无理要求拖延谈判
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答复李奇微
我建议停战协定生效后，由朝中红十字会代表，会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分赴双方战俘营进行访问，并协助遣俘工作。
【新华社开城24日电】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24日以复函一件送交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
该函全文如下：
联合国军李奇微总司令：
我们收到了你12月21日的来信。
为了双方战俘和他们家属的利益，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迅速解决谈判中的各项问题，使之早日达成停战协议，以便使停留在双方战俘营中的全部被俘人员，得以在协定签字生效后，迅速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和他们久别而悬念的亲人们团聚，恢复他们的和平生活。
现在停战谈判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业已接近解决，只是因为你方一再节外生枝地坚持无理的要求来拖延谈判，以致停战协议尚未达成，双方战俘无从获释，双方万千被俘人员家属的长期悬望的痛苦也因此继续下去。
我方对于战俘，无论是在饮食、被服、居所或娱乐方面，都本着宽待战俘的精神和政策，给予他们以完全合乎人道的待遇。
伤、病战俘都能够从为他们安排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那里得到有效的治疗。
我方所提出的关于战俘的精确名单，充分反映了我方对于战俘的人道的注意和关切。
因此，我们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俘营的访问是不必要的。
但是，为了双方遣俘工作进行便利起见，我们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之后，立即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的代表，会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分组出发，到双方战俘营去进行就地访问，并准备在双方战俘交接的集中地点，协助遣俘工作。
你如同意，请将我们这个建议转达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1951年12月24日李奇微的来信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
从朝鲜冲突的早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几次请求你们以及你们的政府当局许可他们的代表进入北朝鲜，单单去视察战俘营，以便给你们现在羁留的联合国军战俘和大韩民国战俘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
此外，联合国军停战代表团已一再向你方代表团提出建议，要求给予同样的许可，并且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从这场战争一开始时起就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它所拥有的战俘有这种特权。
迄今为止，这一切请求和建议都被拒绝。
现在我代表有关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并以被你们俘掳的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名义，我再亲自请求你们重新考虑这种行动。
我丝毫看不出你们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执行这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工作——在以前的战争中各国都肯定允许该委员会进行的工作。
我一心只想到这些人的福利和他们的家庭的哀痛，我诚恳要求你们，请求立即许可持有适当证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入境——他们现在已准备好随时给你们以援助。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李奇微

东北使用新式农具的互助组获得丰收
产量远远超过当地一般互助组和个体农民
据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初步调查：
今年东北行政区有五十四个互助组，积极参加了爱国主义丰产运动，使用了苏联式马拉农具，改进了耕作技术，因而获得了丰收。
松江省集贤县使用新式农具的四十二个互助组的大豆产量，在气候不正常的情况下，每垧（一垧合十五市亩）还收获了三千斤左右，超过当地一般互助组及个体农民产量的一倍。
黑龙江省讷河县十四区向阳村马庆福小组，用新式农具耕作，今年种了一百垧小麦，每垧平均收获四千斤，创造了当地小麦高额产量的新纪录。
吉林省榆树县兴隆区何家村何凤山互助组，每垧小麦收获三千五百斤，超过当地用旧式犁耕作的小麦产量一千斤。
比较突出的是黑龙江省绥化县二区十九村高振互助组的小麦，今年一垧地收了五千四百斤；
松江省集贤县小明申村刘文彬小组的小麦，每垧收了五千零一十斤，超过当地一般小麦产量一倍以上。
这一批使用新式农具的互助组所以能够得到丰收，主要是因为改进了耕作技术。
第1、深耕。
这些使用新式农具的互助组，在耕作上，一般的都能深耕十二到十八公分（三点三公分等一寸），比旧式犁耕深三公分到六公分，这样就能使表土和下层新土上下翻转，促使地力恢复和增加土壤的肥力。
第2、密播。
用新式农具播种的大豆株行距离，大部分是六十公分，比旧式农具播种的株行要窄三公分到五公分。
第3、秋翻地。
过去北满一带的农民，很少有秋翻地的习惯；
现在松江、黑龙江等地的互助组使用新式农具后，一般都作到了秋翻地。
第4、在轮作、施肥、选种等方面也有改进；
特别是这些使用新式农具的互助组，绝大部分都采用了政府推广的各种优良品种。
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和各地公营农场，对于使用新式农具的互助组，不仅优先贷给农具、优良种子、农药等，同时在每个季节还选派技术干部和拖拉机手，深入田间，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问题，这也是使用新式农具的互助组得到丰收的有利条件。
（吴文献）（附图片）
东北铲趟机
双轮一铧犁（苏联式马拉农具）

中南区税务管理局
对武溪镇税务所擅自降低税率已作处理
编辑同志：
08月31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读者杨西伶对湖南泸溪县所属武溪镇税务所不按规定税率征收营业税的批评以后，本局曾经派员会同湖南省税务局、沅陵专区税务局和泸溪县税务局，组成检查小组，详细检查。
现在把检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写在后面：
1951年上半年，武溪镇油盐业同益、郑立昌和棉布业复诚、大丰等六家商号，共计本销桐油营业额一千八百一十二万元，都按本业营业额并用百分之二税率课征，而没有按税法规定分别课征（桐油应征百分之三），因而少征税款十八万一千元。
贸易公司方面：
在今年01月到06月共拨出桐油十四万七千八百四十斤，按税法规定，总、分、支公司机构内部调拨不算营业行为，不课征营业税。
（按：
读者杨西伶反映武溪镇税务所少收贸易公司税款六百万元不确。）
但有一部分本销的桐油营业额二千五百十八万元，武溪镇税务所也按百分之二税率课征，计少征税款二十五万一千元。
此外，武溪镇税务所在去年还少征桐油营业税九十二万一千元。
以上共计少征税款一百三十五万三千元。
造成以上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武溪镇税务所的干部对政策学习不够，对工作不负责任和严重的粗枝大叶作风。
此外，泸溪县税务局对所属税务所工作疏于检查，也应负相当责任（已作检讨）。
现在本局已初步决定：
自1951年起，一律按这次检查结果补税。
为照顾私营商业的经济情况，1951年以前的不再补税。
武溪税务所人员今后应加强政策和业务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和业务水平。
同时各级税务领导机关今后也应注意对边远地区工作的检查，加强对税务工作干部的教育，以逐渐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使税收工作少出或不出偏差。
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税务管理局局长林锦章
副局长李十中胡仁

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
不应铺张浪费随意请客吃饭
编辑同志：
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天津某贮油库，在11月11日发生火警事件。
事后，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以及中国石油公司总公司等单位，派员到天津，配合天津市有关单位查究失火原因和责任。
这项任务结束后，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在12月01日设宴招待各单位检查人员，宴后并请他们观剧。
据我所知，除了天津市人民检察署的同志没有出席外，其他各单位检查人员三十多人都参加了。
单只餐费一项，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就花了一百多万元。
我认为这种铺张浪费实属不当。
而且主人是被检查者，客人是执行检查者，这样请客看戏，就更不妥当。
我认为中国石油公司华北区公司应公开检讨请客动机，参加宴会的各单位检查人员也应检查错误。
张振芳

山西国营农场创造棉花等作物丰产纪录
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运动中发挥了示范作用
山西省各地的国营农场今年大部丰收，有许多农场创造了棉花、玉蜀黍等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高纪录，发挥了国营农场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运动中的示范作用。
运城专区农场今年的八百三十多亩棉田，其中产量最低的旱地，收获也比当地农民多一倍。
有一亩八分丰产地，每亩平均产量是籽棉九百二十八斤。
阳曲县县农场今年的十四亩金皇后玉蜀黍，每亩平均产一千零七十三斤，超过当地玉蜀黍最高产量二点六倍。
其中有三亩丰产地，每亩平均产玉米一千三百五十三斤。
阳曲县县农场所种的高粱、谷子、洋麻等作物的产量，也都大大超过了当地农民的产量。
另外，省农场今年在一块碱地上所种的水稻，一亩地收了九百六十斤稻子。
国营农场丰收在当地农民中所起的影响极大。
农民看见农场用新式农具，和科学的耕作方法种庄稼，收成高几倍，他们便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保守思想，对新式农具和科学的耕作技术大感兴趣，纷纷要求农场指导。
山西的国营农场近一百个，遍布全省各地。
这些农场，都和当地农民中的劳动模范、技术能手、村技术委员会和技术研究小组、特约农户等，建立有技术指导的关系。
这样，山西省便形成了一个以这些农场为中心的庞大的农业技术推广网。
今年，山西全省有七百三十一个特约的良种推广农户，在农场的指导下进行种植良种的示范工作，有一千七百二十九个村技术委员会和技术研究小组、三百五十多个互助组的小农场，都种了农场推广的优良作物品种。
（新华社）

山西武乡窑上沟等村
代耕地创丰产新纪录
山西全省曾展开空前大规模的优军代耕竞赛运动，代耕地区普遍丰收。
向全省各村发起代耕竞赛的生产模范村窑上沟村（武乡县）及左权县大林口村、高平县雍万村等村更创造了代耕地丰产新纪录。
窑上沟村曾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群众代耕情绪；
实行了包工包产和专人专责制度，启发了群众代耕积极性；
执行了随时检查总结评比办法，保证了代耕工作的经常化。
全村代耕的一百一十二亩秋地，平均产量达一石七斗五升，较每亩应产量九斗超过八斗五升；
与去年每亩实产量
一石三斗八升相较，增产了三斗七升；
较全村一般农民每亩平均产量一石七斗超过了五升；
较今年每亩增产计划超过一斗。
（山西日报）

山西省创造了大量推广新式农具的基础
本报特约记者武光汤
山西一年来推广以步犁为主的新式农具，已有显著成绩。
农民们已亲身体验到，改用新式农具确实可以提高耕作效率，增加产量。
农民自发地改进和创造农具的也很普遍。
在1950年春夏两季，经过农民自己改造成功的农具就有二十多种。
潞城刘聚宝的“空心锄”、王登高的“耘锄”，襄垣崔荣章的“霍耧锄”，都为当地群众所欢迎。
这正反映了土地改革完成生产恢复以后农民的愿望。
山西新式农具的推广工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一年来推广新式农具（七寸步犁、五寸步犁、一六六黏土犁、大小型玉米脱粒机、打稻机、耘锄、铡草机、机器磨、切片机等）共一万零五十三部（1950年推广的没算在里边），其中犁占百分之六十以上。
此外，并推广喷雾器一万五千多架。
省的和专区的农场已开始试用畜力盖耙、马拉收割机和十行播种机等。
一年来的经验证明，犁的改进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式步犁确实
“拉得稳、翻土好、耕得深、犁得快”，最受群众欢迎。
山西省一年来使用步犁耕地的面积已逐渐增加，春季用新式步犁耕地的面积约七万亩，夏季增加到二十万亩，秋季增加到三十三万八千亩。
此外，玉米脱粒机、喷雾器也受群众欢迎。
小型玉米脱粒机的效率可抵三个人工，大型的可以抵五个人工。
喷雾器杀虫效果，更是人力比不上的。
据崞县八九两区调查，三人合使短管喷雾器一架，每天可喷射果树三十亩到六十亩，比三人用手防治，提高效率十倍。
又据这两个区四十七个村的统计，共喷射果树四万六千五百五十株，每株省工钱十二万六千一百二十五元。
用喷雾器防治棉蚜也比手工提高效率四倍到五倍。
因为新式农具已表现了显著的功效，所以普遍供不应求。
今春群众到长治专区农具站购买农具的车马不断。
襄垣连着派车六次，还没运回农具。
各村各县订购数字常常超过站存数字的两倍三倍。
运输新式农具的车辆，往往被群众沿路拦截，要求让给他们；
有的农具还没卸车，群众就贴上自己的名字。
农民对于新式农具是这样热爱。
山西省推广新式农具的数量还不算多，但已遍布全省各县（每县多者七百部，少者三部），这对于新式农具的示范教育和技术传授有很大作用，给今后大量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年来推广新式农具的经验证明，除了领导干部必须重视及国家予以足够的支持外，主要应掌握以下几点：
第1、必须重视对新式农具优越性的宣传，组织典型示范，对比试验，打破群众的保守思想和某些顾虑。
陵川、汾阳等推广重点县，都结合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新式农具的优越性的教育。
阳曲、崞县、昔阳等重点县利用春节、庙会，举办了小型的农具展览会。
襄陵、永济、临县文化馆设有新式农具的长期展览室，并有专人负责传授使用技术。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已有五十多万群众在各种展览会、观摩会参观了新式农具。
农具推广站并且有计划地选择特约示范户，进行对比试验。
安邑曲温村进行新旧犁对比试验后，并组织附近岳坛、冯村、西留、大渠、原王庄等村的劳动模范和群众前往参观评比，证明在同样耕作条件下，用新式犁耕的地的棉苗，比用旧式犁耕的地的棉苗长得高，棉桃多。
其他各地群众，自己进行对比试验的也不少。
这些试验，打破了群众的保守思想，使群众认识了新式农具的优越性。
陵川县群众这样歌颂新式步犁：
“新社会，新气象，新犁翻起新土壤；
变了样，多打粮，抗美援朝有保障。”
通过新式农具的宣传教育，使农民进一步认识了工农之间的密切关系。
连全保写信给工人说：
“如不是工人老大哥制造出新式农具，我们就增不了产。
希望你们生产更多的新农具，支援我们生产更多的工业原料。”
他们已开始从实际生活中体会了工农联盟的伟大意义。
第2、在推广中同时必须做好技术传授工作。
1950年山西开始推广新式农具时，发生过推广和技术传授脱节的现象。
因此，今年山西各级农业领导机关特别强调了技术训练和技术传授。
今年春季，省、专区、县曾训练了农具专业技术干部和掌握使用新农具技术的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四千余人。
不少干部已成为使用新式农具的技术指导员。
沁县、襄垣、长治、晋城、陵川五县有一百多个县区干部，学会了使用新式农具的技术。
在县、区春季农业技术训练中，使用新式农具技术也列为主要课程之一。
经过课堂讲授、田间实习，学会使用新犁的群众有两万人。
夏耕和秋耕期间，重点推广区又做了短期专业训练，忻县专区九县训练了四万八千七百五十七人。
有的农具站提出“技术不下乡，农具不出门”的口号，以保证把技术和农具同时交给群众。
陵川等县在区村扩大干部会上，专门讲授农具使用技术，并做实习表演。
有些地区还组织了技术传授站。
今年我们因为重视了技术教育和技术传授，所以农具推广就比较顺利，使用效果也比较好。
第3、应认清农村劳动互助组是新式农具推广的主要对象。
目前已推广的新式农具，有百分之八十是互助组掌握的。
据今年08月以前的统计：
汾阳、黎城、武乡、平顺、定襄等县已有一千五百多个互助组合伙买了新式农具。
陵川县四百一十七部农具全部贷给了互助组。
互助组确实是使用新式农具的很好的基础；
同时，新式农具也推动了互助组的发展和巩固。
陵川庞家川任正春互助组，由于买到了新式农具，由八户发展到十九户。
化？
村由于买到新式步犁，全村十五户都参加了互助组。
定襄高村买回新式步犁十四部，就以步犁做基础，组织了十四个互助组。
目前推广的新式农具，一般是适合于小农经济的；
但必须和组织起来相结合，才能更加发挥新式农具的效用。
有些群众反映：
“新式农具好，就是买不起，用不着。”
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例如玉米脱粒机，小型的每天（八小时）可以脱玉米四百八十斤，大型的可脱二千斤。
如果一个农户单独买一部小型玉米脱粒机，只需几天就可把一家的玉米全部脱完，以后在一年内就再用不着了。
如果是一个互助组，情形就完全不同，可以用得着，而且也能够买得起。
其他如铡草机、精选机、耘锄、喷雾器等，也大都如此。
同时，新式农具种类繁多，而且都需要一定的使用技术，组织起来可以分工学习，克服一个人不能样样学会的困难。
第4、要建立农具推广专业机构，使农具工作的行政领导、技术传授和经营推广结合起来。
山西在
1950年成立了省农具推广站和五个专区推广站，1951年又增设了两个专区站和六个重点县站。
另外还设置了五个农具修配站。
这对新式农具推广工作的开展，起了决定作用。
壶关、黎城等县还组织了以县长为首的农具推广委员会，更直接推动了农具的推广工作。
推广新式农具需要有行政的有力配合和专门技术的指导，同时也有较复杂的经营工作，如农具的订购、运销、出贷、收费以及如何修配等，如果没有专门机构，推广工作就会受到限制。
过去有些地区没有重视组织专业机构，不但推广工作遭到困难，而且经营也很混乱。
农具修配也必须有专门组织，农民对这一点的要求非常迫切。
长治等地农民要求干部下乡带修农具的工具，给他们调整修配。
我们对新农具应当是保安装、保修配、保使用。
现有修配站，仍赶不上群众的需要。
第5、解决新式农具的制造问题，也是推广新式农具的重要环节。
最初我们对农具制造工作注意不够。
各地制出的农具，规格极不一致，质量也较差，使推广工作遭到困难。
因此，今年特地召开了全省六十五家公私机器业铁工厂的农具制造会议，贯彻“组织起来，充分发挥机械工业的潜在力量”的精神，初步地解决了农具制造中的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制造任务、统一农具规格、统一价格等问题。
这不但使农具制造有了保证，而且统一了全省农具制造的规格。
这给农民修配农具零件以极大的方便。
山西省机器公司又自动地担任组织各厂统一购料、帮助各厂解决图纸、模型和训练技术工人等问题，并经常给各厂以技术指导，解决技术上的困难问题。
这更增加了公私各厂制造新式农具的信心。
目前全省除省机器公司负责制造农具外，各专区都有较小规模的专门制造农具的工厂一处或两处。
领导机关根据各厂的专业性和地区性的原则，适当地统一分配了任务，使各厂能逐步专业化（做犁的专门做犁，做水车的专门做水车）。
在交通不便的专区如长治、兴县专区，都是以就地制造、就地推广为原则，减少运费，降低成本。
这对解决全省农具制造问题，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如果能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等方面更进一步地再加改进，就可以完成供给全省农具的任务。
山西的新式农具推广工作已经有相当基础；
1952年拟在这个基础上推广新式农具三万部。
现在，正加紧为实现这个任务做各项准备工作。

应该改进标点符号的格式
编辑同志：
09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标点符号用法”后，截至目前为止，已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东北日报、长江日报、察哈尔日报、旅大人民日报、沈阳日报、辽东大众、内蒙古日报等几家报纸，改进了标点符号的格式。
例如人民日报，从11月20日起，就把过去用在文字底下、正当中的标点符号（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问号、感叹号等七种），一律换为仍占一个字的地位，但是位居右上方的标点符号。
这样，符号的左侧就露出显著的空白，使读者看起来段落分明、十分清楚。
但“标点符号用法”已公布近三个月了，还有很多省、市以上的报纸，没有依照这个办法改进。
因此，我们建议这些报纸，应认真执行规定，改进标点符号的格式。
谢舜余吴景春

某些小学教师应检查忽视儿童健康的思想
编辑同志：
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浙江省温岭县东洋乡下林小学校长叶喜麟强迫十二岁的少年儿童队员林康郎吹号，因而酿成死亡惨剧的消息。
我们认为，叶喜麟严重地违犯了国家保护儿童的政策，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允许的。
各地文教机关应该接受这一教训，号召小学教师在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检查漠视儿童生命和健康的思想。
李 盈沈福悦

河北五十多名农业劳动模范订出计划
推动千村万组模范丰产运动
河北省各地农业劳动模范纷纷订出爱国增产计划，积极开展千村万组模范丰产运动。
这一运动是劳动模范耿长锁、张希顺、宋洛学等在河北省11月中旬召开的全省第2届工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发动的。
他们要求明年在全省范围内发展一千个模范生产户，这些户要作到每亩棉花、小麦产四百斤以上，谷子产六百斤以上，玉米产五百斤以上、甘薯产六千斤以上。
争取发展一万个模范丰产互助组；
这些组要在今年的丰产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百分之三十。
发展一千个模范丰产村，这些村要做到全村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今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每个县要有一个模范丰产区，这个区要做到全区单位面积产量比今年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每个专区要有一个模范丰产县，要求这个县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百分之十到十五。
这一提议，得到参加大会的全体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和干部的热烈响应，并已得到河北省领导机关的支持和领导。
现在，参加这个运动的劳动模范都在自己的增产计划中提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带动农民增产的具体奋斗目标。
饶阳县五公村劳动模范耿长锁计划明年增产粮食一万七千斤（今年共产粮十一万一千一百八十斤）。
在十六亩丰产实验地中，五亩棉花每亩产六百五十斤，五亩玉米每亩产八百斤，五亩谷子每亩产一千斤，一亩甘薯产八千斤；
一般棉田三十五亩，每亩产籽棉二百五十斤；
其他一般作物农田，每亩争取产粮五百四十斤，超过今年三十斤。
创河北省棉花丰产新纪录的肥乡县劳动模范张德芳，要在今年每亩产籽棉七百二十五斤的基础上，提高到
一千斤，并且要带动自己互助组内的十户，每亩产六百斤，还要帮助附近五个村的农民提高植棉技术。
天津小站稻产区丰产模范邹玉彬，除保证他的十亩水田每亩产稻谷一千五百斤外，还要带动三个互助组或为“千斤组”。
博野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动模范郭玉琛计划明年把各样庄稼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百分之十五，棉花、谷子、甘薯要增产更多。
冀县劳动模范郁老善计划带动全村一百三十七户农民，增产百分之二十，还准备协助本区人民政府，带动全区农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百分之十五，创造模范丰产区。
望都县三堤村劳动模范吴学增要带动全村互助组提高产量百分之三十五，全村提高百分之
三十。
满城县劳动模范宋洛学、王青梅、张洛亭，要振生、王洛忍等五人，在计划中，都提出保证，要帮助本村的村政府，领导农民，提高产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争取本村成为模范丰产村。
宋洛学、王青梅、张洛亭三人还要帮助区人民政府，领导全区农民，使棉花粮食产量，较今年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他们五人还计划动员九百户农民参加“千村万组模范丰产运动”。
山区农业劳动模范刘春发，争取五亩玉米每亩产八百斤，二亩谷子每亩产五百斤，又保证带动全村在明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发动三十户参加玉米每亩增产到五百斤的丰产运动。
此外，石家庄市郊区植棉模范梁家瑞、武清县水利模范姜玉、深县改良土壤模范高贯斗和昌黎县的阎际芳、李俊，大名县的岳凤仙，唐县的聂志建，夏津县的董玉明，平山县的安青节，元氏县的牛保单、董瑞全，蓟县的王俊，定兴县的王德奎，定县的张玉璞等五十多个劳动模范，都订出了具体的增产计划。
许多农业劳动模范并且带动全村、全组农民订出了丰产计划。
从组织起来、提高技术、大量
积肥、扩大水田等方面保证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各劳动模范都提出要从组织起来、提高技术、大量施肥、扩大水田等方面来保证实现增产计划。
在组织起来方面，耿长锁准备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吸收一部分要求入社的农民入社；
邹玉彬要帮助本村十二个临时互助组发展成常年互助组，把老的少的和妇女半劳力都组织起来；
宋洛学等五人要发动本村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参加互助组，争取妇女劳动力百分之四十组织起来（现在他们的村已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其中有百分之三十的女劳动力）；
牛保单要带动全村农民参加互助组，现在他的村一百零一户中已有八十户参加了互助组；
吴学增要带动全村百分之五十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并使百分之二十的户达到长期互助。
在提高技术方面，各劳动模范都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提出了各种办法。
如耿长锁计划明年买十吋步犁、四行播种机、新式耘锄各一架（原有七吋，十吋步犁各一架），做到耕、耩地都用新式农具，还准备添购喷雾器两架（原有一架）、“六六六”和鱼藤粉等杀虫药剂六十斤，以防治病虫害。
高贯斗准备帮助附近村庄改造碱地一千八百亩。
吴学增要带动全村准备好农药二千斤，增加七吋步犁十架。
所有劳动模范都准备选用优良品种，采用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方法。
如邹玉彬、张德芳准备做到稻、棉适当密植。
张德芳今年的棉苗每亩留二千二百棵，收棉七百二十五斤；
他准备明年每亩留三千棵，争取每亩丰产籽棉一千斤。
在施肥方面，耿长锁计划明年施肥比今年增加一倍，用扩大猪圈，压绿肥等办法积肥一百四十万斤，再买二百斤肥田粉，作到各种庄稼普施追肥三次。
岳凤仙计划开油房，赚油饼一万五千斤，都上到地里。
李俊互助组计划今冬伙养大猪十只，各户再养猪一百零四只，加上十三头牲口的粪和开油房粉房赚下的油饼粉渣，一共可以积肥料一千九百大车，明春每亩地可施底肥三千斤。
在扩大水田方面，耿长锁准备修旧井一眼，打新井一眼，买水车两辆，增加水地二十五亩。
吴学增保证明年全村打新井四十五眼，增加水车四十辆，争取扩大水田一千五百亩。
唐县聂志建要带动全村农民在现有水利基础上增打新井十眼，买水车三十辆，把旱地全变成水田。
从冬季增产节约运动中做好明
年丰产的准备工作
劳动模范们都计划在今年冬季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做好明年大生产的准备工作。
如刘春发要组织一百三十二人上山打柴九十万斤，支持明年生产；
郭玉琛互助组的地带碱性，今冬他们决定组内的胶皮车不出去拉脚，在家拉沙子垫地，改变土质；
邹玉彬今冬除带动家家养猪，制造堆肥外，还要把稻草运出去卖，赚回钱多买肥田粉；
张德芳互助组要在今冬地冻前耕地二遍，耙五遍，耪两遍，以保持水分。
劳动模范们在制订增产计划的时候，同时制订或修订了爱国公约，他们准备用执行爱国公约的具体行动来保证增产计划的顺利实现。
（本报综合稿）

湘乡县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不应该吃群众酒饭接受礼物
编辑同志：
我们反对干部随便吃群众酒饭、接受群众礼物的现象。
湖南省湘乡县三区白圫乡土地改革复查完成后，乡村干部领着几十个男女群众，敲着乐器，燃着鞭炮，举着绣上“艰苦奋斗，为民幸福”的锦旗，把复查组干部送到县里。
最近，湘乡全县开了布置复查的干部大会，经过检查，发现类似的情况很多。
如一区溪山县土地改革复查完成后，群众请干部吃了酒、饭，有的还送了牙刷、牙膏。
又如七区区干部胡自立在锦屏乡参加土地改革，群众送了他
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被称为“光荣对联”、“光荣鸽子”（和平白鸽）、“光荣鞋”、“光荣肉”等等。
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
我们认为各地应注意纠正并防止这些现象。
刘三才黄定平

满洲里车站应检查损坏汽油现象
编辑同志：
中国石油公司所买的四万四千三百二十八公斤拖拉机油，在11月06日运抵东北满洲里。
这批汽油由中长铁路管理局满洲里车站货物处司磅员杨太百和油库换装工长王汉文负责监收和装换。
他们没有检验油车，就把油灌入三辆油槽车内。
第2天早晨，海关监管员查验时，看见其中一辆油车储油很少，而地上漏的油有十一、二吨之多。
监管员立刻通知杨太百等。
杨等来了以后，胡乱地连灰土泥沙盛起了四吨多油，仍灌入油车内，以致使车内没有漏出的机油也变了质，不能应用。
事后，车站检车段也没有重视这件事，竟要用刷槽车的油底子来弥补已缺的油量。
这种对人民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加以检查。
朱宽夫

经济简讯\\浙江大学农学院讲师汪丽泉，根据米丘林学说的原理，试验“大麦分枝”已得到初步成功。
分枝大麦，是用育苗移植法育出的。
今年，他们把大麦的幼苗像栽水稻一样移植了一遍，结果有百分之二十的麦株长出了分枝，有的长双穗，有的长三穗，最多的八穗。
每株麦粒一般是五十多粒，最多的七十二粒。
这种分枝大麦的产量，比普通大麦约高百分之五十。\\江西橘子已经大量上市。
今年除南丰蜜橘因逢淡年平收外，三湖、遂川等地的红橘、金橘都丰收了。
据估计江西全省今年产橘六百万斤，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
现在，江西省产橘地区的国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正配合收购工作大量供应农民各种布匹、百货等。\\川南区沱江流域产糖区今年甘蔗收成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这大大促进了制糖业的发展。
沱江流域今年种甘蔗二十七万多亩。
由于蔗农获得人民政府供给的优良蔗种和肥料，蔗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大都提高了。
内江县的蔗田今年每亩平均收甘蔗二千八百公斤，比去年增产了一成到二成。
资中县耕作最好的蔗田，一亩最高产量达七千多公斤。
而且良种甘蔗含糖量高，今年沱江流域的糖产将比去年增加。

苏北建湖县石桥乡民兵中队长
廖远师贪污敲诈迫害群众
希望有关领导方面迅速处理
编辑同志：
苏北建湖县庆丰区石桥乡民兵中队长廖远师，一贯贪污敲诈、迫害群众。
廖远师在1947年任石桥乡禄荣村农会会长后，因贪污、腐化，被送县法办，后交保释放了。
没有几天，廖远师就做起石桥乡乡长来，于是，他对群众说：
“你们愈告，我的官愈大。
看你们有多凶！”
不久，他被降为石桥乡民兵中队长，但是他的作风也更坏了。
1950年05月，廖远师向禄荣村张友学、张友才、张友洪、刘万友、刘万才、廖开银等户，各借稻二斛，到现在一粒没有还。
同年02月，廖远师又私自挪支农会的稻子三百斤，现在也一粒没有还。
他又向刘万友“借稻”四石给“村长买牛”，也没有还。
他强占了吴淮贵家的稻子三石，还私自出卖公地。
另外，廖远师作威作福的事情还不少：
1949年，他打过廖文华的妻子；
1950年09月，他非法关押过军属吴开晓；
今年03月，陈国兵的母亲（军属）生活困难，廖远师不只不帮助解决，反而把她大骂一顿。
廖远师又迫害过烈属姜兆友等。
廖远师在本庄小店中买东西不给钱，更是常事。
本村的吴开贵到外地去，廖远师就强奸吴开贵的妻子。
为了对革命负责，我们特别揭发上面这些情形。
我们希望上级政府，党或县人民监察委员会迅速调查处理。
韩德全（党员）姜兆友廖大传（烈、军属）
王士勇口述（姚定昌金代笔）

苏北行署财政处会计室科员
陈竞认真调查研究责任心强
给国家节省了七千多万元
编辑同志：
去年，苏北行署财政处会计室第2科科员陈竞在财政处经管室工作时，认真调查研究和钻研问题，替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财富。
陈竞去年秋天发放冬衣时，除了调配一万套冬衣存货和三、四万套冬衣里子布外，并负责染制二千四百匹白细布。
当时每匹染费约近十万元。
陈竞和洗染厂老板详细计算颜料、人工，又和工人研究成色、染法，结果使染费减为每匹六万五千元；
而且染的布色都很好。
计染制二千四百匹白细布，共节省染费七千多万元。
陈竞在工作中，还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
如建议会计集中办公，合并账册等。
这样，不但简化了手续发挥了每个工作人员的潜在能力，还节约了不少账册、表格费用。
徐云驹

齐齐哈尔铁路局总务处产业科
应检查官僚主义作风
编辑同志：
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总务处产业科，在去年11月成立了一个测量队。
测量队人员测量路基时，不使用科学的测量仪器，只凭眼睛估计。
他们估计多少公尺，就写上多少公尺。
产业科长于怀有，听任他们用这种方法工作。
今年02月评选模范组时，发现他们测量的路基，有百分之三十都错了，必须复查返工。
林密线、东海站等路基，返工后仍然没有测准，到现在还在复查。
我们初步计算了一下，一年来在工资和生产费上面，共浪费了九千多万元，在绘图纸等材料方面，浪费了五百多万元。
这些损失都是因为产业科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应检查这件事。
高鹏举张裕甫

中共静海县西琉城村支部的整党教育
编者按：
中共静海县西琉城村支部的整党教育工作是有成绩的。
这个支部在进行关于共产主义的教育和关于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时，都是紧密联系党员的思想情况进行讲解和组织讨论的，所以经过整党，党员的思想水平提高了一步。
这一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河北静海县西琉城村是1948年解放的，1949年03月建立了党的组织。
除三个党员已带头参军外，现有党员十三人。
党员思想作风上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党员觉悟程度很低，一般的不了解党的性质和党的最终目的，认为“分了地就是革命成功”，可以“松口气”了。
（二）村里原来有宗派斗争，加上支部书记信平福工作作风不民主，因而党内不够团结。
（三）民兵队长刘志民和支部书记信平福都是荣誉军人，居功自傲，在群众面前摆老资格，有时不执行上级的决议和指示，自搞一套。
（四）党员有强迫命令作风，一部分人认为“只要能完成工作，强迫命令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个村的整党工作是08月01日开始的，共有十一个党员参加（外出和请病假的二人）。
一、了解情况，作好准备
整党开始时，工作组说明了整党的方针和目的，多数党员对整党抱着欢迎态度，要求整党；
但一般还有些不正确的认识或顾虑。
支部书记信平福及民兵队长刘志民等四人，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得很积极，又都是负责干部，他们认为“整一整，不工作的就都工作了”。
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工作中有些缺点和错误，思想上也有些顾虑：
怕别人报复，怕受处分。
于云来等五人，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得不够积极，但没有大的缺点和错误，没有什么顾虑，他们认为整党能学些办法。
高永顺和张清年二人觉悟很低，工作消极，对整党“摸不着底”，有些恐惧。
根据以上情况，工作组首先反复讲解了整党方针，肯定了党员干部在工作中的成绩，也指出了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对第2种人，指出他们愿意整党是好的，但必须用积极的态度参加整党；
对第3种人则进一步说明整党的方针和目的，以消除他们的顾虑。
另外，工作组和每一个党员进行了个别谈话，以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
并帮助生活困难的党员，通过组织生产，解决实际困难。
这样一来，党员的整党态度基本上端正了。
十一个党员一致提出要积极参加整党学习。
并要作到“三不误”，就是：
不误学习，不误工作，不误生产。
二、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
的教育
（一）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中心目的，是使党员认识革命前途的光明伟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及中国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进行革命前途的教育。
这种教育的重点是使党员大体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以便进一步具体解决某些党员所残存的“凭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和其他糊涂思想。
在讲解时，先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讲起，指出这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并使党员认识大机器生产的好处。
经过讲解和讨论，多数党员检讨了过去“富和穷都是命该”、“在道门，好好地遵法，死后上天堂”的错误看法，认识了这是受了反动统治阶级的蒙蔽。
又经过解释、讨论，进一步认识了“社会是劳动创造的”，
“帝国主义一定死亡，共产主义一定要到来”。
信平志说：
“我们有了毛主席的领导，工农团结起来，社会一定进步得更快。”
（2）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
这种教育的重点是指明革命的远景，使党员认识到那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生活的美满幸福。
经过讲解和讨论，党员一般地认识到：
只有工农业的高度发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但在讨论过程中，曾发现两种错误思想：
有的用经验主义的眼光看社会主义，不太相信大机器生产。
张清年说：
“有了拖拉机，落后工具也不能取消。”
有的则想很快实现社会主义。
高凤五和信平安提出：
“凑几千斤米去买拖拉机，赶快实行社会主义。”
根据以上情况，工作组介绍了苏联实况，以打破大家对大生产的怀疑。
对于有盲目急躁情绪的同志，则着重解释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凭空想。
经过反复的讲解、讨论，大家的思想明确起来，并且表示要积极工作，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3）对于中国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因为大家已经学习了上述两个基本问题，所以容易领会。
一开始讨论这一问题时，就有八个党员检讨了过去认为分了地就是“革命成功”的错误思想。
信平安说：
“我过去认为分地就是共产，共了产就是革命到头了。”
现在他认识了：
“要想走到社会主义，党员除了带头打倒三个敌人以外，还要组织劳动互助，发展生产。”
孔兰英说：
“我以后一定积极工作，给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经过了关于共产主义的教育，党员的思想水平提高了，实际工作也马上有了改进，在支部领导下，村里登时组织了四个互助组。
这以后，接着进行了关于党员标准的教育。
（二）在进行党员标准的教育以前，工作组先讲解了党的历史和提高党员标准的重要意义。
使党员了解了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党是光荣的、伟大的和正确的，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应该为更高的党员标准而奋斗。
（1）关于党的性质的教育。
这个问题能够很好地得到解决，其他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因此，必须事先进行仔细的研究，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并且要时时掌握党员的思想变化状况，灵活地引导大家争论，并使争论逐步深入，以求最后统一认识，提高思想水平。
在讲解党的性质时，首先用大家亲眼见过的近代化机器的大生产，和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的小生产作比较，以机器生产的效率比手工业生产的效率，以火车比牛车，以集体比个体，以组织性比散漫性，肯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说明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经过这样讲解以后，党员开始在口头上承认了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在内心里还是
“搞不通”。
张清年说：
“党给农民办了事，就是农民的党。”
信平福说：
“工人阶级虽然进步，但是人数还少；
等将来中国工业化了，工人多了，才能有工人阶级政党。”
针对这些错误思想，工作组又进一步进行了如下的教育：
除了肯定农民在革命中、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以外，同时教育党员必须认识农民不能成为领导阶级的根本原因。
然后组织党员对这一点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党员这才认识了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信平福说：
“农民是个体生产，若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有多少人也得失败，历史上李自成和洪秀全的革命就是这样的。”
信平安说：
“像作战一样，工人阶级是指挥的，农民是部队，有部队没有指挥，有指挥没有部队都不行。”
信平志说：
“不按工人阶级的道走，农民使不上机器，得不到最后的解放。”
这样大家就大体上弄清了党和群众团体、党员和非党群众、先锋队和普通工人的区别；
了解到工人阶级是通过共产党对农民实现领导的；
纠正了某些党员承认党的领导而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观念。
（2）关于党的最终目的的教育。
进行这种教育的目的是：
进一步坚定党员的革命人生观、批判半截革命思想。
经过学习、讨论，信平安作了自我检讨，他说：
“我认为分了房子分了地就完事了，那知道大头还在后头呢。”
信平福表示：
“为实现共产主义，咱们大家不能散漫，要团结得紧紧的，作好工作，站稳立场。”
最后有十个人表示坚决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
（3）关于党的立场的教育。
这是先从党员对共产主义事业应持的态度讲起的，同时联系检查每个人的思想。
经验证明，这种讲法是成功的。
由于过去这个支部的党员的立场较稳，因而这次进行教育时，他们领会得就比较深刻。
经过教育以后，党员认识到：
“半路上不干了，就不能当党员。”
“立场站不稳，就不能走到共产主义。”
信平志、于文仲还回忆了过去同地主斗争中的一些问题，更加提高了对敌人的警惕性。
他们说：
“过去地主高凤祥，给我们送礼，就没安着好心；
我们要不拒绝，非上了他的当不可。”
（4）在进行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的教育时，工作组考虑到这个村的党员多半有叔侄兄弟的关系，所以重点就放在了弄清党员和支部、支部和上级的关系，党员对党的纪律应怎样遵守以及对危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应抱什么态度等问题上。
在讲解时，先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讲起，然后组织大家展开讨论。
在讨论中，信平福说：
“党在三十年的斗争中得到了胜利，这是因为党有统一的领导。
没有统一的领导是不行的，一家子过日子不一条心还不行呢，何况党呢！”
信平志说：
“破坏了纪律就是危害了人民的利益。”
在党员认识了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以后，工作组进而讲解了支部的领导作用，支部和党员的领导关系等，党员认识逐渐提高，多数党员检讨了过去的错误思想和行为。
刘志民说：
“有一次，支部书记叫我做宣传工作，我偏去召开民兵会议。
我认为，俺俩都是荣誉军人，为什么我要受他领导呢？
现在才知道，这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办事。”
支部书记信平福也检讨了自己，他说：
“有时我从县委、区委开会回来，不按县委、区委的指示办事，另想一套。
常常想作什么就作什么，用感想代替政策，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5）讲解和讨论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问题的过程，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尖锐斗争的过程。
讲解以前，党员认为“作工作就耽误生产，自己吃亏”，他们把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机械地对立起来，不了解只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才有个人的解放。
为了扫除这些糊涂观念，工作组首先讲明了党员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正确关系。
在讨论中，工作组又教育党员用回忆和比较的方法，进行了检讨。
高凤五说：
“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的时候，咱们受气多厉害呀；
现在的光景多么好呀，这样好的光景正是无数革命先烈拿生命换来的。”
这种比较的方法对党员的启发作用很大。
经过比较，党员多半自觉地检讨了过去的自私自利思想，并表示今后决心改正。
如刘志民说：
“我过去认为负了伤有功劳，民兵去护路，我也不带领。
这样的自私自利，那能当先锋队员呢！”
信平志检讨说，他的牲口从来就没有出过工。
他说，党员要有自私自利的思想，就必然脱离群众，因为“党员好比火车头，群众好比火车皮。
车头不走，车皮不动。
党员自私自利，就和群众挂不上钩”。
（6）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教育时，工作组确定的中心是：
使党员认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保证党的团结和使党员不断进步的武器。
工作组认为：
树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确观点和正确态度，将为审查和鉴定打下基础。
在讲解这个问题以前，党员的思想情况大体是：
工作积极的，一方面认为应当开展批评，因为他们想把那些不工作的党员批评一番，要这些人也都工作，“自己也出出气”；
但另一方面对自己本身的缺点则不愿提。
工作消极或本身有些错误缺点的，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一般的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单找毛病”。
根据以上情况，工作组讲明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义，批判了认为批评是“降低威信，损害地位”、“丢脸”等错误认识，说明应树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态度。
高凤五说：
“这么说，批评好处真大，又能使大家团结，群众还拥护。”
孔兰英说：
“批评能找出工作中的优缺点，对优点能发扬，对缺点能找出根子，好纠正。”
（7）在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时，工作组针对这个支部存在的主要问题，着重纠正强迫命令作风，学习如何走群众路线。
在讲解了党员和群众的关系、党员应加强群众观点、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等观点以后，又说明了怎样作群众的勤务员，批判了当群众的“老爷”的错误思想。
在讨论中，党员对这一问题有两种意见：
三个人认为“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就不能为人民服务”；
九个人认为“强迫命令，心是为群众服务，只是方式问题”。
经过争论，大家认识了强迫命令是错误的，并作了检讨。
同时进一步批判了“躺倒不干”的错误思想，认识了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
这样作是很必要的，因为如果单纯地批判强迫命令作风，就会给党员一种错觉，以为“干工作的就有错误”。
经过了上述的教育，党员都联系自己做了检讨。
高凤五说：
“我过去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甚至连开会也不到，真是群众的大尾巴。”
经过检讨，党员都表示今后要好好干工作。
（8）在初步懂得了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必要性以后，特别是懂得既不能强迫命令，又不能犯尾巴主义错误以后，为了走群众路线，做好工作，党员都觉得非好好学习不可。
信平安计划今冬要好好学习文化和理论。
郑连英表示要好好学习党章。
经过了党员标准的教育，又进行了党员登记，党员都表示决心作一个够标准的党员，这以后，就开始了审查、鉴定工作。
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工作组先讲解了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对党采取忠诚老实的态度等问题，接着以三天时间，对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总结，以进一步奠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
然后对每一个党员进行审查、鉴定，作出结论。
在审查中，以党员标准具体地衡量了每一个党员，肯定了他们过去的成绩和优点，深刻地批判了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使他们明确认识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另外，恰当地作了组织处理。
三、整党后西琉城村支部的
新气象
西琉城村支部在整党以后，工作有了显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
（一）过去工作积极的党员更积极了，过去工作消极的党员绝大多数也积极起来。
如：
刘志民带领群众去挖河土，在大雨中坚持工作；
一贯不工作的张清年，现在也积极工作，带头组织了一个互助组，带动群众进行秋收和挖河工作。
由于党员的积极工作，村里的工作活跃起来了。
为了解决秋收、秋种和治河工作的矛盾，党员带头组织了十五个互助组，妇女也组织了二十一个互助组下地参加生产，弥补了男劳动力的不足。
由于党员的带头作用，保证群众及时进行了秋种和秋收，并且扩大了种麦面积，大多数群众都订了种麦计划。
（二）党员干部作风有了转变。
现在，党员干部在进行工作时，大都采取说服动员的办法，一些事先能够预料到的工作，就早作准备。
如在秋收中号召群众做好缴纳公粮的准备。
在这种准备工作中，党员起了模范作用。
特别是支部书记信平福，每次向干部布置工作，都采取商量的态度。
这样就取得了群众的拥护。
群众代表于云志说：
“整党以后，党员像过年的时候一样，跟群众说话都是喜喜欢欢的，不像过去大模大样的了。”
有的群众说：
“干部有了转变，咱们也不能落后。”

为彻底纠正通俗文艺工作中的错误而奋斗
王亚平
北京市的通俗文艺工作，两年来，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在组织、教育工作和创作方面，产生了不少作品，有了相当的基础，这成绩是应该肯定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
不过我这篇文章还不能作为整个工作或整个领导的检讨，而只是就我个人
（一个在这工作中比较负责的人）及一部分同我工作较接近的同志来谈。
我以为我们是有严重缺点的，我们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及时认真地检查通俗文艺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因为我们这些同志，大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常常用“灵感”式的方法来领导工作。
这样就造成在具体工作中缺乏或放弃了思想领导，不能严肃地开展思想斗争的错误，增长了夸功、自满、自大的思想，形成创作上粗制滥造的作风。
在某些地方投降了旧形式，不断地发生政治上的错误，在群众中散布了不良影响。
我们曾提出“夺取封建文艺阵地”的口号，也作了一些具体工作。
可是对于北京封建文艺阵地的具体情况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在工作上就产生了盲目性。
在创作上，我们有“只求无害”的想法，以为只要没有毒害就可以写，可以发表。
在剧本写作上以为只要写出来能演，总比老的封建迷信的戏好。
甚至还错误地以为群众觉悟不够，还不到吃“馒头”的程度，给他们“窝窝头”吃也就不差。
这些降低艺术思想，迁就落后的想法是错误的，不能容许的。
我们常常以作品量多而自慰，以为多写比不写好。
这不是以作品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态度，是把个人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人民利益之上，以写作来表现个人的错误思想。
我自己有这种错误思想，而且表现为创作上的粗制滥造。
慢慢地还滋长了“戏只要能演”，“诗歌顺口就行”，“小说要能说，曲艺要能唱”等等的偏重技术，忽视政治内容的倾向。
对于这些文艺思想上的混乱，错误倾向，我没有及时带头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严肃斗争。
这就造成了你写你的，我写我的；
这里搞一摊子，那里搞一摊子；
自由发表，自由印行等等事实：
不懂得用无产阶级毛泽东文艺思想来领导，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纵容了封建艺术思想及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传播。
新民报“文艺批评”周刊的编者竟妄想“称霸文坛”，发表了假“清除旧文学中的色情毒素”为名，而以传播色情实例为实的，极端荒谬而有反动思想的文章；
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写妇女姚瑢转变的“母与子”小说竟在“萌芽”上（新民报副刊）连载；
不少可有可无的作品连续发表；
“大众诗歌”刊载了我自己的“愤怒的火箭”和沙鸥同志的“驴大夫”等有政治错误的作品。
这样，就把刊物、报纸当成了私人、朋友表现自己作品的园地。
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思想领导不强，在通俗文艺工作中产生了极端的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封建思想残余侵进了我们的思想领域。
表现在我们思想上的另一种错误，是瞧不起某些专业文艺工作者，跟他们有对立的情绪。
认为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是搞通俗文艺的，专业文艺工作者是专门搞不通俗文艺的。
这是我们对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没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缺乏正确的了解，才造成这种“门户之见”。
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就不能切实地和专家紧密合作，不能吸收专家的意见和帮助来提高通俗文艺作品，更好地开展通俗文艺工作。
有个别同志在群众面前，讲演会上，攻讦别人。
有的用讽刺的口气说：
“新诗是无韵、分行、带杠、加点、高低不平。”
有的竟说：
“我写的作品他们不批准，他们写的作品我们也不批准。”
竟忽略了作品只有群众才能批准的真理，把作品看成自己的私有物，这是瞧不起群众，使文艺脱离实际需要、人民需要的具体表现。
做为一个党员作家，竟不站稳立场，滋长了这种错误思想，真是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对于戏曲界的艺人，我们合作得比较好，也有一定的成绩。
京剧“将相和”是合作成功的例证之
一；
不少鼓词，经过有技术的艺人修改后，唱出去效果更大；
评戏方面，也在合作中产生了新剧本，改进了评戏的音乐。
在这些业务合作改进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巩固、发扬这些成绩。
我自己和某些同志，不能虚心地认真地深入地学习民间文艺形式，有时枝枝节节地学一些，自以为懂了，却没有真懂，也就不能很好地运用民间艺术形式，吸收它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地发扬光大。
在艺人一方面，虽说办过讲习班，进行过思想教育，都做得很不够。
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创作、演唱中发生的错误，不能及时地批评、纠正，平素又缺乏政治、思想指导，形成了自编自唱的自流现象，跳不出旧形式的圈子，作品缺乏思想性。
对于工人、农民群众文艺方面的合作，我们是重视的。
组织发动过他们创作，产生了较好的通俗文艺作品，配合政治任务进行了文艺宣传活动。
缺点是，我自己和某些同志，实际上和工人、农民群众来往很少，具体地帮助他们很不够。
我自己到北京两年多，没有到过工厂和郊区，也没有和工人、农民作朋友，当然说不到合作，说不到深刻地体验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学习他们丰富的语言，又怎能写出正确表现工农兵形象的作品呢？
对于他们的不成熟的作品，不够重视，也就不能帮着他们加工、提高，使群众文艺创作有了萌芽而不能很好地发展，这是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
既不能很好地联系专家，又没有很好地联系群众，结果是看得不远，想得不深，接触的面不广，沾沾自喜地抱住自己的小圈子，提不高，深入不下去，“有点飘飘然了”！
在这样情况下，表现在通俗文艺创作方面，就难以产生有血有肉，有思想内容的好作品。
有不少作品，还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我自己对于政治生活热情不高，对于政策不精细地研究，反映到作品里的就是思想性不强。
同时满足于旧形式的运用，却又对旧形式的真正优点不熟、不懂，不能在民间形式上发展、提高，往往信手一挥，就算作品，其实那不是作品，是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
没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作品就起不了教育人民的作用，反而贻害了青年，让他们向坏作品学习。
我们审查反映抗美援朝的稿件，一次就有作者不同，作品内容相同的四十余篇之多。
“说说唱唱”每月收到稿件六百余篇，“新民报”文艺副刊和周刊每月收到稿件在千五百篇以上，其中能用的很少，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随便写，大家跟着随便写。
这种自误误人的严重现象是十分可怕的。
实际分析一下二年来的通俗文艺创作，是好的少，坏的多。
“填”的多，创作的少。
一种是名义上运用旧形式，实际上是按旧调调填上去的，如“十二个月”“四季歌”“五更调”“孟姜女哭长城调”之类。
这些旧调调，旧形式，多半是在封建社会里创造出来的，适宜于表达悲伤、忧郁的感情，硬填上新事物的内容，新人物的生活，怎么也不相称，情调不合，叫人听了很难过。
一种是抄袭旧套子，如有了“三婿上寿”，再来个“五婿上寿”；
有了
“三女夸夫”，再来个“五女夸夫”“九女夸夫”；
有了“小女婿”，再翻一个“老女婿”。
抄来翻去，出不了那一套，形成作品的一般化，没有新鲜气息。
一种是按着鼓词的旧格律，写进新的内容，无论如何也得受拘束，不能把旧形式突破。
有的用上一些旧词、滥调、老套套去形容新人物，那就把“通俗化”庸俗化了，自然也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
比如用“乌云”（女人头发）“杏子眼”“樱桃口”“风摆柳”等陈词滥调来形容今天新社会的妇女，还成什么话呢？
这是向旧形式投降，没有新思想，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不用健康的纯洁的语言，不用新鲜的手法来表达新事物，其结果必然走进形式主义的泥坑。
从主题思想上，来检查通俗文艺作品，那就更显得空洞、贫乏、苍白了。
为什么发生这种现象呢？
就是对于表现主题的事物不熟悉，接触得不够，认识得不深。
没有足够的观察、体会和了解，因而写出的作品就一般化，没有新内容，也就没有新鲜、活泼的感人的力量。
有些作品是报纸新闻的翻版，或是别人既成作品的翻版，我们叫这样的作品为“翻译”。
既说是“翻译”，也就说不上思想性了。
因为自己是不劳而获，主题是别人发现的，思想是别人的思想，人物故事是别人创造的，只不过把小说、新闻改成唱词、剧本，变换一种形式罢了。
如果真正有文艺修养，认真负责，改编的比原作好，那当然也很好。
最要不得的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乱改、乱翻。
如“七个小英雄”“郭俊卿”“新事新办”等同一主题，就有好多人去随便写，随便翻，那不是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
有些作品原是旧鼓词的改写，而我们管那叫做
“推陈出新”的作品。
这个工作，如果做好了，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做不好，迁就原作的辙口韵脚，既未在思想上加以提高，也未在形式上将它发展，那就没有意义。
甚而保存下原有的封建色彩，低级的描写手法和庸俗的词句。
这都因为对民间艺术形式，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严肃的态度，就产生不小的恶果。
有一部分作品，是粗制滥造，没有思想性，甚至歪曲人物形象，在政治上犯错误的作品。
我写的
“愤怒的火箭”正是这一类型的代表。
这篇东西的创作动机是企图概括北京抗美援朝的现实，集中地表现人民的伟大力量。
可是自己对于工人、学生、农民、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抗美援朝的运动，都了解得不够，认识得不深，对于政策又没有足够的体会，这就只有凭自己的空想来任意地虚构这篇东西，于是，把工人、学生、农民、人民解放军都集中到天安门来表现力量，把打特务、捉地主的形象也拉到天安门前。
这个庄严的主题内容，变成了抒发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想像的场所，正似火箭一样，真到了“乱飞乱响”的程度，结果是歪曲了现实，曲解了政策，制造了一些混乱的语言。
这说明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手法去写东西，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此严重的错误。
我和不少同志，总以为我们勇于赶任务，勇于写作。
但赶任务并不等于配合了政治任务，实际是赶在任务的后边。
我们打着赶任务的旗号，写了很多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作品，原因是平素对政治任务关心不够，也不调查、了解党的政策在群众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新问题。
单凭主观的“热情”，动笔去写，结果任务没有赶好，在政治上表现了低能和无知。
产生这些严重的缺点、错误的根本原因，正如乔木同志所指出的“在目前文艺工作中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以致妨碍了文艺工作的前进”。
也正如周扬同志指出的“由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上，放松或放弃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放弃了对一切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批判、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工作，这就给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很大的间隙来占领文艺工作的领导地位”。
我们要坚决、迅速、及时地克服、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就必须首先改造通俗文艺工作领导干部的思想，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来从事于文艺工作，从事创作活动；
不断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彻底清除有害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残存封建意识及残余宗派思想；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
在工作中，要创造经验，总结经验，提高领导能力，有步骤有计划地和文艺专家一道夺取封建文艺阵地，建立新文艺阵地；
批判地吸取民间艺术的精华，学习劳动人民的新语言，来丰富自己，培养自己，进一步创造民族的新风格，写出歌颂、表现伟大祖国和劳动人民的新生活、新事物以及英雄模范的高贵品质的作品；
用严肃的态度，进行创作，矫正粗制滥造的自由主义作风和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把已组成的通俗文艺队伍（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业余艺术学校等）进行严格的整顿，展开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
清理、审查、研究已有的通俗文艺作品，表扬好的，批评坏的，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只有这样，通俗文艺工作，才能展开一副新的面貌，新的生动活泼气象，达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

我的思想变迁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技术室主任金宝善
从苦闷到积极
1949年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
在共产党领导下，每个人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共同建设富强的人民中国。
1950年初，我抱着满腔热忱，从国外回到祖国的怀抱。
当时我所接触的医学卫生界的朋友，表现着一种不正常的态度。
他们一方面颂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另一方面有的只埋头于自己的专门学术，不问政治；
有的因为自己所提意见不合实际，行不通而消沉、悲观。
当时我很奇怪，为什么在这样前途很有希望的环境里，有些朋友们的情绪却不太愉快呢？
不久，我参加了中央卫生部的工作，开始接触到了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工作内容。
一方面觉得从领导方面起，各级干部忠心耿耿地苦干，令人佩服；
另一方面，对所见所听的也感到不习惯。
我的那一套从个人出发的想法也行不通，而开始了苦闷，由此也就体会到了
一些朋友们为什么会有那样沉闷的思想。
后来经过继续不断的学习，阅读关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才慢慢地开始了解共产党的正确主张。
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连串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运动和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文化教育上的空前伟大的成就，给了我以最实际也最深刻的教育。
我深深地感到：
自己为什么不能鼓起勇气，像共产党的朋友们那样以忘我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毕竟是六十岁的我，脑子里陈旧的东西太多了，新的认识不够，必须努力学习，改造思想，才能拔除病根。
这也就说明使我苦闷的不是别的，完全是自己的病根太重；
不拔除病根，就一定不能吸收新的事物，在新的环境中好好工作，而发生苦闷。
一直到今年夏天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由学习土地改革文件到参加实际斗争，目睹新解放区农村中地主阶级的凶恶剥削、农民的被压迫，才明白了土地改革的意义，使我更深一步地得到了社会革命的教育。
我认识了土地改革工作，是农民翻身的运动，是剧烈的阶级斗争。
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所有制不废除，农村生产力无从解放，农业生产不能发展，新中国的工业化就不能实现。
经过了这次实际的体验和锻炼，我的思想起了很深刻的变化。
我后悔自己走了几十年的错路，没有把自己所能发挥的力量，正当地使用在为人民服务的方面。
我为了补偿自己的过失，我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生走了错路
我在日本学医，在美国研究公共卫生，以后工作了三十多年。
起初在学校教书，在实验室里制造血清疫苗。
后来转入国民党政府，做了二十多年的卫生行政工作。
自恃“清高”、肯干，但在政治上毫无人民立场，只知跟着那些亲美分子跑，往上爬。
我请求过反动统治阶级拨经费，接受了别有用心的美帝国主义送来的补助，办过一些医药卫生机关。
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为社会“造福”。
其实这些为社会“造福”的事业，不过是为反动统治阶级装饰门面而已。
后来看到国民党腐败透顶，以为国事无可为矣，便在1948年上半年从新转入教育界。
到了秋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约我去当顾问，我当时看不见人民力量，竟盲然地去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由这些事实看来，十足地说明了我糊里糊涂地混了一生，三十多年的努力，不过是为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所利用，对于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补益，真令人惭愧无已！
在长期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华民族，必须彻底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救治中华民族的唯一的道路，也是我晚年决心竭力奋斗的道路。
在工作上的一些体验
我参加中央卫生部工作一年半，从工作中得到了莫大的改造。
这里，我仅举出以下两个例子来说明。
去年中央卫生部为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创办中医进修学校。
我以为中西医很难团结，不容易得到预期的效果。
但是两年来的事实表现，证明我的思想是错误的，是纯技术观点在作祟。
根据1951年上半年不完全的统计，已有九百四十个市和县，中西医务人员共同组织了医务工作者协会和中医学会。
全国建立了十个中医进修学校和三十四个进修班。
参加进修的中医，都努力学习技术。
在进修过程中，各医学院和各大医院的西医都真诚地和中医合作，许多专门的教授都不辞劳苦地去上夜课。
由于他们共同工作，发挥了集体力量，使各地区完成了许多防疫医疗的任务。
我在从事土地改革工作时，曾亲眼见到联合诊所的中西医士团结合作解决农村的医药问题，中西医已开始走上了“中医科学化，西医大众化”的道路。
这是在反动政府时代，所不能想像的。
在医学教育方面，根据全国卫生会议的决定，高级医学院校缩短修学年限，大量增设中级医士学校。
起初我很怀疑，总以为医学必须有高深的科学基础和较长的修学时间，方能解决实际的医疗问题。
但事实上，我在土地改革时期，看到许多乡村联合诊所的医务工作者，都未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也能运用简单的技术和药品，救治了很多病人。
这证明了农村医药问题，并不是光靠有高深知识的专门人才才能解决。
在土地改革后，农村中将有史无前例的繁荣，对于医药卫生的要求，必将大大增加，必须培养大量中级医士和初级医务干部，才能适应农民的迫切需要。
一切思想如不从广大人民迫切的需要出发，是会阻碍国家进步的。
今后更须努力学习
像以上这样的事实，一件一件地在考验着我、教育着我，也改正了我在思想上的许多错误观点。
这使我不能不感谢领导同志对我的热诚和友爱。
事实证明：
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大家才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向前迈进！
就目前情况来说，一般旧的医务工作者的思想，已有了不少的转变和进步，但旧的东西依然或多或少地存留着。
旧的不除掉，新的是装不进去的。
立场不坚决，群众观点不树立，就会不知不觉地在工作中损害人民的利益，阻碍国家的发展。
因此，我们医务工作者今后必须加倍努力，积极参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更坚韧的斗争，使自己更好地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

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在天津和东北的反应
北京市文艺界整风学习展开后，已得到天津的文艺工作者的响应。
天津各文化艺术团体的共产党员干部在12月07日举行学习动员大会，由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黄松龄作报告。
他指出：
天津解放以后的文艺工作跟不上客观需要，主要是因为进城以后，在新的工作环境下，文艺工作者当中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开始复活和发展，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发生了模糊动摇。
天津文艺干部中有严重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倾向。
有些同志在工人阶级文艺的招牌下贩卖小资产阶级的货色；
在“推陈出新”的口号下，对旧文艺无原则地团结、让步或迁就。
有些文艺干部中有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以至文人无行的可耻的堕落行为。
文艺团体如同虚设，文艺机关忙于事务。
有些同志游手好闲，常年不做工作，不以为耻，个别的人已完全失掉共产党员的气质。
最后他号召全体作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严格检查自己，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首先整顿党的文艺队伍，树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思想，好带领全市文艺工作者把天津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
接着由孟波传达了北京文艺界整风动员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情况。
方纪、鲁藜等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方纪首先对自己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作了进一步的检讨，认为这是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歌颂了放任轻浮的恋爱至上主义。
其次，他批评了芦甸和鲁藜的几首诗歌，批评了天津不少文艺工作者竟与一些错误思想和平共居，如公开为阿垅的错误的文艺思想辩护；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采取不严肃的态度；
“天津文艺”受“人民日报”批评后，编辑人员竟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最后由中共市委宣传部李华生副部长作结论，他说，天津文艺干部的思想已经发展到几乎忘记了为谁服务的严重地步，全体党的文艺干部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一整风运动。
参加此次整风运动的党员文艺干部一共四十多人，现已在文教委员会领导下分别编组，进行学习，将来由各文艺部门提出总结报告，交由大会讨论批准，然后对天津文艺工作中有关方针和思想性的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东北文艺作家协会副主席草明、沈阳市文工团团长孔方以及其他文艺工作者也在“东北日报”上发表意见，认为东北也应该开展一个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
11月下旬东北刚举行过一次音乐工作会议，批判了音乐工作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许多作品不能真正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或曲调不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
音乐工作者喜欢大气派和西洋乐器；
有人下工厂去，因为没有钢琴就开小差。
此次会议特别指出：
为克服目前东北音乐工作中的缺点，音乐工作者首先应该批判单纯技术观点和个人主义思想，加强政治学习，深入生活，并向中国民族的、民间的音乐学习；
一切从群众需要出发，把创作群众歌曲放在第1位，大型作品的创作放在第2位。

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监督
——维辛斯基1951年12月18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续完）
美英法三国修正案和原提案一样，没有肯定地说禁止原子武器
“三国”修正提案的性质也是如此，我们在讨论这个提案的若干基本点时已证明了，这个提案不能解决与限制和裁减武装部队和军备有关的任何问题，更不能解决与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有关的问题。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十分明确。
苏联代表团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建议把下列一节列入“三国”提案中作为提案正文的第1节，这一节建议联合国大会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以保证这个禁令得到遵守。
关于这一点，苏联代表团建议大会责成原子能与常规军备委员会拟就公约草案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这个公约草案应规定办法，保证大会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把已经制造出来的原子弹完全用于民用目的并建立严格国际监督以保证上述公约的实施的决议得以执行。
苏联这些毫不含糊的、明白的、坚决的和确定的建议难道能和“三国”提案第3节所包含的附有各种保留和条件的含糊的、不确定的建议来相提并论吗？
现在已经是明确认识这两种提案在原则上的根本不同的时候了。
一方面，苏联这一方面提出了建议，主张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并在最短期间内起草公约规定保证实施这个禁令的办法。
这是我们一方面的情形，苏联方面的情形。
在另一方面，在美、英、法三国那一方面，它们既然没有关于禁止原子武器的声明，也没有关于建立国际监督的决定。
同时，它们又说了不少的含糊其词的话，说什么命令原子能与常规军备委员会拟订建议，列入关于裁减一切武装部队和建立有效的监督以保证禁止原子武器之禁令的执行的条约里面。
可是，应该监督实行的禁令在那里呢？
你们说：
这是不言自明的呀。
那末请容许我们要求你们清楚地、确切地说一句：
禁止原子武器。
但是，美、英、法三国政府不敢用清楚而确切的语言肯定地说禁止原子武器。
它们躲避这个问题。
它们只说什么命令委员会草拟某种建议——而且这些建议还不是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只是关于建立以禁止原子武器为目的的监督的。
如果人们考虑到“禁止原子武器，建立监督以保证禁令的实施”这几句特别重要的话里面所包含的那种真正希望解决问题的心情，人们就会感到有人在这里开玩笑，采取完全不严肃的态度。
这两句话虽然很短，却是特别重要的，亿万人民正在为这两句话斗争，尽管他们在路上遇到了种种的阴谋、诡计和抗拒，他们一定会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他们一定要克服而且无疑地能够胜利地克服这些阴谋、诡计和抗拒的。
美英法对建立国际管制机构必须发表直接声明，不能含糊其词只作暗示
苏联代表团还建议在“三国”提案中，加上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成立国际管制机构的一点新的建议。
我们曾说，每一个主张大量裁减一切武装部队和军备的具有诚意的计划，都必须规定成立这种机构。
苏联代表团在苏联代表团修正案原文第5节中间所提出来的新的第3项指出，这个机构的任务应该是“监督裁减一切种类的军备和武装部队的，并监督原子武器禁令的执行，以期这种禁令得以准确地、忠实地执行，而且这一个国际机构，必须公布关于一切武装部队（包括半军事部队、公安部队和警察部队在内）和一切军备
（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情报”，这一点又规定，根据上述的国际管制机构的决定，进行有效的国际调查，而且这种监督，应该包括对于所提出来的情报的审查。
关于这个管制机构的真正目的、任务和职权（规定这个管制机构的权利和义务），还会有比我们的修正案说得更清楚的吗？
为了不使人们对于成立国际管制机构的事有一点不了解的地方，苏联代表团建议，将来的公约应该规定由国际管制机构负责监督原子武器禁令的执行，也应该把管制机构的成分、权利和义务规定下来，并命令这一个机构在上述的公约缔结以后立即开始调查（也就是检查）一切生产和储存原子武器的设备，以判断禁止原子武器的公约是不是已予执行。
我们的建议主张在这个公约缔结以后，不管这个国际管制机构是否已开始工作，立即进行调查，检查原子武器的生产和储存。
提出“三国”提案的人们，对于我们这个建议，一句话都不说。
他们宁愿避过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建议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建议证明苏联不主张也不打算把禁止原子武器的事拖延到更迟的阶段或最后的阶段——巴鲁区计划却是这样规定的，美、英、法三国代表也是这样主张的。
我必须谈到另外一个情况。
小组委员会主席纳孚的备忘录说（见俄文本第9页），三国认为，它们的提案中，已经暗含着成立管制机构的意思了。
可是为什么仅仅暗含着这种意思呢？
美、英、法三国政府为什么一方面慷慨激昂地说解决禁止原子武器的全部问题的真正关键正是这种机构，而另一方面又仅仅暗含着成立这种机构的意思呢？
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备忘录中不也说只有苏联的修正案才直接地提到了必须成立国际管制机构的事吗？
可是——我顺便提一下——在小组委员中，三国之间有一国非常顽固地反对把这半句话加在纳孚先生的备忘录里面。
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去证明真理是真理，备忘录应该反映真实情况。
于是我就要求把“三国”提案中谈到成立国际管制机构的一点指给我看。
可是那是指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不存在的。
这难道不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情况吗？
美、英、法三国的代表愿意暗示许多事情。
他们暗示成立国际管制机构，他们暗示禁止原子武器——他们是很愿意暗示的——他们在这一方面，倒是做得很够的。
可是必要的不是暗示，而是发表直接的声明，这一点正是他们设法避免的。
他们说，我们不能担保自己；
他们说，如果大会通过了禁止原子武器的决定而不对我们实行监督，例如国际监督，那么我们就不能担保自己。
但是我们是能够担保自己的，即使没有监督，我们也会执行这个决定。
请接受这个决定吧！
美英法提案的结论不言自明，三国拒绝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
耶塞普先生说第4节是新加的。
它包含的意思和苏联修正案第5节一样；
像他们修正的第3节乙项
一样，它明白规定原来的三国提案中即已很清楚表达的意思，即必须建立国际管制机构以保证执行裁军计划。
但是我们来看看修正的第3节乙项，其中并没有说起建立管制机构，只是在关于调查的那一句话里面间接谈到它。
照这一项规定，应该根据正在建立的国际管制机构的决定进行这种调查。
但是我可以说你是在玩弄字句。
这里也提到，那里也提到正在建立的国际管制机构。
照这样说法，你可以说凡是可以建立的都是正在建立着。
说根据正在建立的管制机构的决定来进行调查——这绝对不等于决定建立这样的机构。
如果它的确等于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不明白地提出来，为什么不消灭含糊其词和模棱两可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明确地说明管制机构正在建立中？
但是不论在我此地提到的第3节中、或是任何其他地方、或是就在这修正提案的新的第4节中，你都找不到建立这种机构的建议。
这个真正新的第4节主张命令委员会草拟计划以便在安全理事会的范围内建立国际管制机构。
话是这样讲的：
草拟计划，以便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建立国际管制机构。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一点同样也没有讲到建立国际管制机构这件事的本身。
因此，我们在此地并没有听到对于这个问题的明确的、肯定的声明，他们仍然是在避开问题。
根据上面所说的，结论就可以不言自明了：
美、英、法三国政府拒绝了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议，说得更确切些，拒绝了那个主张由大会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议，它们避免直接承当建立国际管制机构的义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用一些复杂的、含糊的字句来掩饰它们的真正意图。
苏联代表团新提出的第3项和“三国”修正提案的第3节乙项两者之间不但措词不同、提法不同，在实质上也有极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也就决定了我们之间的分歧。
如果“三国”提案的拟订者真正希望公约里面提到建立国际管制机构，那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这样做。
公约中是必须提到建立国际管制机构的。
但是他们不这样做。
这样做的却是我们、苏联代表团，这里就是我们的建议的优越地方。
美国巴鲁区计划所以不能被接受是它威胁到各民族和国家的主权
12月15日，耶塞普先生好像发过三次言。
在他12月15日的第3次发言中，耶塞普先生表现了他很会插科打诨，他花了不小的力量想博得第1委员会的一笑，他在第1委员会上讲到一辆黄金色的车子，六十只白色的鸽子拉着车子、还有魔杖和美女。
耶塞普先生显然已把事物混淆起来，或许他觉得他已不是在政治委员会，而是在围绕着圣诞树跳舞的儿童们中间了。
（笑声）圣诞节真正快来到了。
不过这对于第1委员会倒并不怎样危险。
可是耶塞普先生在诙谐了一番以后，即在他又来分析第1委员会所讨论的严重问题的时候，他还没有换一个严肃的语调。
老实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郑重对待耶塞普先生的话呢，他说：
苏联代表团在关于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和准备一项公约规定各项措施以保证实行这个公约的修正案里，一共有两段：
第1段讲到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监督，第2段讲到命令委员会拟订有关公约的草案。
照他说来，这就意味着两个问题之间只有一点点关系，因此秘而不宣的目的是想在宣布禁止原子武器以后避免建立国际监督。
耶塞普先生责怪苏联五年来一直反对巴鲁区计划，没有表示转圜的余地。
但是美国五年来一直坚持这个计划——它又表示过什么转圜的余地呢？
他们说这是最好不过的计划，说没有再好的计划了——虽然他们也作了这样的保留：
“如果有更好的计划，我们愿意想一想。”
但是他们事先早已知道不会有更好的计划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切可能想出的计划中的最好的一个。
他们坚持这个巴鲁区计划，他们继续顽固地坚持这个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已经受到各方面的种种理由充分的和认真的批评。
我举事实出来。
甚至像英国“泰晤士报”这种报纸也说，巴鲁区计划是乌托邦计划。
因此，除非抱着根本不要计划的目的，否则，为这个计划进行辩护是没有意义的。
美国、英国、法国的论据是这样的。
他们说：
“但是你们自己也坚持要依照你们的办法——不要巴鲁区计划而接受苏联的计划。”
那么。
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我们为什么不要你们的计划的理由。
因为这个计划使所谓国际管制机构成为美国的超级托辣斯，使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从属于它，移交给它。
这个国家的整个命运因此将被这个国际管制机构的决定所专横地支配。
这个国际管制机构，即使用这个计划的拥护者的话来说，也只能说是实行美利坚合众国的政策的机构。
这个计划威胁到各民族和国家的主权。
因此尊重自己国家与自己人民的主权的人们是不能同意这个计划的。
巴鲁区计划之所以不能接受，正是因为它威胁到各民族和国家的主权。
它之所以不能接受还因为它是没有结果的，它把最重要的事拖延到最后几个阶段，而且还取决于若干条件，而这些条件则完全要看你们是否高兴而定。
如果提到分阶段，提到管制机构根据巴鲁区计划对一切原子原料和一切原子企业、甚至与原子工业有关的企业的所有权，那么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计划当然不能为那些并不希望自杀的国家接受的。
苏联支持埃及的意见，但苏联认为禁止原子武器不应等到建立国际管制机构过程完成以后
耶塞普先生像从前一样说，苏联只在纸上建议禁止原子武器。
但是我们早已指出这种反对的意见是虚妄的和没有根据的。
埃及代表在其12月15日的演说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我认为今天在委员会的会员国各位代表面前把他的话重复一遍并不是多余的。
埃及代表说：
“要建立机构以监督原子武器的生产并且把一切原子能用于民用目的（这也是监督），不费很多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
埃及代表问道：
“在这期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
我们不能把生产原子武器、管制这些武器和原子能，与实际使用这些武器区分开来。”
他说：
“我们有许多公约，例如红十字会公约，禁止使用毒气公约，以及许多为了人道目的的其他公约。
这些公约除了道义制裁外不规定任何其他的监督或任何其他的制裁。”
埃及代表说：
“也许你们还记得，第1次世界大战开战时，英国、法国和德国保证不使用毒气。
当时虽有禁止使用毒气的公约，但是这个公约并没有得到所有国家的批准。”
埃及代表这么说，我愿意代表我个人补充一句，这个公约为了某种神秘的原因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批准，虽然这个公约签订以来已有四十多年了。
我现在继续引述埃及代表的话：
“尽管欧洲当时第1次发生所谓总体战，三国以及其他国家仍严格遵守不使用毒气的保证。”
埃及代表说：
“因为充分监督原子武器的生产和把它们用在民用的目的上，是长期的和令人厌倦的过程，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同样的基础上找到一些禁止原子武器，至少是禁止那些已有的原子武器的办法呢？”
一个小国的代表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而且曾经有人在这里建议应该倾听小国的意见，因此，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而且将来也永远支持这些建议。
这还不够，他们的意见应该得到尊重。
而且，这些国家也应该得到尊重。
这是试验究竟是抱着爱好和平的愿望还是侵略愿望的最好办法。
坐在我的右边的先生们也应该记住这一点。
特别是他们，而且不仅是对于埃及，劳埃德先生。
实际需要多少时候才能建立国际管制制度，才能够使整个国际管制机构开始活动呢？
这个问题我不打算详细探讨了。
埃及代表认为，要建立禁止原子武器的国际管制机构并使这管制机构开始活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美国代表也持这样的意见，他们在这里的发言常常说这个时期该有多么多么长。
假如，的确如埃及代表所说的那样，特别是如美国代表所说的那样，这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就更加应该承认，禁止原子武器不应等到这个组织管制机构的过程完成之后才实行。
因为，假如这是一个拖得很久的过程，那就使人们更加有理由认为，不能够把禁止原子武器这工作和监督以及组织管制机构束缚在一起。
这又是一个有利于我们的见解的论点，这不仅是有利于苏联的见解，而且也有利于其他某些代表团的见解，它们已在发言和提案中表示了这种见解。
假如组织禁止原子武器的国际管制机构以及使这机构开始活动的工作拖那么几个月，甚至拖几年，而禁止原子武器又要等这个管制机构开始工作之后才能实行，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因为这样一来，禁止原子武器、禁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及使用的工作就真要遥遥无期了，这样人类就会经常受到原子战争的威胁，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
我们并不害怕这种情况，假如我们谈的是苏联的话，我们从来不害怕那些企图攻击我们的人，也从来不害怕实际上攻击我们的人。
我们从来就不怕他们！
但是，我们是和平的国家，因此我们要制止威胁着人类并可能造成极大灾祸的战争危险。
苏联代表团一方面为它的建议辩护，主张联合国大会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另一方面并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把建立国际监督的期限尽可能缩短。
我们甚至早在一个半月以前就建议草拟有关公约的期限——1952年02月01日。
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期限不切合实际。
诸位先生们，你们的确很关心这个期限不切合实际吗？
如果你们接受我们的建议，至少在原则上接受这建议，那我们便可以讨论这个期限。
请接受这建议罢，那样我们便可以在期限问题上取得协议，期限问题并不是什么障碍。
假如我们让禁止原子武器这样重大的问题取决于期限问题，那是荒谬可笑的。
但是，当你们谈到“不切合实际的期限”时，你们以为你们找到了阿基理斯的足跟（古希腊诗人荷马一篇诗中的主角，足跟是他的致命弱点——编者注），以为只要打击他这里，就可以把他整个打倒。
然而，你们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因此我们说：
让我们在禁止原子武器问题上取得协议。
耶塞普混淆黑白企图为美国不履行国际协议作辩解
这里，我们让联合国大会宣布：
禁止原子武器！
然而你们说：
“我们不敢担保自己，因为我们并没有受到监督的约束，我们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能通过这个考验。”
我们就敢担保自己，即使监督还没有实行，我们也能通过这个考验。
为了证实这一点，必须遵照一个有名的英国格言：
“要想知道布丁的好坏，就要尝它一下”，否则你怎样也不能知道它是什么滋味的。
但是，你们不敢担保自己。
这当然会使那些想和你们打交道的人产生严重的疑虑，因为每一个人经常都以为，任何人要是承担某种义务，是应该为自己保证的。
但是你们没有这样。
在某种程度上说，你们自己这样办也许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曾经通过了许多决议，你们都没有能够履行。
你们曾经和别人缔结过许多国际协议，也有很多没有履行。
把一切你们通过而没有履行的决议都一一列举出来，是不是有什么好处呢？
然而，耶塞普这里却只列举两类提案：
一类是苏联代表团提出而被拒绝了的；
另一类是违反苏联的意志、在苏联的反对之下通过的，因而苏联没有履行的。
但是，他却忘记了一类决议，就是美国、英国和法国都投票赞成而后来它们却没有履行的决议。
关于这些，我以后还要谈到。
现在，我打算提醒一下，那个被叫做乌托邦计划的巴鲁区计划使人们可以轻易地空谈国际监督，而忽视了真正如何组织国际管制机构并实行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
现在，从耶塞普最近的发言看来，似乎他也不敢否认我们上次谈到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在道义上、政治上或甚至法律上的效力。
然而，他仍然反对我们的建议，反对联合国大会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国际监督。
他说，在管制机构还没有设立、没有开始工作以前，是不可能通过这种建议的。
耶塞普同时也知道他的主张的脆弱无力，所以他说，他可以同意认为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具有道义、政治和法律效力的一般说法。
我已经说过，耶塞普先生提到联合国大会以前的某些决议，这些的确是对苏联既无道义和政治效力，也无法律效力的，虽然据耶塞普说，这些是关于和平和国际安全问题的重大决议。
但是，我们所反对的首先就正是这一种情况。
我们投票反对这些决议正是因为我们怀疑它们对和平事业与国际安全是不是有什么用处。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们过去不而且现在仍然不承认这些决议的合法性，举例说，如像关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可耻决议，关于在美国勾结李承晚对朝鲜进行的武装干涉中利用联合国的决议以及其他的若干决议。
我们断然反对这些决议。
我们断然投票反对它们。
要求我们来履行这些决议简直是荒谬的。
的确，我们到这里来是要来解决国际问题的，而不是解决国内问题的。
但是，在国际问题上，一个国家不能被迫去做它所反对的某种事情。
而且，大会是由主权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虽然它们中间有一些国家并不是执行它们自己的政策，甚至不能经常表示它们自己的意见，它们遭受到非常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为了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规定相违反的目的的。
耶塞普先生在这里混淆了黑白。
如果我们投票拥护过某个决议而后来又违反了它，那末，斥责我们是正当的。
无数次事实证明：
违反联大决议和国际协议已成美国的习惯
但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我们来谈一谈耶塞普先生故意略而不谈的第3类大会决议。
美国曾投票拥护这些决议，而后来又没有履行。
举例说，如1946年01月24日关于研究因原子能的发现而引起的各种问题的决议，美国是不是履行了这个决议呢？
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决议，就是1946年12月14日关于普遍规定与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决议。
美国是不是履行了这个决议呢？
没有！
还可以再举出1947年11月03日关于为制止新战争鼓动者而采取的措施的决议。
美国也没有履行这个决议。
至于我们苏联，不管是在报纸上还是在声明中——我指的不仅是官方声明而且还是普通的谈话，你们都看不到要求新战争的言论。
而你们是怎样呢？
我已经谈到过你们声名狼藉的“柯里尔”杂志所进行的十分疯狂的宣传。
只要听一听你们的无线电，看一看你们的报纸，听一听你们所有演说人的发言——这些人都是你们国家最高的负责人——你们就可以看见和听到无数的战争叫嚣。
我们以后将讨论一亿美元拨款的问题，有任何事能比你们1951年10月10日的法案更不要脸的吗？
不许进行战争宣传的决议已经通过了，但是美国却以最大规模来进行这种宣传，它的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汪洋大海，大西洋和它比起来只不过是一个污水潭而已！
关于引渡和惩罚战犯的决议，联合国会员国和西班牙关系的决议，关于假的和诽谤性的情报的决议——对于这些决议，美国连一个也没有履行。
至于各种国际协定，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协定又是怎么样呢？
你们将要说：
把德国分裂为二的不是你们，成立波恩傀儡政府的不是你们，把西德拖入北大西洋集团，用它来作为进攻的跳板的，也不是你们。
向谁进攻呢？
你们公开地说，向苏联、向各人民民主国家进攻。
难道这符合各种国际协定吗？
这就是叫做尊重各种国际协定吗？
这就是所谓尊重联合国宪章吗？
难道这符合我刚才在这里简单列举出来的决议吗？
难道这是尊重大会的各种决议吗？
违反大会各种决议和各种国际协定已成了你们的习惯，你们曾一度把这些协定叫做君子协定哩！
这里正进行强把希腊安插进安全理事会的丑事。
我们好像已经举行过十七次投票了，这是因为美国不惜任何代价要把希腊选出来，尽管美国对此事并没有任何合法根据。
你们或许能够达到目的，因为不幸的是，美元仍然有不小的力量，因为某些国家对美国的一般经济依赖是相当大的，这种依赖是仍然可以发生作用的！
北大西洋集团的代表们居然不顾这些事实和类似的事实，大胆地向我们宣扬尊重大会的各种决议！
我们在1946年缔结了君子协定。
我们丝毫不苟地履行这个协定。
大家都可以看得见，违反这个协定的正是美国。
他们违反了协定，还敢说：
他们不敢肯定苏联会不会履行它所签订的决议。
请这些先生们至少指出一个我们签过字的而后来我们又违反了的决议吧。
请他们把这个决议指给我们看看。
他们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可是我们能向美国提出几十件那样的事实。
有些代表团对“三国”提案提出了修正案，其中大多数都是无关紧要的修正案。
但是苏联代表团认为有一个修正案是重要的修正案，是值得十分注意的，那就是我已经谈过的埃及代表团的修正案。
苏联支持波兰建议在安理会下设立原子能和常规军备委员会
波兰代表团以提案形式提出了另一个修正案，建议在原子能委员会解散后，在安全理事会下面设立原子能与常规军备委员会。
该修正案同时建议安全理事会解散常规军备委员会。
波兰的提案建议把“三国”提案与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对该提案的修正案提交原子能与常规军备委员会。
苏联代表团认为，这个建议是重要而中肯的。
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已经说明，仔细地、耐心地研究问题，特别是像我们的委员会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会产生良好的结果的。
实在也不可能否认这是在这个期间我们首次达成协议，尽管这还是在次要问题上达成协议。
更重要的是虽然我们与你们——美国、英国、法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原则分歧，双方在考虑各种问题的时候表现出适当的敏锐、耐心和周到，这些在解决首要的政治问题的时候当然是不能忽视的。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代表团认为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已经说明了，全面地、耐心地研究问题——特别是如我所说的这样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会产生良好结果的。
小组委员会主席纳孚先生指出，虽然苏联的建议与三国的提案在一些首要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不幸地是存在着很大与严重的分歧——小组委员会仍在双方所提出的方案的一些方面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协议；
他又指出，小组委员会对这些问题的考虑有助于扩大在某些问题上、即使是在那些次要问题上的协议范围。
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支持波兰代表团的提案，根据我的了解，这个提案是从为了在下述问题上取得大家同意的解决办法而作进一步的有效努力的观点出发的，这些问题是：
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裁减军备与武装部队，建立国际管制机构以保证实行这方面的决议。
苏联代表团一贯是为求得大家同意的决议而努力的。
苏联代表团相信只要善意地、互相尊重地、真诚地来为巩固国际间的合作、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努力，在“十二国”委员会上是能够达成这种大家同意的决议的，苏联代表团正在为此而努力。
所以我们完全支持波兰代表团所提出的建议。
（新华社据塔斯社巴黎19日电）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日本和世界人民积极声援日本爱国者仙台裁判所被迫决定重审“松川事件”
【新华社24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仙台高等裁判所已在20日被迫决定重审所谓“松川事件”。
这是“松川事件”全体二十名无辜被告在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援下，英勇地进行将近两个月的法庭斗争后所取得的初步胜利。
自从去年12月06日福岛地方裁判所对“松川事件”无辜被告无理地分别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后，被告即向仙台高等裁判所提出上诉，要求撤销这一判决，恢复他们的自由。
仙台高等裁判所在10月23日开庭处理他们的上诉。
在上诉期间，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律师在监狱中、在法庭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无情地揭穿检察当局的伪造“罪状”。
与此同时，日本人民也展开了各种方式的斗争来援救无辜被告。
他们发动了募集一百万日元救援基金运动和要求释放被告的一百万人签名运动。
世界人民也向遭受迫害的日本爱国者伸出了支援之手。
以世界工会联合会为首的许多工会组织，纷纷表示支援“松川事件”被告的正义斗争。
中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印度等国的工人和其他阶层的人民，都向日本当局发出了许多抗议的函电。
在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压力下，仙台高等裁判所现已被迫决定重审“松川事件”，但是，在它没有宣告全体无辜被告无罪以前，深切关怀无辜被告的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无疑将会继续给这些日本爱国者以有力的支援。

约里奥—居里会晤联大主席向他讲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
【新华社22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
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委员法奇，19日在巴黎夏乐宫晤见联合国大会主席纳孚。
约里奥—居里和法奇向纳孚讲述了11月初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2次会议所讨论的各项问题。

联大特别政委会非法通过成立联合国德国问题委员会
马立克发言痛斥美英集团干涉德国内政
【新华社24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
联合国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在19日结束了自12月04日开始的关于成立所谓联合国委员会以调查在德国是否有举行自由选举的条件的问题的讨论。
这个问题是美英集团利用机械多数，非法强使特别政委会讨论的。
在19日会议上，美英集团又强使特别政治委员会非法通过了美、英、法三国所提出的提案，决定成立所谓联合国委员会以调查在德国举行选举的条件，至迟在1952年09月01日向联合国提出报告。
前已报道，特别政治委员会在讨论成立联合国德国问题委员会时，曾邀请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西德波恩政府的代表到会发言。
特别政治委员会在听取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西德的代表发言以后，曾在12日、14日、15日、17日和18日的会议上，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一般辩论。
在17日会议上，英国代表杰伯代表美、英、法三国提议，以巴西、冰岛、荷兰、巴基斯坦和波兰五国充任它们所提出的非法的联合国委员会的委员。
但是，在19日会议上，波兰代表卡茨—苏琪严正拒绝了美、英、法三国的建议。
他说：
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建议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德国人民自决的权利。
他说：
波兰代表团决不可能参加非法的委员会而让波兰的名字被人利用来从事只会损害德国人民的事情。
苏联代表马立克在18日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痛斥美英集团要求成立联合国德国问题委员会的建议是对德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非法行为。
他指出：
美、英、法提案的目的在于破坏德国的统一，继续保持德国的分裂。
苏联代表团对美、英、法三国代表团关于设立德国问题委员会的建议以及对大会讨论这个建议，已经表示反对的态度。
所以，苏联代表团对于在这个问题上向特别政治委员会提出的一切建议采取反对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