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缴纳献款达四万四千多亿元
捐献总数继续增加已可购战斗机三千多架
【本报讯】
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统计：
到12月15日为止，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款项的总额已达四万五千九百三十九亿元（已完成捐献计划的省、市按实缴数字计算；
未完成计划的省、市按认捐数字计算），折合战斗机三千零六十二架。
缴款数目已达四万四千七百七十八亿元，为捐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七，超过原认捐总数百分之十三（据现有材料统计，各地认捐总数为三万九千五百八十七亿元，较10月份统计三万九千二百七十亿元稍有变动）。
全国各大行政区除西北区外，均已超过原认捐数。
缴款情形如下：
华北区共缴款六千二百四十亿元，超过认捐数（五千七百七十五亿元）百分之八；
东北区共缴款四千九百二十五亿元，超过认捐数（四千八百九十六亿元）百分之一；
华东区共缴款一万七千九百八十八亿元，超过认捐数（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九亿元）百分之三十一；
中南区共缴款九千八百零九亿元，超过认捐数（九千一百九十亿元）百分之七；
西南区共缴款三千七百十九亿元，超过认捐数（三千四百零九亿元）百分之九；
西北区共缴款一千七百五十亿元，为认捐数（二千零五十一亿元）的百分之八十五。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缴款三百四十七亿元，超过认捐数（二百三十七亿元）百分之四十六。
个别单位认捐的战斗机二十架，缴款数分别计算在各大行政区内。

华北级各机关团体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普遍展开
现已进入坦白揭发和检举贪污浪费阶段
【本报讯】
中共中央华北局直属机关、华北级各人民团体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单位，在12月01日前后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现已普遍展开，并在10日左右先后进入了坦白、揭发和检举的阶段。
由于运动的逐渐深入，发现的贪污浪费现象逐日增多。
在开始时，曾有些单位对这个运动的深刻意义认识不够，对贪污浪费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这种偏向大体上已被纠正。
因此，广大干部参加反贪污运动的积极性日益增高，为进一步开展这个运动，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华北级各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是经过负责同志多次动员，进行了学习，提高了群众觉悟，克服了各种错误的思想阻力之后开展起来的。
运动中的思想阻力系来自下列三个方面：
一、某些单位领导运动的人，觉得反贪污问题只是学学文件而已，没有多少实际内容。
他们认为，在高级领导机关，老干部多且强，新干部少，又不管钱，问题不大，因此，在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都放松了对这一运动的思想领导。
二、若干干部有抵触情绪，若干人抱有消极态度，他们觉得：
“咱们是一般干部，既不管钱，又不管粮，那里来的贪污？
没个检查头”；
“贪污没门，浪费没权，都没份；
说到反贪污，那是财经部门的事，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上边的事，咱没啥”；
也有的说：
“咱这机关是新成立的，人是新来的，钱是很少的，没有那类子事，我们是诉苦问题”；
有些青年同志说：
“刚从学校出来，一不管钱，二无旧社会习染，清清楚楚，不用查”，有些老干部也顺着说：
“生活简单，一看就没有啥”；
有的人甚至说：
“贪污一次也算贪污吗？
想不通”。
所有这些看法和认识，都影响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三、有问题的人，如贪污、受贿、严重浪费的人，始则打岔话，说“那有那么多的贪污？”
“为什么审干之后，又来个反贪污，目的何在？”
继则在枝节问题上或名词上纠缠起来，企图转移目标；
或则到处打问风声，试探虚实；
更恶劣的还跑到有关商店安顿一番，防止暴露。
针对以上情况，刘澜涛同志在12月04日和0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结合华北现已发现的严重贪污事件，在处长以上干部会议做了两次报告；
薄一波同志又在华北级党、政、军、民高级干部会议上，报告了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意义，批判了各种不正确的和错误的认识，号召华北各级党的组织，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各种军事机关和各部队、各学校及一切企业厂矿、财经部门，均应无例外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并且要把这个运动一直深入到区、村组织和人民群众中去。
这些报告和在运动中揭发的贪污实例，唤醒了所有的干部，使多数同志逐渐明确了反贪污运动的严重政治意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腐蚀；
排除了犹豫、忽视、麻痹以及劲头不足等现象；
激发了全体工作人员对于贪污、行贿、浪费行为的义愤，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
堵塞了贪污浪费分子的一切藉口，促进了他们的思想自觉，使运动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广大工作人员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华北局各部委、华北级各人民团体、革命大学等机关，现已广泛地展开了坦白、揭发和检举的运动。
目前这一运动的情况是：
一、各机关发生的贪污现象，不仅出在管理人员、采购人员和招待人员中，也不仅出在总务、修建部门和合作社，在购买图书、管理会费，买、退车票等方面，都发现了各种形式的贪污，甚至有些人在领路费、报药费、报伙食等方面，都要私改单据，少花多报。
贪污款项，小至七千元，多至二、三百万元。
上述贪污情形，有的人是在进北京等大城市后贪污的，但也有不少是在县区工作时贪污的。
这些事实，打破了“不管钱，不能贪污”的说法。
因为某些贪图小利、追逐享受、不能慎独、具有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人，只要能接触到钱，他就会贪污的。
虽然还有些人企图抵赖，但已经坦白了的同志，莫不痛恨自己这种可耻的行为，认为如果不是毛主席反贪污浪费的指示，必然愈陷愈深，不用多久，就可能成为一个大贪污犯，为国法党纪所不容。
有的同志说：
“国家和人民，已供给我们生活上所必要的一切，生活程度比农民甚至比工人要强得多，但为什么还贪污呢？
这完全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剥削思想的反映，因而必须痛改。”
二、许多经常和商人接触的人，如采买人员等，因自己立场不稳，经常受商人引诱、接受商人贿赂，少至请吃饭、看戏、送东西、借给钱，多至贿赂百万元，给介绍老婆等。
已经坦白了的人，认为奸商是无孔不入地在找干部的弱点。
奸商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开始很“慷慨”，但一上钩，就要你“照顾”他，卖给你坏东西，得拿大价钱，甚至两家商店勾结起来，互相吹嘘，欺骗公家。
有一个奸商给某同志介绍了老婆，因组织上批不准，他还大为不满，实际在感情上已经和那个奸商联系起来了。
有一个同志，在反贪污运动中，准备坦白，即去和贿赂他的商人商量，商人坚决不让他坦白。
很多同志在自己坦白、揭发出这些现象后说“实在痛心，越想越危险，吃上人的嘴软，使上人的手软，慢慢就会完全听了商人的指挥，对组织采取两面态度。
那时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的同志说：
“奸商太可恨了，他是要把我变成一个党和国家的罪犯的。”
很多同志表示现在觉悟了，再也不上这些败类的当了，并要求政府必须按情节轻重，给这些到处行贿而又破坏反贪污运动的坏人以应得的处分。
三、华北级机关从各省调来的干部很多，在运动中，他们对原来工作地区的贪污浪费现象，也开始进行了揭发。
在这个运动中揭发的浪费材料更多，在修建、乘坐汽车、使用水电、请客招待、打字印刷、高级干部的生活等方面都有浪费现象。
虚报预算，结余不交，挪用公款等，也不是少数。
有的把公款存在银行生息，将利息变成“小家务”，以改善生活，解决福利问题。
各机关各单位大小家务之多是令人惊异的，甚至一个饲养班也有自己的家务，供其自由支配。
很多同志本身并无贪污也无大的浪费行为，但也从思想上检查出不少问题，有的同志说：
“享受思想的确是越来越发展了！
进城初期，一切都还艰苦朴素，但慢慢地变了，穿衣、吃饭、住房、床、被、鞋、袜都想讲究点，不然觉得不好意思”；
有的说：
“深刻检查起来，资产阶级的思想确实已经侵入我的头脑，什么也想阔气点”，也有的同志批判了“个人第1，小公第2，大公第3”的错误思想。
至于公私不分的现象，则是相当普遍的。
很多单位的负责同志在动员报告中都联系到官僚主义，检讨了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警惕不够，因而未能勤于检查，加强教育，及早预防，如果不是毛主席指示，必然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使更多的干部陷入贪污浪费的泥坑。
中共中央华北局为统一并加强对华北一级党、政府、军队和人民团体的反贪污、反浪费及反官僚主义运动，已在12月17日成立了华北级节约检查委员会，以刘澜涛为主任，唐延杰、平杰三为副主任。
在这次会议上，除由刘澜涛同志详细阐明这次整风即大张旗鼓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意义、方针、政策等问题外，并决定：
（1）华北军区各部各特种兵司令机关、华北事务部、华北合作总社等尚未开始的单位，一律即速开始，已开始的各单位要抓紧进行，预计华北级机关可在明年01月底前告一段落。
（2）12月21日以前各单位一律做出报告和计划，由委员会核批；
以后每周开一次常委会（七人），检查进行情况，及时发出指示。
（3）除中共中央华北局已有指示外，军区、工会、青年团、华北合作总社都将发出指示，号召所属下级的全体工作人员均要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要起模范作用。
（4）各部门除抓紧机关反贪污运动外，对于机关生产必须加强领导，派出检查组，协助他们开展这个运动。
（5）各省各军在北京的办事处、留守处等，分别由华北局办公厅和华北军区负责，一样的指导其进行反贪污浪费的运动，不允许有例外。
（6）各机关在运动中或运动后，均须召开直属机关党的代表大会，检查领导，改进工作，改选党委会，以加强机关党的工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健全组织生活，巩固整风成果。

大张旗鼓发动群众消灭贪污浪费现象
北京市机关团体开会动员
彭真同志号召有贪污行为的人自动坦白
【新华社20日讯】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北京市各人民团体，在今天联合举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各机关干部和共产党员共一千五百多人。
大会由中共北京市委员会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作动员报告。
彭真在报告中指出：
这个会主要是为了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和群众，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首先是号召有贪污行为的人自己坦白。
他批评了北京市某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认为贪污浪费已经反了多次、残存的贪污浪费现象并不严重的错误思想。
他说：
“根据最近典型检查的结果，贪污浪费的现象是很严重的。
不仅有一部分旧人员的贪污恶习仍然存在；
并且有些老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干部也受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蚀，也传染了这种恶习，我们必须彻底消灭贪污现象和浪费现象。
有人问，我们不是和资产阶级合作么？
为什么又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道理很简单，我们要合作的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是遵守共同纲领的资产阶级，并不是要和资产阶级方面勾引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化、施行贿赂、收买情报、诈欺舞弊、侵吞公款、图暴利、发横财、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合作。”
彭真回溯1949年03月间毛主席就英明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的形势，指示全党要严防贪污腐化。
现在的事实，已完全证明了毛主席预见的正确。
他接着说：
“我们进城前和进城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为了防止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曾不断进行过教育，进行过多次普遍的和局部的反贪污反浪费的检查和斗争，并对于已发现的贪污腐化分子分别情况给了惩处，但是，贪污的现象现在仍然是严重的，原因是我们还没有有系统地大张旗鼓地动员全体群众起来消灭贪污并采取系统的处置。”
彭真说：
“有的朋友，拿现在存在的贪污现象和国民党统治时代的贪污现象来比，因而说，现在的贪污现象简直可以算是没有了。
这话是合乎事实的；
但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怎能和国民党来比呢？
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来讲，贪污腐化是他们的实际的‘制度’，是他们的主流和领导作风，不贪污倒是例外；
在人民政府的天下，贪污和浪费乃是绝对违法的，是丝毫都不能容许的，有一点点都要彻底把它消灭。
贪污是一种毒菌，这些毒菌传染到我们内部，对于我们是有致命危险的，我们必须动员全体工作人员，全体人民来把它彻底消灭。”
彭真接着说：
“反对贪污反对浪费的具体办法，是动员一切方面的力量，大张旗鼓地对贪污腐化现象进行围剿。
第1、组织全市和各单位的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节约检查组，在上下级和同级间互相进行检查，首先是自己检查本单位。
第2、号召所有有贪污浪费行为的人自己坦白、自己检讨，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共产党员到非党员，凡有贪污浪费行为的，应即自己坦白、自己检讨。
第3、普遍动员全市人民，首先是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检举。
下周我们将召开市人民代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并在全市进行动员，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要亲自领导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运动，自己不干净的，要首先自己坦白、自己检讨。
对贪污案件，要按照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
凡是自动坦白，表现真诚悔改的，不论是贪污或浪费，不论是受贿或行贿，政府都将从宽处理，重罪的可以减轻，轻罪的又可以减免。
但是犯罪而不愿坦白、不知悔改的，将受到严厉处置。”
彭真在说到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罪恶时，说：
“浪费同样是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罪行，而且现在浪费比贪污对国家经济所造成的实际损害还要大，因此，也必须坚决消灭它。”
他说：
“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和一般干部的自由主义是贪污浪费现象得以滋长的条件。
要消灭贪污和浪费现象，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消灭官僚主义现象。”
彭真在最后号召各单位干部会后立即发动本单位有贪污行为的人立即自动坦白，并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干部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消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

寒潮今天到达我国国境
东北北部和内蒙古北部有风雪
【新华社20日讯】
中央气象台12月20日晚十点发出寒潮消息，寒潮将在21日早晨到达我国国境。
东北北部哈尔滨以北和内蒙古北部将在21日受到寒潮的侵袭，并有风雪。

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到昆仑山麓的广大农村，今年普遍获得丰收。
据四个专区的不完全统计：
今年比去年增产粮食三亿三千万斤，棉花产量提高一倍，用苏联“三一七三”号优良棉种的产量提高两倍。
这是新疆吐鲁番县柯西克尔村的维吾尔族农民在田间采摘棉花的情形。

毛泽东同志论反对贪污浪费
编者按：
毛泽东同志在历年著作中曾多次指示我们要实行精简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
这里所刊登的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的一部分摘录。
这些指示的大部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所作，但是它们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仍然是适用的。
希望全党同志注意加以研究，来指导当前的斗争。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
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
01月23日）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1位，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与群众的利益。
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
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等精神，才是值得尊敬的模范。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
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
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或局部的。
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关系极大。
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与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
经济与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与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
这种统一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
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与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
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与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
从事经济与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
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部、政府、军队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们封住了。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
下面多少单位各自为政，上面没有或缺少在政策原则上与工作内容上的统一的指导、统一的计划与统一的检查，致使各部分不知道什么事是不应该做的，或者明知故犯。
于是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的事也发生了。
破坏政策原则，破坏政府法令的事也发生了。
侵害人民利益的事也发生了。
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不但没有协助，反而互相斗争，互相妨碍的事也发生了。
瞒上不瞒下，瞒上又瞒下，打埋伏，说谎话的现象也发生了。
极端浪费，一掷千金，但求铺张，不求实效的现象也发生了。
尤其严重的，是在一部分干部之间发生了贪污赌博等极恶劣的现象。
有个别的干部是被物质所诱惑，因而不愿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神圣事业，完全腐化了。
另有若干干部则起了霉，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才能恢复健康。
所有这些坏事，所有这些弊端，在一部分军队与一部分机关学校的干部中，都是或多或少地发生过的。
今后所有军队与机关学校的一切上级领导机关，必须着重于照顾全局，掌握政策，对所属各单位的生产活动一定要有统一的计划，统一的检查，绝对不容许再有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破坏政策，破坏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单位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以及干部中贪污浪费赌博等现象再行发生。
如再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
这就是经济工作中的整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的执行。
（同上）
凡在公营经济中做事的公务人员，如果他为自己个人图谋特殊利益，在我们队伍中就叫做丧失道德的行为，在法律上就叫做犯了贪污罪。
而一切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就算是有高尚道德的人，应受到党与政府的称赞及奖励。
在军队中，应将这点向战士说明。
（同上）
有一点还须引起我们前方同志的注意。
我们有些地方开辟不久，还颇富足，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自恃富足，不肯节省，也不肯生产。
这样就很不好，他们在将来一定要吃亏的。
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
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敌人走了之后的建设。
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
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
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
（“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1945年01月10日）
选择政治上与工作能力上比较更强的干部去管理各部门的生产与供给工作。
现有的经济干部须加以审查，不称职的及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必须调动工作，有些特别严重的并须予以应得的处罚。
（同上）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均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与浪费。
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人，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论联合政府”，1945年04月24日）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
敌人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
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中国共产党第7届第2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1949年03月13日）
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
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开会词”，1951年10月23日）

看了反文牍主义展览之后
谢觉哉
在中央政法部门的反文牍主义展览会上，称错送文件为“踢皮球”。
实则公文旅行也是踢皮球，踢过来，踢过去。
为了表示某人已经“踢”过，在皮球（公文）上签个字，签得满黑的；
还要些人伺候“踢”，职名叫收发。
除一般的外收发、内收发之外，还有司收发、科收发、或其他名义的收发。
收发不在皮球上签字，他们另外有个本本记载。
有人计算：
一个文件从进来到出去，至少要“踢”三十次。
我们的文牍主义者有时嫌“球场”小了，要把球踢到另一个机关去。
这可不简单，要备公文。
经过起稿、核稿、签发、誊写、校对、盖章、登记等手续踢出去，自然那里也有熟悉球艺的人，依照同样的手续把它踢回来，他们放着已有的放在桌上的现代化的电话机不用。
两个大行政区相邻的县，有些简单事要商量，本来可以写个信，如有电话线，打个电话就得。
他们不这样，却把它制成公文（球），踢到省，省踢到大行政区，大行政区踢到中央，中央再踢到另一大行政区，另一大行政区踢到另一省，另一省踢到另一县，在那里问了情况，然后依照手续，照原路踢回来。
这样的事，虽然是“个别”，但可惜并不很
“个别”。
文牍主义者还有个特点，在本城内，看不起现代化的电话机；
一出城，就嫌邮递落后，要用现代化的电报。
一件文件压几十天或几个月不算回事，等到他办好了，那不仅要打电报，还要“急”或“加急”。
电文又绝不简洁，他们似乎不知道电报要按字算钱，急电要加倍的钱，反正和他们无关。
假定一个机关工作者每天八小时工作，在这样“踢球”的手续上花了四小时，又假定这一工作人员若去搞建设性的工作，每小时最低产生五千元的价值，那末，一天要损失二万元。
全国若有十万个这样的工作者（恐不止此数），那末，一天就要损失二十亿元，一年就损失很多，节约下来就可买很多机器或者飞机。
文牍主义者消耗的纸张笔墨，也不是一个小数，尤其是打电报的费用。
如果把那些可以节约的数字计算出来，不知道又可以买多少机器或者飞机。
有作用的机关刊物是应该出的。
有些刊物则是为出而出，把报纸论文已印发的文件汇集起来就是一期。
没人买，赠送；
受赠送的也常不打开看。
在人民需要文化食粮，纸张印刷又缺乏的今天，这样做，是不应当允许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现在不是各个建设战线上都喊人才缺乏吗？
我们却把一些有文化或经验、可造就的人，放在文牍主义的坑里，这是一件很大浪费的事。
有人说：
我这里工作忙，精简不得。
是的，是很忙。
但有一部分是忙于“踢皮球”，有时不知“踢”到那处了，还得忙着去找。
又有人说：
人少了，花费少了，工作效率会降低。
但要知道人多了，层次多，手续多，花费多，弄得人头脑不清醒，恰恰是工作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文牍主义和精简节约，是不相容的。
希望在精简节约运动中同时展开反文牍主义的运动。

美方继续坚持干涉我方内政的荒谬要求
我痛斥美方不自量力的无耻态度
我方代表奉命提出早日重开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的建议
【新华社开城20日电】
2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的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驳斥了对方所谓我方12月14日的方案在轮换武装人员的问题上，与我方12月03日的方案并无不同的不符事实的论点。
对方一再企图藉口我方12月14日的方案中对于停战期间武装人员的轮换每月以进出口五千人为最高限额，以及在朝鲜的轮换须经军事停战委员会批准的规定，否定我方这一方案对于对方的让步。
我方代表指出如果对方的这一论点并非出之于故意，则对方的这种怀疑也是毫无根据的。
我方认为每月五千武装人员的轮换大体上是可以满足对方的需要的。
如果对方在停战期间所将进行的轮换确如对方声称的是在一人进一人出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其轮换人数又确在双方同意的限额内，则军事停战委员会就没有不同意的理由，批准将只是一个手续问题。
但对方却又一次狂妄地自称，他们有充分的军事力量干涉我一切内政，其同意谈判停战就是对我方的一个让步，而在停战后仅要求限制我方的机场设备，则更为对我方的一大让步。
我方代表痛斥对方这种不自量力妄图威胁我方的狂妄无耻的态度，指出：
如果对方竟然以战胜者自居，拒绝以公平对等的态度进行谈判，则对方尽可走离会场，宣布终止停战谈判。
我方始终敞开谈判之门，但对方必须放弃其战胜者的态度，放弃其一切干涉我方内政的荒谬要求。
我方在后方视察问题上，在轮换武装人员的问题上，已经一再地对对方作了合理的让步，但公平对等的谈判，不可能由于我方单方面的努力而达成协议。
三十天的期限仅余七天，如果对方的好战分子蓄意破坏停战谈判，坚持干涉我内政，则对方将必须担负拖延与破坏停战谈判的一切责任。
20日下午，对方建议由双方参谋人员试行改写双方所提出的原则建议，我方本着不拒绝对方打开僵局的任何努力的一贯态度，予以同意。
但在下午四时至五时五十分的参谋人员的会议上，对方仍然毫无变更地坚持其干涉我内政的荒谬主张。
双方参谋人员会议将在21日上午十时继续举行，小组会议定于21日下午一时举行。
在20日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结束前，我方代表奉我方首席代表之命，向对方提出早日重行召开第4项议程的小组会的建议，并指出俘虏资料既已交换03日，对方不应再拖延释放与遣送全部战俘的讨论与安排。

青年团中央直属机关召开积极分子大会
冯文彬作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动员报告
【本报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19日召开了直属机关中的青年团员积极分子大会。
到会一千多人。
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冯文彬在会上作了“积极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动员报告。
冯文彬着重指出了这次运动和青年团、青年的关系。
他说：
许多青年团员和青年都是来自旧社会、旧家庭，因而或多或少沾染了一些旧社会的坏习惯，有的甚至沾染了贪污的习气。
另一方面由于青年比较单纯、坦白，受革命锻炼少，也容易接受坏影响，沾染坏习惯。
因此，要在这个运动中使每个团员和青年受到深刻的教育。
要教育他们树立起主人翁的思想，养成热爱人民财产的优秀品质。
接着，他分析了青年团中产生这些贪污、浪费现象的根源。
他说：
这主要是团员和青年存在着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利益，同时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又助长了这种贪污、浪费的现象。
关于青年团在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做些什么的问题，他指出：
首先是发动青年团员和青年积极参加机关的学习，并检查团员有无贪污、浪费现象，清理和纯洁团的组织，吸收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青年入团。
其次，团组织要号召有贪污事实的团员和青年自动坦白，凡是自动坦白的，重者减罪，轻者免罪；
但经检举而仍不坦白者，则应受到严惩。
第3，青年团组织还要发动团员和青年检举、揭发贪污分子的贪污行为。
第4，积极地向行政领导提出肃清贪污、浪费现象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合理化建议。
冯文彬并指出：
各机关团支部都要在本单位党、行政的领导和支持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这个运动。
在青年团组织内要以整风的方式来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
在运动中，机关负责人如有压制批评的现象，青年团组织或团员有权利越级上诉。
决不能表示屈服和懦弱，要勇敢地与一切贪污、浪费现象斗争到底。
最后，他指出：
青年团支部都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团的各级领导机关应以最大的注意来推动这一运动。

中国百货公司周村分公司职工
参加竞赛往往有始无终
经过检查保证今后改正
国营中国百货公司山东省周村分公司职工检查了爱国增产节约竞赛中“虎头蛇尾”的缺点以后，订出了爱国增产节约计划和保证贯彻实行的办法。
该分公司职工曾参加过多次竞赛，但往往是有始无终。
10月间中国百货公司山东省公司开展了以减低商品流转费用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以后，该分公司职工立即参加竞赛，但以后就逐渐消沉。
11月间，该分公司和以往一样，不经调查研究，就盲目地把一万多斤桔糖和煤油运往刁镇、田镇去，结果没有销路，只好又把这些货物运回来，积压了资金，还浪费了四百多万元运费。
这次竞赛开展前，该分公司从上到下检查了“虎头蛇尾”的缺点：
行政领导方面以往对如何发动和领导竞赛都没有很好研究，总是由几个负责人订一个计划，开一次大会，号召号召，“呼隆”一阵，以后就不管了；
职工们以前由于不认识竞赛的意义，所以把竞赛看成只是行政领导方面叫多干点活罢了。
这次爱国增产节约竞赛刚提出时，很多职工又看成“反正是那么回事”。
后经行政和工会方面深入动员，讲明增产节约是积累国家建设资金的根本方法，是为了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样，提高了职工们对增产节约的认识，并提高了大家参加竞赛的热情。
于是，职工们检查了自己的工作，订出了12月份增产节约计划。
各科也订出了各科的计划。
例如，储运科规定从济南和青岛发出的货物直接运到销货地点；
会计科保证现金当日解库。
各科职工并提出保证：
主动赶集售货，扩大卖钱额。
这样，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该分公司订出了12月份在加速资金周转和减低商品流转费用方面节约七千零四十八万元的计划。
为了保证竞赛贯彻到底，该分公司共产党支部、行政、工会、青年团组织联合组织了竞赛委员会，设立检查组和宣传评判组，规定了竞赛的检查、总结制度。
职工们并把保证完成竞赛计划列入了个人的爱国公约。
（新华社）

中国百货公司重庆市公司职工
参加爱国增产节约竞赛
国营中国百货公司重庆市公司全体职工决定参加中国百货公司西北区公司职工提出的爱国增产节约竞赛，提出了“保证今年第4季度节省商品流转费用四亿二千七百万元”等七项条件。
中国百货公司重庆市公司职工们从10月份展开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后，工作热情普遍提高。
11月间，该公司曾进行一次“商品排队”工作，弄清了所有物资的情况，并且仔细检查了各种商品的牌价，调整了一千多种过去价格偏高的商品牌价；
同时积极地处理了冷、背货。
该公司除已增设两个廉价部外，还组织了十多个推销小组到各工厂、学校和郊区集镇推销。
这些努力已使该公司卖货额逐月增大，如11月份回笼货币就比10月份增加百分之二十一，比08月份增加百分之六十四。

（新华社）

为消灭一切书报上的错字而奋斗
编辑同志：
我以为我们不但应该为消灭报纸上的错字而奋斗，而且应该为消灭一切书籍、期刊、内部刊物、宣传品，甚至图书目录上的错字而奋斗。
我最近看到两处比较严重的错误：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辞典编篡处编的“学习辞典”第465页“干部必读”项中的第（七）项，把列宁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漏掉了左派两个字上的‘’，并把这本书的作者错为恩格斯。
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在今年05月份编印了一本综合性的图书目录，几乎每一页都有错误，只我自己发现的就在三百个以上。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严重的。
书刊报纸为什么会经常发生错误呢？
我以为主要是思想问题。
思想上不重视，错误一定难免。
就拿校对来说，有人认为校对是“纯技术问题”，因此有的部门时常把水平低、不适宜担任“重头”工作的同志，调作校对工作，甚至把作校对工作的同志的待遇定得特别低；
更有人认为报纸每天都有几万字，怎能保证每天不错一个字呢？
言外之言，就是认为报纸上即使错几个字，读者也应该原谅。
以上这一切想法，都是忽视了校对工作的政治性和重要性，因此是应该彻底纠正的。
最近“毛泽东选集”出版了，里面一个错字都没有，这就有力地说明了：
只要工作人员认真负责，严肃地对待工作，消灭错字并不是不可能的。
我希望全国书刊报纸的领导方面，都对编校工作重视起来。
编辑校对工作同志，除了提高语文水平、业务水平，克服粗枝大叶的作风以外，首先必须从思想上重视编校工作，建立一字一句都对读者负责的工作态度，彻底纠正错误认识，坚决为消灭一切书刊报纸上的错字而奋斗！

倩吾

全国纺织工业会议全体代表
写信向毛主席保证实现明年生产计划毛主席：
全国棉、毛、麻、丝、印染、复制、纺织机械制造等公私营工厂的行政、企业家和工会代表参加的全国纺织工业会议，现在胜利闭幕了。
会议总结了两年来纺织工业由旧企业改造为新企业的成就和经验，讨论了1952年各业的生产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各种纺织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将大大超过今年。
棉、麻、印染、纺织机械制造的生产量都将打破我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两年来，由于您及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工人阶级高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和农民兄弟在原料生产上的努力，使旧的半殖民地性的纺织工业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企业，达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我们衷心向您致诚挚的感谢！
我们全体代表热烈响应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进行了认真而具体的研究和讨论，认识了增产节约不仅对于加强国防、支援人民志愿军、加速国家经济建设具有伟大意义，而且也是改进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方针。
由于纺织工业原料还不充裕，设备利用率还不能充分发挥，但我们决定在节约原料的基础上，增产棉纱十万件（可织三百六十万匹布），麻袋一百九十五万条，纺机五万锭，并将从各方面降低成本，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改进技术，推广先进工作法，为国家增产节约三万七千八百四十四亿元总值的财富（其中国营厂占百分之五十）并争取达到四万亿元。
我们坚决向您保证：
一定要将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到纺织工业的每一个角落去；
动员纺织工业的全体工人们、行政管理人员们、技术人员们以及企业家们，努力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这个光荣任务，以加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力量！
此致崇高的敬礼！
全国纺织工业会议全体代表同上1951年12月11日

全国纺织工业会议确定争取明年增产节约达到四万亿元
号召结合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全国纺织工业会议确定全国公私营纺织工业明年增产节约的总目标是三万七千八百多亿元。
这次会议在本月03日开始，11日闭幕。
出席会议的有全国各地公私营棉、毛、麻、丝、印染、复制、纺织机械等企业单位的代表和工会代表共一百一十人。
会议确定增产节约是1952年纺织工业各个部门的中心任务。
会议决定全国纺织工业1952年在生产计划之外，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三万七千八百四十四亿元的财富，并争取达到四万亿元。
由于纺织工业的原料还不充裕，设备利用率还不能充分发挥，因此会议决定通过在节约原料方面的努力，增产棉纱十万件（可织三百六十万匹布），麻袋一百九十五万条。
另决定增产纺机五万锭，并从各方面降低成本，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
会议讨论和通过了1952年全国纺织工业的生产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1952年全国所产棉纱将超过我国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百分之三十九，超过今年实际生产量百分之二十八点三；
棉布将超过今年百分之二十八点九七；
麻袋将超过百分之八十一点五一；
生丝将超过百分之二十五；
纺机将超过百分之三百；
织机将超过百分之四十。
为了完成1952年的生产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会议确定全国国营纺织厂自1952年起实行经济核算制，各厂独立经营，自结盈亏；
私营厂也要在1952年内通过增产节约运动，按照实际情况，改善经营管理。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会议确定明年各厂必须：
第1，加强计划管理。
建立和健全各级计划工作制度，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
第2，加强技术管理。
一切技术工作应以节约原料、提高质量、减少次品为中心，环绕这一中心，解决技术上的各种问题。
第3，争取在1952年调整和实行合理的工资制度及奖励制度。
第4，认真培养干部，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和开办工厂业余技术学校，大量培养中下级技术干部和业务干部；
并尽力帮助在职干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会议同时确定1952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和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继续研究优秀的保全工作法和其他工作法，逐步制订棉、毛、麻、丝等纺织生产上一系列的完整工作法，并推广到全国。
会议最后由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做总结。
她要求各地区纺织工业主管部门在当地中共党委、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协助下，按行业成立增产节约委员会分会，负责领导各地区各厂的增产节约运动。
她指出增产节约运动必须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结合进行；
必须在运动中依靠工人阶级，在职工群众中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发动和组织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及时评奖，以鼓励职工积极性，使运动不断前进。
会议期间，朱德总司令曾到会作报告。
他号召纺织工业的全体干部、职工和企业家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立功。
会议闭幕时，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写信给毛主席，报告这次会议的成就，保证实现1952年的生产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
（新华社）

华东工业部山东办事处经营处
领导干部有公私不分的行为
编辑同志：
华东工业部山东办事处经营处领导干部不遵守现金管理制度。
07月份，经营处运输科胡庆功因公出发到广州，处里很多领导干部因广州表价便宜，都移用公款委托胡庆功购买手表。
胡庆功回来时带了十二只手表，其中有经营处孙处长、运输科张科长的。
处里工作人员纷纷反映：
下级人员应该遵守现金管理，负责干部不在此例。
有的说：
“张科长前曾打报告说有困难，怎么这次买表就有钱啦！”
秘书室吕组长曾对孙处长说起群众关于这件事的反应，孙处长说：
“干部买表是为了在工作中便于掌握时间，我想这事不会有什么问题。”
自群众在壁报栏提出批评后，会计科冷科长因责任关系，催促捎表的人赶快还借款。
于是，有的人找朋友借钱还了，有的人则藉口经济困难，要求向公家借款还表钱。
我认为经营处领导干部应深刻检讨，纠正这种公私不分的坏作风。
任玉书

全国各地合作社的清理资产工作
黄肇兴
合作社清理资产的目的是了解家当、确定产权和促使账实相符，以便掌握合作社基本财务情况，为经济核算制打下基础。
老解放区许多地区的合作社在抗日战争和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经过敌人几度破坏，我们又几次把它们恢复起来，资产变动很大；
新解放区合作社又牵连到许多敌伪财产问题，加以老区新区合作社发展都很快，人员少，业务水平低，会计制度不健全，使合作社各项资金的来源和用途，以及房屋、设备、器具等的所有权等都紊乱不清。
全国各地各级合作社自1950年底开始进行清理资产工作。
在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领导下，规定清理的内容为清理各项资金、各项财产、呆账和拖欠、积压货品、人为损失等五项。
清理的重点先放在县以上各级联合社。
取得经验后，再由县（市）社拟定计划领导基层社清理。
今年第1季度，除西南以外各大行政区都展开了这个工作。
检查并初步改善了呆滞和
浪费资金的现象
到目前为止，全国县级以上各级合作社，大体上已经发动了清理资产工作的约有一千五百个单位。
有的已完成，有的还在继续进行。
根据已经收到的五百六十七个单位的材料估计，县级以上合作社现在呆滞和浪费资金近一千亿元。
在清理资产中检查并初步改善了这种呆滞和浪费资金的严重现象。
首先是处理严重的积压货品、残坏货品和闲置的包装用品的问题。
据统计，已经进行清理的五百六十七个县级以上的合作社，积压冷背货品达半年以上的有三百零五个，积压资金二百六十亿元，估计全国各合作社总共积压约七百亿元；
一百二十八个单位有残坏货品，积压资金四亿七千万元，估计全国各合作社总共积压约二十亿元；
闲置包装用品的有二百四十二个单位，积压资金三十四亿元，估计全国各合作社总共积压约一百四十亿元。
这三种积压共计呆滞了资金八百六十亿元，平均每一社约积压资金一亿零三百万元。
其中有的地区积压的情况尤其严重，如浙江遂安县社，国家拨付基金及其他拨入资金合计仅一亿六千多万元，积压货品竟有四亿二千多万元。
平原济源县社积压货品二亿多元，相当于国家拨付给它的基金的八倍半。
冷背货品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进货没计划，不切合当地社员需要；
或者是保守惜卖思想作怪，把畅销货错过销售季节；
其次是没有按期盘点，掌握库存情况。
各级合作社经过清理冷背货品、残坏货品和闲置的包装用品，引起了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对解决积压资金问题的重视。
像上海市社清理前积压货品十亿多元，清理后减到一亿四千万元。
河北沧县专区社因为在清理中迅速推销了冷背货，商品周转率显著提高。
其次是清理了账款和呆账。
以河北省社为例：
清理前省社外欠四百二十六亿元，清理后收回百分之六十五；
河北省六十一个县社，原有外欠九十亿元，清理后收回三十四亿元；
另有四十九亿元的拖欠，合作社已和欠款者订出了清理协议；
呆账减少到四亿五千多万元。
据已收到的材料，一百一十八个单位有呆账。
估计全国至少有呆账二十四亿元。
呆账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干部责任不明，没有一定的手续制度保证。
再次是揭发了贪污、浪费和失职事件。
在已收到的报告中，揭发贪污、浪费和失职的，有一百八十六个单位，损失金额二十亿元。
估计全国由贪污失职所造成的损失约八十三亿元。
其中像浙江省各合作社因偷盗、水渍、贪污等共损失五亿元。
据平原省社及各专区、市、县社的不完全统计，因贪污、丢款、短货、霉烂、失火、偷盗、被拐、被罚等损失九亿三千万元。
北京市社梁纯义等七个人就贪污公款一千五百多万元。
吉林德惠县大和村社总资金一亿六千万元，干部赊借竟达一亿元以上。
河北大名县刘北店村合作社理事监事大吃大喝，计算起来浪费二百多万元。
其它类似上述的例子还有很多。
检查贪污失职，并对有关人员严加处理，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意义很大。
察哈尔省合作社在清理资产后，接着动员各级合作社开展财产安全竞赛，全省损失事件在1950年有一百九十五起，今年到目前为止只有四十九起。
此外，各地合作社还有重点地整顿了资产，确定了产权。
有重点地整顿国家拨付基金、地方拨付款项、和账外款项等，共计五千六百多亿元。
1949年以来，由国库几次拨付合作社的基金共计三亿三千三百五十七万斤小米，分配给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各级合作社六百五十个单位。
折实计价的变动，实物和金额混乱，妨碍了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这项资金。
在这一次清理中，经过反复对账和换据工作，已经清出总金额三千一百一十五亿元，澄清了这项资金的情况。
地方对合作社拨款有来源不清和下账错误的情形的，清理中发现有一百一十六个单位，调整金额六百四十一亿元；
估计全国大约有一千七百四十亿元。
账外发现资产或资产估价不实以及由于其他原因增溢收入的有三百三十四个单位，共计增加特别公积金三百零四亿元；
估计全国可增加大约八百亿元。
这样就起了重点整顿资产的作用，不仅使名实相符，并且杜绝了账外款项。
同时资产的所有权、租赁权、代管权等，过去极为混乱；
经清理完备了手续，确定了产权。
经过清理，各级合作社经济核算制的领导思想普遍提高，对财务情况较前熟悉，同时各级合作社各部门间的联系也加强了。
过去会计部门只管下账，不注意反映情况；
事务部门只管购置，忽略预算和保管；
业务部门只管签订合同，进货，销货，有时货品赊出不报告给会计记账。
有些单位清理后订出
一些制度和办法。
北京市各合作社为了仓库安全，制订了分责检查制；
为了便于盘点，制订了存货囤位制。
浙江制订了固定资产购买、点收、保险、注销办法及货品进销管理办法。
辽西制订交接手续及预算制度。
内蒙昭乌达盟制订了各项检查制度。
吉林制订了备品管理、处理赊欠及冷背货等办法。
这些制度的创设，对作好财产保管工作是有很大作用的。
有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合作社的清理资产工作虽然初步得到若干成就，但是同时还有一些问题须要解决。
第1、若干单位在清理资产工作中缺乏组织性和计划性。
全国范围的清理工作，它的复杂性自然不容低估。
因此，全国合作总社统一的办法只能是一般原则性的；
具体适用到各个地区时，主要靠各个地区合作社根据统一办法的精神，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具体计划。
除了河北、平原、山东、浙江、吉林、热河等省份基本上这样做了以外，有些地区在这件工作上的计划性是不够的。
例如：
中南、东北等区原先都很早布置并有重点地进行试验，吸取经验。
像湖北的黄冈县，东北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市合作社清理资产都进行得很早，但到了第2季度就表现迟缓，直到第3季度才决定从头贯彻，使工作走了弯路。
第2、合作社的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工作人员对清理工作还有许多不正确的认识，有待纠正。
在清理开始后，有些单位的工作人员怕麻烦，认为“小题大做”，或者有麻痹思想，认为“没啥可清的”，因此产生了单纯任务观点。
苏北滨海县社只清理了两天，就宣告“清理完毕”；
后来又感到有问题，于是重新清理。
个别单位因为个别干部生活腐化，账目不清，就怕查账。
河北省部分领导干部强调“工作忙”，把清理资产和其他工作对立起来；
或者仅仅布置一下，而没有注意到组织和检查，甚至连本单位的清理组织工作都没健全起来。
像唐山专区，直到省社来检查后才按规定成立清理委员会；
沧县专区，除献县外，一直迟到02月份还没开始布置。
因为若干单位在具体工作中缺乏组织计划、检查制度，就发生“先松后紧”、“忽冷忽热”、“零打碎敲”或仅单纯责成会计人员去清理的现象。
第3、部分地区合作社干部少，技术不足，再加档案缺乏或管理不善，妨碍了清理工作的进行。
如西安市社财务会计干部只有三个人；
他们陷于日常账务工作，就很难进行资产清理工作。
山西虞乡县社因为缺少财务会计干部，开业后足有五个月没有立账，使清理工作没有可依据的，于是把清理资产工作做成单纯的“清点工作”。
今后怎样做
1951年所进行的全国范围的各级合作社清理资产工作，只是这个工作的开端。
各级合作社凡已经过这次清理的，就应该把清理资产的工作再提高
一步。
没有进行清理的单位，应该补行突击清理，加速进行。
在1952年清理资产工作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要密切结合起来，使合作社干部普遍认识到：
响应毛主席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是每个合作社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
做好清理资产工作，就是响应这个号召的具体行动之一。
各地区合作社领导机构应分别各就所辖范围，拟订适合本地区的清理办法，切实地掌握、领导、推动、检查。
工作重点应放在基层社和县（市）社。
在今后进行这一工作中，必须纠正部分干部的错误思想，首要是克服干部在经营上的供给制思想。
如完成任务不报账，不重视资产的保管，不详细算账，以为“肉烂在锅里”，清不清是一样。
这种思想，是合作社发展中的重大障碍，必须坚决清除。
同时，要坚决肃清合作社中某些干部的腐化思想，严厉制裁贪污、失职分子。
最后，为了巩固清理工作的成果，各级合作社应迅速拟订出本部门适用的各项制度，以保证堵塞各种工作上的漏洞，提高工作效率。

国营天津第4棉纺织厂领导干部发生自满情绪
“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推广工作受到损失
发现毛病后进行了纠正，情况现在已经好转
国营天津第4棉纺织厂（以下简称四厂）领导干部在开始推广“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时有自满情绪，放弃领导，使推广工作受到损失。
这种缺点被发现后，现正逐步纠正中。
四厂的领导干部们盲目地认为在他们厂的推广工作会比较顺利。
因为他们觉得，“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自动布机部分是在四厂测定总结的，工人已经一般地认识了“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好处，并且已经学会了一些。
在这种情况下，四厂的三个厂长不但谁也没有参加领导工作，并且没有抽调一些较强的干部去协助进行推广工作。
四厂设有先进工作法推广委员会；
各车间设有推广委员会的分会。
“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推广工作是在织布车间的分会领导下进行的；
厂的推广委员会没有领导这一工作。
在推广以前和推广中，四厂没有做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必要的物质准备。
开始推广时，在
“小先生”和学员中间有许多思想问题。
“小先生”们有许多顾虑，主要是怕教不好。
“小先生”们在训练班里只学习了一星期，虽然能够掌握“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基本精神，但是动作还不很熟练。
他们之中有些人害怕在不熟悉机器的情况下，自己的操作还不如学员；
有的人怕学员们有保守思想和自满情绪，不好教。
总之，“小先生”们的信心是不高的。
学员中则比较普遍地有着保守、自满和怀疑等思想障碍。
比如，张秉山不相信这个工作法会减轻劳动强度，认为不过是浆纱好开车好罢了；
田玉文看到“小先生”老把剪刀拿到手里同时又要用钩子，嫌这样做太麻烦；
有的人认为这个工作法也不过多跑几趟路，干活勤快一点而已；
有的人觉得这个工作法的动作“一看就不顺眼”，还不如自己原来的动作好；
有的人则认为在四厂测定表演时自己已经学得差不多了，现在没啥可学了。
由于四厂的领导方面没有对这些思想和顾虑及时地进行说服教育，在推广工作开始后这些错误思想便又发展下去。
在推广中，当少数“小先生”的动作不熟练，或者是对某些细小的动作解释得不一致时，学员们就更为不满。
有的人说：
“你们教的不一样，到底是谁的对呢？
你们还是学好了再教吧。”
有的人故意地挑小先生的错，抓住一点时就说：
“也不过这么两下子，有什么了不起。”
有的人则是“小先生”教他这样做，他偏要那样做，还说：
“你这个办法还没有我的这个好呢，不出次布不就完了吗。”
“小先生”们受到了这些打击，教学工作就更为困难了。
四厂领导方面的自满情绪还表现在他们决定的推广步骤和学员的选拔问题上。
四厂“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的推广工作是在织布车间的第1部开始的。
因为领导方面有自满情绪，认为推广中不会有太大困难，所以决定在三班中同时推广。
他们认为从每班中抽人出来学习时人太少，推广队的“小先生”们一走，推广就要慢了；
三班的工人同时学，进度就快得多了。
当时领导方面的要求是三班（三十人到四十人）在一星期里都要学会，在最后一天进行测定评分。
这种三班同时学的办法给推广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
首先是，分成三班后教学力量不能集中，教学的方式方法不能统一，教师指导时往往发生偏差。
同时，学员听课时，“小先生”要替他们看车，以致“小先生”不能根据当天所教的课对学员进行指导。
教学委员会也很难全面地掌握三个班的学习情况和步骤。
他们照顾了日班就不能照顾夜班。
其次，要三班全体工人都参加学习的办法也是不妥的。
因为这些工人中，有些人保守自满情绪很厉害，根本不愿学习。
加以领导方面没有及时地进行思想动员工作，这些人就总不肯很好地学习。
后来，领导方面又采取简单生硬的方式，把不愿学习的工人调走另换人来，这样做的结果影响很坏。
被调的人不满情绪更为厉害，同时也影响了“小先生”教学的积极性。
工人耿春梅被调走后，教她的“小先生”就以为是自己教的不好，难过得痛哭起来。
另外，有不少工人很愿意学而不能学。
这种作法是不符合“重点推广，培养骨干”的推广方针的。
四厂党的组织对推广工作也是不重视的，没有及时地进行思想领导。
推广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四天，党组织才着手发动和教育群众。
四厂的工会委员会在推广工作中也没有负起应负的责任。
他们没有在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中很好地进行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
以上这些情况被发现后，四厂已经进行了纠正。
他们开始认真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了思想的启发动员工作，鼓舞了“小先生”和学员们的热情。
“小先生”和学员们已开始团结起来，互相提出教和学的保证。
在第1阶段结束进行测定时，大多数学员的成绩都在八十分左右，只有两三个人不及格。
第1部的产量和质量已有提高，次布率降到百分之一点四。
工人的看台能力一般都已从十六台提高到二十四台和三十二台。
（肖迈）

国营萍乡煤矿
买机器筑风巷计划不周造成浪费
编辑同志：
江西省国营萍乡煤矿有浪费现象。
萍乡煤矿所属泉江电厂在今年买了十二部电风扇，打算装在大锅炉上，以便减低锅炉热度。
但做计划的工作人员太不注意，把电风扇的尺码都估计错了，因而这些电风扇都不能用。
这一项就损失了六百多万元。
他们又买了一部滤油机，也是因为计划不正确，买回来后不能使用，白白花了一千多万元。
龙虎矿一坑最近在井下打了一条石门风巷，工程人员也不和工人商量，就要工人照他的计划施工。
工人们知道这条风巷打错了，要行政方面重新考虑。
行政方面并不好好研究，坚持非打不可。
打了十七公尺，行政方面眼看实在不能再打了，才停下来。
这
一条无用的风巷共浪费人工二百五十多个，雷管四百个、炸药四百多筒，估计价值一千五百多万元。
我认为萍乡煤矿应纠正这种浪费现象。
郁堤谢宇澄

山东省沂水县南套乡
准备工作做得好，两天完成秋征任务
编辑同志：
山东省沂水县十一区南套乡，由于秋征准备工作做得好，农民在两天内就完成了秋征任务。
有的交棉花，有的交粮食。
全部完成了秋征任务。
还在秋征以前，这个乡就把各户应缴的棉、粮，进行了反复的检查和集体评比；
并根据应缴的数目，按照劳力情况和送粮工具，作了精密的计划，同时还照顾到无劳动力的烈、军属和荣誉军人，以代耕组为单位给他们代送。
为了做到有秩序地送粮入库，这个乡在送粮以前，还以村为单位，成立了送粮大队，下分小队和组，民主选出队长和组长。
因此，虽然这个乡有大批青壮年参加了导沭工作，但因为村里事前对秋征作了充分的准备和组织工作，同时在党员、干部带头下，不少识字班的妇女也都积极参加到送粮行列里去，所以在两天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棉、粮入仓工作，并且在规格上都能达到干、净、匀的要求。
娄承希田悦昌齐德轩

皖南当涂县领导干部
对秋征工作盲目乐观造成群众拖缴公粮现象
编辑同志：
皖南宣城专区当涂县在11月中旬开始征粮时，广大农民送粮热情极高，到11月底就已完成了全县应征数字的百分之六十四。
县、区领导干部却因此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他们认为：
“今年土地改革后群众觉悟提高了（这当然对），完成征收任务没有问题”，因此放松了领导，没有在群众积极缴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因此，秋征工作在最后遭到了困难。
例如马桥区自秋征工作布置到村后，有一个多月没召开过区、村干部会议，征收工作陷入自流。
塘南区玉丰村坏分子戴发生竟乘机打击积极缴粮的群众。
塘南、马桥、护河等区的部分村庄，普遍发生拖缴现象。
增南、玉丰两村和马桥区沛西村一般中农户，完成任务三分之二以后，就观望不缴了，村干部百分之八十没有缴清。
入库数字也逐日下降，自11月27日以后，每天入库公粮的数字只占全县总任务的百分之一点三。
当涂县领导方面认识到这一情况的严重性后，就召开了各区区长会议，检查了这一阶段的秋征工作，纠正了领导干部的盲目乐观情绪，重新组织力量，积极动员群众，争取按时完成秋征任务。
王德田赵钰夏斌喻宗清马？
骏

石家庄铁路分局石家庄机务段
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严重浪费和工伤事故
编辑同志：
天津铁路管理局石家庄分局石家庄机务段某些领导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阻碍工人发挥积极性、创造性。
10月24日，第1段长卢文俊限翻砂工人在七天内生产三百三十二根暖气管和三百九十三个法兰盘。
这个生产任务，在平常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
工人们虽然拚命加班生产，但仍两次延长了时间。
卢段长决定实行流水作业法，事先并没有交给工人讨论，只向工长们布置了一下，就限定在第2天实行。
很多工长都说不行，卢段长也不加考虑。
实行了流水作业法以后，更增加了加班加点的现象。
许多工人连续工作到二十四小时。
工人们都叫它“流汗作业法”。
工人对加班的事情提出意见，工长们说：
“这是上面的命令，完不成不行！”
由于加班加点太多，工伤事故不断发生。
工人刘恩元被工具砸伤了手，工具也坏了，工长蔡秋玉说：
“不让你赔工具已是好事，还报工伤哪！”
工人在工作中出了事故，主任、工长除了叫他们反省外，还用“劳动改造”来罚他们。
卢段长还有严重的特权思想。
机务段规定，骑车子的人到段门口必须下车，卢段长却不遵守规定。
公安人员有时叫他遵守规章，他说：
“谁不认识我卢段长，谁给你们规定叫我下车？”
事后还说，他应该有政治优先权。
有一次，经济核算工作组的张英，在查定工时的问题上，和卢段长的意见不一致，张英拿出“人民铁路的铁路核算制”和他研究，他把书一摔，说：
“好，你倒给我上起课来了。”
最后，他还要张英检讨错误。
机务段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影响了段里的生产效率不能提高。
10月份全段机煤浪费六百五十多吨；
所属工厂车间返工活有九十九件，间接组出废品三十六件；
工厂车间因公负伤的职工有十八人，工伤假一百九十八天。
梁怡石戈狄翔

赣州大众报编辑部
关于标题犯了客观主义错误的检讨
编辑同志：
08月0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对我报07月19日登载的一条新闻的标题：
“龙南新里乡隘背村（肩题）地主耀武扬威夺回池塘，农民忍气吞声不敢讲话（主题）”，提出批评，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为此，我们曾召开了几次编辑部全体干部会议和组长会议，进行检讨，并订出今后改进的办法。
我们所以发生这一严重的错误，主要是由于平时对政策学习不够，因此，政策观点不明确。
我们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从积极方面标明农民的力量和斗争的方向；
只是片面地认为，在部分干部和农民有“换班”思想和麻痹思想的情况下，强调地主反攻的一面，是可以引起大家的警惕的。
但结果恰恰相反，造成了“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客观主义错误，损害了党报的威信。
为了接受这一教训，我们已决定把干部的理论学习制度健全起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学会阶级分析，以从根本上改进我们的编辑工作。
江西赣州大众报编辑部

宣传员的宣传工作改变了中洲乡的面貌
王云从
江西省万年县中洲乡自从建立了宣传员以后，宣传员在各项工作中都起了推动和组织作用，使全乡的工作有了迅速的进步。
该乡原来是比较落后的，现在已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先进乡。
中洲乡共有四个自然村，四百一十六户，一千九百多人，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宣传员的工作是在党的区委的直接领导下通过青年团支部去建立的。
全乡二十四名宣传员中有十一个是团员。
宣传员按四个自然村分成四个小组，掌握了四座广播台，四块黑板报，七个读报组和一个农村剧团。
今年04月以前，中洲乡还没有建立宣传员，群众觉悟不高，普遍存在着松劲、麻痹思想，干部想换班回家生产，民兵组织涣散；
生产上顾虑水灾、旱灾，不愿精耕细作，靠天吃饭，迷信鬼神。
宣传员一开始就针对着这些落后的思想情况展开工作。
首先，宣传员向群众宣传了抗美援朝，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
使爱国主义教育和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紧密结合，发动群众诉苦，揭露反动会道门“十三太保”组织假农会的罪恶阴谋，同时，联系蒋匪过去的反动统治，和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阴谋，控诉从前日寇在万年县的暴行，借以激发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仇恨。
宣传员提出：
“翻了身，扛起枪，打垮美国狼，卫国保家乡！”
当时，全乡就有十九名青年自动报名参军。
经过这一段爱国主义教育，全乡群众普遍懂得了抗美援朝的简单道理，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还能讲给别人听。
“五一”劳动节全乡有一千二百多人扛着锄头、铁耙、镰刀等农具举行了示威游行。
群众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
在生产方面，宣传员组织全乡群众战胜了自然灾害。
06月间发生旱灾，群众悲观失望地说：
“禾还小得很，抗得几时去！”
宣传员分析了群众思想根源，提出：
“不靠运气不靠天，作好准备来防旱！”
“加紧防旱，搞好生产，抗美援朝，支援前线！”
“只要大家肯努力，团结起来就能战胜天！”
当时乡政府把群众组织起来，成立抗旱委员会统一领导，全乡集中了七十三个水库，参加车水的一百一十九人，以打锣为号，用竹筒滴水计时（因为当地无钟表），换班车水，人停车不停。
车水队旁边设有黑板报，及时表扬、批评，休息时宣传员就读报上登载的各地战胜旱灾的消息来鼓舞大家的情绪，终于战胜了旱灾，救活了一千五百五十五亩田禾。
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水灾，这时候宣传员又利用广播台号召大家：
“抗旱准备不要散，起来抢险上圩线！
大家一条心，团结象一人！”
打破了一部分群众只顾自己抢收，不愿抢险修堤的落后思想，终于在乡政府的领导和宣传员的宣传推动之下，战胜了洪水，使中洲一带五千亩田地得到保全，使几十年来很难丰收的湖田也丰收了。
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三大号召以后，中洲乡的宣传员揭穿反动分子制造的谣言，正确地提出：
“农民作田要农具，志愿军打仗要武器，我们一定要捐献飞机大炮来支援他们！”
“捐献送得早，美国鬼子早打倒！”
“捐献送得快，美国鬼子就早败！”
因此群众思想通了，捐献运动也就很快展开，两天内全乡就把认捐的一千五百万元全部送到抗美援朝分会。
此外，在宣传员的推动下，中洲乡的一部分群众订了爱国公约，有效地开展了军属代耕，破除迷信，学习文化等工作。
宣传员为什么能起到这些作用呢？
（一）在党的区委的领导下，团支部重视和加强了对宣传员的经常领导。
团支部经常研究宣传员工作，和农会、乡政府主动取得密切联系，并坚持了宣传员的会议制度和学习制度。
团的组织并经常教育担任宣传员的团员，要以身作则来推动整个宣传员的工作。
（二）宣传员经常研究群众的思想情况，集中群众的先进经验和群众中的具体事例来教育群众。
他们经常引导农民回忆过去的痛苦日子，对比今天的生活，启发农民的阶级仇恨和阶级觉悟，并指出将来的前途和奋斗的目标。
事实证明，“回忆”和“打比方”这种方式是教育农民的有效方式。
农民觉悟提高了，工作推动起来了，宣传员的信心也更加强了。
（三）宣传工作能经常化。
中洲乡自从有了宣传员以后，由于团支部领导他们坚持了各种制度，因而，使宣传员工作能够经常化起来。
宣传员在各种工作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就逐渐成为推动工作的不可缺少的力量，无论什么任务布置下来时，宣传员就主动配合行政，首先展开宣传，给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中洲乡的干部们都把宣传员称为“开路先锋”。
中洲乡的宣传员工作已成为全县的模范。
并且事实告诉我们，在党还没有建立支部的地方，团支部在区委的直接领导下是可以协助党建立和领导宣传网工作的。

新华总社练笔运动情况
杨翊
新华通讯社总社编辑部开展练笔运动的目的，在于有计划、有组织地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这就是除了在日常采访写作中经常注意掌握政策、宣传政策、加强报道的思想性以外，并在全编辑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业务学习运动，先从最起码的业务学起，逐步提高，达到熟悉和精通全盘业务。
练笔运动第1阶段的具体要求，就是克服目前编辑工作中粗心大意、更正频繁的严重缺点，减少并逐步消灭新闻稿件中的技术错误、事实错误和语法错误。
开展练笔运动的第1个工作，是通过行政、党、团的大小会议及墙报、刊物，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使编辑部每一工作人员都能自觉地、积极地、虚心地参加这个学习运动。
动员中特别注意打破骄傲自满、信心不高和轻视业务技术的思想，向大家反复说明练笔运动的意义和重要性，说明新闻工作是一种专门学问，要掌握这门学问，必须下一番苦功夫，而我们在新闻写作上，恰好缺少最基本的严格锻炼，因之应该十分重视业务技术，痛下决心，从头学起，只要下苦功夫，一定会有收获。
在使大家对练笔运动有了正确认识后，接着就必须做好运动的领导、组织和检查工作，为此，我们进行了下述工作：
（一）由总编室规定练笔运动是编辑部当前的中心任务，作为汇报会、编辑会议和各部门业务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
总编室指定专人负责指导和解决运动中的日常问题，并责成各部门负责人亲自领导、督促、检查、推动本部门运动的展开，随时介绍先进经验、优良方法，推动整个运动的开展。
总编室和各部门都指定专人具体负责对错误的检查、登记和统计。
（二）制订全编辑部和各部门消灭错误的具体目标和进程，要求在三个月内减少运动开始前一个月的错误率的百分之八十。
（三）做好检查登记和统计工作：
订出一系列严密精确但又简便易行的检查、登记和统计手续，印制《技术错误登记表》和《成品错误统计表》，采用自我检查和层层检查的方法，认真地逐日登记，按周统计，以此作为一种经常的、严格的工作制度。
（四）组织竞赛和奖评：
首先由党和团来发动组和组、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竞赛。
对错误的检查结果按周公布，按一定标准计算全编辑部、各部门和各个人的成绩，错误少的插红旗，错误多的插黑旗。
按月作出小结，成绩最好的团体和个人，可以得到物质奖励。
同时，每日电讯检查及每周报道述评，也以练笔运动作为主要内容之一，针对发现的错误，进行表扬和批评。
（五）学习语法：
选购一些语法书，分发各部门，供大家阅读，邀请专家来社报告语法，组织大家去其他机关听有关语法问题的报告，并由副总编辑向大家讲解稿件中语法上现存的一些问题。
（六）加强资料核对制度：
稿件发出前交由资科室核对事实，提供意见。
为保证做好这一工作，责成资料室把做好调查统计，搜集第一手权威资料，当作当前中心任务。
编辑部练笔运动第1阶段的三个月是有收获的。
这表现在稿件质量提高，技术错误、事实错误和语法错误逐步减少，更正数量由运动开始前的两天三次减到两天一次。
各部门的成品错误率，第1个月平均为万分之三·七，后两个月都降到了万分之二，有的组已做到一周不出现成品错误。
文字也较过去通顺，一般能合乎语法。
干部工作态度和作风也有改进。
大家都较前认真细心地处理稿件，查对实事，推敲文字，重视语法。
大家也都认识到技术错误是完全可以减少并逐步消灭的。
此外，大家还摸索出一些纠正错误的规律，能够根据自己的错误订出具体纠正的办法。
练笔运动第1阶段推行的结果，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练笔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首先进行反复的思想动员，以形成认识上的一致，高度发挥干部的自觉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坚持性。
（二）运动的领导必须是强有力的，经常的，具体的。
总编室要推定专人负责，并有一定的助手，要取得党、团的配合和各部门的协助。
只有这样，才能使运动坚持下去，并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步提高和充实运动的内容。
（三）要制订一套简便易行而严密精确的检查、登记、统计、总结制度。
逐日检查、登记；
按周统计、公布；
每月总结（或小结）、评奖。
只有这样，才可以掌握运动发展情况，便于规定努力方向和具体进程、目标，保持热烈、紧凑气氛，将运动推向前进。
当练笔运动第1阶段进行了三个月后，总社接着开始了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
由于练笔运动还未能在干部思想中生根，大家对消灭错误的严重政治意义还估计不足，练笔运动在学习期间就无形停顿下来，稿件中的错误又日渐增加。
学习结束后，领导方面又没有及时抓紧督促，原有的制度、规定大为松弛，因此错误情况更趋严重。
仅就更正一项来看，07月份为四十二次，08月份上升至四十六次，09月份再上升至四十八次，而到10月01日至09日的九天中竟多至十八次。
针对这种情况，总编室在10月中旬采取了下列一些办法来加强练笔运动：
（一）加强运动的领导。
由行政、党、团联合成立“练笔运动委员会”，在总编辑领导下，负责练笔运动的计划、推动、研究、奖评。
（二）重新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
由总编室整理并公布了最近练笔运动的情况、错误统计和典型错误事例，发动编辑部各部门和每一工作人员据此深入讨论，检查这一期间自己在业务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分析情况，研究原因，制订具体有效的改进办法。
（三）认真恢复练笔运动的各项制度。
坚持执行原有登记、检查、统计的规定，业已中断的，即刻恢复。
改进资料室核对工作，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如采用事前核对办法，建立权威资料等。
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决定每月一评，03月一奖。
继续学习语法。
（四）出版《每日新闻检查》，及时揭露错误，研究错误产生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并交流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合理化建议运动。
在进行了上述工作后，练笔运动已开始好转。
自09月30日至11月03日的全编辑部成品错误，第1周为十万分之五点八，第2周为十万分之四点二，第3周为十万分之三点三，第4周降为十万分之一点四，第5周更降为十万分之一。
这说明消灭错误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只要经过很好的努力，这一任务还是完全可能胜利完成的。
最近我们召开了全编辑部干部大会，隆重宣布10月下半月练笔运动成绩评定结果，发给成绩最优秀的单位和个人以红旗。
会上，总编室负责同志指出练笔运动是我们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之一，也是我们增产节约竞赛之一；
指出练笔运动是一个消灭事故，减少废品、次货，提高质量，提高技术的运动；
并号召大家积极参加这一爱国竞赛，开展创造消灭错误、提高质量的新纪录运动！
今后我们还准备继续进行经常的鼓动，加强运动的日常领导，进一步健全检查、核对、奖惩等项制度；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总署和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筹备委员会领导下，动员全编辑部工作人员，为没有错误的新闻报道而奋斗！

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坚决纠正错误，实现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在中央戏剧学院文艺整风学习动员会上的报告
张庚
两年来我们学院的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
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什么呢？
是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让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资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
在这次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中，我们学院的错误是一个典型，因为它是严重地、集中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甚至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对于这个错误和它所造成的损失，我作为在我们学院中负最高责任的党员，作为接受了党的委托担负这样一个重要任务的党员，是要负完全责任的。
我们学院的工作中究竟有些什么错误呢？
首先是不重视政治的、思想的教育。
还在1949年我来北京筹备成立学院时，我就不适当地强调了正规化、专业化，片面地强调了技术学习，以为我们今天要提高，只是提高技术，错误地估计过去我们的艺术工作之所以未能提高，只是因为缺乏技术的缘故，而未能深切地认识到，今天文艺工作之所以迫切需要提高，乃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由于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由于许多文艺工作者对于这种革命形势和群众觉悟缺乏了解，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水平，必须加强自己对工农群众现实斗争的联系，才能提高创作的质量。
由于我的错误的想法，我们的学院就严重地忽视了政治思想学习。
我们的干部思想学习，特别是在文艺创作干部中间，今年没有能够认真地进行，创作室和演出团体总觉得没有时间，我作为一个领导人，首先也强调了他们的特殊性，没有能够坚持让他们好好地进行政治学习。
对于当前的群众运动，我也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它的政治意义。
今年全国展开的三大运动，虽然在我院的群众中间也进行的很热烈，但是我没有认识到参加这种政治活动，乃是改造和提高思想的最有效的办法。
因此，这种热烈的群众的政治行动，就没有能够被领导方面重视，把它当作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有力的武器。
我们的演出团体和同学，虽然也曾参加群众运动，接触实际斗争，如去年普通科曾经参加京郊的土地改革；
今年的歌剧团05月下乡作抗美援朝宣传演出。
虽然这些团体回来后其中很多人都曾经反应：
这样的做法对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却没有引起我足够的注意，我没有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普及到全院，并且把这些做法规定成为制度，继续坚持下去。
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于《武训传》的讨论，对于萧也牧同志的批评，虽然我们学院也曾经进行了一些零星的学习，但是，我并没有抓紧这些学习，坚持在全院认真展开讨论，并且联系我们自己的工作，检查我们自己的工作。
在我们的创作上，出现了《开快车》这样的坏作品，我也未曾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仔细加以研究，也没有及时发觉我们已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生活，小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抬头的错误倾向；
因此，也就没有拿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严重的教训来教育全院，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让它过去，以至招致以后的接二连三的失败。
相反地，我却片面地强调了技术上的学习。
首先是在创作方面，这方面创作室有了初步的检讨，已经在《人民戏剧》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我在这里不想详细谈了。
我只想谈谈我个人关于创作问题的思想。
我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和作过一些报告，其中有些地方就表现了我在创作问题上的不正确的见解。
比方我说，工农兵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获得工农兵的思想情感是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主要还是要从作者的思想感情去体会工农兵的思想感情。
这样就使得那些未经改造的或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年轻作者们，忽视了深入生活，忽视和工农兵交朋友，忽视了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的艰巨工作。
实际上这种从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出发去主观地体会工农兵的感情，乃是一种把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小资产阶级化的作法。
比方我对于《钢铁战士》这个歌剧的批评，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难道张志坚就没有一分钟的动摇吗？”
为什么一个钢铁一样的人民战士一定会动摇呢？
我对于张志坚这样人物内心所表示的这种怀疑，实际上乃是表现了自己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怯懦心理；
这种批评无异是对张志坚这样人物的一种诬蔑。
又比方对于歌剧《白毛女》中间的喜儿最后对黄世仁所存在的那一点儿幻想，我曾经认为是好的，是合乎人情的，而没有认识到那深深存在喜儿心中的乃是阶级的仇恨。
由于以上种种不正确的想法，就使得我忽视了我们创作室的年轻作者们必须改造自己，必须加强政治的锻炼，必须深入生活，参加斗争的重要性。
不能够认识这些同志只有经过思想改造，深入生活，参加火热的群众斗争以后，才能够写出反映当前群众斗争的、为群众所喜欢的作品来。
也由于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才使我错误地认为我们创作室的同志要写出好的作品来，仅仅在于加强技术的锻炼，其结果就产生了象《开快车》等一连串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歪曲了工人农民以及干部形象的作品来。
其次，在演出工作方面，比方在歌剧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是由于我认为歌剧表现什么内容，在今天已不是严重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是歌剧的表现形式问题。
因此，我就片面强调了歌剧形式的提高。
我曾在讲“歌剧概论”的时候谈过，今天新歌剧的提高问题，主要是一个创造形式的问题。
因此，我就不适当地强调合唱队、管弦乐队的重要性；
不适当地强调歌剧中的浓烈色彩和舞蹈的重要性。
很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是本末倒置的。
新歌剧的问题首先应当是如何表现新英雄、新群众、新的斗争生活的问题。
我既然在理论上首先不注重内容，在实际上也就自然不能领导产生富有思想内容的节目和好的演出。
比方以歌颂工人游击队的英雄为主题的歌剧《节正国》，这是我亲手排的，因为内容错误而未能上演。
这个戏是我从听作者讲述故事那天起，就十分欣赏并且竭力支持的。
我所以支持它，就是因为这个故事中有合乎我的理想的“鲜明强烈”的人物，富有我所认为的“歌剧色彩”。
至于它的内容、思想性如何，有没有教育意义，就没有怎么仔细考虑。
心想：
这是歌颂英雄的，还会出毛病吗？
当时就没有想到我们演出一个戏的目的应当是教育观众，提高观众的思想水平。
这说明我对于艺术创作所负担的严肃的社会任务，实际上是很少认识的。
在这个节目排演的时候，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它排成象一个合乎中国传统的歌剧，排成一个武戏。
当时我的脑子里面，所想到尽是旧戏的《落马湖》、《天霸拜山》之类。
我力求把这个戏排成一个新的武生戏，因此考虑得多的是排演的手法。
虽然为体验生活大家也曾下过一趟乡，但是下乡的目的只是为演员找寻人物的形象和为戏的场面找寻地方性的气氛。
我们甚至还从乡下找来了当时节正国游击队的队员。
虽然如此，却根本不从他那里去学习东西，当我听到他谈起节正国的事迹，觉得跟剧中的要求不符合的时候，就干脆把他放在一边不理他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写出和排出有思想有内容的好戏来呢？
很显然，这是非失败不可的。
又比方企图反映农村新型人物的成长，表现新的观念的建立和发展，歌颂劳动男女的爱情和爱劳动的品德的中型歌剧《新条件》，是我亲手参加修改的，这个戏演出之后，很多观众表示非常不满，认为内容空虚，形式夸张。
这些意见完全是正确的。
的确，这个戏的内容并不多，事件很小，台上台下却用了一百多个工作人员，又是大合唱队、又是管弦乐队、还有三个大布景。
过去象这样的小剧本，比较简单朴素地演出了，往往还能收到它应有的效果，今天这么一“提高”，令人感到形式和内容完全不相称，小题大做，反而连应有的效果都大大减低了。
在作曲方面，由于新老干部都同样脱离生活和斗争，无论学中国遗产也好，学外国遗产也好，都是从形式着眼；
动不动就是大管弦乐，把我们从前解放区那种朴素亲切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歌剧音乐抛弃了，引起群众的不满。
在排演上既然是存在着忽视思想性和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在训练演员上，也就不能不存在着忽视思想性与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
歌剧团的整训计划是我亲自起草的，其中就根本忽视了思想的整训，忽视深入生活而片面强调了学习技术，错误地规定歌剧演员的训练仅仅只是身体和嗓子；
更错误的是，对于有些所谓技术，不是批判地去学，不是一面学，一面去分析它掌握表现生活的方法，而是简单地成套地搬了过来。
对于我们中国的歌剧，向来是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看法的，那就是认为中国歌剧的表演都是象征的，不是写实的，而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如果不首先批判这种看法，我们就不能够正确地去接受遗产，批判遗产。
如果在学习中国歌剧的时候，不去分析那些成套的舞蹈是如何表现了中国古代某些特定生活的话，那就必然要走到形式主义的学习。
不幸我们的学习就正是这样进行的，因此，也就必然流于仅仅是学习了一些形式，而在运用上，也就只能毫无消化地硬搬。
小戏《枣红马》就是这种为了硬搬技术从形式上着眼而创造出来的。
在声乐上，我曾经是坚持用西洋方法的。
虽然口头上也曾说要研究中国唱法，要批判西洋唱法，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执行。
由于这种学习不能够完全解决实际应用的问题，因此，下面提了很多意见。
我主观地认为下面是盲目抗拒西洋练声法，就用行政命令方法来坚持，并且告诉他们，学是你们的事，批判是我们的事，不要还没有学，就先讲批判。
并且说：
“你们只管学，将来没有出路我管饭。”
特别是对我们的声乐教员，没有能够引导他们、说服他们、帮助他们来认识中国声乐上遗产的丰富，和其中合理的因素，应当把整理中国声乐的遗产作为今天我们声乐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也没有切实地组织对中国声乐遗产的学习。
（当然，要做好这一件工作，教员们首先应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并要亲自下去体验工农兵的生活和感情，而不光是学些民歌，或向艺人们学些唱法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在舞蹈方面也是如此。
我们没有给舞蹈团一个明确的方向，要他们创作表现当前斗争生活的民族气派的作品，也没有强调以学习我们民族的舞蹈为主，而自流地让他们盲目地学习芭蕾舞，甚至于排出以芭蕾舞技术为主的《和平鸽》这样的作品。
当然，并不是说芭蕾舞根本不能学，但是强调了芭蕾舞，在整个训练中间让芭蕾舞占了主要的位置，则是不妥当的。
在我们艺术工作上其所以产生这些严重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在文艺思想的领导上，有这些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学院里干部中间存在着多数的新干部，对于这些新干部没有加以很好的改造、教育和帮助。
这些新干部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个别人还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对于这些相当普遍存在的不正确的文艺思想，如果不进行批判和纠正，我们的工作是不能够得到正确的发展的。
由于我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东西，和这些新干部的文艺思想有共通之点，也就使我不能够分清界线，明辨是非，来引导这些同志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在全院的工作上，就造成了思想混乱的状态。
在新干部中间，很多同志是尊重党，愿意受党的正确的领导的，对于这些同志，我们没有进行很好的帮助。
欧阳予倩先生曾经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团和气，内容空虚”，这是对于我们学院党与非党之间一方面情况的正确描写。
在这中间，我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展开思想上的讨论，展开对于文艺工作上的不同看法的讨论，这样就会把党与非党的关系弄得不亲密，其实恰恰相反，不展开讨论，不分清界线，反而使得党与非党的关系不亲密，因而也就不能改进我们的工作。
另外有些同志，过去对于革命不认识，不接近，受欧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很深，对于这些同志更没有能够进行很好的帮助，坚决纠正他们错误的看法，使他们对于革命和革命的文艺有更多的认识。
因为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也就不能团结。
因此，党与非党的关系在我们学院里是不正常的，不亲密的。
因此，也就招致了我们学院里文艺思想很大的混乱。
这种混乱一直影响到党内，使某些同志不仅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生活作风上沾染上不朴素、不健康的作风。
而有些原来就有毛病的同志，则更是发展了他的毛病。
对于以上这些情形，院内是有不同意见的，是存在着思想上的斗争的，这表现在对于许多问题的大大小小的争论上。
在我们院内，干部和群众中间存在着许多正确的意见，虽然这些意见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缺点的，甚至于其中也有一些是偏激的，但是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这种脱离毛主席文艺方向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是不满的。
而当时我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些是改造我们学院现状、纠正我们错误的积极因素，没有能够认真听取它们，研究它们，把它们集中起来，条理化起来，并且把它们认真实行起来；
而是采取了官僚主义的不理不睬的态度，听了以后也就放在一边，即使是严重的问题也就拖下去了。
比方对于话剧团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和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不是不知道，由于没有积极设法改善，以致问题拖着一直没有改进，而且一天天严重化了。
在某些问题上，对于下面所提的意见采取了不民主的态度，予以否定，坚持了自己不正确的意见。
有时候对于院内的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采取一种避免正面争论的态度，以为这样就可以和缓这种意见的分歧。
有时不能从这些分歧的意见之中看出问题的原则意义，把它提到思想斗争的高度来作原则的解决，相反地，却把它降低到私人纠纷去作和事老式的解决。
于是这些意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分歧得更厉害了。
假设我当时能够把这些不同意见提高到原则性来解决，分清是非，作出明确结论，在我院工作上的错误，是可以得到某些纠正的。
不仅是下面有很多意见，而且中央文化部也曾一再指出我院的偏向，三次制止我们错误节目的上演，但是也没有引起我严重的注意，真正按照领导机关的指示去坚决转变错误的工作方向。
其所以对于领导和群众的意见都不能尊重，重要的原因之一乃是由于我脱离院内群众和干部，不接近他们，因此也就根本不了解由于我的坚持错误在院内所引起的严重后果。
于是我院工作上的错误一直持续下去，并且更加严重起来，最后还影响了干部的团结。
这样长期思想混乱的结果，造成了离心的倾向。
党员很消极，有的人想着只搞好自己一部门的工作就算了，有的人想离开，有的人在看着领导方面到底怎么办，同时又造成了许多同志只钻技术不问政治的倾向，甚至有的党员不愿意担任党的工作、行政工作、工会工作。
非党的同志片面钻技术的倾向也很浓厚，甚至有人认为做组织工作是专家的跟包；
有人说：
“幸亏我没有早参加革命，否则我就没有今天的技术了”；
有的新干部对于听政治报告完全不感兴趣，认为是苦差，用抽签的方法决定谁去，抽到的大呼“倒楣”，当然，这中间也不是没有人（其中也有非党的同志）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但这多半是由于他们的自觉和自己努力的结果。
全国的戏剧工作者、戏剧团体都很注意我们这个学院的工作，并且把我们当作学习的榜样，我们排一个戏，全国各地常常派许多人来学习；
我们编的讲义，全国各地都纷纷来要；
我们写的剧本，全国许多地方都上演；
因此，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对于全国各地的戏剧工作起了很大影响，比如河北省的文工团，看见我们演出了《和平鸽》，他们就编了一个叫做《自由花》的舞蹈，这个舞蹈也是不好的节目。
河北的人曾经说，北京有个《和平鸽》，河北有个《自由花》。
在全国文艺工作中间，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占了上风，我们中央戏剧学院的错误，在这中间也是起了一定影响的，这样就使得我们错误的严重性、危害性更大了。
我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领导人，党交给我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责任，而我却领导着这个学院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为了彻底纠正这个错误，我必须进一步对于我个人的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
我经过党的多年培养，为什么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曾经参加延安的整风学习，在整风期中，我是努力清除了我思想中许多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的，但是，这种努力还不彻底。
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些实际的斗争，如土地改革等，使我初步的认识了群众，认识了工农兵，在感情上也有初步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也不彻底。
当自己投身在群众斗争中间的时候，当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候，我的正确的思想是占上风的。
但是入城以后，周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我的周围，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在文艺上，他们喊出了他们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自己有“老资格”包袱，没有努力进行学习，提高自己，也没有寻求党的领导，就使得我丧失了政治上的警惕性，迷失了方向，对于今天文艺工作的严重任务认识不清，不能在新的形势下来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不能够坚决地掌握住一个原则，就是文艺必须以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教育群众；
无论是对于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必须用工人阶级的思想、党的思想来领导他们，改造他们，而今天文艺的任务就是这个。
党所交付我的任务是严重的，而我却没有能够认识到我的任务的严重和艰巨，必须保持着高度警惕性，领导着党与非党同志，团结一致，坚决地向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斗争，才能完成任务。
在我周围所发生的许多问题，我没有把它们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来看，没有把它们提高到思想斗争的原则高度来看。
因此，也就不能尖锐地、明确地认识到它们的严重性，兢兢业业地、不断地研究思考，并领导着我院的同志们来克服这些不正确的东西，树立起正确的东西来。
这就是我为什么犯错误的基本原因。
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间，由于领导方面对于我的帮助，党和群众对于我的帮助，使我对于自己工作上的错误有了这个初步的认识，但这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因为检查正在深入，问题正在发现。
比方关于我院教学部门的工作，我在这个报告中间没有提到。
但在检查中间，也逐渐发现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有待于清理。
再则在工作中间所存在的后果，是要很具体地、细致地予以纠正的。
这些工作尚有待于以后深入地来做，有待于以后坚持着正确的原则去做的。
但是我相信，只要依靠领导，依靠群众，这些工作是一定能够做好的，错误是一定能够纠正的。

长葛县宗庄乡是怎样运用宣传员推动工作的
曲方明
河南许昌专区长葛县宗庄乡的工作，由于建立了宣传员，已经面貌一新。
宣传员在这里是完成任何工作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宗庄乡的乡村干部从经验中体会了：
“强迫命令的办法吃不开，非把宣传网弄好不行。”
他们已把宣传员的宣传工作当做进行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
最近我们参观了宗庄乡动员治淮民工的情形，从这次动员工作中，宣传员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得特别明显。
10月19日，宗庄乡的乡长、乡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等带着动员治淮民工的任务从县里回来了。
这乡的农民从来没有受过淮水的灾害，如今要动员他们到一二百里远的地方去劳动半年，对于乡干部说，这不是一个轻易的任务。
指导员说：
“县里一再强调，任务要完成，但决不能强迫命令。”
怎么办呢？
指导员这样决定：
“开扩大干部会，各部门先展开宣传。”
展开宣传，这就是他们完成任务的根本方法。
全乡三十一个宣传员都参加了乡的扩大干部会。
在这次会上，乡干部并没有首先分配动员民工的名额，而中心议题是如何展开一个全乡的宣传运动。
在乡长、指导员报告了治淮的意义和动员民工的方法以后，各部门（村长、青年团、妇联、民兵、宣传员等）就散开分头讨论。
指导员亲自参加了宣传员的讨论会，宣传员在会上对如何进行治淮宣传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每个宣传员都说了一遍应宣传的内容，说得不对的，就由大家矫正。
以后，党的区委书记又亲自召集和主持了全区的宣传员代表会，布置动员治淮民工的宣传工作。
这样，更加强了宣传员的活动。
会后，宣传活动展开了。
在各部门，在片会〔注〕上，到处都有宣传员在进行口头宣传——这是他们活动的主要方式。
另外，宣传员还运用了广播台等各种宣传工具。
每个村里都响动着一片治淮声。
宣传员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每个人都觉得他责任的光荣。
因此，他们在宣传的方式和内容上就富有创造性。
在一次片会上，开始有些老年人对宣传员的宣传毫无反应。
一个宣传员就苦口婆心地启发他们回忆以往的生活，讲到土地改革翻身，讲到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种烟叶的好处，……淮河虽然离他们远，慢慢地大家就会看到治淮的好处。
他说：
“毛主席的话多会落过空？”
结果，老年人也点起头来了。
在宣传的思想性方面，一般说来是有的，那就是把治淮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结合。
一个宣传员这样讲：
“修好了淮河，可以磨电，多开工厂，多造机器；
引出水来浇地，可以多打粮食。
这样，实行社会主义就快了。”
另一个宣传员说：
“不能说淮河淹不着俺，俺就不去修。
天下农民是一家，邻家有了灾难，就应当去救。
苏联帮着修淮河，难道淮河会淹着人家苏联？”
也有少数宣传是错误的，如片面地宣传：
“一天三斤四两米，多干还可以剩了带回来，这种好事谁不干！”
结果，经过不到两天的宣传，全乡自动报名治淮的达到五百多人，大大地超过了宗庄乡的原订计划。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在这里由于党的领导通过宣传员的积极活动，做到了家喻户晓，因而变成了真正的力量。
总的说来，宗庄乡的政治空气是很浓厚的。
群众迫切地要求学习文化、政治。
全乡订报一百二十八份，平均四——五户就有一份报纸。
群众自动地组织了剧团，成百上千的观众跑来看它们的演出。
为什么群众具有这样高的政治热情呢？
据党的支部书记说，除土地改革后，群众翻了身，群众生活已走向富裕以外，宣传员的宣传活动是一个重要原因。
他说：
“俺乡自从有了宣传员，一切工作都有了劲，比以前活的多了。”
宗庄乡的宣传员能起作用，主要地是因为党支部书记和上级党委重视了经常的领导。
党支部书记是现在该乡仅有的两个党员中的一个，工作是很忙的，但是他仍然能够亲自领导宣传员，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这是推动工作的一支有力队伍。
他经常地每五天要召开一次宣传员小组长会，或者七至十天召集一次宣传员全体会，检查和布置宣传员的工作。
党支部书记很注意领导和运用青年团这一力量，因为在全乡三十一名宣传员中，十九名是青年团员。
每次党支部书记召集宣传员会议时，必让团的支部书记来参加。
党的区委和县委在宣传员的培养和提高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它们曾用以下几种方法去培养宣传员：
（一）宣传员代表会；
（二）宣传员训练班；
（三）传授站；
（四）宣传员的代表参加布置中心工作的干部会。
〔注〕片会是住得近的农民于晚饭后自行集合街头的一种谈天形式。

人民的呼声
苏联作家爱伦堡
有一个古老的童话：
一只狼想吃掉红帽小姑娘，它打扮成慈祥的老祖母，围上了祖母的头巾，和蔼可亲地咂着嘴，可是却忘记了隐藏起它的长长的牙齿。
最近几个星期，栖居在波陀马克河两岸的豺狼们（注：
美国首都华盛顿在波陀马克河畔），购置下大批的鸽子，砍伐了好多橄榄树枝，慌慌张张地练习好了一套安琪儿式的爱好和平的讲演。
不巧的是，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第2次会议开会的前夜，联合国大会揭幕前一星期，发生了一桩手忙脚乱的事体：
美国销路甚广的《柯里尔》杂志的描写反苏战争的专号出版了。
据编者自称：
这一期编写了九个月。
不但如此，本期撰稿人不仅有著名的文人，而且还有“政治、军事、经济问题的权威人士和华盛顿的高级官吏以及国际问题专家。”
一句话，《柯里尔》专号和艾奇逊先生在巴黎发表的“和平计划”是双管齐下，一道儿赶制出来的。
美国狼本想给大家表演老祖母的头巾，可是它们却忘记隐藏起自己的牙齿了。
“权威人士”和“华盛顿的高级官吏”之所以出版《柯里尔》专号，是要对天真的美国人证明：
第3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证明这一次大战对居住在新大陆的人们说来，一来是一笔赚钱的买卖，二来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杂志的封面印的是：
打上了“占领”戳记的苏联地图和拔出刺刀的活象纯种的纳粹党卫军队员的美国占领者——美国宪兵。
《柯里尔》杂志的记者们精雕细刻地描写了苏联各城市的毁灭和美国人的神话式的胜利。
不消说，任何一个会用头脑来思想的人，都会对这种夸大狂感到吃惊的。
他们很清楚地记得，美国人在比利时和法国同希特勒的残败的师团交锋后的那种蒙头转向的情形。
他们会想到，在朝鲜战场上遭到了沉重打击的军人们还梦想侵略一个世界最大的国家！
不过，《柯里尔》仿佛认定：
在它的几百万个读者中间，用脑筋考虑问题的人是没有的。
编辑部责成这一位记者描写莫斯科的毁灭，另外一位描写跳伞部队，第3位撰写胜利战报。
这并不是普通的愚蠢和吹牛，这是摩天楼式的愚蠢和破纪录的吹牛。
在美国杂志里面大获全胜是一件顶容易不过的事体，老实说，这用不着花九个月的工夫……有一只古老的军歌：
纸上谈的都是开阔地，
一股脑儿把山谷给忘记，
可是，行起军来呀……
《柯里尔》编辑部该想一想山谷，想一想希特勒匪徒的道路——从纽伦堡运动场上的瞎吹到同一个城市中的绞架。
把苏联和整个欧洲的毁灭描写得淋漓尽致之后，美国的文人们开始梦想在地球上该有怎样的天堂了。
下面是这班发了疯的绅士们的几张计划草案：
“苏联的工厂将卖给或出租给外国企业家。”
“红军剧院将改名为新大陆戏院，这里将上演美国喜剧《懒汉和女人》。”
“莫斯科最大的报纸将在第1版上刊登电影明星珍妮·詹姆丝的故事，标题是：
《我在撒洛瓦克的恋爱与失恋》。”
“《柯里尔》杂志将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
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龌龊更荒谬的事情了。
靠摩根做后台老板的杂志，梦想毁灭半个世界，以便摩根夺占苏联的工厂，以便使他的杂志在俄罗斯销行。
《柯里尔》专号震惊了整个西方的舆论界。
华盛顿“大头子们”的血淋淋的笔墨，不消说已经引起了和平保卫者的愤慨。
就是那些看着白宫和国务院的颜色行事的报纸，即使说不是发怒也是慌乱了，法国《世界报》把这一期《柯里尔》叫做“挑衅”。
甚至在美国，也有好多无论谁都不能怀疑说是会同情苏联的报纸表示了抗议。
我不认为艾奇逊先生会对他这班动笔撰写《柯里尔》专号的同僚们的夸大狂特别满意的。
什么季节有什么蔬菜，杂志出版的日子不是时候；
美国在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不是下定决心要讲一番爱好和平吗？
老祖母的头巾能骗过谁呢？
《柯里尔》封面上的牙齿太突出了。
《世界报》驻华盛顿记者，在该报11月06日给艾奇逊先生为什么在巴黎不讲拉斯·维加斯投弹场的原子弹实验，而决心大谈和平做了注解：
“必须跑在苏联的前面……战略依然如故，只不过是战术改变了。
此间承认，莫斯科的保卫和平的宣传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成绩。
对这一宣传再不能不予以回答了。”
同一个记者报道，华盛顿人士对欧洲的仆从国家并不满意——波陀马克河岸上的豺狼们认为，只有土耳其、南斯拉夫和希腊表现得还好。
《世界报》写道：
“俄国人到处呼号：
‘我们要求和平公约。
’大家都看到这种主张对各国民意具有何等影响了吗？
‘和平保卫者’所征集到的全部签名，都不是用威胁和欺骗取得的……莫不是冷战的战略家们忘记了心理武器的特别重要的意义吗？”
这一甘愿充当小喽罗——美国第四十九州或五十九州的机关报所讲的话，算是坦白到家了。
毫无疑问，艾奇逊先生相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许多国家的代表是绝对服从的。
但是，他懂得，表决并不能解决问题。
除掉几百个唯唯诺诺的外交家之外，还有千百万人民。
人民在认真考虑：
为了出版俄文版的《柯里尔》去送死，值得吗？
千百万人民在发问，他们为什么要在塞纳河、第伯尔河、泰晤士河、尼罗河、恒河两岸上遭受苦难？
为什么波陀马克河岸上的豺狼们支配着他们的命运？
艾奇逊的“爱好和平”并不能由大亨心肠软，而应该由和平保卫者的力量来说明。
仅仅在一年以前，华盛顿的“大头子们”，当谈到斯德哥尔摩宣言，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还只是轻蔑地笑一笑，而如今他们再也不笑了，匆匆忙忙围上老祖母的头巾了。
我决不过分夸大已经取得的成绩，危险并未消除。
《世界报》讲得对，华盛顿的野兽改变了战术，却并未改变战略。
他们是决不会放弃阴谋的，但是，他们却不得不躲躲闪闪，耍耍滑头，不得不把这一期《柯里尔》放在皮包里，掏出用主张“和平”的又臭又长的词句掩盖着战争计划的讲演稿。
他们心里有数，他们很快就可以同铁托和土耳其的御林军们拉拢得更加紧密了。
世界和平理事会第2次会议正当联合国开会的时候闭幕了。
各国人民的代表们制订了和平的纲领，并把它转交给各国政府的代表。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许多代表，比方说，布利埃、斯崔特夫人和其他理事都对联合国讲了话。
他们指出了背负着各国人民的期望的联合国，已经离开了和平的道路。
不管是布利埃也好，澳大利亚妇女代表斯崔特夫人也好，不管是其他理事也好，都不愿意使联合国垮台——像美国报纸所讲的那样，他们是想挽救联合国，挽回它在纽约郊外（注：
指成功湖）已经丧失了的威信。
世界和平理事会致书联合国大会，向它陈述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思想和愿望。
联合国大会该不会对这一文献置诸不理吧？
当然，艾奇逊先生有足够的多数，但很可能艾奇逊本人也知道，除掉这些声音以外，联合国大会上还有一种谁都不能使它缄默的声音，这就是人民的呼声。
中国的大作家郭沫若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上发言时及时指出说，人们如果走错了路，就该回头——这是达到目的的唯一道路。
如果加快了速度走错误的道路，其结果是越走离开目标越远。
走向和平的道路，不是通过侵略台湾，不是通过武装纳粹党卫军，不是通过破坏朝鲜城市，不是通过旧金山的滑稽剧，不是通过军备竞赛。
和平之路是通过真诚的协议，通过禁止原子武器和通过保证大小国家同等安全的裁减军备的道路的。
联合国老早就不走正路了。
难怪可耻的《柯里尔》的这一期的封面上绘有联合国的蓝色旗帜。
这一群豺狼紧紧地把这面旗子抓过来作为他们的军事伪装。
但是，联合国是还有离开战争的道路，走上和平的道路的可能性的。
维也纳会议表明了积极保卫和平的道理已深入人心。
我们看到了法国和越南的代表，英国和缅甸，埃及和日本的代表，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摩洛哥，所有的欧洲国家的代表，美洲的代表；
世界闻名的人物和农民团体、教会、学生和工会的谦逊的代表。
各国的代表都讲到了必须加强各国的文化联系。
他们以决不允许外国政客支配他们命运的各国人民的代表的资格发言。
《柯里尔》杂志社的疯子断定1952年夏天必然是一个冲突的夏天。
深信各国人民的力量和警觉性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已经宣布：
1952年夏天必然是一个和平的夏天。
宣布明年夏天要互换代表团，学生互相访问和进行各种有助于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文化活动。
我们不久就会知道，联合国大会对各国人民的真正呼声采取什么态度。
一条是《柯里尔》杂志所建议的道路——阴谋、敌视、扩充军备以及最后是流血的战争的道路。
另外还有一条道路——和平的道路。
我们相信人类一定走这一条道路。
（刘群译自1951年11月15日苏联《真理报》）

侵朝英军司令向英政府诉苦
不满美方拖延朝鲜停战谈判
【新华社20日讯】
电通社伦敦18日讯：
电通社记者获悉，英联邦国家侵朝军队总司令布利治佛德，最近给英国国防大臣写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叙述了在朝鲜的英联邦军队的士气急剧低落的情况，并就英国在今后朝鲜和平谈判中应采取的态度，提出他的建议。
当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取得协议以后，联合国军曾一度实际上停火，但是在那个时候，华盛顿却下令恢复战斗，因而引起了前线士兵们神经紧张和思想混乱的情况。
布利治佛德认为军队士气的低落是与他们神经紧张和思想混乱的情况有关系的。
布利治佛德说：
士兵从来没有象他们在目前的停火谈判期间被人弄得这样思想混乱。
布利治佛德在他的报告中说：
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乔埃前此曾接到国务院的训令，叫他把停火谈判拖延到1952年春天。
布利治佛德指出：
由于这个缘故，预料今后有发动新攻击的可能，那样就会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制造新的困难。
布利治佛德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英联邦军总司令部不能担负保持前线士气和维持秩序的责任，如果美方前后矛盾的命令继续在前线上引起混乱的话。
布利治佛德要求英国国防部采取较为坚决的立场，据布利治佛德说：
在朝鲜谈判中，英国国防部过去是过于信赖美国人了。
布利治佛德在报告中说：
以物资和人员的损失而论，英国是参加朝鲜战争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他认为，英国政府必须刻不容缓地指定一个有权威的全权代表，具有和美国代表相同的地位，代表英联邦国家参加停战谈判。

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内部矛盾愈来愈大
美国逼迫西欧各国组织“欧洲军”的计划
在斯特拉斯堡两个会议上又遭严重挫折
【新华社20日讯】
自从北大西洋集团西欧各国在罗马会议上拒绝了美国要求它们从速组织所谓“欧洲军”的计划以后，美国坚持“欧洲军”应该迅速成立的企图，接着又在11月26日至12月11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所谓“欧洲咨询议会”上以及12月11日在同一个地方举行的法、意、荷、比，卢五国与西德傀儡国家外交部长谈判“欧洲军”问题的会议上，继续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组织一支由艾森豪威尔直接统帅的“欧洲军”的问题，乃是美国目前在欧洲所推行的备战政策中的中心问题。
因此，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在罗马会议上流产，但是，美国仍然在罗马会议的结束公报中强调表示要谈判“欧洲军”问题的会议，“尽快结束其活动，以便在（定于明年02月02日在里斯本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下次会议上提出明确的报告供理事会考虑”。
在罗马会议结束的次日，据美联社从罗马发出的电讯透露，美国就“以其全部外交力量来推进建立四十三师欧洲军的计划。
曾出席罗马会议的某高级官员说：
美国亟欲在里斯本会议开幕以前制成一项说明建立这种国际军队的精确计划的条约。”
正因为如此，美国对这次的斯特拉斯堡会议曾用过极大的功夫，企图逼迫西欧各国在这两个会议上同意交出各自的主权而建立一个管辖“欧洲军”的“超国家”政治机构，并且建立为“欧洲军”筹措经费的共同预算制度。
当所谓“欧洲咨询议会”在11月26日开幕以前，就有十四名美国议员特地到斯特拉斯堡去，和参加“咨询议会”的西欧各国议员进行了五天的所谓“非正式会谈”。
据美国新闻处透露：
他们曾粗暴地斥责西欧各国在榨取人民以完成战争计划方面不够坚决，不够狠毒。
例如，“美国众议员基廷就说：
‘美国人充分了解到’欧洲各国的缺点，譬如在税收方面的失败就是一例。”
同时，他们也对西欧各国进行了无耻的威胁。
他们在会谈结束后公然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欧洲各国必须按照实现欧洲统一的程度来期待美援的数量”。
但是，尽管美国议员们使用了这样大的压力，甚至《纽约时报》在事后仍不得不承认，这种压力“并没有能解决有关欧洲统一的任何问题”。
美国的企图在斯特拉斯堡的两个会议上完全落了空。
首先，在“欧洲咨询议会”上，英国内政大臣费夫于11月28日重申英国不参加“欧洲军”和反对建立“欧洲联邦”的立场。
这是对“欧洲军”计划一个沉重的打击。
热心为“欧洲军”鼓吹的法国代表雷诺当时即悻然发言，认为英国这种态度“势必使欧洲军计划垮台”。
因为，据12月03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说：
如果“英国不愿同大陆国家结成联盟，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不愿参加联盟，除非英国也这样做，而其余各国因为没有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参加，它们自己也就不肯结成联盟了。”
果然，在以后的会议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就表示不愿把主权交给统辖“欧洲军”的“超国家机构”。
据合众社说，荷、比、卢三国坚持组织“欧洲军”的“六国中的每一国应在欧洲军中保有否决权”，比利时代表并且反对成立统辖“欧洲军”的最高机构，主张各国继续“保有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
这样，会议就完全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混乱和分歧。
1949年“咨询议会”成立以来就担任主席的比利时代表斯巴克在12月11日最后一次会议上，愤而提出辞职。
他并警告说，“欧洲统一运动正在死亡。”
“我们的事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我们几乎放弃了所有建立统一的欧洲的机会。”
至于在法、意、荷、比、卢、西德的外交部长会议上，美国计划之落空也表现得同样明显。
舒曼自己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承认，“关于控制欧洲军的政治机构以及维持这个军队的共同预算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会议因此不得不把问题暂时搁置，并决定12月27日在巴黎重新开会讨论。
斯特拉斯堡两个会议的情况充分反映了：
不论北大西洋战争集团在反苏反人民的卑劣事业上目标如何一致，但是它们内部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而且是愈来愈大的矛盾。
到斯特拉斯堡去的美国议员之一施密斯就失望地说：
“我原来是要到斯特拉斯堡去听一听欧洲的统一如何达成的，但是，结果却只是听到说此事如何无法办到。”
美国合众社欧洲新闻总编辑沙克福在12月10日评论欧洲军的前途时也悲观地说：
“美国希望欧洲各国忘掉它们的民族自尊，放弃它们的国家主权，象美国的四十八州一样没有隔阂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那些好几十年来注意和研究欧洲的现实主义者，甚至那些主张欧洲联邦或联盟最力的人，也担心要实现这种计划的日子还很遥远。”

反对美方谈判代表再耍鬼把戏
美英士兵渴望早日停战回家
【新华社朝鲜前线18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美英等国士兵愈来愈渴望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据不久前被俘的美国士兵乔登供说，在他们的部队里，士兵们正象浪涛般地喧嚷着，要求美国的谈判代表不要再玩什么鬼把戏，要在12月25日前结束这个战争。
乔登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美国士兵们怎样迫切地希望在圣诞节时能回家。
他说，11月初，他和另外九个士兵被派出去侦察，刚爬到一座山的半腰就被志愿军的机关枪打伤了五个。
正在这个时刻，有一个受伤的士兵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说：
“祝你们也有象我这样的好运气吧，我可以回家去过圣诞节了！”
另一个美国俘虏品格里说，在他的部队里，甚至连长、排长也向士兵当面讲：
“打这个肮脏的战争太无聊了，赶快停战，好回家去过快活的圣诞节。”
在士兵们中间，谈论就更厉害了。
品格里咒骂说：
“我们的美国大亨们过圣诞节时可以搂着姑娘跳舞，痛快地喝酒，却把我们这些该死的士兵留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
英军俘虏考维说，当英国的士兵们穿着冬服站在风雪交加的山岭上时，他们都大骂美国的谈判代表在胡捣蛋。
当考维听说美方拒绝讨论我方代表提出的关于双方在停战协议签字后迅速遣送全部俘虏的原则的消息时，他愤怒地骂了起来：
“去他妈的，美国人会有什么好心眼？
他只是想借这个问题来玩弄花样。
假使由我们英国的士兵来当代表，那么，不用几天就可以停战回家去过圣诞节了。”

帝国主义阻挠联合国大会讨论摩洛哥问题的可耻行为
在这届联合国大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美英帝国主义即使用高压和强迫的手段，也只能得到微弱的“多数”来为它们的侵略政策服务了。
13日联合国大会对阿拉伯国家控诉法国在摩洛哥暴行案列入大会议程问题的讨论和表决情形，不但充分地暴露了法国殖民者和美英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丑恶面目，而且也清楚地说明了美、英、法帝国主义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处境是愈来愈显得孤立了。
法国殖民者对摩洛哥人民所采取的残暴血腥手段，不但引起了摩洛哥人民的坚决反抗，同时也激起了阿拉伯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愤。
阿拉伯各国对于摩洛哥人民的同情和要求联合国大会讨论摩洛哥问题的行动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因而它们的提案就受到了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
但是法帝国主义却百般地企图掩饰它的残杀摩洛哥人民的罪行。
臭名昭著的法国反动头子舒曼不但用卑鄙的谎言来抵挡各国代表的严词斥责，甚至还以退出联合国的无耻借口来威胁和阻挠联合国大会将阿拉伯各国的提案列入议程。
法国政府的这种可耻行为，完全受到了它的美国主子和它的英国伙伴的撑腰。
但是，美英法帝国主义阻挠联合国大会讨论摩洛哥问题的企图，只是它们的徒然挣扎而已。
美英法帝国主义虽然勉强地利用了它们的可怜的表决机器来“延缓”考虑摩洛哥的问题，但是摩洛哥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要求独立的意志和力量是不会延缓的，阿拉伯各国人民和世界一切正直人们对于摩洛哥人民的深厚同情的增长也是不会延缓的。
帝国主义的可耻行动，只会使它们自己更加孤立起来。

志愿军战士写信给朝鲜妇女
感谢她们的爱护和支援
表示要更英勇打击敌人
【新华社平壤19日电】
朝鲜后方各地的妇女团体和母亲们不断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的来信，战士们在信中感谢她们对志愿军的爱护和支援，并表示要更英勇地打击敌人。
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民主妇女同盟在06日接到曾路过该地的志愿军伤员从某后方医院寄来的一封信。
信中说：
你们为了挽救我们的生命，曾争先恐后地输血给我们。
你们的鲜血使我们逐步恢复了健康。
我们决心早日把伤养好，到前线去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
平安南道江东郡元滩面塔下里妇女孙万华在志愿军某部驻在该地的时候，曾动员当地妇女，为战士们做了五十多斗大豆的豆腐，洗了四千多套衣服。
最近，她接到该部志愿军全体指挥员的来信。
信中说：
我们永远忘不了为我们辛勤操作的朝鲜母亲。
朝鲜母亲对我们的热爱，更加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我们向你们保证：
当我们下次出现在你们面前时，一定给你们带来更大的胜利消息。
慈江道满浦郡高山面楚山里的妇女孔汉姬最近接到志愿军战士玉金阁的一封信。
玉金阁在信中感谢可敬的朝鲜母亲为志愿军战士们缝补棉衣手套的热忱，并表示要为朝鲜母亲和朝鲜兄弟们的自由幸福，对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志愿军战士李兴元等
控诉美军虐杀俘虏
【新华社朝鲜前线17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李兴元、于有秀、徐银福愤怒地控诉美国侵略军和李伪军虐待和残杀我军被俘人员的血腥暴行。
他们是去年11月26日在清川江以南地区的战斗中被俘的。
他们说：
“我们在被俘之后，美国侵略军要把我们从军隅里送到青谷里去。
我们都不肯走，匪兵们就狠命地用枪柄打我们，有三个人被打得皮开肉烂，满身是血。
30日下午，美国侵略军在溃逃的时候，就把我们三个人和其他五十多个同志，五百多个朝鲜老百姓，都赶到价川郡青谷里西南的一个山沟里去。
他们强横地用布蒙住了我们的眼睛，然后用枪柄打着我们走，走不多远，各种枪弹就向我们打来了。
我们三个人倒下去以后，接着有几个人跌在我们的身上。
等敌人走了，我们把布揭开一看，倒在我们身上的人都已经死去，再向四周一看，许多同志和老百姓也都被打死了。
这些老百姓中有十几岁的小孩子，有被敌人糟蹋过的青年妇女，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大爷。
象这样的暴行，实在比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暴行还要厉害，我们一定要报这个仇！”
志愿军某部班长刘泽君也以亲眼看见的事实控诉敌军的暴行，他说：
“在去年云山战斗中，当我们部队收复一个阵地的时候，我们发现被俘战士陈振生、朱田生的尸体倒在稻场上，鲜血流了一地，身上尽是被刺刀戳的窟隆，还有被割开的一条一条的长口子。
这显然是敌人在退走时把他们杀死的。”
敌军残杀朝、中人民军队被俘人员的暴行也继续为敌军俘虏的口供所证实。
据美国侵略军步兵第2师的一个伍长供称：
“在某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一名朝鲜人民军，因为他很倔强，连长就下令把他枪毙了。”
李伪军第2师三十一联队二大队医务中队的士兵也供认在今年09月间在金化东南千佛山附近，该中队中队长何相道用卡宾枪打死了一个志愿军的被俘人员。
另一个李伪军俘虏也供出了敌军残杀俘虏的事实。
他说：
“今年11月上旬，我亲眼看见联队部的主任和三个美国顾问咕噜了几句话之后，就命令他的联络员把北朝鲜军队的两个被俘人员，拉到山岗上打死了。”

按照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法令
苏联判处两名美国间谍死刑
该两犯供认潜入苏境企图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
【新华社2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19日讯：
日前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讯了美国间谍奥斯曼诺夫和萨兰契夫的案件。
调查和审讯证明，奥斯曼诺夫和萨兰契夫在今年08月的夜间从美国飞机上降落在苏联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内。
苏联国家保安机关逮捕了这些罪犯，并从他们身上搜获了伪造的文件、武器、毒药及其他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的工具，以及大笔金钱。
在逮捕他们的地方还发现了他们使用的降落伞。
被告供认，他们是由美国特务机关从西德“战时流民”营中招募，以便在苏联进行侦察、破坏和恐怖活动的。
他们在美国特务官员的指导下，受过关于地形、射击、跳伞、组织破坏、恐怖和侦察活动等专门的训练。
后来他们就潜入希腊，由美国官员陪同从希腊搭美国飞机飞到苏联领土上降落。
他们原拟在完成罪恶的任务后，前往土耳其的卡斯会晤美国特务官员。
被告在审讯中已对他们的罪行一一供认不讳。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鉴于被告犯有危害苏维埃国家的严重罪行，特按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0年01月12日颁布的《关于对祖国叛徒、间谍和怠工破坏者施用死刑的法令》，对该两罪犯判处死刑。
此项判决已予执行。

红十字会协会执行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会议
我国代表李德全呼吁制止侵朝美军暴行
中、苏代表建议红十字会协会应赞成禁止原子武器和裁军
【新华社讯】
塔斯社伯尔尼09日电：
红十字会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在日内瓦开幕。
有二十七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代表参加，其中包括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波兰，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在讲到给予朝鲜人民以援助的问题时，引述了美国军队在朝鲜的暴行事例。
她说：
在上一次会议上，我们曾向红十字会协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美军在朝鲜暴行的材料：
大批屠杀战俘，屠杀平民和使用毒气弹。
李德全继续说道：
在过去六个月中，美国军队不但没有停止他们的暴行，反而更加紧了他们的暴行。
美国人利用在朝鲜开始的谈判来适应他们自己的目的，加紧轰炸北朝鲜的和平市镇和乡村，造成平民的大量死伤。
在此期间美军使用毒气弹特别频繁。
李德全继续说：
我们协会的任务是给遭受苦难的人民以援助。
我们不能容忍象北朝鲜红十字会会长报告中所举出的那种事情：
美国军队正在轰炸朝鲜境内的红十字会医院，屠杀我们协会的工作人员。
李德全又说：
美国飞机轰炸北朝鲜许多城市（包括平壤在内）里的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尽管这些机构和医院的屋顶上绘有清晰可见的红十字标志。
会议主席桑兹特朗（瑞典）一再阻挠中国代表的发言，当李德全谈到美军在北朝鲜的暴行时，主席说她的发言是政治性质的，剥夺了她的发言权。
李德全向红十字会协会执行委员会提出一项提案，抗议美军在北朝鲜境内的暴行、抗议美国飞机轰炸北朝鲜平民和战俘营，并要求制止美军这些野蛮行为。
提案说：
红十字会协会号召所有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通过报纸和电台来揭发美军在朝鲜的暴行。
李德全建议将提案提交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并请其采取适当措施制止美国军队在朝鲜的暴行。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并致函桑兹特朗，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对他的不公平的举动提出抗议。
李德全在第2次发言时建议：
红十字会协会应表示赞成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监督以保证各国遵守这项禁令。
伊朗代表哈里布在会上发言时揭露了英帝国主义者用来剥削伊朗人民的强取豪夺的方法。
哈里布说：
英帝国主义者许多年来从伊朗抢去了巨额财富，使得我国人民受苦。
他们已使伊朗人民处于饥饿和贫困的境地。
苏联红十字会代表巴什科夫也曾在会上发言。
他谈到关于遣送苏联儿童的问题时说：
这个问题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协会会议上来了。
苏联红十字会代表团要求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注意应予遣送的苏联儿童所处的极其恶劣的情况，注意德奥两国西方占领区占领当局的非法行动所造成的威胁着这些苏联儿童的重大危险。
巴什科夫说：
你们大家都知道流浪在西德的苏联儿童的遭遇。
他们是被希特勒匪帮强制押运到那里去的。
成百成千的苏联儿童被迫离开了父母，被押运到西德去当奴隶。
希特勒匪帮崩溃已经六年了，可是这些苏联儿童的命运，仍然没有转变。
他们仍然在德奥两国西方占领区受着奴役，得不到母亲的疼爱和父亲的抚育。
他们有祖国——苏联，可是有人不许他们回到祖国去。
德奥两国西部占领区的占领当局，对于赤手空拳的这些苏联儿童，采取了残酷迫害的办法。
他们进行非法的审判，根据审判的结果决定把这些苏联儿童运到海外各个国家去。
苏联曾不断地要求把这些苏联儿童遣送回国，尽管如此，这种没有前例的非法行动仍然在进行着。
早在1949年的时候，国际难民组织的儿童寻找部部长梅耶就说，该部已经发现了被希特勒分子强行劫走的儿童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七名的地点，这些儿童中间，有苏联儿童一千七百七十八名。
红十字会协会屡次通过决定，决定协助遣送苏联儿童。
尽管如此，梅耶声明中所提到的儿童，竟没有一个被遣送回国。
苏联红十字会1949年10月提出了一个名单，那上面开列了二百零五名儿童，其中也没有一个被遣送回国。
我们建议执行委员会通过下述决议：
红十字会协会秘书处考虑到以前通过的从德国和奥地利西区遣送苏联儿童回国的决议；
并遗憾地注意到还没有一个儿童被遣送回国，这种违反人道原则并造成父母痛苦的行为；
为了实际协助遣送一切苏联儿童回国，本会决定：
（一）向德国和奥地利西区占领当局索取全体尚未遣送回国的儿童的名单；
（二）委派本协会特别代表一名，责成他和苏联红十字会的代表共同和有关当局进行直接谈判，以更遣送苏联儿童回国，并消除这其间所产生的障碍；
（三）要求有关当局允许本协会和苏联红十字会代表共同访问苏联儿童居处，并会见他们。
接着苏联代表谈到红十字会的活动。
巴什科夫说：
苏联代表团认为：
红十字会协会必须在关于本身范围内的一切团体参加保卫和平的问题上和世界和平理事会建立联系。
为了实行以前通过的种种决议，包括第17届国际红十字会会议关于保卫和平的决议，苏联代表团建议执行委员会通过下述决定：
红十字会协会执行委员会考虑到目前军备扩张运动已引起了经济混乱和人民群众的贫困，并且增加了祸害人类的战争的危险；
认为保卫和平的最重要任务是立即彻底禁止原子武器和其他大规模屠杀人类的工具、逐步和同时地裁减军备；
认为积极为保卫和平而努力是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红狮会和太阳会等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执行委员会同时注意到红十字会协会还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各国的红十字会参加保卫和平的斗争。
所以号召各国红十字会及其会员竭尽全力反对战争准备、主张逐步地和同时地裁减军备、立即彻底禁止原子武器和其他大规模屠杀人类的工具；
执行委员会责成协会秘书处印行小册子、招贴画、杂志，并利用无线电广播和电影以宣传关于国际和平合作、逐步地和同时地裁减军备以及立即禁止原子武器和其他大规模屠杀人类的工具的思想；
执行委员会认为：
为“交流经验和讨论红十字会参加保卫和平运动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协会的每一届会议必须听取秘书长和各国红十字会代表关于这方面活动的专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