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及所属各局
开会动员反对贪污浪费
全体工作人员已进入学习文件和进行思想酝酿阶段
【本报讯】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及所属税务总局、盐务总局、粮食管理总局及物资管理总局，开始在机关内部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财政部在完成了一些准备工作之后，在本月05日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
戎子和副部长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
两年来的事实说明，财政系统中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廉洁奉公的，他们保持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但也还有不少人员因受帝国主义者、封建官僚和国民党反动派所遗留的恶习的影响，逐渐堕落蜕化，并已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严重的贪赃枉法行为，如出卖国家财政经济情报、勾结奸商盗卖或套购国家物资、造假单据、包庇偷税漏税、侵吞公款公物、受贿赂、吃回扣等等。
税务总局所属华北酒业公司职员李自新经手印刷账册，一次即贪污了四千余万元（已撤职查办）。
浪费现象也是严重的，例如华北酒业公司所属平原省新乡酒厂在建厂过程中，因盲目兴工，以致工程尚未结束房顶即倒塌，除死伤工人五名外，并损失二亿九千余万元。
这些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则不但使国家继续遭受巨大的损失，且将严重地损害人民政府的威信。
他指出：
贪污浪费现象是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凡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部门，也就是贪污浪费现象严重的部门。
官僚主义常常是贪污浪费的“防空洞”。
因此，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的同时，必须反对官僚主义。
戎副部长号召全体工作人员，在思想自觉的基础上，进行一次彻底的、而不是马马虎虎的思想检查。
他号召各部门负责人员、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们，在这次运动中，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
他要求各部门充分发扬民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地进行检查、检举和检讨。
要在这次运动中造成一种风气，使人人感觉贪污浪费最可耻，艰苦朴素最光荣。
在批判了这次思想检查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顾虑之后，他指出：
凡有贪污行为而自动坦白真诚悔过者，一定从宽处理，即重的减轻，轻的免处。
反之，凡犯有贪污行为又坚不坦白，企图逃避抵赖者，经检举证实后，一定依法惩处，决不宽贷。
他强调指出，中央财政部是代表国家监督全国财政、管理国家预算、掌握国家财政收支的机关，应该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争取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王绍鏊副部长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号召全体工作人员彻底进行一次思想改造。
他说：
只有彻底地消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我们才能顺利地进行增产节约运动，获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为了领导全体工作人员开展这一运动，财政部已成立了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由戎子和副部长、王绍鏊副部长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以各行政单位及部内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为委员。
并在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检查小组，协助问题较多的部门进行检查。
运动进程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1阶段学习文件，进行思想酝酿；
第2阶段开展检查；
第3阶段处理上一阶段中检查出来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修订各种有关的财务制度，订立个人的与单位的增产节约计划。
在听取了戎副部长的动员报告之后，全体工作人员已步入运动的第1阶段。

北京市各民主党派组织举行联席会议
响应开展反贪污反浪费运动
【本报讯】
北京市各民主党派组织在13日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响应市协商委员会彭真主席的号召，开展反贪污反浪费运动问题。
各民主党派市级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分会主任委员蒋光鼐主持。
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乐光、副部长崔月犁也应邀出席。
会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纷纷发言，积极表示要领导自己组织的成员行动起来，和贪污浪费现象作无情的斗争，并树立爱护国家财产的风气。
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分会主任委员彭泽民说明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的重要性。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副主任委员闻家驷说：
“各民主党派的成员虽然不多，可是与群众有广泛的联系，要用‘打黄狼’的精神，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运动。”
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副主任委员凌其峻说：
“行贿、受贿现象往往发生在工商户和机关干部之间，北京市工商联现在正对工商户进行教育，希望通过这次群众性运动，消灭旧社会留下来的坏风气！”
接着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委员莫艺昌举出会内最近发现的一件干部贪污案子，说明各民主党派内部必须认真进行检查。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分会委员王寄一说：
“我们各民主党派应该先学习文件，然后开检讨会，号召贪污分子坦白，并且把节约计划订到爱国公约里去。
同时，应配合各级人民政府，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增产节约、反贪污浪费的意义。”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副书记张大中说：
“以前我们对铺张浪费思想上是很麻痹的。
最近检查了一次，发现许多不应有的现象。
群众发动起来了，大家就能认识到：
即使是一点一滴的小事，也应注意节约；
否则积少成多，就浪费很多人民财产！”
九三学社北京市分会主任理事薛愚说：
“有人觉得民主党派没有办法增产节约，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民主建国会的许多会员就是直接搞生产的，其他党派的党员或社员也多参加了国家建设工作，因此，应该带头领导群众进行增产节约。
对贪污分子应进行教育和严惩。
在反浪费方面，也应注意小事情，一切用品，不滥买也不多买，不滥用也不多用。”
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委员沈一帆提出：
反浪费应该提高工作效率，并且要养成准时开会的习惯。
九三学社理事陈明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委员苏从周、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分会委员温崇实等在发言中，一致拥护开展反贪污反浪费运动。
会上，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乐光发言，他在说明了增产节约的重要意义外，并希望各民主党派的同志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以积极的态度来迎接这个运动。
最后，蒋光鼐总结说：
“各民主党派要行动起来，大规模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运动。
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文件，号召贪污分子坦白，并检举贪污分子，把反对贪污浪费订到爱国公约里。
同时，各民主党派的组织成员，要提高工作效率，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王敬）

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进入检查思想作风的阶段

【新华社16日讯】
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经过了思想动员和阅读文件，现在已进入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思想、作风的阶段。
从11月24日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以后，北京各文艺工作单位就展开了热烈的整风学习。
有的单位为了集中力量进行整风学习，暂时停止了或减少了日常业务。
各单位的文艺工作者在学习开始时认真阅读了“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所指定的各项学习文件。
学习委员会并约请周文、何其芳分别向参加整风学习的文艺工作者作了关于“实践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讲演。
和阅读文件同时，各单位针对本身情况提出了思想和工作的检查重点，并作了具体的整风动员报告。
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整风动员大会上，院长欧阳予倩和副院长张庚检讨了该院艺术工作上严重脱离政治、盲目崇拜西洋、关门提高技术的错误倾向，和领导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经过这一次动员报告，全院师生对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信心大为增加。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等单位都由领导人员首先作了检讨，因而推动了本单位的整风学习。
到本月中旬，绝大部分参加整风学习的单位，都已经结束了文件阅读，进入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来检查思想和作风的阶段。
各单位在检查思想、作风中，分别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种是从个人开始，检查立场、观点、文艺思想、工作态度；
另一种是以工作中的问题为主，联系各人的思想、工作，进行检查。
在检查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采取了思想互助的办法：
每一整风学习小组内的成员，自愿结成互助组，每个人的问题都先在互助组内自由漫谈，互相启发，经过仔细交换意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后再到小组上去报告和讨论。
这种办法，有效地帮助了各人深刻反省自己，认识到自己错误思想的根源。
在整风学习运动的思想动员、阅读文件两个阶段中，文艺工作者暴露了许多不正确的思想。
有的文艺工作者怀疑文艺必须受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
很多音乐工作者和美术工作者抱着不问政治的纯技术观点；
也有文艺工作者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的文艺是不要技术的，技术在政治面前将黯然无光；
有的文艺工作者把普及和提高截然分开，认为普及是短时期的事，自己如果搞普及的时间长了，将来作提高工作就有困难；
还有的文艺工作者盲目崇拜西洋，根本怀疑在文艺上有民族的古典遗产存在。
为了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决定对这些问题自己先进行认真的研究、批判和检查。
学习委员会决定按电影、戏剧、文学、美术、音乐五个部门分别进行检查，以便展开争论后作出适当的结论。
此外，关于文学艺术团体的整顿问题，学习委员会也决定在最近提出具体的整顿方案。

天津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动员大会
黄敬市长号召用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检查，大胆检举，发扬民主，造成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本报讯】
天津市即将大张旗鼓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
天津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14日下午在天津市人民政府交际处举行联席会议，由黄敬市长作了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
会议决定：
在最近期内在全市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建立节约检查委员会，作为领导推动机构；
并通过节约检查委员会全体委员人选；
各单位、各区在市节约检查委员会领导下，建立节约检查委员会分会。
天津市节约检查委员会15日下午召集全市干部、各界代表万余人举行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动员大会，听取黄敬市长的动员报告。
黄敬市长在报告中首先说明：
根据毛主席的号召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天津市将在全市范围内立即展开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他在说明开展这一运动的重要意义时指出：
解放以来，我们多数革命工作人员始终保持着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作风；
正因为如此，我们近三年来的工作，才得到了不少成绩。
但是，也有不少干部受了旧社会思想作风的影响，产生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作风。
这种现象，我们必须加以反对，彻底肃清。
这样，才能保持纯洁的革命工作作风，才能使国家得以迅速走向工业化。
这一运动是我们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
开展这一运动要和镇压反革命一样地大张旗鼓，使之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他说：
镇压反革命是和人民外部的敌人进行斗争；
而这一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则是对人民内部产生的损害人民利益的腐化堕落现象作斗争。
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克服，就会使革命工作人员失去应有的健康；
如果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放任这些倾向继续发展下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这是关系革命成败、关系国家存亡的严重问题。
黄敬市长详细具体地分析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及其产生的原因。
他指出造成这种严重的贪污现象主要有以下四种原因：
（一）国民党作风的影响；
（二）资产阶级坏作风的影响；
（三）一些老干部经不起胜利的考验，产生个人享受思想；
（四）市级及各单位领导干部警惕不够。
至于严重的浪费现象，基本上是由于有些干部对于国家公共财物不负责任、只从自己的片面需要出发所造成的。
而官僚主义作风，则是滋长贪污、浪费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反对贪污、浪费，就必须同时反对官僚主义。
黄敬市长继而指出：
这一运动也是一个学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
他号召全市干部积极参加这一运动，从各个方面检查自己，深刻反省，勇于坦白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号召大家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大力检举这种恶劣现象。
他指示全市各单位和各区在开展这一运动中，必须做到：
（一）首长亲自负责，亲自参加和领导这一运动，并首先要诚恳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充分发扬民主，不允许有任何压制民主的现象。
而且不仅是上级检查下级，同时更应欢迎和鼓励下级检查上级（包括市级领导机关在内）。
此外，他并号召全市的工人、青年、妇女以及各阶层人民群众都踊跃参加这一运动，协助政府胜利完成这一重要的政治任务。
同时希望全市工商业界勇于揭露和坦白自己和别人的行贿错误行为，克服唯利是图的观点，树立新的商业道德。
在报告中，他提出了关于贪污腐化分子的处理原则，指出对待自动坦白与被人检举是有区别的。
对于前者，从轻处理；
而对于后者，则决从重处理。
对于行贿者与受贿者同等论罪。
最后他指示市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署、人民法院以及人事部门等，都要在市节约检查委员会领导下积极投入这一工作。
检查的范围，包括全市及中央、各大行政区所有在天津的机关、办事处以及公营企业单位等。
运动开展的期限，预计为四个月。
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号召全市工商业界人士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大力坦白揭露过去的行贿行为，彻底铲除恶劣的旧作风，树立良好的新作风。

广州市超额完成献机计划
【新华社广州14日电】
广州市各界人民已超额完成半年捐献武器计划。
截至12月11日止，全市人民缴款总数已达九百零八亿五千八百四十八万五千零四十六元，可购买战斗机六十架有余，超过了原定认捐战斗机五十八架的计划百分之四点四强。
在缴款中，全市各界人民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
工人捐献的增产奖金就有一百三十六亿九千余万元，超过了原定认捐数百分之三十六点九。
郊区农民、妇女界、文教界、医药界、机关干部及各区居民缴款也都超过原订计划。

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国第一艘绞刀式挖泥船已经制造成功。
它是武汉某船舶公司全体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工人阶级在生产战线上的又一胜利。
这艘船每小时可挖泥八十立方码。
这是10月25日它在武汉白沙洲落水的情形。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争取1952年的丰收
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经过两年来的恢复工作，在大部地区已经接近于抗日战争以前的生产水平；
在一部分地区已经超过或大大超过了这个水平；
只有在一小部分连年遭灾地区和战争中破坏严重的地区，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能恢复到这个水平。
这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的恢复阶段即将过去，而新的发展阶段就要到来。
两年来，我们曾以“恢复战前生产水平”的口号，动员和组织了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切力量。
1952年，就全国范围来说，虽然仍以恢复为主，但是部分地区已走向发展，大部分地区要在恢复中发展。
在新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应该是集中力量，力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在已经恢复到或超过了战前农业生产水平的老解放区，农民已经不满足于目前的生产状况，他们要求突破战前的生产水平，要求扩大再生产。
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新区农民，也将很快会有同样的要求。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目前已耕的土地面积还不大，每一农业人口平均只有三、四亩地，所以，劳动力一般是有敷余的。
据山西长治一带调查，按照目前的劳动技术，一个全劳动力可以种地十五亩，但实有土地平均只有六亩左右。
如何利用大批剩余劳动力来增加生产，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的工业和交通事业，暂时还不可能容纳太多的人；
开荒扩大耕地面积，是增加生产的一个方法，在我国边疆，还有大片荒地，可以而且必须开垦，但是，移民垦荒等在目前还不容易大规模举办；
至于山区仅有的一些山荒陡坡，则是必须禁垦的。
因此，引导农民致力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就成为目前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了。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完全可能的。
我国农业生产的潜在力还很大，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就会而且已经开始把这些潜力发挥出来。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目前，是农民用他们已经熟悉的生产技术，如深耕、细作、增加肥料等，就能达到的。
如果对生产技术再加改进，则产量更会提高。
如果把旱地变为水田，可以提高产量一倍乃至数倍，选用优良品种，可以提高产量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把各项生产技术全盘加以改进，则产量将更增加。
在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政策上、经济上和技术上，用大力对农民加以指导和扶植，今后无疑将会更有力地促使农业生产的潜在力发挥出来，使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
在几年来的生产运动，特别是今年的爱国主义丰产运动中，已经出现了成千成万的丰产模范。
他们已创造了在中国农业史上空前的新纪录。
他们的单位面积产量已经超过战前产量的四、五倍以至十倍以上。
许多生动的丰产事例，从一户、一组发展到
一村，甚至已经发展到几个村或一个地区。
这充分说明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可能性，并且给全国农民指明了增产的方向，做出了良好的榜样。
但是，我们已有的丰产纪录，也并不是“生产到顶”的产量。
农业生产力还会继续发展。
苏联的先进农业已经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1950年，苏联每亩地的最高产量是：
棉花产一八八九斤，小麦产一三五○斤，玉蜀黍产二八一八斤，水稻产一九七五斤，都超过了10月革命前一九○九年到1913年平均产量的十三倍到二十倍以上。
这又比我国的最高丰产纪录超过许多，有的超过一倍以上。
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说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有远大前途的。
当然，苏联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在机械化和集体化的生产条件下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在我们目前的生产条件下，单位面积产量就不能再提高了。
我们的许多丰产模范，所以创造了突出的丰产成绩，并不是由于他们独具了特殊优越的生产条件。
以棉花丰产能手曲耀离为例，他家中共有十四口人，种着六十多亩地，只有两个主要劳动力，其余人口都是妇女和小孩；
他的丰产棉田是中等肥度带轻碱性的壤土，浇地的井水又是苦水，可见他的劳动力和生产条件并不比一般人优越，而且就是曲耀离本人，在过去从来也没有获得过这样高的产量。
在抗日战争以前和在敌伪统治时期，他的常年产量每亩是二百七十斤到三百三十斤，最高的一年才达到四百斤。
他所以能够在去年创造了每亩七百四十五斤籽棉、在今年又创造出每亩九百十二斤籽棉这样突出的丰产成绩，是由于他响应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组织了互助组，提高了劳动效率，保证了及时耕作，并且从耕地、保墒、合理施肥，到连续选种、密植、整枝、合理灌溉、防除虫害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生产技术的改进。
他在长期摸索中创造的耕作方法，符合于科学原理，各项增产因素相依相成，因此获得了累进增产的效果。
再以渤海区水稻丰产模范刘长文为例：
他今年每亩水稻获得一千四百斤的高额产量，但是当地和他的土壤、水利、劳力等条件相同的农民，一般产量却只有五百斤左右。
他自己过去历年的产量，也和大家没有差别。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既然曲耀离、刘长文等的生产条件并不比一般人好；
既然曲耀离、刘长文在没有全面改进耕作技术以前，产量也和一般人相同，那么，肯定地说，这些丰产典型经验是可以而且应该推广的。
他们能够获得高额产量，大家自然也都可以获得高额产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学习他们的丰产经验。
认真地总结和推广丰产典型经验，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基本环节。
综合现有的丰产经验，我们认为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必须领导和帮助农民进行以下工作。
一、增积和施用肥料。
农谚说：
“粪大水勤，不用问人。”
所有丰产典型的经验也都证明：
增施肥料是增加产量的首要条件。
为此，一方面国营贸易部门和合作社，应在可能条件下供应农民以豆饼、麻饼和化学肥料；
另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我们要发动农民，大量增积肥料。
要增加和繁殖牲畜，提倡养猪养羊，多积圈肥，很好地积存和利用人粪人尿，并根据各地条件提倡种绿肥、压绿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增加肥料。
二、解决农具牲畜问题，实行深耕细作。
除继续恢复旧农具外，应大力供应农民新式农具，尤其是新式步犁和中耕器。
各大行政区和省，应在可能条件下，建立新农具制造厂，专署和较大县份，应有重点地建立农具修理厂，并增加耕畜，防治兽疫，以保证深耕，增加产量。
三、兴修水利，和水旱灾害作斗争。
要广泛地开渠、打井、凿泉、修筑小水库、推广水车和辘轳等汲水工具，并加强灌溉管理工作，扩大浇地面积。
要提倡秋耕冬耕，注意保墒，实行秋汇冬浇，涵蓄水分。
并广泛地传播群众的各种防旱抗涝经验，以战胜水旱灾害。
四、积极防除病虫害，继续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
温汤浸种、药剂拌种、治蚜虫、治蝗、除螟等办法，要用大力加以推广普及。
对于尚难完全消灭的地下害虫，应逐年减轻其为害程度。
对于黄锈病、吸浆虫害等，应继续研究有效的防治办法。
充分准备杀虫药械（喷雾器、棉油皂、六六六等），并训练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向群众广泛传播除治办法和防治经验。
五、开展选种运动，推广优良品种。
提倡家家选种，户户留种，普遍发动群众实行田间穗选，以养成群众选种、留种习惯，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以县为单位的评选工作，实现良种普及计划。
互助组、生产合作社应划出小块土地做为良种试验地，连续选种、育种，连续繁殖和推广，继续努力发现品质高产量多的优良种子。
新推广的良种，一定要经过栽培试验，克服盲目推广和远程大量调剂的现象。
党和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技术领导，各省、各专区、各县都应直接办好一个农场。
对于农村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技术研究会、技术小组等，要加强领导，大力推广，借以发扬群众钻研创造的精神，在爱国主义的前提下，掀起农村中改进生产技术的热潮。
组织起来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基本办法。
合作互助比之单干要优越的多，它能有效地克服个体分散的小农生产所存在着的许多弱点。
凡长期定型的互助组，其产量都有显著提高。
今后必须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大量发展互助组；
有计划地引导临时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发展成为长期定型的互助组；
在完全自愿两利并有积极分子做骨干的条件下，适当地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
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几年之内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的合作互助组里面，并且成为习惯，那么，生产效能就会加强，单位面积产量就会大大提高。
一切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今年冬季都要尽可能地召开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贯彻组织起来的方针，推广丰产经验，认真奖励丰产能手。
展开广泛的宣传，打通农民和干部的思想，打破他们中间的某些保守思想。
在爱国主义的教育下，配合查田定产工作，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要在今冬作好明年丰产的一切准备工作，发动起千百万互助组模范村的丰产竞赛，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掀起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运动，在普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针下，争取明年更大的丰收。

朝中人民部队继续坚决打击进犯敌军

【新华社朝鲜前线16日电】
本社前线记者报道：
美国侵略军和李伪军除了正在对朝鲜南部人民进行血腥的大屠杀和向英勇不屈的人民游击队加紧进攻外，并继续在前线各处用一个排到一个连不等的兵力不断地进攻我军阵地。
我军继续予进犯的敌军以坚决的打击。
在西线，07日，敌军二百多人分乘木船九艘在炮火掩护下渡江进犯汉江北岸的桃岘，我军某部连续击退敌军数次进扰，并杀伤敌军四十多名。
这天八点钟，两个排的敌军进犯伍亭里南三公里的一个高地，也被我军警戒部队击退。
在中线，06日，美国侵略军一个连向金城东南松室里西北我军前哨阵地攻击多次，被我军某部击退，敌军伤亡数十名。
07日，美国侵略军一个连向金城附近窜犯时，敌先头部队一个班被我预伏部队全部歼灭。
这天八点钟，敌军又用两个连的兵力分别向金城以东和科湖里附近无名高地的我军阵地进犯，结果都被击退，敌死伤二十多名。
10日，敌军一个连又向铁原以北某高地进犯，也被我军击退。
在东线，06日，敌军两个排向北汉江东岸一个无名高地进犯，被我军某部杀伤十六名后向南退去。
在中线西部，我军某部在08日夜用少数部队反击铁原东北三九一高地，仅一小时战斗就收复这个阵地，并毙伤敌军七十多名。

朝鲜停战谈判第3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
我方继续驳斥美方荒谬主张
第4项议程小组委员会上，我方继续要求美方
对我方提出的遣俘原则明确地表示态度
【新华社开城16日电】
16日的朝鲜停战谈判的第3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继续驳斥对方一方面企图干涉我内政，阻挠朝鲜境内设备的修建，并在朝鲜全境进行视察，而另一方面又企图在停战期间无限制地输入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的轮换和补充的荒谬主张。
第4项议程的小组委员会上，我方代表继续要求对方对我方提出的停战后迅速释放与遣送全体战俘的原则，简单而明确地表示态度。
我方代表指出：
迅速释放与遣送全部战俘的原则一经确定，双方即可交换全部战俘的资料，并进入战俘问题具体安排的讨论。

【新华社平壤16日电】
朝鲜中央通讯社在15日以“美方关于俘虏问题的无理主张是绝不能容忍的”为题，发表评论说：
美方在关于处理战争俘虏问题的讨论中，和过去一样，拒绝了我方的合理建议，制造着拖延谈判的种种障碍。
评论说：
我方合理建议的原则，在于使双方的战俘能在短期内回到本国和其家人团聚，这是合乎人道主义的精神的。
这一合理的建议也反映了美英战俘的要求，他们都急盼回家和其家属欢聚，因此，他们对于美国战争贩子们故意拖延停战谈判的行为，都表示愤恨。
评论说：
世界舆论要求正确合理地处理战俘问题，实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全朝鲜人民将在关于俘虏问题的讨论中，根据美方的言行来考察美方的诚意。

继续查出顾裕尚贪污罪行
京人民法院决定重判
要求人民尽力检举顾犯罪行
【北京市新闻处讯】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职员顾裕尚勒索贿赂一案经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决以后，该犯新的贪污犯罪事实又被查出。
北京市人民法院决定查实他的所有罪行后重新判决，特在11月24日发出公告，责令曾为顾犯撮合贿赂行为或曾对顾犯行贿者，自行投案；
并希望对顾犯及其伙犯索贿等罪行知悉者或受害者，尽量告发检举。
公告全文如下：
本院受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职员顾裕尚冒充该院民事审判庭审判组长，向刘凤翔等勒索贿赂一案，经判决后，同案伙犯屠占华、董光勋又供出顾犯索贿情事尚多。
该犯一向以索贿为目的，勾结一部分无正业分子，奔走于北京天津两市，大肆拉拢涉讼人民，用诈骗、勒索等手段，索取贿款。
如曾勒索武效周贿款五千八百万元（撮合行贿人屠占华等尚另外取得八百万元）；
曾向曹恩荣、赵树林等每次索得贿款数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
又曾企图向孙净尘、普太和、西四南大街路东房主李某等索贿。
本院决定查实其所有罪恶后，重新判决。
兹特公告：
凡对该犯及其伙犯索贿等罪行知悉者或受害者，希加检举；
检举属实者，本院得予表扬。
凡曾为之撮合贿赂行为，或曾对之行贿者，均希于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自行用书面或口头报告本院，经自行据实报告者，本院对其本身应负之刑责，决予免除或从轻处理。
如有段森林又名寅武，曾为顾犯撮合贿赂行为，并分受贿款，原住本市观音寺西口路南寿德堂药铺，应即遵照上项规定，自行来院报到，倘再违误，定予通缉严惩。
为肃清少数贪污分子，借以维护人民政府威信，保障人民利益，希所有人民尽力检举为要。

农业部邀专家座谈曲耀离植棉丰产经验
认为保墒防旱、适当密植、大量施用有机肥料和轻浇勤浇等方法可以普遍推广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为了推广曲耀离的棉花丰产经验，提高明年棉花单位面积产量，12月08日邀请在北京的农业专家、教授及有关机关代表举行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七十多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政务院华北事务部、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全国合作总社、河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等机关都有人应邀出席。
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应当怎样推广曲耀离棉花丰产技术经验。
大家认为：
曲耀离每亩棉花获得九百一十二斤的丰产成绩，打破了有些人过去对苏联先进植棉能手每亩收获一千八百多斤籽棉的高额产量的怀疑。
大家一致相信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可以普遍提高；
并认为曲耀离的丰产技术经验，特别是保墒防旱保证全苗、大量施用有机肥料、轻浇勤浇、适当密植等经验，和苏联的先进经验相吻合，可以普遍推广。
华北事务部棉作专家舒联莹认为曲耀离的丰产技术经验，在华北棉区可以推广的是保墒防旱，保证全苗。
黄河流域棉区十年九旱，保证出苗和全苗是棉花丰产的第1步。
曲耀离的灌溉方法和苏联专家布可夫所说“浇地次数要多，量要少”的理论相符合。
布可夫说：
浇水量多会使肥料流失，并且会引碱上升。
农业大学蔡旭教授特别从理论上说明曲耀离植棉技术的优点。
他说：
曲耀离大量的使用有机肥料是合理的。
因为有机肥料可以改进土壤的团粒构造，增加土壤的保水能力；
并且有机肥料分解缓慢，可在长期内供给作物适当的养料。
土壤团粒结构的好坏，决定追肥效力的大小。
多施有机肥料，可使追肥发生更大的效力。
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局代表王有民认为密植是曲耀离棉花丰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拿双桥国营农场接受苏联专家指导，进行深耕密植，每亩植棉三千七百株，获得丰产的经验，说明必需迅速提倡密植。
河北省农林厅代表张琴说：
河北棉产区过去注意稀植的栽培方法，号召群众普种宽垅。
从曲耀离的经验看来，这是不对的；
今后要注意提倡密植。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棉作专家王桂五着重指出：
曲耀离虽然获得了高额产量，但如能吸收苏联先进经验，如分期施肥、增加耕地深度和再适当增加栽培密度等，产量还可以继续提高。
曲耀离互助组把棉花送到运城镇供销合作社出卖

坚决拥护严惩贪污分子
编辑同志：
读了本月09日人民日报第1版上贺战军、张思之所作“严厉惩办贪污分子”一文，颇为惊骇。
文中说，据统计“干部贪污的以新干部居多（大部分是曾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工作过的人员），占百分之九十弱”。
我们也是被留用的人员。
我们觉得，如果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和自我改造，仍不能根除国民党反动派所遗留下来的旧思想作风，真是无比的耻辱！
老干部中有很多仍在“供给制”待遇下生活，比我们“薪金制”干部尤为艰苦。
但是，犯贪污罪最多的是新干部。
在这些事实面前，“薪资太低，不足养廉”的谬论是不攻自破了。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完全是思想作风和人生观的问题，而不是薪资高低的问题。
因此，我们决心积极参加反贪污运动，随时检举贪污分子。
我们坚决拥护严厉惩办贪污分子。
并恳切地要求人民政府从速制定惩治贪污浪费的法律，以便儆戒和惩处不法分子。
吕秀夫　冯璟琦　冯雪英　熊养诚

天津市立医院干部金志学夫妇
侵吞公款受到法律制裁
天津市市立医院干部金志学、徐一禾夫妇侵吞公款，已被送交法院惩办。
金志学是这个医院的出纳股股长。
他在工作中，
一贯敷衍塞责。
他乘会计制度混乱的空隙，进行一系列的贪污。
1949年02月，他和人事室魁体民，会计室王松年等勾结，贪污平分了医院原存的四百斤大米。
同年05月间，金志学侵吞医院库存现金四万元（当时可买玉米面一千八百斤）。
后来，金志学以股长资格，没有经过上级同意，就私自把他的爱人徐一禾从住院部调到出纳股任收费员，两人串通舞弊。
从此，夫妇二人经常用不给病人缴费收据、涂改收据等方式进行贪污。
如市民杨新生付“爱克司光”透视费八万元，但是在收据上只开了八千元，被金志学夫妇吞没了七万二千元。
在1950年05月份内，他们涂改的收据就有二十五次之多。
1950年08月间，天津市卫生局到这个医院抽查，一个多月，就查出门诊处方笺无收据的有四百八十七件，门诊缴费通知单无收据的有三百十五件，合计一千二百二十多万元。
对金志学夫妇的贪污事件，天津市人民检察署已提出公诉，经天津市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处金志学徒刑三年，徐一禾徒刑一年。
天津市人民检察署

展开对曲耀离棉花丰产技术经验的讨论
本报发表了曲耀离的棉花丰产技术经验后，已引起各地农业生产领导干部和广大农民的重视。
各地应当结合当地具体情况，适当地吸收这些经验，为提高棉田单位面积产量而斗争。
曲耀离的若干丰产技术经验，是可以普遍推广的。
例如：
曲耀离的保墒防旱、保证全苗，大量施用有机肥料，实行轻浇勤浇的灌溉方法，适当地实行密植等经验，都是可以在广大范围内推广的。
但是，曲耀离的若干特殊的丰产经验，例如他的整地方法，却不适宜普遍推广。
因为这种方法，是曲耀离为了改善他的轻碱性土地的性质而创造出来的。
凡不是轻碱性的土地，都不能采用这种方法。
推广曲耀离的先进技术经验，需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
必须用先进经验，战胜若干保守的落后的习惯。
例如，适当地实行密植，是曲耀离获得丰产的重要因素。
但是，有些地区，过去曾经极力提倡稀植；
在这种地区推广曲耀离的丰产经验，一定会遭到广泛的思想抵抗。
据我们所知，有些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已表示抵抗和怀疑。
因此，展开一个关于曲耀离丰产经验的讨论，现在是十分必要的。
否则，曲耀离的先进经验，就不可能在这些地区顺利推广。
这种研究和讨论，不能仅仅限制在各地的农业领导机关，必须在各产棉区的农业技术训练班和冬学中，在广大的产棉区群众中广泛进行。
务求彻底打通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使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地学习和接受这些先进技术经验。
希望各地及时把讨论中发生的各种争论和怀疑之处，告诉本报；
本报愿协同有关机关，负责予以解答。

应对农民进行增产节约教育
编辑同志：
上海市郊区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后，今年又得到丰收。
有些农民因手头比较宽裕，在生活上，特别是在婚丧等事情上，就发生了铺张浪费现象。
如洋泾区民生乡新湾村农民张好福最近死了老婆，一共化了六百多万元，才把老婆下了葬。
又如东张家湾村农民沈金生，上月生了个孩子，只“三朝”一天就用去五十多万元。
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农民收入一般都增多了，如果不及时进行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宣传教育，消灭这种铺张浪费现象，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会是不利的。
我希望这事能引起全国各地农村工作者的注意。
　江　流

昌黎王稗庄宣传员赵玉成
用实际事例宣传改进农业技术
我们昌黎二区王稗庄宣传员赵玉成，善于用实际事例进行宣传，效果很好。
赵玉成是王稗庄农业技术研究组副组长，他从研究中得到了什么经验，就随时向群众宣传。
在除治棉蚜工作中，他起初用一块棉油皂掺三十斤水在棉叶子上喷洒，只能杀死蚜虫百分之七十，当时群众嫌治不干净，都不想治。
赵玉成想：
棉花是国家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扑灭蚜虫可不能拖延。
他又试着用一块棉油皂掺二十斤水在棉叶上喷洒，杀虫率达到百分之九十。
同时他还创造了用干土粉除治蚜虫的办法。
他把试验的办法和结果报告了党支部，经支部通过后，就和全体党、团员、宣传员和干部，分片分户去宣传，并带领群众到地里参观。
不久全村一百四十亩有蚜虫的棉花都治好了。
今年04月，县农场的同志到他们村里来做“根瘤菌”试验，群众不敢试用。
赵玉成考虑到光是口头宣传不会有什么效果，他就把花生籽拌了“根瘤菌”实地试验。
今年天旱，到09月花生还没作成角，但拌了“根瘤菌”的花生苗上，却长了胖胖的三个角，赵玉成就用这件事向群众宣传。
赵玉成不只是个好宣传员，还是生产积极分子。
他处处以身作则带动群众，因此他在评选劳动模范大会上光荣地当选了区的劳动模范。
中共唐山地委宣传部

曲耀离互助组和曲庄头村植棉丰产户
向毛主席报告棉花丰收情况
曲耀离初步计划明年要达到每亩产籽棉千斤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的棉花已经收完了，现在把今年丰收的情况向您报告一下。
我们曲庄头村，今年共种棉花一千五百四十亩，共收籽棉四十一万斤。
每亩水地平均收籽棉三百六十斤，超过抗日战争前产量近一倍半；
每亩旱地平均收籽棉九十斤，达到抗日战争以前水平。
曲耀离同志住的刘家巷自然村，五十户棉农，一百六十二亩九分四厘水地棉田，共收籽棉六万七千零二十七斤，每亩平均收籽棉四百一十一斤，比去年增产八十一斤；
一百二十六亩旱地（碱地多）棉田，共收籽棉一万七千七百五十一斤，每亩平均收籽棉一百四十一斤，比去年增产五十七斤四两。
曲耀离互助组四十二亩水地和六亩旱地棉田，共收籽棉二万六千三百四十四斤，每亩平均收籽棉五百四十八斤十三两。
曲耀离自己的二十亩棉田共收籽棉一万五千二百零二斤，每亩平均收籽棉七百六十斤；
其中二亩丰产地，共收籽棉一千八百二十四斤，每亩平均收籽棉九百一十二斤，超过去年最高丰产纪录一百六十七斤。
在曲耀离同志带头推动下，全村又出现了十一户丰产户，平均每亩收籽棉在五百斤以上。
其中高进东八亩水地，平均收籽棉六百三十三斤。
我们的棉桃，去年还是四瓣的多五瓣的少，今年变成了五瓣的多，还有六瓣、七瓣的。
曲耀离、曲德俊、曲典拴的棉田里，还出现了八瓣、九瓣、十瓣的棉桃，一个棉桃就有一般的两个大。
村里人和参观的人见了都很高兴。
我们已把这些棉桃另外保存，准备明年另外播种，试验改进棉花的品质。
今年丰产的事实说明了：
只要我们努力开展爱国生产运动就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今年秋天，我村进行了一次评比总结选举劳动模范工作。
曲耀离互助组被选为“爱国丰产组”，曲耀离、高进东、上官敬义、惠克勤，刘萍芝等七人被选为光荣的爱国丰产模范和代耕模范。
在向您写这封信的时候，大家都高兴地说：
我们要争取作到家家丰产，人人模范。
我们已把秋地大部耕了一遍，还特别在棉花地里进行了一次除草防蚜工作。
现在大家正着手订明年的爱国丰产计划。
曲耀离已初步计划明年要创造每亩产一千斤籽棉的丰产纪录。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的棉花丰产了，刘家巷五十户棉农每人平均收籽棉三百八十斤，合六石多粮食。
仅棉花一项一年也吃不完。
我们正准备买牲口、农具、肥料和盖房子等。
我们大多数是几十岁的人了，半辈子都是活在旧社会里。
在旧社会里我们也种棉花，可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棉花能收到五百斤以上，更没有想到能收九百一十二斤，也没想到棉桃还会出现八瓣、九瓣、十瓣。
为什么今天能做到呢？
敬爱的毛主席，这是您和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的结果。
在您领导下，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介石、阎锡山匪帮的统治，实行了土地改革，今年又领导我们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使我们有了良好的生产条件。
政府还实行了奖励种棉的政策，规定合理的棉粮比价，实行预购，并且贷款、贷肥料、贷水车，指导种棉技术。
我们种棉丰产的人还能到北京开会和您见面，这真是自古以来没有的。
工人老大哥也给我们制造新式水车、农具、药剂、喷雾器等。
去年我们村只三十一辆水车，今年就增到六十六辆。
有了这些，才使我们取得了丰产。
我们宣誓要永远跟着您走，响应您的号召，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巩固工农联盟，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我们感到，要想家家丰产，就必须走您指示我们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道路。
组织起来才一年的曲耀离互助组，就发挥了集体生产的力量。
今年春天下种时，为了抢墒下种，全组一齐分头动手，四十八亩棉田，一天便播种完毕，保证了全苗。
如果单干，至少得三天才能种上。
今年夏天天旱时，组内合理调动了劳力、畜力，使组员叶典娃的六亩旱地，也浇了两水，没有受到旱的影响。
特别是互助起来提高耕作技术的作用更大。
如叶典娃认为自己的土地薄，不需要打切。
经互助组研究，认为他的地并不薄，不打切棉株就会长狂。
他接受了组里的意见，多产了棉花。
高进东为了争取丰产，每亩要上追肥一千斤。
经互助组研究，他的地肥料充足，如再上追肥，茎叶长得太旺，棉桃就要脱落。
因此，他没有再施追肥，使棉花达到了丰产。
高进东说：
这都是互助组的好处。
从今年丰收中，我们体会到学习科学技术很重要。
如今年春天运城专区农场告诉曲耀离说：
要增加产量，应该接受苏联“密植”的先进科学经验，每亩棉田可留棉苗四千株。
开始曲耀离认为太稠，不透空气，棉株下部见不到阳光。
后来曲耀离亲自参观了农场，看见两行稠一行稀的栽培方法，可以解决空气和阳光的问题。
他的二亩丰产棉田，产量能达到九百一十二斤，每亩密植三千一百六十株是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我们这里人都说：
“稀了看圪塔（只看见棉株上结棉桃多，却收不下棉花），稠了摘棉花。”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深切感受到国家对我们农民的爱护和帮助；
我们农民也应该热爱国家。
今年国家缺棉花时，政府号召售棉储棉，我们全村就把所存的棉花全部售储给国家。
曲耀离得到了县人民政府发给的“爱国售棉模范”奖旗。
敬祝
您身体健康
山西省运城专区解县曲庄头村
曲耀离互助组组员和植棉丰产户（签名略）
1951年11月27日

曲耀离互助组实现爱国售棉竞赛计划
曲耀离写信给国营天津第2棉纺织厂全体工人
报告全村农民售棉情况并望共同努力增产节约
曲耀离互助组已实现了向全国产棉区互助组和棉农提出的爱国售棉挑战竞赛计划。
今年，曲耀离互助组共摘籽棉二万六千三百四十四斤，除每人留三斤絮棉外，其余的二万六千多斤籽花已全部卖给国家。
从09月底他们把第1次摘下的二百斤籽花卖给国家轧花厂起，到11月下旬把最后一车皮棉送到合作社止，先后六十天中，曲耀离互助组的每个组员都紧张地履行着自己的竞赛计划。
晋南今秋多雨，棉花成熟较晚，但他们由于把全组可以劳动的二十四个人全部组织起来，根据各人体力进行了适当的分工，终于把棉花及时摘下、晒干、轧出，很快卖给合作社，并保证了棉花的分级和质量。
他们这个组有四个七岁到十一岁的小孩，每天也能摘棉四十斤。
曲耀离七十四岁的母亲，每天也在院子里翻晒棉花。
她说：
“我时刻在小心，怕把梢花和腰花混起来坏了规格。”
目前，曲耀离互助组正积极进行明年增产棉花的准备工作。
他们已买回骡子一头，水车两部，新打水井两眼，并计划再购买大小农具二十五件、大车两辆、骡子一头，此外还有肥料。
全组还把卖棉收入的七百万元存进了国家银行，准备明年扩大再生产。
　（新华社）
曲耀离写信给国营天津第2棉纺织厂工人，报告爱国售棉情况，并希望工农紧密团结，努力增产节约。
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原文：
国营天津第2棉纺织厂劳动模范王德山、孙桂兰同志并转全体工人同志：
在天津参观时，蒙你们热烈欢迎和招待，我实在感谢不尽。
如今分别已有月余，我时时惦念着你们和你们的生产。
我想，纱厂那么大，纱锭那么多，机器转动那么快，要是一分钟接不上棉花，耽误了生产，对国家损失就很大。
因此，我回来后在各个干部或群众大会上都着重地宣传了及时把棉花卖给国家的重要。
我们互助组就是这样做了的。
但是，因为下了一场雨，棉花迟开了几天，组员们都着急得不行。
后来摘下花来，赶紧用轧花机白天黑夜不断地轧。
到11月06日，全组已轧好二万二千二百九十六斤。
除缴了公粮、预购、捐献共一千四百十七斤外，其余已全部卖给国家。
把这一大宗棉花卖了后，我们才稍稍放心。
现在我们棉花已收完了，到11月27日已卖了二万五千四百零四斤，现在正动员全村继续卖棉，目前全村已卖棉花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
今秋收的花不如前时的好，我组便分出好坏出售，并且动员全村都这样做。
你嘱咐我们要把花弄得干干净净的，以防把机器弄坏，我们已注意作到了。
希望你们好好纺织，送到前方给最可爱的人穿！
今年我们全村棉花都丰收了，想你们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吧？
我想我村所以能够这样丰产，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结果。
我希望咱们工人农民要团结得更紧，搞好明年工业农业生产，为实现毛主席的号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而努力。
我自己计划明年要创造每亩产一千斤籽棉的丰产新纪录。
希望你们也把你们的生产情况告诉我们。
祝你们生产胜利！
曲耀离　11月30日

朝鲜人民军某病院伤病员
致函我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感谢我国医务人员的照护
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
我们是在中国国际医防服务队第1大队的同志们热诚救护下，将要完全恢复健康的朝鲜人民军伤病员。
中国的无数优秀儿女，在我们的国土上发挥了像白求恩大夫一样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
今天，我们正以依依不舍的心情来欢送他们。
李伟英同志，是第1大队第7小队的看护长，从她的身上，我们得到了慈母般的爱。
08月十三、十四两天，敌机数百架疯狂滥炸平壤城郊和平居民，李伟英同志冒着敌机的轰炸，抢救了许多的重伤病员。
平常，上级配给她的饼干、面包、香烟等，她都分给伤病员和村中农民。
她好几次用自己的生活费买毛巾和肥皂送给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她最能遵守群众纪律，并耐心地作环境卫生工作。
另外，李伟英同志还经常供给我们精神食粮。
她主动地通过翻译员向伤病员和全村农民，报告目前的政治形势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形。
她还创作了“一个残废的战士”、“保重”等文艺作品，给伤病员歌唱或朗诵。
和李伟英同志共同在我们病栋工作的同志，都发挥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他们认真的工作作风、和蔼的态度、亲切的语言，感动了每一个同志。
我们谨以挚诚的心情向全中国人民和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朝鲜人民军某病院第十病栋伤病员代表　李裁远

柳河县人民政府农林科
检讨助长滥伐木材和出卖木材给私商的错误行为
编辑同志：
09月12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登的辽东省林政处对辽东省荣军管理处及柳河县农林科“助长滥伐木材并卖给私商”的批评，完全属实。
发生这个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科对辽东省荣军管理处所属柳河县荣军农场的采伐作业，没有经常检查和掌握情况，以致发生超额采伐木材九百立方公尺，破坏国家森林的事情。
这说明我科工作不深入，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
这批超额木材按规定应予没收并报请上级处理，但我科没收这批超额木材后，竟然出卖给私商，从中获利，补助本机关的财政收入。
这完全是只顾本位利益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的错误行为。
当我们看到报纸上的批评和政务院关于节约木材的指示以后，我们深深感到违反了国家法令，浪费了国家资财。
我们今后一定要加强学习，保证不再有类似错误发生。
辽东省柳河县人民政府农林科

河北省冀县劳动模范郁老善
向毛主席报告他领导增产节约的计划敬爱的毛主席：
你领导我们打倒了凶恶的敌人，使全国人民都翻了身，建设了国防、经济和文化，使我国出现了新的面貌。
所以我们要团结在你的周围，跟着你向光明的道路前进。
在前几天，我给你的信收见了吧。
现在我再把我村今年的生产情况告诉你。
首先说今年的棉花吧，因生了蚜虫，全村平均每亩产一百零五斤。
在治蚜虫时，我发动了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都来治蚜。
这样保住了棉苗。
在治蚜虫期间，我领导农民，配合固体棉油乳剂，除供全村用外，还供给片村来用。
再说谷子的收成吧，大家都种的华农四号谷，每亩平均产二百八十六斤。
小麦平均每亩产一百三十斤。
山药每亩产二千六百斤。
全村三十七个互助组，一百三十六户都参加了互助组。
特别在将近封地的时候，上级号召我们，在上冻前，把地普耕一遍。
在这时，拨工组起了很大的作用，保证在11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天完成。
现在，我再把赴省回来后的情况，报告给你：
我回来后，由专区和县级各首长的帮助，我巩固了旧有的二区劳动模范联络网，并决定把增产节约的号召贯彻到我区六十三个村中去，使我区成为一个丰产模范区。
我回村后，召开了支部会，研究讨论组织土地合作社。
在当时，就有五个报名的。
在党的会上有两个，在群众会上有三个。
现在全社共有十户，三十七人，一百七十三亩地，四个半牲口。
计划在今冬养一圈羊，一方面造肥支持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还作为冬季副业。
并且还计划打两眼井，发展六、七十亩水地。
这样，还可以防备大旱。
我们这一些做法，是由点到面，先由我们带头做出经验，再发展全村集体。
现在除土地合作社外，其他的互助组，我们还要继续巩固，作为走向集体的桥梁。
在生产上，计划明年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在亩数上不多，着重了每亩多收，使明年成为丰产年。
在节约方面，经过我的宣传，有许多群众也纷纷响应了这一号召。
我的儿妇，去年穿花哔叽，现在也改为花洋布衣服了。
又如我村刘老聘死后，先计划花十几口袋麦子买一个棺材；
八名吹鼓手用一口袋麦子，过这个事。
现在，只用了三口袋半。
就是三口袋麦子的棺材，一斗麦子写了四名吹鼓手。
还有刘继芾，打算盖房，现在也不盖了，把节余的力量，用到积肥丰产方面。
如小学教员，也号召儿童，在大仿空间填写小字，这样节省纸。
这都是我们节约的具体做法。
另外，我再把我村读报组和民校，做一简单的报告。
在这方面，我也做了最大的努力，帮他们动员学员，并研究在今冬经常贯彻婚姻法。
又提出民校和读报组生一个炉子，这也是为了节约。
我在村里还向大家提出：
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各个干部联系好。
要想搞好生产，必须动员广大的妇女也来参加。
写了这些，希毛主席多指教与批评。
今后做的情况，我再写信报告给你。
祝你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河北省冀县西沙劳动模范郁老善启
11月30日

河北省无极县法院副院长
高志华贪污渎职已被撤职
河北省无极县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志华贪污渎职、作威作福，已受到应有的惩处。
高志华在1950年冬，先后在受理案件中接受贿赂。
有一放火犯，本应判徒刑八个月以上，因为那个放火犯送了高志华二百二十个鸡蛋和十万元人民币，结果只判了六个月。
高志华还擅自挪用公款。
有一次，他挪用公款一百五十万元，给他家里作买卖，另一次又挪用了公款一百二十万元，借给别人。
高志华还替他家里和法院生产组做不公平的买卖。
高志华又纵容他的妻子包庇犯法分子。
高志华的父亲高洛倩，倚仗他在县法院当权，在他家乡郭庄一带，接受贿赂，包揽诉讼，在群众中作威作福，使政府威信大受影响。
为了惩办犯罪分子，河北省定县专员公署已报请河北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核准，给高志华以撤职处分。
他父亲高洛倩已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并没收其受贿财物。
河北省定县专署人民监察处

燃料工业部天津器材室采购员
李祝亿贪污受贿处徒刑十年
行贿私商也分别受到严惩
中央燃料工业部天津器材室采购员李祝亿，勾结私商，贪污受贿，并威逼其他同志掩盖自己罪恶，被处徒刑十年。
有关私商，也被分别判刑。
1949年11月，李祝亿代焦作煤矿和天津市同恒文具洋纸行作了一笔买卖，受贿二百一十万元。
1950年，李祝亿代焦作煤矿、中央燃料工业部和德华电器行作了三项买卖，受贿一千零七十万元。
李祝亿总共受贿一千二百八十万元，使私商获得非法暴利四千二百六十八万多元。
1950年底，作工作鉴定时，同志们问李祝亿是否有贪污渎职的事情，李不但矢口否认，反而对向他提了意见的同志怀恨在心，进行无耻威逼、恐吓。
天津市人民法院根据李祝亿的贪污罪和恫吓罪，判处十年徒刑，并没收了他全部受贿的款项。
和李祝亿勾结的私商德华电器行经理张膺凯，除行贿外，还有扰乱金融、投机倒把的罪行，被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五年徒刑。
他的非法利润四千二百六十八万五千元被没收。
同恒文具洋纸行经理行贿，被判处徒刑一年。
天津裕大电器行经理帮助行贿，教育后释放，受贿款五十万元被没收。
天津市人民检察署

用曲耀离的丰产经验检查观音堂区棉花歉收的原因
河南商邱植棉指导站　黄　电
观音堂区是河南省商邱专区的植棉重点区。
去年每亩地产籽棉一百市斤；
今年棉花还未收完，据较高估计，每亩最多能收六十斤籽棉，和去年相比，每亩减产四十斤。
为什么会减产？
检查起来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没有注意作到及时播种和保证全苗。
今年谷雨前后，很长时间没有下透雨，农民群众又没有担水点种和趁墒借墒抢种的习惯，有的勉强下种，因土壤中水份不足，不能很好出苗，形成缺株；
有的拖了很长时间，才采用担水点种的办法进行点种，但又因为缺乏经验，没有掌握好用“浇窑”水点种的技术，因此使水分容易向外蒸发，土壤干涸凝结，棉苗不能顺利出土，结果还是缺苗。
这说明了曲耀离的“保墒防旱，保证全苗”的经验是正确的，是应该在这个地区迅速推广的。
（二）棉田植株密度过稀。
观音堂区今年植棉密度，每亩多在八百棵到一千棵之间，甚至有的每亩只有六百棵。
这和山西省劳动模范曲耀离每亩三千一百六十棵相比，相差太远了。
这又说明了曲耀离的密植经验是提高棉花单位面积产量的方向。
（三）施肥很少，又连年种棉，地力不足。
当地棉农的习惯说法是：
“厚地种豆，薄地种棉花”，
“生茬棉花，不好开花”，因此观音堂区虽种棉花两万多亩，大部分是二、三等地或五等碱地。
农民群众还认为在新花地上多施肥，棉花容易开僵瓣，所以每亩最多上草粪一车（合一千五百斤）或豆饼五十斤。
因为上肥料少，棉花就容易落蕾；
即使不落蕾，也只是主干根部的果枝铃大，棉棵尖端的果枝大多不结铃，就是结了铃也很小，这显然是养分不足的原故。
再看曲耀离的棉田，每亩施羊粪和骡马粪一万二千斤，又用硫酸铔十六斤作追肥，每亩收籽棉九百多斤，也没有开僵瓣，这又证明所谓“薄地种花”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应该拿曲耀离多上粪的事实教育农民改变这种旧习惯。
（四）防治虫害不及时。
观音堂区去年防治蚜虫时，政府向农民推广治虫药械（棉油皂、喷雾器），许多人不愿意要，认为“蚜虫不用治，一下雨就完了”。
今年05月初，棉花还没长真叶，蚜虫就已经发生。
领导机关虽一再号召“治小、治少、治了”，并在常楼乡作重点试验，但是没有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仍然没有引起农民的重视。
结果蚜虫继续发展，直到棉叶卷缩枯萎时农民才着急，才开始接受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向虫害作斗争。
可是因下手晚了一步，到07月初旬，棉棵才像拳头大小；
等到长成棵结了桃，霜期已到，结果增多了霜黄花，甚至有些嫩桃连霜黄花都不可能开了。
这是今年减产的重要原因。
这说明了：
曲耀离用赛力散拌种，并用烟草水、“六六六”药粉、棉油皂连续及时地防治虫害，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根据上面的检查，我对各地今后应怎样改进植棉技术提出几点意见：
（一）要抓紧冬耕。
冬耕是保持水分、风化土壤、活跃地力、消灭或防止病虫害的有效方法之一。
各地人民政府应当领导农民拔秸后及时深耕一遍，并细耙一次，做到保墒除草，同时要注意杀死地下虫和虫卵。
希望各地植棉区至少做到冬耕一次或两次。
（二）提倡密植。
要使一棵棉花结一百个桃比较困难，要使两棵棉花结一百个桃可能性就大了。
密植可以提高产量，苏联的经验和曲耀离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应该广泛向农民宣传密植的好处，以提高棉花单位面积产量。
（三）提倡多施基肥，补施追肥。
宣传曲耀离棉花丰产经验和他的施肥法施肥量，解除农民怕施肥多了会疯秧开僵瓣的顾虑，争取不种“白杠”花（即不上粪种的花）。
有关领导机关和合作社应大量供应农民肥料（主要是豆饼、棉饼和硫酸铔等），适时解决农民缺肥问题。
曲耀离是全面改进技术，发挥了各项增产因素的作用，才得到丰产的。
所以，除了以上提出的几点外，对于选种、灌溉等方面的经验，也应该十分重视研究和学习。

经济简讯\\石家庄市国营裕民面粉厂第2厂职工克服保守思想，提高了机器设备利用率，使厂里已用了二十多年的旧机器在11月中旬创造了日产面粉一千九百六十二袋的新纪录。
今年十一、十二两个月，该厂计划为国家增产节约价值一百七十吨粮食的财富。\\苏南各地很多农民把出卖农产品后暂时不用的钱存入人民银行。
据统计，仅10月份全区就有四十多万户农民存了有奖储蓄。
常熟县沙洲区棉农存进银行的存款有一亿多元。\\东北区国营贸易部门积极组织物资供应工作。
到11月上旬为止，占今冬供应计划百分之四十八点三的物资已分拨各地，在区外采购的百货，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运到东北各地出售。

东北国营企业党组织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宣传工作（续完）
本报特约记者　富振声
（三）适应各个时期的生产情况，发扬群众智慧，创造各种各样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鼓动性的宣传形式。
生产是不断发展的，生产中的问题，也是随时向前推移的。
因此，党的宣传工作，必须适应各个时期的生产要求，发扬群众的创造性，在宣传形式上“推陈出新”。
某厂在质量检查运动中，提出“干巴巴的下台，生动活泼的上台”的口号，也就是经常能够“推陈出新”的意思。
根据质量检查运动的经验，其一般规律是：
在运动开始时，首先要求暴露问题，其次是解决问题，最后是组织经常性的劳动竞赛。
当然，运动的发展，往往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而且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因此，在更高的基础上，要求再暴露问题，再解决问题，使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发展下去。
宣传形式必须适应运动的发展要求，经常加以变动。
在暴露问题时，根据各地经验，有下列几种宣传形式是极为有效的。
1、废品展览会。
如某厂在质量检查开始时，经过两周的筹备，办了一个废品展览会。
以车间为单位，按日夜两班，组织全体职工参观。
这种展览会，以真人、实事和数字，对职工进行教育，其收效是很大的。
某厂在展览会上，展出了由于违犯技术操作规程、不执行检验制度、劳动纪律松懈、技术人员闭门造车等原因，给国家造成四百六十七种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件废品，折合人民币二亿九千九百余万元。
这笔钱，可盖五八○平方米的二层小洋楼一座，可买大米四一六○○斤。
再从“01日废品”来看，仅06月07日一天产生的废品，其价值即折合人民币二千余万元。
职工们看了都大吃一惊，说：
“浪费这么多呀！
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
有的工友在感想簿上写道：
“这回我可知道废品是从那里来的了，今后一定集中精力，保证不出废品！”
老技术工人王永贵，外号叫“杠头王”。
他过去总认为自己的眼睛比温度计好使，他固执己见，经常和其他工友抬杠，所以大家都叫他“包办代替的老经验主义”。
这次展览了他的三种废品，刺痛了他的心，他懊悔的说：
“大家都和我一样，质量再也不能提高！”
于是他核计捉摸，把自己所做的废品，一一积累，细细一算，不觉大吃一惊，“唉呀！
够我十年过活了！”
于是他找工会主席，恳切地表示，今后下决心学技术，要对起共产党，对起毛主席。
他要求把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揭示于工人面前，以示决心改正错误。
后来为了深入质量教育，又把展览会搬到各个车间去，这叫“废品认亲”，“废品回家找主人”。
各车间、工段、小组，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展开普遍热烈的思想检查，找出产生废品的原因，并想出改进技术的办法。
二、用户拜访（亦称内外拜访）。
这种形式已被各地广泛运用。
它不仅适用于厂内外用户和车间各工序之间。
以暴露产品质量中的问题，而且能集中各方面对职员和技术人员的意见。
某厂在半个月中，发动各科、室、股、车间、班组，把过去日积月累的意见，都揭露出来，共提出五千二百一十五条。
这就使职员和技术人员们大吃一惊，纷纷说：
“咱们工作有这样多的毛病看不见，真糟！”
“可得检讨啦！”
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毛病不少，责任不小，原来的高傲自满情绪就一扫而光了。
三、算细账。
这是各地普遍采用的形式。
经过算细账，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对提高产品质量的认识。
某劳动模范经过算细账之后说：
“过去我总觉得我们工人没啥了不起的，一天还不是守着一台机器做活吗？
这回我可明白啦。
就拿我们厂来说吧：
一个工人增产节约的价值，就够五十个农民一年生产的，全体工人阶级都这样增产节约，我们国家很快就能走向工业化，电气化！”
四、产品病院。
分外科（即小的反修品），内科（大的反修品），和残废科（废到不可收拾的），三者均写明制造者姓名、原因，并配有漫画说明。
五、废品诉苦剧。
将产品作成大模型套在人身上，以快板对话形式，说明它是怎样被主人制成废品的。
六、“三三”运动。
沈阳冶炼一厂在完成原计划之后，为了克服自满情绪，完成三万二千吨的追加任务，便展开了找毛病找缺点的“三三”运动。
如“三多”即多找毛病，多解决问题，多抢粮票（抢增产节约粮票）；
“三找”即里找（从操作技术上找），外找（各车间配合着找），比较找（工友和工友，小组和小组互相找缺点）；
“三动”（即动脑、动口、动手）；
“三一”即每个党员和团员保证提出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团结一个人；
“三钻”即钻技术，钻先进经验，钻缺点；
“三防”即防浪费，防事故，防冻块；
“三稳”即装车要稳，推车要稳，挂车要稳；
“三查”即查制度执行，查目前存在的问题，查解决问题的好坏；
“三省”即省煤，省水、风、电，省人工；
“三光”即车扫光，站台扫光，车倒光，等等。
这些口号都是根据各部各车间的具体要求提出的，其优点是不一般化，根据具体生产部门中的生产关键，提出鼓动口号，因此在工人中发生很大的号召力量。
当问题已暴露到一定程度时，领导干部就必须注意及时将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解决问题方面去，展开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和推广郭瓦廖夫工作方法运动。
某厂经过用户拜访运动，结合进行技术人员的重点检查，在一周内，全厂揭发出二千四百八十六件有关产品质量的问题。
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便展开合理化建议及推广郭瓦廖夫工作方法运动。
由厂和车间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将全厂和车间的关键问题公布出来，号召大家开动脑筋，发扬智慧，提出合理化建议。
已被采纳的，按其价值，根据奖励条例评奖。
厂长代表厂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在全厂奖励大会上，将全厂六大质量关键，化为二十五个课题，公布出来。
党委号召每个党员，要解决两个到三个问题。
团总支号召展开一个问题运动，要求每个团员解决一个问题。
经过党、团支部的动员，党、团员订出了解决问题的计划。
某支部党员普遍地成立了以党、团员为核心、吸收新老工人参加的自由结合解决问题小组，由小组派代表抢课题，或把本组揭发的问题都要回来，在业余时间甚至回到宿舍研究，这就形成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热烈的合理化建议运动。
另外，厂的领导干部又通过试点，取得技术表演的经验。
这就是根据关键，找出先进人物，当场表演，并进行讲解，经过讨论补充，把窍门集中起来，由全体公认，经过技师鉴定，修正技术操作规程。
经过试点，再组织干部学习，在全厂大力推广。
于是，各车间普遍展开了表演，集中了窍门，形成推广先进经验的群众性的郭瓦廖夫工作方法运动。
合理化建议运动和推广郭瓦廖夫工作法运动，对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发生了很大的效果：
第1、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解决了技术关键问题，提高了质量和数量；
第2、发起了工人学习技术的热潮，经过表演讨论，先进人物的生产经验已被大家公认，大家纷纷订立学习公约和建立技术研究会；
第3、加强了对技术人员的教育，促进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结合。
某厂在集中暴露问题之后，即在全厂范围内发动了找窍门运动。
他们创造了许多新颖的宣传形式：
如窍门登记处——负责登记有关窍门的合理化建议；
窍门光荣榜——提出一个窍门者带上黄条，二个窍门者带红条，三个窍门者带光荣花；
窍门研究站——负责研究批准；
窍门群英会——即先进人物的会议，他们在会上作报告、行政方面发奖；
窍门点将台——亦即窍门擂台，由厂方将全厂二十九个关键问题提出，有愿打擂者，即将某一关键问题取去，负责研究解决，现已解决了十九个，有的尚在解决中，群众情绪极高。
为了进一步把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组织起来，发扬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使增产节约运动更加深入与发展，在已经推广合理化建议和郭瓦廖夫工作方法之后，领导干部应该经常注意组织劳动竞赛，推广先进生产小组的经验和推广优良产品。
某厂在增产节约的基础上，发起包括全厂范围的“满堂红”竞赛运动，大大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使爱国主义劳动竞赛运动深入和发展了一步。
据11月14日东北日报载：
他们“竞赛所采取的方法，是‘红旗检查，蓝旗督促’；
竞赛的口号则是‘红旗大进攻，争取满堂红’。
‘红旗检查’是从上而下的一种检查方法，也是一种不断引导群众前进的方法。
小组、工段由车间工会负责，车间则由厂工会负责，每日检查一次。
凡是小组能够完成当日的生产进度，并保证生产平衡发展者，便送一面小红旗；
一个工段几个小组都得了小红旗，再送给工段一面大红旗，叫做‘工段满堂红’；
全车间所有工段都得到大红旗，厂工会便给全车间再送一面大红旗，称做‘车间满堂红’。
每到月终总结一次。
不论小组、工段或车间，只要一直保持红旗，并按时或提前完成全月任务者，就将其所得的红旗，用‘捷报’的方式，送回各级工会，以便在下一个月中，再争取‘满堂红’。
车间工会接到小组和工段送回的红旗后，便将其成绩记在‘胜利’牌上，厂工会接到车间送回的红旗后，便给车间再送一面‘胜利’红旗，作为永久纪念。
‘蓝旗督促’则是由下而上的一种检查方法，也是一种便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论任何时间，不论任何单位（包括小组、车间、科股等），凡是不能完成当日的生产进度，或因其他原因（如材料供应与技术管理等），影响下道工序或有关部门，发生停工待料而造成生产不平衡的现象者，便由下道工序或部门负责，送其蓝旗一面，上写‘争取红旗’四字，督促其注意和改进（如果原来有红旗，这时亦可通知工会拔去）。
因此哪里有蓝旗，哪里就有问题。
属于小组者由工段解决，属于工段者由车间解决，属于车间者就要厂部解决，一直到问题求得解决，并重新或全面插上红旗为止。”
这种红旗竞赛，是在过去的红旗竞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能高度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发起空前大规模的生产热潮，更加发挥了企业内部的潜在能力；
它改进了企业管理，为解决小组和小组、工段和工段、车间和车间之间生产不平衡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全厂能按计划平衡发展；
它加强了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的领导方法，统一了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思想和行动，给党、行政、工会、青年团领导干部及时深入车间、工段解决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它进一步促进了各种工作的密切配合。
其次，就是经常注意推广先进生产小组与个人的经验，如马恒昌小组的先进经验，姜万寿的先进工作法，刘景贵小组的先进经验，王兆达的先进经验，等等。
目前各种生产系统都创造了不少先进生产小组，他们的经验也是经常被推广着。
再次，经常注意推广先进技术经验，如用表演方式推广高速切削法的经验，通过“车间标准品竞赛”推广优良的产品。
通过“质量改进宫”，将质量好的产品随时陈列，说明其提高改进的原因，给工友指示奋斗的目标。
除上述这些形式之外，在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宣传形式，正被各地灵活地运用着。
如各种报告会、讲演会、黑板报、广播站、宣传画、连环画、图表、光荣台，以及各种鼓动口号等。
通过这些形式，进行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的宣传，并且灵活地把生产任务和抗美援朝、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任务结合起来。
有些报告员在作时事报告时，生动地把当前生产任务和目前时局联系起来。
东北化学制药厂通过广播站，举办爱国公约宣战大会，思想检查大会和时事问答晚会，在这些活动中，差不多所有的人员都参加了，连炊事员们也参加了讨论。
这一时期的鼓动口号，有许多是宣传员和工人自己创造的。
他们随着各个时期生产发展的情况，提出许多生动有力的号召。
如“炮打问题响连声，揭发问题最光荣！”
“要上光荣榜，多用脑筋想！”
“大小毛病一齐端，一丝不漏才算完！”
“要想质量好，多把质量毛病找！”
“那组毛病不细找，那组质量提不高！”
“合理化建议不怕多，有窍门竟管说！”
“窍门满地跑，就看你找不找！”
“技术人员理论高，工人的经验好，两下一结合，合理化建议就出来了！”
“职工有病靠医生，产品有病找职工！”
“人怕生病常诊断，产品怕病多抽验！”
，
等等。
许多生产图表也把生产和政治形势结合的很好。
（四）党组织在企业中推行爱国公约，其内容必须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把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结合起来，要简明、易记，要具体可行。
爱国公约是推动劳动竞赛，使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相结合的有效形式。
目前企业中的爱国公约，已深入到车间和小组。
据沈阳市最近的检查，爱国公约随着各项运动的发展，紧紧结合着中心任务，一般都及时进行了检查和修订。
有些单位已检查修订了三次以上。
为了实现爱国公约，已有百分之八十七以上的职工订了个人计划。
在检查和修订爱国公约中，我们认为沈阳冶炼厂的做法是比较好的。
他们的经验也是正确的。
据10月24日东北日报载：
他们“在找增产节约关键的目标下，引导群众广泛交换意见，进行讨论，把小组工作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订到公约里去，使之成为群众的明确而又具体的奋斗目标。
在具体做法上，有的小组先由个人提出保证条件，经小组讨论通过成为个人计划，综合个人计划，作为小组爱国公约，有的小组则是先讨论出爱国公约，然后每人再订个人保证计划。
要之，是使爱国公约的每一项条文都有个人计划为其实现的保证。
而公约和个人计划的主要内容，则又不离增产节约中的关键问题。……下面是铜鼓风炉车间风口小组的爱国公约：
一、保证实现集体合同，完成本组三二○吨粮食任务；
二、保持炉温正常，做好三防，防跑空风，防黑风口，防通风不良，贯彻操作规程，消灭人为事故；
三、保证沾好泥鼻子，不跑空风，送煤均匀，操作统一，保持炉况正常，稳定冰铜品位（按：
二、三两条可并为一条）；
四、加强四防工作，提高警惕，不让敌人钻空子；
五、保证巩固技术文化学习，不迟到，不旷课，提高技术文化水平；
六、响应一切号召和运动，此次捐献运动，我组各人每月献工一天至抗美援朝胜利为止。
风口小组生产组长韩恩庆的个人计划则是：
一、保证交班时详细介绍操作情况；
二、对风口保证送煤及时，不叫它跑风，做好泥鼻子；
三、保证对本组工友进行督促检查，使其贯彻执行操作规程；
四、保证学习技术，不迟到，不旷课；
五、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每月献工一天，至抗美援朝胜利为止。”
总之，几个月来的经验证明：
党组织要做好企业宣传工作：
第1、必须“坚持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克服将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对立的观点。”
如果党的工作者不关心经济工作，不钻研生产中的问题，不根据生产发展情况，研究如何正确地进行宣传工作，或离开生产孤立地去进行所谓政治工作，或空洞地强调“反对忽视政治”，而在实际上却很少注意领导企业宣传工作，或者放松思想政治工作，而去包办代替行政工作，那末，那里的生产任务就难于完成，那里的党的工作也就会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
因此，党的宣传部门，必须善于主动地把各时期的政治任务和生产任务溶合在一起，在经常抓紧经济任务的宣传中，同时注意贯彻抗美援朝宣传，国内外时事政策的宣传，避免孤立于生产之外，去进行政治宣传的脱离实际的做法。
第2、思想政治工作是细致而又具体的工作。
要做好这个工作，绝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政治意义与经济意义的宣传上。
一般的说明一个中心任务的政治的经济的意义，这是必要的，但如果只是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而且容易流为一般化。
因此，必须随着运动的发展，针对生产情况，紧紧掌握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态，把宣传工作渗透到各个领域里去，针对着各种思想障碍，正确地解释党的政策，统一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
宣传工作必须善于在各个时期中心任务中，提高职员、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之懂得个人和国家、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要通过具体事例，经常在工人中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使之懂得今天的努力正是为了明天的幸福，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要加强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团结，克服某些技术人员的旧思想旧作风，树立新思想新作风。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宣传工作成为提高技术提高质量的物质力量。
第3、全党做宣传工作，善于使用各种宣传力量，互相配合，避免孤立地去做；
在各时期的运动中，经常注意培养和提高宣传网，发挥宣传网的作用。
第4、必须依靠群众，发扬群众智慧，创造各种生动活泼的宣传内容和形式，及时抛弃某些陈旧的内容和形式，注意实效，克服形式主义，随时吸收新经验，克服保守主义观点。

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
——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
　周　文
对于目前的文艺战线，我提出三个意见。
一、有计划地有领导地
培养干部问题
文艺运动，必须有大量作品，而且必须有好作品，才有它具体的生动的内容。
我想这一点是谁也不否认的。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当时的各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同志都学习了，又都参加了当时的整风运动，改造思想，并且大都参加到各种实际斗争中去——就是说，大都或深或浅地参加了变革现实的实践，因而获得了创作原料，产生了大量的好的和较好的作品，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使解放区的文艺面目焕然一新，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表现了划时期的意义，对全国的影响很大。
无疑地，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上是有成绩的。
到一九四九、1950年全国基本解放以来，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的一切文艺工作者，都能够公开地学习毛泽东文艺方针了，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拥护并发表宣言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因而在全国造成了普遍的执行毛泽东文艺方针的热潮，陆续又产生了不少好作品和较好的作品。
无疑地，这两年多以来是有成绩的。
但是拿今天全国胜利后革命发展的形势来衡量，这成绩显然是很不相称的，显然远远落后于形势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地大，革命的发展是如此地迅速，新事物是如此众多地不断涌现，而我们有不少文艺工作者曾有不算少的革命实践经验，我们是应该出现许多思想性艺术性都高的作品的；
然而两年多以来出现的作品，除了一些好作品以外，一般地说来是远为逊色的。
这里不能不使我想到有计划地培养干部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创作，那是各人自己的事情，那是靠自己的锻炼，靠自己的才能。
这话自然是有它一定的部分的真理，那在旧时代在一定条件下也许是如此的。
但鲁迅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时候，就有了新的看法，他是主张“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
而在今天伟大的新时代，更须适应新的条件，采取新的方法，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干部，像过去那种在某些方面比较带自发性的自生自灭的现象，或手工业方式培养的现象，应该成为过去的了。
在今天，我们只有拥有大批真正忠实地而又很好地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干部，而且不断产生大量好的作品，才能够担当起当前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任务，才能够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很好地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因此我们决不应该自迷于自发，或自迷于手工业式的培养；
否则，一切都不免于空谈。
当然，谈到培养，国家对全国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切人民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予以足够注意。
这里，使我想到1942年以来、参加过整风、一直就在老解放区工作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在自我改造中，在革命实践中，在创作实践中，更应该认真刻苦地起先锋作用。
因为事实很明显，这些同志十几年来就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奋斗，有过思想改造经验，有过革命实践经验，这是时间——革命发展的状况曾经给了我们的优越条件；
无疑地，新区的同志在经过了若干年的努力之后，在这方面会补起这个间隔赶上我们，甚至超过我们的。
当然，这正是革命所欢迎的，革命是希望每个人都前进再前进的。
但在目前说来，既然老解放区的同志比起新区的同志来受过更多的教育，因此革命对他们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他们应该比别人更艰苦些，作得更多些，更好些，这是很显然的。
因为在目前说来，无论如何在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上他们应该起带头作用，起推动作用。
但是就我所知道的一点点来说，自从进了大城市以来，许多原来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大都作了行政工作，整天忙于事务，当然这种工作也并不是轻松的；
而有不少的同志，本可以继续到实践中锻炼，但却浮在表面，日夜奔忙，满足于到处参加集会，演讲。
因此有的人作品写不出来了，有的写不好了，有的则发生了变化，写了不好的文章，而且有些人自满于这种现状。
我以为这是值得警惕的。
当然另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某些领导者对于如何有意识地培养这些文艺工作者还注意得不够，或者还没有注意。
当然，某些行政工作不能完全放下不作，而培养干部的工作也不是没有，譬如一些文艺干部学校的创立，但我认为仅仅是这样是不够的。
从整个领导说来，从全国范围说来，对于文艺干部的培养，还不是系统的、有计划的。
现在似乎到了应该作出决定来的时候了。
在目前，为了政治的需要，应该抓住重点，就是应该对于比较成熟的作者课予更重的任务，使他们作出更多更好的榜样来。
既然这样，我希望各级与此有关的领导部门或领导者——党、政、军、群众团体的某些负责同志应当适当使用这方面的干部和有计划地培养这方面的干部。
如何使那些已经有些实践经验的同志写出东西，和如何有领导地抽调干部到实践中去锻炼，如何帮助他们学习与适当地组织他们创作，乃至经过那个系统派出去，而又能在一定期间要得回来和记得要回来，都应当有一定的规定，才能使有关部门有所依据。
而这样的工作，还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来管，建立自己的经常业务；
否则也将仍然会落空的。
我想我在今天就把这作为一个建议，希望同志们予以考虑。
二、更好地团结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问题
我们全国文艺工作者是团结的。
特别是自从文代大会以来，大家更明确地一致地在政治上团结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纲领之下，在文艺思想上团结在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之下。
两年多以来，由于我们有这样高度的原则的团结，所以在工作上才获得了很多成绩。
不过，现在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的团结是不是已经够好了？
没有一点缺点了？
我以为还不能那样完全肯定地回答。
在这些原则下团结，谁都不会有问题，问题是在于我们文艺工作者间在工作中，在行动中，还没有做到更好。
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不是少数人的事情；
必须发挥全国文艺工作者的高度热情才能搞得好，这是大家没有异议的。
但如何把全国文艺工作者的高度热情发挥起来？
这就须要靠我们全体同志努力，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督促，共同改造。
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们在这方面是否作得好？
就我的简单的某些感觉，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以我们整个文艺界来看，如果我们不是笼统地抽象地看问题，而是有分析地看的话，有党员与非党员的区别，有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与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区别，乃至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之间、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并不完全是一致的。
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区别，当然，承认这些区别并不是为了扩大这些区别，相反，而是为了大家更好地努力，逐渐减少这些区别，乃至在一定条件下消灭这些区别，使大家都更好更坚强。
因此所谓更好地团结的问题，所谓加强统一战线的问题，才具有它更深刻更现实的内容。
从这点说，我们文艺界虽然是团结的，但在相互间并不是已经团结得很好。
大家见面，彼此点头、握手，也能亲密地谈些不很重要的问题，但相互间很少接触到政治生活、文艺思想，很少互相开诚布公地把彼此的某些不同的见解拿出来，互相交换，互相批判，就是说，我们中间的政治空气还不浓厚，因此在这方面互相的了解很少，帮助很少，或者就没有什么帮助，就更谈不上互相学习，互相提高了。
这样，虽然也是团结，但是一团和气的团结。
这是表现的一方面。
表现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互相很少拿出共通语言，因此也就很少见面，很少往来，在文艺批评展开以来，除了在刊物上有些论争以外，在日常活动中仍然很少争论，很少批评自我批评，显得彼此很隔膜。
我想，这种现象是应该克服的。
只有我们彼此间在文艺思想上互相帮助，而且在政治上互相帮助，才更能发挥大家的热情，才更能发挥统一战线的力量。
我是共产党员，我想这一点，我们共产党员应该自我批评。
对统一战线，我们大家都有责任，而我们共产党员更有责任把它搞得更好。
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就指示我们，他说：
“我敢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
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赞成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
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
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
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
这个叫做内外夹攻，把毛病治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这个指示，对于我们共产党员至今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我们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路线，把统
一战线搞得更有力量，真正在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中发挥巨大的作用，首先在党内就要认真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同时在和党外同志的民主合作中，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接受他们的批评，用这样内外夹攻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毛病，更好地改造思想。
当然，团结是双方的，我们对党外同志有不同的意见，在虚心听取之后，尽可以互相交换，互相帮助，乃至互相批评。
只有这样诚恳地在政治上的团结，才会是更好的团结，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团结。
这个工作，应该靠我们大家自觉地努力来做。
但在领导上，除了我们党加强文艺统一战线的具体研究经常教育我们党员外，在文联，我以为也应该有些人负责做些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发动我们全体文艺工作同志来关心这个工作，发挥每个同志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来搞好这个工作。
在这次文艺界的学习中，将互相展开批评自我批评，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工作机构来经常提起我们大家的关心，我相信这次学习中造成的新风气将可以继续贯彻下去，我们的文艺工作将更活跃，我们大家都将在政治上得到不断的提高。
这算是我的第2个建议。
三、加强理论批评工作的计划性能动性问题
自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以来，不仅在文艺界，整个文化界都卷入了这个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我们大家都打开了眼睛，认清了好些问题，感到思想改造的重要。
除此以外，文艺界对于其它问题的批评，近来也是颇为活跃的。
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文艺界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个人认为很满意。
但是在今天，提到更高来要求，我以为我们文艺界的理论批评工作还应当提出新的任务，这任务，我以为是应该建立核心的文艺理论批评研究工作，有计划地能动地来进行理论批评工作。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地大，全国出版的书籍、刊物、报纸、小册子以及其它等等是这样地多，而今天大家都在改造过程中，各种思想相当庞杂，如果没有专门的研究，专门发现问题，要及时精确地了解动态，发现问题，是困难的。
就是说，除了像“人民日报”那样发动对“武训传”等的批评之外，单靠一些自发的批评活动，往往挂一漏万，往往不分主要次要，乃至往往不能很好解决问题。
因此，我以为在目前来说，这样核心的研究组织，在领导机关很有建立的必要。
它的任务，应该是专门研究各种文艺现象，发现问题，经过讨论，自己写文章，并推动各方面的人写文章。
当然，总的文艺思想有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但这样的机构作为领导的助手，那效果当会更大些，在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上，在文艺领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当可以更带计划性，从而对文艺工作者的经常学习上可以起一定的作用。
这里，我想附带谈谈关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在文艺工作同志中，我曾经看见有不少的人口头上都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要，但是真正认真准备比较系统地去学的似乎还不很多。
然而这对于我们却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呢，由于多年来作了别的工作，文艺作品是没有写了，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也还没有学多少，而且还没有学好。
但我对此曾经有过痛苦经验。
我过去是搞创作的，在搞创作期间，也曾经看过些马列主义书籍，但是并没有认真地钻研它。
当时曾经有一种错误思想支配着我，以为我是搞创作的，重要的是生活、斗争经验（这自然是对的），而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则似乎还不是那么紧迫。
后来经过整风，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在其它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政策也学了些，但还没有那么迫切认识到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
到1947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就把自己考验出来了。
晋绥的土地改革，它的成功与曾经发生过的几个“左”的偏向，毛主席是作了结论了的。
我是当地的一个工作者，偏向——或者说，那些错误，我也有份。
事后检讨的结果，看出自己还并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是有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在思想方法上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盲目性，在作风上还缺乏很深入踏实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因而在自己的一份工作中犯了错误。
事实证明这是由于自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少，也就是自己的思想改造还不够，因而在实践中把某些问题看不清楚，然而在那样极尖锐极紧张的斗争中往往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工作的损失非常清楚。
从此我才痛感到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迫切。
我想，一个革命者，无论作文艺工作或其它工作，就文艺来说，无论作理论工作或创作工作，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不能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在思想上彻底改造，缺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作风，在实践中便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因而往往要碰钉子，而且有时候要碰得头破血流。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的创作泉源是靠实践，如果自己的思想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在这样的革命实践中，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新事物面前，又如何能获得很正确的认识材料，而且具有真正很高的思想性艺术性？
从此我认识到，一面实践，一面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号召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我们大家在今天大会后就要整个进入学习了。
我想，如果我们有这样核心的研究组织——它是专门研究文艺思想问题的，参加这样工作的人就不仅要研究文艺问题，而且同时应该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因而它也将在这方面对我们的经常学习起示范作用和推动作用。
我们中国是这样的大，文艺工作者是这样的多，而今后提高思想以迎接文化建设高潮又这样的重要，特别是今后我们的文艺运动，应该有更高的理论水平，来发挥指导作用，即使各种工作都很重要，都需要人，但下决心从别的工作抽调一些人来专门搞这工作，斤两相较，我以为是千值万值的。
我认为这也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这个建议，也请同志们考虑。
以上三点意见，都请大家不客气地批评。
（原载文艺报第5卷第4期）

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与建立国际管制
——维辛斯基1951年12月12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的演说主席先生，各位代表先生：
苏联代表团认为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已获得若干积极的成果。
小组委员会帮助弄清楚了四国代表团中每一个代表团的立场是什么，帮助更清楚地确定了它们的意图和它们为自己规定的目标是什么，并消除了若干分歧，虽然这些分歧都是比较不大重要的。
但是苏联代表团认为这是小组委员会工作的有成绩的一方面，如果不提到小组委员会工作的这一个积极方面，那将是不正确的，正像过高地估计小组委员会所完成的工作的重要性也是不正确的一样，因为苏联和美、英、法三国在比较重要问题上的分歧在实质上还是依然如故，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全世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这就是小组委员会工作失败的一方面。
但是小组委员会所没有能够做到的，必须由十二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联合国大会、整个联合国来完成。
我们的崇高的任务就是要克服和消除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并且由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意义，无论如何必须把它们提高到应有的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代表团认为必须详细谈到这些问题的缘故。
苏联代表团不想去谈小组委员会所研究的每一件事，但认为必须谈到最重要的事。
美英法“提案”虽规定“裁军”
目标而三国军备却越来越庞大
我将从备忘录的第2段谈起，这一段讲的是共同目标。
备忘录说：
双方的建议——这里所谈的建议是指美、英、法三国提案中及苏联代表团的修正案中所提出的建议——在某些它们力求达到的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
备忘录举出苏联代表团已同意“三国”提案序言的第1段作为证据，这一段说：
大会期望“使全世界各国人民免除日益增加的扩张军备的负担，消除战争恐惧，并解放新的能力和资源用在复兴和发展的积极计划上”。
苏联在同意这种提法时是充分了解到它的意义的，是认识到上面所说的那样的重要义务——使全世界各国人民免除日益增加的扩张军备的负担，并解放新的能力和资源用在复兴和发展的积极工作上——所赋予它的责任的。
这是重要的义务。
同样地每个接受这种提法的国家在整个外交政策方面也必须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
苏联代表团，我相信，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凡是诚心诚意担当这个义务并愿意坚决地实现这个义务到底的，就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便有助于发扬上面所说的这个崇高目标并保证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在这个目标和那些保证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之间是不能有什么矛盾的。
如果这里有矛盾发生的话，那只说明了这些方法是不适宜用来达到上述目标的，因此，必须找别的方法。
人们在把“三国”提案序言第1段所说的使全世界各国人民免除日益增加的扩张军备的负担和消除战争恐惧的义务担当下来的时候，必须问问自己：
如何能完成这个任务——使各国人民免除扩张军备的负担，特别是日益增加的扩张军备的负担的任务？
如何使各国人民消除战争恐惧？
如何解放新的能力和资源用在各国的复兴和发展上？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结论：
如果不答复这些问题，或者对这些问题只提出模棱两可或者甚至不正确的答复，那末，事情就不能有丝毫进展。
可是如果要对上面的问题作出正确的答案来，那末就必须看一看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今天的世界里，军备是越来越庞大，军备给各国人民所带来的负担是越来越沉重了。
怎样造成了这种情形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要消除这种现象，可能而且必须使用什么方法呢？
现在我们不想重提我们曾在这里列举出来的许多事实，这些事实已经充分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只须重提这个事实，就是：
提出这个提案的三国政府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任何材料、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根据使它们可以否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北大西洋集团的盟国正在自己的国内疯狂地扩张军备，并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扩张军备。
这种情况当然不可避免地要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担负沉重的负担，而绝不会使这种负担减轻一点。
另一方面，它们没有任何事实、任何材料、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根据来把事情说得好像是苏联以及与苏联友好的国家正在进行扩张军备。
还有必要再提到一些吗？
我们是可以提出很多事实来的，因为甚至在小组委员会开始工作到小组委员会结束和第1委员会恢复工作为止这一段时间内，就发生了许多新的事实，它们雄辩地证实了我前面所下的断语。
明白了这一点，就容易判断究竟是谁才应该而且必须担负造成现在这种情况的责任了。
序言的第1段是十分重要的。
应该从这一段话里得出来的第1个结论就是：
我们有责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停止扩张军备运动，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国际监督。
这样，世界各国人民就会免除扩张军备的负担。
这样，世界各国人民就可以脱离危险，或者像三国提案的序言上所说的，消除战争恐惧了。
可是，提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的三国政府真愿意把这一点付诸实行吗？
过去我们在小组委员会上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向是真心诚意的，在这里我也必须以同样的诚意来重复这个回答：
不，他们是不愿意的。
这三个国家是不预备实行它们在序言中，在“三国”提案序言的第1段里所建议的事情的。
小组委员会上的辩论与美、英、法代表的尽力规避以积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特别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现在要谈到最重要的问题上的分歧了，这些分歧由于我们在以前所指出的原因，由于我想在以后提出的原因，在小组委员会上没有得到解决。
苏联建议提出了禁止原子武器
建立国际管制和裁军的具体办法
目前整个问题中最重要的，是禁止原子武器与建立国际监督制度的问题。
小组委员会花了许多时间与精力在这个问题上，详细地分析了三国的建议和我们的建议，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协议。
昨天劳埃德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临时又变了主意，他主张把整个问题缩小成为一个方面——成为一个禁止原子武器，同时又建立国际管制机构的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当劳埃德先生代表三国代表团发言时，在解释这些代表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方面，没有谈到别的；
这无疑是不忠实于客观原则，而这个原则又是他在这里讨论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时推崇备至的。
实质上，这个问题整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只有一方面。
苏联要求，并且坚决要求大会采取决定，宣布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以保证这项禁令的实行；
同时坚决要求大会起草公约草案，规定实行这项决定的办法，并在1952年02月01日以前提交安全理事会考虑。
这项要求包含在苏联代表团所提修正案中对于序言的第2段与第3段的修正以及这个修正案的第3段里——苏联代表团建议将此列入三国提案。
苏联建议大会同时通过两个提案，或者更正确地说，在一个提案里采取两个决定：
一个是禁用原子武器，建立国际管制机构；
另外一个是起草一项公约，规定以实际办法保证实行大会关于禁用原子武器与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的决议。
苏联的意见不限于这一点，它还要求立刻开始裁减军备与武装部队，并为此建议实行两项办法：
第1个办法：
在通过该决议的一年内，裁减中、美、英、苏、法五大国的军备与武装部队三分之一。
第2个办法：
召开一切国家（不论是联合国会员国或非会员国）的世界性会议，以审议大量裁减军备与武装部队的问题以及采取实际办法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国际监督以保证实施这种禁令的问题。
因此，根据苏联的建议，下述三个问题必须同时解决：
一、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和成立国际管制机构；
二、裁减五大国的军备和武装部队；
三、召开世界性会议，使所有其他国家都实现这个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劳埃德先生昨天硬说苏联要把禁止原子武器和裁减军备与武装部队这两个问题分开来的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缘故。
苏联对于三国提案的修正案说明了这些办法之间的有机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劳埃德先生在述说苏联对于裁减军备问题的立场时，也是不客观的。
美英法反对禁止原子武器，竟提出先建立国际管制的荒谬主张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政府不同意这个建议。
它们反对它，认为这个建议是苏联设下的某种陷阱。
美、英、法三国政府认为：
为了不落入这个陷阱，必须等到国际管制机构建立起来并且开始活动时再禁止原子武器。
它们认为：
否则，整个问题将变成只是禁止原子武器的诺言，而没有任何可能去确定这个诺言是否将真正实现。
这种考虑也不能认为是令人信服的。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特别是在它被一致通过的时候，不能看作是没有价值的，也不能认为是空洞的词句；
不能说它将来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苏联，我们认为，并且我们极坚定而明确地宣布：
即使没有任何制裁，我们也要认为这个决议对我们是完全有约束力的，而这种制裁将是为那些不想实行或者想破坏这个决议的国家规定的。
但是我们姑且暂时接受三国提案起草人的观点。
我们姑且假定，大家都同意首先必须像美国、英国、法国政府所建议的那样设立国际监督机构，并且使它工作起来，然后才能实施禁止原子武器的禁令以及处理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事宜。
我们不想重提，从苏联的观点来看，这种决定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它不能达到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但是，如果大会要完全像美国、英国、法国所坚持的那样去行动，在这样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三国（美国、英国、法国）政府建议成立的是怎么样的国际监督制度？
他们认为必须建立并且使它工作起来以确保——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禁止原子武器的国际监督制度，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将会得到，而且现在已经得到什么答案。
我们知道这个答案就是巴鲁区计划，他们正在把这个计划宣传成联合国的计划，三国——美国、英国、法国——政府坚持这个计划，寸步不让。
不错，他们曾说，如果有比巴鲁区计划更好的计划，他们愿意加以研究。
但是马上他们又补充说，没有更好的计划了，他们不愿离开所谓巴鲁区计划一步。
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
这个计划的缺点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明，而且连那些在过去拚命为这个计划辩护的人们也承认了这些缺点。
例如今年12月01日“泰晤士报”在“裁减军备”一文中指出这个计划的好处没有得到证明，把这个计划叫做乌托邦的计划，并且毫不掩饰这样重要的情况：
事实上，美国正像苏联一样难于接受这个计划。
“泰晤士报”说，事实上，美国正像苏联一样难于接受这个乌托邦的建议。
这不是对这个建议是否行得通这一点的颠扑不破的评价吗？
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不是证明了这个建议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吗？
在这样情况下，自然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甚至“泰晤士报”也认为这个计划一无是处，认为它是乌托邦的，事实上连提出这个计划的美国自己都不能接受，那末，美国、英国、法国政府仍旧支持巴鲁区计划是什么缘故呢？
在说到巴鲁区计划的时候，人们必须也想到这个计划的具体特点，像有名的分阶段制之类。
分阶段制是特别提出来使美国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建立了国际管制机构和这个机构开始工作以后，在实行了所谓对原子武器的禁令以后，保持美国自认为拥有的制造原子武器的有利条件。
这个分阶段制的意义，是要在签订了禁止原子武器的公约或者用某种其他方式通过了禁止原子武器的决定后，不立刻公布某人的秘密，不立刻禁止原子武器的生产，而是把这个问题拖到后来，拖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可以断定，拖到最后最后的一个阶段，拖到永远不会来到的时候。
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看不透这个分阶段制，所谓逐步地“报告与审查”制的全部奸诈阴谋。
美国、英国、法国政府不厌烦地谈到这个制度，然而并不真正希望“报告”和“审查”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大批屠杀人类的武器。
从本质上说来，美国、英国、法国政府所提出的反对立刻禁止原子武器的论据到后来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恐怕某一国家会违背这种决定，不执行这个决定，恐怕其他善意的国家会处在对它们三国不利的地位。
但是，恐惧常常误人。
在一般日常的事情上，它固然容易误人；
在政治问题上，则误人更甚。
恐惧使人糊涂，使人走上迷途，而采取错误行动。
然而，他们又对我们说，不能听从别人的话。
可是，苏联并没有建议任何人听从别人的话，它自己也不会听从别人的话。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苏联才认为必须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
按照苏联的见解，国际监督必须真正是国际性的，不能像巴鲁区计划的授意者的见解那样。
巴鲁区明白表达了这些人的见解，他说这个机构里的人员应该尽可能是国际性的！
西方因为拒绝同意马上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至少是拒绝在原则上同意，就处于为难的境地。
为了多少摆脱一下他们这种为难的处境，他们就说，必须到国际监督已经建立，并且正式实行的时候，才能宣布禁令。
美国的所谓管制计划是企图争取时间积存更多的凶恶武器
劳埃德先生说，苏联主张在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监督两个工作之间必须要有一段时间。
是的，这样一段时间的确是必要的，由于这件事情的性质，这一段时间是免不了的。
即使提出巴鲁区计划的人们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巴鲁区至少曾在1946年06月14日谈到所谓发展阶段时说过，在管制机构的章则被批准之后，必须要有一些充裕的时间，才能够最后组织起这个监督机构和监督制度，并使这个机构开始工作。
他还说过，只有监督原子能的制度真正实行之后，才能停止原子弹的生产。
自从他说过这句话之后，至今已经过了五个年头，然而以巴鲁区计划为基础建立国际监督的希望却完全破灭了。
这方面的情况是完全没有希望改变的，尤其是因为，像我们上面已经看得出的，巴鲁区计划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是愈来愈少了。
但是，就是在当时，五年以前，也不可能对巴鲁区计划所建议的解决原子武器问题的办法取得协议，他这个办法受到许多国家的激烈指责和反对。
但是，我们姑且假定，有一天，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监督的公约由各国签字并获得批准。
这时，它就立刻生效，因此禁止原子武器的规定也生效了，这样不用说道义和政治后果，单根据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法律后果，这就可以说是成为一个事实了。
这是些什么后果呢？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一切批准了这个公约的国家必须马上停止制造原子武器，尤其是要停止使用这种武器；
马上把已经制成的原子弹只用在民用目的。
根据一切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这就是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监督的公约经过签字、批准而生效之后所产生的两个后果。
但是，假如我们根据三国提案提案人的见解，这个公约纵然已经批准并已经生效，但仍然不能付诸实行，因为仍然要等待整个国际管制机构设立起来，等待选出必要的人员，等待整个机构开始工作。
但是这个机构真的会开始工作吗？
如果会，那末，准确地说，要到什么时候呢？
在这一点上，他们就一声不响了。
然而，如果不能保证这个机构真正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始工作，那么整个公约和禁止原子武器都要悬在半空中了。
我们早就请大家注意，艾奇逊、巴鲁区和李连塞尔所计划的所谓国际管制机构，实质上必然会是一个美国的原子超级托辣斯，它所执行的方针只符合美国的政策，甚至不顾英国——根据英国首相的权威发言，英国现在已成了美国主要的原子基地——的政策，更不用说照顾到法国的政策了。
一言以蔽之，就是只符合美国的政策。
美国要是容许发生别的情况，就一定有丧失在整个原子能问题上的操纵权之危险。
我们记得，那些并不需要为一己的目的而利用国际管制机构的客观人士分析巴鲁区计划时，一致的结论是：
一般说来，巴鲁区计划的目的在于妨碍整个禁止原子武器问题的解决。
艾奇逊先生1946年关于国际管制原子能的报告的附件也可以证实这种结论。
我以前也曾经指出过，他在那附件里露骨地说，在巴鲁区计划付诸实行以后，仍然不能认为是答应马上禁止原子武器，虽然以后可能产生这种必要。
无论在什么时候采纳禁止原子武器的决定，总要结合着有关美国安全的最高政策来考虑，要由美国政府考虑到国际形势的一切事实，并经过宪法程序才成。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如果通过了巴鲁区计划，如果巴鲁区计划（这个计划规定要按照它所建议的办法建立国际管制机构）实行了，美国就可以在这个计划实行后不禁止原子武器。
换句话说，就是在国际监督开始实行后，如果美国的利益，如果美国政策的所谓最高利益不需要禁止原子武器，或者需要一个截然相反的决定，美国就可以不宣布禁止原子武器。
用我刚才所引用的而艾奇逊既未否认又未更正的那种词句来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且又附有像艾奇逊致当时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信这样的文件中所包含的那种保留条件，这是什么意思呢？
要使我们相信苏联的建议——这个建议主张禁止原子武器并训令十二国委员会拟订公约，而在这个公约中既规定国际监督，又规定实行这个禁令的具体办法——是空想的和不现实的，相反的，规定先建立国际监督的建议倒是现实的，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这个计划必须以巴鲁区计划为基础。
这个计划如果获得通过的话，那可真是好话说尽了，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不说，那就是这个计划或这个公约一生效，就立刻禁止原子武器。
美国的计划中是不会谈到这一点的！
在美国的官方文件中，整个问题都取决于对有关美国安全的最高政策的考虑，取决于美国的宪法程序以及国际形势，根据艾奇逊的备忘录说，这个问题是应当参照国际形势来解决的。
但是，这种公式掩盖着某些保留，这种保留即使在管制机构已经建立并开始工作之后，也只会使这个机构走上最易向某种压力屈服的道路。
这些保留会使美国有可能来保护它自己，以最高政策和国际形势为藉口，而不受这个所谓国际管制机构的任何监督。
我们提出明确简单的解决办法：
禁止原子武器。
现在谁有这种武器呢？
美国和苏联。
我们明白而坚定地说：
“禁止原子武器。”
并且我们把实现这一点的义务担当起来。
他们告诉我们说：
“不，我们不能采纳你们的意见，接受我们的计划——巴鲁区计划吧。”
可是，他们所以要这样告诉我们，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他们所建议的巴鲁区计划永远不会使原子武器受到禁止。
他们所以这样说，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能够积存起越来越多的这种凶恶的武器！
他们向我们提出一个荒唐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威信，甚至在那些以前热烈支持它的人们中间，也已受到损害了，举例说，“泰晤士报”，而且难道只有“泰晤士报”吗？
因此，我们说，“三国”提案中虽然提出了禁止原子武器的问题，但是整个禁止原子武器问题要取决于国际管制机构的建立，而这个国际机构的开始活动又要取决于最高政策与国际关系的实况，这种提法，不过是一种遮眼法，只能够用来欺骗人民罢了。
可是，你们说你们并不要欺骗。
那么，就让我们把这些愿望变成人人都可以看到的有血有肉的行动吧，这样就会像序言第1段中所说的，真正向人民表明真情实况，使他们越来越镇静，使他们免除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将要被毁灭的恐惧，使他们免除战争的恐惧。
美英法实际上将不顾一切协定
继续推行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
我们说，美、英、法三国提案中那种对禁止原子武器与监督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一方面，禁止原子武器要取决于国际管制机构的建立；
另一方面，却又提出了建立这个机构的这样一种计划，这种计划：
（一）引起了某些国家以及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关于原子能问题的机构与专家大大反对，并给予否定性的评价；
（二）已受到若干国家的拒绝，它们不同意这种计划，坚决主张要有一种能够真正保证国际监督机构的建立、保证遵守国际法的基本标准以及保证国家主权受到尊重的计划。
因此，禁止原子武器的工作要取决于国际管制机构的建立，国际管制机构的建立又要取决于巴鲁区计划之是否被采纳，而巴鲁区计划之是否被采纳又要取决于最高政策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保留；
这种建议形成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没有逃出这种循环的
一条道路。
可是必须找出一条出路才行。
这一条出路，也许就是由联合国大会立刻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成立国际管制机构并训令十二国委员会（我们已在小组委员会中同意成立这个委员会以代替原有的两个委员会），草拟一项公约，规定采取办法以保证这种禁令的执行。
拒绝通过这种建议，正是拒绝打破僵局，这种僵局，在某些方面正在被人们故意地制造着，在某些方面是已经造成了。
这种僵局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五年，现在已经是打破这种局面的时候了。
我们的直截了当的问题是：
“三国”提案的提案人是否同意由联合国大会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以保证这种禁令的执行呢？
劳埃德先生并没有答复这个问题，他只说了一大套含糊其词的话，说什么“联合国大会通过三国提案，显然也就是宣布主张通过严格的国际监督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
小组委员会的工作表明了：
这种含糊其词的话，实际上是用来掩盖拒绝禁止原子武器建议的心意的。
虽然如此，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仍然是有益的，因为它对于揭露劳埃德先生原打算用外交辞令掩饰过去的那种心思，是有帮助的。
必须面对真理并且承认事实。
事实是这样的：
即使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议和关于国际监督的详细规定都包含在同一个公约里面，国际监督仍然不能在签订公约的同时开始生效，而是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才能生效。
为了要进行一整套复杂的组织工作，是必须有这一段时间的，而没有这种复杂的组织工作，这种国际管制机构就无法进行活动。
无意禁止原子武器的人抓住了由于这种事情本身的性质而造成的情况，他们的目的是对于停止原子武器生产和禁用原子武器一事加以拖延，把这一切都拖延到管制机构开始活动的时候。
可是照事情的目前情况看来，怎么也看不出有什么征兆，可以令人相信会作出规定来，保证这种管制机构大体上可以开始活动。
他们对我们说，我们的建议的意思是先禁止，后监督。
这话说错了，因为我们说：
必须同时采取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国际监督的决定，随后再履行由这种决定产生出来的一切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义务。
事实上拒绝在国际监督制度开始生效以前禁止原子武器的，恰恰是“三国”提案中所包含的建议。
这个建议的意思是：
即使各国都同意必须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国际监督，它们仍然可以不管这种协定而继续生产原子武器，甚至仍然可以使用原子武器，同时继续推行他们的军事计划，而且，更严重的是，继续进行它们反对别国人民的军事行动。
还应该补充一句，他们的论调是：
在国际管制机构开始工作以前就禁止原子武器的决定会造成一个漏洞，结果会使禁止原子武器这件事成了虚假的骗人的手段。
这种论调是根本不合逻辑的。
因为，这种骗人的手段一定会被人揭穿，一定会使采取这种不义行动的国家永远蒙羞。
苏联建议大会宣布禁止原子武器，符合亿万人民的内心愿望
还有一个情况这里也必须指出，就是虽然现在还没有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公约，但是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依照其政策在许多地方发动军事行动时也没有使用原子武器，虽然有一些疯人正在煽动现在就要使用原子武器。
这如果不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那就显然是常识上的考虑、谨慎以及恐怕使用原子武器可能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的这种心理，在约束着那些想进行危险的冒险的人们，使他们不敢采取这种步骤。
第2次世界大战已经提供了例子，说明某些道义上、政治上以及其他——我愿意说——生意上的考虑甚至使那些在法律上不受海牙公约约束的人们也没有对敌人使用毒气。
为什么现在讨论禁止原子武器的时候把这一切都忘掉了呢？
为什么现在大会要宣布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国际监督以执行它的崇高职责的时候，却有人藉口大会这种决定可能被某些轻举妄动的政府利用来达到不义的目的，而提出这样强烈的反对呢？
这种藉口是毫无根据的。
英国代表昨天企图把苏联代表团的计划说成也是分阶段的计划，但是他的企图完全落空了。
他列举了三个这样的阶段。
劳埃德之所以反对这个计划就是因为它规定了某种阶段。
那末，他为什么又同意三国提案中所提出的计划的那些阶段呢？
这是很难用一般人所接受的逻辑法则来解释的。
但是问题在于：
我们的计划并没有规定任何阶段。
如果考虑到下面这个事实，就不难了解这一点。
这个事实是：
分阶段制的实质并不是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
如果是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这倒是极为自然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立刻做好几件工作。
问题是在于：
分阶段制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为它规定了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要取决于许多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使负责这件工作的机构大有随便行动的余地。
这样，依照艾奇逊—巴鲁区—李连塞尔计划，在禁止原子武器方面，从管制原料阶段转入管制原子武器的生产的阶段是取决于若干条件的。
估计这些条件是否成熟，完全是领导机构的职权范围以内的事。
因此，依照巴鲁区计划，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并不是自然无阻地从一个状态转入另一个状态，或者从一个行动转入另一个行动，而是要由负责这件工作的人们随意决定怎样做。
如果分阶段的意义仅仅在于依照一件工作的物质方面所决定的必要顺序来完成这一件工作，这样来谈分阶段就是荒谬可笑的。
例如，照劳埃德先生昨天的论调说来，人们可以说，早餐也有若干阶段，并且把这种阶段数一数，可以从布置餐桌数起一直到吃最后一道菜。
我们认为，上述种种考虑都无可置疑地证明了不仅苏联方面和美国、英国、法国方面对于备忘录所说的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有着分歧，而且所谓“共同目的”也绝不是共同的和一致的。
必须清楚了解已经发生的局势。
为了要使这些“共同目的”成为真正共同的和真正一致的，还要做更多工作，要做很多很多工作。
我们没有丧失希望，在我们进一步不屈不挠地和耐心地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是能够达到这一点的。
为了辩明我们所提出的要求大会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国际监督的这个建议，我们曾经指出过，大会这种决定将有特殊的道德意义与政治意义。
现在我们还必须强调这一点。
大会的这种决定不会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是一张废纸，也不会是空话或骗人的手段。
它之所以不会是废纸、空话或骗人的手段，是因为它符合亿万人民的内心愿望，在客观上能够、必须而且也一定有助于消除或者至少是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它将有助于和平的事业，打击战争贩子和战争冒险的政策。
美英法在裁军问题上的无理主张，是要联合国蹈国联的覆辙
美、英、法三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的第2个分歧，是在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问题上。
苏联建议的实质是：
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苏联五大国在一年内应把它们的全部武装部队和军备裁减三分之一。
这个建议遭到了上述三国的反对。
然而，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它们提出的反对理由也是一点不能令我们满意的。
的确，他们说，假如只是裁减军备，而别人不知道各大国正在裁减什么军备和打算裁减到什么水平，那末，这种裁减军备就不能说是有利于和平的。
至于水平问题，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谈过了。
我们可以简单地追述一下这件事最基本的要点。
至今为止，提出关于水平的建议的人还不能对决定水平的原则说出什么合理的主张来。
艾奇逊先生上一次曾经想这样做，然而我上次已经解释过，他的发言是一点也不能令人满意的。
艾奇逊先生当时以国家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为基础，认为应该以这两点作为决定各国水平的准绳。
一个国家的领土愈大，人口愈多，它所拥有的军备和武装部队也就愈多。
然而，艾奇逊先生又说，必须定出某种限制，某种最高的限度，使水平不能超过这个最高限度。
这就等于说，如果采纳了艾奇逊先生所提出的关于准绳的原则，又采纳了美国代表上次所谈到的水平，那末，军备数量和武装部队的数量就既不和国土大小相称，也不和人口相称了。
那末，人们当然免不了要问：
这个所谓水平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如果从这个所谓水平出发，按照法、英、美三国代表在巴黎四国外长助理会议上所明确表示的那样做，这整个问题的最后结果就不会促成裁减军备，反而会促成扩张军备了。
这样，人们当然免不了要问，如果最后不会裁减军备，这个水平和整个关于所谓裁减军备的措施到底又有什么价值呢？
英国代表所提出的第2个问题是说，必须知道每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和军备的数量。
我们也很充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们曾经指出：
假如苏联所建议的裁减军备办法获得通过，那么关于武装部队和军备的一切数字就可以马上在会议桌上公开。
这一点从苏联修正案的第7段里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那一段说：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原子武器并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的规定之后，无论如何不得晚于一个月，一切国家必须向国际管制机构提出完备的报告，说明在上述规定通过之时它们的武装部队和各类军备（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详细情况。
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真是非常想知道关于苏联军备和武装部队的精确情报，这里就有一个最简捷便当的办法。
那样，劳埃德先生以及劳埃德先生在发言中一并代表的其他两个国家的代表，就再也无须引用连他们自己也承认并不十分精确（或者，照我说，一点也不精确）的情报了。
既然这样，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反对苏联关于五大国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三分之一的建议呢？
没有了。
也许他们还能说，这样裁减军备不会造成“均势”，而会让所谓苏联的军事优势不动分毫。
但是，如果连劳埃德自己也承认，他所引用的关于苏联军备和武装部队的数字是不精确的，那末，他怎能谈什么苏联的军事优势呢？
谁都知道，必须先有了关于军备和武装部队的详细材料，才能决定某一个国家是否有军事优势；
如果没有这样的材料，就不可能估计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的。
根据美、英、法三国代表的发言，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就是以所谓均势学说为基础的。
但是，这个学说从来不曾对和平事业有过什么贡献。
尤其糟糕的是，所谓“均势”其实从来没有过实现的可能。
例如，大家都知道，一九二一—二二年关于限制海军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也规定了远东的均势，可是后来就没有能够实现，这件事成了要想取得均势和造成稳定形势而实际上却造成绝对不稳定的情况最好的例子。
事实上，华盛顿协定不但没有保证远东的“均势”，反而巩固了日本在满洲南部的独占，使日本得到了战争发生时重要的战略保证，而日本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也的确利用了这个保证，用苏联政府元首斯大林生动的话来说，是把战后整个和平体系根本打乱了。
这就使我们想起了一个英国政治领袖的问题，一个可以说是相当机智的问题。
他问道：
像英国这种海军国的需要，怎能和苏联那种大陆国的需要均衡呢？
他又问道：
步兵师怎能和原子弹或重轰炸机队比较呢，喷气式飞机怎能和普通螺旋桨推进的飞机比较呢，现代的潜水艇又怎能和战前的潜水艇比较呢？
然而，西方不管过去的一切历史教训，不管还是不久以前的一切事实，不管希特勒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和法西斯意大利所发动的第2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另一方面却必恭必敬地记住国际联盟有损和平事业的行为，它们现在又企图使联合国组织走上以所谓“均势”来巩固和平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恶果是大家已经知道了的。
苏联不会走这条路。
苏联要求联合国不要走这条路，如果它不打算重蹈国际联盟的覆辙，不打算重复过去悲惨的回忆的话。
苏联对世界裁军会议提出明确办法，美英法则根本不想召开
备忘录指出，显然大家都同意召开世界各国裁减军备会议，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召集会议的方法和时间存在着基本的分歧。
不幸的是：
存在着这种分歧是事实。
但是分歧远不止是方法和时间的问题。
苏联认真对待召开世界会议这件事，因此建议大会用完全清楚和毫不含糊的话通过下述决定：
召开这种会议的方法：
由大会决定向一切国家——包括联合国会员国和目前还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的政府提出建议。
时间：
不得迟于1952年06月01日。
世界会议的准备：
建议安全理事会在三个月以内准备和提出实际可行的建议，以实施大会整个决议（我们正在讨论这个决议的草稿）中有关召开世界会议的部分。
现在看来已经很清楚，每一个真心赞成世界会议的人都应该毫无保留地拥护这些建议。
但是，美、英、法三国政府却提出不同的方法。
他们仅仅限于建议大会宣布这种会议应该召开，甚至不规定召开这种会议的大概日期。
他们仅仅限于表示会议召开的时间应该在十二国委员会的工作达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这时，委员会认为它的计划的一部分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提交给各国政府，因此可以召开会议了。
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问题就成了与任何实际可行的办法毫无关系的空洞的希望，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把这两个建议比较一下，就十分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全部分歧。
而且人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
三国政府事实上一点也不想召开世界裁减军备会议，也不想在最短时间内真正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
但是，这正是和平的利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利益所要求的。
各国人民要求联合国采取积极
措施结束美英法的扩军运动
我已经谈过在苏联和三国之间引起分歧的那一些最重要的问题，谈得够详细了。
遗憾的是：
这种谈论比我所希望的还要详细。
我这样作完全是想说明这些分歧是多么重要。
这种分歧是由于苏联和美、英、法三国在某一特定问题上，也就是说在禁止原子武器、建立国际监督并裁减军备与武装部队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所决定的。
消除这些分歧对于改善国际关系的紧张状态这个重要问题，对于改善国际关系的问题，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小组委员会中，我们已经达成了某些重要的决定。
这里有人说这是次要的决定，备忘录中也提到这是次要的决定，事实上也是次要的决定。
但是即使这样，它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方面每向前迈进一步，纵使目前是在次要的问题上，都会给我们一种希望：
下一步就可以消除在较重要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了。
我们正在为此而奋斗，我们要这样，我们正在为这一点而努力。
在小组委员会中达成了某些重要的决定，特别是关于把原子能委员会和常规军备委员会合并的决定，关于联合委员会的成份、委员人数以及工作程序的决定。
表决问题和“否决权”的问题也获得了澄清。
在这一切问题上都已经获得协议。
我相信在我右边的邻座可以证实这一点。
几乎无须强调这一切对和平事业是多么重要，对各国人民的福利是多么重要。
各国人民正在要求联合国组织采取积极的决定性措施，以便结束疯狂的扩张军备运动，这种扩张军备运动对那些走这条路的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使得大量的资源和精力都用在准备新的世界战争上面，而这些资源与精力本来可以用来减轻大西洋阵营中各国因扩张军备运动而遭受的痛苦，并改善被军事预算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民的经济状况。
联合国组织面临着巨大的任务：
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并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
为了加强和平，为了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这一工作，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利用一切机会来完成上述任务。
（新华社据塔斯社巴黎13日电）
（文内小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