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南京的党员
纪念邓演达殉难二十周年
【新华社南京30日电】
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南京市的党员纪念邓演达殉难二十周年，29日到本市麒麟门外邓演达墓地献花圈致奠。
按邓演达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在1931年11月29日被蒋匪介石杀害。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戴子良在广州逝世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政务院致电吊唁

【新华社30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戴子良，因病在11月29日上午八时三十五分在广州中山大学医院逝世，享年六十岁。
戴子良委员是广东省海丰县人，原在马来亚经营工商业，努力于华侨爱国民主运动，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8年回国，1949年参加人民政协，为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已于今日致电戴子良委员家属吊唁。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等有关机关已组织了治丧委员会。
30日上午九时举行公祭，遗体在下午三时大殓。

伦敦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揭露
美方无理建议的罪恶目的
是使战争状态无限期延长
【新华社30日讯】
英国伦敦“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28日自板门店报道：
美方关于监督停战的建议的真正目的，是拖延停火——使战争状态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求得“持久的停战”。
现在妨碍这项议程的解决的东西，是美方提出的远远超过军事停战会议范围以外的办法。
美方建议的实质，是使在朝鲜的军队在目前水平上无限期地处于战争状态。
朝中方面的建议的实质，是以尽快的停火和军事停战的办法消除战争，然后迅速举行高级和平会议，以解决朝鲜问题。
根据美方的建议，输入朝鲜的任何东西，任何新建筑物，恢复一个工厂，乃至修理一辆卡车，都可以被解释为集结军事力量。
对朝鲜北部来说，这样做将会使它陷于瘫痪状态。
对朝鲜南部来说，这样做就是认可破坏残存的朝鲜工业，并使美国的每一种消费品向朝鲜大量倾销合法化。
朝中方面反对美方的这种“永久停战”的办法。
朝中方面的建议既保障了朝鲜北部人民的利益，也同样保障了朝鲜南部人民的利益。
现在对视察问题大吹大擂的美方宣传家正试图使公众忽视一个显著的事实，即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决定视察什么，然后再决定怎样进行视察的问题。
而目前美方阴谋的一个方面，是想要把视察什么和怎样进行视察的问题搞在一起，就好像它们是一件事一样。
朝中方面的态度是：
监督机构应握有保证监督停战条款的实施所必需的权力。
至于美方现在在谈判中提出的防止集结武装力量的问题，朝中方面今天告诉他们说：
“假如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那么，实际上就没有军事供应品、装备和设施超过停战时的水平的问题了。”
南日并告诉他们说：
“为了迅速对第3项议程达成协议，我们认为你方不应坚持这种不适当的和行不通的建议。”
因为，归根结底说来，美国的计划实际上是无法实行的，只会引起无休止的纠葛，并阻止在这里获得和平解决。

关内铁路系统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结果
可为国家节约流动资金四万亿元
【新华社30日讯】
关内铁路系统清理流动资产和核定流动资金的工作已基本完成，现正进行汇集表报和材料调拨等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关内铁路系统经过这次清理流动资产和核定流动资金的工作，可节约下来上缴国家的流动资金共达四万亿元以上。
其中天津铁路管理局可以节省的流动资金就有四千亿元。
郑州铁路管理局清出的材料比核定后的材料定量多出十倍。
上海铁路管理局现有材料也超过核定后的材料定量五倍。
其他各铁路管理局现有的材料数量，也超过核定量数倍。
这次清理流动资产和核定流动资金的工作，对加强铁路干部的经济核算思想和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好处。
过去许多单位都建立小仓库或打埋伏，认为把材料都交出后，用起来不方便；
这次大家都自动把隐瞒下的材料交出来。
郑州铁路管理局清出的账外材料就值一百九十五亿元。
衡阳车辆段副段长郭海如原来藏了许多货车零件，打算在修车时作为节约材料上报，这次全交出来。
过去有些铁路工厂盲目生产配件，造成严重的积压资金现象。
如武汉江岸铁路工厂生产的制动闸瓦就可以用三年。
现在这种浪费资金的缺点也已基本上得到纠正。
工人们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已普遍加强。
如工人剪裁铁板，过去是随便拿起一张元铁就剪，现在都学会按照需要的大小式样来合理地利用材料。
但是还有部分领导干部对这项工作还不够重视。
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戚墅堰铁路工厂的厂长认为“材料这样多，实在不容易彻底清理，大体上差不多就行了”。
结果，戚墅堰铁路工厂到现在还有材料和料账不符的现象。
在清理流动资产和核定流动资金工作中，也发现有些单位对已决定上缴国家的材料的保管工作不够重视。
如衡阳机务段把上缴国家的机器和某些重要物资放在仓库外面。
衡阳工务段、天津车辆工厂也有类似情形。
天津铁路管理局所属各单位在选择定量以内的材料时，不注意利用旧料，尽量选用新料，把旧材料上缴国家。
这种不良倾向亟需纠正。
此外，有些单位还有一批容易失去时效的材料，如电池、医药等，需及时处理，否则将会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

在昨日双方代表团会议上
我揭露美方无理要求的卑鄙目的
【新华社开城30日电】
自从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大会进入了第3项议程的讨论后，我方即严格按照第3项议程的规定提出五项原则建议，规定了停火的具体安排，双方尊重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的具体安排，以及设立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具体安排。
我方的五项原则建议，是解决第3项议程的充分而合理的方案。
但对方却坚持维持停战协议签字时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要求，监督机构得以无限制的自由出入朝鲜的一切部分。
对方一方面声称，主张双方不得自朝鲜境外增加军队和军事装备；
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应该允许外国军队和装备的“必要的补充和替换”。
对方一方面声称，停战谈判是严格的军事停战会议，不应涉及政治问题；
而另一方面却又主张限制军事设备的修建，坚持监督机构应该有权到朝鲜所有的地方自由视察，直接干涉对方的内政。
对方一方面强调军事停战必须对双方部队的安全作适当的保证；
另一方面却又要求继续占领我方后方的岛屿置我方海面于炮火封锁之内，对我方的后方进行直接的威胁。
我方代表在11月30日的代表团大会上严词指出，对方所谓限制军事设备的增加的建议，其真正的目的只是在于阻止战后朝鲜的重建与复兴。
所谓在朝鲜全境自由视察的建议，其真正的目的只是在于进而直接干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政。
所谓外国军队和装备的必要补充与替换的建议，其真正的目的只是在于继续自朝鲜境外输入部队和装备。
既然停战，为什么还要运进新的部队与军事供应和装备？
既不放枪，何需弹药补充？
既不打仗，何需部队替换？
更又有什么办法区别从朝鲜境外输入的部队和装备及供应是“必要的补充与替换”，而不是军事力量与供应装备的增加？
既已确定军事分界线，并同意停止一切敌对行为，何以又拒绝以军事分界线为界撤出我方后方的沿海岛屿与海面，而企图使敌对行为随时得以再度爆发？
我方代表指出，除非对方有意拖延谈判或别有目的，对方就没有任何理由坚持这些不合理、不可行的办法，而应该就双方方案中已经同意和可能取得同意的部分，迅速达成原则协议，并商定细节的规定，使大会得以迅速进入第4项议程关于俘虏问题的讨论。

外国侨民出入及居留暂行规则
（1951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公布）
第1条外国侨民（以下简称外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境内出入及居留，除法令另有规定外，悉依本规则办理。
第2条外侨非持有经中国驻外使领馆签证之护照，或外交部、或外交部指定之机关所发之入境证并经检查站检验登记加盖戳记者，不得入境。
第3条外侨在中国境内居留，应向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居留登记并领取居留证。
外侨居留登记及居留证签发办法，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另定之。
第4条外侨在中国境内居留，应遵守中国人民政府法令。
第5条外侨在中国境内居留，应遵守中国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所规定之户口管理制度。
第6条外侨在中国境内旅行，应向所在地公安机关办理旅行手续。
外侨旅行办法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另定之。
第7条外侨出境，应向所在地公安机关办理出境手续。
外侨出境办法，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另定之。
第8条外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限令出境：
一、未持合法照证擅自入境者。
二、冒顶或伪造照证者。
三、无居留证或居留证逾期失效者。
四、受出境处分者。
第9条未满十二岁之外侨儿童，办理居留、旅行、出境各项手续时，可附注于其父母或监护人照证栏内。
十二岁以上者，按成人办理。
第10条中国政府机关、企业、学校、团体雇用之外籍员工，依本规则办理。
第11条无国籍侨民依本规则办理。
第12条各国驻中国之外交官、领事官、公务人员及其他经中国外交部认为可享同样待遇者，不适用本规则。
第13条本规则公布前，所有已颁布的有关外侨出入及居留问题之实施办法，有与本规则相抵触者，即行废止，依本规则办理。
第14条本规则自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之日施行。

巴黎今晚报记者贝却敌报道
我方在前天谈判中提出质问
乔埃心慌意乱表示无法答复
【新华社30日讯】
巴黎“今晚报”记者贝却敌29日自板门店报道：
朝中代表今天上午就美方关于第3项议程的建议的第3点和第4点的“理由”，提出若干尖锐的问题。
在乔埃表明他对这些问题不能回答之后，会议即在十二时三十分宣布休会到30日上午。
朝中代表要求乔埃说明：
仅仅在战争状态中保持军事现状怎么可能防止敌对行动的再起？
乔埃不能作出确当的回答。
南日将军表明，集结部队与供应品不是朝中方面的政策。
甚至维持军事力量的现有水平也不是朝中方面的政策。
朝中方面的政策是要降低军事力量的水平。
朝中方面在谈判开始时建议讨论完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但美方不愿讨论这一问题，为早日获致停战计，朝中方面同意将这一问题列入议程第5项。
南日将军告诉乔埃说：
“朝中方面不以为双方应继续集结部队。
相反地，我们认为必须撤退外国军队及其装备，以便真正地减少朝鲜境内的军事部队与供应品。”
南日将军指出，朝中方面的五点建议可以充分而合理地使停战得到保障。
乔埃认为他有权讨论增加或减少军事部队与供应品的问题，但无权讨论撤退或留驻部队问题。
朝中方面揭露了乔埃这种态度中的矛盾。
乔埃要讨论防止敌对行为再起的措施，但却不把这一问题与撤退军队问题一并讨论。
朝中方面直截了当地质问乔埃：
“你究竟要不要减少你们的部队？”
乔埃心慌意乱，无法答复。

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目前正在努力恢复和发展中。
在内蒙草原上，以前没有学校，现在却建立了有二百多学生的完全小学，使得兄弟民族人民的子弟有享受教育的机会。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贝子庙的锡林郭勒完全小学。
许多牧民的子弟都到这里来上学。

政务院举行第113次会议
【新华社30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13次政务会议于30日下午举行。
会议在听取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王诤副部长所作的关于中德签订邮电协定的报告后，批准了中德邮电协定、中德电信协定。
会议听取和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曾昭抡副部长所作的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计划的报告。
此外会议通过任免案及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免案多起。

救济总会北京市分会昨召开处理仁慈堂会议
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接管仁慈堂
市公安局宣布立即逮捕虐杀儿童的帝国主义分子雷树芳
【新华社30日讯】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北京市分会负责筹备的处理仁慈堂会议今日举行。
到会的有政务院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委员会秘书长伍云甫，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康克清，北京市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民代表，北京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委员会代表以及仁慈堂儿童、工人、修女等共一千多人。
会上，北京市人民政府代表接受了到会各界代表的一致要求，宣布接管仁慈堂，并由北京市公安局代表宣布逮捕虐杀中国儿童的仁慈堂前院长、帝国主义分子雷树芳（法籍修女）。
会议开始后，仁慈堂儿童代表上台悲愤地控诉了帝国主义分子残害她们的罪恶。
第1个上台控诉的儿童密敏华只讲了一句话，就泣不成声，她一字一泪地说：
在日寇侵占北京期间，外国修女们强迫她替日寇打麻，那时正是冬天，而麻要用冷水泡，她的手都冻肿了。
她十二岁的时候，修女们叫她在冬天跪着擦地板，腿冻得成了残疾。
她又哭诉了她的母亲在堂内被雷树芳等虐待致死的经过。
这时台下的几百个儿童也哭成了一片。
第2个控诉的儿童是胡慕嘉，她立在扩音器前，看去只像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但是实际上她已十五岁了。
她在仁慈堂的八年中间，曾经被外国修女们打昏过几次，被送过残废院，受过各种威吓和奴役，以致她曾患过肺病和其他疾病。
第3个上台控诉的女孩是蔺武才，她是抱病来参加大会的。
她愤怒地控诉说：
十九岁那年，北京解放了。
“姑奶奶（即修女）”们骗她们说“共产党来了，大的姑娘都要拉出去分配。”
这样，仁慈堂十五岁以上的女孩子，百分之三十被强迫嫁出，蔺武才也由院方作主给嫁了出去。
结婚那天晚上，她才知道新郎是个傻子。
她在这个傻子家里住了十一个月，因为忍不住痛苦才跑出来。
蔺武才说：
现在我已完全认识帝国主义分子丑恶面目了。
今后我要坚决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时，台下的几百个儿童也都停止了哭泣，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在重重磨折中挣扎成人的仁慈堂女工崔大扬，拐着残废了的双腿走到台前，揭发该堂外国修女活埋儿童的万恶罪行。
她曾经两次被外国修女强迫去活埋儿童。
受难儿童的家属代表周海川也上台控诉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
这时，全场群众愤慨已极。
孩子和到会各界代表一齐呼喊“要求人民政府惩办雷树芳”的口号，历久不息。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代表当即上台宣布：
人民政府坚决支持大家的要求，立即逮捕帝国主义分子雷树芳，并将迅速审讯，依法惩办。
台下立刻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接着发言的有：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康克清、北京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委员会主席张英魁、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刘清扬、民主党派代表陈铭德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秘书长浦化人。
他们都指出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恶，并都表示坚决支持仁慈堂儿童、工人的要求。
康克清和刘清扬的讲话中特别指出：
中国的母亲们应该和全世界的母亲们团结起来，共同保卫自己孩子的和平幸福的生活，对万恶的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在热烈的掌声中，曾在今年“七一”向毛主席献花的少年儿童队员程汝厂登台讲话。
她热诚地对仁慈堂的儿童们说：
“小朋友们，希望你们也很快地参加到我们这里来，让我们一同努力学习，共同过幸福的生活吧！”
仁慈堂的儿童欢呼起来，高喊着：
“我们要好好学习！”
“我们要做新中国的好儿童！”
最后，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局长董汝勤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正式接管仁慈堂。
她勉励全堂儿童今后在人民政府的教养下努力学习，做新中国的好儿童。

朝中人民部队继续坚强阻击和反击犯敌
发挥猛烈火力歼灭大批敌军
【新华社朝鲜前线30日电】
本社前线记者报道：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线继续坚强地阻击和反击向我进犯的敌军，取得了歼灭许多敌军的胜利。
21日，敌军一个营进犯铁原西北牧馆洞、三九五点八等高地的我军阵地。
我军某部以猛烈火力迎击，杀伤敌一百六十余人，并迫敌后退。
同日夜间，我军某部反击侵占涟川以北石砚洞的敌军。
一举歼灭了美军骑兵第1师第8团第6连的二个排全部，和一个火器排的大部。
23日晨，敌军一个团猛犯杨口西北边岩洞东南八九零点二高地，遭到我军某部顽强的阻击和英勇的阵地反击战。
到黄昏，敌军受创后溃退。
这次战斗中，该部歼灭李伪军第7师第5团的第6连全部，和五、七、八等三个连的大部，共毙伤敌六百余名。
仅遗弃在我军阵地前沿的伪军尸体就有二百多具。
23日下午，我军另部向侵占铁原西南高旺山地区的敌军发起反击，经短促而激烈的战斗，先后攻占高旺山主峰及其附近的一零零、二零零、二四零等高地，歼灭美军第3师第7团第5连和另一个火器排的全部，及第4、第6两连的一部。
24日晨，两个营敌军在十多架飞机和许多大炮的配合下，向该地区疯狂反扑。
我军以猛烈火力杀伤大批敌军后，主动撤离高旺山主峰。
24日晨，我军某部反击高城以南月飞山以东三五一与二零八点三等高地的敌人，仅战斗一个多小时，就占领该两高地。
该部并击退敌军一次反扑，以上共杀伤敌六百多人。
下午四时，敌军又集中一个营兵力向我三五一高地反扑。
我军暂时主动撤出。
当天晚上，我军以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奇袭该处敌军，又杀伤敌一百多名。
此外，我军并在某些地区击退来犯之敌。
临津江东岸洙澳洞地区的敌军，以战车四辆配合满载在十三辆汽车上的步兵渡江西犯。
我军某部以远射程炮火猛烈轰击，将敌四辆战车全部击毁，并击毁其汽车七辆，和杀伤在车上的敌步兵一百五十多名。

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北京文艺界开始整风学习
胡乔木周扬两同志号召改造思想改进工作
【新华社30日讯】
根据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关于改造思想的号召，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号召北京市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进行学习，以期达到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的目的。
全国文联并准备利用此次北京学习运动的经验，进一步在全国文艺界普遍展开这一学习运动。
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是在本月17日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
文联常务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在检讨目前文艺工作状况时指出：
两年多来，全国文学艺术事业虽有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后，文学艺术工作者在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成绩远不能够满足国家和人民的要求。
一般地说，文艺工作是落后于现实的发展的。
文联常务委员会认为文艺工作的这种落后的思想根源，就是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迎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而为了战胜这种倾向，就必须采取整风学习的方法。
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了学习动员大会，到文艺工作者八百余人。
在这个大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周扬作了阐明此次文艺界学习运动的意义的报告。
胡乔木在报告中着重批评了文艺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纠正的方法。
他说，在目前文艺工作中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以致妨碍了文艺工作的前进。
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也是劳动人民，但它不能领导国家前进，因此也不能领导文艺运动的前进。
小资产阶级群众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够发挥它的力量，才有光明的前途。
我们的文艺不应该降低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来为他们“服务”，而应该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教育他们，提高他们。
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才是既为工人阶级服务，也为小资产阶级群众服务，既受工人阶级的欢迎，也受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欢迎。
总之，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使全国人民都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为了改进我们的领导，胡乔木指出：
第1，应该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学习，分清是非，确定立场。
第2，应该充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使文艺成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的武器，使文艺机关团体成为战斗的机关团体。
第3，应该整顿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反对庸俗的敷衍了事的推诿责任的作风和自由主义、事务主义的作风，缩小和加强行政的领导，扩大和加强创作和批评的领导。
第4，应该整顿文艺团体，使成为切实负起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批评、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的任务，并监督文艺工作者像其他劳动者一样，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创作为人民所需要的作品。
第5，应该整顿文艺出版物，反对粗制滥造的作风。
最后，胡乔木强调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成为文艺界的学习模范和劳动模范，应该坚决消灭文艺界党员中的任何无纪律现象。
周扬的报告详细说明了由于领导上的放松或放弃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文艺思想战线上产生了思想界限不清的混乱现象。
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在某些文艺机关中居于领导地位。
有些领导者对于各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失去了应有的警惕。
没有组织和领导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工作，没有反对文艺界存在着严重的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倾向和严重的自由主义作风，没有反对“武训传”的制作、放映和对“武训传”的赞扬，没有展开批判文艺工作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都是这种事实的具体表现。
对于领导方法的改进，周扬指出：
（一）要树立思想领导，反对事务主义的领导；
（二）要树立集体领导，反对个人领导；
（三）要改造文学艺术机关和团体，使它们有效地担负起团结和组织文艺工作者进行学习和创作的任务。
在大会上继续发言的有丁玲、欧阳予倩、老舍、李伯钊、黄钢、瞿希贤、华君武、李广田等八人。
丁玲批评了若干全国性文艺刊物的缺点：
方针任务不明确，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发展，编辑工作缺乏领导和检查。
她首先就“文艺报”的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文艺报”的方针不具体，没有负起领导文艺思想的责任。
接着她批评了“人民文学”。
全国文联或全国文协都未讨论过“人民文学”的方针，“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上把全国文协的六条方针照样抄上作为刊物的方针，而关于如何实现这个方针却只字未提。
“人民戏剧”从未提过自己的方针任务，毫无时代特点，甚至连那一年创刊都看不出来。
由于这种情况，文艺刊物上就常常发表一些可有可无的文章，甚至发表了有害的作品。
某些文艺刊物的编辑害怕批评，有的甚至有小集团的作风，对自己的朋友不愿得罪，坏作品也加以推荐。
这类情形今后决不能容许继续存在，必须坚决执行文联常委会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把现有的文艺刊物加以调整，集中力量办好几个主要的刊物。
欧阳予倩和老舍都表示热烈拥护这次学习，认为必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老作家也应该和青年作家一样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改造思想。
欧阳予倩就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提出了自我批评。
中央戏剧学院一年来没有创作出好的作品来，这是由于没有把思想领导放在第1位。
领导干部中存在着自由主义的作风，例如他和张庚同志相互间缺乏批评，表面上“一团和气”，骨子里却很空虚。
老舍批评了某些文艺工作者骄傲自满的毛病，并检讨了他过去作品中的倾向。
他认为：
没有原则的幽默，使得人们凡事都付之一笑，实际上就是助长了敷衍苟安，混过一天是一天的生活态度，对于人民是有害的。
李伯钊就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进行了检讨。
她批评了自己向来只喜欢听别人说成绩，不愿意听别人说缺点的毛病。
她说，一个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及时检讨自己的错误，违反党章的这个规定是不许可的。
黄钢针对电影界的思想状况提出了批评。
他说，电影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很淡薄，许多电影工作者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还缺乏了解，电影方面还缺乏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因之出现了好些阶级观点模糊甚至于宣传反动思想的影片。
而电影方面的某些领导同志竟可以容忍这种现象，这是严重的。
他提议电影方面自领导同志起，应当做一次切实的深入的检查。
瞿希贤的发言，指出了音乐界的许多严重问题：
第1是没有思想领导，对于脱离生活、技术至上的资产阶级创作思想没有展开批判；
在音乐教育上没有明确的方向：
存在着轻视民族遗产的偏向；
在演唱艺术上存在着不从生活出发的形式主义；
“人民音乐”和音协都没有发挥领导作用，对音乐界所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
第2是音乐工作者存在着严重的脱离生活、脱离政治的倾向，有的人以为搞音乐可以不问政治，甚至发展到把听政治报告当作派公差；
有的人不愿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只关起门来作曲，因此，很多作品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代替了工农兵的感情，这样的作品自然不为群众所欢迎。
华君武的发言批评了某些美术工作者忽视政治和粗制滥造的倾向。
李广田就大学文艺教学方面的缺点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检讨。
大会对于以上发言者的勇敢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精神，出席大会的文艺工作者，都表示很大的感动，情绪始终热烈。
他们对此次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一致认为是及时的，必要的，并且，充满了成功的信心。
参加这次学习的包括下列各机关、学校、团体中的文艺工作者：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电影局、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央文学研究所、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北京市音乐工作团、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
大会所决定的学习方法是通过听报告和阅读文件，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联系自己检查思想与作风，讨论改进工作的办法。
学习文件包括：
毛主席著“实践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斯大林给别德内依的信”（载08月12日人民日报）、毛主席著“反对自由主义”、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四个决定和日丹诺夫“关于
‘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为了统一领导这一学习运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决议组织了“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由丁玲任主任委员，沈雁冰、周扬、欧阳予倩、阳翰笙、陈沂、沙可夫、田汉、袁牧之、李伯钊、蔡楚生、马思聪、吕骥、老舍、江丰、梅兰芳、李广田、林默涵、严文井、吴雪、朱丹等二十人为委员。
各文学艺术机关、学校、团体成立学委小组，分别领导各单位的文艺工作者进行学习。
动员大会后，各学习单位都定出了学习计划，召开了动员大会，并已开始阅读文件。

首都工商界完成献机四十架计划
辽西省捐献计划超过目标
【本报讯】
首都工商界已在11月30日提前超额完成半年捐献战斗机四十架（折价六百亿元）的计划，实缴款额已达六百一十五亿多元，并在陆续缴款中。
全市工商界在胜利完成捐献计划之后，决心将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情，贯彻到增产节约运动中去。
（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
【本报讯】
辽西省已超额完成捐献武器计划。
截至11月21日止。
全省各界人民已缴款五百三十八亿七千余万元，超过原订捐献战斗机三十架、大炮五门（总值四百九十五亿元）百分之九。
全省二十五个市、县中，有十一个市、县超额完成了原来的捐献计划。
（何戍）

“不问政治”的自然科学工作者
应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
编辑同志：
尤金博士的“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见10月十七、18日人民日报），论述到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并扩展到自然科学的领域。
尤金博士说明“自然科学是以有机的和无机的自然为研究对象，它们是直接替生产服务的”，因之，自然科学的本身不是有阶级性的。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由于自然科学家都是各有不同的世界观，由于自然科学是替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的，这就使自然科学带上了上层建筑性质的因素。
我认为尤金博士的这一论述，对于每一个自然科学家来说，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尤金博士在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家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就是指的自然科学家所采取的立场问题。
在我们的自然科学界，长时期普遍地存在着“不问政治”的倾向。
有些自然科学家，自以为埋头研究技术，而不问研究的成果为谁服务。
致使反动阶级攫取了他们的研究的成果。
这就正如尤金博士所说：
“统治阶级为着本阶级的政治的目的而公开地和厚颜无耻地利用自然科学来同工人阶级、同劳动者作斗争。”
这种所谓“不问政治”，实质上却是服务了反动的政治。
这是一个立场问题。
过去有着“不问政治”的错误思想的自然科学家应加以检查，并认真学习尤金博士的这一论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脚跟站稳到人民方面。
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为人民的建设事业而服务，使自然科学获得新的更高的成就。
沈其东

中国纺织工会苏南区委员会
应检查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中的各种错误作法
苏南区已经重点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十六、七个棉纺织厂中，大多数都把郝建秀工作法的意义理解错了。
他们错误地认为郝建秀工作法的精神，就是单纯增加劳动强度的所谓“三勤三快”。
这样推广的结果，在开始的很短时间内，皮辊花也曾一度降低；
但是，为时不久，工人就坚持不下去，而反对推广这种“三勤三快”的工作法了。
推广工作自然很难继续下去。
据初步了解，这种错误的造成，是由于各厂的党、行政和工会对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工作不够重视，同时，中国纺织工会苏南区委员会对推广工作的情况，也没有及时进行检查。
苏南区委员会应该及时发动群众进行检查，彻底揭发各种不重视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现象。

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而斗争
武汉市大部分棉纺织厂
应纠正忽视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现象
武汉市绝大多数棉纺织厂的党、行政和基层工会，都没有重视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工作。
他们没有把推广工作和民主改革结合起来，民主改革和生产脱节了。
到10月为止，武汉市只有震寰纱厂在细纱车间，全面展开了推广工作。
裕华纱厂、第1纱厂、申新纱厂由于民主团结尚未结束，只在各组内抽调一部分人学习，准备“转入生产”后再全面推广。
目前，在各厂进行推广工作的，只是中国纺织工会中南区委员会和武汉市委员会派到厂内的一些干部。
各厂的党组织、行政和基层工会，则没有领导推广工作。
因之，各厂的推广工作就没有形成群众性的运动。
推广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检查制度、成纱过磅制度及各部门工人的联系问题等，都不能及时解决。
武汉市原计划在今年要在全体细纱工人中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但就目前情况看，这个计划是很难完成的。
中国纺织工会中南区委员会和武汉市委员会派干部到各厂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这是对的；
但是，还应发动群众，检查郝建秀工作法推广工作。
这样，才能形成群众性的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运动；
只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把推广工作作好。

大家都来参加体操
编辑同志：
关于推行体操的消息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注意。
我们机关里，有许多同志的身体是不够健康的，大家时常感到有锻炼身体的必要，但是苦于没有运动的设备及场地；
个别同志也曾提倡体操，可是由于没有人领导而不能坚持。
很显然的，没有很好的身体，是不能保证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任务的。
同时，不健康的身体容易生病，使我们在经济上、时间上受到很大的损失。
因此，我们应该响应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等九个单位关于推行体操的号召，并希望全国各机关、团体、学校的行政及党、青年团组织支持并协助这一活动。
参加体操的同志，也不要因在短期内见不到显著的功效半途而废。
陈庭佑刘年章瑞年闻友信

天津中国矿业学院学生
要求教师认真清算错误思想
编辑同志：
天津中国矿业学院的同学们，对于教师们的学习运动都是非常关怀的。
他们以实际行动帮助老师们学习。
电机系同学在写给老师们的信上说：
“你们是直接教育培养我们的人，你们的学习与我们的学习是有密切关系的。
为了便利老师们学习，我们保证专心听课，加强自学，减少老师的辅导时间。”
我们觉得，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有些教师已经认识了自我改造的必要，开始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检查自己。
但有些老师还应该深入学习，进一步批判自己。
某些教师平日的教学工作是很难令人满意的。
譬如担任机械系二年级热功学的教授，上课时硬把书上所说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上黑板，完全没有讲解，不管同学听懂听不懂。
电机系一位教力学的教授，只凭自己的主观经验来教学，不能切合同学的要求。
他平时不能很好地接受同学们的建议和批评，讲课时总是夹杂着英语，把同学弄得模模糊糊。
有些教授还存在着严重的雇佣观点，机械系同学有一次请一位教热机的老师讲解一个代数题，这位老师竟说：
“我又没有挣这份小米。”
还有很多老师向同学们宣扬美国的“物质文明”，瞎说“美国每个人都有汽车……中国连教科书都是从外国抄袭来的。”
有些老师讲课时举出的例子都是美国的。
采煤系的一位同学说：
“我们又不到美国采煤，干么讲这些。”
某些教授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还没有正确的认识，一位教测量的教授说：
“中国人不会使用仪器。”
教授们有了这些错误思想，我们的学习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们热切地希望教师们本着为祖国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切实地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把这次学习搞好。
天津中国矿业学院通讯组

天津小站稻产区二百多个水稻千斤户丰产经验介绍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
天津附近小站一带，在今年的爱国丰产运动中，出现了二百余户水稻千斤户（每亩产量千斤以上），这是我国历史上水稻的最高产量。
为总结与推广这些丰产经验，本部特派粮食生产司副司长王志民、莫定森，率领工作组前往调查。
兹将调查报告发表如下。
其中各项经验希望展开讨论；
并望各地区都仿照这样的办法，仔细地调查与总结当地的丰产典型经验，加以推广以便在明年普遍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天津小站一带，为华北著名的稻米产区。
这一带共有一万九千余农户，九万四千余人，二十六万余亩稻田。
解放以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稻田单位面积产量逐年提高。
在过去日寇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带水稻，每亩产量仅二百五十斤到三百五十斤。
解放后的第3年，即1950年，有些村和互助组的水稻产量，平均已达六、七百斤。
陈春述等五户，每亩水稻最高产量达到了一千斤。
今年在爱国丰产运动中，这一带又发动了千斤竞赛运动。
在运动中，有二百多户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了一千斤。
其中：
宁河劳动模范刘长文，创造了我国水稻每亩丰产一千四百斤的最高纪录：
张贵庄刘树德、小苗县玉田创造了每亩产稻一千三百斤的纪录。
每亩产量一千二百斤的有二十八户，一千一百斤的有五十五户，一千斤的有一百一十四户。
参加互助组、生产合作组的农民，每亩产水稻一千斤以上的，就有二十户。
他们获得丰产的主要经验有如下各项：
要多施肥，而且要施在火候上
1、施肥充足。
当地农民认为获得水稻丰产的主要原因是肥料充足。
他们的经验是：
应施多少肥料，就施多少肥料。
既不过少，也不过多。
肥料缺少，不能达到高产量；
肥料过多，也会招致减产。
同时，要在作物最需要施肥的时候，予以充分供给。
施肥办法，要看土壤肥瘠，雨量大小，栽植密度和作物生长状况来决定。
丰产户每亩地施豆饼二百五十斤到三百斤，硫酸铔十五斤到二十斤。
施肥少的，植株生长不良，减产颇多。
在土质较差或地力瘠薄的田中，需多施肥料。
杨金起有一块沙土地，过去不施肥，每亩只收二、三百斤。
1950年施豆饼四百五十斤，看样子还不够充足；
今年每亩施豆饼五百斤，产量达到一千斤以上。
合理的施肥方法：
在栽秧后四十天之内，分三次施肥，在栽秧六十天后，即不能再施肥。
因为肥料种类不同，所以施肥时期和数量也应有不同。
姜德玉在耖地后，施用二千二百五十斤人粪干做基肥；
栽秧后二十天，施用一百四十斤豆饼做追肥；
再过十五天，又施用
二十斤硫酸铔。
他说：
“施肥要看天气，因为今年雨水小，所以末后又上了二十斤肥田粉。
如果今年雨水大，我这二十斤肥田粉就用不上了。”
邹玉彬在栽秧七、八天后，每亩施二百斤豆饼，过二十五、六天，挠二遍秧时，施用一百斤豆饼做追肥；
在三十七、八天，又上了一次硫酸铔追肥，每亩十八斤至二十五斤。
水稻在各个发育阶段，需要不同数量的肥料，所以必须采取分期施肥的方法，才能适时、充分供给作物需要的养料。
播种前所施基肥，有两个作用：
一是培育地力，一是供给秧苗从移植、还苗到分蘖前所需用的养料。
挠第1遍秧时所施追肥，是为了供给秧苗从分蘖到开花前需用的养料。
这是水稻最需要肥料的时候，所以丰产农民多主张在四十天以内，把肥料全部施上。
这是完全合乎科学道理的。
施用追肥的具体时间所以有些区别，主要是考虑如何使肥效能继续赶上作物的需要。
第2次追肥，以插秧后十五、六天施用为宜。
姜德玉用人粪干做基肥，肥效可以持久一些，所以他在插秧后二十天才施第2次肥料。
邹玉彬没有施基肥，而在插秧后七、八天，施了第1次豆饼；
在插秧二十五、六天后，施了第2次追肥；
第3次施肥时，正值水稻开花结实，所需氮肥很少，所以用了少量硫酸铔来补充。
这一带的土壤中，缺乏氮素和有机质，所以把粪肥、豆饼和硫酸铔配合起来，分三次施用，是比较合理的。
但在水稻生育后期，如果雨量太大，气温降低，水稻所需要的光热不能充分供应，氮素肥料就不能多施。
在这种情况下多施氮肥，不但不能增产，株苗反而容易倒伏，以至减产。
劳动模范王桂林用紫穗槐（紫穗槐为一种多年生灌木，用做绿肥可以增加产量，改良土壤）做基肥，已经试验成功。
1949年，他在渤海区农垦管理局开会时，听说紫穗槐是最好的肥料。
回村以后，他便开始栽植，以便施用紫穗槐。
根据他的经验，在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施用紫穗槐的水稻，比施用其他肥料的水稻，植株高出二、三寸。
每亩施用七百斤紫穗槐，即可收稻谷一千三百斤。
根据他的试验，一百斤紫穗槐的肥效，等于三十四斤豆饼或十五筐
（每筐八十斤）人粪干的肥效。
又据军粮城农场试验：
水稻地连续三年施用紫穗槐，第1年每亩增产一百九十五斤，第2年增产二百四十九斤，第3年增产三百五十八斤。
这种情况证明，用紫穗槐做绿肥，不但肥效大，并且可以保持与增加地力，稳定并提高产量，值得提倡。
深耕密植，改进栽培技术
2、深耕密植。
这一带土壤，表层多疏松，下层多坚实。
因此，深耕对于增产的效果很显著。
过去小站农民多用耠子耕地（按耠子耕地只能耕三寸深），现在已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用铁锨翻地或用新式步犁耕地。
前营劳动模范姜德玉，曾试验了耠地和耕地的不同效果。
在同样土地、同样待遇下，用耠地办法培植的水稻，每亩产八百九十斤；
用翻地办法培植的水稻，每亩产一千一百斤；
用新式步犁耕地的水稻，每亩产一千二百斤以上。
他认为，实行深耕，把生土翻上来，对于洗碱及水稻发育，有很大作用；
对于消灭杂草，也有很大帮助。
他的经验是：
深耕六寸以上，就很少有杂草，而只耕三寸的，杂草就很多。
小站一带过去种的籼稻，株行距为一尺左右，自改种银坊稻后，改为八、九寸；
最近二、三年来，由于深耕和增加施肥的关系，株行距又逐渐改为六、七寸。
据军粮城农场试验：
每亩栽秧二万墩，每墩五株，每亩约合十万株，产量很高。
但当地丰产户每亩栽秧一万五千墩，每墩七、八株，约合十万零五千株至十二万株，产量则超过农场。
因为每墩植七、八株，每株平均发一个杈子，每墩可增殖至十六、七株或十七、八株。
这种栽培方法，穗头整齐，成熟一致，产量既可提高，又便于田间工作。
在耕作栽培中，除深耕密植外，最重要的是平地工作。
丰产户李玉阶很强调这一点。
他说：
“深一片，浅一片，什么时候也长不好。”
讲究灌溉、注意排水
3、讲究灌溉。
掌握灌水时期和灌水深浅，有控制水稻生长的作用。
因此，洗碱、灌水、落干都需适当。
在插秧前，首先要洗碱。
头一次灌水，深可五、六寸，要淹没泥块，并需浸透。
以后每次灌水，深三、四寸。
一般要洗碱二、三次，新开荒地的洗碱次数，要更多一些。
新立村的土地含碱量较多，劳动模范王桂林在插秧后，隔十天洗一次；
挠二遍秧后，隔二十天洗一次。
这样作，肥料虽然流失一些，但比不洗碱还好。
总之，洗碱次数要看土壤盐分而定。
次数太多，土壤中蓄存的肥料容易流失；
次数太少，不能把碱洗净。
怎样才算把碱洗净呢？
当地农民的经验是：
只要泥不粘脚，就表示洗好碱了。
其次，掌握灌水技术。
在插秧时，水要浅一些，过深即不便栽植。
栽好后，要放大水，以减少秧苗叶面蒸发，促进还苗。
水的深度以秧的大小为准。
普通须灌水二寸左右，但以不淹没秧苗为原则。
在挠第1次秧以后，灌水要浅，以促进分蘖。
在挠第2遍秧并施追肥以后，需增加灌水深度，最好增到二寸，以阻止无效分蘖。
自分蘖至孕穗前，是水稻发育旺盛时期，蒸发量较大，必须增加灌水，要有二寸至二寸半深，以供给足够的水分。
在抽穗开花期，千万不要断水。
至黄熟期应放小水。
在收获前十余日，即停止放水。
水稻生长情况，与排水有极大关系。
因此，排水渠道要通畅。
排水干沟，应设于水田外围。
田间排水沟通常设于每段地两侧，引水沟设于每地段的中部，中间引水，两面排水。
田间排水沟应比田间引水沟深五寸至一尺，排水干沟比田间排水沟要加深二、三尺。
这样才能使田间盐分随水排掉。
灌水深浅和除草也有很大关系。
如挠秧后杂草再生，要落干一、02日至三、04日再灌水，这样可以抑制杂草生长。
此外，要特别注意拔除稗子。
根据梁凤桐的经验一株稗子可以影响四墩稻苗，故在插秧后十五天至二十天，要拔稗子二次。
时间不能过早，也不能过迟。
过早稻根还没有扎好，过迟则稗子发育旺盛，影响水稻生长。
选用良种，培育壮秧
4、选种育秧。
注意选种，对丰产有很大作用。
这一带地区的农民，过去没有留种习惯。
以最好的改良种银坊稻来说，也已相当混杂。
近两年来由于提倡连年穗选，才逐渐提高了产量和品质。
前营梁凤桐对选种非常重视，他的稻子完全由单穗选出，长的特别整齐，产量高，品质好。
他的稻秧，在七、八天内能全部抽齐，比一般户的稻子早熟几天。
今年宁河丰产模范刘长文选用了“三百粒”良种稻，在良好的耕作条件下，获得了一千四百斤的丰收（三百粒系从银坊稻中选出的优良品种，每穗平均有稻粒一百五十粒左右，最多的达三百粒以上）。
徐宝珍从水原稻中也选出一个“三百粒”，原来只有三个穗子，经过三年繁殖，现在已可栽二百亩了。
黄家营邹玉安所种的糯稻，秸高穗大，每亩产量超过银坊稻，每穗平均有二百粒左右，个别有多至四百粒的。
培育秧苗。
一般在谷雨播种，小满栽秧。
晚稻是立夏播种，芒种插秧。
秧田应选择高亢向阳的地方，在春寒时，应插风障。
秧田耕地用耠子，耠三寸深即可。
这样幼苗根浅，容易拔秧。
耕地后一定要耖平耙好。
秧田一般以炕土（即火炕土坯）做基肥，一个炕的土坯可以施一亩地。
因炕土性暖，易于发苗，且能防治红线虫为害，也能防止幼苗干尖的现象。
播种前要实行浸种和赛力散拌种，防止稻劣秧病（马鹿苗）。
催芽：
先在清水中浸03日，捞出摊在地上，盖以麻袋，一夜后，微露芽尖，即可播种。
秧苗以稍稀为佳。
每亩秧田播种二百七十斤到二百八十斤。
一般劳动模范均善于用施肥和灌水方法来控制秧苗生长，保证到栽秧时，秧苗不超过六寸高。
播种后要放三寸深水，以供给种子充足水分及保持温度。
四、五天后白天要落干，使幼芽得到日照，晚上放一寸多深的水。
若天气较冷，可多放一些水。
此后，保持寸半深水，三、四天落干一次，使秧苗根茎粗壮。
施肥方法：
在播种后七08日，每斤种子使豆饼半斤。
在苗高一寸时，再按每斤种子施豆饼半斤。
在二十七、八天的时候，如发现秧苗较弱，每亩补施硫酸铔二十斤至三十斤做追肥，这样可以加速催苗，帮助须根生长；
移植后便于还苗。
如早秧晚栽，可用晚施肥、勤落干的办法，抑止其生长。
以上各种丰产因素，都是互相连系、互相配合的。
如前所说，改种银坊稻良种，就必须有充足的肥料。
有了充足的肥料，还必须实行深耕密植和良好的技术管理，才能获得高额的产量。
所以，丰产劳动模范对于每一样技术都不放松。
他们从多年的栽培经验中，找到了水稻生长和发育的规律，创造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
在每一个发育阶段，均能采用一切措施，控制秧苗生长。
如在育秧阶段，气温较低，水稻所需光、热不够，他们就运用一切保温的技术，以促进秧苗发育健壮，并控制其生长到六寸高的程度。
到了开始分蘖至打苞前，正是挠稻生长旺盛时期，气温较高，他们便采取施肥、水秧、灌水、拔草等联合操作的技术，以充分供给其需要的养料和水分，并控制其分蘖的数目。
他们认为只有使全部丰产因素都发挥作用，产量才能不断提高。
因为他们正确地掌握了各个阶段水稻生长发育中所需要的一切因素，所以就能够经常主动地运用一切措施，争取丰收。
小站水稻丰产成绩，显示了
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天津小站稻产区二百多个千斤户的出现，说明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绝不只是少数劳动模范在少量土地上所能作到的，而是完全可能成为群众性的运动的。
小站稻产区普遍丰产的事实，充分显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这一带地区能够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抗日战争以前，这一带稻田每亩平均产量二百五十六斤；
日寇侵占时期，每亩平均产量三百五十斤。
解放后，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经济、技术方面，给予农民各种支持，因而大大地鼓舞了群众生产积极性，迅速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二）贯彻了组织起来的方针。
二年来共组织互助组七百二十五个，合作组八十七个；
发展最快的是农业生产合作组，约比去年增加十倍以上。
农民“组织起来”之后，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了。
新立村罗福祥农业生产合作组组员张全春，创造了每天耙地二十亩的最高纪录。
今年该组所种田地，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一千斤，较1950年单干时每亩增产四百五十斤。
今年秋后，该组又添置役畜两头，大车一辆，动力脱粒机三节，并发展副业，养猪、养鸭，大量积肥，推广种紫穗槐，继续扩大再生产投资。
（三）集中并贯彻了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充分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在互助组和合作组内，普遍建立了技术研究推广组，普遍提高了技术。
如姜德玉互助组，以灌溉能手郭鹏顺、扶犁能手姜宝林、插秧能手赵欣桥、防治病虫害的能手姜德玉、施肥能手赵玉田等人为技术领导核心，利用碰头会和座谈会的方式，及时召集组员进行研讨，做出决定后，大家一致推行，并规定四季评选模范奖励办法，推进爱国丰产运动。
现全组已普遍实行温汤浸种，秧苗统一在一块地里培育，洗碱统一由专人负责，深耕、施肥、栽秧、挠秧、灌水、除草、收割等，都能按照技术要求及时完成。
还可继续提高一步
根据目前情况分析，这一带地区单位面积产量，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一步，还有很大可能。
（一）当地的水稻有稻热病，马鹿苗等病害，亦有二化螟、稻苞虫等虫害，如果彻底加以防治，还可增产。
（二）银坊稻虽然是优良品种，但已相当混杂，如实行连年穗选，改良品种，还可提高产量及品质。
（三）目前一般丰产户多采用兼施豆饼和化学肥料的办法，如能普遍推广紫穗槐，把紫穗槐、豆饼、硫酸铔配合起来施用，产量还可以逐年提高。
（四）在深耕方面，现在农民多在春季采用铁锨翻地的办法，缺乏秋耕习惯，如发动群众合伙购买耕畜和新式步犁，改进耕种方法，产量也还可提高。
事实上当地农民并不满足他们已有的成就，有不少千斤户已提出一千五百斤的计划，作为明年奋斗的目标。
（附图片）
天津县小站黄家营千斤组组长邹玉彬，正在观察他所种植的水稻。
适当密植，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主要方法之一。
这是渤海区农垦管理局的工作同志，和天津县小站黄家营千斤组组长邹玉彬在稻田中测量株行离距时的情形。
适时、适量地分期施肥，是天津县小站黄家营千斤组组长邹玉彬获得丰产的主要经验之一。
这是渤海区农垦管理局研究水稻的同志和邹玉彬测量水稻高度的情形。

广泛宣传参加体操的好处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学公共卫生的学生，在我看到了推行体操运动的消息以后，很是兴奋。
我国卫生事业的方针是以预防为主，而体育运动就是预防疾病和强健身体的最好的方法。
体操又是进行各种体育运动的基础。
因此，这个运动的开展，将能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使我们每个人都有壮健的身体，以便担当建设祖国的繁重任务。
我们应当广泛宣传，并动员亲友来参加体操，锻炼身体。
贾检

必须正确地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苏南区许多棉纺织厂把郝建秀工作法错误地推广成“三勤三快”，以致遭到工人反对，这一情况，应该引起各地棉纺织厂的注意。
绝大多数细纱工人，对于郝建秀工作法，都是热烈欢迎的。
因为学会郝建秀工作法，就可以掌握机器的规律，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工作，既能减少皮辊花，增加产量，提高质量；
又能减轻劳动强度，改变被机器所支配的忙乱状态。
但是，苏南区的许多棉纺织厂，却十分简单地把郝建秀工作法变成了“三勤三快”。
这种作法，只能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根本不能改变工人被机器支配的状态，因此，对于生产，对于工人，都无好处。
觉悟了的工人反对这种错误的工作法，是很自然的。
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已经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纺织工会，立即组织检查组，普遍检查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状况。
各地纺织工会在进行检查时，应该十分注意各棉纺织厂是否把郝建秀工作法推广得“走了样子”。
假如发现这种情况，就应该立即研究发生偏差的原因，采取具体措施，坚决加以纠正。

志愿军宽待美军俘虏的事实
驳斥了美国侵略者的谎言
编辑同志：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个战士。
当我看到了11月17日人民日报登载的美帝国主义捏造所谓中朝人民部队“杀害俘虏”的谎言的消息后，真是感到气愤万分。
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待美英侵略军俘虏的宽大政策，是中国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之一。
我现在要把我们亲自在朝鲜战场上宽待俘虏的情形写在下面，让全世界人民都来知道。
在第4次战役中，我部追击美国侵略军，在离原州十公里的地方打垮了他们的一个机械化部队。
只是我们一个很小的单位就俘虏了七十多个美国伤兵。
那时部队前进得很快，和后边的运输站离得较远，物资供给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药品也很不充裕。
但是我们仍旧尽最大的力量来宽待俘虏，用人道主义的精神来对待已经放下武器的侵略军，给他们吃喝，还给他们一个个地换上了药。
对于伤重的，我们还特地抽调出一部分抬自己伤员的担架来抬他们。
有的俘虏脸上的腮部被子弹打穿了，或者手上中了四、五颗子弹，自己不能吃饭，我们就亲自拿小勺耐心地一勺勺往他们的嘴里喂，并且还请翻译同志向他们解释我军的俘虏政策，叫他们安心。
这些受伤的俘虏们有的被我们的行动感动得哭了。
他们表示不愿回去再当战争贩子的炮灰了。
有些俘虏怕美国的飞机来杀害他们，还说：
咬着牙、忍着痛也要紧跟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走到安全的地方去。
这个具体的例子，证明了美国战争贩子们的无耻谎言，是完全欺骗不了全世界人民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李萍

朱光潜应该继续深入地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
编辑同志：
朱光潜所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一文，对我是有启发作用的。
朱光潜过去对我的影响很深。
远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受了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的影响。
朱光潜在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当系主任时，教过我“英诗”和“美学”。
在他思想的影响下（当然更主要的是我的阶级出身与朱光潜相同），我很推崇“无所为而为的观点”，认为要能“把人生世相和文艺作品当作一辐图画去欣赏”，要能“对一切都冷眼旁观，觉得种种人件件事都一样顶有趣”才是有修养。
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成了一个“自以为超政治而且自以为超社会的怪物”。
解放以来我虽然有了许多转变，对这种“滑稽玩世”、“看戏主义”的旁观态度作了初步的检查和批判，但因为水平不高，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的认识还很不够，最近在学习中检查这种思想根源时，就深感困难。
现在读了朱光潜的文章，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清静无为”，“等量齐观”的生活态度是“剥削阶级的一个极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思想”，更亲切地认识到：
“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猛烈斗争中标榜‘中间路线’，鼓吹‘超政治’，迟早总要卷进反动政权的圈套里去，和它‘同流合污’。”
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
在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有超阶级的人存在的。
但我认为朱光潜还应该继续深入地批判自己。
这不单是他个人改造的问题，也是他对受过他影响的人应负的责任。
同时，希望其他有着错误思想的高等学校教师们，也都能彻底批判自己。
北京市立第8中学教员谢亮生

某些中、小学教职员
不问政治的倾向应改正
编辑同志：
各地不少中、小学教职员，还不完全认识学习政治的重要性，表现了严重的不问政治的倾向。
例如苏南江阴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在10月下旬举行的中、小学教职员政治常识测验中，不及格的就占总数（一百二十六人）的百分之七十二强。
其中有些是很普通的常识题，如对“列举世界各民主国家的名称。”
“朝鲜停战谈判我方的首席代表是谁？
美方的首席代表是谁？”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等题，竟有半数以上的教职员答不来，而答对第三题的仅有一人。
对第一题的答案，错误很多，有的竟把印尼、印度、伊朗等都列在民主国家之内，还有的把新疆、西藏、巴黎也列成一个国家。
答错这些问题的，还有中学的国文、史地教员。
类似这种不问政治的倾向，在甘肃甘谷县各小学和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所属各中、小学的教师中，也同样严重地存在着。
虽然时事政治测验的结果，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政治水平的主要根据，但从这里也的确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我认为，各省级以下的教育工作部门，在这次思想改造的大运动中，也应采取适当而有效的办法，加强中、小学教职员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工作，克服不问政治的倾向，使他们逐渐适合于人民中国的学校教育的需要，并为争取做一个良好的人民教师而努力。
叶群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俞铭传党籍的决定
俞铭传现年三十六岁，安徽省南陵县麟谭村人。
出身于地主家庭，本人的成份是教员。
1948年03月入党。
现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俞铭传虽然在表面上参加了共产党，却在伟大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完全同情与包庇其地主、反革命的家庭，打击群众的斗争情绪。
事实是：
俞铭传的大哥俞鼎传是南陵县的地主和反革命首恶分子，历任南陵县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主任、蒋匪职业特务机关“大生公司”的委员等伪职，曾杀害我干部及群众七、八十人，并于南陵县解放后破坏土地改革运动，于去年12月被人民政府逮捕（现已被枪毙）。
俞铭传得悉俞匪被捕后，竟接连给南陵县县长、麟谭村的干部等去信，以“共产党员”和工会“负责干部”的招牌，一再向他们威胁恫吓，要他们注意“宽大政策”，“不必过分地扩大打击面”，“否则就违犯了中央的政策”；
并歪曲、捏造事实，为俞匪百般辩解，说俞匪“解放前还没有做过罪大恶极的事”，解放后拆卖瓦房“并不违反土地改革法”。
同时，俞铭传并将俞匪的狗腿子俞昌华（国民党特务，现已被逮捕）来信中捏造的所谓“土地改革有偏差”等诬蔑人民的谰言向党组织反映，并要求党组织“指示皖南区调查”。
俞铭传是一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的。
早在1948年秋南陵县解放以前，他就写信怂恿俞匪鼎传变卖田产；
南陵县解放后又数次写信让俞匪变卖农具什物，并劝俞匪外出工作，以逃避人民的制裁。
俞铭传这种明目张胆地包庇地主和反革命首恶分子的行为，已激起了南陵县群众的极大愤慨，严重破坏了党的威信，这说明俞铭传显然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为了严肃党的纪律，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决定开除俞铭传的党籍。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1年10月11日

关于包庇反革命首恶分子错误行为的自我检讨
俞铭传
在三大运动中，我丧失了党的立场，包庇了反革命，破坏了土地改革，使党和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
尤其严重的，是党在耐性地教育我，而我还不能迅速地认识全部的错误，还在替错误辩护。
我所以会犯这么一连串严重错误，是因为我在思想上没有入党，还有浓厚的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受了长期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
虽然十几岁时就接触到革命，但没有好好学习，没有真正理解革命的道理；
对劳动阶级只有表面的同情，没有深切的爱；
对剥削阶级只有表面的憎恶，没有切齿的仇恨。
1948年入党之后，仍旧没有彻底检查自己的思想，把那些反动和错误的成分完全肃清。
因此，当革命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冲突时，我就始而立场动摇，观点模糊；
继而丧失党的立场；
终于产生了包庇反革命的行为。
解放之前，当我知道俞鼎传加入国民党做了伪县参议员和伪县参议长时，我只认为他这样地堕落下去，完全葬送了他个人的前途；
却没有分析他的堕落的根源，没有认识他对革命的危害性。
我还把他当做一个“走上歧途的伙伴”，却没有认识到他已是人民的仇敌。
解放后，我仍极端错误地认为他是一个“罪恶不大”的反革命，以为他还可以改造自新。
我一味替他个人的前途设想，完全忘掉革命的利益；
我一再要他到北京来学习，工作，却忘记了他是一个反动党团分子，他的罪恶应该受到当地人民的清算。
因为我在思想上成了地主反革命的俘虏，于是他对当地干部的谩骂并没有引起我的愤恨。
我没有把它们当做反革命言论，却认为是确有其事的“偏差”。
因为我站的是俞鼎传的立场，不是党和人民的立场，所以当我知道他被捕时，就先在思想上对他包庇起来，错误地认为他的罪恶还够不上逮捕。
我不但没有从阶级本质去认识他的反动性，反而毫无阶级观念地以为他的“性格”和“为人”还不坏。
我不但不相信当地党和政府的措施，反而相信他自己的“不会作恶”的谎言。
我不但不认为他的成为“绅士”是地主和国民党勾结的结果，反而以为由于他对当地“人民”有些好处的原故。
我不但没有分析他在解放后的思想，认清他的反动本质并没有改变，反而以为他已在诚心改造自新。
他不肯离开家乡，基本上是舍不得放弃家产，我却替他开脱，认为他是“心中无愧”，不愿被人当做逃亡地主。
由于这些极端错误的认识，我便怀疑当地干部有“偏差”，恐怕他的被捕未免“冤枉”了。
我既然有了这些包庇的思想，同时又极其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和纪律，于是没有向支部报告和请示，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便写信给村政府，申述我的意见。
当时自以为站稳了党的立场，把我的意见提供村政府“参考”，其实我根本就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希望达到开释反革命的目的。
因而凡是对反革命有利的地方，我就夸张地叙述，凡是对反革命不利的地方，我就轻轻地放过去了。
我在信上又暴露了职务和党员身份，表示自己比村政府负责同志高明，给他们一种威胁，使他们重视我的意见，也就是把反革命从宽处置。
如果当时我真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我就应该对这个伪县参议长的被捕感觉愉快，希望村政府认真为人民除害。
过了几天我见到俞昌华的信，说土地改革工作队在“乱抓乱打”，并为俞鼎传的被捕抱不平，要我“救救我乡广大的群众”。
我在思想上早已和地主反革命站在一起，这些话正和我的思想一致，于是我认为土地改革工作队真有过“左”的“偏差”了。
我不但不认为俞昌华是地主反革命的狗腿，反而以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干部。
因此我就颠倒了是非，把土地改革工作队看成“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敌人的狗腿当做“革命干部”，于是俞昌华对土地改革工作队的辱骂并没有刺激我的情感，我更没有从这辱骂中推测他的居心。
所以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正因为狗腿的反映符合俞鼎传的利益，土地改革工作队的措施却和他的利益相抵触。
我向党组织反映情况，一面是希望纠正所谓普遍的“偏差”，一面也是希望在所谓“纠偏”中可以求得俞鼎传的开释，达到包庇他的目的。
在向党组织的报告中，我没有提到逮捕俞鼎传的事，表面上是避免包庇他，实际上正是要包庇他，因为如果提到自己的哥哥，党组织就会怀疑，也许不会去调查，不会去“纠偏”了。
我这样不全面的反映就是对党不老实，欺骗了党。
我给县长写信，除掉重复了我给村政府写信时的各种严重错误外，更替俞鼎传辩护拆卖房屋的事。
我对这事没有调查过，只凭俞鼎传所告诉我的来替他开脱。
这也是我丧失立场，不相信干部而相信反革命分子的另一表现。
04月下旬，我知道俞鼎传被枪决了，虽然认为“调查许久，大概没有冤枉了”，却也没有因为消灭了一个首恶而感觉高兴。
如果我已抛弃了地主反革命的立场而站到党的立场上来，我就应该为了一个反革命首恶的枪决而欢欣。
当我知道了他的被枪决，我已初步地发觉自己犯了错误。
当时我想：
对他的情况太不了解，为什么那么冒失地写信到南陵去呢？
那样天真地以为他对我十分诚实，但他连“戡乱委员会主任”的事都瞒着我，我却仍旧在情感上包庇他，没有分析他的反动本质，因而只觉得他“可恨”，只后悔不该过分相信他而过问了他的事情，却没有把他当做人民的敌人来仇恨。
我对自己的错误虽然稍稍有些认识，但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性。
我不认识这是丧失了立场的根本错误，只以为是普通的“不了解情况乱发言”，因为我还没有站到党的立场上来认识这个错误。
又由于我极其自高自大，怕丢脸，于是我就没有把自己的错误报告组织，只想偷偷地改正这个“冒失”的态度，以后多多警惕。
这又是对党不老实的态度。
当王志诚同志得到刘仁同志的指示，要我把向党组织反映所谓情况的底稿交去时，我仍旧没有觉悟，没有把写信给南陵方面的事说出来，这更是有意对党隐瞒自己的错误。
到了07月间，当宋硕同志问我时，我才把写信到南陵去和俞鼎传已经枪决的事完全说出来。
等我看了关于他的材料，我一面恨他血债累累，作恶多端，
一面还在思想上包庇他，怀疑解放前南陵的各种反革命罪恶是否可以全部归罪于他。
当时我对他已有仇恨，认为确实应该枪决，但又觉得放开县长，要他一人负全部罪恶责任，对他有欠“公平”。
对于拆卖房屋等等，我还是相信他自己以前所说的话，不相信组织上的材料。
我所以会这么顽固，还是由于我没有离开地主反革命的立场，认识他的反革命本质；
还是由于我不关心人民的利益，却关心反革命的利益。
党对我是很爱护的。
刘仁同志和宋硕同志一再启发我的自觉自悟，但因我基本上是站在地主反革命的立场上，而且没有组织纪律的观念，非常自大，不肯暴露错误，不肯彻底检讨错误，于是便不能及时地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及时地真正觉悟。
等到王学珍同志等和我谈过两次话，我才初步地认识到错误的严重，但还不知道严重到什么程度。
等到开过两次小组会和一次支部会，同志们提出更多的意见，使我得到更大的帮助，我才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但对“包庇”的认识还很表面，没有从思想情感深处去挖掘根源。
在党员大会上听了王学珍同志的仔细分析，会后再从思想情感深处去分析自己写信的企图，我才认识到自己一开始就在主观上包庇了地主反革命，即使没有写一封信，思想情感上也是彻头彻尾的包庇。
我所以这么不易于认清自己的错误，完全因为没有一下子就离开俞鼎传的立场，彻底斩断封建的兄弟情感，站到党的立场上来。
只有先站稳党的立场，然后才有正确的武器，才能切实揭露自己的错误。
由于我的错误，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首先是在南陵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印象，使农民对党和人民政府怀疑。
其次是打击了当地干部的威信，使他们在处理问题时缩手缩脚。
第3是推延了惩办反革命分子的日期。
第4是给各级党委带来了许多麻烦。
第5是影响了市教育工作者工会的工作。
我觉得异常痛心，不知道怎样才能补偿这么大的损失！
总起来说，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一是因为我有浓厚的地主阶级意识，浓厚的封建情感；
一是因为我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习气，自高自大，无组织无纪律，甚至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错误。
我没有让个人的利益来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却要使党和人民的利益来服从个人的利益。
这些反动和错误的意识，大大阻碍了我的进步，使我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平时虽也觉察到自己的毛病，但总没有严肃地对待它们，没有深刻地检讨。
因此，到了一个重要关头，这些毛病就发展为最大最严重的错误。
党给我严厉的处分，不仅纯洁了党，也给了我一次最深刻的教育。
我决心从头虚心学习，时时警惕，时时反省，真正站稳党的立场，努力工作，来补偿我给党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

加强文艺工作者和群众联系的一个良好方法
北京青年服务部和北京市图书馆近来分别经常召开文艺作品读者座谈会，借以推动群众阅读优秀的文艺作品，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
北京青年服务部从04月起到现在，已经举行了九次座谈会，讨论了“平原烈火”“鼓风炉旁四十年”“丹娘”等作品。
北京市图书馆从08月起到现在，召开了三次座谈会，讨论了“平原烈火”“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
参加座谈的读者有工人、学生、战士、机关干部等。
这些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也同时被邀出席。
参加者一致认为这种座谈会是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加强作家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一种良好方法，作家和读者都表示欢迎。
在读者方面，不但可以在会上谈一谈自己从作品中获得的教育，和向作家直接提出对该作品的意见，而且可以直接从作家方面了解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经验，帮助自己更深一步地去理解作品；
在作家方面，可以直接和他的作品的读者见面，听取群众意见，使创作提高一步。
这种办法是学习苏联图书馆和别的文化事业机关所创造的先进方法。
北京青年服务部和北京市图书馆采用这种方法，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是值得仿效和提倡的。
这种方法不但适用于文学作品，也适用于戏剧和电影。
经常召开作家、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读者、观众见面交换意见的座谈会，对于加强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的联系，帮助文艺工作者吸收群众意见，是有益的，是使人民的艺术事业能够经常在群众的协助下不断提高的有效方法之一。

北京大学副教授、共产党员
俞铭传包庇反革命首恶被开除党籍
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副教授俞铭传（共产党员）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丧失立场，包庇地主、反革命首恶，已被开除党籍。
俞铭传是安徽省南陵县麟谭村人，地主家庭出身。
现年三十六岁。
武汉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
1948年03月混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助教联合会主席、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重要职务。
在皖南地区解放以前，他曾给他的大哥俞鼎传写信，怂恿他变卖土地，以逃避土地改革斗争；
解放以后，又数次写信给他的大哥，叫他变卖农具什物，并数次动员他外出工作，以逃脱人民对他的制裁。
俞鼎传是一个什么人物呢？
他是皖南区南陵县麟谭村的恶霸地主、反革命首恶（现已被枪决）。
他过去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
策划“清剿”我敌后游击部队，杀害我县委副书记、营长等革命干部及群众七、八十人。
并向农民强行倒租、征实、征购、勒索巨款；
抓丁拉夫近千名。
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藏匿和焚毁重要档案、文件，以掩盖其血腥罪行。
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地以后，他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和诬蔑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12月，由于群众纷纷告发，为人民政府所逮捕。
俞铭传在俞鼎传被人民政府逮捕以后，于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给南陵县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和麟谭村村干部、南陵县青弋江中学校长等先后写了五封信，多方为他的大哥俞鼎传说情辩解。
俞铭传并且自称“在党内负着相当的责任”，用“共产党员”、中国教育工会全国经费审查委员会、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负责干部”的名义，威胁当地干部，打击该地群众的斗争情绪，企图以此达到其包庇地主、反革命首恶的可耻目的。
同时，俞铭传还和他大哥的狗腿子、蒋匪特务俞昌华保持着联系。
俞铭传曾根据俞昌华给他的信中所捏造的“南陵县麟谭村土地改革有偏差”的诬蔑人民的谰言，向党作了不正确的反映，要求党组织“指示皖南区调查”。
俞铭传所表现的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行为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严重地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俞铭传的错误被揭发以后，他虽然承认“等于包庇”了他的大哥，但是仍然强词辩解，说“主观动机并不是包庇”。
对于他大哥的重大血腥罪行，俞铭传只是含混地说：
“伪县政府做过许多坏事……当然他知道的一定不少。”
俞铭传身为共产党员、人民教师、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的负责干部之一，在伟大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不但不坚决地支持农民，反而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明目张胆地充当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包庇地主和反革命首恶分子，打击群众的斗争情绪。
他的立场、观点和党的立场、观点毫无共同之点。
他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于10月07日召开了党员大会
（并邀请非党员的教授、同学、职工参加），由党委负责同志报告俞铭传犯错误的经过，指出他的错误是严重的，应受到党纪的处分。
到会的全体同志同意党委对俞铭传问题的正确分析，一致要求党的组织给他以严厉处分。
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决定开除俞铭传的党籍，中共北京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批准这一决定，并于10月11日发布了关于开除俞铭传党籍的决定。

反对重复文学批评中的反爱国主义观点
苏联真理报专论
编者按：
苏联真理报的这篇专论，批判了苏联文艺批评家阿·古尔维奇的反爱国主义的错误观点。
阿·古尔维奇在第9期“新世界”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正面范例底力量”中，充塞着对俄国古典文学伟大遗产的反爱国主义观点，无视于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高尔基的许多伟大作品对俄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认为“伟大的俄国作家们没有创造出具有正面范例底力量的有全部价值的人物形象”。
在分析和评价苏联文学中正面人物形象时，阿·古尔维奇把今天全世界人民都引为优秀范例的苏维埃正面人物形象也一笔勾消；
力图说明除了阿札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外，苏联文学中再没有出色的、有意义的作品；
力图缩小、贬低苏维埃文学的成就。
阿·古尔维奇对于某些美学问题的论点，也是错误的，如把艺术对象仅仅归结于某种抽象的“人底内心世界”。
真理报的这篇专论对于这些错误论点，都进行了严格的批判。
专论有力地指出：
这些错误和缺点表明着，文学批评中反爱国主义观点的复发，是由于对苏联文学采取非关怀态度而造成的。
真理报的这篇专论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的。
它对于我们的文艺批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
我们应该注意在自己的工作中加强警惕，防止该专论所批评的类似的反爱国主义的思想倾向。
在我们的某些批评论文中，存在着企图抹杀我国古典文艺遗产和新的工农兵文艺的辉煌成就的错误论点，这种论点虽是个别的，但仍应引起我们注意。
同时，从积极的一方面，我们应该进一步地加强认识与研究我国伟大文化遗产，这篇专论在这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文学批评面前的重大任务是：
研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问题，用各种方法促进苏维埃文学底繁荣，提高它在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每一个想从理论上阐明苏维埃文学紧要问题的重大尝试，每一论述苏维埃作家创作的内容丰富的发言，都得到我国读者底关心和赞同。
“新世界”杂志第9期发表了阿·古尔维奇底一篇论述重大问题——创造艺术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形象——的论文“正面范例底力量”。
这位批评家在论文第1部分中肯定说，伟大的俄国作家们没有创造出具有正面范例底力量的有全部价值的人物形象。
如果也有“无可争辩的正面形象”，那也“几乎全是女性”。
是的，这些形象——据批评家自认——“仅仅在一种关系方面……在恋爱中”表现了自己的美德。
如果相信这位批评家的话，那就是俄国现实生活没有给作家们足够的材料以创造“该时代最先进的人物”形象，俄国现实生活底主人公乃是各种类型的“懒散人”。
这位批评家所提的第1个论点就是如此。
论文第2部分的任务是：
指出如何解决苏维埃文学中创造正面人物形象的问题。
如果说这位批评家在论文底第1部分中为了自己的结论竭力整个地引用古典文学，那么在第2部分——论文底主要部分中，他实际上只从整个苏维埃文学中取了一本著作——维·阿札耶夫底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古尔维奇把阿札耶夫底书同其它的艺术作品比较时断言说：
“这部长篇小说才是现在苏维埃文学底最重要的，劳动战线上的枢纽阵地。
它开辟了一条走向伟大共产主义建设的史诗底康庄大道。”
这位批评家所提出的第2个论点就是如此。
这位批评家把他的论断建立在决定文学分析方法的美学要求基础上说：
“意识底美学形式有自己的对象。
它底特有的和无所不包的对象，就是人底内心世界。”
作品中有无某种“人的灵魂底后备力量”，乃是艺术性底主要标准。
这位批评家所提出的第3个论点就是如此。
一论到俄国古典文学时，该文作者断言似乎俄国文学没有能够把当时的先进人物包括进自己主要的主人公内。
按照他底意见，俄国古典文学中“用各种形式，常常歪曲地刻划了新的人物底个别特征，但整个的人物却没有为作家底手所掌握过”。
每一个稍微知道一点俄国文学的人都明白，这位批评家底论断是与历史的真实相违背的。
伯林斯基早在百多年前就在他底论文“思想和俄国文学的笔记”中写过：
“对于我们社会来说，文学甚至是现实道德观念底活的源泉。”
而在给果戈里的著名的信中，他骄傲地说，俄国社会“把俄国作家看作自己的唯一的领袖，逃避俄国专制的保卫者和救星”……
谁不知道，先进的俄国作家发展了高尚的爱国主义与解放的理想。
而且这些理想具体表现在一定的形象中，这难道不明明白白吗？
非常重要的是：
列宁在谈到先进革命理论底作用时，一九○二年曾提到“俄国文学目前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对生活底要求非常锐敏的先进的俄国作家，曾在其作品中创造了一系列正面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底高尚的范例曾积极地影响了社会的前进力量，教育了这些力量。
不能用衡量我们苏维埃时代的人物的同一尺度来衡量已往的人物。
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提出了自己时代底一定的先进人物的典型。
只有从历史条件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论断这一或另一文学中的人物。
在格里巴叶托夫〔一〕和普希金、12月党人作家们底作品中，在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其他许多作家底作品中，都描写了当时的正面人物。
而“新世界”的论文底作者是怎样看俄国文学呢？
他实际上甚至否认革命家拉赫麦托夫这一形象范例底力量。
根据这位批评家底论断，车尔尼雪夫斯基底长篇小说“何为”底主人公拉赫麦托夫——“不仅是一个插话式的，而且是一个硬加进去的人物……他没有参加实际行动，也就是没有参加生活本身的运动”……换言之，结论就是拉赫麦托夫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不是现实的人物。
实际上，拉赫麦托夫底形象体现了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民主运动所锻炼出来的一个职业革命家底特征。
大家知道，列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底长篇小说“何为”评价得多高。
这本书教育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底后代。
“……从来没有一本文学著作——季米特洛夫写道，——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底长篇小说这样强烈地影响过我的革命教育……我所特别喜爱的是拉赫麦托夫。
我抱定目的作一个果敢的、坚忍不拔的人，在同艰难和困苦的搏斗中锻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格，使自己个人生命服从于工人阶级伟大事业的利益，——一句话，作一个我所想像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底毫无瑕疵的主人公那样的人物”。
甚至在如列宁所称的那善于穿过一切障碍实现农民革命理想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创作中，这位批评家也没有发现正面英雄人物底鲜明的典型形象。
对于古典文学底这一出色成就避而不谈——就是对于体现在古典文学中的俄国人民底革命传统，每一个苏联人所珍贵的传统弃置不顾。
首先在世界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俄国人民，有权以其革命传统而自豪。
他也理当以俄国的古典文学为骄傲，这个文学以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先进思想而超群出众。
斯大林指出：
“全世界革命工人底领袖们都无厌地在研究俄国工人阶级底最富教育意义的历史，工人阶级底过去，俄国底过去，同时知道，除去反动的俄国外，还存在过一个革命的俄国，拉季雪夫〔二〕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席尔雅鲍夫〔三〕和乌里雅诺夫、哈尔图林〔四〕和阿列克谢叶夫〔五〕底俄国。
这些便在俄国工人底心中种下（不能不种下！）
能排山倒海，能创造奇迹的革命的民族骄傲的感情。”
现实主义的俄国文学——在其优秀作品中正确地刻划出了革命俄国的活动家们底许多特征。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乃是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社会主义建设有不可分的联系的艺术创作发展底新阶段。
苏维埃文学一方面在质量上优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一方面又继承着与创造地发展着俄国与世界古典文学底优秀的传统。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底创建者，天才作家高尔基高度地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底高贵传统，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传统，增加了我们祖国文学底荣誉。
还在10月革命前，他便在无产阶级中看见了英雄——世界底改造者，并把他们作了自己作品底中心人物。
高尔基在世界文学中第1个以超群的艺术力量创造了俄国革命工人、争自由的斗士、新生活的建设者底形象。
因此，这一事实，即“正面范例底力量”一文底作者，在研究他所提的历史计划中的问题时，对高尔基艺术创作、他所创造的有巨大正面范例力量的革命战士的不朽形象底巨大社会意义一点一声不响，不能不遭遇到坚决的反对。
由此看来，古尔维奇在他的论文中正把反爱国主义的观点拖进俄国古典作家底伟大遗产中来，企图把苏维埃作家设想为一些六亲不认的张三李四。
二这位批评家对苏维埃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是怎样分析和估价的呢？
批评家在其论文中，对苏维埃作家在创造正面人物形象方面的全部最丰富的经验避而不谈。
结果是，仿佛俄国文学底发展中，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阿札耶夫之间，既没有过高尔基，也没有过马雅珂夫斯基、绥拉菲摩维奇、阿历克赛·托尔斯泰、萧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拉特珂夫等人底作品，没有过创造了我们时代底正面人物形象的苏维埃作家大军。
论文作者实际上是不承认这样的形象，如富曼诺夫底长篇小说“夏伯阳”中的夏伯阳，萧洛霍夫底“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达维多夫，法捷耶夫底“毁灭”中的莱奋生和木罗式加，阿·托尔斯泰底“苦难的历程”中的杰列金，潘菲洛夫底“伯鲁斯柯夫”中的日达尔金，巴甫连柯底“幸福”中的伏罗巴耶夫，巴巴也夫斯基底“金星骑士”中的谢尔盖·图塔里诺夫，斐定底长篇小说中的伊斯魏柯夫，以及其他许多人物形象。
但是，这位批评家有时也提到这些形象中的某几个形象，但他是怎样提的呢？
他使这些作家们及其作品冲突和对立。
他是这样对待巴甫连柯底长篇小说“幸福”和阿札耶夫底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
其中头一部小说似乎只反映了“苏联人民底灵感”，而第2部只反映了“苏联人民底意志”。
为了想尽办法“抬高”巴特马诺夫底形象，批评家实际上把伏罗巴耶夫——长篇小说“幸福”底主人公，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形象之一——底形象的意义归结到一文不值。
这位批评家叙述了“伏罗巴耶夫底创作冲动”，但即刻就嘲讽地问道：
“能长久处在这种状态中吗？”
而跟着是：
“伏罗巴耶夫底形象在作家底抒情的激动中放开到如此程度，以致使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线在消失。”
这两句不大好懂的断语里面包含什么意思呢？
如果相信这位批评家的话，那就是抒情的开端使伏罗巴耶夫底形象成了不是典型的形象了。
“因此为什么，——批评家写道，——我们这样想在伏罗巴耶夫旁边看见文学中的领导者的共产党人底鲜明的形象，这形象不仅是苏维埃人民底灵感的化身，而且是典型的，同时又是个性突出的，具有非常明确特征的形象，独立存在的形象……于是出现了巴特马诺夫”。
这位批评家在继续其反对苏维埃作家底作品的方针时，并不仅限于歪曲事实。
例如，他在把巴特马诺夫底形象同波果金底早期戏剧“我的朋友”中的加依底形象比较时，赞叹道：
“在巴特马诺夫与战前头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中的指挥员底典型之间，有多么巨大的不同，而波果金底戏剧‘我的朋友’中的加依就是这些指挥员的鲜明的化身……想一想，加依是怎样教育他底助手的：
欺骗吧，偷窃吧，毁坏吧，不管怎么吧——只要完成任务和给国家以新的强大的企业就成。
然后我们再分析吧！……”
首先，这儿表现了显明的恶意：
波果金底剧本“我的朋友”中没有批评家所写的加依底那类说教，这些话不是加依，而是另一个人说的。
还更奇怪的是批评家企图把那位照“欺骗吧，偷窃吧，不管怎么吧”原则工作的人说成是战前头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指挥员，也即是那些建设德涅泊水电站、马格尼托果尔斯克城、斯大林拖拉机工厂的人，创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人底典型代表。
论文中也用阿札耶夫底小说来反对潘诺娃底作品。
这里又表露出批评家不是关怀苏维埃文学底发展，对这一或另一作家创作中的缺点不是采取原则的而同时是同志的批评，而是力图把问题说得这样，即似乎除去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外，苏维埃文学中毫无出色的、有意义的作品。
论文中对潘诺娃也作了毫无根据的非难，说她底才能“担负着同才能不相容的维护旧的来排斥新的的使命”。
不，古尔维奇论文中所表现的不是对苏维埃文学的成长的关怀，而相反，是力图使苏维埃作家之间互相冲突，减少和降低整个苏维埃文学底成就。
三古尔维奇对几个美学问题的论述引起了重大的反驳。
这位批评家在把艺术底对象，归结成某种抽象的“人底内心世界”时，即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底基本要求的公然反对。
列宁在致高尔基的信中写道：
“不明白实际时，也就不能不是只了解人底……表象。”
在描写人物时，不能把他们的内心世界同他们的实际、他们的社会、政治与劳动的实践分开。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苏维埃艺术文学和文学批评底基本方法，同时又要求艺术家正确地、历史地具体描写革命发展中的实际。
同时，描写实际的正确性与历史的具体性应当同用共产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与教育劳动者的任务相结合。
正确性，思想指导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对艺术创作所提的最首要的标准。
这位批评家却主张一种直接对立的东西。
“诗人们所研究的未知量，——他写道，——是人的灵魂底后备力量。
这力量无论表现在那种形式中，他都是谁都理解的。
他联结着被空间、时间、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所分开的人们”。
在这样的论点下面，任何资产阶级的美学代表都可署名的。
这位批评家就是以这种丑恶的观点分析阿札耶夫底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
他不回答主要问题：
长篇小说中反映了国家生活中的什么特异现象？
作家在其作品中是以何种生活真实性与艺术明确性描写了这些现象？
党关于思想问题的指示如何帮助了作家更深刻认识我国现实生活的发展和更正确地在小说中反映了这些发展？
这些问题对批评家是不感兴趣的。
大部分对小说中人物的分析是建立在学院式的推论上。
巴特马诺夫只是被看作意志底化身，而查尔金特是智慧与博爱底化身。
批评家最初是把巴特马诺夫提到苏维埃文学底一切正面人物之上，但现在，当他把他同查尔金特比较时，又推倒了这个人物。
“……有一种感情和交往的境界，——批评家写道，——查尔金特对这境界的认识远比巴特马诺夫为深”。
“巴特马诺夫聪明地重复着，但仅只重复着，而查尔金特却感人心腑……”
批评家在矫揉造作地比较这些主人公时，同时违背事实与理性，企图令人接受他的这一丑恶的命题，即查尔金特和巴特马诺夫性格的不同、他们工作作风、行为和对人态度的不同——这是“独特的冲突”。
这是想着如何培养“忠实的孩子”的“‘父亲’与‘母亲’的冲突”。
批评家正确地指出小说中的集体写得很好。
但在分析作品时，他不阐明作家用什么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任务。
大家知道，共产党员、党组织乃是任何苏维埃集体底灵魂和领导力量。
这也表现在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中。
但是，批评家在他底冗长的论文中没有触及这一对我国文学最重要的问题。
对于脱离实际的学院式的议论的滥用，结果使得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底内容也成了变态的了。
当然，在我们所论述的这篇论文中，也含有正确的看法和公正的评语，但是它们不能改变这篇论文底基本的不良性质。
如果在“正面范例底力量”一文中只是个别的偏差和部分性的错误，那就不会有必要来这样详细论述它了。
但是论文底内容表示出我们面前是早被党所谴责过的文学批评中的反爱国主义观点的重复。
批评家古尔维奇底这些错误是不是偶然的呢？
不，不是偶然的。
大家知道，苏维埃舆论在1949年曾揭露与谴责过反爱国主义的剧院批评家——世界主义者小组底活动，这小组中也包括古尔维奇。
这位批评家在其先前的论文中以古典文学对比苏维埃文学，为了降低苏维埃文学底最先进的现象。
他在“寻找主人公”一书中宣传这一思想，仿佛苏维埃文学没有创造出真实的人物。
他竭力在苏维埃文学底人物形象中寻找双重的与不完备的意识和性格，竭力对苏维埃人进行诽谤。
在现在这篇论文中，当然，批评家是用另一种形式，是用苏维埃文学来反对俄国古典文学。
他需要这样作，以便歪曲地提出和抹杀苏维埃人民以之自豪的伟大的古典遗产。
批评家在无分寸地夸赞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时，同时也就是企图降低整个苏维埃文学底成就。
这位批评家又以同样的立场在潜意识的“深处”挖掘，仍旧归在寻找苏维埃人底性格中的老样的臭名昭著的双层性。
古尔维奇底论文在“新世界”杂志中的出现，又一次提醒我们：
对想把不相容的反爱国主义观点拖进文学批评中来的企图绝对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龚远英译自10月28日真理报）（原载文艺报第5卷第3期）〔一〕格里巴叶托夫（一七九五——一八二九）俄国著名剧作家，著有“智慧的悲哀”一书。
〔二〕拉季雪夫（一七四九——一八○二）俄国革命作家，其名著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之行”。
〔三〕席尔雅鲍夫（一八五一——一八八一）俄国七十年代革命民粹运动的著名代表，“人民意志”底组织者和领导人。
〔四〕哈尔图林（一八五七——一八八○）俄国七十年代最优秀的革命工人之一，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创始者之一。
〔五〕阿列克谢叶夫（一八四九——一八九一）俄国最早的工人革命家之一。

在对敌斗争中站稳党的立场
一个共产党员，在一切对敌斗争场合，必须清醒地站稳党的立场，首先从阶级观点分清是非，决不能因为亲属关系而模糊了敌我界线。
否则，就不可避免地会动摇起来，以致走上像俞铭传这样的可耻道路。
伟大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曾经波及到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家属。
在这种情况下面，有些共产党员，经不起考验，他们不是首先同自己的地主阶级的家庭划清明确的敌我界线，而是作了地主或反革命分子的俘虏。
他们有的虽然明明知道自己的家属是地主或反革命，却偏偏挖空心思地找藉口，想办法，为地主或反革命的家属排解开脱。
于是“罪恶不大”，“人性还好”，“能够改造”，“劳动起家，不该斗争”等等谰言，就一股脑儿地搬到了人民政府的面前，搬到了正在同敌人进行紧张斗争的群众面前。
他们有的甚至利用职位，采取一些流氓手段——威胁、恫吓群众，借以达到包庇地主或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这些人的行动，有的根本不够一个起码的共产党员的条件；
有的更严重地投到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立场上去。
这种人实质上是混到共产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这种分子当然应该从共产党内部清除出去，各地的党组织也正是这样作了。
俞铭传就是最近被清除的一个。
我们完全拥护开除俞铭传党籍的决定。
要求每一个同地主家庭有着联系的党员必须站稳自己的阶级立场，清醒地为坚持党的原则去同阶级敌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为苏联飞行员烈士墓奠墓武汉市举行隆重典礼

【新华社汉口29日电】
中南区暨武汉市各机关、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27日隆重举行苏联飞行员烈士墓奠墓典礼。
1938年，苏联援华飞行员曾在武汉市上空给日本侵略者的空军以有力打击，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苏联飞行员吉谢辽夫等十五人，在武汉上空的空战中英勇牺牲。
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只将他们的遗体草率地安葬在汉口万国公墓内。
武汉解放后，人民政府重新修建了他们的坟墓，并且另外选择地点筹建纪念碑。
苏联飞行员烈士墓已在10月间修建完成，本月27日隆重举行了奠墓典礼。
参加典礼的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难先、秘书长张执一，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德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梁必业，苏联友人代表布里杜里斯基，以及中南区暨武汉市各机关、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共一百多人。
奠墓典礼在奏中苏两国国歌声后，由张难先、吴德峰、梁必业等向烈士墓献花。
张难先和吴德峰在致词中号召大家学习苏联飞行员烈士的高度国际主义精神，为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到底。
苏联友人代表布里杜里斯基在致词中说：
苏联飞行员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付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功绩将永远活在中苏两国人民的心里。
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烈士们的功绩永垂不朽！

全苏拥护和平大会讨论吉洪诺夫报告
各代表发言警告新战争挑拨者
法奇、韩雪野等致词热烈向大会祝贺
【新华社30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第3届全苏拥护和平大会在28日上午和晚间继续开会，讨论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所作关于苏联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宣言征集签名运动的结果以及保卫和平斗争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上午会议由莫斯科“加利伯”工厂领班罗西斯基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白俄罗斯人民诗人科拉斯。
他说：
帝国主义者的所谓光荣、良心、道德和宗教，就是美元和英镑，就是对利润和超额利润的贪得无餍，就是称霸世界和奴役各族人民的野心。
因此，善良人民的职责就是揭露他们的伪善和他们关于和平、自由和民主的假主张。
科拉斯说：
如果新战争挑拨者胆敢发动战争，他们必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和灾难。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的著名炼钢工人萨哈罗夫说：
我们的钢是用于和平建设的，我们的钢就是集体农场上的联合收割机、铁路上的机车、港口上的起重机和伟大共产主义建设工程工地上的强大的机器。
但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炼钢工人也知道怎样制造钢来保卫自己。
我们将会生产足够的钢来使侵略者清醒过来。
天主教里加教区副主教斯特罗德继起发言，叙述了拉脱维亚天主教徒为和平而斗争的情况。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库兹涅佐夫在大会上着重指出：
当各民主国家人民正在进行和平建设的时候，被渴求利润和独霸世界的疯狂计划蒙蔽了眼睛的美英帝国主义者却在扩军备战，反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杜鲁门最近竟宣布拨款一亿美元，作为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境内组织破坏和间谍活动之用。
但是，我们要告诉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他们的傀儡们：
你们把你们的肮脏钱白花了。
你们阻挠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企图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的三十四年的历史，证明了苏联人民有能力粉碎和消灭任何侵犯我们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敌人。
我们坚决相信：
民主力量必将使肆无忌惮的疯子恢复他们的理智，阻止他们实现发动新战争的计划。
晚间会议由法捷耶夫任主席。
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波波娃首先发言说：
苏联妇女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是保卫世界和平的积极战士。
假如战争贩子敢于侵犯苏联，苏联妇女必将站在保卫祖国的队伍的最前列。
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团长、法国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奇在热烈的掌声中起立发言。
他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向大会致贺，并代表法国和平拥护者和全体爱国人民，感谢苏联为反对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而进行的坚决斗争。
苏联农民代表、基洛夫州“红10月”集体农场主席普洛佐罗夫，代表集体农民向大会表示他们要求和平的意愿，和对于维护和平事业的信心。
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维也纳会议的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委员长韩雪野，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
他代表战斗的朝鲜人民向大会致贺，并强调说：
今天，朝鲜人民正在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进行艰苦的斗争。
我们向你们保证：
我们一定把战斗进行到底，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
我们坚决相信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主席、科学院院士斯科贝尔琴说：
苏联科学家正在力求进一步发展先进的苏联科学和增进人民的幸福。
他们向各国进步科学家伸出友谊的手，号召他们为和平和人类的幸福而携手合作。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苏联作家爱伦堡、历史学家塔尔列、阿塞拜疆的学校教师俄鲁吉娃、吉尔吉斯大学校长杨格契诺夫、乔治亚天主教总主教卡里斯特拉特、亚美尼亚的医生俄根尼斯杨、卡霍夫卡水电站建筑工人领班科瓦列夫、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盖茨曼、演员阿布拉兹卓夫等人。

就美国军用飞机侵犯苏联国境事
苏联外交部发表声明
苏联政府曾照会美政府提出抗议

【新华社30日讯】
塔斯社莫斯科29日讯：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致安全理事会的声明已在巴黎发表，其中说，李奇微将军统率下的美国军用飞机一架于本年11月06日在日本海上空作“侦察飞行”，没有返回基地。
那个声明说，上述飞机在公海上空未接到警告就受到苏联战斗机的攻击。
鉴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这个声明，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声明如下：
本年11月07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把照会一件交给美国代办柯明。
照会内容如下：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认为必须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声明如下：
“根据苏联政府接获的已经证实的材料，本年11月06日海参崴时间十时十分，美国双引擎‘海王星’式轰炸机一架在奥斯特洛夫诺伊角地区侵入苏联国境。
“当时两架苏联战斗机即飞近该美国飞机，打算迫使这架已经侵入苏联国境的飞机在苏联飞机场降落，但美国飞机竟向它们开火。
于是苏联飞机便不得不开火还击，此后美国飞机便掉头向海外飞去，消失了踪迹。
“苏联政府特将此事通知美国政府，坚决抗议美国军用飞机又一次严重地侵犯苏联国境的行为，坚决要求严格处分应对此次侵犯事件负责的人员，并希望美国政府立即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美国飞机将来再侵犯苏联国境。”
至今为止，这个照会仍未获得美国政府的答复。

德国人民不要战争
德国工人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委员会在11月24日发表宣言，号召西德所有的工人加强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斗争及争取实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会关于召开全德会议的建议。
西德的许多社会著名人士也于最近在鲁尔区的杜塞尔多夫决定成立保卫和平协会的组织，以从事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斗争。
德国人民这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阴谋的日益强大的运动，对于正在加紧武装西德侵略步骤的美英帝国主义，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11月22日，美、英、法三国外长曾在巴黎与西德的傀儡总理阿登纳会谈。
会谈以后所发表的公报，十分明显地透露出美英帝国主义企图以所谓结束对德战争状态以后的“和平协定”，来代替西方的占领法规，以使它们的军队永远占领德国。
同时，并借此放肆地重新武装西德，作为它们组织侵略军、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工具。
美英帝国主义的这种罪恶计划，不但完全违反了波茨坦协定中关于肃清德国军国主义与使德国走向和平民主道路的规定，同时也完全无视德国广大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
德国人民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希特勒匪徒给他们带来的战争创伤与灾难，当然绝不会愿意再在另一次血腥的世界大战中去为外国独占资本家作无谓的牺牲。
德国军国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的历史教训，已使这一代的德国人民清醒地认识到：
战争与侵略决不是一个民族的出路，而只会给他们带来死亡与毁灭。
今天愈来愈多的德国人民都一致热烈要求德国的和平、统一与反对被帝国主义利用来作为军事基地的事实，正充分地表现了德国人民这种反对战争、要求和平与民族生存的强烈愿望。
美英帝国主义这次与西德傀儡阿登纳之间的会谈，是在艾奇逊与艾登之流在联合国大会上一再重复其“和平”的空谈及所谓“裁军计划”之后进行的。
这就不能不使德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和平”空谈不过是掩饰它们侵略计划的幌子。
显然的，不论是帝国主义者武装西德的计划，或者是它们的“和平”空谈，都注定要彻底破产和失败的。
德国人民蓬蓬勃勃的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斗争，就是对帝国主义者在欧洲加紧备战阴谋的迎头痛击。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起草全德国民议会选举法委员会
拟订全德实行自由选举恢复德国统一的指导原则

【新华社30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起草全德国民议会选举法委员会已经组成，并于11月26日在乌布利希副总理的主持下举行了第1次会议。
会议定出了关于拟订全德选举法时所将依据的各项指导原则。
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建议以1924年03月06日所颁布的魏玛选举法作为全德选举法的基础，以便由此促进德国东部与西部的代表们在全德会议上取得协议；
委员会建议，在德国全境根据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举行自由、普遍、不记名、平等、直接的选举。
委员会认为：
应该保障全体公民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
保障一切民主政党、群众和团体在从事选举活动方面享有同等的自由。
在全德各地，人民均得在口头上、报纸上或用任何其他方式自由表示意见的权利；
保障无论何人都不得因为政治见解而被逮捕或受到迫害，或在工作上遭到歧视；
保障国民议会每一个候选人都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和人身自由。
委员会并提出：
这个选举法一经全德会议采纳，公民们在各占领区之间迁移和到柏林来的一切限制，都应取消。
参加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工作的各党派及团体代表包括：
努舍克（基督教民主联盟）、洛赫（自由民主党）、博尔茨（国家民主党）、戈登堡姆（民主农民党）、瓦恩克（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昂纳克（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施密特（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维威希（农民互助协会）、牟勒（大柏林市政府社会民主党小组）、乌布利希（德国统一社会党）、艾伯特（德国首都柏林代表）等。
他们在发言中一致指出，德国各地人民都认为，举行全德选举以恢复德国的统一是当前最迫切的、生存攸关的重大问题和任务。
他们也指出，阿登纳和美、英、法三国外长在巴黎所发表的关于联合国大会应确定“是否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柏林及苏联占领区内同时举行自由选举”的联合声明，是违反德国人民的意愿的。
德国人民认为，要讨论的不是是否举行全德选举的问题，而仅仅是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代表如何在全德会议上就选举日期和选举法达成协议的问题。
德国人民要求举行全德选举，而不是如巴黎公报中所说的，在各占领区内“同时举行选举”。
代表们一致强调指出：
德国的分裂状态对人民非常有害，所以应作一切努力以恢复德国的统一，德国统一的伟大时机已经到来了。

美军大规模杀害俘虏的血腥罪行
胡思升
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人们曾经为纳粹德国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达豪集中营以及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残杀战俘的令人发指的非人兽行所震怒；
人们也曾经为日寇在中国大陆、在巴丹半岛残杀战俘的灭绝人性的暴行所震怒。
但是在今天，美国侵略军在朝鲜犯下的有计划地大量残杀中朝人民部队被俘人员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绝不是布痕瓦尔德以及巴丹半岛上的暴行所能比拟的了。
嗜血成性的美国野兽们的这种暴行，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野蛮行为。
人面兽心的美国将军们，曾不止一次地吹嘘他们对待战俘的“人道主义”，保证他们按照“文明国家”的“人道原则”对待战俘。
甚至就在最近捏造中朝人民军队“残杀俘虏”的那个无耻之徒汉莱也曾大模大样地说：
“联合国军从未杀过一个共军战俘。”
但是，成千成万被“联合国军”已经虐杀的中朝人民军被俘人员的血淋淋的事实，告诉全世界人民：
美国帝国主义者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和最凶恶的屠夫。
他们侈谈“不虐待俘虏”只是为了掩盖他们野蛮地、残忍地虐杀俘虏的滔天罪行。
让我们来看看美军虐杀俘虏的血淋淋事实吧！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1951年02月发表的声明中曾经指出：
1950年12月01日午后四时，当美军第2师所属部队从平安南道价川群中西里逃窜时，竟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三十一名与无辜的朝鲜人民三十五名以机枪集体惨杀。
在那些被杀害的人们的胸前都挂有“战争俘虏”的纸片。
这种惨杀战俘的行为连美国的反动杂志也不得不承认。
1950年08月21日出版的“时代”杂志登载了一篇“生活”和“时代”杂志驻朝鲜记者奥斯本的长篇报道，题目是“丑恶的战争！”
奥斯本劈头就说：
“这是一篇美国人所不愿写的报告，这是丑恶战争中的丑恶故事”，“我得说这是一场特别恐怖的战争。
因为我们要获取胜利，所以就强迫自己的兵士们在战场上采取最野蛮的行动和作风。”
到底是什么样的最野蛮的行动与作风呢？
奥斯本没有胆量说出口，但是他说：
“和我们并肩作战的南朝鲜军队，也是同样的野蛮到惨无人道。
我亲眼看见南朝鲜警察在押送俘虏回后方时，为了害怕危险而活活将俘虏杀死。”
这样，人们就可看出奥斯本所说的美军的野蛮行动是指的什么了。
据自美军“俘虏收容所”逃出的朝鲜人民军战士金泉一、金俊根、洪基万、崔尚恩等人的控诉，在美军的“俘虏收容所”里，屠杀和虐待俘虏的暴行是在有计划地、大规模地进行着。
美军的一般“俘虏收容所”，四周都围上了四五层电网。
在“俘虏收容所”里面，俘虏们都受尽了各种各样美国式的酷刑：
眼睛被电光射瞎；
指甲被剥去；
皮鞭抽打在皮肉已裂开的俘虏们的身上；
用烧红的铁条烫俘虏的身体；
在俘虏口中灌满汽油，点火焚烧；
把人放在大木柜里用蒸气蒸，蒸熟了再拖出来喂警犬。
活埋、集体枪杀、强奸女俘虏以及种种用文字难以描述的中世纪的酷刑都在集中营内施行着。
许多美国军医和“科学”人员走进俘虏营假装给俘虏们治病，实际上却是偷偷地把杀人的化学药剂与病菌放在活人身上做试验。
为了逼迫中朝被俘人员谈出军事机密而施行酷刑拷问和屠杀的事实更是普遍的。
例如美军的“水原俘虏收容所”，里面有堆积着腐烂尸体的毫无光线的“特别监狱”，有专门进行各种严刑拷打的“特刑室”，有满屋养着专吸人血的蚊子的“特别监”，有专门把俘虏用蒸气蒸死的“蒸气监”。
又如在庆尚南道某一个岛上有一个“俘虏收容所”，该岛被当地居民称为“死亡岛”或“活地狱”。
这个“俘虏收容所”设有绞刑台，在绞刑台上经常有被绞死者的尸体，宪兵们并把尸体绑在电线杆上作射击演习。
又如离大田市约三公里的所谓“大田俘虏收容所”，在那里每天进行着各种暴行，对女俘虏进行各种凌辱：
强奸、割掉乳房、剁掉手和脚、拔指甲以及在她们身上浇以汽油，点火燃烧。
据从这个“俘虏收容所”逃出的朝鲜人民军战士洪基万说：
仅仅在一个星期内，该俘虏营的俘虏就被杀死了一半。
从所谓“联合国军釜山俘虏收容所”逃出来的朝鲜人民军战士金泉一说：
在收容所外“老远就听见被拷打的人的凄惨叫声和阵阵的皮鞭声。
进去的十个有九个是死了被拖出来。
我在一天当中，看到刽子手从一个刑房里拖出了四十多个被打死的人民军同志。”
在美国野兽这样大规模的、有计划的虐杀之下，据朝鲜外务相朴宪永于1951年11月19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中所引的极不完全的统计：
在南朝鲜的许多美军“俘虏收容所”中，今年有近一万七千名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被俘人员被残酷地杀害或饿死了。
美军虐杀俘虏的罪行，不仅在中朝人民部队手中握有无法抵赖的确凿的证据，而且被我俘虏的美军官兵也都供认了这种事实。
据美军第2师第2战斗营HS连的奥托·贝尔说：
“我们的（指美军）士兵奉命不要零星收容活的俘虏，而是要把他们杀死。”
贝尔说：
“1950年11月31日，我在顺川和军隅里之间，看到有两百个中国和朝鲜俘虏被南朝鲜军队残酷地杀死。……中国和朝鲜俘虏都被关在有刺铁丝网的笼子里，放在户外，那时正是天气很冷的冬天。”
又据前在美军第24师第19步兵团第1连当步兵（军号R·A·11179178）的爱得生·菲力浦在他所写的书面报告中说：
“有一次军官命令我到城外去送信。
当我正走出城的时候，我听到一阵可怖的骚动声。
我跑去一看，原来是几个宪兵正在忙着活埋北朝鲜俘虏。……他们把北朝鲜俘虏扔在坑里，然后再用土填上。
我看到北朝鲜俘虏的手和腿从土里钻出来，宪兵们便用长刀把手和腿砍断。……第2天早上，我又看见两个宪兵在枪毙北朝鲜俘虏。……又一次，我们捉到了六个北朝鲜俘虏……不一会，我们便听到枪声，我们跑去一看，原来就是刚才被俘的六个北朝鲜人被枪毙了。”
在美军指挥下的李匪军杀害俘虏的暴行也是骇人听闻的。
因此甚至英国工党议员潘纳于1950年11月05日在关于朝鲜问题的演说中，也要求立即逮捕李承晚并作为战犯惩办。
他并说：
“李承晚走狗们的残酷，李承晚警察大批谋杀平民和战俘（关于这些事有许多消息）都是在联合国旗帜下进行的”。
难道还用怀疑，在“联合国军”属下的李匪军的暴行不正是在美军指挥下干的吗？
与我军宽待俘虏、给俘虏以各种文化娱乐、医药卫生的照顾相反，美军还强迫中朝被俘人员做各种苦役。
法新社东京1951年02月19日电讯报道说：
“大韩民国政府现正计划将大批共军俘虏运往马山港正南的巨济岛上，利用该批俘虏进行该岛开发工作。”
（好动人的名词！）
关于美方“俘虏收容所”中疾病蔓延的情形，路透社东京09月03日电讯承认：
“盟国的一位卫生专家今日在此间称：
囚禁在南朝鲜的巨济岛上的共产党战俘间流行着赤痢。
他说：
在07月初，集中营的医院每天收容七十五个至九十个赤痢病人。”
美联社朝鲜巨济岛05月18日电讯也曾报道：
“那个战俘营里有好几千朝鲜人。
其中一千四百人病得很厉害。
其余的人当中，约有百分之八十染有某种疾病。”
但是，大家知道，中朝人民军就是在极有限的医药设备下也是竭尽全力地医治战俘的。
美国侵略军另一种惨无人道地杀害我军被俘人员的手段就是拿俘虏作各种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实验。
今年03月间，美军的一艘以“防疫”为名的第一○九一号细菌登陆艇，开到朝鲜东海岸元山港，并以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作细菌武器的实验。
04月09日美国“新闻周刊”以“黑死病船”为题，发表消息透露了这个血腥事件。
该消息称：
“请注意海军的一艘实验防疫的船只的秘密使命。
这船已派至北朝鲜东海岸的元山港。
在那里，海军已维持了一个长期的围攻。”
该文继称：
“这船是一艘步兵登陆船，上设实验室，老鼠兔子俱全。”
并称：
“海军陆战队从该港的小岛上抓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带到船上，试验他们是否已有可怖的黑死病的症候。”
侵朝美军司令部“公共卫生局”局长赛姆斯准将，曾因此而获得了“十字勋章”。
不久，该细菌登陆艇又开往釜山西南四十英里的巨济岛，据美联社透露：
巨济岛上有“半打圈栏”，囚禁着朝鲜人民军的被俘人员，该船到巨济岛去的目的就是要以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作为细菌武器的试验品。
美联社称：
船上的“实验室自伸展在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取得口与肠的病菌培养物，每天进行三千次试验”。
该船“二十英尺见方的实验室挤得满满的，全体三十八个人都在全力地工作着。”
美联社并承认：
这些万恶的细菌战犯“并不是不知道他们所引起的愤怒”，但是，他们却无耻地承认，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比“恶名更为重要”。
细菌武器是文明人类所严禁使用的，而美国侵略者不但公然进行制造，甚至还拿战俘作着惨无人道的实验。
对这一罪大恶极的罪行，美国的将军们绝不能逃脱他们应负的责任。
今年08月间，美国侵略者更干下了另一桩灭绝人性的罪行，那就是：
美国侵略者用一艘一万四千吨的英国轮船运送了一千名朝鲜、越南等国的俘虏，到西方去作原子爆炸的试验。
据目睹其事的埃及记者在1951年09月24日出版的开罗周刊“久米尔、米斯里”上登载的报道中说：
“现在我坐在一家在美国乳酪公司工作的埃及工人房里，甚至到现在，想到我所看见的可怖情景，我就全身发抖。”
一天晚上，这位埃及记者发现，在南朝鲜的一个港口，五百名的朝鲜战俘装到了这只船内。
他写道，这是一艘有武装的商船。
为了更好地保密，船上的无线电收报机拿走了。
两百名水手守卫着这只船，船上只有够船员使用的救生船。
他继续说，装在船上的人们被分作几群。
每一群将用来试验原子爆炸的不同效果。
其中一群人将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命运——就是这一群人将直接用于爆炸试验。
另一群人在一个固定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们一定会遭遇到的命运；
现在，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正被运往其他的战俘集中营。
美国侵略者这种嗜血成性的恶毒罪行，再度证明了美国侵略者是完全灭绝了人性的野兽。
以上所列举的事实，不过是美国侵略军在朝鲜以各种残暴方法虐杀中朝部队被俘人员千万件罪行中的一小部分，然而仅仅这些已经被揭露了的事实，已足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之震怒了。
这样大规模地、惨无人道地虐杀俘虏的罪行是史无前例的。
文明的人类绝不能容忍这种兽行。
中朝人民要向全世界控诉：
要求有良心的人类重视这种事实，并共同起来制止美国侵略军的这种滔天罪行。
美国杀人犯及其在华盛顿的指使者，必须受到人类严厉的正义制裁！

美国侵略者虐杀我方被俘人员的铁证！
美国侵略者对待我方的被俘人员野蛮地加以杀害和虐待。
这里所刊载的两张照片，是美国侵略军自己摄制，刊载于1950年10月02日和09日在美国出版的“新闻周刊”上，以炫示它们的野蛮和无耻。
上图是美国杀人犯将我方被俘人员剥光衣服，用坦克车和各种武器包围他们，迫令举起手来。
下图是把我方被俘人员推在土坑中准备活埋。

美英俘虏给家里写信
对我医务人员表示感谢
【新华社广州30日电】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疗防疫服务队广州队最近从朝鲜战地医院带回来两封美英俘虏的信件。
一封是美国俘虏托该队队员转给他的家人的信，另一封是英国俘虏写给该队医务工作人员的感谢信。
美国俘虏在家信里写道：
“我希望你们不要为我担心，因为我受到很好的待遇。
我已经在一个中国人办理的医院里过了六个星期。
他们确实尽了很大的职责来治疗我的腿伤。
他们待我很好，给我一切我所需要的药物。
所有这些人对我都很好，因此你们不要相信有人说中国人虐待俘虏的任何谎话。
这个战争越快完结，我就可以越快地跟你们再在一起。
因此，你们应该在美国尽力制止这场战争。”
英国俘虏的感谢信说：
“我写这封信是表示我对林医生、曾医生和护士们在医院中医治我的谢意。
我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和治疗，这是一个战俘所不能期望得到的。
我可以在医院场地四周自由行走。
我将把许多愉快的回忆带回去，告诉英国人民我曾受得多么好的待遇，并且把中国人民高尚品德和善意告诉英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