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处成立
【新华社29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了协助组织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曾指定由陈叔通副主席、李维汉秘书长、章乃器委员三人负责邀请出席、列席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的全国各地工商界代表进行协商，先后曾在10月26日、11月02日两度举行座谈会。
经过商谈，决定分三个步骤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第1步是成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处。
筹备处委员人选经陈叔通、李维汉、章乃器和各地来京的工商界代表以及有关机关进行协商，并分别征取各大行政区行政首长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后，推定李烛尘、乐松生（华北区），项叔翔、苗海南（华东区），余金堂、江炳炎（中南区），巩天民、陈季升（东北区），温少鹤、李琢庵（西南区），经春先、魏岐山（西北区），薛暮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叶季壮（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叔通、章乃器、沙千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十八人组成。
现在，筹备处业已成立，并推定陈叔通为筹备处主任，沙千里为筹备处秘书长。
筹备处仅是工作机构，等到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就宣告结束。
筹备处预计以三个月左右时间完成召开筹备代表会议，成立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
第2步是召开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组织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再作一定时期的筹备工作，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后，就进行第3步工作——召开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布决定
开展机关企业中增产节约运动
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动员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新华社汉口29日电】
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本月28日公布了关于开展机关、企业中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由中南军政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
它的主要内容是：
在开展国营企业和事业机关中的增产节约运动方面，决定中着重指出要在这些企业和机关中发动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展开反浪费斗争，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保护和节约国家资财。
同时要加强经济核算和现金管理的工作，加速商品和资金周转，减低商品成本。
对于在改进技术、提高设备利用率方面有成绩的职工，应给以奖励。
财政部门的主要力量应放在整顿税收方面，防止偷税漏税现象，加强粮仓的管理。
在精简机构编制方面，要消除机关重叠的现象。
裁并骈枝机关，减少层次；
精简一般的工作人员和勤杂人员，充实业务单位，把编制以外的人员有组织地转移到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工作岗位上去；
各种工作制度和手续力求简化，彻底整顿文风，克服官僚主义。
决定中规定：
凡开各种会议，力戒铺张浪费；
喜、丧、年节，不准互相馈赠、请客。
决定号召中南区各机关和国营企业的干部、职工要发扬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
严禁大兴土木、去旧换新的奢糜浪费行为；
添置器材、设备、日用品等，都须尽量采购国货，并提倡废物利用。
关于整顿机关生产方面，决定中规定应立即按级成立机关生产委员会，清理生产资金，把以前各自经营的混乱局面转向统一领导、统一经营。
为了加强对这一运动的组织领导，决定中规定中南区各级机关和企业单位，应成立精简节约委员会或精简节约小组，制订和掌握增产节约计划，并按时组织检查。
各部门各级首长都应亲自动手，以身作则，结合修订爱国公约，广泛地深入地进行教育动员工作，以造成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和社会风气。
决定还规定：
要整饬财经纪律，发动群众检举贪污浪费的行为；
中南大行政区和省（市）两级应成立“整饬财经纪律联合检查组”。
在各机关、企业、团体中进行重点检查。
又讯：
中南军政委员会精简节约委员会已在24日成立。
邓子恢为主任委员，张执一、曾一凡、范醒之、唐星为副主任委员。
【新华社张家口28日电】
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直属机关，在11月26日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乌兰夫在会上作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动员报告，号召内蒙古自治区全体共产党员干部和各民族、各界人民，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增产节约的号召。
在全面开展增产节约的办法和计划方面，乌兰夫指出：
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民政府、中共党委和人民团体的所有机关，要精简机构，减少层次，提高工作效率，消除人浮于事的浪费现象。
各项经费开支要精打细算，反对铺张浪费。
乌兰夫号召各机关负责干部亲自动手，发动全体工作人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厉行精简节约。
各国营、公营企业、工商、贸易、合作社等经济工作机关，要认真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改善经营管理，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成本，消除浪费。
同时，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进行生产竞赛，提高产品质量、数量，为国家创造和积累更多财富。
农业生产方面，要继续提高耕作技术，防止灾害，在明年做到全区每垧耕地增产一百五十斤粮食。
各地干部目前并须进一步组织群众运盐，打猎，采山干鲜货，采药材，饲养鸡、猪，清理林场，利用废材，使增产节约和救灾度荒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牧业方面，要保护牲畜安全过冬，利用一切畜产品。
做到了以上各项，今后一年中全区增产节约的总值就将有粮食四十五万吨。
乌兰夫最后强调地指出：
要在内蒙古今年遭到严重旱灾的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就须全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所有革命工作人员以对人民负责的最高热忱，有计划有领导地深入发动群众，高度发挥群众的爱国热情，加强增产节约、救灾度荒的信心，同时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展开群众性的斗争。

争取今年全部完成捐献武器计划
全国缴款超过三万九千亿
完成捐献计划地区热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新华社29日讯】
截至29日的统计，全国人民实缴捐献武器的款项已达三万九千一百一十九亿元，可购买战斗机二千六百零七架，占认捐总数四万一千一百三十九亿元的百分之九十五强。
现在全国提前和超额完成捐献计划的地区，已有青海、川北、川西、浙江、苏北、湖北、河北、甘肃、川东、福建、河南、川南、皖北、绥远、湖南、察哈尔、山西、皖南、山东等十九个省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西安、本溪等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市。
其中上海市人民超额捐献战斗机八十三架，浙江省人民超额捐献战斗机五十架，河北省人民超额捐献战斗机二十三架，河南省人民超额捐献战斗机二十二架，其他各省、区、市，也超额捐献了战斗机一架至十架不等。
上述提前和超额完成半年捐献计划地区的人民，正热烈响应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以积极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中心，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
上海市人民准备在今年年底前后全面修订爱国公约，开展群众性的新年和春节的优抚运动；
浙江省海宁、平湖、海盐等县农民，也紧张地进行冬季治螟和掘毁稻根的工作，为明年的增产准备条件；
山东省滕县专区很多农民，也正迅速地进行冬耕，有些农民并订出了增产节约计划。
全国接近完成捐献计划的平原、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热河、陕西、宁夏、新疆、苏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西康等十七个省区以及北京、重庆、广州、沈阳、旅大、鞍山、抚顺等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市的人民，正积极增产，踊跃缴款，争取在12月份内全部完成原订的捐献计划。

反对文牍主义
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和中央政法各部门，最近召开了秘书工作会议，并联合举办了一个“反文牍主义公文展览会”，以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的精神，相互检查，并以实例来公开揭露他们的机关在公文处理上的若干缺点。
同时各部门联合签订了一个简化公文的公约，规定了今后改进机关秘书工作的具体办法。
展览会已吸引了成千机关人员的注意力，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现在还在巡回展览中。
展览会揭露了这样的现象：
有的普通公文，在本部门内经过了十多个负责干部批阅，几十道收发手续；
有的在几个部门间往返十几次，旅行了四、五个月。
大家同住在一个城市，甚至同在一个机关，或一个院内，很多日常事宜，明明可以用电话或直接碰头协商等办法很快地处理的，却仍是“公事公办”，“层层核批”，“公文团团转”，“条条儿满院飞”。
所有这些办事拖延、手续繁琐等文牍主义现象，客观上都是对人民不够负责的表现。
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使机关里多数工作同志陷在不必要的文牍圈内，看起来也许都是很忙似的，可是真正的工作效率并不高。
文牍主义不单是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的问题，而是机关的领导作风、工作方法的问题，它的发生又是与我们许多机关存在着机构庞大、组织重叠等现象分不开的。
这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腐朽的旧衙门作风留给我们的遗毒。
它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下层，脱离了实际，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它。
特别是高级政府机关的工作，大都是广泛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应当面向群众，进行原则的领导，因而它的工作方式决不能仅限于坐在办公室批阅公文。
我们必须认识所谓公文仅是政府推行工作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之一，它不是政府机关工作的目的。
文牍主义所以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因为它把办公文当作了办事的唯一方法和工作目的。
它可以不用脑筋，为办公文而办公文，或者以“不办正式公文，就是不正规”、“不办公文，没法查对”等为藉口，阻碍工作方法的改进。
殊不知机关办事如果都要这样做法，其结果只能是减低效率，只会是脱离群众。
所以我们必须结合这次精简机构，同时反对文牍主义作风。
当然这不是反对必要的文牍工作，更不是因此而提倡什么游击主义作风。
我们要的是科学的提高办事效率的正规作风，而决不要那文牍主义的所谓“正规”。
中央政法部门早就进行过几次公文改革的检查，领导方面向来是非常注意机关的精简节约和提高工作效率的；
可是文牍主义的现象依然存在于某些环节。
这就说明，文牍主义作风的克服并不是很容易的。
因此，各级政府机关，尤其是一般高级政府机关，应该对文牍主义作一次普遍地检查，以便改进工作方法。
中央政法部门用展览的实例，来启示和教育一切机关人员注意改进工作的方法，值得广为推行。
我们必须把一切旧的、腐朽的工作作风加以彻底清除。

在昨日的双方代表团会议上
我方继续严斥美方荒谬论点
【新华社开城29日电】
29日的朝鲜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团会议上，我方代表继续严词驳斥对方所提出的维持停战协议签字时的军事力量的现状，以保证敌对行为不再复发的荒谬论点；
以及监督机构得以自由出入朝鲜全境的无理要求。
我方代表再度指出：
为了真正地保证朝鲜停战后敌对行为不再发生，就必须彻底消除朝鲜的战争状态，而不是保持战争状态下的军事平衡；
就应该积极减少双方的军事力量，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及其供给与装备，而不是主动地使用所谓补充和轮换的方法来维持双方在停战协议签字时的军事力量的水平。
但对方却又始终反对讨论自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声称：
在从事停战谈判中，无权讨论外国军队撤出的问题。
我方代表质问如果对方无权讨论外国军队在朝鲜的去留的问题，何以对方却又有权讨论外国军队在停战协议签字后的补充与轮换的问题。
我方代表再度指出：
我方对于第3项议程的五项原则建议是解决第3项议程的充分而合理的方案，要求对方予以郑重的考虑。

我们伟大的祖国
青岛四方铁路工厂翻砂场的工人王继伯，努力改进工作方法，创造了“×－”型货车闸瓦托砂模，使生产效率较前提高了八倍，创全国的新纪录。
这是王继伯向工友们讲解工作法的情形。

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
拥护政协全国委员会各项决议
确定以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为中心任务

【本报讯】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1月12日举行第20次会议，通过关于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各项报告及全部决议并为其贯彻执行而奋斗的决议，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业于11月01日胜利闭会，毛主席开会词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陈叔通副主席、彭真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郭沫若副总理关于政治、抗美援朝、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会务各项工作报告，以及大会全部决议，经本盟第20次中央常务委员会一致表决衷心拥护，完全接受；
尤以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三项中心任务，定为本盟的中心任务。
并决定号召全体盟员学习上述各项文件，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广泛地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更为急待进行的工作。
因之，根据本盟实际情况作出三项具体规定，号召全体盟员坚决为其彻底实现而努力奋斗：
（一）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要进一步动员每个同志，并发动群众，继续扩大捐献运动。
各地支、分部要订出捐献计划，并保证其完成。
我们要切实协助政府作好优抚工作；
彻底肃清暗藏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分子；
继续发展和深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每个同志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地在群众中进行时事宣传；
要进一步普及和深入爱国公约运动，按期检查，这是各阶层人民进行共同的爱国活动和爱国教育提高组织性和工作效率的一种基本形式，必须长期推行，不断改进。
（二）我们必须积极展开增产节约运动，要有组织地发动群众进行节约。
每个工作单位，要在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原则下，由全体工作同志，共同规定节约办法，坚持实行。
参加机关工作的同志，尤应自发地、创造地提高工作效率，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
更要推动和发扬青年和妇女的积极性，使参加各项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检查工作。
这些工作做好了，将大有助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的斗争。
（三）我们必须广泛展开思想改造运动。
全体同志要认真地、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要在盟内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为盟的领导思想。
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用以纠正我们中间的各种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思想。
各地盟的组织应即成立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领导盟员进行学习，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时，必须联系实际，联系自己思想，进行反省与批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及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前途。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民主同盟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闭幕
会议要求全体盟员学习毛泽东思想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举行茶会招待全体代表
【新华社29日讯】
中国民主同盟在11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出席代表有民盟总部各部门负责人和各地方及海外支分部的组织宣传工作负责人共一百七十多人。
会议历时15日，已在27日闭幕。
中国民主同盟自从去年12月六中全会以后有显著的发展和进步。
六中全会决定以抗美援朝、发展和巩固组织作为民盟的中心任务。
一年以来，各地民盟组织和盟员参加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参加了民主建政、文化教育以及财政经济等各项工作。
各地组织都吸收了一批优秀的新盟员。
民盟在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了，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作用也增大了。
这次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就是在民盟发展和进步的新情况下召开的。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交流各地工作经验，解决组织宣传工作中的若干主要问题，以求改进工作，执行当前政治任务和继续发展与巩固组织。
会议首先由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张澜讲话。
他鼓励全盟同志努力执行当前政治任务，巩固团结。
继由副主席沈钧儒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的传达报告。
他号召盟员学习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的各项文件，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以推进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三大运动作为民盟的中心工作。
民盟中央政治局秘书长章伯钧刚从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第2次会议回来，也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和平理事会各项决议的报告。
会议由总部宣传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作了“六中全会以来组织宣传工作报告”。
罗隆基在报告中指出：
民盟在过去一年中参加和推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特别是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和捐献武器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
各地盟员协助宗教界进行自立革新运动，切断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也有很大的成就。
盟员有九百七十八人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各地盟员都参加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检举了反革命分子。
由于参加群众工作，盟员思想认识一般都提高了一步。
在发展组织的工作方面，到最近为止，国内民盟的总支部、支部、分部已发展到八十五个单位，区分部及海外组织尚不计在内。
估计盟员人数到今年年底将比一年前增加一倍以上。
新盟员中文教工作者占百分之六十，机关工作者占百分之二十，其余为工商界和技术人员等；
并有不少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被吸收入盟。
在会议进行期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彭真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分别应邀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任务和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也在招待与会代表的茶话会上讲话。
会议最后01日，由总部组织委员会主任胡愈之作了总结报告，组织委员会副主任郭则沉和宣传委员会副主任黄药眠分别作了关于组织业务和宣传业务的讨论总结报告。
与会代表一致同意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所提出的三大中心任务——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作为民盟的当前中心任务。
与会代表又一致认为：
今后民盟的组织工作要以发展为主，继续巩固组织。
民盟盟员要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在知识分子中带头进行思想改造运动。
会议要求全体盟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胜利地执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所决定的三大任务，为继续发展和巩固组织而斗争”。
会议最后通过了各项报告和建议案，并通过了向毛主席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电。
【新华社29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11月24日举行茶会招待中国民主同盟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民主同盟副主席沈钧儒、秘书长章伯钧和总部各部门负责人也应邀到会。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讲话。
他祝贺民主同盟团结、发展和进步。
章伯钧和沈钧儒相继发言，号召全体代表和盟员今后更加努力工作，为实现人民政协第1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所提出的三项中心任务而奋斗。

民族卫生工作大队
出发西康藏族区工作
【新华社29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组织的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在29日由京出发前往西康藏族地区。
大队以曾在青海、甘肃藏族地区和内蒙地区工作的中央防疫总队第7大队为基础，增加中央妇幼卫生大队队员七人和北京大学医学院、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医师护士等共五十七人组成。
该队还拟在当地增加民族干部二十六人，他们一面随队学习，一面工作，以便大队离开后能够继续在当地进行工作。
该队携带了约值八亿三千多万元的医药装备。
大队工作任务是：
一、就地训练兄弟民族卫生干部；
二、防治性病；
三、开展妇幼卫生工作；
四、调查西康藏族卫生状况和进行卫生宣传教育。
该队在出发前曾进行了短时期的学习，并请有关人员介绍了西康情况。
该队出发时，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曾到车站欢送。

简化公文手续、提高行政效率
中央政法部门举办反文牍主义公文展览会
【新华社29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为号召简化公文，提高行政效率，在10月底召开了中央政法各部门秘书工作会议，检查了各部门公文处理的情况，并在11月22日开始举办了一个反文牍主义公文的展览会。
展览会以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的精神，陈列了各种类型的属于文牍主义的公文，并附有扼要醒目和富有教育意义的说明和图表。
文牍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旧衙门遗留下来的坏风气。
人民政府的各机关虽然在形式上避免了“等因”“奉此”的旧腔调，但仍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牍主义。
譬如，一个司法机关曾收到一件请求解答收养关系的信。
从收文到复文，由于公文往来旅行，共经过二十八道手续，费时五个月零三天。
展览会为这件公文制的旅程图，乍看起来很像一座包括不少街道的城市。
另一个部门在处理人民银行送请提意见的一件草案时，也因为公文在机关内兜圈子，结果费时三十六天，经过了三十六次收发手续，以致十一个单位（办公厅、局、处、科）的十二个负责人（办公厅主任和局长各一人、处长四人、科长六人）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
展览会设计的一幅建议图指出：
这件事如果由主管单位约集各有关人员协商处理，而不单纯地把公文转来转去，就迅速而省事了。
文牍主义发展的结果，便成为“为办公文而办公文”。
如送一纸收据或借用电话机，都办了正式公文。
又如一个机关发出一件正式公文、实际只有收据作用，也经过了层层核签的手续。
这个机关收到一件不是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公文，竟把这件公文重抄一份并另备正式公文一起送到主管机关去。
展览会认为这类公文的处理，只须就原件批转便可以了。
展览会列举了许多在处理公文中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拖延积压的例子。
比如有人写信问革命残废军人转业后，本人和他的家属的政治待遇问题。
这封信被积压了六个月零五天，原因是“承办人忘记了”。
展览会还列举了一些在办公文时粗枝大叶，漏了重要交代，以致招来麻烦的例子。
为了简化公文，提高工作效率，中央政法各部门把最近联合签订的“简化公文公约”也展览出来，给予各机关参观者很多帮助。
公约共有八条：
一、可行文可不行文者，不行文。
充分利用电话、面商及就原件批送等办法处理。
二、行文力求简便、迅速、整齐，文字简单明了，提倡便函，少用大印。
三、公文签发，内部分级负责，告知相关人员。
四、建立集体办公制度，处理重要公文，避免逐级周转，层层签核。
五、公文分别缓急，急事急办，缓办或不能办者，应有交代。
六、加强检查，每周小结，每月结办。
七、注意保密。
八、节省人力，爱惜纸张。
（附图片）
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在展览会上的题词
新闻摄影局齐观山摄

花纱布公司决定从今天起
降低全国纱布价格
【新华社29日讯】
新棉上市以来，中国花纱布公司每月收购数量都超过原定计划，原棉供应已无问题；
同时全国纱厂自11月份起增加生产，纱布来源将更充裕。
中国花纱布公司为缩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和减轻消费者的负担，决定自30日起将全国纱价平均降低百分之二点八，布价降低百分之一点八。

解放军进藏部队
进驻后藏重镇江孜
【新华社拉萨29日电】
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某部已在日前进驻后藏重镇江孜。
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江孜的宗本龙吉郎巴及其所属头人等三十多人预先赶到郊外欢迎解放军。
宗本龙吉郎巴向该部指挥员献赠了哈达。
当解放军入城时，城内居民、来自各地的农民和喇嘛等两千多人，在街道两旁排成一里多长的行列来欢迎。
成群的藏民们兴高彩烈地簇拥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和数十面五星国旗，把部队迎进江孜城关。

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关于基本建设工程的检查报告
今年0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的社论，06月19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检查基本建设的指示，当时，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尚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0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我局修建的北京造纸厂下水道失效的消息，我们最初仍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上。
经过上级指示和我们自己的检讨后，才明确了检查基本建设的精神。
我们除对北京造纸厂下水道问题作了检讨外，并自07月中旬开始，对所有的工程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在检查中发现了以下问题。
一、设计方面
（一）在工程设计前，缺乏调查研究，缺乏全面观点与发展观点，孤立地局部地进行设计，致造成极大损失。
例如，我们在设计龙须沟下水道工程以前，对龙须沟附近地形，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研究，对流域面积和流量大小，没有进行通盘的周密的研究和计算。
当时，我们只考虑了解决龙须沟附近的排水问题。
下水道修竣后，部分住户院内，仍然积水，因此不得不添建一道下水道。
又如，1950年修建永定门内东便道下水道（双孔方沟）时，坡度仅设计为万分之六；
修竣后，发现下水道下游出口与南护城河河底距离很大，出口还可降低，坡度亦可加大。
如此，则同样断面的下水道，当可容纳更多的流量。
当初若将东便道下水道修得大一些，坡度陡一些，把永定门内的旧下水道加以整修利用，把东晓市下水道线管径加大一些，就可更好地解决整个龙须沟一带的排水问题。
1950年，设计松林闸时，只考虑了向城内引水，未考虑排洪。
闸孔设计为三孔，但上游三岔口闸却是四孔，最初，我们认为只把一部分水，经由铁灵闸导入城内，但实际上流量很大；
同时城内湖泊，不可能再容纳城外的水。
该闸的海漫高程，在1950年我们是根据旧闸的工程设计的，现在看来，闸底是可以降低一公尺的。
这样，不但河道坡度可以增大，流水较前通畅，而且下游的跌水高度，也可少修一公尺。
这种作法，可能节省五万斤小米。
（二）我们有粗枝大叶的作风，缺乏应有的责任心。
最典型的例子，是打磨厂北深沟旧下水道出水口工程。
我们在测量这一工程时，没有调查，只是随便打听了一下，就主观地认为旧下水道线，一定是弯弯曲曲地压在房屋底下，所以在设计时，决定裁弯取直，另建一条新下水道。
但开工后，发现了旧下水道线原来是直的，无需裁弯。
结果白运去了过多的管子和砂石，浪费一千余斤小米。
又如凉水河上阻水桥梁的改建工程，是根据载重不超过三吨的标准设计的，但有些桥是要过汽车和拖拉机的。
施工以后，才发现拖拉机站附近的桥梁载重量不够，只得重新加强。
我们由于考虑到有些桥要通过洪水，于是不适当地提高桥面，没有认识到修桥的目的是便利交通。
发现这些毛病后，我们只是消极地阻止重车过桥，而不是积极地设法加固桥梁，真正便利群众。
我们设计许多工程时，没有重视地质钻探，因而设计不切合实际。
例如，右安门外南护城河与水关工程，未经地质钻探，仅凭主观了解，就决定了河底掏挖的深度。
因而在施工中遇到流沙，造成很大困难。
施工后经测量查验，发觉挖完部分，又有一段平均回涌五公寸左右，等于白挖了一千六百余公方，损失一万斤小米。
（三）希图“节省”，实际浪费。
我们进行四海
（什刹海、积水潭）下水道第1期工程时，为了省钱，未进行承载试验，只凭游泳场施工的经验，大致估计地基的承载力，主观地将基础改薄，采用了分离基础施工办法。
竣工后，基础上即发现裂纹。
第2期工程施工时，没有接受第1期的教训，只草率地把设计改变了一下，仍未进行承载试验，致又发现了裂缝。
什刹前海、积水潭护岸工程，原拨修建浆砌块石直墙式护岸，后因采运块石困难，又改为水泥砖砌斜坡式护岸，但对土壤水压力的作用研究不够。
以致经过一个冬季，即发生凸凹不平现象，严重部分裂缝达一公寸。
大部分人员没有做过这样的护岸，对这种护岸应否允许透水的问题，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就决定了设计，这显然是冒险的。
原设计是水泥砖下铺垫卵石基础，要求各水泥砖块不要连成一个整体，这是为了个别砖块沉陷破坏时，易于修补。
但因设计不切合实际，铺垫卵石基础不易施工，故草率地改变成混凝土基础，形成整体的结构，这也是造成破裂的一个原因。
在施工过程中，有的工程师曾提出意见，但未得到重视，只照顾工人不窝工，就马马虎虎赶着动工，结果被迫返工补修，浪费七万余斤小米。
（四）有些工程，一面设计，一面施工，造成损失。
例如，修建人民游泳场时，为征求各方面意见，完成设计工作较迟。
但在设计尚未完全确定时，因施工单位窝着工力，领导干部即决定马上开工。
至设计确定时，土方已多挖了一部分，并运出了二、二七五公方。
游泳场池身工程修竣后，仍需回填一部分土，多费了很多工力。
加上往返运费，损失两万余斤小米。
二、施工方面
（一）缺乏严格的制度，曾经发生随便变更设计，或不按原设计施工的现象。
例如，下水道基础的宽窄厚薄，下水道交叉和转弯处的检查井，均未按设计规定修筑，有的随意取消检查井内的低水流槽，致易淤积污泥，有的砌下水道砖墙不满铺满砌，灌浆不充足，致砌好后发生严重漏水现象。
司家坑至宣武门下水道，设计规定修七十个雨水口，但无具体根据，施工时，竟少修了四十个。
四海下水道检查井的位置是随意修建的，有的在下水道线南，有的在下水道线北。
施工中根据实际情况，对设计进行某些必要的修改，这是应该的，但随意变动是极易造成严重错误的。
（二）缺乏科学的准确性。
例如，南旱河玉渊潭节制闸海漫的长度，竣工图上是四点四八公尺，而实际是四点九公尺，相差四公寸之多；
法华寺下水道，有三段检查井间的距离差误到○点八公尺至一点二五公尺；
重点检查的四十一段旧下水道中，检查井间距离误差大于一公尺的有二十三处，个别差错到七公尺；
在检查的三十一段坡度中，差误大于千分之○点五的有十一段；
四海下水道第1期工程竣工图上，丢掉雨水口四座，平面图上少绘了检查井一座和一段下水道。
从竣工图来看，也表现出施工上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
（三）缺乏周密的计划。
由于施工计划不周密，开工前的准备工作未作好，也造成了不少损失。
例如，永定门内西便道下水道工程开工前，把石子堆放在靠近下水道线的地方，开工时挖土，需要把石子运走，用料时又需要运回，增加了搬运费。
四海下水道工程中，挡水坝设计不好，一场大雨就被冲毁，雨水泡了槽，又加支撑；
这种作法也没有经过详细计算，造成两处坍塌，浪费了很多工力。
又如，司家坑至宣武门下水道工程，由于错估了水泥管子的生产数量，致开工后供应不及，部分工段临时改修砖砌下水道，造成了窝工现象，并增加了搬运费。
（四）敷衍塞责，造成损失。
例如，凉水河、南旱河的桥梁工程中，在木料上涂抹臭油，有的只涂了外表，作为粉饰，对容易腐朽的水面以上及以下部分，却没有注意，不能发挥涂油的作用。
所用六千余斤小米的涂油费，形成浪费。
1950年修建的颐和园水闸工程，因混凝土打得粗糙，也曾做了些洋灰浆抹面的粉饰工作，但时间不长，即行脱落，白白浪费了三千五百斤小米。
一年以来，我局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执行了“为劳动人民服务”和“少花钱，多做事”的方针，在北京市的卫生工程建设上，得到很大的成绩，解决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困难，得到了群众的赞扬。
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许多缺点，所以没有能把国家的每一分钱，都经济、合理地加以使用，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
我们认为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我们缺乏应有的知识和经验，更主要更严重的是由于我们存在着许多错误的思想和作风。
第1，我们严重地存在着粗枝大叶、主观主义的作风。
在设计、施工中，都缺乏周密的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错误。
前述很多工程所以失败的原因，多数是缺乏必要的测量与地质钻探，不重视历史材料，计算不够精确造成的。
今后，我们要把调查研究工作，规定成为工程上的一种制度，调查研究如不充分，便不能设计和施工。
第2，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使我们常常考虑了这一面，就忽略了有联系的另一面。
考虑到修桥要通过洪水，就忽略了载重汽车等的交通方便；
注意了“节约”，就忽略了质量，实际上形成很大的浪费。
第3，我们的工作中，还残存着国民党反动政府腐朽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旧制度的影响。
我们接受任务后，有时仍然是一层一层地向下布置，工程完了，就一层一层向上报告。
一个重要的工程，在测量、设计、施工过程中，多未认真和工作人员共同研究，因而工作过程中的缺点、错误，不能及时发现与纠正，待工程完了，再去检查，有时不能及时发现错误，有时发现再改，已经迟了。
在工作制度方面，我们虽然也有勘测规范，设计方案、施工说明、检查制度和工程验收办法等，但既不够系统，也不够明确。
在执行当中，并未很好坚持，更未在实践中认真修正，因之流于形式。
在这些规范、说明与方案上，是“只见签字人，不知谁负责”。
任何工作制度，今后必须贯彻责任制，否则任何制度，都是空洞无用的。
第4，缺乏群众观点，不善于根据群众的需要，决定工程的计划与设计。
在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对一个工程的政治目的缺乏明确认识，往往忽略群众需要，单纯从技术观点出发。
彭真市长屡屡指示我们，“要有群众观点”、“少花钱，多做事”、“先普及、后提高”，要我们斟酌轻重缓急，以最少的钱，给群众解决最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个指示未能很好贯彻。
今年为解决郊区水淹问题，抽拨了二百余万斤米的工程费，让我们整修南旱河、莲花河和凉水河。
但由于纯技术观点作祟，我们在淹地三千亩的南旱河，用去了五分之三的工程费，在淹地一万余亩的莲花河，却只用了工程费的八分之一。
在下水道工程中，也有很多雨水口修得过高，雨水流不进去。
这些都是必须大力改正的。
今年春天，我们开始注意了这些问题，如在工程进行时，和当地区政府及群众取得联系，组成协助修沟委员会，协助工程进行；
各项工程竣工后，征求群众意见，邀请群众一道验收等。
但是，我们作得还很不够。
有些流于形式。
最后，我们看到工作有了些成绩，因此产生了危险的自满骄傲情绪。
只喜欢表扬，不喜欢批评。
有时甚至发生不愿检查和不愿接受检查的严重现象。
我们没有及时的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发现并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教育和提高全体干部。
为了弥补这些损失，我们除已进行了初步的工程检查，在报纸上公开检讨外，并将继续在工作人员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全体人员，克服各种错误和缺点，加强工程建设的思想领导，学习苏联与我国各地的先进经验，改进我们的工作，建立新的工作制度，以便更好地为劳动人民服务。
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
副局长陈明绍

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和建设局
普遍检查所属基本建设工作
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和建设局，为了克服市政建设中的浪费现象，在今年07月到09月，分别检查了各该局主办的全部市政建设工程，深入发掘了工作中的缺点。
两个局的工作人员都从这次检查中加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爱护国家财物”的思想，为今后增产节约，改进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京解放以来，卫生工程局和建设局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正确执行了“为首都，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市政建设方针，大力进行整修、新建下水道和道路等基本建设工程。
全市二十二个系统的旧下水道（共长二百一十公里），经过去年和今年的整修，已全部畅通。
两年来，在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共修建了新下水道五十四公里，疏浚明沟二十四公里。
过去全城四十八处积水最严重的地区，今年雨后已不再积水，排水最慢的地方，也在雨停后二十分钟内就可行人通车。
道路工程方面：
仅仅今年01月到09月，新修道路的面积，比解放前三年内国民党反动政府所修道路的总面积多两倍余。
这些道路大部分修在劳动人民聚居的外城和城乡物资交流必经的地区。
此外，卫生工程局在疏浚河湖、整修公厕和秽水池方面，也有很大的成绩；
建设局在桥涵、园林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建设工作。
这些成绩，是两局全体工作人员，在市人民政府正确领导，和广大市民积极协助下，努力工作的结果。
今年，市人民政府拨了全部事业费预算的百分之五十八，进行市政建设。
市政府两次追加的预算，大部也用在市政建设方面。
彭真市长并经常教育、督促全体工作人员，贯彻执行“少花钱、多办事”“先普及、后提高”的方针；
替广大市民解决了实际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加深了市民对政府的热爱和拥护。
但是，这两个局主办的各项建设工作，还有很多必须克服的缺点。
有些工程在设计时没有充分调查研究，以致不切实际；
施工时又由于单纯任务观点，重量不重质；
有些工程，一面设计，一面施工；
有些工作人员敷衍塞责，只图表面，粗枝大叶，缺乏对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
这些缺点，造成了浪费国家财物的严重损失。
从这次检查中，大多数工作人员认识了自己的缺点，批判了过去强调客观困难的错误思想。
现在，这两个局都制订了改进工作的具体计划，并准备在全体工作人员中，继续展开“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的学习，进一步认识基本建设的远大政治意义，更好地建设人民的首都。

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关于基本建设工程的检查报告
北京市的道路和园林工程，由于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干部的努力，已经获得很显著的成绩。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曾发生过严重的缺点。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06月19日关于严格检查基本建设工程的通知发布后，本局先后奉到市府首长和市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工程检查的指示。
从07月21日起，本局所属干部，即开始学习文件，拟定检查计划，并编为道路、桥涵、园林和生产建设四个小组，分别进行重点检查，收获很大。
兹将检查情况报告如次。
一、计划方面
（一）个别工程计划，未能完全贯彻“先普及后提高”“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致在纠正偏差时，发生严重浪费。
例如，永定门外桥梁工程，我们最初一心想做永久式的。
因工期急迫，设计尚未全部完成，即行刨槽；
但改善交通工程专款，并未经上级核准，水文资料又欠确实，因此，修建永久式桥梁，发生重大困难。
这时才决定以上项工款，开辟豁口，修筑上下行石碴路，和两座临时性木桥，以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这样，政策的错误虽然得到纠正，但是打乱了工程步骤，影响了工期。
由于桥位变动，已经挖好的基础四百多土方，需要回填，浪费了三百多个工力。
（二）缺乏周密计划，未估计主观力量，没有稳步前进。
例如，采石厂投资二百万斤小米，事先没有很好计划，结果买了一些挖土机，一时使用不上。
该计划原在1950年年底批准，准备在山场利用风钻开山，设备早经购齐，但限于人力，直到现在才正式生产。
这样便积压了资金，造成严重浪费。
又如砖窑厂原计划扩大生产，订购制砖机和修建转盘窑时，没有全盘计划，随作随添。
原预算五亿元，待建设完成时，开支到二十二亿元。
虽然取得了利润，成绩也很大，但这种作法是冒险的，并且曾给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与损失。
（三）工作缺乏主动性。
年度工程计划决定太晚，专款工程就无从准备，这是事实；
但我们在工作中缺乏主动性，也不够努力，因而设计抓得不紧，器材没有预为准备，施工计划未能及早部署，结果设计赶不上施工，器材供应也不及时，施工程序一再变动，致上半年工程陷于忙乱状态。
二、设计方面
（一）缺乏调查研究，设计不切实际，盲目施工，一再变动计划，造成浪费。
例如，中南海内道路工程，原是按照软路基设计的。
施工以后，直到挖出很多坚实灰土基础时，才临时改变计划。
玉机路和颐香便道桥涵，事先没有经过钻探，到施工时，才发现实际情况和设计时的想法完全相反。
我们原认为玉机路桥涵需要增加基桩，但却遇见了流沙。
（二）工作粗枝大叶，马虎草率，缺乏严肃的对人民负责的责任心。
例如，永定门西木桥，照抄了旧时的设计图样，也没有核算，以致修竣之后，颠动很大，无法通行，乃不得不再行加固。
南新华街工程设计中，加高了原路面，忽略了步道，致使部分住户的排水问题不能解决。
南顺城街工程预算中，少估了土方，漏列了运费。
骑河楼工程预算未列路床工等。
这些设计，虽经过几次复核，都没有发觉其中有错。
园林工程的设计，多数缺乏说明，因此，把崇文门附近的植树和铺草皮的基础一律看待，换土都在五十公分，浪费约一百五十万元。
机械厂在承制铁夹板时，丢了原来的图样，凭着记忆的尺寸重画新图，结果钻孔位置错了，做完了才发觉，被迫返工，浪费电力人工约二百万元。
三、施工方面
（一）今年在新工方面，没有设计就施工的情形是很少的。
但是若干保养改善工程，则发生过没有设计就施工的现象。
例如，检车段木桥加固工程，认为仅仅是保养，就没有设计，不知道桩子应该承重多少，应该有多长。
在抽换腐朽木桩，加打新桩时，有的桩子不好，一打就断；
有的还可以打下去，但因为怕不够长，就不愿再打。
有些干部认为反正是公家木厂供给材料，因此就存在着越坚固越好的想法。
但这工程是否安全呢？
是否浪费呢？
却是心中无数的。
此外，还有个别工程，没等全部设计送达施工部门，因为怕窝工，就先行开工，造成损失。
例如，南顺城街工程，本应有弃土三千八百方，但因不了解设计情况，以为缺土，冒然从崇内运来二百方碴土，损失运费六百万元。
（二）施工中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重量不重质，疏于检查，因而造成损失。
1950年，本局从领导干部到工地干部，都重视油路、洋灰路，对中低级路面是不很关心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花市大街石碴路工程。
该路施工时，领导干部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就不去检查；
工地干部忙着赶工过年，草率了事；
领导干部还认为这是节省了碾工。
结果，不到一个月，大部路面松散，部分路基下沉，事后补修，损失工料费四千二百万元。
又如林荫大道东段植树时，由外地购来毛白杨苗木三二三株，赶着栽种，疏于检查品质，死亡八十三株，损失达二百万元。
这些为赶任务而忽略工程质量的事实，不但浪费国家人民的财力，而且损害了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
（三）各单位连系配合不够，还存在着本位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因而在施工中造成损失。
例如，玉机路桥基工程的设计者，在说明书里注明：
“刨开基础后，必要时可照规定办法，加打基桩”。
他们认为这就交代清楚了。
施工者照图施工，看明图上有桩，当然照打，谁也不主动找谁去研究。
设计者对基础情况原无把握，但不去查看；
施工者发现基础够好，但没有停止打桩。
此外，有些工程，施工者没有完全照原设计去做，事先也没有和原设计者研究。
在顺城街路施工时，路面的分层碾压和用油数量，都不合原设计。
南顺城街沥青路，是由两个施工单位配合完成的。
这两个单位曾发生抢料现象。
崇文门园林工程和瓮城道路工程，没有密切配合，本来应该换土种树的地方，却先填上了拆城的碴土，结果需要再挖再填，浪费五十余工。
产生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我们认为客观上确有困难，如设计资料掌握不够，干部和技工缺乏，而且经验不足，机械设备太少，临时任务太大太急等，但应该指出，主观努力不够还是主要的。
一、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事务主义作风，严重地妨害了工作。
我们经常忙于完成任务，布置多，检查少；
对下面的困难解决得不及时或帮助不够；
对上级规定的政策方针体会不深；
在干部中不能很好贯彻思想教育；
对某些干部存在的单纯任务观点、单纯技术观点、杰作思想、本位主义和工作上其他的偏向，未能在工作中及时帮助，予以纠正。
二、我们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在基本建设上发生错误和缺点，会严重地浪费国家财富。
我们还没有高度发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还没有注意到应在工程中，为人民节约一点一滴的财富。
因此，有些同志在设计工程时，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不耐烦精打细算；
有些同志在施工时，疏于检查，对如何使用工款才能发挥最大的工程效果，也核算不够。
三、我们对自己的工作要求还不够高，满足于完成庞大的工程数字，满足于局部成绩，放松了对工作的细心钻研，因此，在施工规范上，在工料标准上，在计划、设计、施工、器材和财务管理方面，都还没有很好地树立必要的规格、标准和健全的制度。
有些制度虽已建立，也由于思想上不够重视，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
四、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有毛病，考虑问题不全面，设计时没有把控制设计的主要因素分析清楚。
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着经验主义的作风，忽视了必要的计划性。
有的存在着单纯技术观点，否认了或忽视了工程效果应该有效地满足群众最迫切的需要的道理。
有的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没有很好地把科学技术与工人群众的实际经验结合起来。
经过这次检查，我们认为，除了应该深刻检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及其根源，批判与纠正过去强调客观困难的所谓“陈有功思想”外，并拟在干部中继续进行讨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工作经验，拟定切实可行的改进工作的办法。
同时要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以便更好地建设人民的首都，为首都的劳动人民服务。
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局长王明之
副局长许京骐

声援日本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正义斗争！
——“‘不，我们要活下去！
’摄制前后”读后
编辑同志：
读了人民日报11月18日刊载的“‘不，我们要活下去！
’摄制前后”一文后，我们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吉田政府摧残日本人民电影事业的野蛮行为，表示无限愤慨。
日本人民与我们中国人民一样地热爱着和平。
他们坚决反对将电影作为战争的宣传工具，因而他们从各方面凑集资金，制成这部电影。
在放映自己的电影时，还召开了保卫和平大会，发动人民群众签名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
不管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人民施行如何血腥的镇压，派遣军队围攻日本的电影企业，解散工会组织，驱逐进步电影工作者，但在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面前，也同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我们坚决声援日本人民和日本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正义斗争，为保卫全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贾瑞祥　马大健
编辑同志：
“‘不，我们要活下去！
’摄制前后”不仅是一篇好的通讯，而且充分地说明了日本人民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精神。
目前，反对武装日本的斗争在日本国内也蓬勃地开展着。
这个斗争，对美帝国主义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全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日本人民和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冲破了反动当局的多方阻挠，克服了物质上的困难，制成的“不，我们要活下去！”
的电影，是对和平事业的一个贡献。
我谨向这些英勇的和平战士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并永远地声援他们这一正义的斗争！
潘延丰

忽视基本建设器材储存工作
广东交通厅损失大批水泥钢筋
广东省人民政府交通厅领导干部不重视基本建设器材的储存工作，使大量水泥钢筋遭受损失。
据广东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与其他有关部门的调查，该厅去年12月因工程需要，购进大批水泥，由于保管不善，以致有一千二百八十五吨水泥遭雨淋硬化。
其中除四百吨硬化成小粒尚能使用外，其余八百八十五吨均硬化成大块，已不能使用，损失约值人民币十二亿三千多万元。
另外，该厅购进的钢筋有一部分不合规格，无法使用；
大部钢筋因露天存放，已氧化生锈，性能减低。
去年该厅购进水泥后，即分存于广州北江大坑口和从化两地。
水泥尚未运往大坑口以前，广东省公路修筑委员会主任林平就曾指示：
“要事前准备好仓库和运工。”
广东省公路修筑委员会北江分会亦曾向该厅建议，将大坑口附近房屋修缮后，始能存放水泥。
今年01月04日北江分会又电该厅，报告水泥过多，贮存困难，要求拨款搭盖席棚。
但该厅经理处处长李牧，既没有执行上级指示，也没有研究下级提出的意见，就盲目地将水泥运至大坑口。
该厅经理科科长任仲林，具体负责水泥、钢筋的处理工作，当北江分会因水泥无处存放请求缓运时，任仲林答应不运，但未报告上级，继续运去。
结果运到大坑口的水泥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得不露天存放，遭雨淋湿，造成严重损失。
从化县县长兼广东省修筑委员会从化支会主任马达，不注意保管。
运到从化的水泥，北江分会转发下的保管水泥技术指示，被马达搁置起来未发下去，以致保管人员不懂保管方法，坐视水泥被雨淋湿。
该厅对此种情况也没有检查督促。
失职人员将按情节轻重分别受到处分。
（武汉记者站）

我们愤怒到了极点！
编辑同志：
当我们读了11月26日人民日报所刊的朝鲜人民军战士金俊根同志控诉美国侵略者虐杀我军被俘人员一文后，全班同学愤怒到了极点。
美国强盗一方面无耻地捏造什么中朝人民部队“杀害俘虏”的谎言，一方面自己却在残暴地把中朝人民军队的被俘人员当枪靶子、用火烧、用毒蚊咬、用蒸汽蒸、甚至用来作细菌武器实验。
这完全是继承德、日法西斯强盗衣钵的野蛮暴行，我们对此提出严重的抗议，并且要向全世界人民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这种惨无人道的疯狂行为。
中朝人民军队的被俘人员决不容许遭受无辜虐待与杀害。
美帝国主义者要对这种行为的后果，负担全部责任。
如果美国强盗们还敢于继续进行疯狂的屠杀政策，它们就一定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受到正义的制裁。
北京河北高中高三乙班学生廉令嘉等
四十五人（签名）

我看到的美国空军俘虏
编辑同志：
08月底，人民志愿军高射炮部队某部同志击毁了一架美国B—29型轰炸机。
五个跳伞降落的美国空军人员被我部俘获了。
在俘虏们的供认中，十足暴露了侵略军队的本质和他们低落的士气。
机枪射手鼎·褒尔上士说：
“我是政府命令来的。
我被征入伍，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
无线电报务员克林·布朗上士说：
“战争开始时，我才被征入伍。
我‘出差’了十五次，每次都很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完了就可以回家。……”
他们从我们的广播中知道了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
被俘后每人就拿出一张方块绸面，上面是美军当局印制的中、朝、英、日四国语言的东西，大意是说他们是“联合国军”的飞行员，现在已经被俘，请宽待他们，并释放回家。
被俘后第2天，克林·布朗、领航罗伯尔特·布朗中尉和雷达观测员比尔中尉，都写了家信请我们转交。
罗伯尔特给他母亲的信中说：
“……我们现在中国人手中，他们待我们特别好，给我们食物、住处和烟卷……我们真幸运，我们有机会回家了。”
克林·布朗给他母亲的信中说：
“我们很盼望早日回家过幸福的生活，让你和我一起为和平而祈祷吧！”
这就是美国士兵的真相，美国战争贩子们所夸耀的“强大的优势空军”的真相。
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　李恩溥

教师们应在学习中
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
教师们在这次学习中应把“为谁服务”这一问题加以彻底解决，否则高等学校的改革工作将受到很大的阻碍。
本学期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招收了大批新生，有的教师看到他们程度不好，便心灰意懒地说：
“学生的成绩这样坏，我真教不下去，以后决不要像今年这样招生了。”
他们不是从祖国的需要着想，从而考虑如何改善教学方法，加强辅导工作，提高学生的水平，却埋怨招收的人数过多，学生程度不好。
如果教师们不解决“为谁服务”这一问题，那末，今后院系调整、扩大招生、发展专修科和训练班等等工作是会受到阻碍的。
王元良

清华大学等校某些教师
对院系调整工作有不正确的认识
编辑同志：
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地质、采矿、冶金三系专业会议，对三系的调整工作进行了讨论。
目前建设干部的数量，离开国家的需要还很远。
这在地质、采矿、冶金三方面，尤其严重。
而各校地质、采矿和冶金学系的师资缺乏，若干学校往往用东拉西请的办法，勉强找到了一些兼职的教师，这就影响了上述三系的发展。
如果不进行适当调整，就无法完成为祖国培养大量干部的任务。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
对院系调整工作，某些教师在思想上仍然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
清华大学有些教师对于院系调整问题这样表示：
“原则上我完全赞成，但是希望其他学校‘调整进来’而不要把我们‘合并出去’，因为清华有地质、采矿及冶金的人材与设备，可以成为一个完善的工学院。”
还有“北大历史久”“北洋资格老”等等说法，都表现了本位思想。
某校一位系主任在谈到院系调整时，这样说：
“现在某校某系是我们的‘劲敌’，我们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了。”
又有一位教授说：
“本系要从我的手里‘合并’出去，对不起毕业的校友。”
某校某系主任曾要求教师支持他不愿与某校合并的意见。
这些都说明了我们的教师中间还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思想和个人名誉地位的打算。
为了顺利地完成院系调整与课程改革工作，我们必须在学习中，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彻底肃清一切阻碍改革高等教育的错误思想。
清华大学地质、采矿两系助教　曹添　杨式溥
孙桐逸　王丙戌　朱庆升　郝俊芳
杨义　杜靖南　何镜宇

湖北武昌县改判的婚姻案件对作伪证的村干部也应处分
编辑同志：
11月04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湖北省武昌县司法科纠正重罪轻判的错误的消息，将杀害儿媳凶犯李胡氏改判死刑，帮凶李明聪、李文焕分别判处徒刑五年和三年。
我们认为，武昌县司法科这样改判是对的。
但就掌握婚姻法的基本精神这一点来说，我们还觉得该案的处理不尽彻底。
首先，对于替李胡氏作假证明（即证明“汤兴伢是吊死的”）的当地村长和农会主席未予处分是不妥的。
因为正由于这种伪证，李胡氏才被武昌县司法科以虐待儿媳罪轻判徒刑一年，因此就助长了当地群众中的封建残余思想，使得一些经常虐待儿媳的婆婆更加得意起来。
假如没有当地妇女群众的坚持控告和中南、湖北民主妇联的正义支持，死者汤兴伢岂不永将冤沉海底。
我们热切地希望各地司法部门在处理改判的婚姻案件时，必须认识贯彻婚姻法的重大的政治意义，并掌握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务使每个犯罪者都受到应有的惩处”。
这样才能保证婚姻法的贯彻执行，从而彻底消灭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
苏北淮安大元轩巷读者　周怡云　倪芳

重庆李家沱沙市纱厂麻痹大意
棉花仓库被特务放火
编辑同志：
重庆市李家沱沙市纱厂的棉花仓库被特务放火，致使该厂和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南区公司存放在库房的棉花受到很大损失。
07月17日是该厂工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日，职工们在后操场集会庆祝，驻该厂的警卫连也离厂赴营部开会。
潜伏该厂的特务尹光胜（该厂厂警队班长）即乘机放火。
尹犯在解放前就是大特务的忠实走狗。
解放后仍执迷不悟，勾结特务冉治平、朱清萍、彭天铨（均隐藏于该厂）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特务尹光胜原拟破坏附近的中国毛纺织厂水塔（附近的唯一水源）和沙市纱厂清花间稀贵的棉钢丝，但均因防备严密，未能得逞。
这次尹光胜又抓住全体职工开庆祝会的空隙，指使彭天铨看守大门，叫冉治平趁开仓库搬运棉花时，用衣服掩蔽汽油一桶带进仓库，洒在原棉上。
上午十一时左右，搬运棉花的工人都已休息，尹便指使朱清萍借故从仓库管理员徐学祖手里取得仓库钥匙，两犯亲自携带汽油瓶子及两块定时燃烧品塞入棉堆中。
下午一时左右，仓库即全部起火。
该厂全体职工、驻军和附近工厂及消防队等人员奋勇抢救，至下午四时，才将火全部扑灭。
现尹光胜等四个纵火特务，已被巴县公安局逮捕。
此次火灾，共烧毁皮棉六百余担，被水渍及焦烂的有九百担，合计损失人民币九亿七千三百多万元。
　周树声
编者按：
重庆市李家沱沙市纱厂特务放火事件，又一次清楚地告诉我们：
潜伏的敌人随时都在伺机阴谋破坏，任何麻痹大意和满足于既得成绩的想法，都是极端危险的。
各地都应从这一事件中取得教训，提高警惕，并坚决镇压反革命。

中共南阳地委会
举行人民爱国常识测验
河南省南阳专区进行人民爱国常识测验，有力地推动了该区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发展。
南阳专区过去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中，有了不少成绩。
但过去大多只作了自上而下的宣传；
不少乡、村干部在宣传中只满足于形式主义的做法，因此宣传不够普遍和深入。
中共南阳地委会为贯彻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在南阳县常庄乡进行了人民爱国常识测验的典型试验，并自09月中旬起，结合该专区秋收、秋耕、秋种运动普遍推广人民爱国常识测验的办法。
各地在举行“人民爱国常识测验”时，首先进行了广泛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
中共南阳地委和县级直属机关的报告员向干部、群众作有关时事政治的报告；
各县又以区为单位召开宣传员会议、乡干部扩大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传达报告员的报告。
会后由干部、宣传员和农民代表采取“包干制”的分工宣传的办法，分别召开村民会、小组会并运用了广播筒、黑板报等宣传工具向群众进行宣传。
然后中共南阳地委会和南阳专区抗美援朝分会共同提出五个测验题目。
各地把题目公布并说明测验的意义后，发动群众作充分地讨论，最后进行普遍考试或抽考。
测验题目公布后，各乡各村很快地形成了学习热潮。
村头、场院、路上、田里、烟坑上、饭场里到处都有人在讨论研究测验题目。
为了使人人受到教育，各村又召开了户长会，动员户长回去在家庭会上进行讨论，这样使各户男女老幼也参加了讨论。
南阳县英庄乡一个老太婆一个晚上就曾四次找妇联主任研究问题，并向其他妇女解释问题。
有的人在讨论中检讨了土地改革后基层干部中想“换班歇工”不积极工作的思想。
各地测验的成绩一般都很好，南阳县英庄乡抽考的一百个农民中，八十分以上的就有五十多人，不及格的只有五人。
这次爱国常识测验使全专区爱国主义教育更深入了一步，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该专区的抗美援朝运动。
该专区七个县一个区的一千四百三十五个乡在测验后已有一千三百六十四个乡的农民修订或补订了爱国公约。
全专区自09月中旬至10月底止，爱国捐献缴款数从四十五亿元增加到一百二十九亿八千多万元。
由于群众学习情绪高涨，读报组也有很大发展，全专区10月份各种报纸的发行数增加了三千多份。
农民在测验题目的讨论中普遍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好处，于是纷纷参加互助组。
全专区的互助组并先后制订了冬季增产计划，发起挑战竞赛，展开了冬季爱国生产运动。
（新华社）

北京八区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组
召集婆婆丈夫举行座谈会
虐待媳妇、妻子的都承认了错误
11月15日，北京市第8区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委员会检查组重点检查第12派出所辖区关于婚姻法执行情况。
经过普遍宣传，开片会、院会，又分别召开了婆婆会、丈夫会与媳妇会。
在婆婆、丈夫座谈会上，凡是虐待过媳妇、妻子的，都当众进行了自我批评或受到批评，并承认了错误。
在婆婆会上，安李氏说：
“我过去经常骂儿媳妇，也打过。
现在知道是错了（不仅是错，而且是犯法的！
——编者）。
我以后保证不打骂媳妇了，有什么事全家商量着办。”
应马氏不承认打骂媳妇的错误，到会的婆婆们批评她说：
“你的事，咱街上谁不知道？
你打骂媳妇是不对的，应当承认错误，今后改过。”
最后她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有的婆婆说：
“过去咱们做媳妇的时候，受婆婆的气。
现在咱们做了婆婆，就不应当再虐待媳妇。”
当场她表示以后不再干涉女儿的婚姻自由了。
会后，很多婆婆马上改变了对媳妇的态度。
安李氏回去之后，当天就向媳妇承认了过去的错误。
马李氏过去不许媳妇上夜校，开会回去之后，立即叫媳妇去夜校报名。
在丈夫座谈会上，大家对马玉琦打骂妻子的行为展开批评。
马玉琦最初不承认打骂妻子是不对的，他说他“打老婆是因为她把棉被烧了。”
大伙就以“烧了棉被是否应当打”为题展开讨论。
马启明说：
“烧了被子是一时粗心大意，不应该打。”
有人说：
“不管什么事，打人就不对。”
“打骂妻子的行为，说明了他还有很浓厚的封建意识。”
最后马玉琦承认了错误，并作自我批评说：
“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我保证今后不再犯了。”
会上还有另外七、八个丈夫检讨了过去打骂妻子的错误行为。
在媳妇座谈会上，很多人都申诉自己过去所遭受的痛苦，要求政府对婆婆、丈夫进行教育。
她们并感到，有了婚姻法，妇女的权益才有了保障。

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员会
请求政府接管仁慈堂
北京市天主教革新委员会于11月28日具文呈请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仁慈堂。
呈文称：
“北京西什库‘仁慈堂’，系遣使会帝国主义分子，利用中国旧社会人民的贫穷，假借‘仁慈’的招牌，残害中国后一代的杀人工厂。
帝国主义分子，虐待毒打孤苦孩子，并迫使孤儿从事牛马的劳役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八十九年来，在这黑暗地狱中残杀了我国儿童二万三千四百余人。
从这惊人的数字，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分子在我国残害儿童的罪行。”
呈文称：
“我们北京市天主教徒经过革新运动，曾召开了大小不同的控诉会。
在09月16日17日两日天主教革新代表会议上，皆有教友及‘仁慈堂’的孤儿控诉‘仁慈堂’帝国主义分子的血腥罪行，在代表会议上全体代表表示无比愤恨，一致要求政府接管‘仁慈堂’拯救孤儿。
本会代表两万余天主教爱国爱教教友，要求人民政府为死难的孤儿报仇，严厉惩办这些身披宗教外衣进行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迅速接管‘仁慈堂’，使尚在水深火热中的孤儿得到解放。”
北京市天主教北堂主教及全体司铎李君武等二十三人，亦联名请求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仁慈堂。

北京西什库“仁慈堂”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
　思华
北京西什库“仁慈堂”是法国天主教“仁爱会”于1862年创办的女孤儿院，从1946年起接受美国津贴。
正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创办的其他孤儿院一样，它是一个摧残中国儿童的罪恶机关。
据该院前任院长法籍修女雷树芳承认，该院自创办以来，八十九年间，入院儿童共二万五千六百七十名，死亡二万三千四百零三名，死亡率竟达百分之九十一。
解放以后，这种现象并未改变。
北京解放以后，该院儿童尚有八百余名。
北京大学医院曾对院中的儿童举行了一次检查，证明她们都是营养不良，发育不正常的。
在四百十八名受检查的儿童中，体长只有三个合乎正常标准，一般是十四、五岁的孩子，与正常的七、八岁的孩子一样高。
体重合标准的只有十八名。
有一百七十八名比正常儿童的体重差十公斤甚至差一半。
儿童们每天五时就得起床，直到夜晚七时以后方得休息。
在一天中，她们要“望弥撒”、“做本分”（如擦地板等）、做活计、背诵经文。
所谓“做本分”其实是一种苦役。
许多孩子由于这种苦役变成了残废。
就以擦地来说，不管冬天多么冷，儿童们依旧跪在门外磁砖上用小布块蘸凉水擦地。
孩子们的膝盖都长了一块树皮一样硬的厚茧。
儿童王毓琴就是这样累死的。
崔大杨、保灵、马玉华、戴淑琴等都因此成了残废。
除了“做本分”外，还有各色各样的生产劳役。
儿童们被强迫拿起体力所不能胜任的重镢头去种菜。
冬天，她们要到城外收白菜。
菜上结了冰，划破她们的手臂，血直往外冒，也没有人管。
夏天，她们要到复兴门外去拔草喂鸭子，火样的太阳晒得喘不过气来，饿着肚子从早晨五时一直干到午后四时。
大部分儿童都是全日劳动，活计忙时晚上加工。
在日伪时期有时加工到夜里一、两点钟。
活计有“定额”，孩子们做不完，于是上厕所也拿着做，“散心”时也拿着做；
再做不完，夜晚偷偷到厕所里去加工。
这样，儿童们劳动的收入，竟占了该院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院里膳食非常恶劣，就是在解放以后，儿童们的伙食每日每人也没有超过一斤小米。
一周岁以下的婴儿，吃的是抽去油的牛奶水。
儿童不论大小，一律按定量分配食物，许多孩子都吃不饱。
院里从来不给开水喝，许多孩子由于喝生凉水得了病。
儿童们经常受到各种残酷的虐待。
“姑奶奶”（修女）们对没有完成工作或背不出经文的孩子，加以各种体罚：
打耳光、拉辫子、拉着两个小孩的头互相碰撞、饿饭、罚跪、禁闭……。
被她们认为有“大错”的，便拉到换衣室去，脱光衣服，毒打一顿。
有一个叫柯妞的儿童把“姑奶奶”给她补袖口的青布片丢掉了，“姑奶奶”不答应，不给她饭吃，非要她找回来不可，逼得她跳了井。
甚至有病的儿童也不能幸免这种虐待。
一个名叫顺利的儿童在病中尿了炕，除挨打挨骂之外，还被罚跪在冰冷的地板上顶着尿湿了的褥子，她的病因而加重，终于被折磨死去。
这些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所给与中国儿童的“仁慈”！
儿童们的卫生条件很坏。
小孩院院内空气混浊，尿臭味很浓，饭厅与厕所设在一处。
孩子们经常坐在便桶上吃饭。
多数孩子满头满身都生了虱子，有的头痒得抓烂成疮，修女们也不给治。
在这样苦役与虐待之下，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之下，儿童们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根据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的检查，该院儿童有头虱的占百分之七十五·七，营养不良的占百分之五十九·三，有痧眼的占百分之七十四·六，有疥癣的占百分之五十七·五，患淋巴腺肿大的占百分之五十八·三。
在“姑奶奶”们虐待下，儿童们有病也不敢说。
等到病重了，往往不治而死。
管病房的“姑奶奶”根本不负责任，有的儿童病了，卧在地上无人看管；
有的在自己爬向厕所的途中昏迷死去；
有的病了渴得不能忍了，自己爬起来找水喝，就摔死在地上。
帝国主义分子雷树芳之流，就是这样残害着中国的儿童。
甚至她们曾经让狗咬死院中的婴孩。
雷树芳等不但这样摧残着中国儿童的肉体，而且毒害儿童的思想。
在她们的教养下，儿童们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以为一切都是“神主”的意旨。
雷树芳等时常对孩子们说：
“你们吃的都是天主的，为天主受苦吧。”
孩子们死了，雷树芳等就对活着的孩子说：
“我们应该为死了的小马利亚们快乐，因为她们现在已经升到天堂去了。”
帝国主义者不仅以“仁慈”的名义掩盖他们残害中国儿童的生命，剥夺中国儿童劳力的罪恶，而且更以“仁慈”的名义干着贩卖人口的勾当。
“仁慈堂”过去每卖一人索现洋六十元或玉米五、六石。
有时是用欺骗的办法，把孩子骗出去的。
李金花十八岁时，被骗嫁给一位六十岁的老头。
蔺武才被骗嫁给一个傻子。
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以“慈善”为名，残害中国儿童的。
这里所揭发的，只是他们的罪行的一部分。
该院前院长雷树芳害怕正义裁判，为了消灭罪证，竟把全部档案和文件都烧毁了。

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几种好的宣传方式
中共鞍山市委宣传部
东北鞍山化工部洗煤厂党支部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创造了很多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推进了增产节约运动。
这些宣传形式中，有一种是“挑战对话板”。
宣传员先把煤块画成一个人，张嘴大叫道：
“我是矿山大煤块，经过多少年代才长这样大，现在主人把我送到你们这里来加工，支援抗美援朝，你们能保证吗？”
洗煤机和破煤机的工人马上把机器画成一个人来回答道：
“我们的主人早跟你的主人联系好了，保证把你加工好，发挥你的抗美援朝的力量，敢向你保证！”
这对工人群众的鼓动作用很大。
工人群众看了说：
“一定要好好加工，好好配煤。”
工人曲连庆在工作中打盹，机器划破了皮带，宣传员马上画了一张“皮带控诉主人”的漫画。
“破皮带”说：
“我主人在工作时光打盹，不看管我，以致我受了重伤，缩短了我的寿命，影响了生产，大家说他应该不应该受到批评？”
这就很深刻地批评和教育了曲连庆。
还有一种算细账的宣传方式也很好。
过去煤车常常打扫不净，损失很大。
宣传员就给大家算账说：
“每辆车上每次总剩二十五公斤煤，每天一百辆车上的剩煤，就等于五十五个工人一天的工资。”
职工们听了大吃一惊说：
“以后可要算细账。
咱们管理工厂，就跟一家人过日子一样，非细打细算不行。”
经过“算细账”以后，煤车打扫干净了。
同时经过“算细账”，洗煤灰分亦由百分之七·二降低到百分之六·二五，完全达到了炼焦要求的标准。
工人们还创造了光荣榜等宣传方式。
这些宣传方式鼓舞了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使大家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生产热情。
因而保证了08月份完成增产节约百分之一百六十的任务，09月份则完成了百分之三百。
这样使全体职工对完成“在1951年年底增产节约一百一十八吨粮食”的任务充满了信心。
我们认为这种宣传鼓动方式是值得推广的。

大连工学院是怎样进行改革的？
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
（一）改革学制问题
大连大学是1949年创办的，它包括工学院、医学院及俄语专科三部分。
去年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明确提出了单独设立高等工业学校的方向以后，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即明令将大连大学取消，分别成立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及大连俄文专科学校。
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明令分校以前，大连大学也曾酝酿、讨论过分校的问题。
当时在少数教师中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例如有些人认为大连大学应当扩充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学，应当增设文法学院，使其规模日渐扩大，将来能够在各处都有大连大学的校友。
有些非党同志甚至怀疑为什么共产党把刚办了一年的大学就又拆散了呢？
还有人认为“大学”招生比较容易，在一个多科性的大学里某一院系办得差一点看不出来，无碍大体。
这些看法正如钱俊瑞副部长所指出的，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便是封建思想、宗派思想和本位主义思想。
在大家同意分校以后，新的思想问题又产生了：
很多人主张把校名改成“大连工业大学”，反对叫
“大连工学院”，他们觉得“大学”比“学院”要高一等，要好听些。
有些人认为大连工学院愈大愈好，他们一方面承认学校应当专业化，但另一方面又舍不得把较弱的系调整出去。
经过上级的解释，这些思想问题总算解决了。
去年07月23日分校，大连工学院正式成立。
分校的工作是在校长和秘书长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当时着重提出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得争校产。
根据我们分校以后的实际经验，我们体会到一个独立的工学院是有好处的。
首先，减少了行政的层次。
大连大学在行政上分为校、院、系三级，院长受不受教务长的领导、院长和教务长对系的领导如何分工等问题都不明确，有时候教务处作出的决定，院系全不接头。
同时整个学校的领导机构过于庞大，开校务会议时各院互不关心，例如讨论医学院的事，工学院不关心；
讨论工学院的事医学院同样不关心；
谈到经费则又大家争。
大连工学院则只有院系两级，系的数目也比较少，领导起来方便得多。
其次，加强了领导——特别是对于教学的领导。
大连大学的教务长是学工的，他对工学院各系的课程比较熟悉，因此他能领导工学院的教学，但医学院及俄文专科却说他照顾不够。
分校以后，院长和教务长能深入地领导各系，审查教学计划，检查教学情况，因而也就可以真正实行院长负责制。
从我们分校后一年多的经验，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单科性的工学院是有很多优点的，因而我们也就觉得大连工学院进一步的专业化也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现在有八个系，冶金系已决定并入东北工学院，现在还准备把几个系分出去。
系别少领导起来方便，也可以多招学生，节省教员，节省设备。
举个例说：
招生五千人办十系比办五系所需的教员是要多些。
现在东北教育部正与东北工业部讨论把东北几个高等工业学校的相同系科，合并起来分别成立土木学院、水利学院、钢铁学院等。
从全国来看，东北的工业规模最大，但技术人员缺少，必须进一步调整院系，集中人力物力以培养大量的工业建设人材。
（二）教材问题
我们根据去年高等教育会议的决议，尽量采用中文教材。
现在大连工学院各系总计用现成的中文教材共五十三种，自己编的中文讲义三十九种，翻译了十二种苏联教材（其中已有三种出版），参照苏联教本所编的教材有三种。
用中文教材对学生说来是有很大的方便的，可以节省学生的精力，也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同时，通过编译教材也能使教师的业务水平提高。
过去有些教员用外国文教材，讲错了大家不知道，他往往可以借洋文掩饰自己的缺欠，但用了中文教材，教师讲课就不能马虎了，他必须格外认真地进行教学。
由于我们鼓励教师编译教材，有了上面所说的一些成绩，但我们的教材只是中文教材而不是中国教材，我们的教材中的图例大多是外国材料，这是需要改进的。
（三）对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问题
两年来我们的教师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论”及“论列宁主义基础”这四本书，又经过了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教师的思想水平都大大提高。
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及提高同学的思想水平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通过这几次学习，教师们体会到共产党对于非党同志同样是关心的，党把大家当做自己的干部，并经常注意培养和提高他们。
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是有出路的。
关于同学的辅导工作与政治工作，除进行政治课以外，并成立指导室，每班设一指导员，由助教兼任，指导员受指导室及系主任的双重领导，负责指导同学的生活与学习。
一年来的经验证明，这种指导员制度是好的。
同学们每月举行一次生活检讨会，并规定每个同学在修毕一年级的课程后要做思想鉴定，二年级生要写自传，这样就使学校对三年级以上的同学的思想与历史情况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教师们也在参加同学的思想鉴定工作中，受到了教育。
（四）向苏联学习的问题
在教学方面，我们在去年高等教育会议以后就成立了二十七个教学研究室，今年增加到三十六个。
我们曾派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学习如何组织教学研究室。
根据我们一年来的经验，教材必须经过教学研究组的讨论，这样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上学期我们的口号是“搞好教学研究组，提高教学质量”。
这学期我们的口号是“搞好课堂辅导，提高教学质量”。
通过课堂辅导，我们的教学效率提高了，同学的消化能力也提高了。
我们从教学中体会到苏联的教材是世界上最好的。
根据许多教师的经验，凡是参考了苏联书的教师，教课一定教得好；
有很多教师和苏联专家谈过一次话以后，也能得到新的启示，改进了自己的教学工作。
我们有些教师是一边学俄文一边翻译教材，这样一来，俄文学好了，教材翻译出来了，自己的教学能力也因而提高。
教师学俄文的风气很好，像数学系就提出到1952年要全系的教师都能看懂俄文书。
我们正在学习苏联的经验，充分利用教室与实验室：
规定每个实验室每周用八次。
最后附带谈一下关于我们学校的仪器设备。
我们的原则是：
能自制的就自制；
能在关外买的不到关内买；
能在国内买的不到国外买；
能在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买的绝不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买。
同时，我们自己制造了很多仪器，给国家节省了很多钱，并且还给大连医学院等学校制造仪器；
而仪器的图样则是经过教学研究组讨论后设计的。
这样也就提高了教师的业务水平。

忽视在产业工人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是错误的
最近华北、华东等地党的领导机关开始研究和计划在产业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这是党在工人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两年来全国各地工人一般地都已经受到了一次政治教育，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人经过诉苦运动、社会发展史学习、民主改革运动和三大运动的锻炼，阶级觉悟已经大大提高，过去那一套时事政治教育办法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但是，有些党的组织和工会文教部门忽视了这种新的情况，他们没有认真研究工人阶级当前政治上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工作，有的竟片面提出：
“政治教育告一段落，今后要以文化教育为主。”
也有的提出：
“今后要以业务教育为主。”
这实际上是取消政治教育的观点，也是忽视在工人中进行政治工作的一种表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应当肯定：
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工作今后不但不应减弱，而且应当继续提高和加强。
为此，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纠正过去政治教育中内容一般化，教学不固定，缺乏统一领导等缺点，严肃认真地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
最近华东等地党委宣传部门专门召开了产业工人政治教育会议，制订了教育计划、步骤和实施办法。
华东区确定在1953年以前对全区产业工人普遍进行一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
这种全面的教育计划是完全必要的。
对工人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来进行。
有不少地方采取了党员与非党员上党课、夜间党校、工人政治学校、工人积极分子训练班等形式，这些形式各地可以灵活采用，教学内容也应依据工人觉悟程度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基本的一环是这一工作必须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党组织对工人政治教育工作要有计划地全面地负起先锋队的领导责任。

教育婆婆不许虐待媳妇
婆婆虐待媳妇，是受压迫的妇女的自相煎迫。
在旧社会里，这种自相煎迫的现象是普遍的，而且发展到十分残忍的程度。
有的婆婆甚至打死或杀死媳妇。
许多年代，许多妇女都没有摆脱了这种悲惨的命运。
今天，人民革命胜利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了，妇女们可以摆脱这种悲惨的命运了。
但是，有许多婆婆还没有觉悟到这一点，她们仍然沿用着从前婆婆对待自己的方法去对待自己的媳妇。
于是不幸的事件继续发生着，许多妇女的痛苦仍然不能解除。
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就不可能出现真正文明幸福的家庭。
甚至社会秩序和国家建设，都会受到影响。
湖北省松滋县永兴场乡召开婆婆会，宣传婚姻法，宣传婆媳和睦合作的好处和婆婆虐待媳妇的害处，事实证明这是改变婆婆封建脑筋和克服虐待媳妇的现象的有效方法之一。
当着干部引导婆婆们想到自己从前受虐待的苦处和家庭不睦的害处时，她们的思想就渐渐想通了，有的并已见之于行动。
当然，我们不能希望以教育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有些因婆婆虐待媳妇而造成的不幸事件，必须依法处理；
有些妇女因受婆婆虐待而坚决要求离婚的，我们必须予以支持。
但是，如果在宣传与执行婚姻法中对一般婆婆都能进行关于婚姻法的教育，有许多婆媳关系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希望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吸取永兴场乡的经验，好好教育婆婆。

松滋县永兴场乡召开婆婆会
许多婆婆明白了虐待媳妇的害处
湖北省松滋县永兴场乡于08月下旬召开婆婆会，对婆婆们宣传婚姻法，进行反对虐待媳妇的教育，收效很大。
该乡很多婆婆都虐待媳妇，以致很多家庭都经常争吵打骂。
该乡乡长和妇女代表认为这种现象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个严重问题，乃于08月27日召集了九十四个婆婆开会。
开始漫谈时，很多婆婆都错误地认为：
“现在当婆婆的有罪啦，所以才找我们来开会。”
后来干部向她们解释了婚姻法，并说明了民主和睦的新家庭的好处，指出虐待、打骂媳妇是不应该的，犯法的。
经过讨论，多数到会的婆婆才把道理弄明白。
韩明文的婆婆说：
“我也当过媳妇，受过婆婆的打骂，当时认为‘当婆婆的就是应该打骂媳妇’。
开了这个会，我才知道那是不对的，应该是婆媳商量着把家务搞好。
‘全家和睦，黄土变成金’，大家不吵闹了，才能搞好生产。
我今后再不打骂媳妇了。”
会后的第2天（29日），该乡黄子英的妈妈就把她的童养媳送到了农民协会，不愿意叫她的儿子和童养媳结婚了。
她说：
“只怪过去（封建社会）兴的这板眼（指童养媳的婚姻制度）不好。
先前是我做的事，现在还是我送她出来。
她来我家八年了，如今我送她一身士林布衣料，谷一担，让她回娘家去吧！”
童养媳妇很感动地说：
“亏了毛主席想出这样的婚姻法，我才翻了身。”
（转载湖北日报）

检查青年团基层组织对婚姻法的执行状况
青年团员应该成为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模范，还是应该成为服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模范”呢？
北京市郊区女青年团员董桂英提出的这一问题，值得各地领导机关尤其是各地青年团团委的注意。
这并不是因为这一问题本身还需要讨论，而是因为董桂英所在村的青年团的支部实际上在保护着封建的婚姻制度，并且在错误地引导甚至强制自己的团员服从这种制度，以至迫使董桂英不得不大声疾呼，提出这样的问题。
董桂英的父母强制董桂英和一个陌生的男子杜文清结婚，这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董桂英的遭遇是如此不幸，青年团支部的全部同情，显然应该集中在董桂英这一边。
但是，村的青年团支部却在支部书记于德江领导下站到了相反的立场上，对董桂英实行压制（支部把这种压制称为“教育”）。
他们的理由，一是杜文清家“有吃有喝，不打不骂”。
二是青年团员要离婚就会对群众“影响不好”。
根据前一理由，似乎婚姻就不应该以“本人完全自愿”（婚姻法第3条）为条件，而应该以男家“有吃有喝”或仅仅“不打不骂”为条件了。
根据后一理由，似乎青年团员就应该俯首贴耳地服从父母包办的婚姻，服从某些落后群众的意见，而不应该去争取婚姻自由了。
这种违反婚姻法的思想与言行，不但在该村青年团支部存在着，而且在其他许多青年团支部存在着。
它们对于青年男女（尤其是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不是积极地予以支持和领导，而是以“开除团籍”、“开会批评、斗争”等完全错误的措施加以打击和压制。
这种情形是必须改变的。
各地青年团的组织，必须坚定地执行青年团“工作纲领”中的有关规定，对于一切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的青年男女，热情地给以各种形式的支援。
如果他们遭遇了困难，就应该帮助他们加以排除；
如果他们受到了迫害，就应该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切实负责地保护他们的安全，并经过人民政府的司法机关，给干涉青年婚姻自由的分子以法律制裁。
各地青年团的组织，应一致努力为保护青年的婚姻自由，为贯彻执行婚姻法而斗争！

穆家营村青年团支书王永全等
干涉婚姻自由捆吊青年男女
平原省获嘉县二区穆家营村治安员王永全等侵犯人权，干涉婚姻自由。
该村青年团组织委员原廷朝与宣传委员穆兰英（女）在工作中发生感情，进行正当恋爱。
但该村治安员王永全（该村青年团支部书记）早想和穆兰英结婚，曾托副治安员宋天金（女）前往“动员”穆兰英，遭兰英拒绝。
王永全怀恨在心，派青年团员暗地监视廷朝、兰英的行动，企图伺机破坏廷朝、兰英的关系，但没成功。
王永全遂与宋天金商定办法，诬蔑廷朝、兰英二人曾在尖妞家发生过肉体关系。
07月21日晚，王永全、宋天金二人派四个民兵、青年团员先将尖妞娘叫到宋天金家中，捆绑起来，强迫尖妞娘证明“原廷朝、穆兰英在尖妞家搞过三次腐化”。
接着，又派民兵将廷朝、兰英叫来坦白，承认“错误”。
廷朝、兰英坚不承认。
王、宋二人便将廷朝、兰英吊起，一夜吊了数次。
宋天金并恫吓说：
“打死三个两个我都负责任”。
天明时，王、宋二人才令廷朝、兰英取保释放。
并规定廷朝、兰英两人以后不能在一起；
更擅自停止廷朝、兰英两人的团籍各两个月。
事件发生后，该县有关部门均十分重视，立即派人前往调查处理，于09月19日召开了穆家营等四个村的群众大会。
会上，政府宣布撤消王永全、宋天金的职务；
县人民法院宣布判处王永全有期徒刑一年。
王、宋二人均被开除青年团团籍。
宋天金并当场承认错误。
王永全畏罪潜逃，归案后执行。

青年团支部不应该干涉团员的婚姻自由
董桂英
我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女团员，我的娘家在北京市第11区大红门村。
1949年由父母包办和本区时村杜文清结婚。
结婚以前，我曾经坚决表示不同意和杜文清结婚，因为我怕走了姐姐的悲惨道路。
我姐姐十五岁那年，就由父母包办嫁了出去。
夫妇感情不合，她经常受丈夫打骂，最后活活被折磨死了。
现在我结婚将近两年了，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但是也没有敢想和杜文清离婚。
1949年冬天到1950年春天，我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
不久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以后经过在区团工委训练班的学习，我清楚地认识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害处，知道了婚姻自由是受政府保护的。
于是在今年07月里正式提出和杜文清离婚。
想不到，我马上遭到村里各方面的反对。
连村干部也说：
“你离婚不够条件。
不缺吃，不缺穿，离什么婚哪！”
他们还说：
“村里人要都像你这样，我们就不用工作了。”
还有人说：
“像她这样的妇女就是该打，先押她几天就好了。”
但是我没有向他们低头，我坚持要求离婚。
最后终于在10月20日由人民法院判决离婚了。
在我提出离婚时，受到时村青年团支部同志的严重阻挠。
他们一听说我要离婚，就吵嚷起来了。
团的小组长孙延寿说：
“青年团是起带头作用的。
她这样闹离婚，叫群众说‘你们青年团就是带头离婚’，以后谁还参加咱们的青年团呢？”
青年团支部书记于德江还专为此事召开青年团支部会议，他质问我：
“你离婚有什么条件？
人家杜文清家有吃有喝，不打不骂，你到区团工委训练班学习时，人家还给你送钱，你要怎么样？”
又说：
“你自己不好好生产还要离婚哩！”
他们也不问我为什么不好好生产，就一股劲责怪我。
我看见说不清楚，就一声不哼。
以后又开过两次青年团支委会来“教育”我，继续劝我不要离婚。
他们的理由是：
“离婚影响不好。”
后来经过区团工委的同志对他们进行教育，他们才在表面上同意我离婚。
时村青年团支部在其他工作上是很好的，就是看不惯离婚，看不惯自由恋爱。
该村青年团副支书邵世华因为有一次请女团员马魁英帮忙裁了裁衣服，有些青年团员就起哄，在会议上还批评邵世华。
又一次邵世华帮助女团员阎淑琴家拉了一车土，团支委就一次一次地召开会议批评邵世华。
最后把邵世华气哭了，邵的母亲也气哭了，觉得日子没法过下去。
时村的团支部就是这样，不准离婚，不准恋爱，也不准男女团员自由说话。
我离婚以后，团的组织关系要转到大红门村团支部去。
这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大红门村团支部组织委员萧学珍听说我离婚后要到大红门来，就说：
“我们团里不能要这种闹离婚的团员。
我们团里的女团员很多是结了婚的，叫她来领导我们离婚吗？”
她并且专门召开团支部会，讨论要不要我这个团员的问题。
在她的领导下，封建思想在团里占了统治地位。
有一个女团员说：
“哟，怎么碎铜烂铁的都到我们这里来啦！”
有的说：
“她刚离了婚，来我们这里不是破坏我们团的名誉吗？”
萧学珍说：
“是啊，她要来了，把我们团闹得脱离了群众，以后团员怎样进行工作？”
这次会议以后，萧学珍又跑到区团工委会去，反对把我的团组织关系转到大红门去。
萧对区团工委会的同志说：
“我们村的女团员都很封建，董桂英来了，女团员都不参加团的会议怎么办？”
后来经过区团工委的解释教育，她的思想还是不通。
她说：
“关系转来就转来吧，以后要好好改造她。”
我到大红门团支部的当天，萧就同我作了个别谈话。
她说：
“你闹离婚闹得影响很坏，你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自己。”
我真不知道我的离婚怎么就会丢了他们的“脸”？
为什么这两个村的团支部这样对待我这个刚刚从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站起来的青年妇女？
他们甚至考虑要不要我这个青年团员，并且为这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他们为什么不为那些还在受压迫、受虐待的青年妇女开一次会，讨论讨论怎样帮助她们站起来？
大红门村村长的儿媳妇李秀英是一个青年团员，被家里管着不能参加团的会议；
女青年团员杨淑珍也被她的公公管着，不能参加团的各种活动。
对这些问题，他们为什么不专门开会讨论讨论呢？
我不明白，一个在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的妇女参加了青年团以后，是不是就不能离婚了呢？
青年团员的婚姻是不是一定要由父母包办呢？
青年团员应该成为服从封建婚姻制度而一点不反抗的“模范”呢，还是应该成为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模范呢？
干部们说我闹离婚闹得群众影响不好，我不明白我们青年团员是应该用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去影响群众，还是应该跟着某些受封建思想束缚的群众做尾巴呢？
一句话，我不明白这两个村的青年团组织究竟为什么一定要干涉团员的婚姻自由。

世界工联理事会关于议程第2项的决议
指出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劳动人民生活日益恶化
必须加强工会活动争取改善生活反对帝国主义备战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讯：
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柏林会议在21日的闭幕会议上，就议程第2项关于“劳动人民在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反对备战政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斗争中的团结”通过了一项决议。
决议说：
由于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准备，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和购买力日渐降低，从而使这些国家总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化，中等阶层人民一天天贫困。
因此，工人阶级保卫和要求改善生活水准的斗争，也代表了中等阶层人民的利益。
我们应当使中等阶层的人民积极支持劳动人民，以扩大争取面包、自由与和平的斗争的战线。
决议接着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劳动人民生活水准日益恶化的情况说：
在美国，战后几年来，实际工资已下降了三分之一。
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以来的一年中，美国生活费用上升了百分之十四。
根据大为缩小了的官方统计，美国失业和半失业人数也有几百万人。
在英国，现在基本必需品的价格比战前上涨了一倍；
在朝鲜战争以来的一年中，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五。
在法国，工人和职员每小时的实际工资比战前减少了一半，但赋税却增加了二倍多。
在意大利，据官方统计，有四分之三的家庭的收入赶不上最低生活的需要，百分之四十九的家庭的收入甚至不够购买食物；
全国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有五百万以上。
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千百万人民也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由于非人的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由于饥饿和传染病，劳动人民的死亡率在不断上升。
但在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家由于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例如，从1946年到1951年，美国大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就增加了二倍，英国大垄断资本家的利润增加了一倍。
决议说：
只有奉行和平政策的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才能不断上升。
决议接着指出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和人民福利不断增进的情形，并强调说：
这些成就巩固了世界和平的事业，并且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劳动人民的力量和信心的泉源。
决议又说：
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劳动人民，不顾垄断资本家的残暴压迫和警察恐怖，正在加强斗争，反对战争、饥饿和贫困的政策。
这些国家的千百万劳动人民所发动的许多次罢工和斗争就证明了这一点。
劳动人民已在斗争中更加明白一致行动的重要性。
例如，今年法国不论隶属于法国总工会、天主教劳工联盟、“工人力量”的工人都参加了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而且这些斗争大都取得了胜利。
其他如意大利五金工人、农业工人和公务员的罢工，德国黑森州五金工人和汉堡码头工人的罢工，美国矿工和码头工人的罢工等，也表现有一致行动的显著特色。
决议说：
劳动人民已在斗争中认识了右翼工会头子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头子破坏工会运动的阴谋。
他们支持垄断资本家的准备战争、冻结工资、加紧剥削劳动人民的政策，并妄图破坏劳动人民的罢工运动，分裂非洲和亚洲工会运动，以阻挠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
因此，世界工联理事会向世界工联执行局、各国全国性工会、世界工联各工会国际和一切工会组织提出具体纲领，加强工会活动，争取改善生活，反对准备战争，反对反动派的政策及其在工会中的代理人，反对宗派主义，争取一致行动。
工会组织必须为实现下列要求而斗争：
保障充分就业和保障最低生活水准的工资，实行指数工资制度，废除“赶快”制度，由政府和雇主出钱实行社会保险和社会安全制度，废除种族歧视，废除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建立女工童工和男工同工同酬制，签订集体合同。
决议号召各工会组织广泛宣传将在明年0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的重要性，并努力促使这次会议成功。
决议并号召全体劳动人民加强他们的队伍，并强调说：
“在争取行动一致的斗争中获得胜利，就是劳动人民获得较好的生活、自由与和平的保证。”

争取增加工资和年终津贴
日本罢工浪潮扩大
电气产业工人三次罢工

【新华社28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工人为了改善恶劣的生活条件，继续展开罢工斗争，争取增加工资和年终津贴。
坚持增加工资要求的日本电气产业工人工会的会员在11月17日和20日两次举行罢工之后，又在24日举行了十二小时的罢工。
这次罢工使“已感供应不足的日本发电量，在24日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二十”。
（国新社）
与工人罢工同时，电气产业部门的十二万名职员，也举行了怠工斗争。
罢工的浪潮已扩大到政府机关。
劳动省的工作人员为了要求年终津贴，从21日开始举行静坐罢工。
劳动省当局曾横暴地使用警察镇压罢工者。
拥有会员约四十万人的国营铁道工人工会，号召它的会员们自11月20日开始实行静坐罢工。
经过三天的斗争，铁道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关于发给年终津贴五千日元的要求。
罢工已在23日上午宣告结束。

控诉美军杀害俘虏的滔天罪行
编者按：
这两篇控诉美军杀害我方被俘人员的文章，是从美军釜山和大田“俘虏收容所”逃出来的朝鲜人民军战士写的。
原文载于1951年10月19日和11月12日的朝鲜“劳动新闻”。
他们用亲眼看到的血腥事实，揭露了美军杀害俘虏的罪恶行为。
下面是这两篇文章的译文。
美国杀人犯的血债数不完
朝鲜人民军战士　金泉一
美国侵略者不但在战争中血债累累，而且对在战争中被俘的人民军人员任意虐待和杀害的罪行，也是数不完的。
我在去年10月14日从忠清北道撤退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不幸为敌人俘虏。
此后，我就在严刑拷打和水雪中受尽美国杀人犯的侮辱和虐待，险些死去。
我被美国侵略军押进所谓“联合国军釜山俘虏收容所”之前，在大田被囚禁了两个星期。
在大田监狱，我看到了美国杀人犯杀死了几百个同胞，其中有不过几周岁的幼儿，也有年逾七十的老人。
这些无辜的同胞在被残害前，都被美国杀人犯剥光衣服，臂膊被捆绑着，赤着脚被赶到雪地上，满脸血迹，惨不可言！
从大田到釜山，我因弹伤剧痛，足足走了二十天，只吃了十五块刽子手吃剩的面包皮。
我的军服变成了血色，裤子也被撕碎，在中途由于刺骨的寒风和伤口的剧痛，我曾昏过去三次，但是杀人犯们却打着我，叫我快走。
在到釜山的那一天，和我同行的一位不幸被俘的同志，终因美国杀人犯的残忍虐待，被折磨死了。
这位同志在临断气之前，还断断续续地喊着：
“替……替我……报……报仇啊！
金日成将军万岁！”
但是，美国杀人犯们却一脚把他踢开，骂了一阵之后，又张着血口、裂着狗牙狂笑起来。
这个“联合国军釜山俘虏收容所”的杀人场，四周围着三、四层电网，老远就听见刑房里被拷打的人的凄惨叫声和阵阵的皮鞭声。
进去的人，十个有九个是死了被拖出来。
我在一天当中，看到美国杀人犯从一个刑房里拖出了四十多个被打死的人民军同志。
除了被杀人犯打死的以外，我还看到很多饿死和病死的同志，也被杀人犯们从血迹斑斑的狱门里拖了出来。
有一天，美国杀人犯给了我一把盐吃，接着三天没给我任何吃的东西，并且又在我饿得受不住的时候，把我拖到外面，绑在柱子上，叫严寒的风雪吹着、冻着，直到昏过去之后，再拖回牢房。
美国杀人犯们对企图逃跑的我们的同志更是残忍。
有一次，一位同志好容易越过电网，却被美国杀人犯们发觉捉了回去，他们把这位同志的四肢剁了下来，并把要和这位同志一起逃跑的四十多个同志赶到雪地上，用机枪射死。
另外，杀人犯们还妄想从我口中得到“秘密”，曾不止一次地把我拖进阴森森的刑房，用皮鞭抽打了一顿之后，又用锥子扎我的下身，叫我说出“秘密”来，见我不开口，就又打，打了又扎，直到我晕了过去。
美国杀人犯虽然这样虐待我们，但是我们忍受着，除了在痛极了的时候大骂他们一阵外，绝不开口。
我们的心中都在痛恨着美国杀人犯，我们永远爱着自己亲爱的祖国和人民。
所以在刑房里和屠杀场上不时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
“朝鲜人民军万岁！”
和“金日成将军万岁！”
的呼声。
去年11月下旬的一个夜里，我们在各个牢房里的同志们，不约而同地唱起了“人民军进行曲”。
杀人犯们慌了，连忙把我们拖了出去，要枪毙我们，但是我们唱得更加起劲，一个个都是挺着胸脯、怒目横视着。
杀人犯们向我们开起机枪，有的同志倒下去了，但没倒下的还在唱，激昂的歌声震动着屠杀场。
就这样，自称为“二十世纪文明国度”和“第1等人种”的美国杀人犯们，天天在屠杀、虐待着不幸被俘的我军人员。
我要控告这些美国杀人犯、美国野兽，替惨死的同志伸冤、报仇！
（冰蔚译）
要为死难的同志报仇！
朝鲜人民军战士　洪基万
我在东部战线某次战役中负伤后，不幸被美国野兽俘去，受尽了世上从未有过的酷刑，虎口余生，侥幸逃了出来。
现在我要把我在“俘虏收容所”里所受到的虐待和看到的美国野兽的暴行说出来：
我和另外五位同志被两个美国刽子手押着送进了“美军大田俘虏收容所”。
在去大田的途中，我们受尽了刽子手的侮辱和虐待。
“大田俘虏收容所”是在离大田市三公里的一个地方，周围都是很高的险峻的山崖，和强迫老百姓为他们砌成的四公尺厚的石墙，里面圈着好几层电网。
到这里的第2天，我们就被带到“审讯室”去，刽子手打着我们叫我们跪在“审讯官”前面。
我因为两腿受了重伤根本不能跪下去，于是刽子手就骂我“捣蛋”，喊嚷着要打死我。
我被拖进了“拷打室”，在那里我看到刽子手们正在拷打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这位老人的嘴里流出鲜红的血，不断发出凄惨的叫声。
看到这位老人受到这样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我的脸都气青了，但是这时提着皮鞭的刽子手看见我的脸色，就狂笑着像一匹野兽似地指着我：
“对你，你这个家伙，我要挖出你的脑子和心来吃掉！”
我被打得死去活来之后，又被野兽拖回牢房。
不但这样，这屠杀场里还关着很多“难民”，刽子手们天天从难民牢中把一些同胞拖出来打死或杀死。
对妇女则更残忍，强奸还算是轻的，割掉乳房和剁掉手、脚的至少一天有好几个，每当这些女同胞受刑的时候，她们求救的叫声惨不忍闻。
在一个月光很亮的晚上，野兽们又拖出去五位女同志，在一个血迹已变成黑色的场子上施以凌辱之后，又把我们拖到那里，叫我们看“下等动物娱乐晚会”。
刽子手们把她们的指甲完全拔掉后，又把她们的乳房割下，进行强奸蹂躏。
等野兽们认为“满足”了的时候，就在她们身上浇上汽油，点起火来，把她们完全烧死。
在刚一点火的时候，五位女同志挣扎起来跑向刽子手，但是刽子手们用枪托又把她们打回去。
我在这个“收容所”里仅仅一个星期，但是却看到俘虏们被刽子手杀死了一半还多。
在一星期之后的某日，刽子手们又把我们三十多个同志押到前线的某一高地上，在我们的四周埋上地雷，强迫我们向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呼救，妄图把来救我们的人民军和志愿军连我们一起炸死。
但是我们却喊：
“同志们不要来啊，这里有地雷！”
刽子手们气极了，就把我们中间的十五个同志枪毙了。
另外，刽子手们还在山后埋伏了一个连的兵力，企图在这里活捉来救我们的人，可是他们打算错了，这一诡计未能得逞。
在刽子手们押着我们向回走的路上，忽然四面响起了机枪声，人民军的埋伏部队冲上来了，解救了我们十五个人，并把押我们的一连野兽完全消灭在那里。
我们现在正在后方医院养伤，每当我们想起刽子手们的野兽暴行，我们的胸中就充满了愤怒的烈火。
在美国刽子手没有被完全消灭之前，朝鲜人民是不能过幸福的生活的。
我要早日将伤养好，好回到前方去多杀死几个刽子手，为惨死的同志们报仇！
（冰蔚译）

“松川事件”无辜被告
铃木信致函中国人民
报告第二审斗争情形
编者按：
本报最近收到日本“松川事件”无辜被告铃木信11月07日写给中国人民的一封信，铃木信代表“松川事件”全体无辜被告答谢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支援，向中国人民报告他们在“松川事件”第二审中斗争的情形，并呼吁中国人民继续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
原信译文如下：
北京人民日报转中国人民诸君：
我代表“松川事件”二十名无辜被告向你们敬致衷心的感谢，同时报告在“松川事件”第二审进行中我们的决心，并请求今后给予我们更强有力的支持。
我感激地报告你们：
日前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宋庆龄主席经由日本劳农救援会主席布施辰治寄给我们的极其珍贵的贵国人民的救援捐款，不仅使我们二十人感激，同时也激动了全体日本人民。
在10月23日第二审开始的第1次公审法庭上，有人朗读了中国铁路工会弟兄们支援我们的电报，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
在法庭上，以布施辰治、冈林辰雄、大冢一男律师为中心的一百四十余名律师、法学家，不论他们的信仰和立场是如何不同，一致主张了下列各点：
一、给无辜被告以死刑的原判决，充满欺骗，完全忽视了真理。
二、用逼供、拷问、诱惑、欺骗等手段伪造的调查书，是违背了一切客观事实的。
三、这二十名工人和列车出事颠覆毫无关系。
我们二十人的冤狱，明明白白是政治阴谋的事件，即使三岁孩童也能判明我们是无罪的。
我们为了粉碎第一审的卖国判决，为了保卫正义与真理，对任何困难决不屈服；
我们学习你们——为了争取解放而英雄地战斗的中国人民的坚决意志，坚定地展开宣传真理、揭发阴谋的决死斗争。
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重新调查事实的请求，裁判所方面定于12月20日宣布裁决。
我们答复你们无限友情的鼓励，同时报告判决日期已经迫近，并诚挚地请求你们强有力的支持。
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松川事件无辜被告铃木信
1951年11月07日

美英法外长和阿登纳在巴黎集会
阴谋加速武装西德
法国人民示威高呼：
阿登纳滚出去
【新华社28日讯】
美英法三国外长和西德傀儡政府总理阿登纳11月22日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把西德拖入北大西洋侵略集团以加速重新武装西德的问题。
会后发表的公报透露，会议讨论了和西德缔结“和平协定”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报明白宣称：
缔结这项协定的目的是要把西德“在平等基础上并入欧洲集团之中，而欧洲集团本身又包括在正在发展着的大西洋集团之内”。
协定缔结后，目前占领法规将废除，但美英法三国仍将在西德保有“特权”，其中包括继续驻军的权利。
公报并规定，这项协定要和“建立欧洲防御集团的协定同时生效”，而所谓“建立欧洲防御集团”的中心内容，就是组织有西德军队参加的欧洲军，作为北大西洋侵略军的组成部分。
这样，会议公报又一次暴露了：
所谓“和平协定”实际上是大规模武装西德的战争协定，它以废除占领法规为幌子，而继续维持对西德的占领状态，加深德国东西部的分裂，进一步把重新武装的枷锁强加在西德人民身上。
美国这项计划早在09月中旬美英法三国外长华盛顿会议中就已确定。
美国这次所以又召唤阿登纳来巴黎举行会议，是因为在推行这项计划中已遇到很大困难。
美国原来打算在华盛顿会议后尽速完成“和平协定”的谈判，以便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在11月间再度开会时能通过使西德参加北大西洋集团备战活动的决议。
但是，美英法三国驻德高级专员与阿登纳间关于缔结“和平协定”的谈判，自从09月24日在波恩开始以来，由于遭到德国广大人民的反对，一再陷入僵局，一直没有获得最后协议。
于是美国不得不在11月24日起在罗马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会议以前，召开这次会议来“排除障碍”。
据会后公报透露，美英法三国外长和阿登纳在会中通过了三国驻德高级专员与阿登纳在波恩谈判中拟就的协议草案，据说还解决了波恩谈判中所没有能解决的某些问题。
但是，美国仍然不能在会议中取得全面协议。
和这项协定有关的补充协定尚待“完成”。
而这些所谓补充协定实际上牵涉到最主要的武装西德的步骤问题。
据美联社巴黎23日电透露：
其中“有一个关系到德国（指西德）对拟议中的在艾森豪威尔司令部指挥下的军队的贡献”问题。
因此，美联社说：
“九个月来和德国人进行的关于他们贡献军队的谈判没有获得协议。”
美英法三国外长这次公然在巴黎和德国纳粹余孽阿登纳举行会议，遭到西欧人民的愤怒反对。
11月21日，法国人民不顾警察的蛮横干涉，在巴黎各大马路上举行抗议阿登纳来到巴黎的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唱马赛曲，并高喊“阿登纳滚出去！”
“禁止重新武装西德！”
苏联“消息报”11月24日刊载波利扬诺夫评论美英法三国外长和阿登纳这次会议的文章指出：
美国外交家和将领们的主要任务，是要把西德希特勒军队尽速编入艾森豪威尔的军队中去。
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严重地违反了西方三国在战时和希特勒德国崩溃后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这个阴谋再一次表明帝国主义阵营继续加紧准备另一次战争。
为了答复这个阴谋，爱好和平的人民正在提高警惕，同时并日益坚决地表示支持德国人民争取统一、独立、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德国的斗争。

美、英等国伤兵俘虏
热诚感谢我军的照顾
【新华社平壤28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医院中的美、英等国俘虏们，纷纷表示感谢我军对他们的宽待与治疗。
被俘的一位美国中士说：
“今年04月15日，我患着肺炎。
我立即被送进医院，得到盘尼西林等药品的诊治。
不久，我便痊愈了。”
他说：
“在我住院期间，我看到所有病人（指俘虏）都得到新衣服、毯子和鞋子，以及肥皂、毛巾、牙膏、牙刷等日用品。
每个病人都得到定期发给的烟草。
病人们的食品有猪肉、牛肉、鸡、马铃薯、萝卜、洋葱和香料等，此外还有苹果、梨和糖果。
所有膳食都是按照我们习惯的方式烹调的。”
他又称赞我们的医师和护士说：
“他们和她们的工作是做不完的；
虽然日夜工作，仍经常带着微笑。
医生们所期望的唯一报酬，就是看到病人们病愈后健康地离开这里。”
他说：
“这期间，我看到许多害病的同伴们来到这里，走时都恢复健康了。”
另一个美国俘虏说：
“我们早上喝甜牛奶。
重病的人，每天吃六顿。
我到医院之后，胖了二十多磅。
此地的医生和护士救了我们许多朋友的性命。”
被志愿军医师救活的一位上等兵说：
“我非常感谢中国人给我的一切良好食物和治疗。
我的生命曾经一度发生危险。
我以为必定会死去了。
但是中国人救了我的性命。”
他快乐地说：
“我的健康已经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快要完全复原了。”
很多俘虏并写信给志愿军表示谢忱。
一个脚踝受伤的英国俘虏写道：
“我以前听说过到了北边（指朝中人民方面）将得到好的照料，当时还不相信。
但是，现在我已深深感到是真的，那都是事实。
我忠诚地感谢你们对我的一切照顾。
我希望这个战争能很快结束。”

联大全权证书委员会开会
白俄罗斯代表基塞列夫建议应取消国民党匪帮代表资格
【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28日讯：
联合国第6届大会全权证书委员会在27日开会。
白俄罗斯代表基塞列夫在会上发言，指出国民党匪帮早已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并建议委员会不承认国民党匪帮代表的全权证书。
基塞列夫说：
被中国人民驱逐出去而躲在台湾岛上的国民党集团，早已丧失了国家权力，并且不再保有对于中国领土和居民的控制。
国民党分子的代表早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法律的和道义的权利，所以他们没有丝毫权利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发言。
基塞列夫接着说：
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人民的真正的合法的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有资格委派代表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发言。
鉴于这种情况，白俄罗斯代表团建议不承认出席联合国第6届大会的国民党代表的全权证书，并提出一项决议草案交付审议。
这个草案建议：
大会认为出席第6届大会的所谓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们的全权证书无效，因为这些证书不符合“联合国大会程序规则”第27条的规定。
伊拉克、新西兰、法国和印尼的代表们参加讨论白俄罗斯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
印尼代表说，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是不合法的。
白俄罗斯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交付表决，结果为：
一票（白俄罗斯）赞成，五票反对，一票（印尼）弃权。

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苏联所提出的建议
美国干涉他国内政问题列入议程
维辛斯基严厉驳斥葛罗斯的无耻狡辩
【新华社29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28日讯：
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27日开会讨论并通过了苏联提出的把关于美国干涉他国内政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曾在22日写信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纳孚，建议把下述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列入本届大会议程：
“美利坚合众国的侵略行动及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表现为拨款一亿美元作为经费，在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其他的某些民主国家及这些国家领土之外招募人员，并组织武装集团。”
维辛斯基在备忘录中指出，美国总统杜鲁门10月10日所签署的“1951年共同安全法”规定了上述的史无前例的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动。
在总务委员会讨论苏联建议的时候，美国代表葛罗斯非常笨拙地企图把这个问题说成是立法而不是行动，因此这个问题就不在联合国组织的权限以内。
但是这种可笑的论据丝毫也不能掩饰美国的这种新的侵略行动，对于这一点甚至美国代表团也颇有自知之明。
因此，葛罗斯在发言中不得不声明他并不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
波兰代表拉奇斯在发言中指出，美国这种对其他国家内政的肆无忌惮的干涉，完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这种干涉就和侵略一样。
接着，维辛斯基发言，他驳斥了葛罗斯的毫无根据的说法，他说，任何人都知道，法律是行动的根据。
他列举出了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完全有理由控诉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总务委员会随即一致决议，建议大会把苏联提出的这个问题列入六届大会的议程。

英帝国主义在马来亚的侵略计划必将继续遭受失败
英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殖民政策的执行人麦克唐纳，最近在仰光承认：
英国在马来亚的“局势比过去三年中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曾任英国工党政府殖民副大臣的李斯多威尔，也于本月中在英国上议院发言时声称：
英国军队对于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不仅未能把他们打败，也未能把他们从（马来亚）联邦任何一州驱逐出去。”
英国统治阶级这种无可奈何的招供，充分反映了他们在马来亚的处境是愈来愈恶化了。
马来亚是英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重要的殖民地之一。
马来亚所盛产的橡胶，一向是英国独占资本家致富的源泉。
为了镇压马来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巩固其在马来亚的殖民地统治并保持其侵略利益，英帝国主义从1948年06月起实行了所谓“紧急法令”，去年06月以后又实行了以屠杀马来亚人民的刽子手布里格斯为名的血腥镇压计划。
但是，英帝国主义的这种恐怖的镇压手段，由于马来亚人民的英勇抵抗而连续遭受到了可耻的失败。
现在，英国保守党政府在沉重的军费负担下正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它依然不顾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在殖民地所遭受到的可耻失败，继续推行其扩军备战和镇压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侵略政策。
邱吉尔在上台不久以后，就派出了他的殖民大臣里特尔顿前往马来亚，以策划对马来亚人民发动新的武装进攻。
但是，三年半以来的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
马来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与侵略的意志和力量，绝不是什么“布里格斯计划”或“吸血鬼”式飞机所能摧毁的。
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怒火，将会更炽烈地燃烧起来，使英帝国主义殖民者的一切侵略计划都遭到彻底的毁灭。

蒋匪帮高级官吏供认
美国完全控制台湾
【新华社29日讯】
香港消息：
美国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事实，甚至连蒋匪帮也不能不承认。
从台湾回到香港的新闻记者宣称：
台湾蒋匪帮傀儡政府前立法院长刘匪健群说，目前美国帝国主义已完全控制住蒋匪帮伪政权，美国驻台湾军事代表团直接监视着国民党各“院”和“政府”的活动。
刘匪健群说，最近一年以来，“政府”所有决议案，都是先经美国驻台湾军事代表团团长蔡斯批准，然后才“通过”的。
刘匪又说，国民党高级官吏认为：
“国府”“总统”的职位实际上已由美国顾问担任。
上述新闻记者指出，就是蒋匪“政府”“行政院长”陈匪诚本人也承认蔡斯在台湾享有绝对的影响。
陈诚说，国民党官吏处处完全受美国人支配。

西德人民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
抗议阿登纳和美英法在巴黎秘密谈判
【新华社28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讯：
德国人民正在加紧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斗争，以抗议阿登纳最近在巴黎和美、英、法三国所举行的秘密谈判，和在罗马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会议。
德国工人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委员会在24日发表宣言，号召西德所有的工人加强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和战争的斗争，以回答阿登纳在巴黎所进行的秘密会谈，并号召西德人民尽一切力量来争取实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会关于召开全德会议与加速缔结和约的建议，并争取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
宣言说：
“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德国工人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委员会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组成统一阵线，反对一切战争准备。
每一个爱好和平的德国人一定要对战争阴谋家在罗马和巴黎举行的会议提出抗议。
决不能允许把德国变成战场和使德国青年为外国的利益而牺牲。”
一百二十一名西德工会工作者在最近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西德工会全体会员统一行动，同心协力为保证和平，为使西德工会民主化而斗争。
信中对扩充军备政策对于人民生活水平所造成的恶果，表示坚决抗议，信中特别指出，工会右翼领导机构是叛徒的机构，并号召大家反对它的阴谋。
西德许多企业的全体工人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响应这个号召。
在西德各地，不断有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要求德国统一的群众大会举行。
10月31日，在德的摩尔举行了两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抗议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要求召开全德会议。
11月09日，在勒维尔库森举行了同样的大会，大会通过宣言说：
“我们已决心用一切力量来促成全德谈判。”
在曼海姆，有三百二十名西德男女青年宣誓说，他们将大力反对任何重新军国主义化的企图。
他们还写信给波恩议会主席说，他们将对任何征召服兵役的命令置之不理，信中并要求立即举行恢复德国统一的全德谈判。

邓颖超抵达莫斯科
【新华社莫斯科29日电】
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11次会议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今日抵莫斯科。
到站欢迎者有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波波娃、副主席特罗意斯卡雅，秘书长彼得罗娃，苏联妇女杂志主编阿沃疆尼科娃，苏联外交部第1远东司司长童金，交际司司长库拉任柯夫。
我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夫人刘英和参赞戈宝权等人亦到站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