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护国家机密的决议
（1951年07月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
全国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一致决议在全国各地协商机关应加强保护国家机密的工作，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保密法令，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各界民主人士进行宣传教育，结合具体情况制定机关保密规则或保密公约，严格保护国家机密，以达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

宁波受难者家属致书葛罗米柯
控诉日寇罪行反对美国片面对日媾和
【新华社讯】
十一年前日寇曾在浙江省宁波市散布鼠疫菌，因传染疫菌而死难者的家属九十七人，最近联名写信给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控诉日寇细菌战犯的血腥罪行，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非法片面对日媾和。
该信略称：
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片面对日媾和的罪恶活动，表示最大的愤怒。
我们不能不想起十一年前日本飞机在宁波上空撒放鼠疫杆菌而制造的血案，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是被日寇杀死的，所以我们绝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至今还包庇着那些杀人的凶手，并且正在重新武装那些凶手。
1940年10月28日，日本飞机在宁波市开明街口撒下大批内藏跳蚤的麦子、面粉和粟等物品，这些粮食落地以后，许多跳蚤便向四处散布。
第2天，开明街上的小贩梅友便染鼠疫而死，接着鼠疫迅速蔓延，人们大批的死亡。
总计全市被日寇鼠疫菌杀死的有一百一十七人之多。

巴黎今晚报记者
揭露美方竟捏造所谓“高加索志愿军”的阴谋
【新华社06日讯】
法国巴黎“今晚报”记者贝却敌05日自开城报道：
美国第8军司令范佛里特所谓“高加索”部队在朝鲜出现的攻击，今日被开城高级军方人士指为“胡说八道”和“彻头彻尾的捏造”。
事实的真相是，除了平壤各国大使馆的人员之外，北朝鲜境内仅有的两个高加索种人就是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和我——两人，但都没有武装。
范佛里特和李奇微需要为旧金山会议制造这种新的谎话，因为直到现在为止，他们关于朝鲜局势的宣传始终没有产生多大的作用。
他们用了会议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宣传、欺骗和谋杀等手段，来迫使北朝鲜和中国中断停火谈判，可是他们这个大阴谋是失败了。
会议室内的欺骗和会议外的谋杀，都被揭露于全世界之前。
真理是在北朝鲜和中国方面，他们以镇静的态度使谈判继续进行，挽救了和平的机会。
美国不能使旧金山会议的代表看到朝中方面打断停火谈判。
所以李奇微得向他们提出新的诽谤材料。
关于“高加索志愿军”的谎话就是这样捏造出来的。
难道军事情报方面能够只是以种族肤色来识别军队吗？
范佛里特为什么不能说出是那一个国籍的军队，编制如何呢？
因为这是谎话，正如肯尼一口咬定北朝鲜中断谈判拒绝调查08月22日的轰炸事件同是谎话一样。
这些都得记入档案，以便未来审讯美国军国主义者在朝鲜所犯的战争罪行时作为材料。
在开城，我们正等着看乔埃和李奇微的东京会议又为这中立区安排了些什么新事件。

我们伟大的祖国
江苏宜兴的陶器是我国有名的特产。
解放后宜兴的陶器业经过一年的筹备，成立了产销联合营业处，提倡生产群众日常必需的器皿，自运自销。
这是宜兴蜀山镇的一所陶器制坯工场。
这两位工人正在修剔与磨光精致的花盆的坯子。

我方代表团发言人发表谈话
揭露美方不敢公布双方往来文电妄图掩盖其制造挑衅事件的真相
【新华社开城06日电】
我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发言人，特就李奇微总部关于双方来往文电的全文发布问题，发表如下谈话：
联合国军方面为了抵赖其最近一连串的破坏开城停战谈判的行为所应负的重大责任，不惜用种种办法来掩盖事件的全貌和真相，以欺骗世界人民。
其显著的例证之一，就是联合国军方面在双方文电交往过程中对于我方就事实真相向联合国军提出的正式文件，逃避了全部和全文公布的责任。
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08月27日致李奇微将军的复文中称：
“为使全世界人民能够明了事件的全貌和真相，我们要求你，能和我方一样，将你我双方来往的文电全文发表，并容许你方各新闻通讯社全文发出和各地报纸全文登载。”
对于这点，李奇微将军并未答复。
联合国军总部09月03日的声明中所提到的所谓联合国军方面“从未扣住有关指责违反开城中立的文件不予发表”等语，亦闪避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现在的问题不是扣住不扣住这些有关文件的问题，而是联合国军总部自己没有负起通过它自己的新闻发布机关将双方来往的所有文电全文公布的责任。
根据有纪录可查的，到现在为止，联合国军总部处理我方正式文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将我方的文电或者是加以割裂、删改而不是全文公布，或者是经过严格的选择才全文公布了几件，或者是完全不予公布。
联合国军总部的声明也证实了它没有全部全文公布我方文件的事实。
据上引09月03日联合国军总部所发表的声明中所提到的，08月04日至09月01日双方之间交换了二十五项正式函件，其中包括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致李奇微将军的函件三件，联合国军总部“都曾向公众发表”。
现在姑且不论联合国军总部从08月04日起有没有全文公布过这二十五个文件，更不论联合国军总部为什么避开08月04日以前不谈，但就在联合国军总部所指的这期间内至少有两个我方文件是他们没有公布的。
因为08月04日至09月01日之间，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给李奇微将军的函件一共有五件（发出的日期为08月06日、09日、23日、27日及09月01日），而不是三件。
关于联合国军没有全文发表我方文电的问题，下述的例证尤其足以作典型性的说明，那就是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07月14日就避免在枝节问题上妨碍停战谈判进行而准许记者进入开城地区致李奇微将军的通知，始终没有被联合国军总部全文公布的事实。
据美军东京军中电台07月15日广播，“联合国前进基地的官员们一直不知道平壤电台的回答，直到新闻记者从他们的东京办事处得到这消息并转告他们，才知道。”
美国合众社07月15日电更坦然承认：
“（联合国军上级）已有命令说，关于共产党接受李奇微将军的条件（按指准许记者进入开城地区）的消息，不得向（联合国）部队宣布。”
以上这几个以全世界周知的事实为基础的例证还不够证明联合国军总部逃避了全文公布双方来往的所有文件的责任么？
由此，公正的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
联合国军总部一方面百般设法制造挑衅事件破坏停战谈判的进行，另一方面又故意和恶意地逃避全文公布双方来往的所有文电的责任，并对我方文件采用割裂、删节或经过严格选择才全文发表，或竟不发表的办法，来歪曲我方的立场和主张，来掩盖而其实又无法掩盖的他们制造的挑衅事件的全貌和真相。

旧金山对日和约会议开幕
苏联代表建议邀我国出席
葛罗米柯指责美国违背国际会议惯例
【新华社06日讯】
塔斯社纽约讯：
09月05日，旧金山当地时间上午十时，对日和约会议第1次会议在艾奇逊以代理主席的资格主持下开幕。
会议的上午会议以苏联代表葛罗米柯的强有力的声明为特色。
他要求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苏联代表的要求得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与波兰代表的支持。
可是组织会议的美国人设法通过了一个决定，说邀请中国代表团的问题不在讨论之列。
澳大利亚代表斯宾德提议通过美英两国共同提出的“会议议事规则”。
葛罗米柯说：
这个规则里面的限制，是国际会议惯例上空前未有的。
苏联代表团认为：
草拟目前这个议事规则草案的人是企图贬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苏联代表团认为：
出席会议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提出任何建议，就像在巴黎会议上那样。
在任何情况下，苏联代表团都将行使它不可让与的权利，表示自己的意见，并提出建议。
然而在另外几个代表发言之后，美国的表决机器就通过了美英的议事规则。

杜鲁门在旧金山会议的冗长演说
暴露美国单独对日媾和阴谋
【新华社06日讯】
旧金山消息：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04日旧金山会议开幕时，发表了一篇关于对日和约的冗长的演说。
杜鲁门在演说中虽然颠倒黑白，空话连篇，但仍然掩盖不了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并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的主要侵略工具的阴谋。
杜鲁门照例虚伪地说了一套和平和民主的假话，说什么美国要在旧金山会议上签订的实际上是战争条约的单独对日和约，是为了建立一个所谓“和平相处的世界”。
杜鲁门把美国统治日本六年以来所作的摧残民主和恢复军国主义的种种罪恶，厚颜无耻地说成是美国在日本进行了许多“改革”，“日本人民一直在发展稳定的经济和民主的社会”。
杜鲁门接着透露，美国所以要缔结单独和约，就是为了替美国“进一步”统治日本“创立条件”。
而美国拟订对日和约时，“首先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虚构的所谓“不致遭受侵略”和“安全”的外衣下，使日本充当美国的侵略帮凶。
杜鲁门说：
“为了实现这一点”，使日本遵守所谓“联合国原则并受到联合国会员国共同义务的保护，是重要的”。
但是美国鉴于“日本被批准为（联合国）会员国还可能会有迟延”，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在美制和约上“规定日本人民应立刻接受联合国会员国的基本义务”，以支持联合国所谓“维持和平的努力”。
杜鲁门并承认：
“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些条款实是和约的心脏”。
美国单独对日媾和的主要目的在于重新武装日本并假借联合国的名义驱使日本充当美国侵略工具的阴谋，在这里是又一次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杜鲁门在演说中还暴露了美国企图在太平洋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侵略集团。
他进一步说：
美国的“需要还不止于此”。
他指出：
08月30日签订的“美菲联防条约”和09月01日签订的“澳、新、美三国安全条约”，就是美国这一计划的“几个初步的步骤”。
而“尽可能迅速地使日本加入这些保持（应读作破坏）太平洋和平的专门的安全协定，是很重要的。”
杜鲁门供认：
根据美国的计划，太平洋侵略集团的“演变”，将是“可能会建立的日本防御力量将与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的防御力量联合在一起”。
但是尽人皆知：
杜鲁门口中的所谓“防御”，事实证明只是“侵略”的代名词。
杜鲁门也提到准备签订的“美日军事协定”。
他公开说：
“按照这样的条约，美国将在日本暂时（！）
保持武装部队。”
这样，在美英集团单独对日媾和后，日本将仍然是美军占领下的殖民地，也就完全明白了。
尽管杜鲁门用许多“和平”、“安全”、“防御”之类的词藻装饰起来的这篇演说，却丝毫没有能够掩盖住美英对日和约草案的浓厚的侵略性与火药味。

美反动报纸供认在旧金山会议上
美国与其仆从国家存在矛盾
【新华社06日讯】
塔斯社纽约06日讯：
尽管美国国务院千方百计地想把旧金山会议变成一种纯粹的官样文章，但是国务院与那些平常总是顺从地执行它的命令的国家的代表之间，已经有一些重要的矛盾表面化了。
“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陆塞尔承认：
美制对日和约草案“到处不得人心”。
他写道：
有某一些代表团对美制和约草案确是与美国有一些分歧，它们希望能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主张修改和约草案。
还有一些代表团倒是让人牵着鼻子走也不在乎的。
但是如果不让它们有一点机会稍微表示一下异议，装装“独立”的样子，它们也是不愿意的。
该报指出：
目前的会议，气氛是和1945年04月至06月在旧金山举行的创立联合国的会议不同的。
“纽约时报”09月02日说：
“1945年在这里订出了大国一致的原则，以象征美、苏、英、法、中五国的团结与领导。
可是这种原则已被互相敌对的原则所代替了，敌对的气氛就像旧金山的雾一样，早已笼罩在即将开幕的对日和会上。”

美国故意破坏开城谈判制造紧张局势
图迫使其仆从国接受重新武装日本为目标的对日和约
【新华社06日讯】
美国代表故意破坏开城谈判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已经成为一切关心朝鲜形势的人们的话题。
路透社在开城的一个记者表示美国人正在试图把破坏开城谈判的责任转嫁给李承晚。
该社开城01日电称：
“今日此间盟国观察家提出下列问题：
‘联合国用共产党所说的事件来破坏停战会议，究竟为要获得什么呢？
’‘共产党用预先布置的轰炸和‘伪造’的射击，以及空投照明弹等说法来‘安排’这样的事件，究竟为要获得什么呢？
’”于是所谓盟国观察家提出了“一个第3种意见”，即“所传说的各项事件，可能是神秘的‘第三者’所为”。
他又明白地表示，所谓“第三者”，就是南朝鲜的“一批疯狂的首领们”。
在这里这个所谓盟国观察家虽然故意找出一个“第三者”来替李奇微、乔埃寻求开脱，却也说了一点真话。
这个所谓盟国观察家不能不承认李奇微、乔埃等人所捏造的朝鲜空军自己轰炸自己的代表的谎言是太过荒唐了，就连所谓盟国观察家（也就是美国人自己）也认为这是根本不能使人相信的鬼话。
但是这个所谓盟国观察家所说的神秘的“第三者”却是根本不存在的。
事实是轰炸开城中立区的是美国飞机，而袭击开城中立区的地面部队则是美国人所指挥的李承晚的部队。
李承晚及其部下当然不是什么“第三者”，也毫无什么“神秘”。
李承晚的部队完全受美国人指挥，他的代表也参加了乔埃的代表团，所以设想李承晚的行动不在美国控制之下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合事实的。
美国的将军们不过是按照预定计划和他唱双簧吧了。
那么，“联合国用共产党所说的事件来破坏停战会议，究竟为要获得什么呢？”
要答复这个问题是不难的。
“联合国”——也就是美国方面用军事挑衅和谋杀中朝人民谈判代表团的办法来破坏会议的一个目的，是胁迫朝中代表团以便夺取朝鲜的领土。
从07月26日朝鲜停战会议进入实际议程的讨论以后，美方就提出把停战军事分界线深入中朝方面阵地之内，要求朝中方面退出一万二千方公里土地，也就是美国取得朝鲜领土一万二千方公里的荒谬要求。
但是朝中方面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血腥侵略的要求。
所有这些，都是世所共知的事实。
美国在谈判的会议桌上的恫吓和讹诈是失败了。
这样他们就在会场以外采取了疯狂的挑衅手段，想用袭击和轰炸谋杀的卑鄙野蛮行为迫使朝中方面接受他们的无理条件。
美方破坏停战会议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惧怕停战如果很快成为事实，美国政府所提出的六百六十五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及“援外”法案就会不能在预定于09月中旬的本届美国国会中通过；
美英对日和约就会遇到更大的反对，以至有不能通过的危险；
英法等仆从国家扩军备战的狂热就会跟着冷下来；
这样，摩根、洛克菲勒、杜邦和梅隆这些亿万富豪现在利用朝鲜战争和扩军备战而取得的惊人战争利润就会减少下去。
所有这些，也都是世所共知的事实，而且是为从美国政府的巨头起直到美国的宣传机关为止所不止一次地宣布过的。
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就要使尽一切手段来拖延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的进行，来继续保持朝鲜和整个国际局势的紧张空气，以便迫使美国国会通过扩张军备的预算案，迫使美国的仆从国家接受重新武装日本为中心目标的美制对日和约，并迫使他们继续扩军备战。
马歇尔还在07月18日就“预料”朝鲜停战谈判需要六个星期以上的时间；
后来在07月30日，他又进一步“预料”谈判在今后六个星期内“还不能有结果”。
马歇尔所公开发表的这些言论，清楚地说明了美国政府认为朝鲜停战谈判还需要继续拖延。
由此可见，美国和南朝鲜武装部队袭击开城中立区，杀害朝中方面的军事警察及美国空军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轰炸扫射谋杀朝中方面代表团的一系列犯罪行为，乃是美国政府为着拖延谈判制造紧张局势的目的而有计划地布置的。

英工人日报记者
揭露美国侵略者的无耻谎言
【新华社06日讯】
英国伦敦“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05日自开城报道：
范佛里特的“目标有限的攻势”和李奇微以轰炸和射击的办法来破坏这里的停战谈判的企图，同样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这些攻击——并不是那么有限的——的目的是对朝鲜和中国施以压力，使它们接受美国的要求。
范佛里特在一周前说：
敌人已残破不堪了。
我们的阵容是完整的。
现在，他的语调已改变为：
第8军能够守住目前的防线。
美国人或许有一天会相信，这边的耐心并不是软弱。
此间高级军方人士今天说，范佛里特所说北朝鲜方面有“高加索种志愿军”一点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他说：
“这个捏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旧金山会议。”
无疑问的，范佛里特是从合众社学会高加索种这个名辞的，合众社把今晚报记者贝却敌和我叫做高加索种人。
我可以说，除了大使馆人员以外，这两位记者是北朝鲜方面仅有的“高加索种”——而且是完全没有武装的。
这个消息可能是看到贝却敌和我在开城附近散步的人所造出来的。
上次事件发生以来，已将近五天。
这期间，侵犯中立区的事件是飞机飞越中立区。
下一步要看李奇微的了，他必须决定：
是保证不再发生侵犯中立区的事件呢？
还是公开承担结束谈判的责任？

进一步加强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工作
本年04月下旬至05月上旬，全国各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通过了五个关于加强地方各级协商委员会工作的建议案（见今日本报），并于本年07月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修正通过；
其中应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者，亦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96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颁布施行。
由于这些文件是从实际工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它的颁布实施，将使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工作方向更加明确起来，使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更加丰富，使国家的民主建政工作，更向前推进一大步。
刘少奇副主席在北京市第3届人民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权最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
这是比资产阶级的旧民主制度要远为优越的。
为了在我们全国范围内建立并巩固这种制度，我们还必须做许多工作；
而进一步充实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从中国大多数人民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地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使目前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都能够充分胜任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并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创造完备的条件。
由谁来作好各种准备工作呢？
除了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自身以外，各级协商委员会也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各级协商委员会工作的好坏，对于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能否开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各级协商委员会一方面要协助人民政府，联系人民群众，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并动员人民群众推行政策法令；
另一方面又应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团结，经过他们去团结与教育各民主阶级的全体人民，以进一步巩固人民政府的基础并扩大其代表性。
因此，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工作，为着适应国家民主政权建设的要求，明确其工作方向，充实其工作内容，加强其机构活动，是极其必要的。
有人曾以为协商委员会是政权机关，是行政或立法的机关，并应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其垂直系统；
有的认为协商委员会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关系，应该是领导关系；
有的将协商委员会看成政府部门的隶属机关；
有的认为协商委员会是一种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机构。
过去由于这些错误的认识没有被纠正，因此，对协商委员会与各方面的关系，也混淆不清，而具体表现于工作中的缺点，便是某些地方协商委员会缺乏计划性、主动性和没有经常的全面的工作。
对这些问题，“关于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就明确指出“协商委员会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的政治协商机关，又是经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去团结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
“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组织通则”更明确地规定了协商委员会的职务及其对上对下的具体关系。
由此便可以认识到，协商委员会本身是协商建议的机关。
它既不是行政或立法机关，也不是政府机关的隶属部门。
它与同级人民政府之间互无领导的关系。
同时，协商委员会又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协商组织。
一切参加协商机关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在政治上都受共同纲领与各种协议的约束，不得违反；
但在组织上，则各自保持其独立性。
因此，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也是协商关系，而不是直接领导的关系。
同样，基于上述协商委员会的性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对地方各级协商委员会及其相互之间，除全国委员会指定的代行地方委员会职权的省、市协商委员会以外，彼此也没有指导或隶属的关系。
因此，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关于地方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关系的决定”中，明确规定代行地方委员会职权以外的各级协商委员会之间，只能建立交换经验和互相建议的关系。
由此可见，协商委员会是统一战线的具体组织形式之一，是完全适应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点的。
由于客观情况所表现的统一战线日益广泛与扩大的要求，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团结与进步，并经过他们去团结与教育各民主阶级人民群众的工作，必须由省、市协商委员会扩大到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务委员会。
因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发布的补充规定，即规定县常务委员会要“负责进行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
这是适时的和必要的。
其次，为了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广泛地征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并适当地处理人民向政府所提出的要求，答复人民群众的来信，并用方便的方法来接见人民群众，不仅应成为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而且也应成为各级协商委员会的责任。
此次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特拟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暨省、市协商委员会关于处理人民意见的试行办法”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这些文件，都是从过去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些文件不但明确地规定了协商委员会的工作方向与任务，而且也规定了它的工作具体内容。
这对于各级协商委员会工作的开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对于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亦将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
目前各地正努力加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我们认为进一步加强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工作，也是重要的一环。
各地在检查政权建设工作当中，还应该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这几项文件，对各级协商委员会（包括县的常务委员会）的工作，也进行检查，以便针对目前存在的某些缺点，力求改进，使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与巩固起来。

阴谋使旧金山会议变成单纯签字工具
美国悍然限制与会各国发言权
美国公开表示害怕苏联提出合理建议
【新华社06日讯】
塔斯社旧金山讯：
09月04日下午，对日和约会议在此间歌剧院大厦开幕。
许多应美国政府之邀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所代表的国家，对于打败日本军国主义都是毫无贡献的。
只要特别指出这一点就够了：
拉丁美洲各国的代表占代表团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一。
同时，它的五亿人民对日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战争，并在这斗争中遭受非常巨大的损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却被排斥在会议之外。
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的政府拒绝了美国的和约草案，拒绝参加这一会议。
缅甸也避免参加这一会议。
因此，为了造成一种亚洲国家参加会议的印象，美国就邀请了老挝、柬埔寨和保大三个傀儡参加会议。
会上提出了对日和约草案，这个草案是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违背它们在开罗、波茨坦和雅尔塔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而共同制订的。
这个草案的目的很明显地是在于使美国垄断资本更进一步奴役日本，在于恢复日本军国主义。
甚至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实质上也不能不承认美国对日和约草案是以侵略为目的的。
例如，在和会开幕的前一天，纽约时报报道说：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美国目前的草案，极力反对以国际条约明文禁止日本建立空军或海军。
该报记者莱斯顿在09月02日坦率地写道：
美国打算重新建立日本的战争力量，以消除日本战败之后在亚洲出现的所谓“真空”。
莱斯顿大弹其关于根本不存在的苏联“威胁”的滥调，在这种滥调的掩饰下指出，美国准备冒险重建日本军国主义，正如它准备冒险让德国帝国主义在欧洲复活一样。
莱斯顿写道：
苏联面临着这样的前景：
日本将变为在苏联亚洲翼侧的多多少少是永久性的空军基地（美国的——塔斯社编者注），正如英国被利用作在苏联欧洲翼侧的主要基地一样。
虽然美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评论全都拥护美国强要其他国家接受它的修正的和约的意愿，但是“纽约时报”于09月02日指出，参加和会的许多代表，对日本的记忆比美国人久，对日本的认识比美国人深，他们对于美国的对日政策表示惊惶。
世界上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和约草案的一切民主人士，也都具有这种惊惶情绪，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坚持不渝地保卫和平事业的苏联政府决定参加和会的工作。
它已经宣布了“将派遣它的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并且将提出苏联政府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建议”。
正如美国一些报纸所指出的，苏联政府这个决定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混乱。
美国代表团公开表示害怕苏联代表团在会上的演说与苏联代表团就对日和约提出的建议会引起广泛的评论，获得世界各国人民，首先是亚洲人民的热烈拥护。
因此，它就企图使会议变成纯粹签署和约的表面手续，竭力阻止讨论和约本身。
从纽约时报驻旧金山记者09月03日的消息中可以看出，早在旧金山会议开幕以前很久，美国代表团就开始与西方国家的代表团举行秘密谈判，企图拟出一种会议程序，这种程序用这个记者的话来说，可以防止“更改或讨论”美国的和约草案。
会议揭幕前在代表间传阅的美国与英国共同草拟的“会议议事规则草案”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规则的目的是要防止对美制单独对日和约草案作任何更改，换句话说，它的目的是使会议变为单纯签字盖章批准美英所强行提出的和约草案。
根据这种规则，每一代表团发言不能超过一小时，以后，它必须等待一切代表团全部发言后才能再发言。
这就是说，每一代表团只能就美制和约草案的内容发言一次，因为美国计划在四天内就结束会议的工作。
此外，这些议事规则授权会议主席可打断代表的发言，甚至剥夺他们的发言权，答复问题的发言只有五分钟。
会议是由代理主席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揭幕的。
接着，在旧金山市长罗宾逊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华伦致词表示欢迎后，杜鲁门总统接着发表演说。
美国总统的演说，归结起来，主要是称赞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当局的活动和美制对日和约草案，按照杜鲁门所说，和约草案只追求“和平的”目的。
但是，杜鲁门又当即承认：
在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打算让日本加入太平洋区域的“防御体系”。
大家知道，美国正在建立的太平洋“防御体系”是以侵略为目的的。
杜鲁门力主必须重新武装日本。
他也想把规定美国有权利在日本驻军的未来的日美双边协定说成保障世界和平的“贡献”。
在杜鲁门演说后，和会会议休会。

中共中国土产公司支部
对开会不遵守时间的检讨编辑同志：
我们看到人民日报08月09日读者来信栏内所发表李嘉禾同志所提出的“应纠正不遵守会议时间的恶劣作风”，这在我们支部是存在着的，同时也表现在我们公司行政上所召开的各种会议上。
07月01日我们召开的大会，是前一天发出的通知，规定07月01日上午七时半准时开会。
07月01日早晨下雨，负责召集开会的人首先就犹豫起来：
开吧，又怕没人来出席，不开吧，已发出通知。
因此拖延到不少的同志已到达会场后，才决定继续开会。
这样就使很多人等着浪费了很多时间。
为使今后重视开会时间，克服拖拖拉拉的游击习气起见，支部已在08月13日召开会议，各支委都作了深刻的检讨；
并决定将此精神贯彻到党内外各种会议中去。
中国共产党中国土产公司支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暨省、市协商委员会关于处理人民意见的试行办法
（1951年07月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
一、为了密切政府与人民间的联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与省、市协商委员会应以接受与处理人民意见为其重要工作，并指定专人管理。
二、人民意见包括建议、询问、要求、申诉、批评等事项，无论是口头或书面提出，均须认真处理，务使有着落，有交代。
三、全国委员会或省、市协商委员会对于人民意见，应按其性质自行处理或分别交由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有关负责机关处理。
四、前项有关负责机关对全国委员会或省、市协商委员会转送的人民意见，务须尽速予以处理和函复，以便转致原提意见人，倘久延未办，全国委员会或省、市协商委员会应注意催促。
五、全国委员会或省、市协商委员会对于人民所提意见，一时不易解决者，应先函复原提意见人预作声明。
其因情形特殊不能处理者，亦应函告其原因和理由。
六、全国委员会或省、市协商委员会对于处理人民意见的工作，应每半年作总结一次，省、市协商委员会并须将总结报告全国委员会。
七、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及大城市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对于人民意见得参照本办法处理之。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职权补充规定的命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了使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的职权更加明确起见，建议对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第10条列举的县常务委员会的职权，补充修订如下：
一、组织与推动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传达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及县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并协助推行。
二、经常地联系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并经过他们广泛地联系人民，协助政府动员人民进行各种工作，有计划地搜集各方面意见，及时建议政府采择。
三、接受人民的建议、询问、要求、申诉与批评，负责加以适当的处理，务使有着落有交代。
四、负责进行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团结与合作。
五、组织座谈会和学习会，协助与推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关于时事、政策和理论的学习。
六、接受与办理省（行署区）协商委员会委托事项与建议。
七、负责进行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
上项建议，经提出本院第96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特令公布施行。
总理周恩来
1951年08月18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地方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关系的决定
（1951年08月03日政务院第96次政务会议通过，1951年08月18日命令公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了贯彻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决定”并利于地方统一战线工作之进行，提出关于地方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关系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建议。
经本院研究，认为确有必要，兹特就地方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关系作出如下决定：
（一）省（行署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协商委员会）与省辖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协商委员会）或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常务委员会）的关系，依下列规定建立之。
一、省协商委员会对市协商委员会及县常务委员会应进行下列工作：
1、接受并处理市协商委员会及县常务委员会的建议；
2、搜集并研究市协商委员会及县常务委员会的工作资料，并交流经验；
3、协助市协商委员会及县常务委员会解答关于省人民政府（行署）政策法令在执行中所发生的问题；
4、协助市协商委员会及县常务委员会进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
二、市协商委员会及县常务委员会对省协商委员会应进行下列工作：
1、接受并办理省协商委员会委托事项与建议；
2、汇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会经过及决议；
3、汇报市协商委员会、县常务委员会的活动情况；
4、汇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情况。
三、驻在各市、县的省协商委员会委员，得列席各该市协商委员会或县常务委员会的会议。
四、省协商委员会开会时得视情况需要，通知各市协商委员会或县常务委员会派代表列席。
五、省协商委员会得于必要时，派代表到市、县考察各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工作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
（二）大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与各该市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关系，适用前条各款之规定。
（三）相当于省、专区、县（市）民族自治区或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地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相互关系；
省协商委员会与相当于专区、县（市）民族自治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关系；
省协商委员会与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地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关系均适用第1条各款之规定。

从学习“武训历史调查记”体会到学习政治的重要编辑同志：
我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及汤礼治的“历史的镜子”，发现了自己过去的落后；
并从纠正我对武训的错误认识中，体会到学习政治的重要。
我是一个厦门大学数理系毕业生，还学过驯养野兽的技术。
因此我自命不凡，轻视学习，自以为自己的认识都是对的，人家所知道的我都早已知道了。
所以平心地讲，无论解放前或解放后，武训对于我并没有什么值得敬重的地方，不过，我终是这样想也这样说：
不管武训兴学的动机怎样，他既办了学校，他的行为总是于人有利的。
意思就是说：
“教育本身与政治无关”。
追朔起我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来，不能不想起我的校长萨本栋博士（已故，前厦门大学校长）。
他当时对我们说：
“读书不问政治，乃是无上‘清高’。”
萨先生是过去中国有数的物理学家。
他一向以“超阶级”、“纯技术”的观点来教我们，殊不知他这种思想实际上正上了反动统治者的圈套，像我这样的人也就跟着上了圈套了。
正由于过去我这样，所以才会认为武训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坏。
在“武训历史调查记”发表后，我的上级——公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志平同志指定要我学习时，我却认为：
我对武训的看法已如上述，一切的讨论批评还不是那一套，不值再读了。
但因为这次是上级要我学习，才把这篇文章看了一遍。
这一看可非同小可，使我改变了过去的看法。
我认识了武训的“兴学”动机既是自私自利；
而“义学”本身也是为封建地主土豪劣绅服务的。
我认识了“武训这个职业乞丐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卖身投靠的那些“靠山”。
我回想起过去上海有些人，对人民巧取豪夺之余，也曾做过一些“救济”、“乐善好施”的勾当，以迷惑人们的视听。
可是这些“善行者”却正是制造灾难、贫困和死亡的罪魁。
他们表面上“温文尔雅”、“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披着羊皮的伪君子。
武训的“善行”也正是属于这一类。
“武训历史调查记”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我是在动物园中工作的人，学习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之后，我和汤礼治同志有着同样的感觉，不但纠正了我的“超阶级”“超政治”的错误认识，并感到学习政治的重要。
今后我要加紧学习，在政治上求得进步。
北京市西郊公园动物园副主任周蕴华

关于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1951年07月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一、迄今已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生联系的省、市协商委员会中，有些已开始代行着全国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的职权，有些已初步地建立起自己的机构，并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下列各方面的工作：
1、协同政府筹备人民代表会议。
2、在人民代表会议闭幕之后，组织各代表以各种方式向各界人民传达代表会议的决议，经常与各代表联系，接受他们的意见，并经过他们搜集人民的意见，及时反映给人民政府。
3、审议政府交议的文件和法案。
4、协助政府动员人民参加各种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等。
5、发起并推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进行时事教育和政策学习。
以上的活动都获得相当的成绩和初步的经验。
二、但也应该指出，由于协商委员会是一个新的创造，还没有多少经验，有些地方对它还不够熟悉，甚至不够重视，因而往往不免流于形式，不能够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各地协商委员会普遍存在的缺点，是缺乏经常的和全面的工作。
有的除了举行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的会议以外，几乎再没有什么工作；
有的除举行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会议外虽还有一些活动，但缺乏计划性与主动性，因而也就缺乏经常性，往往事到临头，大忙一阵，突击过去，活动又呈停顿。
或则虽有些经常活动而范围不够宽广，内容不够丰富，往往对于配合政府推行政策法令这一方面的活动较多，而主动地联系人民，反映人民的意见和需要则不足；
对于协助政府的工作较多，而对于协助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团结进步的统一 战线工作则很少。
还应该指出，有些地方，对协商委员会和某些有关方面的关系上，特别在和政府的关系上，存在着若干不正确的或不恰当的看法和作法。
如有的地方政府把它看成是政府的隶属机关，对它颁发指示或命令。
有的地方把协商委员会看成代议机关，凡是政府要作的工作都要提交协商委员会通过或追认。
又如有的地方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和会议与政府的工作和会议搅在一起，或则代办了政府的工作，或则放松了本身的职责。
此外，有些地方协商委员会在与当地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关系上，也还有些模糊不清。
三、产生上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于协商委员会的性质和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或有所偏重。
协商委员会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的政治协商机关，又是经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去团结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
因此协商委员会的任务是一方面要协助政府联系和动员人民，审议和推行政策法令；
又一方面要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团结进步工作，经过他们去团结和教育各民主阶级的人民。
这两方面的任务是不可分离的。
缺了一个方面，任务就不完全；
缺了这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工作也就做不好。
在同人民政府的关系上，应该明确：
协商委员会不是政权机关，也不是政府的隶属机关，而是协商、建议机关，它对政府的关系是协商、建议和协助政府联系人民推动工作的关系。
在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上，协商委员会不是它们的领导机关。
而是它们的协商和团结合作的机关，协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一切带共同性的或互相有关的事情，取得协议，共同推行，而不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
协商委员会与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之间，也是协商和团结合作的关系，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自当尽量协助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和活动。
四、兹依据上面关于协商委员会的性质的了解和各地实际经验，按照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第9条和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第10条的规定，将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具体列举如下：
1、经过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协助人民政府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并了解其执行情况。
2、经过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协助人民政府联系人民，征求并反映人民意见。
3、审议政府交议的文件和议案。
4、有系统地搜集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教卫生、市政建设、宗教事务及其他方面的材料，进行研究，提出意见，供政府采择。
5、分别地或联合地召集各界人士的座谈会，协助人民政府解释政策法令并征求对于政策法令的意见。
6、接受人民的建议、询问、要求、申诉与批评，并负责加以适当的处理，务使有着落有交代。
7、协助与推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参加各种人民革命运动及建设工作。
目前尤要有计划地组织工作团、参观团、视察团等，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及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
8、组织时事座谈会和学习会，协助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进行时事的、政策的和理论的学习。
9、协助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解决相互有关的问题，加强其团结与合作。
10、对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及训练干部等工作予以可能的协助。
11、协同人民政府筹备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代行全国委员会地方委员会职权的省、市协商委员会，并须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决定”第4条各款所规定的任务。
省、市协商委员会为要很好地完成上述的工作和任务，必须适当地健全自己的组织。
现在有些协商委员会的机构太不健全，太不充实，也是缺乏经常工作的原因之一。
因此各地协商委员会应建立与充实秘书处（室）等机构，配备专职干部，并根据当地工作情况的需要，成立各种委员会（如：
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市政建设、文教卫生、宗教事务等），吸收协商委员会委员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参加工作。

北京妇幼保健实验院某些工作人员
官僚主义作风应即纠正编辑同志：
北京妇幼保健实验院某些工作人员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
08月06日，一个老太太领着她四、五岁的小孩从该院出来，向当地派出所同志诉苦说：
“前几天，我的小孩发烧，我也有点不舒服。
我们上中药铺买点药吃了，大人好了，孩子咳嗽了。
我领着孩子到妇幼保健实验院去治。
大夫竟说：
‘小孩原在那个医院治的到那个医院去，这儿不管。
’我告诉他小孩未到医院去治过病。
大夫说：
‘那么到孩子不行的时候再来吧！
’这叫我怎么办呀！”
该院常不按规定时间（八点）上班。
如08月05日八点半了，该院仍未上班；
门外拥挤着看病的人，也无人过问。
有人向该院工作人员问挂号手续，他们常不加理睬。
有的农村妇女在候诊室等候，大夫叫名字时没答应，大夫就狠狠地训斥：
“你还知道你姓什么不！”
我建议该院迅速纠正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王哲一、文伯屏

河北石家庄专区各级合作社
政治空气稀薄滋长腐化思想
专区总社决定加强政治教育
河北省石家庄专区供销合作总社深入检查了不问政治的倾向。
发现这种倾向在全专区各级合作社干部中都严重地存在着，并已使人民的财产受到了很大损失，阻碍了专区合作社工作的发展。
现专区合作总社已大力进行纠正。
不问政治的倾向，首先表现在各级合作社脱离政治指导而盲目搞业务。
他们不研究工作方针和政策，因此工作抓不住重心，缺乏原则性。
有的合作社在工作中闹本位主义，把合作社利益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因此很长时间跟国营公司的关系搞不好，总嫌国营公司优待太少。
在合作社内部，上下级合作社也互相争利润，上级合作社不能专心为下级合作社服务，下级合作社不信任上级合作社。
这些都影响了合作社工作的发展。
其次，干部们普遍有着轻视政治学习的倾向。
他们错误地认为不懂业务就不能工作，不学习政治一样可以工作。
有许多干部对于革命基本常识和当前重大政治运动、政治事件都不知道。
如有的合作社干部连朝鲜停战谈判都不知道。
又如08月15日专区合作总社举行了一次政治测验，参加测验的有各县合作社主要干部（主任、组导科长、计划科长）等五十人，平均每人只得四十四分。
由于以上原因，各级合作社中政治空气稀薄，造成许多干部政治上麻痹，甚至滋长了腐化堕落思想。
各级合作社中贪污、浪费、失职、偷盗、失火、霉烂货物等事件不断发生，使人民资财受到严重损失。
仅据今年上半年的不完全统计，全专区各级合作社发生贪污事件一百四十四次，贪污公款达三千七百五十余万元。
货物失盗被劫十一次，损失折款一千五百余万元。
失火六次，损失总值一百六十二万元。
丢款十一次，共二百六十八万余元。
其他损失约值三千四百余万元。
其中如正定县社轧花厂副厂长丁正信，政治上麻痹，对工作不闻不问，终日吃、喝、聚赌，并拉拢私商，贪污公款三百四十万元（已处理）。
这些情况，不但造成人民财产的损失，并且政治影响也很坏。
为了纠正不问政治的倾向，专区合作总社决定：
（一）加强对干部和社员的政治教育。
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中，着重贯彻国家利益与社员当前及长远利益的一致性。
（二）各级合作社应树立定期的工作检查制度。
普遍彻底地检查一次爱国公约。
（三）建立宣传机构，加强对社员群众的宣传工作。
专区合作总社组导科内应建立宣传机构，由副科长负责宣传工作。
各县社组导科要配备强有力的副科长或宣传科员，专门掌握宣传教育工作。
（四）认真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严格执行经济纪律，做到赏罚严明，坚决向贪污浪费作斗争。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推进合作事业的发展。
河北省石家庄专区供销合作总社
霍福贞张成槐封荣士
丁文甫韩静

皖南宣城专署文教科
检查小学教师不问政治倾向编辑同志：
皖南宣城专区在七个县的小学校长、教导主任及高级教师暑期研究会上，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等政策学习。
在学习中，发现全区大部分小学教师普遍有着忙于事务、不问政治的倾向。
据了解，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教师不按日看报纸。
宣城城厢完全小学一位教师一学期没有看过报。
她说：
“一天上课、改卷子，那来功夫看报？”
在课余对目前形势的讨论中，有的教师对目前朝鲜停战谈判的发展过程茫无所知。
宣城县私立民强小学校长在小组讨论会上，说出自己过去从不看报纸社论，有的教师谈出他们过去认为国文、历史教员要关心政治，算术及自然教师可以不问政治。
因此，在小学教学中，就不能正确地贯彻爱国主义政治思想教育。
通过学习，很多教师都醒悟过来。
宁国县一位老教师感慨地说：
“我教了十多年书，一直认为教育与政治无关。
这次参加了镇压反革命政策等学习，才明白什么叫阶级观点，才晓得教育应为政治服务。”
很多教师都觉得有从头学习的必要。
宣城专署文教科已进一步研究改变这种情况。
我认为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可能也有，值得引起各地警惕。
皖南宣城专署文教科吴运兴

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组织通则
1951年07月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
1951年08月03日政务院第96次政务会议通过，并报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
1951年08月18日政务院命令公布第1条本通则根据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第9条、第10条和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第10条、第11条之规定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决定”制定之。
第2条省（行署区，下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市协商委员会）由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及委员若干人组成之。
省、市协商委员会得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由全体委员中互选委员若干人组成之，协商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第3条省、市协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之任期同，连选得连任。
协商委员会委员遇有更换必要时经协商委员会商定，得提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更换之。
第4条省、市协商委员会的职务如下：
一、经过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协助人民政府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并了解其执行情况。
二、经过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协助人民政府联系人民，征求并反映人民意见。
三、审议政府交议的文件和议案。
四、有系统地搜集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教卫生、市政建设、宗教事务及其他方面的材料，进行研究，提出意见，供政府采择。
五、分别地或联合地召集各界人士的座谈会，协助人民政府解释政策法令并征求对于政策法令的意见。
六、接受人民的建议、询问、要求、申诉与批评，并认真加以处理，务使有着落有交代。
七、协助并推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参加各种人民革命运动及建设工作。
八、组织时事座谈会和学习会，协助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进行时事的、政策的和理论的学习。
九、协助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解决相互有关的问题，加强其团结与合作。
十、对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及训练干部等工作予以可能的协助。
十一、协同人民政府筹备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5条省、市协商委员会由主席负责召集并主持会议。
第6条省、市协商委员会推定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主席、副主席进行工作。
在正副秘书长之下设秘书处（室），其编制另定之。
第7条省、市协商委员会根据需要得设各种委员会，吸收协商委员会委员、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代表以外有关人士参加工作。
各委员会分别推定主任、副主任负责主持之。
第8条凡省、市协商委员会在代行地方委员会职权时，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关系如下：
一、接受全国委员会的各种工作指示；
二、有重点地分别报告每届人民代表会议及协商委员会开会的经过及各项决议案的实施情况；
三、搜集并汇报有关政法、财经、文教、土地改革以及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
四、汇报县、市及县、市以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会经过及其工作。
第9条驻在省、市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得出席各该省、市协商委员会的会议。
第10条省、市协商委员会得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代表列席全国委员会的会议。
第11条省协商委员会对省辖市协商委员会或县常务委员会（中央直辖市、大行政区直辖市对区协商委员会）的关系如下：
一、接受并处理省辖市协商委员会及县常务委员会的建议；
二、搜集并研究省辖市协商委员会及县常务委员会的工作资料，并交流经验；
三、协助省辖市协商委员会及县常务委员会解答省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在执行中所发生的问题；
四、协助省辖市协商委员会及县常务委员会进行民主统一战线工作。
第12条驻在省辖市及县的省协商委员会委员，得列席各该市协商委员会或县常务委员会的会议。
第13条省协商委员会开会时得视情况需要，通知各省辖市协商委员会或县常务委员会派代表列席。
第14条省协商委员会于必要时，得派代表到省辖市及县考察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工作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
第15条省协商委员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市协商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
第16条省、市协商委员会须有过半数的委员出席始得开会，须有出席委员过半数的同意始得通过决议。
第17条省、市协商委员会组织条例，根据本通则制定之，经各该省、市协商委员会通过施行。
第18条大行政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组织条例得参照本通则制订之。

河北新乐县县长李纯良的检讨
为什么没有开好人民代表会议？
——河北新乐县县长李纯良的检讨
08月14日人民日报及08月15日河北日报发表的“新乐县领导干部错误认为人民代表会议作用不大”一文，是我县的实际情况，我们完全同意，诚恳接受。
我们在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和对我县的批评，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事务部编印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重要文件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如选举代表时发生的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偏向；
轻视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
将人民代表会议和干部会混淆；
以及未将人民代表会议形成制度等。
以往（07月中第2届代表会前）每次人民代表会议，我们均未很好地搜集与处理代表提案，也未向代表报告政府工作，开会之后即不联系代表。
我们认为发生以上错误的根源是：
第1，县领导干部对有关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文件学习研究不够，没有系统地组织县区干部学习和对村干部进行教育。
因此领导上及干部对人民代表会议的意义、职权范围认识模糊。
第2，对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这一点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只是认为它是团结各阶层人民，发扬民主，推动工作的好方式。
第3，干部缺乏民主作风，觉得人民代表会议“作用不大”而且“麻烦不小”，因此即便开会也是为布置工作，交付任务。
第4，教条主义与任务观点。
如去年春季举行县、区、村的三级选举，我们采取了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选举方法，只注意形式不重实质，没有根据群众觉悟和实际情况去进行。
因此发动群众进行投票选举时，费劲很大，而效果不好，引起群众不满。
今年07月14日我县召开的第2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代行了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此次会议较前有了改进，会前作了较充分的准备，事先通知了代表关于会议的内容，印发了提案表，大多数代表征求了群众意见，共搜集了代表提案一八八件，会后均作了处理；
代表的选举改为举手表决；
会上向代表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通过此次会议，不但教育了干部，也提高了代表的政治觉悟。
多数干部已初步认识到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大多数代表则明确树立了主人翁的思想。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感到今后要开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1，切实组织县、区干部学习民主政权建设文件。
领导干部应亲自动手，从学习中彻底解决干部对政权建设的糊涂观念和不正确认识；
同时，并对村干部进行系统地政权建设教育，使干部和群众都认识人民代表会议的重大意义。
第2，按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政府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
每次代表会议必须向代表报告政府工作，一切重大的工作必须经会议讨论作成决议，交政府具体执行。
第3，认真处理代表提案，因为提案是代表最关心的问题。
必须提前通知代表，使之有充分时间与群众联系，以便广泛搜集提案，而在会议上则应严肃认真地处理。
第4，每次人民代表会议后，必须很好地总结工作，使代表会逐步提高。

人民代表会议必须重视提案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秘书处长刘敬修
刘副主席在北京市第3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如果代表会议又讨论了和解决了人民中间更多的问题，它所选举的政府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又能忠实履行代表会议的决议，那末，我们就可以想象：
它将在人民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威信，它在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就已前进了一大步”。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示。
我们这次到察哈尔省几个县视察，深感人民代表会议是否重视提案的处理，乃是人民代表会议能否开好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人民代表会议中及会议后，人民对于国家的事务和各个时期的重大工作，一般是热情讨论认真执行的；
因为这是符合人民要求的；
特别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工作中，表现得异常明显。
但仅仅如此并不能满足群众的希望和要求，还须重视人民提案的处理。
群众的提案，是人民向政府热情反映自己的意见，要求解决某种问题的具体表现，因此即使是个别问题，但在当地群众生活中却是一个大问题，必须及时地予以适当解决。
例如宣化一区居民在提案中说：
“过去打游击的时候，你们在山上要我们，现在你们下了山就忘了我们。”
以后当地人民政府派人协助他们生产，并解决了他们的食盐困难，当地群众满意地说：
“现在我们没意见了！”
这样不但鼓舞了群众的热情，密切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而且增强了人民对人民代表会议的信任，促进了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
一部分县注意了提案的处理，从而加强了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和整个会议的民主影响。
但目前大部县份存在着不重视代表的提案偏向。
例如怀来县东八里村人民，数度通过本村代表要求合理解决该村的用水问题，可是当地政府没有重视群众的要求，以致延搁至今未能解决。
当地人民极为不满，从此以后就不再提提案了。
又如该县沙城有很多回民曾要求自办小学，请求政府补助开办费，在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结果亦未得到解决，影响也很不好。
人民代表会议不重视解决人民迫切要求的结果，就使人民和代表对人民代表会议不感兴趣，提案日见减少。
怀来县自从第3次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收到三八一件提案后，便迭次减少，到第6次会议时只有五、六件了。
（提案的减少，在一定的时期，可以说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政府大量地解决人民的问题以后，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提案自会相应减少。
但怀来县的情况就不是这样）。
出席人数，逐次减少，第3次会议为一八一人，第6次会议的人数据估计将不到百人。
这种情况恰像毛主席于1934年01月27日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所述：
“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
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
因此也就极少成绩”。
在这里，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的历史教训，不正是我们今天应该警惕和急需纠正的吗？
为了尊重人民民主权利，使人民代表会议真正成为人民管理国家和自己事务的权力机关，在每次人民代表会议上，除解决中心议题外，对于人民代表的提案必须做适当的处理和交代，忽视人民提案的处理和忽视政府中心任务的讨论同样是不对的。
提案属于询问性质者应给予解释；
需要具体解决或请示处理者，除在会上说明外，并于会后进行解决，把解决的结果随时通知代表；
对不能办理或须缓办的提案，也须向代表说明原委，交代清楚，并使常务委员会经常地与代表取得联系，吸收人民代表的意见，主动地经常地给予解决。
这样才能不断地增进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巩固人民代表会议使之向制度化方向迈进。

对党史学习要持正确的态度
河南渑池县直属机关，对党史学习，非常草率。
开始时，大家学习党史的热情很高；
一周以后由于缺乏领导，热情即逐渐下降。
最后为了结束这一阶段的学习，以三天时间把党史中的抗日战争时期、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及三十年来基本总结等部分，粗读一遍，草草结束。
很多同志没有真正领会了文件的精神与实质。
有些同志错误地以为自己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以来的革命斗争，就不必再学习这些斗争历史。
这种经验主义的看法，成为很多同志学习的绊脚石。
应当指出，党的三十年斗争史是不可分割的，必须全部认真地学习。
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以来革命斗争的人，在实践中已直接体验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更应该认真学习，使自己对这样伟大的革命斗争，从感性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认识。

我歌唱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胜利信心
瞿希贤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这首歌曲获得了第3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歌曲比赛二等奖，我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光荣！
这首歌曲是在1949年末至1950年初谱成的。
1949年是太令人兴奋的一年。
我亲眼看见了北京的解放，亲眼看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阴暗的、腐朽的、血腥的反动统治被人民的铁拳粉碎了！
一切都是新鲜的、明亮的、令人喜悦的！
心里充溢着的感觉是：
胜利了！
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解放前，我所理解的革命乐观主义是“甚至用我们的死，我们也征服了死”，但是今天，我却体会到一种新的意义，我眼前出现了新的形象：
那是刚进北京城的，高唱着，前进着，脸上放着红光的人民解放军队伍；
那是入城典礼中红旗飞舞，彩色缤纷的群众场面；
那是天安门上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庄严的声音……胜利是那样的具体，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有力！
我爱我的新国家。
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我感到了新中国从此列入强大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是多么光荣呵！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曲调中飞扬着的愉快热烈的情绪是从这里来的。
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情绪，这是刚获得解放的广大人民中普遍的，欢快的，向上的情绪。
我来谈谈歌词是怎么来的。
作曲者最苦的是找不到好歌词。
一首好诗，也不一定就是一首好歌词。
然而歌词对歌曲却有决定性的重要。
因此作曲者在苦苦寻找之余还不得不对找到的词下一番修改整理的功夫，使它在内容上形式上适合于谱曲。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这首歌词也经过了这个过程。
原诗有三四倍长，为了简短易唱，我把它删去了可以删去的部分。
除了修改整理外，还加上了两句：
“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
我认为如果没有这增添，这首词虽然在气氛上、形象上、情绪上都还相当好，但是还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内容。
我们的国际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全世界人民在什么政治基础上团结一心呢？
我想应该明确地指出：
“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
这首歌曲写出后不久，经过中央音乐学院的介绍就在天津的学生、干部中开始流行。
后来，部分工厂中也唱起来了。
据说工人弟兄们特别喜欢唱“毛泽东斯大林”这一句。
是啊，把这两个亲爱的名字，这两个集中地体现了和平民主斗争的光辉的名字，放在一起歌唱是多么好！
而且这曲调大概还相当能传达出人民对领袖的挚爱吧，因此工人同志们还喜欢唱。
获得他们的喜爱是我的工作的无上报酬。
1950年春，有一位参加春节下乡宣传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曾把这首歌介绍给那个乡里的农民，农民们也很喜欢。
我是多么高兴啊！
随着新中国在世界和平阵营中重要性的日益增长，随着伟大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汹涌澎湃，随着广大群众政治觉醒的突飞猛进，也随着新音乐工作的日益开展，这胜利的、战斗的、满怀着国际主义精神的歌曲获得了不少人的欢迎，甚至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也唱起来了。
而使我特别感到兴奋的是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最前线的，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这样唱着：
“胜利的旗帜哗啦啦的飘……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群众歌曲一定要活在群众的歌声中，否则它是没有生命的；
而且，经过工农兵一唱，好像它的生命竟神奇地放出新的光彩来了。
能在世界和平事业中尽一分力量是光荣的。
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就是和平阵营中最光荣的战士，假如没有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胜利斗争，假如没有我们中国人民对和平事业的伟大贡献，这样内容的歌曲是不可能产生的。
也只有在毛泽东的时代，在解放了的新中国，才会出现这样乐观的、战斗的旋律。
人民已经在思想感情上创造了这歌曲，我只是用音符使这种思想感情长上翅膀。
最幸福的莫过于做一个毛泽东的文艺战士，他指给我们正确的、永远胜利的方向。
在音乐战线上聂耳、冼星海同志已经开辟了道路，无数音乐工作者的勤劳努力已经创造出了不少好的作品。
我们的群众歌曲一直在革命的传统下发展成长，在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下，向前迈进。
这首歌曲只是我们人民音乐土壤中培养出来的鲜花中的小小的一朵。
它本身还是幼稚的，不够完美的。
随着我们民族壮健雄美的前进的步伐，新音乐的大路上将开放出更多的，更美好的花朵来。
“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毛主席的话永远鼓励着我们走向胜利，文艺战士们：
我们要实现这伟大的预言！
（附图片）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一歌的作曲者瞿希贤同志

毛主席！
我们保证实现您这庄严伟大的号召（治淮速写之六）
邓澍顾群作
中央治淮视察团给参加治淮工作的全体同志带来了毛主席亲笔写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
民工们兴奋地表示要以完成光荣的治淮任务，来回答毛主席。

河北沧县专署加强群众问事处工作
刘光
自河北省人民政府于今年02月间发布“关于处理个别群众问题的决定”后，沧县专署已开始注意这一工作；
但直属科、室及各县、镇人民政府则尚未设专人管理，有积压、拖拉，甚至搁置不管的现象。
04月间，省府又发出“关于处理群众问题的指示”，才进一步引起沧县专署及所属县（镇）各级人民政府领导的重视。
专署拟具了具体计划，召开专区、县（镇）群众问事处专职干部会议，贯彻政策，并建立与健全了各级群众问事处的机构。
直属科、室亦确定专人管理这一工作，并规定了接见、登记、交办、催办、限期处理及会议、汇报等制度。
该专区对处理群众问题这一工作，半年来已初具规模，并获得不少成绩与经验。
一方面清理了05月份以前的积压事件；
另一方面，随时处理了个别群众的问题。
根据专署本身及九县、二镇半年来不完全统计，共受理群众提出的问题二一九九件（主要是05月份以后的）。
其中检举、控诉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七一三件；
民事、刑事、诉讼四八二件（包括土地、房产纠纷，婚姻、继承、贪污等）；
询问二九四件；
要求解决某一问题的四八一件；
工作建议十件；
其它报告情况、慰问二一九件。
这些问题当中，已处理的一六五七件，占百分之七十五点三强，其余问题现正调查研究处理中。
通过对个别群众问题的认真处理与解决，使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密切了，对改进领导，改进工作，转变干部作风都有很大的帮助。
群众问事处的建立及群众问题的迅速解决，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们说：
“今天的政府真正是人民的政府了，办事周到，处处为老百姓着想。”
河间县城内二街高秀女的房地纠纷，经问事处协同村干部调解后，她满意地说：
“十多年来未能解决的事情，今天的政府才给办好了。”
肃宁县杨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说：
“过去旧衙门谁进得去？
现在谁去都行，真是人民的政府！”
专署通过对个别群众问题的处理，了解了政府的工作情况。
从和群众的接谈及阅读群众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政策贯彻的深入不深入，工作成绩的大小，存在着那些问题，以及群众的思想动态和要求；
同时也可以检查出一些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
如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过程中，开始时群众来信对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针表示热烈拥护，但因他们仍存有顾虑，控诉、检举反革命的信件不多，且一般是匿名信；
运动逐步开展以后，公开出名控诉、检举反革命分子的信件就增多了。
又如群众来信中有关土地、房屋纠纷的二二三件，证明土地政策的贯彻尚不够。
婚姻问题的一三八件，其中大部是关于婚姻政策的。
此外，在优抚赈济等方面，亦提出不少问题。
有一部分是关于干部作风问题的。
它反映了村干部及个别区干部的自私、贪污及其它违法事件，经专署检查都是事实。
这证明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和政治觉悟提高了，敢于检举干部，相信政府能够解决问题；
同时也说明有些区、村干部的思想作风上，还存在着很多缺点；
而专区、县的领导过去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作风，未能及时发觉与解决。
群众来信中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和要求。
其中大部分是有关生产建设方面的，如开渠、浇地、挖沟、排水以及提高生产技术诸问题；
也有的是建议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做好优抚代耕工作，保卫生产、保卫和平。
专署对于此类信件，有的已开始办理（如沧镇礼拜寺街的开渠及修补桥梁），也有的正在研究解决中，其中有极小部分是属于缺房少地的个人要求，亦按照具体情况分别予以处理。
但在这一种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主要的是：
（一）有些县（镇）的领导同志，对处理个别群众问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表现了严重的拖拉、搁置现象。
如任邱县人民政府对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交办的冯书俭请求解决房地产所有权及孟虎山侵占他东西问题，内务部已催办两次，但迄今已六个多月，还未解决。
专署对献县一劳动模范反映个别县干部与其妻通奸，并挑拨其夫妇离婚事，至今已有四个月尚未进行处理。
另外，各县对群众所提问题，仍有不及时答复或置之不理的现象。
这是领导对群众生活不重视、漠不关心的具体表现，必须进行检讨，并切实纠正。
（二）组织不健全，制度不严，手续不清，因而影响了问题的及时解决。
还有的表现了潦草马虎，处理不恰当或不彻底。
如任邱县对边家铺村干部非法贪污群众果实问题，处理得很马虎，只派了一个干部去，让那村干部在会上检讨一下即算了事。
因此群众不满，又来专署反映，请求解决。
其他县份，亦有因问题处理不当，使群众徒劳往返，影响很坏。
专署已指示各县领导上今后必须对个别群众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认真处理解决。
（三）部分群众问事处的干部，在接见群众，处理问题时，表现不够虚心和耐心，态度不好，有强迫命令的现象。
今后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教育，增强干部的群众观点，应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去接见群众，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去处理问题，反对简单潦草，反对强迫命令的现象。

生产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的体验
旅大某厂厂长孙毅
编者按：
这篇文章通过作者的亲身工作经历，具体地说明了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统一的关系。
党的政治领导是生产工作的基础。
加强党的政治工作，进一步推动生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希望大家注意研究。
1948年夏天，党的领导同志参观我们工厂时，曾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们工厂政治空气淡薄……”当时我没有想通，“干什么学什么”，忽视和丢掉了政治工作与政治学习，而迎合了“少说话，多实干，才能办好工厂”的片面想法，使自己钻到单纯依靠订办法、立制度、写章程、拟细则的狭窄的行政管理工作小圈子之中（这种情况在1950年04月02日未建立责任制以前，即二、03月间，为最高峰）。
在这样一种片面观点的支配下，工作中发生了很多问题。
当总结建立责任制的工作问题时，我曾这样说：
“……出了问题就单纯由行政上用办法、制度来堵，今天堵，明天堵，结果越堵问题越多……”经过一段实际工作的教训，使我的头脑才逐渐清醒起来。
在上级党组织的直接指导下，我开始学习走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的智慧，建立了生产中的若干重要制度。
总之，在这一段工作中，党和群众对于我们的教育是严格而深刻的。
但由于我们的政治水平不高，还不能使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得很好，在认识上还未能深刻体会到两者是相依并进的整体，因之在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缺点。
第1、推广先进工作经验，没有以政治为基础，结果走了一些弯路。
在责任制建立之后，为巩固责任制度，我们曾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了推广王兆达小组的先进工作方法运动。
当时无论在推广的深度和推广的工种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主要缺点是：
在推广过程中，只单纯地学习了王兆达的先进技术、制度和工作方法，对王兆达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其所以先进的老根——阶级觉悟——却注意得十分不够。
因此收效不大，各小组虽然都学会了王兆达小组的工作方法，但工作上，仍跟不上王兆达小组。
王兆达小组因为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为基础，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
最近，在质量大检查运动中，虽然我们采取了检查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号召大家学习王兆达小组爱国公约里所订保证质量的思想和方法，来提高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
但因过去缺乏政治教育，所以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思想阻碍。
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回过头来，首先检查所以使生产质量不高的思想根源，来提高大家思想觉悟。
第2、行政部门缺乏政治学习，工作常出问题。
在我厂各行政业务部门中，不学习政治和忽视政治工作的偏向是严重的。
很多干部和职员同志认为在工厂工作的唯一本领应当是“算盘快”，存在着机械死板地照表格按公式办事的有害现象。
举例来说：
有的产品已出库，顾主已把机器开动使用了，而本厂账目还等待若干项目的结算，这样就影响资金周转，浪费相当大。
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学习，工作上常常出毛病。
像我们的行政管理科在发现工人与“大师夫”吵架时，曾颁发一个管理食堂规则的布告，其中有这样一条：
“工友和大师夫吵架三次，不给饭吃”，结果吵嘴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连吵带打的现象大大增加起来。
又如检查工作人员工作只单纯遵照规格标准行事，只知质量不好，由工人负责，修理不好，不发工资。
究竟问题何在，也不调查研究。
没有依靠工人群众，研究问题，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
第3、职工中单纯技术观点严重，结果影响了对先进技术的学习。
很多职工以为技术提高了可以搞好一切，却不知道仅有技术而没有其他各方面工作的结合，特别是没有政治工作的结合，不但现有的技术得不到发挥，并且不能学习先进技术。
有些人思想上存在单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轻视政治，甚至轻视做政治工作的人。
被调动担任政治工作的人，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光荣的，却错误地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工作。
目前我们各项管理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技术水平还是很低的（在直接生产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工人还未掌握生产技术），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斗争，如纠正把技术看成是“私有财产”的观点，打破那些沉醉于现有技术水平的保守思想和自满情绪，以及纠正由于盲目崇拜帝国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因而妨害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更高明的科学技术等等现象。
事实证明，有了这样的错误观点，我们的技术必然不能前进。
上述各种缺点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政治水平不高，对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认识不明确，以及受了某些资产阶级管理工厂方法的影响。
要改进今后的工作，首先就应从思想上明确起来，不管开展任何运动，均需向职工进行充分的阶级教育。
使生产运动具有以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为稳固的基础。
党的组织要把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列为经常工作之一。
但是也不能提倡一面丢掉一面。
继续钻研业务、提高技术仍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这次我厂进行质量大检查，就是一方面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提高全体职工爱国主义、主人翁思想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找出质量不能继续提高的思想障碍——凑合思想。
使全体职工认清了这一错误思想的危害性，大家起来反对；
另一方面更积极改进技术管理和其他一切的行政管理方法，使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得到结合，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今后要巩固这种成果，扩大这种成果，必须继续从思想上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走群众路线，集中群众的智慧来管理人民的工厂。

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为藏族人民解除病害
过去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下，藏族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和痛苦，科学文化落后，有了病只知道求神，根本谈不上什么医药治疗。
在他们中间普遍流行的风湿、花柳、肺炎、天花和肠胃病等，都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由于这个原因，藏民的生殖率日益减低，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很大。
可是，自从人民解放军进军康藏高原以后，这种情况，就有了初步的改善了。
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把“义务为藏族人民治病”作为部队医务工作人员与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即使在医药缺乏的情况下，也没有放松这一项工作。
开始的时候，藏族人民对外来的医药是不相信的。
但是，经过人民解放军医务人员对病人的耐心医治和一部分进步的藏族人士的倡导，“有病找解放军去治”就成为藏族人民的习惯了。
设立在昌都、洛隆宗、宁静等地的门诊所前，常常挤满了要求治病的藏族人民和喇嘛。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门诊所在去年11月设立以后，第1个月来治病的藏民有四十三名，第2个月就增加到一百三十名，今年03月初更增加到四百二十四名。
据进军西藏部队卫生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有一万多个藏族人民受到义务的治疗，其中喇嘛就占到百分之十五，包括昌都、察雅、江达和竹菁等地负有盛名的活佛。
人民解放军的医务人员，除了为藏族设立昼夜值班的门诊所以外，而且还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给藏民诊治疾病。
在巴塘和宁静两地，诊疗所的部队医务人员，在四个月中出诊治疗了一千一百多名病人，几乎走遍了整个康南地区。
宁静诊疗所的医生跑到近百里外的地方去为藏族人民治病。
在昌都，驻军更协助人民解放委员会解除为害藏族人民多年的天花灾害，在藏族人民中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义务为藏族人民施种牛痘，许多藏族儿童因此都种了牛痘。
人民解放军为藏族人民治病的事情传开以后，许多藏民从数百里外赶来治病，并牵着好马来迎接人民解放军医生。
藏族人民到处宣传着：
“共产党、解放军真正爱护藏族人民，我们的生活不但好起来了，而且生命也有保障了。”
许多被医治好的藏族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把牛腿、酥油等作为礼物送给人民解放军，但是都被婉言谢绝了。
藏族人民用“能治病的活菩萨”的称呼来感谢人民解放军。
现在，人民政府及驻军正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展开卫生工作，今后藏族人民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在人民政府及驻军的协助下逐步摆脱疾病的痛苦。
（总政新闻处稿）

防止空谈政治
山西屯留县的县、区干部在纠正不问政治倾向中，发生了空谈政治的现象。
因而使全县百余个村庄的爱国主义生产，缺乏实际内容，成为空洞的政治口号的叫喊。
空谈政治的具体表现的一种是认为“只要把农民的政治教育搞好，生产不必去领导就自然好起来。”
这是把政治教育与生产工作机械分开和对立起来了。
结果，使政治教育成为空谈，生产工作自流。
另一种是在生产工作上生硬地附加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没有把政治教育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结果流于形式主义。
中共屯留县委会发现这种空谈政治的现象后，立即组织干部下乡检查纠正。
这是正确的。
我们对不问政治的倾向是必须反对的；
但是脱离生产斗争空谈政治的现象同样也是不容许的。

日共临时中央指导部发表声明
坚决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
将努力团结日本人民争取全面和约
【新华社06日讯】
东京迟到消息：
日本共产党临时中央指导部曾于07月24日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对日和约草案。
声明首先指出：
对日和约草案目的在于把日本变为第2个南朝鲜。
假如这个和约签订，日本将作为美国公开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而被拖入对苏联与中国的战争中，这将为日本全民族带来毁灭，将使日本再度去干残害人类的罪恶和暴行。
这样一个条约不是和约，而是给日本戴上枷锁做奴隶的卖身契。
声明接着从各方面来阐明上述论点说：
第1，这个和约草案是与美国及其资本主义附庸国签订的单独和约，它把苏联和中国视为假想的敌人而加以排斥。
这明显地表明了：
帝国主义者口头上尽管卖弄什么和平、自由和民主，但实际上却利用日本问题，挑拨第3次世界大战，蓄意使紧张的国际局势更形恶化。
第2，这个和约草案目的在于重新武装日本，复活可恨的日本军国主义，并把日本的工业、人力和其他一切资源用于战争。
日本的重新武装将意味着：
日本人民的赋税更为加重，全国的生活更为艰苦，奴隶劳动，失业，农民被驱离他们的土地，物价高涨，中小工商业家将遭到更为激烈的企业“调整”。
在垄断资本家、封建地主、军警和官僚的统治下，爱国者及和平拥护者所遭到的迫害将更加厉害，人民运动将毫无自由可言。
第3，这个和约草案企图在反动势力的基础上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这种新法西斯主义和东条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随时愿意把民族独立卖给外国帝国主义者。
就是在现在，主张和平、独立与自主的一切言论、集会和出版物都毫无例外地遭到武装干涉和镇压。
工人们没有罢工和从事工会活动的自由。
我党被剥夺了一切政治自由。
成千成万的爱国者被迫害，被关入狱中。
第4，和约草案准许美军无限期地留驻日本，这意味着日本将陷于与关东军军事统治下的“满洲国”不相上下的地位。
第5，这个和约草案居心破坏日本的和平时期工业，把日本变为一个供美国统治亚洲用的附属的兵工厂。
它想把日本的经济在美日经济“合作”的名义下并入美国的扩充军备计划。
在领土问题上，和约草案也违反了国际协议。
声明强调说：
我们坚决反对这个行将强加于日本人民头上的单独和约草案。
我们与日本全体人民认为：
只有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四大国协议的全面和约，才是公正的对日和约。
单独对日和约是不公正的，无效的。
我们与日本全体人民反对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希望在缔结和约后立即撤退占领军。
我们要求根据波茨坦协定、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解决领土问题，无限制地发展日本的和平时期工业，让我们自由参加国际贸易。
声明最后宣称：
我党没有因任何迫害和镇压而退缩，将不疲倦地努力团结日本人民的力量，并将坚决地为和平与全面对日和约而奋斗。

美日反动派在旧金山会议开幕日制造新的暴行
竟非法下令逮捕椎野悦郎等日共领袖
日共国会议员团向吉田提出强硬抗议
【新华社06日讯】
东京消息：
美国在召开旧金山会议企图缔结单独对日和约的同时，竟指使其日本走狗吉田政府，在04日非法下令逮捕以日本共产党临时中央指导部主席椎野悦郎为首的十八名日共领袖。
这是美、日反动派自去年06月06日非法“整肃”日本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以来，违反波茨坦公告关于鼓励日本民主势力的规定的又一严重暴行。
吉田政府逮捕日共领袖的藉口是日共“从事反占领活动”，吉田政府硬说日共反对单独和约和重新武装的活动是“犯罪”。
截至04日为止，被非法逮捕的有日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岩田英一、砂间一良（众议员），日共监察委员山边健太郎，参议员细川嘉六，众议员上村进，以及堀江邑一和福本和夫七人。
警察对其他十一人正在继续搜捕中。
同时，吉田政府的特务和警察还搜查了东京日共临时中央指导部和全国各地区委员会以及椎野悦郎等人的住宅。
自去年06月06日麦克阿瑟非法“整肃”以德田球一为首的日本共产党全体二十四名中央委员以来，美、日反动派对日本工人阶级先锋队——日本共产党的进攻和迫害，就日益变本加厉。
国会中的共产党议员听涛克己、谷口善太郎和川上贯一先后被非法“整肃”或褫夺议席。
成千的日共党员及其他进步职工被从各个企业部门解雇。
包括日共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在内的进步报刊，被封闭的达一千七百家以上。
与封闭报刊同时，反动派并乘机大肆逮捕日共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
但是，日本共产党和民主力量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畏缩。
在日共领导下，日本人民反对单独媾和与重新武装的运动日益壮大。
在旧金山会议召开的前夕，这一爱国运动更是汹涌澎湃，严重地打击美、日反动派单独媾和的阴谋。
美、日反动派在旧金山会议开幕日发动这次新的暴行，其目的显然是妄图再次打散日共的领导机关，压制日本全国人民对签订美英对日和约的愤怒抗议。
但是，美、日反动派这种行动，只是暴露出它们在日益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的恐惧，必将激起日本人民更有力的反对。
【新华社06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团04日向吉田政府提出强硬抗议，抗议吉田政府04日非法下令逮捕椎野悦郎等日本共产党十八名领袖。
抗议书斥责大批逮捕日共领袖是吉田“政府镇压反对党的阴谋，以便强使日本人民接受美制和约”。
抗议书指出：
“吉田茂及其部属正企图用武力压制人民对全面和约的热烈希望”。
抗议书宣称：
日本共产党站在日本人民的前列，为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下解放日本人民而斗争，并准备与日本反动势力斗争到底。
抗议书是由日共众议员风早八十二和柄泽敏子递交法务府、东京市区检察署以及警察局的。

美英包办对日和约是完全非法的
高集
美国为了要公开地大规模地重新武装日本，以便继续和扩大在亚洲的侵略战争，自从侵朝战争遭受挫败以来，即加紧单独对日媾和的活动。
在这一罪恶行为上，美国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
美英政府在本年08月13日公布了它们片面制订的严重侵害中苏两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主权与利益的所谓对日和约草案定本，本月04日已在旧金山召开了公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的非法的对日和会。
美英政府这种包办把持对日和约的行动是荒谬绝伦的，完全非法的，是中国、苏联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绝对不能承认的。
对日和约是对日战争胜利的必然的结果，而对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由于中苏两国和亚洲人民经过长期英勇的斗争，付出难以计算的牺牲与代价而取得的。
美英两国虽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被迫对日作战，但始终是不积极的，因而对于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贡献是比较小的。
不仅如此，历史的事实也同时记载着：
过去受日本侵略者长期侵害和威胁的也主要是中苏和亚洲其他国家，美英两国却曾经助长日本的侵略，所以不论从那一方面说，对日和约都必须由包括中苏在内的所有曾以军队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来共同准备、拟制和签订，而决不应由美英两国政府来单独包办。
下面所叙述的历史事实就足以证明我们的这个论断。
一、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贡献
中国人民在过去一百年来惨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在1894年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最主要的威胁，这种情势一直继续到1945年08月日本投降为止。
中国人民在过去如此长期地遭受着日本的侵害，并在艰苦而持久的战争中以巨大牺牲击败了日本侵略者，自然就在对日和约上有着最大的发言权。
如果在这个与中国人民利害关系最大的问题上，美国一定要非法剥削中国人民的发言权，那就十分有力地证明：
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在日本投降后最凶恶的敌人。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曾是中国灾难的
根源
只要回溯一下中日两国最近七十余年来的历史关系，人们就会认识到：
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允许日本重新成为侵略国家的。
从过去七十余年的中日关系中，中国人民所得到的血的历史教训，就是：
日本任何侵略冒险的行动，首先遭害的必然是中国。
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反动统治集团的侵略冒险政策，就一贯地以中国为其首要目标。
1927年07月20日当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向日皇所提出的奏摺里曾公开宣布：
“如欲征服世界，必须先征服中国”，并说：
“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在存立上必要之条件。”
对于这个狂妄的所谓“田中奏摺”，马歇尔在他任美国陆军参谋总长期间所做的两年度（一九四三—一九四五）报告书里，也认为是“日本政策的蓝本”。
“田中奏摺”说：
“……窃明治大帝之遗策，第1期征服台湾，第2期征服朝鲜”，而“第3期之灭亡满蒙”，又为“征服中国”之先决条件。
七十多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按照这个“明治大帝之遗策”对中国实行侵略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比一步加紧，而中国人民的苦难也就随之日益加深。
1894年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夺去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地；
一九○五年，日本战败沙皇俄国之后，攫去了对中国旅顺、大连的租让权，并将中国东北划为它的侵略势力范围；
1914年，日本以自己是参加第1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方面为藉口，乘机攫取了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侵略特权；
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件；
1931年0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占领了中国东北四省；
1932年0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了侵略战争；
1935年，日本侵略中国华北，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与国民党卖国政府订立了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何梅协定”；
1937年07月0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一直至1945年08月被澈底击败为止。
这一连串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中国人民在对日问题上的特殊关系，那就是：
日本的侵略势力01日不被彻底剔除，中国的安全便01日得不到保障，中国人民便不能过和平安定的生活。
（二）中国人民持久抗战，根本动摇了日本的
侵略计划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开始的。
美国官方的历史文件——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12月15日向美国国会所提出的对日宣战咨文上，也曾说过：
“日本之侵略，系于1931年在满洲开始”。
从那时候起，中国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以后虽然经过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并没有中断，并在1937年07月07日发动了全面抗战，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不但发动最早、坚持最久，而且在1941年12月07日以前十年多的艰苦战斗中，以独力抗击了日本的全部侵略力量。
在那个漫长的岁月中，美英政府曾力图牺牲中国以与日本妥协，并不断地以大量作战物资卖给日本，加强了日本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力量，因而也就增加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困难。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由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长期地积聚了力量，因而在1943年至1944年间，就能在敌后战场上对敌转入局部反攻。
根据1944年不完全的统计，在那一年，中国人民在敌后战场上对敌作战达两万余次，毙伤敌伪军二十二万余人，俘虏敌伪军六万余人，伪军反正三万人，收复县城十八座，攻入县城四十七座，光复国土八万余平方公里，解放同胞一千二百万。
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对日寇的进攻和打击，曾大大减轻了美英在太平洋上的作战负担。
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长期地消耗与损伤了日寇的侵略力量。
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的统计，中国敌后战场（东北未计算在内）在八年抗战中，消灭日寇兵力达五十二万七千余人，其中包括毙伤五十二万余人，俘虏与投诚的近七千人；
若连伪军的伤亡、俘虏与投降反正的数字计算在内，仅自1937年09月至1945年03月的七年半中，敌伪兵力的损失即达一百三十六万余人。
至于日寇为了在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中继续进行侵略战争而支付的财力、物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日寇对华作战的军事预算，1937年为二十五亿日元，1938年为四十八亿五千万日元，1939年为四十六亿零五百万日元，1940年为五十四亿六千万日元，1941年为一百一十四亿八千万日元；
1942年则增至一百八十亿日元。
这样巨大的、累年的军事费用的消耗，曾造成日本战时经济的严重困难。
此外，日寇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占领中国的东北、华北和华中的大部分土地以后，曾以大量的投资进行了所谓“开发”计划，计伪满的五年“建设”计划费用每年为十五亿日元，华北、华中四年“开发”计划费用每年为二十亿日元。
而日寇的这些所谓“开发”计划，也都由于中国解放区战场对敌占区的不断进攻而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美国新闻处所编“对日战争”一书中，也曾说过：
中国“游击队在敌后行动，他们能够牵制住敌人，并且阻止敌人在征服的地方获得政治的完全巩固和经济开发。”
这样就使得日寇“以战养战”的计划也被彻底粉碎了。
日寇原来期望在中国“速战速决”、“速和速结”、“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使中国成为它的“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然而它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所得到的，却是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如此巨大而又无尽的消耗与损失，因而就不能不使得它的全盘侵略计划发生根本的动摇。
（三）中国是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
对日作战的全部历史事实证明了：
中国自始至终是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
中国人民在长期反复的艰苦战斗中，所给予日本侵略者的打击，是对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日本于1937年07月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以后，在历年作战中，始终在中国战场上投放了最多的兵力，并不断被迫增加。
在1937年开战后，日本在中国的兵力曾达到五十万人左右，1938年增加至六十八万人，1939年为八十六万人（以上数字东北未计在内），而至1941年06月以后，日本为了配合希特勒匪徒，准备随时向苏联东部边疆发动进攻，曾向中国东北大量增兵，使其在中国兵力总数在那年冬天达到一百七十余万人。
其中的六十万余人对中国内地作战，另有四十万人则从事“讨伐”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的残酷战争。
在1941年12月07日以后，日本虽在太平洋上与美英开战，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它在中国的兵力，反而时有增加。
以1945年08月的情形而论，当时日本在本土以外的全部作战兵力，陆军为三百二十余万人，海军为四十余万人，其中在中国地区的（包括东北和台湾）陆军为二百零七万三千人，海军十万二千余人；
如将东北及台湾的兵力除外，在中国内地战场上，也有陆军一百一十七万三千人，海军三万五千余人；
此外在朝鲜有陆军二十五万四千人，海军六万七千余人；
而在太平洋各岛屿与美英作战的兵力则为数极为有限。
这种情形，难道还不足以证明：
中国是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
中国人民担负了对日作战的主要责任吗？
在中国战场上，对日作战的主要责任又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的军队和解放区的地方武装所担任起来的。
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力的中国人民军队，从对日抗战一开始便进入敌后，对日寇展开了反进攻，收复了华北、华中许多地方，予日寇的进攻以严重的威胁。
由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巨大发展，在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广州以后，中国战场上便出现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寇已经再不能前进了。
这时，蒋介石反动政府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
而日寇方面则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并以主要的压力放在敌后战场，来进攻在他们后方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人民的军队。
因而敌后战场便抗击了日寇和伪军的大部分力量，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线。
在1938年10月以后的抗战过程中，敌后战场便始终抗击着百分之六十左右、最高达百分之七十五的侵华日军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
如果把日伪军合计起来，则敌后战场所抗击的始终为敌伪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一事实，甚至可以从当时日寇官方材料中看出来。
如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所发表的1943年度综合报导中，即曾说过：
“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
在半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作战达七成五。
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
因此，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与光荣战绩，主要是属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方面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克服了蒋介石反动派对日投降妥协的危机，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因而不断地取得辉煌的胜利。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累年扩大增强，其中主力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1937年时只有九万二千人，到了1940年就已成为五十万人的强大部队，到1945年08月人数又增加了一倍多，计有一百二十九万七千余人，同时还有1938年建立和发展的华南抗日纵队两万余人，共合为一百三十一万八千余人。
除了主力部队之外，各解放区还动员和组织了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民兵和人民自卫队），以与主力部队互相依靠，互相配合，对敌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
根据1944年的统计，中国各解放区的民兵为一百六十八万五千余人，至1945年08月又增加了一百万余人，为二百六十八万七千余人；
至于人民自卫队，根据1945年03月的统计，约在一千万人以上。
如此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到处袭击敌人，围困敌人，使敌陷于随时有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能自拔。
这种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日寇在自己的严重失败中也不能不加以确认。
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机关报“神兵”在1943年09月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就曾这样说过：
“中共的特点是各种各样，而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民众武装。
如果近代战争特点是国民总力战的话，那末，中共战斗的特点，是最彻底的近代战争。”
由于中国人民实现了毛泽东天才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经过八年苦战，在敌后光复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沦陷的大部分国土（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共丧失国土一百四十四万余平方公里），建立和巩固了面积达九十五万六千余平方公里的十九个大解放区（包括陕甘宁边区），使二亿六千万沦陷人口中将近一万万人得到了解放。
尤其重要的是：
这些解放区都是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所有为日寇所占领的全国重要城市，如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青岛、徐州、郑州、洛阳、开封、武汉、安庆、南京、镇江、上海、杭州、广州等，均处在我军包围之中；
所有全国几千里海岸线和重要港口，均在我军控制和活动范围之内。
这种形势就使得日寇虽然在中国战场上继续不断地投放了大量兵力，然而却不但不能解决战争，反而愈陷愈深。
日寇既然以中国为其侵略战争的主要战场，同时并以“征服中国”为其“征服世界”的首要的和先决的条件，那末它在中国战场上的不断失败，就必然成为它最后完全崩溃的最重要和最严重的原因。
（四）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巨大牺牲
中国人民在对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和光荣胜利，是以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所换取来的。
中国人民为争取自己民族的独立生存与保障亚洲及世界的和平安全，在对日战争中付出的这种巨大的牺牲与代价，绝不是美英等国所能比拟的。
在八年的艰苦战争中，为了打击敌人、保卫祖国而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战士，据1945年03月的不完全的统计，仅主力部队的伤亡数字即达四十四万六千七百余人；
至于那些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与残暴的敌人战至最后一分钟的民兵和人民自卫队的牺牲数字，还未计算在内。
日本侵略者是野蛮绝顶的敌人，它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曾采取了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和毁灭手段，企图使中国人民在残暴手段面前屈服。
在1938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即对中国敌后战场进行了长期反复的残酷“扫荡”。
每次“扫荡”都用了优势的兵力；
其“扫荡”办法，有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
日寇在“扫荡”所到之处，都有计划地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伪满边境及山西五台等地还制造了长数百公里、宽数十公里的“无人区”，企图消灭中国人民军队的生存条件。
并且，日寇为了“封锁”、“分割”、“蚕食”敌后抗日根据地，曾大批拆毁人民房屋田园，鞭使人民修筑碉堡、壕沟，使人民生活陷于极端痛苦之中。
日寇在敌后所进行的灭绝人性的战争，使敌后中国人民遭受到了无比巨大的生命死亡与财产损失。
据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01月14日及其以后所发表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八年抗战中，仅晋绥、晋察冀、冀鲁豫、冀热辽、太行、山东、淮海、苏皖等八个解放区，被日寇所屠杀的人民即达三百零四万零一百七十二人，被捕去的壮丁达三百三十九万八千余人，被烧毁的房屋共一千七百八十三万七千八百余间，损失牲畜（缺太行区）一千五百八十六万七千一百余头，损失粮食（缺太行区）六亿一千七百一十一万余石，损失农具（缺太行、冀鲁豫）四千五百五十一万五千九百余件，损失被服（缺太行、冀鲁豫）八千二百八十三万四千八百余件。
此外，日寇在它所控制和征服的占领区，也到处进行了疯狂的屠杀与掠夺，并对蒋介石反动政府所统治的中国城市曾加以野蛮的轰炸与破坏。
日寇在它所侵占的中国各大城市，无不恣意烧杀与奸淫掳掠，犯下了惊人的血腥罪行。
其中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尤使世界人民为之震怒。
据远东国际法庭澳大利亚检察官穆澜对攻陷南京之日本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总公诉书称：
“南京失守后，日本在六周内，以残酷手段杀害的中国平民，计达二十六万至三十万人。
日军奸淫了中国妇女计二万人，其中有年仅九岁及年达七十三岁者。”
在其他各大城市，遭日寇残杀的中国人民也都有数万以至数十万。
这些血债，也是中国人民所绝不能忘记的。
至于日寇对中国工业的摧残，也是空前未有的。
据前国民党反动政府经济部的调查，“八一三”后，上海被毁工厂达二千三百七十五家；
上海以外，仅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经济部注册的被毁工厂数，亦达一千四百六十五家，两者合计为三千八百四十家。
这对于在中国本来已经很少的工业，是一个严重的损害。
此外，由于日寇在中国实验和使用细菌武器、使用毒气等罪行，而引起的中国人民巨大死亡数字，更是无法加以计算的。
总之，日本侵略者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像可憎的瘟疫一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巨大灾难。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因战争而死亡者达一千万人以上。
在同一时期中，中国公共财产及战费的损失约值三百亿美元，私人财产的损失约值二百亿美元，两项合计达五百亿美元。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人民在对日战争中曾遭受巨大的牺牲并作了伟大的贡献，说明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中国人民在对日战争中的这种作用和地位，决不是任何人所能抹杀或忽视的。
二、苏联在对日战争中的贡献
美帝国主义企图否认苏联在最后击败日本的战争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正如斯大林大元帅在1945年09月02日为对日战争胜利而发表的“告民众书”中所说的：
“为了胜利，我们苏联人民是没有吝惜过力量和劳动的。”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苏联就一贯地打击着日本的侵略，在1937年07月07日以后，又以其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力量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于1945年08月09日以军队参加对日作战，摧毁了日本侵略者的精锐部队关东军，使同盟国家对日战争得到了最后胜利。
苏联在对日作战中作了不朽的贡献。
（一）日本帝国主义一贯敌视苏联
日本帝国主义一贯地敌视苏联，充当着帝国主义阵营在东方反苏宪兵的角色，并以此来邀得美英两国对它侵略中国和亚洲政策的让步。
日本的侵略政策，就是要在一面积极反苏，一面积极进攻亚洲人民的冒险中，来实现它先独霸亚洲然后独霸世界的迷梦。
被马歇尔称为“日本政策的蓝本”的“田中奏摺”，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日本帝国的命运注定要和俄国交锋。
为了掌握满洲，将可能与俄国在蒙古草原上周旋；
帝国应屯重兵于北满，俄国自不能等闲视之，必然出兵干涉，如此我们即可找到正式开战的藉口。”
自俄国10月革命成功以后，日本就一直在寻找和制造进攻苏联的藉口，以侵夺苏联远东的领土。
1918年，在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不久，日本就在东方组织了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侵占苏联远东国土达四年之久；
1938年07月，日本从中国东北发动对苏联哈桑湖地区的进攻，在遭受到苏军的有力反攻和重大伤亡后，被迫停战；
1939年05月，日本又从东北发动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勒欣河地区的进攻，企图突入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干线。
苏军与蒙古军队并肩作战，迎击了日本侵略军，在经过四个月的激烈战斗后，日军入侵部队被全部包围歼灭。
哈桑湖和哈勒欣河两次战役严重地教训了日本侵略者，使它长期地不敢轻易侵犯苏联。
（二）积极援助中国抗战，牵制大量日本兵力
根据坚定的和平外交政策，苏联一贯地积极援助被侵略的国家。
斯大林在1939年03月10日的第18次联共（布）党代表大会上说：
“我们与所有与苏联交邻的国家都是和平亲近善邻的关系……我们援助遭受侵略而为本国独立奋斗的民族。”
“九一八事变”以后，苏联始终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方面，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2年
“一二八事变”爆发，苏联更积极建议恢复因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敌视政策而中断了的中苏邦交；
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并于同年12月12日即中苏恢复邦交的那一天正式表示：
“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尽一切必要的援助。”
1934年09月，苏联应邀加入国际联盟后，李维诺夫代表苏联政府在大会上正式谴责日本为侵略国。
在日本侵略者践踏着中国东北和华北神圣领土的那个很长的黑暗日子里，在国际上只有苏联发出这样正义的声音，在精神上鼓励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
七七抗战爆发以后，苏联援助中国最早，也最积极。
1937年08月2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1939年06月16日又签订了中苏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是近百年来中国与外国订立的第1个真正平等互惠的商约。
同时，自一九三七至1940年间，苏联屡次贷给中国以巨额借款，总数共达三亿零六百三十八万五千八百美元，并将这些贷款折为军火，源源供给中国。
中国抗战初期的飞机、坦克和其他许多武器，都是由此而来的。
此外，苏联还派了许多军事专家来帮助中国，苏联人民并组织了志愿航空队来华参战，与中国人民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
其中有一百多位苏联志愿空军勇士，包括重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作战中，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而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这种珍贵的友情是中国人民所永不能忘记的。
苏联对中国这种政治、军事和财政的援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发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抗战开始时，财力、物力是相当困难的，因而苏联那时对中国的援助，就大大地加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
在苏联积极援助中国抗战的这个期间（一九三七——一九四○），中国是在单独对日作战；
因此，这种援助也就是苏联在那个期间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的贡献。
在1941年06月22日苏联为反抗希特勒匪徒背信弃义的进攻，而进入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后，苏联也从来没有松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戒备。
苏联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这四年中，始终在东部边境保持了四十个师的强大兵力，箝制了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的全部力量。
这就是说，虽然当时苏联并没有参加对日作战，但由于苏联牵制了日本大量的兵力，大大地便利了中国与美英的对日战争。
日本侵略者曾积极准备了对苏联的进攻。
在日本国家政策研究会于1941年所拟订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中，有一章是“苏维埃领土的未来”，其中规定着德日两国共同瓜分苏联，而且规定着德日两国的国境线以鄂木斯克为界。
在希特勒德国开始进攻苏联之后，日本便在中国的东北集结兵力，准备等待有利时机，以实现它与希特勒匪徒会师鄂木斯克的梦想。
1941年06月，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共计四十八万人，可是到了同年的09月01日，已增加到一百万人，并配备了五千门大炮，一千辆坦克，一千架飞机。
如果再加上集中在朝鲜、内蒙古和南库页岛的军队，那么这时候日本准备用以对付苏联的兵力，就要占它地面部队总数的一半（当时日本陆军总数是二百一十万人）。
1942年08月，希特勒匪徒发动斯大林格勒大战之后，日寇又重新加强其在东北的兵力，人数达一百一十万人（当时日本陆军总数为二百四十万）；
并且还成立了两个参谋部：
一为齐齐哈尔的北线参谋部，一为在牡丹江的东线参谋部。
上面的事实显然地说明了：
日本曾经等待过莫斯科或者斯大林格勒的陷落，不过日本侵略者所等待的这样有利的时机并未发生。
希特勒匪徒在莫斯科溃退了，其后又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悲惨失败。
但是日本侵略者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放弃了它进攻苏联的罪恶计划，一直到1945年时，它依然在东北、朝鲜保持了将近一百万的兵力。
1941年至1945年，苏联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也牵制了日本精锐部队关东军的全部力量，对于对日战争作了重要贡献。
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事实。
（三）苏联对日参战，促成日本的失败和投降
1945年02月11日，苏联还在全力对德作战的时候，即在美英苏三国领袖举行的雅尔达会议上，同意在击败希特勒德国后参加对日作战。
雅尔达协定中规定：
“苏美英三强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
1945年05月08日，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使日本侵略者在全世界范围内陷于孤立与绝望的地步。
这种形势，日本法西斯政府也开始感觉到了。
他们一面在1945年06月09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而准备“决战”，一面又向苏联提出调停远东和平的请求，进行外交的欺诈，以拖延时间，避免投降。
苏联忠实于对盟国的义务，拒绝了日本的请求，并于
1945年08月09日对日宣战。
08月1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对日宣战，并以军队与苏军并肩参加对日作战。
1945年08月09日起，苏联以强大的陆空军与太平洋舰队参加对日作战，向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苏联红军以雷霆万钧的力量，突破了日军的防线，摧毁了日军的抵抗。
在08月09日至22日的十四天内，苏军以迅速勇猛的战斗，在中国东北境内向前推进了五百公里至九百五十公里，解放了全部东北、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日本的关东军在这一猛烈的打击下迅速瓦解。
由1945年08月09日至09月09日这一个月的期间，向苏军投降的日军官兵达五十九万四千人，被击毙的达八万多。
日寇的伤亡总数，在六十七万四千人以上。
苏联的参战和对日本关东军的毁灭性的打击，促成了日本的投降。
在苏联参战以前，日本侵略者还打算凭借着中国的东北和朝鲜为其后方，来进行“本土决战”的，因此在本土和东北保持了它大部分的兵力。
当时日本的全部兵力为七百五十万，在本土、东北和朝鲜的共四百八十余万（内中有一百二十万是海军）。
苏联的参战，使日本“决战”的计划澈底破产。
苏军迅速摧毁了日本的精锐的主力部队关东军，迅速解放了东北和朝鲜，因而剥夺了日本进行“决战”的一切凭借，而使它不得不屈服投降。
上面的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
苏联的参战最后改变了远东的形势，缩短了战争，对结束对日战争作了最重要的贡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