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青年保卫和平的伟大示威
三届世界青年和平联欢节开幕
我国与苏联朝鲜的代表团受到全场欢呼
【新华社06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06日讯：
第3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于05日在柏林的乌布利希广场上开幕。
在晴朗的阳光照耀着的广场上，可容八万人的看台和所有的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广场附近的街道上的扩音器下，也站着密集的人群。
下午一时十五分，乐队奏起进行曲，九十多个国家的青年的优秀代表们开始列队行进。
领头的一队青年举着带有联欢节徽号的白色大旗。
后面跟着是各国青年代表团，按着各国国名的字母顺序，列队在主席台前走过。
英雄的小国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走在这一支伟大的青年和平战士的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的最后面是德国青年的行列。
每一个代表团都受到观众暴风雨般的欢呼。
五星红旗后面出现了中国青年代表团的队伍，全场的人们都起立鼓掌，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年代表团。
看台上传来一片“毛泽东万岁！”
的欢呼声。
广场上的人们都一致热烈欢迎英勇的朝鲜青年代表团。
五个身穿朝鲜人民军制服、胸前佩着勋章的青年英雄率领着这支队伍。
朝鲜的青年们昂首大步前进，他们高举着共和国的旗帜，就在今天，英勇的朝鲜人民正在这面旗帜下对美国侵略者进行着流血的斗争。
苏联青年代表团出现了。
所有到场的人都站起来，挥动着他们的手，成千上万的被同样的感情所激动的人们欢呼着“斯大林万岁！”
当苏联青年代表团沿着广场行进时，欢呼声愈来愈响亮。
各国代表团通过主席台后，就排列在广场上的草地上，乐队奏起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
负责筹备联欢节的国际委员会主席、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比林格尔宣布第3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开幕，并向到会的各国青年代表致贺。
这时，运动场中的旗竿上升起绣有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徽章的旗帜，几千只和平鸽在万人欢呼声中飞入天空。
和平接力长跑者也跟着出现在运动场上，他们把二十六个国家的青年致联欢节的和平书递给了比林格尔。
接着，国际学生联合会主席格罗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皮克、苏联青年代表团团长米哈伊洛夫、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冯文彬、法国和美国进步青年的代表、以及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主席昂纳克相继向大会致贺词。
大会结束后，德国运动员开始表演。
按照着庄严的《斯大林颂》歌声的节拍，绿色的草地上出现了英、俄、德三种文字的“和平”字样。
同时，在运动场近旁一片宽阔的沙坡前面，衬托着一幅彩色的斯大林的画像。
最后，苏联的狄纳摩足球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联队举行足球比赛。
当日晚间，外国和德国的合唱队在柏林各个灯光辉煌的广场上举行音乐会。
外国青年代表和柏林市民欢乐到深夜。

全国人民电贺党的三十周年
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人民，包括个人和团体，纷纷打电报或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些团体和个人的名单，除已发表者外，陆续发表如下：
苏州市苏纶纱厂工人裴招娣、天赐庄私立东吴大学范烟桥、苏纶纱厂工人袁二宝、苏纶纱厂织部筒子间乙班工人龚惠琴、绸布工人徐超。
苏州市人民政府周雪华。
苏州纱厂工人萧小妹。
苏州市人民文化馆工人业余学校学员张太芳、姜书云、浴业三分会职工许志坚。
中国土产公司苏州市支公司职工代表芮和勋。
锡滬长途汽车公司生产小组长周广生、先进小组长任其昌。
苏州市私营通义协油厂职工沈幼松、日新池浴室职工夏开智、大昌铁厂工人倪林根。
苏州纱厂细纱间工人刘凤珠。
苏州市食品业第49分会盐业职工邓超龙。
常州专区溧阳中学赵一曼班学生朱曦。
常熟县立中学一年级甲组代表尹达人。
溧阳中学学生童自英、周容度、郭秉璋、盛进元、周普堂、史全富、陈洪宝、吕文华、周东礼、黄荣德、张超华、沈慕昌、濮皓农、黄杏珍、狄政、沈洪清、黄玲琍、冯蓓、葛卫、蔡恒茂、史锁全。
苏南嘉定嘉丰纱厂陈企敏。
海阳县第11区埠南村农民通讯员王吉忠。
费县任郝庄王玉照、王兴文。
无棣县马家村初级小学李相丕。
海阳县后黄塘村青妇队邹德贞。
博兴县农民刘俊方、高允孟、赵序堂、支秀英、赵岐鸣。
福安县城厢镇林文褣。

在第3届世界青年与学生
和平联欢节开幕典礼上的演说
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冯文彬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年代表团和全中国青年，以无限的兴奋来迎接第3届世界青年学生的和平联欢节。
我们热爱和平的中国青年很高兴能够又一次地与全世界的青年和平战士一道，向全世界表达我们坚强的爱好和平的愿望，向所有的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们表示坚决的意志：
“我们要求和平！”
在这里，我代表中国青年向全世界青年的榜样—光荣的苏联青年致兄弟的敬礼！
向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青年们，向英勇的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而战的朝鲜青年朋友们致兄弟的敬礼！
向正在为祖国的自由独立而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青年朋友们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和平战士们致兄弟的敬礼！
我们特别要向德国的青年朋友们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对中国代表团热烈的欢迎与招待，并祝贺热爱和平的德国人民与青年在皮克总统的领导之下，在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统一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西德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目前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正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
在东方，一年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对和平的朝鲜人民进行着极其野蛮的侵略，并且正在加紧武装日本，肆无忌惮地进行单独对日媾和。
在西方，他们正加紧武装西德，他们恶毒地进行反苏反共反和平的宣传。
帝国主义者所制造的战争危机正威胁着全人类，保卫和平是当前全世界人民和青年严重的和迫切的战斗任务。
今天我们全世界九十多个国家的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政治宗教信仰、不同阶层和不同职业的青年，在伟大的和平旗帜下冲破了并粉碎了战争贩子们千方百计的阻挠，在欧洲和平斗争的前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柏林召开了第3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
毫无疑义的，这是我们拥护和平力量的一次伟大的检阅，这是和平的胜利。
这一事实说明全世界青年都有着爱好和平的热烈的愿望，都有着为和平而战的坚强的意志和决心。
在伟大的毛泽东主席教导下的中国青年，是热爱和平的并且也懂得如何去争取和平及保卫和平。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台湾的侵略罪行，激起了中国青年的无比义愤。
为了维护祖国、帮助朝鲜抵抗侵略，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民一道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九个多月来，侵略军已被歼灭了二十余万人，其中美军达十余万人。
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的这一正义行动给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以严重的打击，造成了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
和平不能哀求，和平必须争取。
三亿四千三百余万的中国青年与中国人民签名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三亿三千万余人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
中国青年愿以保卫和平的实际斗争，作为对第3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的献礼。
中国人民的胜利，鼓舞了亚洲亿万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积极性。
现在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们不仅已经被赶出中国大陆，在朝鲜被打得头破血流，而且在越南、在马来亚、在菲律宾、乃至在全亚洲，他们的罪恶统治也都受到伟大的觉醒了的人民力量的抗击。
事实日益显著地证明吸血的殖民主义者在东方已日益接近彻底的破产了。
任何挣扎的企图都必然要失败的。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不允许帝国主义者再使人类的文化遭受浩劫，不允许战争贩子们来造成千万孤儿寡妇与残废，不允许他们把无数的医院、学校、工厂、花园变成沙漠废墟。
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吧，更英勇地斗争吧！
让和平的敌人战争贩子们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一切怀有爱好和平的善良愿望的青年联合起来，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旗帜下、向持久和平、人民民主与青年们更美好的将来前进！
中国青年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青年保证，中国青年永远是你们忠实的朋友，中国青年永远将为世界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事业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祝贺第3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胜利！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青年大团结万岁！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生联合会万岁！
世界持久和平万岁！
德国人民领袖皮克总统万岁！
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
世界和平的旗手、世界青年的导师伟大的斯大林大元帅万岁！
（新华社柏林06日电）

志愿军某部领导机关嘉奖有功连队
【新华社朝鲜前线05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领导机关颁发嘉奖令，嘉奖在华川以北阻击战中以少胜多、大量歼敌的七个有功连队。
其中立集体一等功的有两个连队，即某团第6连和某团第5连。
第6连在扼守某高地中英勇机智，连续击退敌人五个连数次猛攻，在反击战斗中又用一个小组歼灭敌人一个排。
该连在五天战斗中，以伤亡四十人的代价，杀伤敌人三百余名。
五连在坚守华川城北某高地时，被敌人三面包围，但他们仍英勇地抗击了在二十辆坦克、四架飞机、一个榴弹炮团掩护下的两营敌人的五次集团冲锋，扼守阵地四天，以伤亡三十余人的代价杀伤敌人二百余，予疯狂冒进的敌人以沉重打击。
立集体二等功的有五个连队，即某团“杨根思英雄连”，某团第6连，某团第7连，某团第8连，某团第2连。
“杨根思英雄连”于06月06日晚以两个排兵力反击某高地上的敌人，连续夺取四个山头，歼灭美军一个连，缴获重机枪四挺。
第6连在华川西北某高地的阻击战中，仅用两个班的兵力，就抗击了在七辆坦克、四架飞机与猛烈炮火掩护下的一个营敌人的连续攻击。
他们打光了手榴弹，就用石头与敌人拚杀，共毙伤敌一百五十余名，而阵地屹立未动。
第7连在坚守某山八天七夜中击溃敌人九次猛攻，毙伤敌人近三百名。
第8连在某高地的阻击战中，击溃敌人大小十余次攻击，毙伤李伪军四百余名。
该连奉命撤退时，其第3排被敌包围。
但在排长沈如根的沉着指挥下，该排在突围作战中沿途又杀伤敌人百余名。
第2连在某地阻击战中，以三十余人的伤亡杀伤美军二百余人。

我们伟大的祖国
抗美援朝的宣传运动，正在逐步发展到少数民族地区。
在这里，西康木雅区塔公乡牛场的藏族人民，正在讨论如何作好抗美援朝的工作。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权威方面
揭露美方所提军事分界线真相
希望世界人民对美国这种阴谋严重注意
【新华社平壤06日电】
美国方面在朝鲜停战谈判会议上所提出的军事分界线方案的具体内容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全世界关心的问题。
美方日来忽然一再宣称他们的军事分界线方案就是以现有战线为标准的方案，李奇微总部新闻处并于今日发表了所谓“辟谣”的声明，宣称关于美方要求在现有战线以北建立分界线的说法是“谣传”。
但东京“盟军”总部却在07月31日、08月04日两次公开表示美方提议的军事分界线是在他们所谓海空前线鸭绿江、图们江与现有陆地战线之间。
因此真相究竟如何，就成为疑问了。
至于中朝代表团所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是举世皆知的。
为使世界人民得以客观地评判双方关于军事分界线提案的是非起见，记者特就美方所提军事分界线方案的真相访问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权威方面。
据告：
美方所提军事分界线方案是符合于东京“盟军总部”所两次透露的方案的。
所谓美方军事分界线提案乃是以现有战线为标准的说法，却是完全不合事实的。
美方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是作为他的非军事区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其军事分界线位置在三八线北现有战线很远前方的我方阵地之内，即从东海岸西峨里（高城北偏西十公里）起，向西南至昌道里（金城北十公里），再向西至道修岱（平康北十公里），再向西南至猪滩里（金川西北四公里），至大庆里（金川西三十三公里），向西南至桥项洞（海州东南十七公里），再向南直至西海岸一线。
其所提非军事地区的南缘和北缘，则为以此线为中线向南向北各伸出十英里的两线。
以此方案的军事分界线为准，美方目前阵地在临津江以东向北推进十八至三十一公里之远，在临津江以西地区其推进之深度竟至五十公里。
其在临津江东西推进地区之总面积为七千四百余平方公里。
而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这个军事分界线以南的地区是应该由美方阵地中划出的，美方故意将这个非军事区的南缘与军事分界线混为一谈，以图混淆视听，但这是骗不了人的。
即以这个非军事区的南缘而论，在临津江以东他们也把他们的目前阵地向北推进五至十五公里；
而在临津江以西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现有阵地，但也划出了大块面积作为他们休战后的阵地。
这样，以这个非军事区的南缘为准，他们也向前推进了三千二百余平方公里。
根据美方提案，休战后的美方前线（即非军事区的南缘），应该从现有战线向前推进三千二百余平方公里；
而根据同一方案，休战后的我方前线（即非军事区的北缘），在临津江以东则须从现有阵地后撤三十八至五十三公里，在临津江以西后撤约六十八公里，共退出约一万二千余平方公里。
记者于获悉美方军事分界线方案以后，认为完全有必要把这个荒谬狂妄的提案的真相公之于全世界一切公正的人士之前。
谁都知道朝鲜战争之所以有停止下来的基础，就是因为实际上交战双方的军事力量在现阶段中是处于平衡状态之下，而全世界人民又如此迫切地要求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首先停止朝鲜战争，因此才有在三八线上停止朝鲜战争的普遍呼声，因此才有马立克号召双方撤离三八线以停止朝鲜战争的公正提议，因此才有这次开城谈判得以举行的前提。
但美方竟以其莫须有的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提出如此荒谬狂妄的方案，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美方同意举行停战谈判是否具有诚意，抑系仅为借此蒙蔽世界舆论，欺骗美国及其他参加侵略朝鲜战争国家的人民、士兵，并且欺骗那些原被胁迫参加侵略现在渴望结束战争的国家的政府，而实际上则有意使谈判失败，以便继续进行其为全世界人民所反对的干涉朝鲜的不义的冒险战争。
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于美国当局的这种阴谋，应当严重注意。

美军在谈判期间加紧攻击行动
中朝部队坚决打击进犯敌
十天歼敌五千余毁美机百架
【新华社平壤06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
当美方一再无理地拒绝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建议，而使停战谈判不能进展之际，美国侵略军和李伪军日益加紧其在前线的攻击行动。
在东线，从07月27日起，美军连日以四个营到五个营的兵力，猛攻杨口东北的大愚山。
我守军奋战四昼夜，使犯敌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目前敌人正在补充因伤亡所缺的人员，有继续向北侵略模样。
在西线，美李军也不断地进行袭击，但都遭到与东线同样坚决的阻击。
07月30日，美军一个营分二路进犯铁原西北地区，被我前哨部队以伏击战击溃。
其中进到山明湖的一路敌人，遭受了二百余人的损失。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全线都以这种严阵以待的姿态，监视敌人在停战谈判期间的军事活动，并予进犯之敌以坚决的打击。
自07月21日到31日，中朝人民部队共计歼敌五千二百余人，其中美军占二千九百余人。
疯狂活动的美国空军，所遭受的打击也极惨重。
在这十天内，中朝人民部队在前线和后方的上空，击落击伤敌机一百零六架，相当于歼灭了敌人两个战斗机大队。

“美国和平十字军”号召国内人民
反对美政府阻挠谈判
【新华社06日讯】
塔斯社纽约06日讯：
“美国和平十字军”干事乌法斯牧师与李查逊向报界发表声明，号召一切爱好和平的美国人要求美国政府不再阻碍朝鲜停火谈判。
声明说：
“目前，因为提出了把缓冲区伸延到三八线以北的问题，休战谈判可能随时破裂，已经很可怕的杀戮与毁坏可能要变得更加可怕。
世界和平可能受到无限的危害。
我们的官员为什么采取这种顽固的不妥协的态度呢？
这当然不是美国人民的态度。”
声明于是敦促人民要求杜鲁门训令美国谈判代表使停火谈判迅速顺利结束。

美政府竭力阻挠朝鲜停战谈判
企图使国会通过庞大备战费用
【新华社06日讯】
自从朝鲜停战谈判自07月初开始以来，杜鲁门政府已一再透露了严重的恐惧，害怕美国人民因停战谈判而趋强烈的要求和平的愿望会使国会不敢通过政府提出的各项备战费用法案。
因此，它正企图以拖延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来强使这些法案通过。
杜鲁门政府目前要求国会通过的法案中，有1952年度（自今年07月01日开始）数达六百六十五亿美元的军事预算案，1952年度增税一百亿美元的法案，1952年度武装仆从国家的数达八十五亿美元的所谓《共同安全计划》法案。
这些法案通过与否，关系着美国备战计划能否继续推行。
但是，由于这些法案要求已经备受压榨的美国人民作更进一步的牺牲，因此也就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随着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可能之出现，这种反对就不可避免地更加强烈起来。
早在今年05月间，即朝鲜还没有举行停战谈判之前，美国经济稳定局局长蒋士顿就透露过，政府在推行备战计划时最感烦恼的是人民“普遍地不愿意承认全国紧急状态的存在”。
而在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后，美国人民的这种反抗情绪显然是更加不可遏制地增长了。
07月02日，即马立克建议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后不到十天，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就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席上恐惧地预告“把孩子送回国来的要求将很强烈”，这种要求“可能强烈到难以拒绝的程度”。
但是，仅仅二十五天以后，美国人民这种和平愿望的发展就已经超出了马歇尔的预料。
他07月27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席上公开承认：
“美国人民对苏联的一个声明竟有这种反应，这是我所不能想像的。”
这种情况使得他惊叫马立克的建议“已经非常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防御（应读为备战）计划”。
现在，使杜鲁门政府焦躁不安的事实是：
上面这些已经提出了好几个月的法案，国会都还没有通过，而随着国会外人民抗议的增长，国会内一向怀疑杜鲁门政府侵略政策的效果的共和党人也根据美国侵朝一年得不偿失的事实，日益表示反对杜鲁门政府再以数百亿美元的巨款填进侵略事业的无底洞中去。
《纽约时报》不久前曾对此悲叹：
“纪录显示：
在有危险时，我们能艰苦地前进，而如果压力减小，我们就想松弛下来，正是这种变动的情绪给动员造成了困难。”
在这种情形下，杜鲁门政府的官员正在竭力鼓吹国会有迅速通过上面各项备战法案的必要。
其中，说得最明显的是美国国防动员署署长威尔生。
他在07月04日交给杜鲁门的第2季报告中大声疾呼：
“如果国会把朝鲜和谈当作结束管制和减少武器经费的信号，则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应读为帝国主义阵营）将遭到危险。”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鼓吹，在美帝国主义者看来，要把各项备战费用强加于美国人民身上的最好办法是尽力阻挠朝鲜停战谈判，拖延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以继续保持人工制造出来的战争歇斯底里。
马歇尔07月30日在美国众院军事拨款小组委员会上力言应迅速通过六百多亿美元军事预算时，就有意地强调“朝鲜停战谈判一定会碰到严重困难”。
当时，一位议员问马歇尔：
在今后六个星期中参众两院讨论军事预算期间会不会知道谈判有什么结果？
马歇尔肯定地回答说：
“我认为你不会知道的。”
马歇尔的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
美国为使国会通过庞大的备战费用，不惜制造困难，拖延朝鲜停战谈判。
这就是最近以来美国政府死硬地无理拒绝在三八线停战的原因之一。

美方代表仍未来开城
停战谈判会议昨又未能举行
【新华社平壤06日电】
本社记者由朝鲜前线总部获悉：
08月06日联合国军代表团仍未来开城，朝鲜停战谈判会议因此未能举行。
08月05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提出我方警卫人员违反开城中立区协议的事件以后，金日成将军与彭德怀将军为了使谈判会议不致因这类偶发的枝节事件而受到阻碍，已在08月06日上午七时（朝鲜时间）通过广播答复，保证我方警卫部队不再发生违反中立区协议的偶然事件，并请对方代表团即来开城赴会。
我方代表团又在06日上午八时将书面复文通过双方联络官转交联合国军代表团。
但联合国军代表团方面至今尚无答复，亦未前来开城赴会，以致举世瞩目的停战谈判会议在08月06日晨未能举行。

美方借口偶发事件不来开会
是有意阻挠会议的又一明证
我方绝未因美方数次有意破坏中立区的行动，而停止开会。
【新华社开城06日电】
来此间采访停战谈判会议的我国各报刊特派记者联合报道称：
李奇微借口我中立区警卫部队误入会场地区的偶发事件，命令乔埃破坏其亲口约定，08月05日不来开城开会，是美方借故阻挠会议进行的又一明证。
乔埃在04日会议中只要求我方注意此偶发事件，并约定05日晨十时开会（美方代表团04日发表的公报中也是这样说的）。
此偶发事件本已完了。
但04日深夜李奇微在东京召开历时五小时半之紧急会议，会后致书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声明不来开会。
美方这种前后矛盾的慌乱行动，证明美方因其关于军事分界线的无理要求已被揭穿，慌乱之余，硬找题目做文章，借以争取时间，调整其已乱的步骤。
关于04日偶发事件的调查结果，我方联络官已在05日晨九时半通知对方，说明这一事件的发生是我中立区警卫部队参加讨论维持中立区治安会议，误入会议区。
我方并已命令负责警卫司令部应严守不得进入中立区的命令，并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但美方代表团未来复会。
这种小题大做，和因记者问题停会一样，只是在世界面前证明美方有意阻挠会议进行。
与美方这种借故阻挠完全相反，我方绝未因美方数次有意破坏中立区的行动，而停止开会。
飞往北朝鲜轰炸和平居民的美国飞机，日夜飞过开城上空，破坏中立区。
为造成紧张气氛，美李军自07月10日开会至24日，在中立区外围侵扰十七次，美李舰艇亦每日在中立区外围向我阵地轰击，炮声在开城清晰可闻。
07月16日下午五时四十分至六时十分，美军以卡宾枪、机枪向划为中立区的我阵地板门店射击三次，参加射击的美军最多时达二十人。
对以上各种破坏开城地区中立的行为，我方仅要求美方注意，并未借故停会，亦未发表。
从对于有关中立区事件的不同态度中，人们也可以看出我方是诚意希望停战早日实现，美方是有意地阻挠与破坏谈判的进行。

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答复李奇微
我已再度命令我方警卫部队不进入开城会址区
望李奇微接到答复后即令其代表团来开城复会
【新华社平壤06日电】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顷发出对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的答复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来电已经收到了。
关于08月04日十三时我方开城中立区的警卫部队违反协议，携带不适当的武装并误入会址区一事，我们的首席代表已经命令他的联络官张春山上校于05日晨九时三十分通知你方代表团此次违反协议事件发生之经过，并告以我方首席代表已再度命令开城中立区的警卫部队负责人员切实注意警卫部队不得进入会址区的规定，并保证严格执行该项命令，以使这类事件不再发生。
为了使我们的会议不致因这类偶发的枝节事件而受到阻碍，我们已再度命令开城中立区的我方警卫部队，严格遵守07月14日的协议，并保证不再发生违反协议的事件，希望你接到我们的答复后，立即命令你的代表团前来开城复会。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按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08月05日的来电如下：
金日成将军：
彭德怀将军：
据目击者正式查明，并经照片与电影片证实：
08月04日十三时四十五分左右，在离开城谈判地点约一百码以内的地方发现了不属于联合国军的武装军事部队。
这些部队约有一个步兵连，正向东方开行，并装备有步枪、手枪、手榴弹、自动武器和迫击炮。
请你们注意以下各节。
1951年07月13日我曾向你们发出广播通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要求的保证是简单而微少的。
这些保证包括建立一个双方同意的会议地区，有适当面积，完全没有任何一方的武装人员，这是首要的先决条件。”
在同一通知中我曾说：
“因此，我现在建议彼此协议划定一个圆形地区为中立区，这地区大致以开城的中心为圆心，半径为五英里。
这个中立区的东面以我们的部队目前的接触地点板门店为界。
我建议，我们双方同意在我们整个会议期间在这个中立区内不得从事任何敌对行动。
我建议，我们同意会议地区和双方代表团一行人员前往该地区所经过的各条公路完全不驻扎武装人员。”
1951年07月14日你们答复了我这个通知，其中说：
“你的07月13日的来信收到了。
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的中立区。”
现在我请你们注意这种公然地违反了我所要求并且经过你们答应的保证的事件。
联合国司令部的代表团一待得到对于这种事件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和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保证时，即准备继续谈判。
同时联合国司令部代表团当留在联合国军的阵线以内。
我等待你们的回答。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

专靠包商是做不好工程建设的
——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盲目依靠包商的恶果
陈迹
任务完成不到五分之一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有些干部依靠包商从事修建工作，以致工程任务不能按期完成。
在该局修建的宝（鸡）天（水）、天（水）兰（州）两线工程中，有些干部接受了工程任务后，马马虎虎地和包商签订合同，又没很好地检查和监督包商，以致1951年的四个月中，只完成原计划任务的百分之十八。
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着新建工程的进展。
而且，包商偷工减料，返工现象一再发生，浪费惊人。
甚至该局的干部也说：
“究竟浪费了多少钱，无法计算。”
在宝天、天兰两线承包工程的包商，完全以营利为目的，根本就不关心工程完成得如何。
如瑞成营造厂经理（包商老板）沈志才，是从上海来的一个“光棍”，在天水活动到了土石工程的投标后，因找不到铺保，花了四、五百万元买了个“铺保”，就和工程局订了合同，向工程局借支十万斤小麦，顿时成了“富翁”，吃喝嫖赌，无所不为。
有些包商根本没有什么资本，却在天水挂起“公司”“营造厂”的招牌，承包铁路工程，混水摸鱼。
工人受着多种残酷剥削
在包商支配下的工人遭受着包商多种封建形式的剥削。
包商剥削工人的主要方法，竟有二十种之多：
包商招收工人之后，说新工人工作不熟练，试工三天至一个月，试工期间只付饭钱，不付工资；
工人所得的工资，尽归包商。
包商隐瞒工人作工方数。
如程远营造厂包商一次竟克扣工人所作方数总价二万二千斤小麦。
包商向该局包工是以方数计价，但对工人则采取两种方式。
工人工率高，则以日计资；
工率低，则以方数计资。
包商向该局报坚土，但对工人则说松土，从中取利。
合同规定每方坚土的工资是一百九十斤小麦；
而包商却按一百四十斤发给工人。
合同规定管理费应给工人开支医药、雨具等费，但这些费用尽被包商收入私囊。
包商假说工程局不发钱，随便给几个钱，叫工人走。
工人走后，工资尽入包商手中。
包商在工棚旁边设立商铺，出售工人日常必需用品，包商故意延长发放工资日期，使工人无钱，只好到包商商铺赊买用品，而包商则任意抬高用品价格。
工人伙食由包商管理，从不公开伙食帐目。
工人交的是白面价钱，吃的却是玉米面。
由于这多种剥削的结果，很多工人工作很久，拿不到一文钱，有些工人反而倒欠包商的钱。
包商任意殴打工人，第3工程队包商，在一个工棚内捆打工人就有十二次之多。
在包商剥削和压迫下，工人生活极其苦痛，每日三餐很少看见油花；
偶尔吃一次面条，也因为面粉质量太坏，面煮成了浆糊。
工人说：
“我们像是吃素修行，从没闻过肉味！”
又说：
“刚吃过饭，肚子又饿，但又不想吃那种饭。
这叫咱们怎么能干活呢？”
工人的衣服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破；
在冬天工人常穿不着棉裤。
大兴合记的一个工棚内，住了八十多人，棚内一片昏黑，地上高低不平，又潮又湿，腐败气味，闻之发呕。
工人生了病，就被包商开除。
许多工人因为受不了包商的压榨，只好讨饭回家。
他们说：
“中国解放了，咱们没解放！”
包商们又利用封建关系和欺骗手段剥削工人，以所谓“八大弟兄”“十大弟兄”“唐山帮”“河南帮”“老虎班”“豹子班”等类封建性的组织，欺骗蒙蔽工人，以达到残酷剥削工人的目的。
有些干部怕麻烦，不关心政治
为什么在今天，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的有些干部还依靠包商来从事修建工作呢？
为什么竟眼睁睁地让包商残酷地剥削工人而不过问呢？
这是因为他们根本忽视了政治问题，对于在工程中应该依靠谁的问题认识不清，对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不容许封建剥削存在这个原则性问题采取了漠视态度。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有些干部说：
“包商包修了工程，咱们做起事来比较简单。”
他们对于新修西北大干线这样伟大的工程，竟然抱着这种怕麻烦的态度，所以他们马马虎虎地把工程任务交给了包商。
只要包商在合同上签了字，他们就以为自己没有责任了，于是只是坐在办公室内“办公”，不检查包商所做的工程质量，不督促包商按期完成任务。
宁愿包给包商，不愿包给民工
在这种怕麻烦的思想支配下，他们宁愿把工程包给包商，却不愿让民工来包工。
他们说：
“民工是当地政府领导的，由他们包工就太啰嗦了。”
虽然当地政府想尽种种方法，把民工组织起来，等待他们发给工程任务；
但他们不予置理，偏偏把工程任务一批批地发给包商，故意让民工在那里白等。
他们为什么对民工这样不感兴趣呢？
就是因为民工有了组织，有了领导，时常找他们交涉材料，商量工程中的问题，有时对于他们那种不深入现场的官僚主义作风还要批评几句。
这样他们就感到民工“太啰嗦”了。
当他们看见包商那样地驯服，那样地听话，他们就越发不愿和民工打交道，就越发信赖包商了。
盲目地相信包商“有技术
他们还觉得包商“有技术”。
实际上在西北铁路干线包修工程的包商是没有什么技术的，有技术的却是直接领导施工的工头和广大工人群众。
但是我们这些干部并不调查这个实际情况，一听说包商“有技术”，他们就大嚷大叫：
“包商有技术，不靠他们怎么行呢？”
他们有了这样的单纯技术观点，自然不会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对于那些包商残酷地剥削工人的事实，也就不闻不问了。
他们以为要过问这些事，必然会惊动了“有技术”的包商，引起很多的“纠纷”，阻碍了工程任务的完成。
不教育工人，不组织工人
他们又认为：
“包商招收的工人，自然是由包商来管，我们过问不了。”
所以他们就放弃了对工人进行教育的责任。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有些干部并不是不懂得依靠工人这条原则，但当他们在实际做的时候，就没有牢牢地把握住这个原则。
他们忘记了西北铁路干线的工程是必须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发扬他们的积极性，才能完成任务的。
有些同志嫌教育、组织建筑工人的工作太复杂太艰苦，特别是包商招收的工人，成份太复杂，太缺乏组织性。
但是如果说，因为困难和复杂，而不去做这个工作，那么除了因为我们这些干部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工人被剥削而不闻不问的腐朽思想而外，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我们这些同志不去做这个工作的其他的原因呢？
事实证明：
教育和组织包商招收的工人群众，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由此来根绝残酷的封建剥削，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
在该局包工的新中燕记包商的工程中，由于当地政府和负责施工的干部注意了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所以初步减少了封建性的剥削，提高了工人的劳动情绪，新修隧道的土木工程的效率提高了一倍。
这个事实说明了：
包商招揽的工人，是可以发动起来废除封建剥削、把工程做好的。
然而在该局其他包商中，因为我们的干部没有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工人工作效率极其低落。
有些干部问工人：
“你们为什么工作不积极呢？”
工人马上回答：
“我们为什么积极呢？
我们积极了，对包商有好处，对我们并没有好处呵！”
必须依靠工人实行民主改革
要想改变目前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完不成任务的局面，就必须教育和组织包商招收的工人群众，实行民主改革；
依靠工人群众，来按期完成工程任务。
任何想依靠包商来完成任务的思想是不对的，是必须反对的。
依靠包商的思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的产物。
今天我们的社会性质已经改变了，我们必须反对这种恶劣的思想，必须树立起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坚决地肃清包商对于工人的残酷的封建剥削。

工农联盟的伟大力量
——记修建润河集分水闸的工人和民工
在淮河中游润河集分水闸工程进行期中，各种技术工人领导民工协同工作，并以自己的先进技术教给民工，因而克服了工程中缺少技术工人的困难，更充分显示了工农联盟的伟大力量。
参加分水闸工程的技术工人和民工共四万多人，其中技术工人约一万人，他们都是来自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及皖北各城镇。
分水闸的混凝土工程开始后，十种以上不同的技术工作同时进行，工地上的技术工人因此大大不够分配，这时，工程领导方面立即决定挑选民工学习技术工作。
民工初参加工作时，工人们帮他们搭工棚，搞伙食；
下雨时，有的民工工棚漏雨，工人们就将自己的床铺和席子让给民工睡，把衣服借给民工穿。
民工们亦主动地帮助工人拿工具，烧饭，送茶水等；
工作中的零碎活以及收工前后整理工具等工作，民工们都争着做，叫工人多休息。
工农密切接近后，工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到农民连年遭受水灾的痛苦，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帮助农民在经济上翻身。
在工人的积极帮助和耐心指导下，大批不久以前只会挖土担土的民工都很快地学会了技术。
三十六个铺设轻便铁道的工人中，有三十个是训练出来的民工。
他们有的过去连铁轨都未见过，经工人们采取边讲边做的办法教授，民工们很快便学会了铺路、养路、打道钉等技术。
学习在铁轨上推斗车的二百多个民工，初学时每天要翻七、八次车，后来已能基本上消灭事故。
此外，还有很多民工学会了黄砂和石子的配合比例，和使用混凝土拌和机的办法，以及开动抽水机的技术等。
规模宏伟的建设，激起了民工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对工人阶级的尊敬。
当他们看到大批机械运到工地上和工人们熟练的工作技术时，一致钦佩地说：
“没有毛主席出主意，没有工人老大哥的本领，单靠我们挑土打坝子，淮河咋能治好呢！”
霍邱县马石中队的全体民工并写信给五金、洋灰工人致敬，感谢他们建造了分水闸。
学铺轻便铁道的民工表示：
以后如果需要铁道工人，他一定参加。
民工穆道华说：
“冬学课本上说工人是领导阶级，咱还弄不清这道理，这次亲眼看到工人老大哥的力量实在伟大，农民翻身必须倚靠工人阶级。”
颍上县耿庄子民工游孝春，指着工地上的油筒和启闭机械问一个工作干部：
“这些机器是不是向外国买的？”
工作干部告诉他这是上海工厂制造的。
他兴奋地说：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连一把小洋刀也是什么‘美国货’、‘英国货’的，咱们新中国可真了不起，毛主席真有办法。”
（新华社）

治淮工程中涌现了一万多名劳动模范
皖北一百多万治淮民工和大批参加治淮工程的工人、工程人员和医生们在春季治淮工程中积极工作，其中一万多人在工程结束后光荣地被评选为治淮劳动模范。
春季治淮工程结束后，沿淮河各县与各专区均相继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治淮劳动模范们分别在会上报告了他们的模范事迹，总结了工作经验，并获得奖章、奖状和锦旗等。
这些治淮劳动模范们在春季治淮工程中，经常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周围民工克服困难，大大地推动了工程的进展。
在皖北淮河中游润河集分水闸工地上，涌现了八百多治淮模范，他们团结了四万多工人与民工日夜紧张地工作，终于使分水闸工程按原订计划在汛前胜利完成。
在修淮河大堤的工地上，阜阳专区特等治淮模范戎西则创造了每天挖土十八公方的最高纪录，成为当地民工们奋斗的目标。
后来，仅阜南一县即出现了二百四十一人每天每人平均挖土七公方到十七点三公方的光辉事例（一般民工一人一天只能挖三公方左右）。
霍邱县治淮模范余方泰在打堤时发现当地土质坚硬，石硪打不结实，他即和民工们研究用石磙代替石硪打堤，这样不仅使工作效率提高一倍，堤防也合乎标准。
最近出国参加柏林第3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的特等治淮模范金秀兰，曾带领一个班的妇女民工，在当地农民称为“铜帮铁底”的滩河砂礓工地上工作，她们即使在天气冷到零下十五度，土塘子冻得像石板的时候，仍然一面扫雪，一面挖土，并创造了掘砂礓和挖冻土的新办法，因而提早三十八天完成了上级规定的任务。
荣获“一等治淮功臣”称号的姚楚寒，是新近从青岛山东工业专科学校出来的学生，他被分配在凤台县禹山坝一段艰巨的复堤工程上担任民工工程指导员，由于他灵活运用了一般取土“由远及近”的法则，使民工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并节省了几百万斤大米的工程费用。
其余当选的治淮劳动模范中还有许多工人、医生和工程人员，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忘我地工作，为治淮工程立下大功，成为治淮队伍中光辉的榜样。
（新华社）

经济生活动态
竞赛中集体英雄主义的榜样
天津市订立了爱国竞赛公约的已经有五千多个小组（九万多职工），有的小组已经创造了不少成绩。
他们做出成绩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全体职工充分发挥各人的能耐，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大家开动脑筋，一齐努力。
像恒大烟草厂的张淑云小组，把组内几个人不同的先进工作法集中起来，加以推广；
电信局的王永祥小组，在劳动模范陈典衡同志的推动下，经常记录工作中的缺点，大家共同研究，集体提出合理化建议。
这些都是集体英雄主义的好榜样，是爱国竞赛公约运动正确的发展方向。
城市合作社按地区联合的好处
北京市城内各消费合作社改变组织形式，由原来按机关、工厂、学校、街道为单位建社，改变为按行政区为单位，建立区联合消费合作社。
原来的合作社，都改组成区联社下面的分销处。
建立区联合社是当前合作社组织工作的重大改革。
过去的合作社，对保障劳动人民生活，稳定物价，起了极大作用。
但在人民购买力提高后，大部分合作社因为社员少，资金小，不能充分发展业务，满足社员需要。
有的合作社资金周转困难，到货太少，货样子又不多，社员就不喜欢买，但开支却很大，所以干部整天坐冷板凳，有时就干赔钱。
此外，过去合作社以机关、工厂为单位建社，如果工人在东城的工厂入社而家住西城，买了面粉、香油还得掏车钱往家运，既不方便，又加重负担。
所以，有少数社员入社一两年之久，从来没到合作社买过东西。
这次合作社改变组织后，克服了上述缺点。
区联社的业务比过去各社分散经营时扩大了，管理费用就相对减少了。
所以，成本降低，售价便宜。
货样全，又物美价廉，销货额就大大提高了。
合作社业务的计划性，也比从前加强了。
从北京市各区联合社成立后的初步成绩来看，可以证明：
城市消费合作社改变组织形式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适合群众需要的。

读者来信
在基本建设工作中应克服步骤混乱现象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对基本建设问题的讨论中，有不少文章指出了基本建设工作中存在的客观困难。
这些困难的确是有的，并且对建设工程起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应该设法来克服它，才能把工作搞好。
从过去登载的文章中以及我本人所体验到的，对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在从事工程建设中所遭遇到一个主要的困难，是计划、设计、预算的制订与批准互相配合得不好。
一个工程的建设应当是按下列几个步骤进行的，先是确定建设的计划，然后进行勘测做出设计，再编造预算，核准后即行施工。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基本建设工作中，有不少地方不是照这个步骤实行的，往往计划还未确定就已施工，这样当然要出很多乱子。
有很多的建设计划不是在事先研究确定，而是在预算批下来后才确定。
为什么如此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很多领导同志对建设工作认识不足，对建设的方针掌握不住，随便就加以修改；
另一方面也是很多领导同志想着“还不知道上级肯给咱几个钱呢，等预算批下来再按钱办事吧！”
因此事前不肯好好计划。
领导方面既如此，技术人员当然更会这样认识，“横竖我所做的设计预算只为要钱的，确实不确实有多少关系呢？”
因此就随便报了个预算。
这样报的预算，在编造的人主观上就没有看重，而且往往是存着“往多处报”的心理，这样当然不合乎实际的。
预算报上去以后，上级财务机关拿到手起码也得三、四个月后才能批下来。
为什么如此呢？
一来是财务部门负责审核预算的人很多是外行，且不了解下面情况，因此不敢立刻核；
二来财务部门也往往存在这样想法：
“你这个预算究竟是否需要？
压你两天看你急不急。”
这样情况下，预算就必需在保险柜中睡觉了，一直要等下面机关催急了，那时预算才会批下来。
但是所批下来的预算也一定较原来的小，因此审核预算的人往往也有“反正他们讨的虚价”的想法。
预算既批下来了，当然就得施工，但是批准的数目既与原报的已不同，这样过去的计划与设计当然就没用了，在这个时候，从事基本建设的人员可要忙了，既要做设计又要准备施工，上面还不住地催：
“预算批给你们了，怎不动工呢？”
因此错儿也往往就出在这儿。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的意见是：
第1，国家应设立一个工程建设主管部门。
这个部门的任务，一方面是搜集和审定各种设计预算资料，并公布之，作为一般设计及编造审核预算的准绳；
另一方面是协助各级政府及财政部门来负责审核检查各项工程建设的进行。
第2，各级财政部门及领导同志应加强对工程建设的认识，努力熟悉业务，对工程预算的审查和批准要慎重，并且要及时。
第3，各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从事工程建设的技术人员，应该认识到建设是百年大计，不应随便处之。
计划设计要慎重考虑，求其无误才送出，不应图快或存着讨价还价思想。
总之，编造预算与审核预算的人，应互相信任，这样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否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设计，也不会有正确的施工。
沈阳市读者曹永
南京长干桥市政建设工程01月施工05月才送出预算编辑同志：
07月10日陈有功同志提出关于人民日报对基本建设中缺点的批评所持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人民企业或事业的管理机构与干部，如果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去注意这些事实，而仅凭工作热情、主观愿望来对待这一非常细致复杂的组织工作与技术工作，其后果必然是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的耗费。
就拿南京市长干桥的市政建设工程来说吧，01月份就施工了，到05月份款已预借得差不多了，才将预算送到财政部门来，工程前后变更了四、五次，其他如下水道与路面的修建等，亦往往因工程设计不精确，而使国家财产蒙受很大的损失。
现在问题是各企业与事业的负责人往往对编制计划和工程设计，还没有养成习惯，当做是个负担。
今天虽然在基本建设上，确也存在着若干困难，尤其是在今天工作发展的需要与我们干部政治、业务水平提高的速度尚保持一个距离，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的情况下，更应强调主观努力来克服，不能在困难面前低头，更不应该把一切错误都推到客观上去。
强调客观原因，必然会自己原谅自己，对个人对工作都没有好处。
南京市读者张海萍
《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中有史实错误编辑同志：
天津联合出版社印行的《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一书，其中“中国共产党介绍”一节有许多错误，兹特提出，希望该社加以改正。
一、该书说“1934年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检讨了十年内战的经验。”
按：
二万五千里长征虽是1934年10月开始，遵义会议却是1935年01月召开的，此书对这一重要会议没有具体指明年月，是个缺点；
而说遵义会议“检讨了十年内战的经验”，也是不合事实的，遵义会议召开于1935年，事实上并没有，也还不能检讨“十年”内战的经验。
二、“1945年召开了七全大会；
毛泽东同志更发表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四大名著”。
这也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前面三本书都是在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发表的，《论持久战》与《论新阶段》，发表在1938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在1940年。
三、该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却不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历分不开的。
该书所介绍的史实，一般都很少注明具体年月，这是个很大的缺点。
此外，文字上也有许多不通的地方。
希望该社将此书加以修订。
张进修
人人出版社不应欺骗读者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革命军人。
04月21日我见到人民日报《书刊联合广告》栏内有上海人人出版社关于《人民百科大辞典》的预约广告，说这部辞典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编写的，资料来源为《苏联大百科全书》，信实可靠，正确无误。
我当于05月09日寄去人民币五万三千元，二十天后因未见书寄来，也未收到预约单据，我即写信查询，未见回音。
06月06日我又去邮局查询汇款，到今天（07月16日）仍未见复信。
07月02日，我又曾写信给人人出版社询问，并附回信邮票八百元，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回信。
我要求人人出版社和山西祁县邮局说明这件事。

刘洁修编辑同志：
04月21日在人民日报《书刊联合广告》内刊有上海人人出版社征求《人民百科大辞典》预约户的广告，我们为了学习与工作上的参考，曾于04月23日寄出预约款人民币八万元，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接到书籍，也没有得到复信。
06月末曾去信追问原因，该社复称：
“原定04月底出书，……但在编校过程中间，仍感到距离理想太远，恐怕未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我社特决定自动停止出版。
对于预约款项，当由我社即日起负责退还，如果你愿意将书款移购我社出版的世界革命领袖像或其他出版物，一律照八折优待，并免收邮扎费”。
我以为该社这种作风是不正派的。
张罗
编者按：
人人出版社这种作风，是商业投机行为。
希望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予以适当处理，劝告该社补偿读者损失，并作公开检讨。
报纸标题要有思想性编辑同志：
06月22日的武汉大刚报第4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民的死亡是帝国主义分子的愉快！”
的社论，其目的是为了揭发帝国主义分子徐赉德、郭时济的反动活动。
郭时济等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至少已残害了四万个中国儿童，这是每个中国人民都不能容忍的事件。
因此，大刚报著论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行是完全应该的。
但社论的标题却太缺乏政治性和思想性了。
今天是人民大胜利、帝国主义走向死亡的时代；
只有帝国主义的死亡，而绝没有人民的“死亡”。
同样，也只有人民胜利的愉快，而没有也绝不允许帝国主义“愉快”。
报纸应该明确而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领导和鼓动人民起来向帝国主义分子作斗争，这是报纸的一个严重任务。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孙星燃
反对客观主义的标题编辑同志：
07月19日的赣州《大众报》，发表了一封农民的来信，其标题是《龙南新里乡隘背村（肩题）地主耀武扬威夺回池塘，农民忍气吞声不敢讲话（主题）”。
我认为：
这样的标法，除了“长他人之志，灭自己威风”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因为，经过土地改革的地区的人民决不会“忍气吞声”到这样的地步。
报纸应揭发地主的阴谋，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向地主展开无情的斗争，而不应以客观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来做标题。
如果地主“夺回了被没收的池塘”，就应依法处理，强制其归还农民。
如果村长李水来“跟着地主一路走”，就应发动农民，起来罢免他。
报纸对这样的事情，不表示积极的意见，支持和保卫农民的胜利，就失去它的现实指导意义。
山东农村大众报魏洪泽

购棉储棉和其他中心工作结合的范例
——苏北如东县新民乡购棉储棉工作和生产防汛结合
苏北产棉区如东县（新设县，在如皋以东）掘东区新民乡，由于把购棉储棉工作和生产、防汛工作结合进行，全乡棉农已把绝大部分存棉售储给国家。
新民乡的售棉储棉工作，开始时并不顺利。
当时，除了售棉储棉外，该乡农民正在赶修大水闸，提防07月大汛，同时，“06月里锄草赶日头”，生产也不能松劲。
三大工作挤在一起，乡、村干部和中共支部委员都感到不好办，只是在一些群众会议中作些售棉储棉的一般号召。
该乡中共支部书记薛凤章曾检讨说：
“当时群众忙生产，开会不好开，只好站在田岸上招招手喊：
‘有棉花卖棉花去呵！
’但自己心里却想，今天不卖，棉农早晚都要卖的。”
06月17日，掘东区中共区委召开了扩大会，号召各乡共产党员把购棉、储棉工作当做紧急任务，和生产、防汛工作相结合进行。
会后，中共新民乡支部立即协同乡政府召开了乡村干部、青年团员、棉农代表、妇女代表的联席会议，认真研究了三大工作结合进行的办法，同时分别配备了干部。
以后几天，该乡干部们就在晚间召开村民大会，或由乡村主要干部和宣传员到各村民校、识字班去进行爱国售棉宣传。
全体党、团员和棉农代表也每人动员两、三家存棉户，或由二、三人共同动员一家存棉户售棉。
接着，该乡干部又广泛展开爱国售棉、储棉宣传。
修闸的民工们在凉棚下休息时，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就启发大家回忆过去日本鬼子与反动派破坏水利，使全乡遭水灾，吃麸皮、草头的痛苦以及近年来人民政府领导修闸开河，使1950年棉花丰收的好光景。
这样，提高了民工们的政治觉悟。
许多修水闸民工完工回村后，都成了售棉储棉的积极分子。
全乡一百七十多个代耕组和二十多个生产互助组，在党、团员的发动下，也成了爱国售棉的宣传动员小组。
如校南村由陆益民、周效兴、王成祖三人组成的代耕组，在帮助军属沈志新锄草时组织大家漫谈，使大家认识代耕是为了前方，售棉也是为的保证军民衣着，支援前方。
结果，三人除出售全部存棉外，还动员军属沈志新把全部存棉卖给了国家。
和南村倪培兰妇女互助组组员们，在伴工锄草休息时，谈到了解放前三斤皮棉一尺布，现在一斤皮棉三尺布；
解放前只有男人穿点厂布，现在妇女也穿起厂布了。
经过这样漫谈，大家认识到妇女应当积极动员棉农卖爱国棉。
全组十二个组员中，有七、八个人的家里有存棉。
经她们动员后，都全部卖给了国家。
此外，各村识字班和小学校也都参加了售棉宣传工作，丁北村小学校学生，利用半天休假时间，就动员家长们卖出了存棉三百斤。
新民乡售棉工作开展后，为了解决送花和生产时间的矛盾，除存棉较多的各家自己去卖以外，存棉少的人家就有组织地托人代卖。
到07月10日为止，全乡四百多家存棉户已把绝大部分存棉（共二万多斤皮棉）售、储给国家。
原定修闸工程也同时接近完成。
棉田已普遍锄草两遍。
全乡一百七十六户军属的一千零二十多亩耕地，三分之一已锄草三遍。
（新华社）

领导机关不够认真负责·勘查设计粗枝大叶
潮白河牛牧屯引河口门部分工程被冲毁
华北水利工程局已进行检查并作检讨
冀东潮白河牛牧屯引河口工程，由于领导干部不够重视，勘查设计粗枝大叶，去年洪水和今春解冻时，引河口门（闸门）工程被冲毁一部。
潮白河牛牧屯引河口工程是1950年华北水利工程局所举办的潮白河下游整理工程中七项重要工程之一。
这一工程可以将潮白河牛牧屯以上的流水，分出七百秒公方，经引河泄入北运河，以减少潮白河新河道的水量。
工程于去年07月03日完工。
07月13日涨水流过，经过情形良好。
07月19日流水大增，口门上游发生漩溜，淘成深潭，危及上游海漫（防止口门被冲刷的建筑）及护岸基础，使上游板桩前的混凝土海漫（宽五公尺）及铅丝笼装砖的海漫（宽五公尺）大部沉陷。
08月03日暴雨，河水大涨，东导水堤上游一段护岸又下沉。
1951年春天解冻以后，西导水堤上游一段因基础沉陷，发生横向裂纹。
这项工程1950年汛期时虽然曾经发生了一定的分洪保障作用，但是因为部分工程的坍塌，1951年则必须进行修补，造成国家经济上的损失。
（该项工程损坏部分原用工费约四十万斤小米。）
华北水利工程局对此项工程已进行检查和检讨，认为造成牛牧屯引河口门工程局部损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上游引河与口门接连处未开挖展宽做成渐变河槽。
原河槽过窄，约有二十七公尺，涨水初期波陡流急，而入口门导水堤约宽七十公尺，洪流骤然放宽，因而形成漩溜，在口门上游淘成深潭。
板桩上游的海漫和导水堤护坡的基土被冲刷成穴，上部建筑因而随之下沉。
二、口门位置在原缺口处，上下游引河未加整理，对下游流向尚称直顺，对上游则大溜（河水的主流）斜趋东导水堤中部，致此段护坡过于吃力。
三、板桩上游的海漫系用混凝土建筑。
洪水时，基土被冲刷成穴，上部混凝土自必沉陷。
此段海漫若用软料如铅丝笼装砖等构造，遇同样洪水则一体下折，对于海漫安全，并无妨碍。
四、东西导水堤中部护坡基础未打基桩，因为施工时感到土质相当坚实。
实际上1950年洪水时东导水堤靠流，即有部分基土被冲走，护坡基脚陷落，砖坡乃随之下沉。
西导水堤中部护坡，1950年汛期虽未发生问题，但1951年春解冻时，基脚走动，砖坡发现裂纹。
工程既然存在着以上四种缺点，所以一经洪水考验，即发生局部损坏。
造成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是：
一、领导干部对这个工程不够认真负责。
1950年潮白河的七项工程，华北水利工程局领导干部大部力量和时间放在考虑新河道和东引河工程上，觉得口门工程范围较小，性质单纯，在勘查设计和施工期间从未进行深入检查。
二、勘查设计工作粗枝大叶。
勘查测量时对口门工程的资料搜集得不够。
作计划时有些仅以室内推断的现象作为依据，而没有缜密研究，对情况也估计不足。
如口门工程勘查测量时，对于原有引河在口门处每年过水情况如何，有无漩溜现象发生，及其淘刷程度以及河床地质构造等，均未加调查，更未能深入群众做进一步的了解。
规划时忽略了上游的渐变河槽，以致洪水流入口门便发生漩溜，淘刷了基础。
设计时对上游硬性混凝土海漫基础也缺乏正确估计。
三、施工中有单纯任务观点。
为着要在汛期前把工程赶完，施工中就没有注意提出问题并主动地想办法解决。
如施工时上游尚留有水坑，但亦未加注意研究。
口门完成后，并没有把上游引河加以整理以顺流势，对于在规划设计上疏忽之点，未能及时提出加以改正。
由于以上的错误而造成工程上的损失，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开支。
华北水利工程局对此已作检讨。
（中央水利部通讯组）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12月27日）
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是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作的。
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中央会议。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决议在这里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
同时，毛泽东同志唤起党内注意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我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
1935年0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改变了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
但那次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织问题做了决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才获得可能去有系统地说明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
对于这类政治策略上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报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
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同志们！
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
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使得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
第1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
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一〕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二〕，不得不宣告无效。
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三〕，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
1931年09月18日的事变〔四〕，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
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五〕，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
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
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
最近的冀东事变〔六〕和外交谈判〔七〕，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
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
反抗呢？
还是投降呢？
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各个阶级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
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1927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
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么？
中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成份曾经参加过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
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
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
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
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
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
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八〕。
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种田地的。
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
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
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
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
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
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
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
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
这就说明，在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时期他们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们又为什么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
现在的时期，同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
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
现在，正在走向殖民地。
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
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
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
变化的程度怎样呢？
总的特点是动摇。
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
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九〕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
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
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
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
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
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
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怎样还是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
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
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
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让我再讲一点历史。
1926年和1927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冯玉祥〔一○〕参加革命的事情。
冯玉祥于1933年在察哈尔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
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26路军，不是在1931年12月举行了宁都起义〔一一〕，变成了红军吗？
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一二〕，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
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
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
同志们，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另一点。
如果有人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一点来反对我们的论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认为也是不对的。
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那末，1924年至1927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
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
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
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
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
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所以我们着重地指出：
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
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
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
同志们！
这个问题的正面，已经说完了。
让我再来说一说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或假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
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
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低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
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
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
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
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
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着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
于今只说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一三〕，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一四〕。
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一五〕，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一六〕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形成了对立。
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
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
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
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
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现在我们来说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形。
首先是红军的情形。
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
从去年08月任弼时同志〔一七〕等率领第6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一八〕起，接着就是10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一九〕。
今年03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二○〕。
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
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
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
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
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二一〕）：
中央红军〔二二〕失败了。
这话对不对呢？
不对。
因为这不是事实。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
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
“天有一个井大。”
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
如果它说：
“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
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
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
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行“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
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1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
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
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长征又是宣传队。
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
长征又是播种机。
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
是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二三〕，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主力红军如此，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怎么样呢？
南方的游击战争，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
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二四〕。
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正在从厂内向着厂外，从经济斗争向着政治斗争。
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现在是在深刻地酝酿着，看样子离爆发的时候已不远了。
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止过。
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
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二五〕，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
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
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的动摇以至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
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
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
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
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民族统一战线
观察了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我们就容易说明党的策略任务了。
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
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
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
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
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
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
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
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
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
这是正确的估计，这是一方面的估计。
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说，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
这也是正确的估计，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计。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
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
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
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
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
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
如果说，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二六〕是在三个年头里完结了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过去已经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而要最后地彻底地解决内外反革命势力，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
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
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
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
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
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
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
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
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
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
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
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
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一个说，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
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
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
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
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
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
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
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
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
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
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
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
那有猫儿不吃油，那有军阀不是反革命？
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
因此，结论：
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同志们，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那一个是对的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那一个呢？
我坚决地回答：
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
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
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
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
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
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
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
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
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人民共和国〔二七〕
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
这个政府的成份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
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据此以适当地修改我们过去的政策。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
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
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
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
1927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
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
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
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
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
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
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
当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队伍，我们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
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有些坏分子因为受了敌人的影响退出统一战线的事情，是会发生的。
但是我们不怕这些人退出去。
一些坏人受敌人的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们的影响加进来。
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
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
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
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
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
总之，现在是两个基本势力相斗争，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
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
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
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我们党的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二八〕，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
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
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那是没有问题的，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
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份放在所谓人民之列。
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
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
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
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
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
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
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不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级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是不能成功的。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末，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
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
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
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
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
由此可知：
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
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
让这些人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危险吗？
不危险的。
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
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
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
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
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二九〕，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
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
1927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
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
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
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
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
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
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国际援助
最后，需要讲一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连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
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古人说：
“春秋无义战。”
〔三○〕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
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
俄国的02月革命和10月革命是义战。
第1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是义战。
中国的反鸦片战争〔三一〕，太平天国战争〔三二〕，义和团战争〔三三〕，辛亥革命战争〔三四〕，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1927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
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
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三五〕。
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
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
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
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
我们不会是孤立的了。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附注：
〔一〕袁世凯为清朝末年北洋军阀的头子。
1911年的革命推翻清朝以后，他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又利用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篡夺了总统的职位，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1个北洋军阀政府。
1915年他要做皇帝，因为想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就承认了日本的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同年12月，在云南发生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随即在各地得到响应。
袁世凯于1916年06月死于北京。
〔二〕1915年0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05月07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答复。
该要求全文共五号：
前四号包括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的移让，并要求增加日本在山东的新权利，日本在南满洲和东蒙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第三国等条款；
第5号所列款项则要求攫取统治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的大权，并欲攫取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间的重要铁路建筑权。
袁世凯除对第5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
但因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的要求未能实行。
〔三〕1921年11月，美国政府召集中、英、法、意、比、荷、葡、日八国代表，加上美国共九国，在华盛顿开会。
这是一个美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会议。
次年02月06日，根据美国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意见，缔结了九国公约。
九国公约的作用，是造成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中国，并在实际上为美帝国主义独占中国作准备的局面，来打消日本独占中国的计划。
〔四〕1931年09月18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袭取沈阳。
这时中国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军队（东北军）接受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的命令，撤退至山海关以南，使日军迅速地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
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寇这次侵略的行动为“九一八事变”。
〔五〕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相当于现在的东北大行政区所属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热河六省和内蒙自治区大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3年又侵占热河。
〔六〕1935年11月25日，日本嗾使国民党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东部二十二个县，成立傀儡政权，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是为冀东事变。
〔七〕外交谈判，指当时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进行的关于所谓“广田三原则”的谈判。
“广田三原则”是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所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
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
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
三、中日共同防共。
1936年01月21日广田在日本议会演说称：
“中国政府业已承认帝国所提出之三原则。”
〔八〕毛泽东同志做这个报告的时候，蒋介石继续其出卖东北的伎俩，正又在出卖华北，并继续积极向红军作战。
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尽量揭穿蒋介石这个卖国贼的真面目；
也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这时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
但是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报告内，已经说到了各帝国主义的矛盾可能引起中国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分化。
后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进攻，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就认为和英美帝国主义利益密切联系的蒋介石集团可能在其主子的命令下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因而采取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
1936年05月，红军由山西回师陕北，即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同年0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致国民党中央一封信，要求组织两党共同反日的统一战线，并派遣代表进行谈判。
但蒋介石仍然拒绝共产党的主张。
直到1936年12月蒋介石被国民党内主张联共抗日的军人所扣留的时候，他才被迫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要求。
〔九〕蔡廷锴是国民党第19路军的一个军长，兼该路军的副总指挥，与陈铭枢蒋光鼐同为该路军的负责人。
该路军原来在江西与红军作战，九一八事变后调往上海。
那时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潮，给了十九路军以很大影响。
1932年0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攻击，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在一起进行了抗战。
但是这个战争后来因为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出卖而失败。
随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去和红军作战。
这时十九路军的领导人物逐渐觉悟到和红军作战乃是没有出路的行为。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的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
他们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的协定。
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
以后蔡廷锴等人逐步地转入了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一○〕1926年09月，当北伐的革命军攻抵武汉时，冯玉祥率领他的军队在绥远省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参加革命。
1927年初，其部队由陕西出发，和北伐军会同进攻河南省。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后，冯玉祥亦参与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和蒋介石集团间始终存在着利害冲突。
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抗日，在1933年05月间，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
由于蒋介石势力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这次抗日起义于08月间失败。
冯玉祥在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一一〕国民党第26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
1931年12月，该路军一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领导下，响应中共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
〔一二〕马占山原为东北军的军官，他的部队驻在黑龙江。
当日本侵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由辽宁向黑龙江推进时，该部曾进行抵抗。
〔一三〕胡汉民为国民党的著名政客，曾反对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
后因与蒋争夺权利，被蒋监禁。
九一八事变后被释放，由南京到广州，策动两广派军阀势力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长期对立的局面。
〔一四〕“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由中国共产党在1934年提出，经宋庆龄等签名公布。
纲领包括下列各项条款：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
（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战费；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一五〕两广派军阀指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
〔一六〕蒋介石匪帮把革命人民叫做“匪”，把他们自己用军队进攻和屠杀革命人民的行为叫做“剿匪”。
〔一七〕任弼时同志，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
自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党的历次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3年时，任弼时同志任湘赣边区省委书记兼红军第6军团政治委员。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后，任弼时同志担任二、六两军团组成的第2方面军的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1940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
1945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0年10月27日逝世于北京。
〔一八〕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原驻湘赣边区根据地，1934年07月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开始突围转移。
同年10月，在贵州东部与贺龙同志率领的红军第2军团会合，组成红军第2方面军，开辟湘鄂川黔的革命根据地。
〔一九〕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第3、第5军团（即红军第1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远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敌人多次的围追堵截，连续行军两万五千华里（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终于在1935年10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二○〕川陕边区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
1935年03月，第4方面军离开川陕边区根据地，向四川西康两省的边境转移。
同年06月，在四川西部的懋功地方与红军第1方面军会合，组织左右两路军北上，于同年09月到达松潘附近毛儿盖一带地区。
这时候，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命令，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分裂红军。
直到1936年06月，红军第2方面军由湘鄂川黔边区突围，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西康的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
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违反了张国焘的意志，与第2方面军一起作了北上的转移。
同年11月，第2方面军全体和第4方面军的一部分到达陕北，与红军第1方面军胜利会师。
〔二一〕张国焘，中国革命的叛徒。
早年投机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
他在党内错误极多，造成了极大的罪恶。
其最著者为1935年反对红军北上，主张红军向四川西藏间少数民族区域退却的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并且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自立伪中央，破坏党和红军的统一，使红军第4方面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红军第4方面军及其广大干部由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耐心教育，迅速地回到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并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光荣的作用；
但张国焘本人则终于不可救药，于1938年春季，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并投入了国民党特务集团。
〔二二〕中央红军，指原来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而由中共中央所直接领导的红军，即红军第1方面军。
〔二三〕1935年07月，国民党军开始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
陕北红军第26军先在东线击溃了敌人两个旅，将该线敌人赶到黄河东面。
同年09月，原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25军，经陕南陇东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成立红军第15军团。
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劳山战役中消灭敌军一一○师大部，击毙其师长，不久又将敌军一○七师的四个营消灭于甘泉榆林桥。
于是敌人重新组织进攻，以董英斌（东北军的一个军长）带五个师分两路进攻，东边一个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鄜县方面前进。
同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11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共同歼灭敌军一○九师于鄜县西南的直罗镇，又于追击中歼灭敌军一○六师一个团于黑水寺。
这样就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
〔二四〕一九三四至1935年间，中国南部红军的主力转移时，曾经留下了一部分游击部队。
这些游击部队在八个省份内，坚持了十四个地区的游击战争。
这些地区是：
浙南地区，闽北地区，闽东地区，赣东北地区，闽南地区，闽西地区，闽赣边地区，粤赣边地区，湘南地区，湘赣边地区，湘鄂赣边地区，鄂豫皖边地区，豫南桐柏山区和广东省的琼崖地区。
〔二五〕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反抗，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援助了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
1934年后，一切东北抗日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以著名的共产党员杨靖宇为总指挥，长期坚持了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
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系指1935年05月发生于河北省东部的一次农民抗日起义。
〔二六〕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系指1918年至1920年苏联人民反对英美法日波等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平定白党叛乱的战争。
〔二七〕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提出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性质及其各项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完全实现了。
因此，共产党能够在敌后战场领导人民对于日寇进行胜利的战争。
在日本投降以后爆发的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随着战争的进展，人民解放区逐步扩张到了全中国，这样就出现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共和国的理想，就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
〔二八〕在1928年07月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下列的十大政纲：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
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
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
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二九〕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
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
“过去，在七八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之一，固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因此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派，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派。……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而是一伙无原则的、无思想的、暗害者、军事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外国侦探机关雇佣的奸细。”
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1929年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散布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类的反革命宣传，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
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
〔三○〕“春秋无义战”，语见“孟子”。
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四八一年），中国许多封建诸侯相互不间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战争，所以孟子有此说法。
〔三一〕1840年至1842年，英国因中国人反对鸦片贸易，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下曾经进行了抵抗的战争。
那时，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了“平英团”，也使英国侵略者受了很大的打击。
〔三二〕太平天国战争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反对满清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农民革命战争。
1851年01月，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宣布成立“太平天国”。
1852年出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于1853年攻克南京。
随后从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上，一直打到天津附近。
但太平军在它占领的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因此不能抵抗清朝的反革命军队和英美法侵略分子的联合进攻，而在1864年失败。
〔三三〕义和团战争，是一九○〇年中国北部农民和手工业者群众，采取神秘主义的秘密结社的形态，武装反对帝国主义的广大的自发运动。
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力量占领北京天津，极残酷地镇压了这个运动。
〔三四〕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三。
〔三五〕参看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1卷一○三三页）及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第6章第3节。
（附图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第1方面军革命根据地及长征进军方向第2方面军革命根据地及长征进军方向第4方面军革命根据地及长征进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