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
一、为贯彻农业税依率计征，达到合理负担，并鼓励农民积极生产，必须查清田亩，定实产量；
为此，制定《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公布施行。
二、各种不同地区查田定产的工作进度规定如下：
1、老解放区，土地产量的调查订定已接近确实程度者，应于1951年内，经过审查后，固定其产量。
其确实程度较差者，应继续调查调整，于1952年底以前，固定其产量。
2、新解放区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应结合土地改革和颁发土地证的工作，查清土地亩数，划分土地类别，评定土地等级，订定土地产量，争取在三、四年内，固定其产量。
3、新解放区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应结合减租退押和征收农事税等工作，清查隐瞒田亩，划分土地类别，评定土地等级，并初步订定土地产量。
俟进行土地改革时，再按前款规定，固定其产量。
固定土地产量，须由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编造清册，报请省人民政府核转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批准，并送本部备查。
中央直属省市，由省、市人民政府核转本部批准。
土地产量固定后，除因自然条件变化及法令另有规定者外，不再变更。
三、查田定产的方法如下：
1、查田：
新解放区可利用田赋材料，视情况得甄别录用旧田赋人员，参照实际情况，改订赋册，分发各乡（村）张榜公布，发动农民群众，核对校正。
必要时，并可实行抽丈或普丈。
2、定产：
原定产量接近确实的地区，在进行审查调整时，切勿放弃旧有基础从头做起。
如定产尚未确实的地区，应着重调整地等与改订产量。
如定产尚无基础的地区，应采取调查定产结合民主评议的方法，由乡（村）人民政府发动农民群众查清土地类别，评定土地等级。
县人民政府应审查乡（村）所报材料，进行典型的深入调查，订出各类各等土地的常年应产量。
为慎重起见，在时间许可时，可将订产方案提交县人民代表会议或区农民代表会议讨论订定。
以防止各乡（村）自行“民主评议”，产生不合理的现象。
四、农业税土地面积的计算及其常年应产量的订定，须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公布的《农业税土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认真办理。
五、为了顺利完成查田定产工作，建议省以下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查田定产委员会（乡（村）为农业税调查评议委员会），以民政、财粮、农林及农会等有关部门人员为委员，以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首长任主任委员。
乡（村）农业税调查评议委员会，须吸收农村中各阶层的代表及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以加强其组织。
六、各级查田定产委员会必须广泛深入地宣传人民政府对农业税的合理负担政策，及查田定产的意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查田定产工作；
并要分别注意做好下列工作：
1、乡（村）农业税调查评议委员会：
负责调查农业人口、土地亩数；
划分土地类别，评定土地等级；
编造农业税土地清册；
并根据县人民政府公告的各类各等土地的标准产量，计算各户农业收入，编造农业税分户清册。
2、县查田定产委员会：
负责订定各类各等土地的标准常年应产量；
协助县人民政府审查各区、乡（村）农业税土地清册及分户清册，掌握区与区、乡（村）与乡（村）土地产量的平衡；
编造县农业税分乡（村）清册。
3、省查田定产委员会：
负责推动各县查田定产工作，训练干部，传播经验，审查县农业税的分乡（村）清册，掌握县与县土地产量的平衡，编造省农业税的分县清册；
必要时，得指定有关县、区、乡（村）组织联合勘查评议委员会，联合勘订和调整县、区、乡（村）间交界地区的土地产量。
七、查田定产的工作人员，应以身作则切实掌握合理负担政策，实事求是，克服本位思想，不得故意降低或提高土地产量。
八、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协同查田定产委员会逐步建立农业税册籍、表报、统计和报告制度。
九、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及中央直属省、市人民政府财政厅、局应根据本纲要，参照当地具体情况，拟订实施计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送本部备查。
部长薄一波

侵朝美军伤亡总数已达二十二万六千
【新华社04日讯】
在朝鲜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在战争中伤亡惨重，造成他们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极大困难。
据合众社华盛顿06月29日电，侵朝战争一年中，美军伤亡总数已达二十二万六千余人。
合众社的消息称：
“国防部发表，到06月22日为止，美军最近的战场伤亡人数为七万六千七百四十九名。
国防部没有把非战场伤亡包括在内，但据估计，这种伤亡大约有十五万名。
在朝鲜的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及南朝鲜的部队的伤亡据非正式估计，大约为三十万零八千名。”
另据合众社釜山06月27日电称：
李承晚政府“国防部星期三透露，到06月20日为止，南朝鲜军事人员的死伤共计二十一万二千五百五十四人”。

侵朝美军士兵迫切要求停战
厌战情绪迅速增长
【新华社04日讯】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将军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向李奇微发出的同意举行停战谈判的通知，
已经在侵朝美军的士兵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据美联社02日电透露：
“浓厚的要求和平的希望进入了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兵士的脑海。
兵士们正无保留地接受共军所提出的在开城举行停火谈判的建议。”
因为，“停火”正是“过厌了战争生活的”侵朝美军士兵们“所一直盼望的东西”。
“经历过朝鲜的泥土、大雨、寒冷和污秽的（美军）兵士”，“眼巴巴地等待着后方来的每一条消息时，脸上总流露出希望的光彩。”
据美国国新社透露：
美军的一等兵巴恩斯听到这个消息时，“笑得连嘴吧都合不拢了”，
他说：
“天哪，我希望如此，的确是时候了。
停火应该愈快愈好。
没有人想在这次战争中做一个最后的送死鬼。”
下士鲍威尔说：
“我们从这里什么也捞不到，我们应该结束这个战争，而且现在就该如此！”
在侵朝战争中“两度挂彩的一等兵林何浦的话里带着怨愤的口气”，他同样迫切地要求停战。
另据美联社称：
“在接近前线的地方，也能看到同样的这种热望。
在那里的步兵常常发问道：
我到什么时候才回家？”
国新社承认，厌战情绪正在美国侵略军士兵中迅速增长，
“他们每个人都断定”：
继续在侵略战争中牺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全国人民电贺党的三十周年
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人民，包括个人和团体，纷纷打电报或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些团体和个人的名单，除已发表者外，陆续发表如下：
毛泽东号机车包乘组、武汉市第1纱厂全体劳动模范暨先进生产小组组员、中国铁路工会天津区委员会海滨工人疗养院全体休养员、华东炮兵后勤修配总厂修车厂全体职工、东北二二工厂全体职工、锦州检车段全体职工、华北农业机械总厂全体职工、天津电业局第二发电厂全体职工、唐山钢厂炼钢部全体职工、丰台机务段全体职工、大同车务段客运包乘第8组、五三厂全体职工、长安车站全体职工、天津市恒大烟草厂全体职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湖南省衡阳市基督教团体联合会全体教徒、河南省开封市教会团体学校反美爱国运动委员会、苏南区无锡市宗教界联谊会筹备委员会、北京大学全体同学、新华印刷厂北京第1厂全体职工、中国教育工会皖北区无为县襄安区委员会私塾组、南京市力进维扬剧团全体工作人员、中国海员工会南通市天生港大达轮步、民船委员会全体会员、久大盐业公司、启新洋灰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开滦矿务总局、皖南区当涂县人民卫生院全体同志、天津市化学业工会永利分会铁工房车间全体职工、北京市第11中学全体师生员工、北京市第7区全体七百二十六户烈荣军干属、天津卫生材料厂制药部全体、青岛市一等邮局总务股学习小组、归绥市三区二十七闾桥头街全体群众、华东军区、第3野战军司令部通讯学校第3大队全体教职学员。

我们伟大的祖国
目前正是产鱼的旺季，华东渔民在当地人民政府的积极扶持下，今年得到了多年来所没有的丰收。
山东烟台牟平山北头一带的渔民，从海口捕到的大批加级鱼，每头重达六斤以上。
在这里，合作社人员和其他购买者都围拢来了，大家都说：
“地里丰收，水里也丰收了。”

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人民
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
必须高度保持警惕性，继续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
【本报讯】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07月04日发出通知，通知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勇士们在反侵略前线的胜利战斗，给了美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不能不承认“朝鲜战争是无底洞”，因而产生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
现在美国方面已经接受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06月23日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并且接受了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所提出的关于举行停战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准备于07月10日至15日在朝鲜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谈判。
我们中国人民是历来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主张，我们才坚决地抗美援朝。
但是目前朝鲜停战虽然有了可能性，还没有成为事实；
即使停战成为事实，也还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1步。
因此，对于朝鲜问题的前途，我们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并且必须继续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
同胞们！
今天朝鲜的战争还没有停止，朝鲜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们号召在朝鲜前线作战的勇士们，务必严阵以待，谨防敌人乘机袭击。
我们号召全国人民务必再接再厉，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屈不挠的人民意志，才能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而且我们要记着：
美国侵略者还在侵占着我国台湾，还在准备着单独对日媾和，还在重新武装着日本，因此，即在朝鲜问题和平解决以后，我国人民也仍然必须继续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为反对美国侵略，为保卫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因此，本会要求全国各总分会各分会一致加紧努力工作，要求全国同胞一致继续奋斗，以完成下列的迫切任务：
一、继续努力开展增产捐献运动。
自本会06月01日号召开展增产捐献运动以来，初步统计各地捐献飞机已达一千九百七十架，此外，还有一些大炮和坦克，这一规模巨大的增产捐献运动，不但大大地加强了抗美援朝和国防的实力，而且同时使工农商各界大大地增加了生产和收入，这是打败敌人的伟大力量。
但是捐献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许多地方至今还没有开展。
为了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增强国防力量，解放台湾，我们应该再接再厉，继续努力，为在全国普遍实现增产捐献的计划而奋斗。
二、认真优待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一切军人家属和革命烈士家属。
我们号召全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在今年“八一”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之前后各一个星期内，对优待和抚恤工作状况，作一次普遍的切实的检查，开展群众性的优抚运动。
三、继续动员青年学生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完成军事干部学校的招生计划，以便迅速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
四、继续深入开展爱国公约运动。
订立爱国公约是全国人民的长时期的任务；
我们要求全国各地各界人民进一步普及和深入爱国公约运动，使参加订立爱国公约者的人数尽量增多，爱国公约的内容更加具体，并且在07月份内把这一工作普遍检查一次，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对这一工作加以改进和推广。
同时，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继续普及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提高与巩固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贯彻执行爱国生产计划。
五、继续帮助赴朝慰问团和志愿军代表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在全国各地的宣传工作。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1951年07月04日

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推行查田定产工作
06月21日政务院颁发的《关于1951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中，除规定了不同地区的征收办法外，并明确规定“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所发《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指导各省（市）人民政府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推行查田定产工作”。
今天，《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已由中央财政部正式发布了。
查田定产，在全国各地农村中是一个重大问题，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必须对这一工作普遍地加以注意。
根据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的规定，老区要在今明两年内查清田亩、订实产量，并固定其产量；
新区自土地改革之年起，争取三、四年内查实田亩、订实产量，并固定其产量。
产量固定之后，除因土地自然条件的变化（如水冲、沙压等）及法令别有规定者外，不得随意变动。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有些人因此提出这样的疑问：
“现在农村中各项工作十分烦忙，有没有必要来进行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呢？”
事实上，这是很必要的。
第1，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农业税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查田定产则是农业税工作的基础，必须查清田亩，订实产量，征收工作才能有确切的保证。
查田定产没有做好，征收任务往往不能按时完成。
第2，为了使负担公平合理。
负担不公，往往引起群众责难。
因此，这是一个有关人民政府和近四亿农民的关系问题，也是有关工农联盟的一个问题。
第3，为了鼓励农民的生产情绪。
毛主席在《论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曾经明白指示过，应当“使农民能够按照自己耕地的量和质计算交税数目。
农民有了这个计算，就可计算他全年全家收支的比例，就可放手进行生产，而增加生产积极性，保证粮食的增产；
政府征税时也就不发生不公平的问题了”。
现在许多地方，田亩没有查清，田亩产量则是每到征收时节，临时评订，即使政府事先宣布了税法、税率，农民仍往往算不出自己交税的数目。
所以有些地方农民说“产量没一定，生产不上劲”。
农业税法中曾明白规定：
农业税按常年应产量征收，勤劳增产者不增税，怠于耕作者不减税。
政务院关于1951年农林生产的决定中，又强调了这一个政策。
但是在产量没有订实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是难于完满实现的。
第4，为了减轻地方人民政府的在农业税工作方面的负担。
在地亩查清，产量固定之后，农业税的调查将成为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一般日常的登记工作，征收工作亦将因此而大形简化，这样，地方政府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领导其他工作，这对于改进地方政府工作，将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但是另外有些同志却有这样的疑问：
“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是一个复杂而细腻的工作，在老区还没有完全搞好条件下，现在要求全国各地在几年之内都要做好这一工作，是否可能呢？”
我们的答复是可能的。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老解放区，已经有了几年或十几年的农业税工作的基础。
开展过许多次的群众性的反瞒田斗争和评产量运动。
现在，有些地区田亩已经大体查清，产量的评订也接近真实，只要加以审查，对个别不适当者予以调整，即可以加以固定了。
还有些地区的产量虽没有经过仔细地反复评定，真实性也差一些，但我们对当地的情况已经比较了解，在已有基础上加以调整改订，也可以达到真实的目的。
只有一小部分解放较晚的地区，没有评产量的基础，但这是一小部分，可以集中相当力量进行调查评订，也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其次，广大新解放区，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其余部分也将于今冬明春完成。
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也是清查田亩的绝好时机。
一般新区，在诉苦、划阶级过程中，已把地主的瞒田清查出来；
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已把贫农的土地大体弄清；
在颁发土地证的时候，则对中农的土地也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只要领导上不失时机，统一力量，抓紧统计，就可以基本上把田亩调查统计清楚。
经过土地改革，群众觉悟大大提高之后，只要政府有计划地加以领导，则可以在一年或二年之内，把产量作一初步地评订。
再经过一年或二年的实际考验，就能达到真实的地步。
所以说：
新区从土地改革之年起，三、四年内查清田亩，订实产量并固定其产量，是完全可能的。
第3，我们已经有了“公平合理，简便易行”的评订产量的初步经验。
这就是“政府调查定产，结合民主评议”的方法。
1950年以前的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各地大都采用这样的方法，即在各乡之内发动群众“自报公议”和“民主评议”的方法。
由于历年的多次评订，也能逐渐达到公平合理的要求。
但这种手工业的方法，费时费力，往往事倍功半。
且各地群众的觉悟程度不一，干部力量强弱不同，这种评议很难使广大地区的负担都趋于平衡。
有些地区虽采用了“联乡评议”、“流动勘察”等方法，多少改变了一些不平衡的状态，但尚未创造出一套比较完整可以大量推行的经验。
去年秋征中，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了“调查定产，结合评议”的新方法，半年来，经过各地的实验，证明这一方法，无论对于新区、老区，平原、山地，基本上都是适用的。
只要能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发动群众，即能收到良好效果。
它不仅比手工业式的各乡“自报公议”好得多，而且比“联乡评议”也大大提高了一步。
这个方法的内容，大体说来，就是如农业税查田定产纲要第3条的规定“由乡（村）人民政府发动农民群众查清土地类别，评定土地等级。
县人民政府应审查乡（村）所报材料，进行典型的深入调查，订出各类各等土地的常年应产量。
为慎重起见，在时间许可时，可将订产方案提交县人民代表会议或区农民代表会议讨论后订定”。
当然，在各种地区的具体步骤，还应有所不同。
例如：
在产量评订已有基础的地区，即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必要的调整，不可一脚踢开，从头做起；
在山地和平原，西北和江南，也应各有不同。
这都是需要因地制宜的。
做好查田定产工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何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关键在于领导。
这就是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推行查田定产工作，许多地区的经验证明：
“调查定产”的方法比较简便易行，可以减少查田定产与其他工作结合的困难。
河南省的偃师县、平原省的沁阳县、博爱县、温县等地，由于领导上对这一工作适当安排，并采用了“调查定产”的方法，均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全县的订产工作，与之并行的其他工作如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春耕生产和抗旱植棉等，并没有受到妨碍，而且在订定产量工作中加强了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情绪。
这一经验是值得推广的。
在查田定产工作中必需广泛宣传，发动群众，严格地防止强迫命令；
必须深入调查，实事求是，坚决地反对偏高的偏向，同时也要防止偏低的偏向。
查清田亩订好产量，从而使负担达到公平合理，这是我国农村中几千年来没有很好解决的一大问题。
各地必须坚决贯彻《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的各项规定，争取这一工作的胜利完成。

河北、察哈尔、河南十四个中学
三千余学生报考军干校
【本报讯】
河北、察哈尔、河南各地中学学生，热烈报名投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
保定、石家庄、唐山等市都成立了“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委员会”。
保定市一中、二中、女中的学生，在06月26日举行了动员大会，许多学生当场表示了响应祖国号召的决心；
一中已有二百多人申请报名，二中有三百四十一人报名，女中全校六百多学生中，有五百九十七人要求报名。
河北省通县专区的良乡中学、蓟县中学、香河中学、潞河中学和富育女中，共有八百八十余名学生报名。
乐亭中学报名的学生有四百零九名，占在校十七岁以上学生的百分之九十六。
涿县中学在06月29日上午开始报名，当时报名的学生就有二百五十多名，占全校学生的九分之五。
沧县中学第4班五十三名学生中，有五十二人要求报名。
安国中学学生在06月28日下午看到报纸上登出的军事干部学校招生的消息后，当天三个班里就有一百三十多人要求报名。
邯郸中学在举行庆祝“七一”大会后，该校学生在半天中就写了四十多封信要求报名。
察哈尔省宣化中学，三百一十七名学生全体要求报名。
河南省立信阳中学，在07月01日上午有四百六十一人报名，占全校学生的百分之九十四。
报名后学生们兴高彩烈地跳起舞来，唱起歌来。
教师们也高呼口号：
“预祝同学们考试胜利！”
（王鸿远，青年团通县地委会，铁军，涿县中学，李正庆，建华，亚然，宣化中学通讯组，叶振翼）（附图片）
图：
河南信阳中学学生踊跃报考军干校的情况。
叶振翼、易大斌、刘自用寄

苏联报纸显著刊载本报社论
法国人道报评朝鲜停战谈判
【新华社莫斯科04日电】
此间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红星报、共青团报今日均以显著地位登载人民日报03日的《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的社论。
【新华社布拉格04日电】
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在02日写道：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将军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对李奇微通知的答复，反映了朝鲜和中国人民所再三表明的对和平的愿望。
该报追述，美国侵略朝鲜的目的是要把战争经过朝鲜引入中国，但是尽管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作尽了种种说不出的暴行，他们都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该报接着写道：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的英雄战斗，是使纵火焚烧汉城和安东的家伙们得到了一个教训，是使他们脑筋清醒过来的首要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人民和侵略军士兵对这个战争的冷淡和厌恶。
最后，应该说这是战争贩子在全体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抗议前面的第1个重要退却。”
《人道报》最后写道：
“人民虽然已经迫使战争贩子接受这次谈判，但是为了使谈判能够达成其目的，人民必须继续加强他们的压力。”

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收到李奇微复电
接受我方在开城举行会议的建议
双方互派联络官先开预备会议
【新华社04日讯】
朝鲜前线消息：
此间收到李奇微的复文，同意于07月10日在开城举行会议。
他同时建议，双方派联络官在事先开一预备会议，商量会议的细节问题。
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将军，本日已答复同意。
下面是这个答复：
李奇微将军：
你在07月03日给我们的复文收到了。
为了保证有效地安排关于双方代表第1次会议的许多细节，我们同意你的建议，由双方派遣联络官各三人，在开城地区举行预备会议。
如果你同意，我们建议双方联络官们的会晤时间，定在07月08日。
关于准备接待贵方联络官们的事宜，我们已通知我们在开城地区的部队首长了。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
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1951年07月04日
【新华社04日讯】
李奇微的复文如下：
金日成将军：
彭德怀将军：
我已收到贵方对我06月30日电报的复文。
我准备，派遣我方的代表们，于07月10日，在开城，与你们的代表们会晤，或者提早会晤，如果你方的代表们能在那天以前完成准备的话。
由于停战条件的协议必须在敌对行为的停止之前，延迟开会或延迟达成协议将会延长战斗和增加损失。
为了保证有效地安排关于第1次会议的许多细节，我提议：
派遣不超过三人的我方联络官与你方同等人数的联络官，在07月05日，或在该日以后实际上尽早可能的时间，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
如果你们同意，我方的联络官们（其中最高官阶的一人不超过上校），将于格林威治时间07月04日二十三时，或东京时间07月05日九时，或者为了开这个会议双方所同意的另外一天的同一时间，乘直升飞机从汉城西南的金浦机场出发，直飞开城。
如果天气恶劣，这些军官将乘由三辆一又四分之一吨的没有武装的通称为吉普车的卡车所组成的车队，沿自汉城至开城的大路前进。
每辆车上将悬挂大白旗一面。
该车队将于格林威治时间07月04日二十三时左右，或东京时间07月05日九时，或者在为了开这个会而双方所同意的另外一天的同一时间，渡过汉城至开城路上的临津江。
如果你方将乘载你方联络官们的车队的行车路线、时间、以及便于我军识别的车队式样通知我方的话，该车队在赴会或离会的路上将被给以不受我军攻击的保证。
希望得到你方的回答。
联合国军队总司令李奇微
07月03日十四时半

一切抗美援朝工作都应当继续加强
我们随时要提防敌人的阴谋
建设强大国防和平才有保证
（一）编辑同志：
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业已表示“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的提议，准备与中朝人民部队举行停火和停战谈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也已同意和李奇微举行停火和停战谈判。
美国政府之表示“愿意”接受马立克的提议，说明了中朝人民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的力量强大无比；
也说明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和美国及其附庸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美国统治集团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侵朝战争是个“无底洞”；
他们内部争吵不息；
美国与其附庸国家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
因此，美国政府表示“愿意”接受马立克的提议，是出于无可奈何，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尽管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加深，尽管美国与其附庸国家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他们帝国主义者的本质却是一致的。
他们时时都在计划着破坏世界和平，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美国政府虽然业已表示愿意接受马立克的提议，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可以产生太平思想的理由。
人民日报07月03日社论明确地指出：
“必须严重地注意：
停火和停战目前还不是事实，目前的事实还是战争。……在后方在全国的一切抗美援朝工作，在停火和停战真正实现以前，同样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即在停战实现以后，国防的建设还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有力地反对帝国主义在今后的可能的阴谋侵略。”
在各报发表了关于金日成、彭德怀两将军通知李奇微同意举行朝鲜停战谈判的消息后，引起了部分群众，特别是市民和工商界的片面的乐观思想，认为现在可以不抗美援朝了。
因此，认真地学习人民日报07月03日的社论，是十分必要的。
我希望各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的党、团支部，能够号召党、团员和群众认真地学习人民日报07月03日的社论；
各单位的党、团支部、党的宣传员、群众积极分子等，要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人民日报07月03日的社论和以后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言论，要宣传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宣传一切抗美援朝工作必须继续加强，不能有丝毫松懈的道理。
读者林景明
（二）
顷阅报载有关于朝鲜停战商谈的消息。
这个消息，就表明了帝国主义者鉴于人民的力量是不可侮的，才肯同意和平。
但我的意见是：
不论停战的成果如何，仍要努力建设国防，不可一时忽视与松懈。
至于目前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着的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仍要照旧进行，切莫心存观望。
我们还要努力，再努力！
魏博丞
（三）编辑同志：
我们看到报载金日成将军和我们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答复李奇微的通知后，进行了漫谈讨论。
对此，我们有以下的意见：
一、我们拥护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将军答复李奇微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通知。
二、我们应努力积极争取和平，把我们的意愿告诉全世界人民，并随时揭发美国帝国主义一切阴谋欺骗。
我们更要加紧我们抗美援朝工作，准备力量，随时给美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以打击！
此致敬礼
北大医院结核科工作人员
穆魁津赵庆蓉马俊王祖华
杜长慧李煊宋清华郭达诚
张镇于敏章王景贤张书香
刘士芳刘汝相马兆英
（四）
本月01日晚上，有许多工人听到了无线电的广播，及02日报纸发表朝鲜和平谈判的重要消息后，很多工人纷纷谈起来了。
有的工场展开了讨论，一部分工人谈：
我们还要努力生产，支援朝鲜，大量捐献，购买飞机大炮，增强伟大祖国的国防力量。
张象彭说：
“在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美国企图利用三人小组拖延时间，以便进行反人民的战争。
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他的鬼计，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刘洪亮说：
“美国的‘花招’，我们一定要防备。
我们一定要加强一切抗美援朝的工作，壮大我们的力量。”
北京汽车公司骆仲元等

一年来执行工会法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颁布后，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护。
根据各省、市劳动局所得材料来看，一年来，工会法的执行已有不少成绩。
（一）促进了工会建设
工会法明确了工会的性质，提高了工会的威信，工会组织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
有的工会干部说：
“工会法一颁布，工会工作就有了路。”
一年来，由于工会法明确规定了工会的阶级性与群众性，使工会组织工作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工会法的颁布，一方面，使工会组织更加纯洁了，另一方面克服了工会的关门主义，纠正了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
过去东北有的工会基层组织，不把职员、技术人员看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也有的不接受勤杂人员、更夫、厨夫等入会，认为组织他们入会的作用不大。
相反的，广东海丰一百三十多个工会吸收会员时，却几乎一概不分劳资。
山东济宁私营火柴业中，有三个厂长、三个把头是工会会员。
这些偏差，由于各地工会对工会法的贯彻执行，才基本上得以逐一纠正，使工会组织正常发展。
在工会法未颁布前，各地工会委员常被任意调动或解雇，使工会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工会法颁布后这种现象已经纠正。
如上海公用事业、邮政、交通部门调动工会干部，事前都取得工会的同意。
工会法颁布后，关于房屋设备，全国国营企业的工会基层组织以及地方工会大部分已获得解决，私营大型厂矿企业也无问题。
只有个别地区的产业工会以及商店小手工业作坊的行业工会，尚有困难，须待各方协力解决。
关于工会经费，一年来，全国国营企业的行政方面基本上已按期拨交，私营企业的资方，凡属大型厂矿，也大都依法缴纳。
如华北区国营企业大部分已经拨交。
东北区国营企业几已全部拨交，私营企业未缴纳的也很少。
南宁的全部公营企业和广州的大部公营企业也已按期拨交。
至于全国各地彻底执行，还需要各方不断努力。
（二）帮助了生产发展
工会法规定在公营企业中，工会有代表受雇工人、职员群众参加生产管理的权利，因此，在公营厂矿企业中促进了管理制度的民主化，调整了公私关系，从而帮助了生产的发展。
有些工厂过去工厂管理委员会流于形式，在学习工会法以后进行了改组，拔选了工人干部参加，并认真在管理委员会上讨论生产计划。
许多厂矿改进了安全卫生设备，改善了工人文化福利生活。
如辽西的一些厂矿，初步学习工会法后，工人立即展开了合理化建议，行政上则为工人购置学习用具，或拨款修理了职工俱乐部。
齐齐哈尔铁路工厂行政方面与工会对工会法执行作具体研究后，一致面向生产，改善劳动条件和工人物质生活。
该厂工厂管理委员会也慎重地处理工会的建议。
所以只两个月时间就把工会法未颁布前亏空的五百亿东北币填补起来。
上海国营棉纺十九厂职工通过第1次职工代表会议，向行政方面提出改进生产和管理的建议就有四百多条。
在私营企业中，凡认真执行了工会法的，劳资关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改进了生产。
如天津的恒源纱厂，宝鸡的申新纱厂都通过工会组织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不断地创造了生产新纪录。
广西桂林市，在检查工会法执行的过程中，推动了劳资协商会议的工作和劳资集体合同的订立。
西南也有不少私营厂、店，通过工会组织推进了生产，帮助了西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工人方面，工会法颁布后，使他们更加提高了主人翁的思想。
如有的工人说：
“有了工会法，工厂成了家。”
许多工人自觉地改变劳动态度，提高了劳动效率。
过去有些厂矿工会脱离生产的工会干部的数额，以及工会委员会活动而占用生产的时间，往往漫无限制。
自工会法作了具体规定后，这种现象一般地已改变了。
上海、广州、西安等地工会脱离生产的干部大部在规定范围以内。
不脱离生产的工会委员作工会工作也大多能不占用生产时间。
（三）加强了劳动保护
开封市各厂店、平原省公私企业、西安市公营企业、广州市大部分资方雇用与解雇工人时都能按照工会法事先通知工会。
关于保障工人工作权的问题，南京棉织业、砖瓦业等有的作出具体规定或规定在集体合同中。
也有不少资方强调经营管理权，雇佣与解雇工人不通知工会的。
也有少数公营企业行政方面，认为这是人事上统一调配问题，不照章办事。
这些都是对工人还保留过去“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积习所致。
大多数工会对此，都能按工会法的规定坚持斗争。
此外关于工资、工时、安全卫生、劳动保险福利等问题，由于工会法的执行，已普遍获得改进。
如太原恒和棉织工厂曾按照工会法主动地解决福利工资问题。
工人开展生产竞赛，超额完成任务后，资方拿八百斤米做奖励。
经过检查工会法执行情形后，资方又将工人宿舍重新修理洗刷。
平原省六个公营企业，由于学习了工会法，就有四个企业改为三班制。
工会法对于工人经济权利的保护，可说已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
工会法颁布后，工人群众在加入工会、共产党、青年团，以及出席各种代表会议的权利上，已获得了基本的法律保障。
但由于过去根深蒂固的封建压迫，以及官僚资本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制度一时未能铲除干净，工人群众的政治权利和人权，有时仍被侵犯。
各地中小企业、手工业作坊中的资方，仍有残酷虐待学徒致死的严重事件发生。
也有用威胁引诱的手段来阻止工人加入工会的。
有的资方还明言拒用工会会员。
也有个别行政方面，不明工会的性质及立场，认为工人加入工会“须得行政同意”，这些现象，大都已由有关方面根据工会法给以教育，批评或法律的制裁，及时纠正。
（四）执行工会法的基本经验
一年来，各地关于工会法的执行已取得了基本的经验。
首先是必须普遍、深入地宣传工会法和组织学习工会法。
事实证明，凡能这样作的地方，工会法就能够贯彻执行。
如桂林市过去没有一个行业缴纳工会经费，但在学习工会法后半个月内，就有百分之六十的行业交齐工会经费。
成都二十一厂工人，每人身上都有一本工会法，时常摸出来研究。
他们知道工人有抗议权后，对于行政方面拖了六个月不发奖金的事就提出了抗议，结果，三天就发了。
西安市在时事教育中宣传了工会法后，有的公营企业的工人立即要求根据工会法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
其次是各省市劳动行政机关、工会组织以至厂矿企业，必须各自建立经常的检查制度。
今年全国各地劳动局、工会，多依据实际情形，对工会法的执行情况作了检查，因而对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山西就检查出三百多问题，而且大体都适时加以解决了。
在哈尔滨，某些行政方面向职工检讨了过去“认为工会法是工会的事”“没有依靠工会”的错误，进而提出“争取下次检查时没有违法的现象”。
中南区的工人群众反映“一检查，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因之，个别地区检查二次以上，每检查一次，在工会法的执行上，就有一次的进步。
个别厂矿，如南昌的振华染织厂，经过检查后，劳资双方对工会法的认识都有提高。
一方改善了劳动条件，一方建立了劳动纪律。
此外，关于个别实际问题，如工会房屋设备，工会经费缴纳，雇用与解雇通知工会等由检查而解决的，更是很普遍的事。
（新华社）

党培养我成为人民空军战士
李汉
自从我投入党的怀抱那一天起，就开始度着新的、有意义的生活。
感谢党对我十二年来的培养教育，使我现在能成为一个人民空军战士，我感到了光荣！
这光荣是党给我的，是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给我的。
我永远忘不了党给我的教育和培养；
也永远记着：
为了党、为了人民，自己应该作些什么。
我，一个贫农的儿子，三岁时就死了父亲，留下我们一群孤儿寡女——我和我的姐姐，沉重的生活负担压着我的母亲。
在罪恶的旧社会里，人越穷越没有人肯帮助，仅仅靠着母亲纺线、织布、卖豆腐、作雇工，吃糠咽菜地把我们拉扯大了。
八岁的时候，我想念书，哭着要上学，母亲像所有善良的、爱自己儿女的母亲一样，不愿拒绝儿子的要求，宁可自己不吃，卖了地也要让自己的儿子念书。
最后她把自己唯一的生产工具——织布机也卖了，就这样勉强地供我念了几年书。
生活越来越困难了，以后怎么办呢？
共产党来了，八路军来了。
人民得救了，我家也得救了。
从此，我就投入了革命的怀抱，在党的光辉抚育下，渐渐地成长起来。
我在区青救会作儿童工作时，和一位老共产党员、党代表、区委书记住在一起。
他工作很忙，而且患着严重的肺痨病，每天早晨都要吐血；
但他仍花些时间和精力来教育我。
他每天给我上政治课，告诉我党是什么，党员是什么，教给我如何工作，教给我怎样在教员联席会上作政治报告。
在这一个时期中，我开始认识了党，体会到党的伟大，领受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我靠近了党，接受了党的教育，我请求入了党。
从此我就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了。
共产党员，这是多么光荣的称号啊！
那时，我才十六岁。
党为了使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把我送到党所领导下的学校去受教育。
联大、延大对我的教育是不能忘怀的。
在教师诲人不倦的教导、同学热情的帮助之下，不但提高了我的文化水平，而且政治水平也逐步地提高了。
飞行——这是我从小就理想着，企望着的事业。
现在，理想已成为现实了，这是党对我不倦的关心和哺育的结果。
让我回忆一下党是怎样培养我成为人民空军战士的：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党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建设人民空军的准备工作。
党送了许多优秀的儿女去学航空，我也是在那时被调去的一个。
我们承受了党和人民的无限期望，欢欣鼓舞地进入航校。
经过了一段地面学习后，就开始了飞行生活。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1947年的05月08日，我第1次坐上人民自己的飞机，后边坐着教员，飞行了。
一天天飞下去，也一天天学会掌握技术。
我想到今后将更有可能将党交给我的技术来捍卫祖国的领空，回答党和人民对我的抚育了。
那时器材非常缺乏。
但是在党的领导下，没有任何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飞行训练依然继续着。
党领导我们想出许多办法，甚至有些办法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就这样，我们依然在短时间带飞后能单独飞行了。
想到党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对我们的学习如此关怀，我们真是衷心地感戴。
我记得，在我第1次一个人飞行时，到空中后情不自禁地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以后才知道，许多同学当时都这样兴奋地唱过。
但是，更重要的任务还在后头呢！
我们需要学会在空中作战。
只有熟练地学会了空中战斗，才能消灭空中的侵略者。
在党的积极培养下，我学会了新式战斗机的飞行。

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和北京造纸厂
关于下水道工程发生错误的检讨
双方均有责任，卫生工程局责任较多
中央轻工业部对此亦进行了自我批评
编者按：
06月18日本报发表北京造纸厂关于北京市卫生工程局经办该厂厂外下水道工程因设计错误造成浪费国家财产的来函以后，曾引起了北京市卫生工程局与北京造纸厂双方负责同志及工程人员的密切注意，有关领导机关对这一事件并作了严格的思想检查。
这一个工程有关的双方亦均进一步作了检讨。
现在，把双方的检讨信加以公布。
中央轻工业部为此事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也很有教育意义，故一并加以发表。
从这次检讨中可以看出，北京造纸厂厂外下水道工程设计的错误，委托者与设计者双方都有责任，而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则应负较多的责任。
我们国家的工程设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设计工作上的职责，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设计公司，它不能仅简单地依据委托者非正式提供的材料，进行设计；
也不能根据表面上有某些正式材料的形式，就进行设计。
设计者对设计时所依据的资料是否正确，有责任加以调查研究；
并依据一定的手续与委托者订立设计合同。
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在经办北京造纸厂厂外下水道工程设计时，没有得到该厂的正式申请书（中央轻工业部的公函只能视为一般的请求），对该厂的废水量没有认真地进行过调查研究，就是未尽到设计工作者应有的职责。
这一教训，应当引起一切国家工程设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注意。
在新中国，一切私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设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应把自己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
在委托设计的方面，也不能马虎从事，必须负责地提出设计时所需要的详细资料，明确地规定设计任务，与被委托者订立正式的设计合同并监督合同的执行。
北京造纸厂请求北京市卫生工程局经办下水道的工程设计，只是做了一般的请求而没有正式办理申请书和负责地提出废水量的正确数字，也是未尽到其应有的职责。
这一事例，应当作为全国国营企业在提出设计任务与委托设计工作时的教训。
一、北京市卫生工程局来信编辑同志：
自从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各地建筑工程因设计不周密而遭受损失的材料并发表社论后，已经进一步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在我们所修建的工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准备根据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和最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示，作一次全面检查。
06月1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关于北京造纸厂新建下水道不够排水量的问题的信件，对我们更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今年03月间我们发现该厂下水道不能容纳全部废水后，当即进行研究。
经过是这样：
去年04月初，接到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北京造纸厂废水损害农田浸污井水事件的指示后，在执行上因超出我局年度计划和施工能力之外，深感困难。
继由该厂沈厂长亲来我局申请协助善后。
我局曹言行、陈明绍两局长当即亲往该处了解情况，继又派工程师前去实地勘查；
根据勘查结果，初步提出了排泄该厂废水的办法。
由于我局是新成立的机构，工程任务又极繁重，抽不出足够的人力，加上该厂修建下水道的经费尚未确定，故未能即时设计施工。
09月初，我局主要工程大部竣工，人力尚可兼顾，乃即派工程师刘训经、何其祥等前往测量地形，确定了修建下水道的路线，并询明了造纸厂徐天伦工程师该厂排水情形，据称：
该厂工作二十四小时废水量为三千吨；
刘训经工程师等即根据以上材料进行设计。
下水道的路线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造纸厂的准确废水量和废水的化学性能（是否浸蚀管壁）则无精确调查研究。
仅根据该造纸厂徐天伦工程师和沈厂长及中央轻工业部公函中所提废水量为三千吨之材料，而未进行实际调查即行设计，这是一个疏忽。
若按每日宣泄三千吨废水，则三十五公分管径的下水道是能够用，为安全起见，曾用了安全系数三倍，设计为五十公分管径千分之一坡度，计共需工程费十八万斤米；
但因受该厂预算经费限制，又改为四十公分管径千分之一坡度，这样安全系数尚为一点五倍，宣泄三千吨废水是不成问题的。
在这方面我们最大的缺点是：
设计确定后，并没有和造纸厂详细讨论征求意见，亦未签订任何委托书或修建合同，仅送去设计图一张及预算书一份，即于10月20日开始施工，至11月10日全部工程竣工。
但竣工后不能全部容纳该厂实际近六千吨的废水，除大部可由下水道排出外，一部分废水就无可避免地沿地势自造纸厂向南漫流于农田。
我局是一个负责管理和建设下水道的政府机关，我们对于这项工程由于不深入调查研究，致设计不切合实际而造成的损失，是应负完全责任的，并应该进行深刻检讨。
首先就是我们对这个工程的责任心太差。
北京造纸厂既是国家企业，而其排出的废水又损害农田影响农民生活，应予最大注意；
但我们却对问题的关键——废水量，未精确调查研究，即行施工，致使以十三万多斤米修建的下水道不符实用；
并使污水继续为害于农田，这是我们应该受到谴责的。
其次，是我局领导上和工程师对建筑下水道工程的经验还不够，致未很好考虑废水量数字，即仓促确定设计，工作上暴露了粗枝大叶的作风。
第3、我们对每一个工程缺乏经济核算制；
在设计施工上也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特别是代办其他单位的工程既没有签订委托书、承修合同等正规而严密的手续，也无审核制度，只是以口头为凭，这是形成设计施工上粗枝大叶作风的主要原因。
第4、是我们过去一年中由于是新建的机关，事多人少，先接受工作任务后找人，技术干部大部都是来自各方，既不了解情况，又要很快完成任务，急促设计，急促施工，加上领导干部缺乏督促检查自难免造成工作的损失。
以上所述，是北京造纸厂下水道造成了损失的主因。
当人民日报报道这一事件时，我们思想上还搞不通，表面上赞成人民日报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检查工程设计的原则，但思想上有些抗拒未能用这个原则来检讨自己的工作，这种不正确的态度，我们也于此一并检讨。
最后，为了全部解决造纸厂废水排泄问题，免除造纸废水对农田的灾害，在目前东郊工业区下水道计划尚未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意见：
将去年埋设之管道取出，折旧后由我局收买，在原线上，埋设七十公分管径下水道一条，管道下不打混凝土基础，这样即可减少经费的开支。
此一提议正与该厂商洽办理中。
详情容后报告。
顺致敬礼！
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06月28日
二、北京造纸厂的来信编辑同志：
在0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我们曾将我们北京造纸厂厂外下水道工程失败的事件，对北京卫生工程局提出了批评，现在就这件工程失败的教训中，我们厂的方面应负的责任，作如下的检讨：
一、1950年04月初以及06月初，我厂及中央轻工业部曾先后向卫生工程局提出问题，说明污水危害农田的严重性，并要求他们协助解决。
在给卫生工程局的信上未谈及水量，但中央轻工业部给市人民政府的公函上，为了说明事情迫待解决，曾附带提及当时的流水量，说有“二、三千吨之巨”。
俟卫生工程局开始代我厂设计后，我们没能主动地把我厂的下水情况和可能发展的情况，正式以书面通知对方做他们设计的依据。
以致他们误将最初附带提及的当时流水量做为他们的设计依据，遂未能与实际需要相符合。
二、在设计过程中，厂的领导方面仅听由厂内主办工程人员和对方工作人员口头商洽；
当设计完后，审核卫生工程局的设计图时，仅根据这样非正式地商洽所得的数字做为依据，当时竟没能正式向卫生工程局要求说明该项设计图所定的排水能力，是否符合我厂现在和将来的需要。
三、在该局施工前没能和他们明确地办理合同或契约手续。
在施工期间，也没能认真监督工程的进行，施工完了后，更没能经过正常验收手续，以致该下水道的工程和实施要求不相符合，没能及时指出纠正；
排水不畅的问题发生后，我们没能正式向卫生工程局提出交涉，只是邀请该局所派的原施工负责人员来研究解决办法，结果该施工人员认为“水道下陷”，我们没能深入研究，又听任他盲目地进行修理，又虚耗了人民财富逾一千万元。
至于该下水道自开始就没能完全排除全部污水的事实，迟迟到几个月以后才彻底搞清楚。
以上三点，充分表现了我们在下水道工程上所表现的马虎态度。
在这项工程上，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思想上认为这个工程已给卫生工程局，我们只须准备好必需的款项，就算对这一工程尽了全部责任，所以才会在这一工程的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完全放任对方全权办理。
这就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对人民事业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这是应该加以检讨的。
我们准备根据政府号召的精神，对过去和现在的基本建设工程，再作深入的工作检查和思想检讨，并引以为今后的教训，务使一切单纯的任务观点及雇佣观点，以及其他新社会工程人员不应有的思想作风，都能检查出来，并且坚决去掉它。
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北京造纸厂
1951年06月21日
三、轻工业部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
兹据北京造纸厂送来关于该厂厂外下水道工程的失败检讨一份。
我部基本上同意这一检讨。
但这只是初步的检讨，尚待深入挖掘思想根源。
我部造纸工业管理处也已经于06月23日发出通知，指示各直属造纸厂及托管厂学习人民日报06月16日《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的社论，并结合第2季工作总结，深入检查已开工未开工的工程计划和设计及检讨工作中的缺点。
北京造纸厂厂外下水道工程的失败，我部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风上也存在着不少缺点，这些缺点不能单纯推诿于人员少，没有专门技术人员，和经验不足等的客观条件上。
基于单纯的任务观点，没有严密的审核和检查制度，因此很多的工作都表现被动。
不能及时地适当地纠正各厂发生的偏向。
由于此次工程的失败，我部应改善工作方法及制定基本建设的各种工作标准，如设计标准、审查及检查工作办法、工程验收标准等。
本年虽已定出一整套的基本建设工程进行办法方面的制度，但如何加强和如何正确的执行方面，还是做得不够。
还是应该引起深切注意的。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副部长杨卫玉、龚饮冰、王新元
1951年06月28日

山西定襄铁矿等工程
事前勘测不正确
动工后浪费巨大 编辑同志：
诚如贵报最近连续指出的：
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不可能施工。
以下是几个在建设工程上失败的例子：
一、定襄铁矿，原来勘测结果，认为埋藏量很大，矿石含铁量约百分之五十；
但是开采以后，实际的埋藏量还不到原来估计的一半，含铁量仅是百分之三十。
实际上，这个铁矿的开采价值是很小的。
可是他们已经投了一千万斤小米的资本！
二、太原修造厂新建锻工房的工程，也是因为事前没有很好的勘测，在土方工程中挖出了旧有的防空洞，只好修改计划，地基、墙基，全需再加深和加宽，造成许多浪费。
三、建筑材料方面的浪费也很大。
钢铁工业局为太原钢铁厂购买了九千根架杆，因为虫蚀，两根合并成为一根来用，这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有的因为角铁不合规格，必需运到别处库存，往返运输，也造成极大的浪费。
由于保管不好，太原钢铁厂有二百袋洋灰，因为雨浸，毁了，浪费了一万斤米。
最使人吃惊的，是该厂因为材料的保管缺乏一定的制度，人事组织也不健全，发生了很多偷盗的事件，只在四个月内就查获了二十一起，损失达一万五千多斤米。
是的，在我们的基本建设工程中，经验不够，客观上还有很多困难，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上述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能因此而原谅自己；
应该拿出高度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及时地把这些严重的缺点揭发出来，唤起大家注意，以便迅速纠正。
何路仁

有计划地大量培养国家生产建设干部
全国中等技术教育实施方针确定
第1次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自06月12日在北京开幕，经过十天的大会与小组会的讨论后，已于06月22日闭幕。
这次会议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
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以调整、整顿和有条件地发展为当前的实施方针。
会议认为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对现有五百余所中等技术学校应切实地进行调整、整顿，使之改造提高，以符合于国家建设的需要；
但是具备了一定条件的地区、部门或学校则应作适当的发展。
会议对于与中等技术教育有关的几个主要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后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关于中等技术教育的学制问题，会议确定大体上分为初级与中级两种，以发展中级的为主，但目前须多办初级的，同时还要大量举办多种多样的短期训练班，以应当前建设的迫切需要。
关于设校分科问题，会议认为要逐步走向专门化、单一化；
但在目前生产事业还不太发达的情形下，又必需注意培养综合性人才。
关于领导关系问题，会议认为教育部门和有关业务部门之间必须贯彻统一领导、分工负责、互相帮助、密切配合的精神，把学校办好。
为便于学校的发展，便于理论与实际结合，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以改归业务部门直接领导为原则；
对各地现有的私立技术补习学校，应加强领导，使能适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会议并决定在中央、各大行政区、省或直辖市分别成立中等技术教育委员会，负责研究处理各项重大问题。
会议认为吸收工人、农民及革命干部学习技术使他们成为技术人员中间的骨干是培养国家生产建设干部的重要环节，是国家工业化的有力保证。
会议根据上述的原则和精神，通过了几个文件的草案，由教育部报请政务院批准后公布实施。
会议同时讨论了如何妥善安置百余万高小毕业生问题，会上代表们一致认为他们是国家宝贵的财产，是国家建设干部的源泉。
会议决定由有关部门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艺徒学校、或采取师傅带徒弟等方式使广大的不能升入中等学校的高小毕业生能学得一技之长，参加各项国家建设工作。
（新华社）

海关总署公布
旅客携带金银入境登记办法
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于函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同意后，于06月27日公布旅客携带金银入境登记办法，规定旅客由国外携带金银入境，应向海关报明，全部登记，由海关给予证明，准其持有，毋须向人民银行兑换。
每一旅客携带金饰二市两，银饰十五市两，银质器皿四十市两以内者，得免予登记。
外籍旅客入境所携金银，除每人携带金饰一市两，银饰四市两，银质器皿二十市两以内者得免予登记外，概应全部登记。
（新华社）

铁路轮船飞机旅客强制保险
自07月01日起全部实行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自07月01日起全部实行铁路、轮船、飞机三种旅客的意外伤害强制保险。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及中苏民用航空公司进行洽商后决定：
铁路和飞机旅客险自07月01日起实行，轮船旅客险的实行日期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地人民保险公司与轮船公司分别协议办理，但不得迟于07月01日。
其实施范围：
铁路旅客险除路局近郊交通列车（主要为路局自用，有时附带搭客）外，全国各路一律实行。
轮船旅客险，不论国营、公营、公私合营和私营轮船都一律实行，轮渡暂缓举办。
出国轮船，以国境内的商埠码头为范围，但轮船公司如有条件代办查勘、审核和给付事项的，也可扩大到国外。
飞机旅客险，国内线全部实行，国际线往程全程照保，回程由国外站搭乘的，暂不承保，在中国境内搭乘的照保。
各种旅客保险的保险金额一律规定为每人一千五百万元。
保险费按各种席、座、舱位的票价（加快费、卧铺费、餐费等除外）照规定的百分率计算，计铁路百分之二，轮船百分之三，飞机千分之五。
交通机构规定免费搭乘的旅客，免收保险费，半票和优待票的旅客，按实收票价核收。
旅客在保险有效期间内，由于遭受外来、剧烈及明显的意外事故（包括战争所致者在内）受有伤害的，由交通机构代人民保险公司予以治疗，治疗津贴以不超过一千五百万元为限，旅客不幸死亡、残废、或丧失身体机能的，由人民保险公司依照规定给付保险金，治疗津贴不在保险金内扣除。
（新华社）

“北京人”的发现和研究
裴文中
许多人以为中国人的科学研究落后，比不上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
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是受了长期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欺骗教育的结果。
在过去四五十年中，我们中国科学界，曾受过帝国主义者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双重的惨酷压迫，按照常情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科学不会有什么大的进步和成绩；
然而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越的性格，有坚苦不拔的斗争意志，在科学的许多部门中，都有伟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成绩。
因为我个人受了学识的限制，现在我只谈“北京人”的发现和研究的一个小问题。
“北京人”就是“中国猿人”的俗称，发现在河北省房山县周口店。
他是四五十万年前，生存在中国的原始人类，代表人类发展史的第1个“猿人阶段”，也就是代表“从猿到人”的第1个过程。
我们都知道：
人类是由古代的猿类，因为两手劳动的结果，慢慢演变进化而来。
但是证据在那里？
“北京人”就是最好、最完备的证据。
从周口店这个地方，经过我们十几年的辛苦工作，发现了很多的“北京人”的材料，包括五个比较完整的头骨，十几个比较完整的下牙床，单个的牙齿一百多个，身上的体骨破碎者七八块。
据我们的研究，北京人的头骨，眉上骨突出象稜脊一样（我们现在人的眉上骨差不多是平的），额骨低平，头顶骨低而偏后，下牙床的前部向前突出（我们现代人的前部差不多是垂直的）。
以上这许多种性质，都是与猿很相象的。
另一方面，他的头骨的许多微细的性质，牙齿的形状和构造，体骨的形状等，却又都是“人”的性质。
因此，我们认为：
“北京人”是具有猿类性质的人类，也就是古猿向人的方面发展的第1步。
这种具有猿类性质的人类，在现代的世界上，已经没有了，只有他遗留下的骨骸，埋藏在土石之中，经过了几十万年，已经变成沉重的坚硬的石头，或者叫作化石。
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就是这种化石。
在世界上，已经发现了四种猿人的化石，其中以“北京人”的材料最丰富最多，而且与“北京人”的生产工具共同发现在一起，说明了人类开始用两只手工作的最初的阶段。
因此，四种猿人之中，只有“北京人”不但能够证明达尔文的人类从猿进化而来的学说，更证明了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的理论。
我们中国人常常夸耀中国有几千年的光荣而丰富的历史；
但是常常忽略漠视：
在有历史以前，远在四五十万年之前，在我们这块可爱的国土上，已经有了人类，有了文化，在整个人类征服自然的漫长而坚苦的历史上，曾发生过重大的作用，有伟大的供献。
可惜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御用“学者”和中国买办阶级指挥之下，一切刊物都用英文，而且刊物主要是寄往外国，因此使我国一般的人民大众都不晓得这个科学上的重大事迹。
关于“北京人”的发现和初步研究，曾有十几年的惨痛历史，是最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在过去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一个科学工作的实例。
这一个初步工作，是完全在反动官僚买办阶级政府时代进行的，名义上是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的“罗氏基金委员会”“合办”，实际上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奴役中国科学工作者。
那时中国方面的主持者，更是最典型的官僚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实际工作者的血汗，来换取他们的功名利禄及买得外国主子的欢心。
1910年，有一位瑞典人安特生，在周口店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许多古代动物骨骼的化石。
他当时是北洋军阀政府的矿业顾问，但是他对于中国的矿业没有兴趣，只是利用他的职权，在中国各地进行史前考古及掘挖动物骨骼化石的工作。
他后来又聘请了一位奥国人来华，帮助他进行掘挖动物骨骼化石工作。
这位奥国人曾到周口店去，掘挖了许多动物骨骼化石，带到瑞典去研究。
到了1926年，这位奥国人在瑞典，由周口店采集的化石中，发见了两个象人类的牙齿。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中国地质调查所，遂与罗氏基金委员会订立了合同，共同“合作”，进行在周口店挖掘动物化石的工作。
1927年，请了一位瑞典人负责进行在周口店挖掘的工作。
这一年的工作，结果又发现了一枚象人的牙齿。
代表美国罗氏基金会的利益者——一位英国人——根据这一枚牙齿，订名周口店的人类化石为“中国猿人”，俗名“北京人”，他代表象人象猿的原始人类。
这位英国人的理论，因为根据的材料太少，未能取得世界上学术界的信任和重视，于是他又要求罗氏基金委员会再行“投资”，1928年仍然继续工作下去，因为工作的扩大，有了中国人和法国人参加。
这个发掘“北京人”的工作，完全反映了当时我们中国的情况，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者以外，任何帝国主义者的代表人物，都伸出魔手来“染指”，来抢掠学术上的荣誉。
到了1929年，这许多国家的“学者”们及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们，都认为发掘“北京人”的工作，成了“鸡肋”，于是将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坚苦而认为没有希望的工作，才肯放松了手，交给了中国人来负责。
这个时候，正发掘到了一层最坚硬的石层，任何动物的化石都很稀少，他们曾屡次提议停止工作，但由于负责的中国人的坚持，再加工人们的努力，我们不久就掘完了这一层最坚硬的石层；
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下边露出一层含有丰富的化石的土层；
更是他们所梦想不到的，在那年12月中，发现了第1个完整的“北京人”的头骨化石。
在此以前，我们只有几个牙齿和破碎的下牙床代表“北京人”，在研究上感到材料的贫乏，不能作人类进化的有力的例证。
但是有了这一个完整的头骨，问题就解决了，一切的怀疑都扫除干净了！
因此，这个发现，得到了全世界上学术界的推崇和赞许。
因为有了这个发现，美帝国主义的罗氏基金委员会又继续投资，以便多得些“北京人”的材料由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来研究，争取个人学术上的地位。
当初代表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者与美帝国主义订立的合同中，最主要的一条是：
“北京人”的材料要由美帝国主义的罗氏基金会的代表人来研究，中国人只有负替他们挖掘的责任，没有研究的权利。
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谓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善意的帮助”。
但是中国方面实际工作的同志，却不肯落后，在合同规定之外，在考古学、古生物学及地质地文学方面，努力钻研，也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绩，没有因为帝国主义的扼制而萎缩下去。
在帝国主义的“学者”及官僚买办阶级统治者双重压迫之下，中国参加这个工作的科学家，继续不断地在苦难中斗争着，努力着，除了“北京人”的化石以外，其余有关“北京人”的年代，文化和环境等研究，都由中国工作同志们圆满的完成，使我们对于“北京人”有关的知识完备无缺。
不幸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的时候，敌人不但迫害我们参加这个工作的同志们，且杀戮了我们的忠实的看守周口店的三位工人，更进一步设法来掠夺这个在学术上有崇高价值的“北京人”化石。
据我们由种种迹象来推测，我国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又从日本人手中，将北京人的化石掠夺去了（我已另有专文发表，其经过详情从略）。
全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胜利了，扫除了官僚买办阶级的封建势力，驱逐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残余，人民掌握了政权，一切建设事业，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期间，得到了稳固而迅速的进展。
关于“北京人”的研究，也同其他事业一样，在解放后一年之中，得到了发展，研究工作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知道：
“北京人”的初步研究是一种悬空的工作，高高在上，只是钻了牛犄角尖的学者们的一套与人民不发生关系的学问。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初步的研究，太专门了，太高深了，与我们一般人民的实际生活没有联系。
其实“北京人”和他使用工具的发现，在学术上崇高的价值是在于证明了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的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发展的学说。
有了“北京人”和他制造及使用的石器共同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类发展的学说，就完全得到了科学上的证明。
只有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这个崇高的价值才能得到正当的认识和应当得的尊崇。
从1950年年初起，北京历史博物馆，在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直接领导和帮助之下，集合了全北京市有关的科学工作者及艺术工作者，发挥了中国人的集体的力量，对于“北京人”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人”如何居住在天然的山洞中，如何打制和使用简单粗劣的石器，如何与吃人的猛兽作生死的斗争，如何用两只手和智慧征服了当时的自然界等等，都用模型、实物和图画表现出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原始社会陈列室的重要部分，使一般群众也可以了解，我们四五十万年前的远祖，在创造现代人类的世界中，曾经发挥过如何巨大的力量和有过如何伟大的供献。
使我们除了热爱现在的伟大的祖国和过去光荣的灿烂的历史之外，更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远古祖先在全人类的发展过程上所起的作用，充分的发挥了革命的理论，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
这样，就使从前脱离实际与人民脱节的专门科学工作，得到了正常的发展，完成了科学为人民服务的至高任务。
这个研究，虽是科学中一小部门的一点微末工作，但我们相信，在教育一般人民群众上，实有它一定的作用。
我们应当，而且值得骄傲：
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一切事业都得到了正当的发展！
有了伟大的成就！
（附图片）
这幅照片是“中国猿人”的复原塑像，代表一男一女，是苏联专家格拉西莫夫，根据“北京人”的头骨化石模型所塑制的。
格拉西莫夫是苏联著名的雕塑家，专门塑造各种原始人类的复原塑像。

华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
决议要求政府严惩黎培里
华东区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机关会议从上月14日到21日在上海开了七天会。
会上有许多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的代表控诉了帝国主义分子在“救济”名义下残害我国儿童的罪行。
在上海圣母院育婴堂住了十八年的孤女李桂金控诉说：
有一个夏天，她所在的育婴堂内一天就死了一百多个婴儿。
济南泰山教养院的周月英控诉说：
我们孤儿们吃的是糠秕和槐叶，四季喝的都是冷水，年龄大一点的孩子，每天被迫要织好二打袜子；
织不出就要被外国修女罚饿。
那些外国修女还常用皮鞭、铁棍毒打我们，有时还要罚我们吃粪便和苍蝇。
外国修女却说：
“这是上帝的责罚”。
南京盲哑学校哑女生史斋云用手势控诉（由另一人翻译），她曾被该校帝国主义分子的爪牙吴醒亚用蒙药蒙倒后实行强奸。
她在控诉中泣不成声，但当她讲到人民政府已替她作主，逮捕了吴醒亚时，流露出万分感激的心情。
她举起手来，竭力地拚出了依稀可辨的声音：
“打倒美帝国主义！”
“共产党万岁！”
全体代表在经过控诉并经过小组讨论以后，一致拥护“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救济社团及救济机关实施办法”，并表示要坚决割断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办好中国人民自己的福利救济事业。
他们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
要求人民政府严厉惩办实际上控制着各地天主教孤儿院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

天主教内的秘密反动组织——圣母军
（一）圣母军产生的政治背景
圣母军又名圣母御侍团，1921年09月07日成立于爱尔兰杜柏林。
它是天主教内部国际性的反动法西斯组织。
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总危机时期的历史情况下产生的。
资本主义集团的金融寡头们为了要维护他们的奴役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为了要拯救自身的死亡，因此更加强了对于宗教的利用，圣母军便是一个如黎培里所说的“别具装璜、有特别引力与暗示的公教进行”的反动组织。
（见圣母军手册十七页）。
“圣母军手册”明白地供认了圣母军产生的政治背景。
这本手册是圣母军总部出版的最高指导理论的读本，它“包括团员所应该认识的原理、规则、方法以及组织的精神”（手册一一七页），被规定为各地建立圣母军的准则和团员必须学习的读物。
它如此写道：
“这个新的骑士（按指圣母军），在这个信仰动摇的今天产生了。
我们现在的时代……无神论的阵容，已将恶毒的思潮传遍了每一角落，大有席卷世界、包举天下的气概”（手册三十九页）。
但是，手册认为更严重的，是原来的“公教组织”和主教、司铎等等已经无法挽回这种局势。
因为劳动人民已经看清了这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传教士的丑恶嘴脸，不再相信他们，“而卷起了反抗教士、驱逐他们的怒涛”。
在这种情况下，便需要另一种能够代表主教、司铎来进行反动活动的组织和人员，于是，“圣母军准着近代的需要而产生了”，“圣母军在这里能发挥它最大的效力，它能代表司铎深入民间，实行司铎的计划”（手册二二九页）。
（二）圣母军的真正目的
既然圣母军是在前述的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它的真正的目的也就十分显然：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它是为了加强宗教在劳动人民中间的麻醉欺骗影响，破坏劳动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以便维护金融巨头的反动统治；
在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它便要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妄图推翻人民的统治，使反动黑暗的制度在这些国家中复辟。
圣母军手册并不掩饰它的目的，它要求它的团员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要加强对于“那些在贫民窟与穷苦奋斗的人和那些有危险堕落的人”进行工作，“使他们忘却社会的分裂、倾轧，”（手册三八页）；
在人民民主国家里，“圣母军的主要目的和事实”便是要“毁灭罪恶的统治，推翻它的基础，在它的残碑断碣里树立起基督神国的旗帜”（手册一一八页）。
（三）圣母军是天主教内部的反动法西斯秘密组织
圣母军是完全仿照古罗马帝国时代为专制暴君效命、残酷地屠杀奴隶的罗马军团而组织的。
圣母军经常将自己比喻为残酷野蛮、杀人如麻的古罗马军。
它订立了许多极严厉的“禁诫”和“军纪”，强迫团员盲目地服从，并用浓厚的宗教气氛来麻醉团员，使团员成为毫无思想的、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
圣母军手册说：
“圣母军要求团员服务，是无限制，无保留的，这并不只是一种劝告，乃是必然的要求”（见手册第6页）。
为了要使团员成为驯服的工具，圣母军便施用了许多欺骗和强制的办法。
圣母军手册说：
“我们深深地自认我们无能，卑不足道，静待全能天主认为合宜的时候，用我们的活动作为它光荣的工具”（见手册一○一页）。
圣母军手册严厉地警戒团员不要谈“关于教会犯了什么罪恶、腐败、专制等等”的事情，它说：
“团员该遵循的方式是把问题拉回到最简单的成份上去，即是天主给世界降下了福音”（见手册一八○页）。
圣母军手册同时教导团员要掩盖一切反动统治者的罪恶，它警告说：
“如果团员想借着机会，揭发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出出风头，这是绝不可以的”（见手册二○五页）。
这些并且都被规定为圣母军的“军纪”，强制团员服从。
圣母军是一种秘密活动的反动组织，它警告它的团员“勿为太热心的社会改革家所利用。
圣母军工作，根本是隐而不现。”
（见手册二○五页）它规定团员要“严守秘密”。
“把在支团集会里所得到的消息，给外人透露出来，那是等于出卖圣母军”（见手册一六六页）。
又说：
“收听到的一切散布出去，对于军团，是等于不可容忍的叛逆。”
（见手册一一二页）。
试问如果圣母军仅仅是一种宗教组织，它为什么要如此严格的警诫其团员保守秘密呢？
就这一点，已足以证明它是以宗教为掩护的一种进行秘密破坏活动的反动组织。
为了要紧密地控制团员，圣母军又规定每周集会一次，“借着集会的方法，执行军中的纪律”（见手册一六四页）。
上述圣母军的极端反动的政治目的和最落后、最残暴、最专制的组织制度，明显地说明了它是一个极反动的法西斯组织。
这个法西斯组织是由主教和司铎来指挥、监督的。
圣母军手册反复地强调各级团部应当受当地主教、司铎的支配的重要性，因此它本身实际上也不过是被一些所谓主教、司铎的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来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
（四）圣母军在中国的破坏活动
在中国，圣母军是在中国大陆接近全部解放时才开始活动的。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继续奴役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幻梦；
但是帝国主义并不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因此他们就积极利用最反动的组织圣母军来进行垂死的挣扎。
发起这个组织并且领导着它的，便是最近被全国天主教爱国教徒起而控诉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
黎培里在1949年02月写给他的秘书陈哲敏的信中说：
“圣母军能对任何的社会氛围，如本堂区、学校、工厂、军队……都无往而不适宜”，可以成为“参透一切的思想和行动”，从而使“基督的神国（应读作帝国主义的统治）在中国不但不感到损失而消沉，反而更进一步的发展，继续它神圣的权利。”
因此，当中国人民的胜利迅速发展时，黎培里一类帝国主义分子也就积极地在各地建立和发展圣母军。
1948年，黎培里把他的助手爱尔兰籍神父莫克勤召来中国，莫克勤在来华前，曾到爱尔兰和美国去受组织圣母军的专门训练。
他到中国以后，即奉黎培里之命，在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内负责圣母军的组织工作。
同年08月，黎培里派遣莫克勤赴天津协助文贵宾组织圣母军。
其后，黎培里又派他到广州、桂林、四川等地去发展这个反动的组织。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的天主教内都发现了这个反动组织。
圣母军在黎培里的领导下，对人民中国进行了各种破坏活动。
根据天津已揭发出来的材料，圣母军的反动活动大致有下列几种，（一）大量吸收逃亡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和其他落后分子，以扩大其反动组织；
同时改用圣母慈爱祈祷会的名义，要求人民政府准予登记，企图争取合法地位。
这一阴谋被揭穿以后，立刻又分成小组，企图长期潜伏。
（二）经常秘密集会，交换情报，讨论和布置进行破坏活动。
例如天津圣母军某支团在荷籍神父满济世的领导下曾组织“圣奥斯定要理研究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大肆造谣。
又如当天津市爱国青年热烈地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时，圣母军曾分别派出团员到爱国青年学生的家中去散播谣言，进行阻挠。
（三）出版和散布反动书刊，如《现代问题解答》、《恐怖的共产主义》等等。
（四）污蔑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领袖；
在教会学校中，打击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学生。
（五）积极地帮助文贵宾等帝国主义分子破坏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例如散发“学习参考”等破坏三自运动的反动文件，阻止教徒在革新宣言上签名，向进步教徒进行欺骗、威吓等。
（六）用恐怖手段，如写匿名信、暗杀等反革命行为来破坏社会治安，危害爱国教徒（如最近天津所破获的满济世案件，即是）。
但是圣母军的破坏活动是徒然的，人民的巨大力量必定会粉碎它的垂死挣扎。
甚至连圣母军的首恶分子也感觉到他们前途的悲惨，请看圣母军手册所说的话吧：
“与这可怖的阵容（指人民的巨大力量）一比较，圣母军是如何渺小呢！”
（手册三九页）。
被骗加入圣母军的中国神甫、教徒们应该赶快觉悟，迅速脱离这个反动组织。
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这个反动组织继续存在和活动。

学习学习再学习
北京大学教授金克木
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除了欢喜赞叹高呼万岁来迎接这个伟大日子以外，还应该加紧工作，加紧学习，下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学习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历史，学习党的作风。
从解放起我们就喊出学习的口号了。
不过，我觉得，学习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越学越难，“学然后知不足”。
这就是因为我们所要学的不是仅仅一批现成的书本和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而是实践。
在开始的一段学习期间，我学了一些理论，但总觉得不过是多学了一套东西，究竟格格不入，浮光掠影。
面对事实，就出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是非难辨的感觉。
这样，渐渐就逼出了立场问题。
先确定了立场，是非就容易判明了。
于是开口闭口处处不忘查立场。
但是这还不够得很，还得再困一个时期，碰许多想不通的钉子，才更进一步，心里逼出了一个阶级立场问题。
于是划分阶级，由此恍然又看清了许多问题。
可是还是不行。
能开脉案不能开药方，光会画脸谱，还不能解决问题。
这证明所学到的理论还不是行动的指南。
这一关可不容易过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非其他理论之比就凭这一点。
幸亏有了离我们最近的，最亲切的，讲中国人民格言的导师，毛泽东思想，又有了人民日报天天指引，再加上人民已经大翻身，而且掀起了如火如荼的三大运动，于是我从接受党的教育的实践中睁开了眼，看出一切问题都是阶级斗争问题。
学了一两年才学回了头，原来一切集中在《共产党宣言》的第1句。
人的一切活动过程都是阶级斗争，而要有斗争就要有组织，有党的领导，不然就还是悬在空中，仿佛超然而实际是东倒西歪不自知。
自觉地参加到阶级斗争里去，在今天中国就是自觉地随着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尽管投出的不是手榴弹而只是石头，可是这一来就真正认识了革命。
以前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仿佛一般人看佛经，字字识，句句懂，可是隔了一层，不知说的是什么。
这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似通非通，隔靴搔痒，这就是因为没有大喊一声，随着人民解放军投出一颗石头。
这样一来，仿佛是学习到了头了。
然而不然，这才算是刚刚起来。
这一颗石头投出去，毛泽东思想对于我就立刻是活的了。
他就是教我们怎样接着投下去一直投到彻底胜利的。
行动才需要学理论，而学理论就必须行动。
学习战斗必须扛枪举步，而决不是坐在屋里朗诵步兵操典。
对于蹲惯了黑窟窿的猫头鹰，在阳光下面飞翔是痛苦的。
同样，对于习惯于把读书当做唯一的学习的人，我敢说，学习战斗是极艰苦的。
对知识分子说，学习阶级斗争比读遍万卷书难，比精通任何语文难，比上下古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还要难。
我这时才明白为什么“联共党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为什么熟读《资本论》的马克思学者并不能就算马克思主义者。
学军事就是学打仗，学打仗就是学军队，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学党。
离开了党一切都是空谈。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这就是毛主席的指示。
在悠长的时间中闭着眼旋转而自以为跑了不少路，今天到了党的三十岁生日，我才知道向党说：
原来你教了我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动步啊！
好了，尽管一动步就会跌交也罢，跌倒了再爬起来往前走，从此我跟定了你作万里长征！
我就拿这篇小文作我对党的伟大寿辰的渺不足道的献礼吧。
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万岁！

知识分子的体会
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
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其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坚苦地正确地领导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一个真正天翻地覆的伟大事业。
到今日人民是站起来了，国家富强可以预期，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头等强国，世界整个形势已因我们革命的成功为之改观。
共产党的功绩是说不完的，有目共睹，也不必说。
但是在它三十周年的生日，让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学校里的人们）想一下罢：
我们领导的党何以有这样伟大的成就呢？
我们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教训是些什么？
体会到些什么呢？
这样的问题不是短时间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并且我自己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并无彻底的认识，也不能说清楚。
但是我想共产党成功的道理并非秘诀，实在简单，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挚和学问的踏实。
过去的人士那一个不高唱救国救民呢？
那一个不熟习“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格言呢？
过去的知识分子中也不是有些发过“入地狱”“救众生”的弘愿吗？
但是事实上他们解决了“民生疾苦”的问题吗？
没有的！
事实上没有的！
他们口说止于口说，弘愿止于弘愿，但事实上对于人民痛苦，只有浅薄之热情，对于个人利害却具深切之顾虑，所以一遇考验，即为名利所俘虏，为统治者作奴才。
至于江苏的农民为“萧剥皮”“董抽筋”所加惨酷的虐待，天桥的劳苦大众为四霸五虎所施的非人的压迫，其悲惨的声音，我们自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先生们，或者漠然并未听见，或者听见也没有办法。
直到现在，老百姓大家都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翻身了，我们有人作主了！”
而我们知识分子听了人民控诉的呼声，方才不禁心惊魄动，“瞿然自失”，恍然过去即有好心肠，至少也是无济于事，过去我们的办法并未丝毫真正为人民服务。
有的先生还问：
过去的人士为着人民不惜身命，坚苦卓绝，数十年如01日者，不也是有的吗？
是的，确是有的。
但是他们未作深刻的研究，没有真实的学问，茫然于“民生疾苦”之来源，也就对于“救民于水火”没有办法。
直至马克思主义者才精深的研究了人类的历史，彻底的分析了社会的性质，了然于过去那样的社会经济的结构必然产生那样的结果。
他们又在实践的过程中，深心体会，于人生社会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因此能发现症结，能解决问题。
过去我们知识分子所熟悉的研究，对于社会、历史原不深刻，而又脱离实际，不合实情；
因此常救国有心，而回天乏术。
过去我们知识分子常佩服共产党办事的成就，而轻视他们的理论的造诣；
今日看起来，他们领导人民解决了两千年未解决的问题，这自不能没有真实学问的基础。
今日看起来，我们过去对于社会历史仅有浮泛的知识，而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
复次，共产党服务的精神与其科学的创获有密切之关系。
一方面服务的成功有赖于其理论之正确，凡革命行动“顺乎天理、应乎人情”者，必定因其精通天理，深悉人情。
另一方面科学之正确有赖于其人民的立场，劳动创造世界，人民本为社会之基础；
若理论抹杀劳动大众之地位，则必至于歪曲历史；
由此而或以为少数人本来应享特权，或以为英雄可造时势。
其结果，理论反而支持少数人之特权，拥护独裁之横暴，而不为人民大众服务。
过去知识分子所欣赏之历史客观态度，从现在看来，既歪曲事实，而且具有反动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与一切社会科学都与过去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有基本区别，新的哲学与科学不但是为人民服务的斗争工具，而且人民立场渗透于其内容之中。
证明一切超阶级、超人民立场的理论，实在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
过去我们知识分子拿这样的反人民的理论，而欲其达到救人民之目的，真如“缘木求鱼”，自相矛盾了。
复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但认为要改造世界，而且重视改造世界与个人改造的一致性。
真实的学问不但以服务人民为目的，而且须确定以人民的立场为其基本的出发点。
知识分子个人本身若无人民的立场，而求其所研究者，所传布者达到为人民服务之目的，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而且科学根据事实，一切理论必须从事实中来，而研究理论者亦必从实践中乃能有所完成。
世界是永远不断变化，不断革新，不断发展。
而我们在实践中所得到的理论亦须不断变化，不断革新，不断发展。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头脑亦须不断的革新，不断的改造。
科学理论须符合客观事实，乃能保持其科学性。
科学家须改造自己，乃能改造世界；
而又于世界改造之中来改造自己。
过去知识分子既否认世界的改变，也不求自己的革新；
或者一面拒绝改造自己，而一面又要求世界之改造，岂不是大不合理的想法吗？
总起来说，在共产党三十周年生日，大家庆祝其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成功之际，知识分子应该已有觉悟。
不但农民翻身，已摆脱二千年来地主的枷锁；
而知识分子同样应该翻身，粉碎二千年来思想的桎梏。
不过实在说来，过去思想的桎梏，自无产阶级理论兴起之后，已经被粉碎了；
过去知识分子所引以自豪“视民如伤”的热情，今日证明其为空想；
其所视为精密的理论，今日证明其为抹杀事实；
其所夸耀的客观持平论点，今日证明其只能为统治者所利用，其效果并不公允；
知识分子们往往以为脚下所站的是岩石，今日乃发现其为沙碛。
知识分子们应该翻身改变了罢！
我们应该向共产党学习，学习他们服务人民的真挚，学习他们学问的踏实，学习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们要改造世界并且改造我们自己。

罪恶的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
长期领导天主教内反动活动的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已于最近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令停止活动，听候人民政府处理。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设上海市岳阳路一七九号。
它的前身是天主教教育联合会。
1947年，臭名远扬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鉴于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形势的迅速发展，为适应“非常时期，经罗马（梵蒂冈）指示”，改组成立了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
在黎培里直接领导下，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印发了大批反动书刊，并指挥着天主教反动组织“公教行动队”及“圣母御侍团”进行反革命活动。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的第1任秘书长，是以反苏反共闻名的美帝国主义分子米家琦。
这个专门发放美国剩余救济物资的天主教福利委员会的负责人，在上海解放前夕，丢下秘书长的职位，逃离了上海。
继任的是另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华理柱。
华理柱是美国华尔街利益的维护者史贝尔曼主教的亲信。
在黎培里指挥下，华理柱把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变成一个更顽固的反动堡垒。
反动书刊如《现代问题丛书》、《中国传教士》、《传教士学习资料》等，便在这时大量出版。
直到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以后，华理柱慑于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威力而“隐退”，由加拿大侨民赵玉明接任了他的职务。
今年01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登记办法之后，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为掩盖它的反动面目，其秘书长改由完全为美帝国主义者所控制的中国人沈士贤出任。
但帝国主义分子田执中、华理柱、赵玉明、康乐（比籍）、穆启蒙（法籍）、傅梦弼（比籍）、莫克勤（爱尔兰籍，现为圣母军负责人）及美国走狗陈哲敏（中国籍）等，依然隐藏在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内，继续进行反动活动。
他们变本加厉地大批出版和分发了《学习参考资料》《圣而公教会》、《传教三昧》、《传教一言》、《传教两得》等反动书刊和反动的连环图画。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所散布的反动书刊，对中国人民、对人民政府、对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极尽诬蔑、挑拨、威吓之能事。
在《传教三昧》一书中，帝国主义分子公然反对中国天主教徒热爱祖国，而要他们把“‘祖国’大神的祭坛，毫不迟疑的当众拆毁”。
为了模糊中国教徒的民族意识，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历史作了可耻的曲解。
他们在《天主教浅说》一书中，把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说成是“林则徐发动鸦片战争”。
在《上海天主教教务发展史》的长文中，又将历史上中国人民每一个革命高潮的到来，都诬蔑为“黑暗时代”。
他们把太平天国李秀成部队向上海的进攻，诬称为“侵入”，颂扬着英法帝国主义“保卫了上海”，和汉奸曾国藩“联合戈登所率领的常胜军，肃清了上海”。
帝国主义极端仇视爱国天主教徒所兴起的三自革新运动，他们想尽千方百计进行破坏。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就是进行这一破坏活动的指挥机关。
在该会所发出的反动书刊中，一再散布所谓天主教是“超国际”、“超阶级”、“超政治”、“超政权”的烟幕，为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我国作掩护，为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梵蒂冈作辩护；
同时又以另外一套“三自意义”来曲解和诬蔑真正的三自革新运动，并以“裂教”和“违反教义和教规”恐吓爱国教徒，以“妨害教会的超然性”来阻止教徒参加一切爱国活动。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不但通过文字来进行反动宣传，并派人到各地破坏三自革新运动。
如去年冬天，黎培里的私人秘书、教务协进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哲敏到了北京，企图破坏当时北京正在顺利进行的三自革新运动。
天津市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也曾派专人到南京、上海请教黎培里和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求取破坏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之道。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的反动真相，已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广大人民以及爱国的天主教徒已不能容忍它的继续存在。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正是根据人民的愿望，为了保卫祖国主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正确措施。
上海震旦大学等五十个大中学校单位代表和医院人员于14日发出宣言，要求解散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并审查该会所出版的一切书刊，查禁一切反动书籍。
很多读者也纷纷在上海解放日报撰文，揭露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的反革命罪行。
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象它的指挥者黎培里一样，末日是已经到来了。

保加利亚举行隆重集会
纪念季米特洛夫忌辰
【新华社03日讯】
据塔斯社索非亚02日讯：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和全国农业工人联盟会同各人民团体代表于07月01日在索非亚人民剧院举行隆重纪念会，纪念保加利亚人民的伟大领袖与导师季米特洛夫逝世二周年。
主席台上挂着保加利亚的国旗，中间是衬着鲜花的巨幅季米特洛夫画像。
许多巨幅标语号召实现这位争取劳动者幸福与和平的斗士的伟大遗言。
以苏联大使保德罗夫为首的各人民民主国家外交使团的人员都参加了纪念会。
下午七时，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契尔文科夫为首的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委员走入主席团席位。
纪念会由保加利亚共产党索非亚市委会书记比尔契夫致开幕词，他建议为季米特洛夫致哀，全场肃立，乐队先后奏起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国歌。
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奈捷夫作了关于季米特洛夫的生平与革命事迹的报告，叙述了季米特洛夫——列宁与斯大林的忠实学生——在反对人类最凶恶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在建设人民民主的保加利亚的斗争中的功勋。
奈捷夫号召实现季米特洛夫遗言，应保持和巩固与苏联的友谊。
02日，成千成万的索非亚劳动人民谒季米特洛夫陵墓致敬。

共产党员王世荣
钦本立
谁都知道朝鲜前线是很艰苦的，有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谁也知道，所有的困难都被我们一一克服了。
但是，这些困难是怎样被战胜的呢？
这是志愿军全体指战员与前后方人民坚韧奋斗的结果；
但是，仅仅这样认识是不够的，除大家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带头推动的力量。
这就是所有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他们以崇高地忘我牺牲的精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站在英勇斗争的最前列，领导大家与困难搏斗，终能披荆斩棘，冲破所有的难关，向胜利迈进。
看了下面一段故事，大家就会更加明了这个道理。
驻防某江渡口的志愿军某部，奉命担任保护桥梁、抢修桥梁、保证运输畅通的任务。
这个任务能否完成，关联着前线千千万万战士的生活和战争的胜利。
这条冰河，03月间开始溶化。
04月初，紧张的冰化时期到来了。
轰隆轰隆的冰块破裂声，冰排撞击声，山崩地裂样震动着大江两岸。
在冰块的冲击下，横跨江上的大桥，眼看抵挡不住了。
为了保护桥墩不致被冰块冲毁，就必须昼夜不断地把桥墩附近的冰排炸成碎块。
象小山一样的冰块，随着江流汹涌而来，要想打垮和粉碎这些冰块，是一场万分艰巨危险的斗争。
在这万分危急关头，工兵班班长共产党员王世荣毫不犹豫地提出：
“不让前线的接济发生任何困难，我们必须抢修桥梁。”
他向自己班里的战士们说：
“同志们，光荣的任务来了，我们来吧！”
这个号召鼓舞了全班的战士。
全班向上级提出要求，担任这个光荣的任务。
王世荣和八位战士都写了决心书。
王世荣的决心书上写着：
“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女，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也是应该的，光荣的。
如果我牺牲了，盼望你们继续努力，一定完成任务。”
04月05日的下午，王世荣和八个战士开了个会。
大家在会上想出许多办法。
提出了“粉碎冰排，就是战胜美国鬼子”的口号。
到了下午四时，江水突然涨了四五尺，冰流冲击得更凶猛了。
王世荣准备停当后，给党支部留下一封保证坚决完成任务的信，并把自己仅有的一万二千元人民币，交给支部，作为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党费。
于是，他们架着木筏、小船，带着炸药等工具，开始下水抢修了。
九个人分成三组，坐着小木船向冰流前进。
小船从冰块的空隙中穿来穿去。
三个战士首先跳上了冰排，凿了洞，放好炸药。
他们点燃炸药引线后，迅速跳上小船，又从冰块空隙中穿出来。
这时，那块大冰排在轰隆一声巨响里炸碎了。
江岸两旁的战士为他们第1次的胜利热烈欢呼。
第2次，王世荣又带领了六个同志，坐着小船去和冰块作战。
这时江水涨得更大了，冰排的来势也更凶猛了。
王世荣又号召大家：
“同志们，胜利在等着我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小船又在巨大冰块的空隙中穿来穿去。
三个战士跳上了正向江桥滚来的冰排。
王世荣和三个战士撑着小船，去和另一个冰排搏斗。
忽然嘣咚一声，一块冰排撞着小船，小船被撞成两段，船上的战士落在江中。
04月的江水还冷得刺骨，当他们从江水里爬上冰排的时候，已是遍体冰伤，通身冻僵了。
谁也没叫一声苦。
他们的眼中射出不屈的光芒，望着江桥。
留在岸上的两个同志，急忙推下木筏去援救，木筏刚靠近一块大冰排，又被打翻了。
这两个同志也迅速爬上了冰排。
九个人分立在三块冰排上，冰排随着江流浮动。
九个人举着拳头，高声唱着《毛泽东之歌》。
他们的宏亮的歌声，压倒了水流和冰块的撞击声。
岸上的首长和战士们，紧张地推着大木船，希望把这九位同志抢救出来。
但大木船被一块巨大的冰排挡住了，五六十个人用尽气力也推不动。
这时，王世荣和另外二个战士站立着的冰排发出一阵破裂声，冰排裂开了，三个人一齐掉到江中。
另一个冰排上的薛成仁也掉到江水里去了。
在大家的焦急叫喊声中，王世荣忽然露出头来，爬上一块小的冰块，高声喊着：
“同志们，克服困难就是胜利。”
“我们决不让冰排冲坏我们的桥梁。”
于是，他又跳到江中，把临近的两位同志救了上来，又跳下去，救起另一个同伴。
足足有半个小时，八个人全被他救了上来。
他们分站在几块小的冰块上。
在快要脱离险境的时候，上游的江水又涨起来。
江流凶猛地流着，冰块排山倒海地滚了下来。
一块有一丈高的冰块撞倒王世荣站立的小冰块，王世荣和另外一个战士王思尧又掉下江水里去了。
王思尧掉下去后就不见了。
王世荣的头在冰块空隙中，随着江流一沉一浮。
这时，岸上的同志赶忙用竹排抢救，但竹排被冰块阻止了。
王世荣同志挣扎着从冰排夹缝中冒出头来，用尽最后的力气高喊：
“你们赶快完成任务，不要救我了。”
话还没有说完，一片大冰块冲下来，英雄的不朽的影子在冰块前沉没了。
跳下水里去抢救被难伙伴的战士们，沉痛地叫着王世荣和王思尧的名字。
他们很快地揩干了泪水，沉默了片刻，面对着江水，沉痛地高呼着：
“给王班长报仇！
给王思尧报仇！”
“粉碎冰块就是粉碎美国侵略！”
“决不让冰块冲坏桥梁，保证前线供应！”
天虽然黑了，但更多的战士爬上了木筏，跳上了冰排，继续和冰块斗争。
爆炸声，冰块的破裂声，高亢的叫喊声，在江面上震荡着。
经两天两夜的努力，不仅保护了旧有的那座大桥，并且还添了一座新桥。
大车、汽车从这两座桥上滚滚前进。
这是历史前进的车轮，是王世荣和其他共产党员带头推动前进的车轮，这是谁也阻止不住的。

参加六届国际电影节
我国代表团离京赴捷
【新华社03日讯】
应邀参加第6届国际电影节的我国代表团已于03日离京赴捷。
代表团由史东山（《新儿女英雄传》的编导）、张水华（《白毛女》的编导）、成荫（《钢铁战士》的编导）、郑君里（上海昆仑影片公司的编导）、郑德源（朝鲜战地新闻摄影队摄影师，曾活捉三个美国俘虏）五人组成，以史东山、张水华为正式代表。
代表团携去参加竞赛的故事片有：
《白毛女》、《钢铁战士》、《新儿女英雄传》，纪录片有：
《中国民族大团结》、《边疆战士》；
参加展览的故事片有：
《上饶集中营》、《团结起来到明天》、《内蒙古人民的胜利》、《高歌猛进》，纪录短片有：
《景德镇磁器》、《煤都风光》、《抗美援朝前方新闻特辑第1本》等。
国际电影节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电影部主持，一年一届，举行影片竞赛与展览。
本届定07月14日在捷克的卡罗维发利市开幕。

各兄弟国家报纸庆祝“七一”
【新华社莫斯科04日电】
苏联消息报、劳动报于03日刊载了刘少奇同志在北京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全文。
共青真理报刊载了冯文彬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的鼓舞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一文。
苏联的中央和地方报纸都刊载了中国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庆祝“七一”的联合宣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各国兄弟党祝贺中共成立三十周年和上海市庆祝“七一”的消息。
【新华社布拉格04日电】
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报纸都在01日发表论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
《红色权利报》登载了毛泽东主席的照片，并在第2版全文刊载了陆定一的《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一文。
在第4版刊载的题为《中国人民的党的光辉道路》的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它的诺言，领导人民取得了自由。
它现在正在领导人民争取更多的胜利。”
《人民报》指出中国的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享有广大人民的信赖与爱戴。
《劳动报》发表论文说：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于一切亚洲国家、世界上所有的附属国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来说，都是一种信号，昭示他们从全世界一切自由与和平的敌人手中，把武器夺取过来。
《人民防线报》指出：
“中国人民在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胜利，加强了和平阵营，并且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以新的美好的希望。”
《自由谈报》说：
人民中国的胜利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就是要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和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布加勒斯特各报01日都发表社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罗马尼亚工人党机关报《火花报》在题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的纪念日》的社论中写道：
中国人民现在已站在和平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列宁和斯大林的天才照亮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
火花报写道：
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更为增强了的苏中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和兄弟的友谊，是对中国人民的进步和对保卫和平的决定性因素。
《火花报》又说：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胜利给予了殖民地与附属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以新的鼓舞。
中国人民有着一个象中国共产党这样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领导者，象毛泽东这样一个英明的导师，以及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具体运用，和使中国的全盘政策都以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结成兄弟联盟为基础的政策，所有这些事实，就是中国人民将对人类的进步、对和平与共产主义的胜利作充分贡献的保证。

美司法当局不顾美国人民的广泛抗议
竟将七名美共领袖投入监狱
戴维斯表示决将继续斗争直到胜利
【新华社04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司法当局不顾美国人民的广泛抗议，已无理地拒绝了美国共产党十一位领袖要求延缓执行对他们非法判处的徒刑以待最高法院在10月重新开庭的要求，而悍然下令把十一位美共领袖于07月02日投入监狱。
07月02日，七名共产党领袖——但尼斯、威廉逊、史塔彻、鲍达希、盖兹、温特尔、戴维斯——被传到联邦法院出庭。
共产党领袖的辩护律师瑟琪尔在庭上斥责检察官赛波尔无理要求立即监禁共产党领袖，并据理要求延期执行徒刑。
法官赖恩对瑟琪尔所提出的各项理由与要求完全置之不理，竟即下令监禁出庭的七位共产党领袖，同时还下令拘捕未出庭的四位共产党领袖——霍尔、温斯顿、汤普生、葛麟，并把他们的保释金没收。
辩护律师伊斯尔曼要求停止执行史塔彻的徒刑，因为史塔彻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监禁可能危及他的生命。
这个要求也被赖恩断然拒绝。
检察官赛波尔无耻绝伦地说：
“监禁对于心脏病是一种最有效的治疗法。”
美共总书记但尼斯在为自己申辩时指出，随着十一位共产党领袖的下狱，美国宪法中关于民主权利的条款“也同时被下狱了”。
戴维斯不顾法官以“蔑视”法庭罪相威吓，在庭上坚决指出法庭的判决是对民主、对工人阶级和黑色人民的判决。
在法官制止他发言时，他高声说道：
“法庭吓不倒我。
总有一天人民的敌人会被关入监狱。
我们争取和平与自由的斗争将继续下去直到胜利。”
在法庭审讯完毕后，七名共产党领袖即被带上手铐，关入纽约市联邦监狱。

美国全国和平大会胜利举行
大会主张停止侵朝战争撤退美国军队
并选出全国委员会领导全美和平运动
【新华社03日讯】
据塔斯社芝加哥消息，美国全国和平大会于06月29日至07月01日在芝加哥举行。
大会到会代表约近五千人，来自全国四十八州各个角落，包括约近二千名工会代表和约六百名农民和农业工人的代表以及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学生、教会工作者等其他各界人士。
大会由“美国和平十字军”领导人之一、美国著名工会运动活动家李查德生揭幕。
他在听众的热烈掌声中说道：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表示我们要求和平的坚定意志的。
我们要和平，而且我们要努力得到它。”
他提到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最近指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并说：
“我们支持这个建议，并要求开始关于停止朝鲜战争的谈判。
我们要为争取和平与民主、反对我国法西斯化而斗争。”
因为从事保卫和平活动受到美国司法当局迫害的美国著名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依斯，向大会揭露了美国垄断资本支配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事实，指出：
这种寡头统治在实施战争计划同时，正在国内培育军国主义、蹂躏公民权利与民主、扩大蒙蔽美国人民的宣传。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牧师乌法斯说：
美国人民要求立即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撤退在朝鲜的美国军队。
他表示坚信，这次全国和平大会是在美国展开伟大的争取和平运动的开端。
芝加哥大学教授卡尔逊号召到会者团结一致争取和平。
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在演说中举出了许多美国各地和平运动日益加强的事实，他说：
美国人民都抗议美国政府的现行政策，而要求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其他发言的有各地工会、农民协会与妇女的代表。
他们一致反对战争、要求朝鲜和平。
这些要求和平的演说都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大会于第02日上午进行分组会议。
“生活条件和扩张军备运动”组有五百余代表参加。
他们讨论了美国扩军运动使物价上涨、捐税增加、劳动人民生活恶化的问题。
“劳工组”起草了号召美国工人们团结起来反对战争贩子的决议草案，其中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朝鲜战争，并与各大国举行谈判。
“农民组”包括来自各州的数百名小农代表。
他们指出了大垄断企业正在毁灭美国的三百八十万户小农，战争政策使它们走向破产。
小组会选出特别委员会起草了美国农民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纲领。
“退伍军人组”决定设立常设委员会，以指导退伍军人的和平运动。
在第02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人一致揭露美国反动派的侵略计划，并号召美国人民加紧争取和平的斗争。
著名作家康恩在发言中驳斥了美国反动派说苏联拒绝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合作的谎言，指出苏联一贯主张国际和平合作，而恰恰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动势力力图推翻苏联政府。
他要求大家努力迫使政府与苏联从事和平谈判。
大会第03日会议通过了各项扩大和加强美国和平运动的决定。
大会还一致过通了反映美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意愿的“原则宣言”和和平纲领，要求完全恢复朝鲜和平、立即举行大国谈判以解决一切分歧、裁减军备和废弃大规模毁灭的武器并监督其执行。
大会通过的告工人书要求他们组成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贩子的统一战线。
大会选出了全国委员会来领导美国全国的和平运动。
杜波依斯博士、卡尔逊教授、前维尔京群岛总督劳维特教授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
其他社会名流、科学家、艺术家、牧师等多人当选为委员。
这次大会是在美国反动派加紧迫害美国进步力量的情形下召开的。
大会筹备工作曾遭到美国反动派所唆使的“美国退伍军人团”和产联与劳联的领导机关的破坏与阻挠，但美国进步人民保卫和平的坚决意志克服了这些困难，使大会得以如期在芝加哥开幕并胜利完成。

美国和大“原则宣言”
把朝鲜停火作为争取和平第1步
【新华社04日讯】
据塔斯社芝加哥03日讯：
美国全国和平大会于07月01日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原则宣言”。
宣言略称：
我们在充满着新的希望的空气中开会。
朝鲜停火——这是走向更广泛的解决的第1步——证明了我们所持的信念：
世界上没有一种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力量是人力所不能控制的。
我们相信和平就是美国的国防，和平的需要凌驾一切的需要。
我们宣布我们的信念：
大多数美国人是要和平的。
我们向一切人——农民、工人，持有保守的或开明的社会见解的男女们，操西班牙语的美国人，斯拉夫血统的美国人以及其他各种血统的美国人，新教徒，旧教徒，犹太教徒——呼吁，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团结才能获得和平；
这种团结的本质就在于黑白美国人为和平事业而共同努力。
我们宣布我们的信念：
接受不同社会制度可以共存的原则，这是和平的要素。
和平与我们美国人的利害关系是这样的大，我们无疑愿意与其他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和他们自己的历史、发现走向美好世界——我们相信这是一切人都应该得到的——的不同道路的人们，在世界上和平共处。
最后，我们声明我们深信：
要实现和平，只能用谈判政策而不能用武力政策。
如果我们的外交和我们的防御是以先发制人的战争、军事统治或种族优越等幻想做基础的话，那末，它们就不能是巩固的。
这些办法是无法实现和平的。
囤积原子弹、成立军事同盟、恢复德国战争机器和日本军国主义，只能促成战争，而不能有任何其他结果。

美国和平运动的新发展
美国全国和平大会在克服了各种阻碍与困难之后，已于06月29日至07月01日在芝加哥胜利举行。
来自全美四十八州的约五千名和平斗士聚会一堂，讨论与通过了扩大与加强美国和平运动的多项重要决议，并成立了统一领导和平运动的全国和平委员会。
美国全国和平大会的这些重大成就，标志了美国和平运动的新发展。
首先，美国全国和平委员会的成立对于美国和平运动的发展，将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自从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以来，美国人民反对杜鲁门政府战争政策的情绪一天比一天高涨，并且愈来愈多的美国人民已把对和平的渴望发展为争取和平的实际行动。
各个和平团体因为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力量不断增加，而且组织了许多的和平集会和示威运动。
但是他们过去的行动是分散的，还缺乏一个联合的组织，因而也就不能在统一领导之下，发展成为一个有力的阻止战争的联合力量。
在这次美国全国和平大会以后，广大的美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可以团结在美国全国和平委员会的旗帜下，共同为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而斗争。
美国全国和平大会不但成立了统一领导美国和平运动的机构，并且通过了指导美国人民争取和平的统一的行动纲领。
这是美国和平运动的又一重大进步。
全国大会通过的反映美国人民和平意愿的“原则宣言”和和平纲领，提出了美国人民最急迫的要求，这首先就是要求完全恢复朝鲜和平，并且要求立即举行大国谈判以解决一切纷歧，裁减军备和废弃大规模毁灭的武器并监督其执行。
这都是以和平方式消除战争危机与国际紧张局势的必要步骤，同时也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争取和平斗争的共同主张。
这样就使得美国人民的和平运动与世界各国人民保卫和平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为击败美国统治集团的战争政策而奋斗。
大会通过的号召美国工人组成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贩子的统一战线的《告工人书》，对于扩大美国和平运动的基础是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美共第15次全国大会的决议中就曾指出：
“凡是企求和平的人，必须组成一个巨大的和平阵线。”
美国工人阶级是美国和平运动的领导力量，因此他们对于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坚持与发展，必将使得美国的和平阵线更加巩固与壮大。
美国全国和平大会的这些成就，已将美国和平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援之下，我们深信美国和平运动必能有更大的成就。

美国海员罢工胜利结束
资方被迫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
【新华社02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东海岸六万海员于06月16日发动的罢工，已于06月27日胜利结束，资方已被迫同意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
此次罢工海员属于产联全国海员工会、全国海船司机福利协会和美国无线电报务员工会。
罢工波及美国东海岸二十三个港口，曾使数百艘船只无法开出。

美拒发入境签证给和平理事会代表
马立克函安理会各国
抗议美侵犯安理会主席权利
【新华社03日讯】
塔斯社纽约讯：
06月29日，安全理事会主席马立克将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的信递交联合国秘书处，要求将这封信分发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的代表，并把这封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公布。
马立克的原信如下：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
尽管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一再向美国驻在若干外国的外交人员及领事馆人员要求发给美国入境签证，以便于1951年06月25日至27日在纽约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递交世界和平理事会致联合国组织书，但是美国政府却不把入境签证发给上述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
安全理事会主席于06月23日致电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奥斯汀先生，以后又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先生，要求他迅速把入境签证发给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团员。
但是，这两封电报没有产生肯定的结果，而且事实上没有得到答复。
由于没有得到美国的签证，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十二人代表团就不能到纽约来会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
联合国组织东道国当局对待国际组织代表团团员申请到纽约来会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签证的态度是不能用任何理由来辩解的。
这种态度彰明较著地侵犯了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权利，并阻挠了主席正常地履行他的职责，因为由于美国当局拒发签证给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安全理事会主席已不能接见上述代表团。
安全理事会主席认为必须把这一切让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知道，他自己方面则抗议美国国务院的行为，这种行为阻挠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正常履行其职责，使他不能接见请求他接见的人士以讨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
有关这封信中所说明的问题的来往函电，包括在安全理事会的相应文件中。
安全理事会主席马立克
1951年06月29日”
【新华社03日讯】
塔斯社纽约02日讯：
安全理事会06月份主席马立克于06月29日致函联合国秘书处。
原函如下：
安全理事会主席顷收到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团员罗伯逊的一封信，内称：
“世界和平理事会对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感谢，因为你在06月28日接见了本理事会的代表罗伯逊先生及乌法斯先生，使他们有机会为本理事会对美国国务院拒绝发给本理事会代表团各代表（该团目的是要向联合国提出和平理事会的和平建议）以入境签证的行动提出抗议。
“世界和平理事会将继续努力，争取其代表团团员能进入美国，以便早日正式向联合国提出各种文件和建议。
关于和平理事会代表被拒绝入境的进一步的情况将随即送上。”
我要求把这封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公布，以便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都能知道。
安全理事会主席马立克
1951年06月29日

美李匪军掳走大批朝鲜北部居民
朝外相致电联大抗议
并要求审判制造罪行的战犯
【新华社平壤02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于06月29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与安全理事会主席，抗议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匪军把朝鲜北部数十万居民掳往南部地区、施以残酷迫害和屠杀、并胁迫其中的青年和儿童到朝鲜人民军后方进行特务破坏活动。
电文称：
尽管世界舆论对干涉者在朝鲜的暴行表示激愤；
但是，联合国无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抗议，以致这种暴行仍在继续逐渐扩大着。
电文指出：
1950年12月，当干涉者的军队撤退时，美军司令部鉴于侵占朝鲜北部的计划已经破产，曾下令将撤退的地区变为废墟；
并且为了削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力量，而下令将居民掳到南部地区去。
在美国侵略者的欺骗、威胁和强迫下，北朝鲜的数十万居民被掳往南部地区，其中大部分在途中因饥寒、疾病和美国空中强盗的轰炸、扫射而死亡；
幸免于死的人，则被强迫送入美国人的所谓“难民”特别收容所。
电文指出：
根据朝鲜政府所获得的可靠材料，仅忠清南道就有七十七个收容所，那里有九十万八千八百三十四名从朝鲜北部掳去的人。
此外，美、李匪帮还在济州岛设立了一百六十个收容所；
在巨济岛设立了收容着八万二千四百零六人的七处收容所。
电文称：
朝鲜北部的居民在收容所里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并且被有组织地屠杀着。
收容所里的生活条件是困难得无法忍受的。
被囚禁的人都饿着肚子。
因为没有必要的医疗设施，收容所里蔓延着副伤寒、伤寒、天花及白喉等传染病。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材料，在上述收容所里，今年04月间有三十七万四千零九十七名患病者，仅在04月07日一天，就有二千七百六十五人死亡。
电文继揭露美国及李承晚的谍报机关强迫十八岁到四十岁的男子离开他们的家属，施以训练，组织派往人民军后方的武装队、破坏团和侦探团。
美李匪帮威胁他们，如果不听话，就杀死他们的家属。
此外，美国干涉者甚至强迫从朝鲜北部抓去的人民的儿童参加侦探和破坏行动。
电文最后说：
根据上述情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制止外国武装对朝鲜的干涉；
将应该对朝鲜人民所犯暴行负责任的战争罪犯，提交审判；
并将被强迫掳走的朝鲜北部的非战斗居民送回。

苏各地举办展览会
广泛介绍新中国
【新华社0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各地举办了许多介绍新中国的展览会和演讲会。
在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主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艺术展览会”，展览品包括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图画、漫画、宣传画等，已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工人、职员和学生前去参观。
许多人在意见簿上写下了他们的深刻印象，教师叶非莫夫说：
“展览品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设中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基洛夫城举办的展览会上陈列着几十种小册子，介绍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的历史性胜利和中苏人民的友谊。
展览会特辟一部，名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陈列了许多有关的材料。
苏联各城镇和乡村经常放映新中国的影片，基辅已有几万劳动人民看过中国影片《钢铁战士》。
各地的企业、机关和集体农场举办了许多介绍中国人民成就的演讲会，敖德萨州曾举办过“中国土地改革”，“中国人民和民主中国艺术的伟大胜利”等演讲会，听讲的农民在五千人以上。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03月）
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的右倾压力而写的。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
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
他们的错误，主要地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
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1927年夏季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地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一〕，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
从01月04日起，至02月05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
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
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
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
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
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
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
去年01月至09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
此时期内，01月至06月为秘密活动时期，07月至09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二〕，为公开活动时期。
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
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
10月至今年01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
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
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
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
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
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
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
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
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
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停止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
小劣绅说。
“嘻！
谁要你的臭钱！”
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
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
“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
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
“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
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
摒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
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
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
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10月以前和10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
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
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
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
“糟得很。”
即使是很革命的人罢，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所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
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
“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这是好得很。
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
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
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三〕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
“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
这是中派的议论。
实际怎样呢？
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
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把你入另册！”
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
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
今天认得我们！”
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
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第1，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
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
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第2，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
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
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
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
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
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
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四〕。
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
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
“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
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
我跑到乡下，见绅士们说：
“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
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
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
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
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
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们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
不是的。
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
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五〕坐飞机回广东〔六〕了。
吴佩孚〔七〕重新占了岳州。
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八〕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
“请你进农民协会。”
富农怎样回答呢？
“农民协会么？
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
我劝你们不办的好！”
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
“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
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
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
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
10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
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
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
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么？”
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
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
农会的人对富农说：
“把你们入另册！”
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九〕，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
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
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
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
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
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
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
“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么？”
“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么？”
他们的结论是：
“怕未必！”
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
“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
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
“请你加入农民协会！”
中农回答道：
“莫性急啦！”
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
他们在农会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
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
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
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他们对着富农说：
“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
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
“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
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
据长沙的调查：
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
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
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根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一○〕占百分之二十。
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一一〕，占百分之五十。
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
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1第2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协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
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
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
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
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一二〕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
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协会委员长、委员。
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
只要看拘捕了农协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
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
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
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匪患潜踪。
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
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
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失贫农阶级的信仰，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
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
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
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1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1件大事。
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那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1等。
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2等。
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3等。
湘西一带，在袁祖铭〔一三〕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4等。
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
据去年11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
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10月、11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09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
现又经过12月、01月两个月，农运正大发展。
截至01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
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
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
这是农民在农协领导之下所做的第1件大事。
第2件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1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
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
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
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经济斗争，如减租、减息、资金、土地等等，决无胜利之可能。
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
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
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
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
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
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
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
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
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
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
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
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
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
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
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
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
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
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04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
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
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
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
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
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
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
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
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
劣绅于是吓黑了脸。
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
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
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
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
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
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
这是土豪劣绅之罪恶昭著的。
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
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
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
他们中间，头等跑到上海，次等跑到汉口，三等跑到长沙，四等跑到县城。
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
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
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
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4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更易。
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
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
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
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
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
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
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
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
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
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人，活埋四人。
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
汤峻岩说：
“杀两个叫化子开张！”
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
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3件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
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
从去年10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
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减，囤积居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
去年七08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
但是到了10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
及至11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
农民说：
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
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
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
去年七08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
10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
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
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
有些地方，地主如因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
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
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
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
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
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
贫农说：
“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第4件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一四〕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
“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
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
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一五〕、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
都总团总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
他们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第5件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
农运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
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投降，例如宝庆等县。
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
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一六〕，而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
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
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
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
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
凡有农运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
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
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
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
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
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第6件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
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
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
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
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
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捱到下午。
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
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
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时候。
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
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
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
列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一七〕的代表们。
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
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
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颇民主的了。
达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
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
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
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
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
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
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
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
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
“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讼诉禀帖；
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
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
不敢下乡敲诈。
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
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
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7件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
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
（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
（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
（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
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
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
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
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
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
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
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
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
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
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
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
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
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
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
渌口伏波岭庙内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
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
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
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
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
“莫造孽！”
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
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
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
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
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
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
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
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
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
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
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
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
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
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当是：
“引而不发，跃如也。”
〔一八〕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
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
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
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
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
‘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
’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
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么？
巧得很！
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
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
神明么？
那是很可敬的。
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
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
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8件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
我想不能吧。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
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
“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开鑫〔一九〕，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
“打倒列强……”这个歌，固然街上的小孩子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
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
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
“土豪劣绅！
晓得三民主义么？”
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
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
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
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
“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
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10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
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
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使它们的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第9件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
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牌：
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赌：
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
非常之禁得严。
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
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二○〕军队的缴枪。
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
“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
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
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
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
“暂缓禁运”。
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
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
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
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
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
“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
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
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
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
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鸡鸭。
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
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
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
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
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
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
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
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
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
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
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
这是农民的宝贝。
“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
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
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
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
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
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
株州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
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
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
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
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
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
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
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
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
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
十八都禁送奠仪。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
第1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
第2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
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
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
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二一〕。
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
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
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10件清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那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
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
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
有些地方，还有小偷。
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那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
原因：
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
二是农民运动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
三是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二二〕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
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
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
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
他们的议论是：
“农民协会么？
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11件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
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二三〕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绅劣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12件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
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
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
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
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
“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
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
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
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
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
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
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
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
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
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
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
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
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13件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
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
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曾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
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
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
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运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
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第14件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
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
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
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
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
号令一出，谁敢不依？
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
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
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它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
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
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地主说道：
“好！
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
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
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指挥之下做出来的。
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那一件不好？
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
很奇怪，南昌方面〔二四〕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二五〕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
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二六〕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
“这简直是赤化了！”
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
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二七〕有什么两样？
（一）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二）赵恒惕是当时北洋军阀统治湖南的代理人。
1926年北伐军推翻了他的统治。
（三）辛亥革命即1911年推翻满清专制朝廷的革命。
该年10月10日，一部分新军在当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的策动下，起义于武昌，其后各省亦相继起义，满清的统治很快即土崩瓦解。
1912年01月01日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这次革命是经过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而取得胜利的。
但这次革命又由于革命领导集团的妥协性，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并接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因而使政权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之手，革命遂告失败。
（四）“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
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即只能够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
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
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
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五）1926年冬季及1927年春季北伐军进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农民群众还认为他是革命的。
地主富农则不高兴他，造出了北伐军打败仗及蒋介石伤脚的谣言。
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的充分暴露，是在1927年04月12日他在上海等地举行反革命政变，实行屠杀工人、镇压农民和打击共产党以后。
从这时起，地主富农就对他改取拥护态度了。
（六）广东是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
（七）吴佩孚为北洋军阀著名的代表之一，与1923年著名的贿选总统曹锟同属于北洋军阀中的直系（即直隶省派系），并奉曹锟为首领，世合称“曹吴”。
吴佩孚从1920年战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后，即左右北洋军阀政府的政局，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曾在1923年02月07日大杀京汉铁路的罢工工人。
1924年在与张作霖的战争（一般人叫做“直奉战争”）中失败，吴佩孚乃失却北京政权。
但1926年，经过日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他又和张作霖联合，因而再起。
1926年北伐军从广东出发，首先直接打倒的敌人即吴佩孚。
（八）三民主义即孙中山对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原则。
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第1次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反对帝国主义，并表示积极拥护工农运动，旧三民主义因此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这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成为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请参看“新民主主义论”第10节。
（九）不应当容许富农加入农会。
1927年时期，农民群众还不知道这一点。
（一○）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的“赤贫”，是包括雇农（乡村无产者）和乡村游民无产者而言。
（一一）指乡村半无产阶级。
（一二）指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
（一三）袁祖铭是当时盘据湘西的一个贵州军阀。
（一四）湖南的都和团相当于区和乡。
旧式都团的乡政机关是地主统治农民的工具。
都、团的负责人称“都总”、“团总”。
（一五）督军是北洋军阀的统治在各省省级所设置的军事首脑的称号。
“督军”实际上总揽全省军事政治大权，为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他们和帝国主义者相勾结，实行地方性的封建军事割据。
（一六）挨户团常备队，是当时农村武装组织的一种。
“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
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一七）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
（一八）这句话是从“孟子”上引来的，大意是说善于教人射箭的人，引满了弓，不射出去，却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
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引导农民得到了充分的反迷信的觉悟，然后便等待农民自愿地自动地去破除迷信，却不自己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迷信。
（一九）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战争的一个将军。
叶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
（二○）孙传芳，当时统治江南五省的军阀，镇压上海工人起义的刽子手。
他的军队主力于1926年冬天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为北伐军所打垮。
（二一）东方文化主义，是以保存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为满足、而排斥近代科学文明的一种反动思想。
（二二）山、堂、香、水，是原始秘密结社的一些宗派的称号。
（二三）指当时豪绅政权除抽收原有田赋外另行苛剥农民的田亩捐。
（二四）北伐军于1926年11月间占领南昌，蒋介石利用机会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这个地方，集合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北洋军阀的政客，勾结帝国主义，布置反革命的阴谋，以对抗当时革命的武汉，最后发动了叛变革命的1927年04月12日的大屠杀的政变。
（二五）张静江是当时国民党右派的头子之一，为蒋介石设谋画策的人。
（二六）刘岳峙是湖南当时一个重要的反共团体的头子。
（二七）叶公好龙，是汉朝刘向所作“新序”一书中讲的一个故事：
“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
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
施尾于堂。
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
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此处毛泽东同志用以比喻蒋介石辈的口谈革命，实际则畏惧革命，反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