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区花纱布公司号召开展竞赛
争取购完农村存棉
【新华社汉口06日电】
中南区国营花纱布公司发出指示，号召所属产棉区分、支公司的全体工作人员立即开展爱国主义的购棉竞赛。
该指示要求：
各级公司从06月到08月三个月内以省为单位开展爱国主义购棉竞赛。
各级公司经理应亲自负责领导购棉工作，坚决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同时印发宣传品，加强对棉农的爱国主义宣传，配合区、乡、村干部劝告农民售棉，鼓励他们在各村、各乡、各区之间展开售棉竞赛运动，对成绩优良的，予以表扬。
该指示又要求各级公司配合地方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在购棉中尽量给售棉者以各种方便，争取购完农村存棉和所有私户存棉。
关于收购方法，该指示说：
各级花纱布公司除委托地方贸易公司和合作社收购外，还须组织流动小组或委托花贩，深入农村，劝农民售棉；
缺粮地区由国营花纱布公司和粮食公司建立连环业务，印制定额粮票，按棉粮比价和农民作棉粮交换；
棉农售棉时不需现款的，可以赊购，听涨不听跌，给以适当利息；
农民直接向花纱布公司售棉的，给予适当奖励。

全国农村金融会议闭幕
决议大力调剂农村生产资金
【新华社06日讯】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05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金融会议已于05月28日闭幕。
这个会议研究了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
由于去年丰收和政府大力推销土产，目前许多农民已有力量自己解决大部或一部生产资金和生活费用，而不必单纯地全部地仰赖国家和城市。
国家银行农村金融工作的任务，除了资金供给以外，更重要的是积极调剂农村的资金。
因此，会议决定今后国家银行农村金融工作的方针是：
通过国营贸易的收购来供给农村资金，并辅以举办农贷，解决收购所不能解决的资金问题。
同时，广泛开展储蓄、保险、存款、周转放款等工作，积极组织农村原有资金，调剂有无，使用农民自己的力量，解决农民日常资金需要。
此外，国家银行将积极扶植运销业和手工业，促进城乡交流，帮助解决农村工业品不足的困难。
通过以上各种业务，国家银行就可进一步巩固人民币在农村的基础，达到“货币下乡”的目的。
会议认为：
开展农村储蓄业务是开展农村金融工作的基础。
目前农民大部都有了储蓄能力，会议决定以县支行为中心，在农村中办理手续简单的单一折实储蓄和有奖定期储蓄，帮助农民积蓄资金，扩大生产。
保险方面，会议决定暂时以牲畜保险为主要业务，要求土地改革已完成地区每县都办，计划今年完成承保牲畜二百五十万头，此外并将试办棉花和小麦收获保险。
放款方面，会议决定今后农村放款分为两部分：
一、农业生产放款：
包括种籽、肥料、农田、水利、农具、牲畜、渔业、牧业、农场试验等类；
这种放款必须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特产相结合，并帮助农民组织起来，集体使用贷款。
二、农村一般周转性放款：
包括城关及四乡的小型工商业放款、手工业、副业放款、商贩运销放款，以及为解决农民生活上较大的暂时性困难如疾病、婚嫁、修房等方面的放款，以便调剂农民生产资金和生活费用的需要，促进物资交流，活泼农村金融。
会议决定普遍开展农村信用合作工作，推动农民建立各种信用互助组织，利用农民自有资金，相互调剂。
国家银行对这些组织将给以资金上的通融、便利。
为了适应上述各种工作需要，会议决定：
国家银行机构须推下一层。
应该把县支行的工作推展到集镇里去，以集镇为据点，开展周围农村的农贷、存款、放款、储蓄、保险等业务，必要时并组织金融工作小组，更进一步深入农村。

北影与中国影片经理公司职工
发起捐献“人民电影号”飞机
全国文联电各地文联展开捐献运动
【本报讯】
北京电影制片厂与中国影片经理公司职工开展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许多职工建议全国电影工作者捐献“人民电影号”飞机，并拟出了具体办法。
一、在各单位自愿原则下选择各厂最佳之影片举行电影义映，其片款收入、经理公司手续费、影院与放映队收入之全部或部分捐献。
二、每个电影工作者，按其个人经济条件，在自愿原则下，在其收入内（如薪金、酬劳、稿费、奖金等）一次或每月捐献若干。
三、发动电影工作者义演，如戏剧演出、音乐演出等，除外开支，全部收入捐献。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及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的赞同。
现已分函全国各地公私营电影制片厂、各经理公司，全国公私营电影院、全国巡回电影放映队等有关单位，拟组织全国电影界捐献筹备委员会，广泛征求全国电影工作者的响应。
（桑夫）
【本报讯】
全国文联于05日向各大行政区和较大城市的文联发出急电，号召各地文联组织戏曲、电影、音乐、舞蹈等义演，举办各种艺术品义展，义卖，并大量捐献稿费、出版税、上演税等，争取在最短期内完成捐献“鲁迅号”飞机一架。
全国文联机关工作同志现已热烈展开捐献运动。
作家刘白羽捐献了稿费二百万元。

大力开展农村金融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召开全国农村金融会议，决定国家银行省、县工作应该面向农村，应以主要力量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帮助农民从各方面解决资金困难，推进农业生产。
这是关系着全国四亿农民和占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的农业经济的大事。
从目前全国的情况看，大力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第1、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重重压榨之下解放了的广大农民，经过去年丰收，现在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农产品和土产、特产，少数经济作物除外，一般迫切地要求推销出去，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所以，支持贸易、合作部门和帮助私商进行收购，帮助运输行业组织运输，使农民把生产品变成资金，成了国家银行及其地方组织必须担负的重任。
要担起这一重任，银行系统就必须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具体要求，了解推销土产中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
第2、由于农产的丰收，若干土产的交流渐趋活跃，新区农民在土地改革或减租退押中得到相当巨大的经济利益，现在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农民由不足变为有余，在广大农村中开展储蓄、保险业务的条件已经出现了。
如果能及时开展这些业务，我们就能把农民的分散的资金积聚成强大的力量，集中地使用于发展生产，或帮助由于意外的灾害和疾病、死亡等原因而发生困难的农户。
察哈尔省二百多个农村金融小组，三、04月中一个多月活动的结果，吸收存款四十五亿以上，超过去年年底全省私人存款总额近二十五亿的百分之八十。
川南分行02月底统计，全区私人存款总额已达全区第1季（03月底止）存款任务百分之一八三。
该区仁寿支行统计，私人存款中百分之九十八是农民存款。
河北南宫产棉区官庄等四村二十四个普通户调查，去年收支相较，每人平均净余折米二五八斤。
如不开展储蓄业务，这些资力就会积压在农民手里，不能周转活动。
第3、解放了的农民，迫切地要求从各方面发展生产。
他们要求开渠、打井、增肥料、买水车、买好牲口，以至新式大农具，要求提高生产技术，改善经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但是，仅仅集中他们的所余，还不足以满足这许多愿望，仍然需要国家银行以专用的农业贷款或周转性的短期贷款予以帮助。
广大的为农民所需要的手工业、作坊及运销事业，也时常要求周转性贷款。
给他们一定的帮助也是完全必要的。
第4、中国农村如此广大，单靠银行的机构还不可能满足农民经常的、众多的资金调剂的要求。
这就要求在农村中开展农民自己的信用合作和资金互助活动，并应建立信用社、信用部、资金互助小组、借贷介绍所等各种大小信用组织，发展自由借贷。
对于这些信用组织，还须给以业务上的领导和资金上的支持。
总之，农村中新的情况，要求国家银行系统深入地、全面地开展农村金融业务。
过去把金融活动停止在城关附近，局限于季节性的农业贷款和简单的资金供给工作，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了。
为担负起这一新的历史任务，此次农村金融会议决定将银行机构从县级再推下一层，选择较大的集镇（尤其是特产区的集镇）设立营业所，或组织流动性的农村金融工作小组，深入农村开展业务，这是重要的组织保证，各地必须用一切努力贯彻执行。
有一些银行干部认为在农村中开展业务“费力大，效果小，风险大，麻烦多”因而抱着犹疑态度。
这是由于没有从政治上认识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应该进行深入的教育，彻底纠正。
开展农村金融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会议已经做了许多具体的规定。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各地区应该在总的方针之下，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与群众要求，确定自己当前主要的应该先进行什么。
比如说，少数民族地区应该以帮助推销土产特产为主。
华北、中南等地土产和特产已基本上销售了的地区则应猛力开展储蓄、保险。
还有许多地区应该同时并进。
灾区应以资金供给（贷款）及推动生产为主，丰收区则应以资金调剂为主。
有的地区还应该是供给与调剂并重。
这些都需要按当地条件和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而定，不能机械地或平均主义地加以规定。
其次，要照顾农民的接受程度和特殊需要。
比如要开展储蓄，就必须注意到有些农民不愿暴露财富和怕受物价影响的心理，应多多以事实教育农民，说通道理，消除顾虑。
同时要多办爱国有奖储蓄和单一折实、保本保值的定期定额存款。
例如开展棉花单一折实储蓄，以帮助国营贸易获得棉花，同时解除棉农的顾虑。
或者根据农民的愿望，办理存贷结合的打井、开渠、买牲口等零存整付的储蓄。
有的农民要求存实，亦可予以必要照顾（但须先和贸易合作部门联系，找好销路再接受）。
为了解农民具体要求与困难，到村后应该深入进行农户访问，征求他们的意见。
必须防止不明情况，命令行事，引起群众不满。
再次，应该注意和有关部门密切联系、配合，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协助工作。
比如在帮助推销土产特产方面，要和贸易、合作等专管部门联系；
发放贷款，要和农林、水利、种籽公司等专业经营机构结合。
对广大区村干部，更需要经常联系，取得他们的协助。
为取得区村干部协助，银行系统干部即需要主动配合中心工作。
察哈尔有些金融小组配合区村干部宣传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并在丰产运动中帮助做了一部分具体工作，结果取得各方协助，迅速开展了自己的工作。
这一经验值得学习。
另外，委托邮政局、合作社、贸易小组等为代理机构，聘请区村干部、小学教员、信贷员等为代理人员，在银行干部不足的情况下，都是必要的。
农村金融工作中的许多部分，现在还是开始创办，干部和群众都不熟悉。
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各级财政经济委员会，必须认识到农村金融工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任务，大力加强领导，帮助克服困难，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予以配合、协助、支持，使这次会议的决议能顺利贯彻下去。

天津工商界续捐飞机七架
通县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发起捐献“通县号”飞机
【本报天津06日二十四时专电】
继天津工商界仁立实业公司等六企业单位捐献五架飞机后，今日初步决定捐献者，又有东亚企业公司捐献坦克一辆，进出口同业公会捐献飞机三架、金融业公会捐献飞机两架、花纱布绸商业同业公会捐献飞机一架、五金商业同业公会捐献飞机一架，共七架。
截至目前为止，天津市工商界已捐献飞机十二架和坦克一辆。
现捐献运动仍在热烈地开展中。
天津工商界并已决定成立天津市工商业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委员会。
【又讯】
天津市广大工人、妇女，已投入爱国捐献运动。
天津市总工会于日前发出号召，号召全市职工更加广泛地开展爱国主义竞赛，结合当前争取模范的运动，提高生产效率；
在自愿的基础上，捐献“天津工人号”飞机、大炮、坦克。
【本报讯】
河北省通县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发起捐献“通县号”飞机，获得了该县各界人民的热烈响应。
通县最近正召开各界抗美援朝代表会议，讨论如何使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转入经常化等问题。
当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三项号召的消息在04日传到大会时，全场立即鼓掌，表示热烈拥护。
工人代表苏鸿儒说：
“我们亲爱的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上流血牺牲，都是为了我们。
现在他们需要飞机大炮来大量消灭敌人，我们完全支持他们的要求。”
农民代表刘其向大会保证，回村后一定把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向农民广泛宣传，让每一个农民都作好优待烈属、军属工作，开展捐献运动。
工商界代表刘心耕和冯福臣表示热烈响应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并当场捐献一千一百二十四万元。
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发起捐献“通县号”飞机。
当大会实况通过扩音器广播出去以后，全通镇各界人民热烈响应。
很多商户、工厂、学校给大会打电话表示意见，并报告自己的捐献数字。
很多人都作出了长期增产捐献计划。
（徐林、力军、冀夫）

我们伟大的祖国
全国最大的北京市人民游泳场，已经在昨天开幕了。
这个游泳场是由过去残破污浊的什刹海前海改建成功的。
全场面积有三万三千五百平方公尺，池水面积为四千二百九十五平方公尺。
全场分浅水池，比赛池，深水池，儿童池，四池共可容纳四千人。
这里的就是儿童池，池子里有一个由水泥造成的蘑菇丛的喷泉。
看，儿童们趁第1天就到自己的游泳池里“泡蘑菇”来啦！

武昌各界人民代表八万余人集会
控诉天主教美籍主教残害我儿童万六千名
南京人民法院判处杀害我儿童的两外籍修女十年徒刑
【新华社04日讯】
武昌讯：
武昌各界人民代表八万四千余人于上月26日在武昌体育场举行大会，控诉天主教武昌教区美籍主教郭时济和美籍副主教徐赉德等在花园山育婴堂残害了一万六千多个中国儿童的滔天罪行。
人们从花园山掘出来的装满了五口大棺材的婴儿尸骨，被运到会场作证。
育婴堂修女刘翠英和孤女胡梅清、刘金秋、周仪珍等，都在会上一字一泪地控诉了郭时济、徐赉德和美籍修女虐待中国儿童的罪行。
刘翠英说：
我在两年内亲眼看见被徐赉德和美国修女害死的儿童就有两千多名。
她们的控诉激起了全体代表的愤怒，从会场四周不断地发出“为孩子们报仇”的吼声。
天主堂联合医院职工代表林福盛、刘顺舟、王必润等揭露了徐赉德盗卖中国人民捐助的物资。
王必润说：
徐赉德在武汉市解放前后，曾盗卖了中国人民捐给该医院的大批小麦、面粉、被单和医药器材。
在1946年，他曾把医院的三千多箱药材盗卖去一大部分。
失去了孩子的震寰纱厂女工左莲芝、第1纱厂女工方大姑，当她们走到控诉台前看到五口大棺材中满装着婴儿的枯骨时，不禁失声痛哭，台上台下许多人都被感动得流泪。
她们在台上悲愤地高呼：
“要求人民政府替我们报仇！”
台下的八万多人一齐发出了怒吼：
“严办凶手郭时济、徐赉德！”
“向美帝国主义分子索还血债！”
工人、学生、少年儿童队员和宗教界的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严厉惩办这些残害中国儿童的凶手。
大会主席团收到各界人民代表交来的主张严办郭时济、徐赉德的条子有七百多张，其中有武昌十三小学和三一小学全体少年儿童队员用他们的名字签成“血债血还”四个大字的签名书。
大会主席团当场宣布将这些控诉材料及各界人民的正义要求，送请市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全场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新华社南京02日电】
南京市人民法院于05月31日宣判“南京圣心儿童院”外籍修女虐杀中国儿童一案，对该院前修女白洁贞、白安琪等七犯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判处徒刑或驱逐出境。
白洁贞、白安琪等犯一贯以“宗教”、“慈善”为幌子，在儿童院内肆意残害中国儿童，曾造成该院儿童严重的死亡。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受各界人民的要求，于04月17日责令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南京分会接管该院。
该会接管后，在该院菜园地里又掘出大批婴尸，这就增加了案情的严重性，同时激起了各界人民更大的愤怒。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乃将白犯等逮捕，送市人民法院审理。
南京市人民法院自受理该案后，即从各方面进行调查，证实该儿童院在外籍修女主持下，一贯虐杀中国儿童，仅在1950年06月至今年04月的十个月内，又使婴儿一百零一名死亡。
目前幸存的五十八名（前误为六十名）儿童全部患营养不良症，其中患结核病者二十一人，患皮肤病者三十三人，身体最坏的儿童患着五种病症。
白洁贞等把稍大的孩子当做牛马使唤，罚他们做体力所不能胜任的劳役，任意地打骂、禁锢他们。
上述各项事实，白犯等在法庭上一一供认。
人民法院乃按该犯等所负责任大小、罪恶轻重及悔过程度，分别予以惩处：
白洁贞（法籍）、白安琪（葡萄牙籍）两犯系该院负责人，判处徒刑十年；
白淑贞（法籍）、郎雪如（法籍）、于天佑（奥国籍）、爱圣心（波兰籍）等四犯，直接负保育护理儿童责任，不但未善尽职责，而且故意虐待中国儿童，着即永远驱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
云南斯（意大利籍）在审讯期间有所悔悟，又念其罪恶较轻，因此从宽处理，予以申斥释放后限期出境。

河北省级及保定市机关负责人
发起捐“保定号”飞机
【本报讯】
为了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号召，河北省各机关、各人民团体和保定市各机关、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向河北省省级及保定市各机关团体全体人员和保定市各界人民，联名发出在短时期内捐献“保定号”飞机的号召。
全文如下：
河北省级及保定市各机关、各团体同志们，保定市各界同胞们：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06月01日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
为了坚决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这一伟大号召，我们应该首先以实际行动，热烈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为此，我们号召我省级各机关团体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及保定市各界人民，在短时期内最少捐献“保定号”飞机一架，以加强我们抗美援朝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
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行动。
我们热烈地希望全体同志和各界同胞，贡献一切力量，踊跃捐献，积极支援前线，誓为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争取抗美援朝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为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而奋斗。
发起人：
林铁、杨秀峰、马国瑞、李锡九、金城、王光华、王奇才、董鲁安、王之、张庆春、李兴中、齐一丁、田秀涓、朱子强、胡苏、王金山、袁崇谦、张君、康修民、张效直、路一、高曦、王铁、张素健、赵卜一、范国栋
1951年06月04日

班禅及其随员等抵上海
【新华社上海06日电】
班禅额尔德尼及随员等于今晨九时十分由天津乘专车抵达上海。
在车站欢迎的有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副主席曾山，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盛丕华，各民主党派代表，华东及上海各人民团体代表，上海佛教界及少数民族代表等共六百余人。
今日下午，班禅拜见华东军政委员会饶漱石主席、曾山副主席及上海市人民政府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

美英两国共产党杂志
刊载毛主席的《实践论》
【新华社布拉格06日电】
美国共产党理论月刊《政治问题》04月号登载了毛主席的《实践论》。
英国共产党《劳动月刊》02月号也登载了这篇重要论文的译文。

赴朝慰问团人民解放军代表座谈
坚信胜利属于中朝人民部队
认为应该学习人民志愿军高度革命英雄主义
接受朝鲜战场经验以加强国防建设捍卫祖国
【新华社05日讯】
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解放军代表曾举行座谈会，交谈此次赴朝慰问的印象和感想。
参加者包括空军部队、装甲部队、和后勤部队，以及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新疆和内蒙各军区的代表，他们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和各分团到达了朝鲜的前线和后方，广泛地接触了朝鲜人民和中、朝人民部队。
在座谈会上，代表们一致认为：
朝鲜战争的胜利是肯定的，胜利一定属于正义的、为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而战的中、朝人民部队。
但是中朝人民部队面前的敌人暂时还保持着装备上的优势，还有一定的有生力量，因而使战争不能不带有相当的长期性、残酷性和艰苦性。
解放军代表认为我们全国解放军同志，必需学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那种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
解放军代表在中朝人民部队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就以对付敌人飞机一项来说：
自从中朝部队普遍展开对空射击运动后，敌机被击落的数字迅速增加，敌机猖狂的气焰被大大压低。
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充满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解放军代表深为感动。
在前线作战的战士们说：
“飞机不能下来抓俘虏，兵舰不能驶上岸，坦克不能进山洞，怕啥？”
他们又说：
“大山挡不住我们，河流阻止不了我们，飞机大炮吓不倒我们！”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从指挥员到战士，从上到下，充满了胜利信心，他们互相挑战，争取立功，个个希望得到“朝鲜解放纪念章”。
他们要解放军代表转告祖国人民说：
“我们决不会沾辱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光荣的称号，不将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赶出朝鲜，决不回国！”
解放军代表认为：
全国解放军应该学习志愿军高度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接受朝鲜战场上军事、政治与后勤工作方面的经验，加强我们建设国防的教育，加强近代化作战技术的学习，提高警惕。
任何帝国主义者要是敢来侵犯我们祖国神圣的国土，它从那里进攻，我们就将它消灭在那里！

重庆天主教徒要求驱逐黎培里
举行示威游行并发表宣言
【新华社重庆06日电】
重庆市天主教徒为反对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天主教徒爱国革新运动的侵略罪行，于03日上午举行了五百余人的示威游行；
并于同日下午举行扩大座谈会，发表宣言，要求将黎培里驱逐出境。
在这以前，重庆市天主教徒曾举行过座谈会，联名写信慰问南京教徒，并鼓励他们举行控诉大会，大胆揭露黎培里的一切罪行。
在03日上午举行的示威游行，表现了重庆市天主教徒反对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决心。
五百多个教徒在天主教重庆教区代理主教石明亮和神甫陈光普等率领下，沿途高呼：
“要求人民政府严办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坚决实行三自革新运动”等口号。
他们受到了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基督教、佛教和工商界、医药界的团体都组织了欢迎站、救护站或茶水站；
广大市民并燃放鞭炮，为他们助威。
参加扩大座谈会的有神甫、教徒等共三百六十三人。
会上，天主教重庆教区代理主教石明亮、重庆市天主教徒学习会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唐鹤琴、神甫陈光普、教徒代表罗蓉澄等都讲了话，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严厉惩办黎培里。
会上通过了反对黎培里破坏中国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干涉中国内政的宣言。
三百六十三人当场在宣言上签了名。
该宣言全文如下：
天主教南京教徒于03月31日联合发表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阴谋，表示要坚决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教会内的一切势力和影响，实行天主教在中国自养、自传、自治三大原则。
这种极合理的正义主张，显示中国教徒爱祖国爱宗教的正确立场，不但是南京教区教徒们的正当要求，也是全中国教徒们一致的愿望。
那知道摩纳哥侨民、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在宗教外衣的障蔽下，竟写信给中国天主教各区主教，反对中国教徒们的这一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在给各区主教的信里，企图把他的阴谋诡计传达给一切教友们，尤其是中国神职班，这是他不让中国教徒走向爱国运动途径的一个明证。
他低估了中国爱国教徒的力量，还想把我们拉向帝国主义的一边。
他在信里所指的“悲痛”，就是帝国主义者垂死的哀鸣。
由于爱国教徒们已站了起来，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政治阴谋的伎俩已宣告破产。
至于他说宣言制订时他未曾知悉，不能赞同此宣言，更是无耻的狂妄叫嚣。
革新运动是中国爱国教徒自己内部的事，黎培里根本无权过问。
他还说三自革新爱国运动是“敌人的诡计”，显然认为爱国天主教徒在内的中国人民和人民政府是他们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敌人，这正是帝国主义分子的现身说法。
今后我们要紧紧站稳中国人民的立场，同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作无情面的斗争。
我们从天津文贵宾案件等一系列的事件中，认清了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干涉中国内政，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便是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活动破坏阴谋的执行人。
黎培里的这种要我们爱国教徒与全体人民为敌的分化的卑劣手段，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全国各地爱国教徒对此事件，激起了极大的愤怒，我们重庆教区的教徒，决定要和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作坚决斗争，不让教会内的这种败类再在我国的国土内利用教会进行阴谋活动。
我们要求人民政府对这个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依法严加处理。
黎培里的这一阴谋行动，不但不能影响中国教会的三自革新，相反地，更增加了我们对帝国主义者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罪行的认识。
希望全国爱国教徒团结起来，站在人民的一边，用实际力量与行动粉碎帝国主义的诡计，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切关系！
签名者：
天主教重庆教区代理主教石明亮，神甫陈光普、唐智明、余学谦、覃立中、王沉毅、刘仁辉、刘宗渔、董世祉、夏进贤，重庆市仁爱堂医院院长曹良仁、重庆市天主教徒学习会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唐鹤琴等三百六十三人。

重要更正
昨日本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一文，应作如下更正：
①第1栏第8行“为了帮助同志的……”应改为“为了帮助同志们……”。
②第2栏倒数第8行“他们不但不重视和不肯好好研究祖国的语言，相反地，他们不但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而且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各种词”。
应改为“他们不但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而且故意‘创造’一些仅仅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才能懂得的词”。
③第3栏第3行“生产自救”应改为“生产救灾”。
④第3栏第10行“毛泽东同志痛恨文理不通的现象，因为文法或语法，正如斯大林所说，‘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类思维所得巨大成功的指标’，修辞和逻辑，也有同样的性质。
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应改为“毛泽东同志痛恨文理不通的现象，因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
⑤第4栏第1行“新青年报”应为“西安新青年报”。

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
关于1950年工作总结及1951年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续）
（1951年01月19日钱之光副部长在政务院第68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
（二）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
根据1951年国家财政经济的政策方针、投资计划以及纺织工业的实际情况与客观需要，1951年纺织工业的方针应是：
提高生产，改善管理，重点建设，准备发展。
根据以上方针，拟订1951年任务如下：
一、生产计划：
根据全国人民需要及机械设备能力、原料供应等条件，进一步实行计划生产，全国公私营纺织工厂的生产数字如下：
甲、棉纱——生产各支纱比1950年增加二五·三五％。
其中国营增加一三·六九％，公私合营增加三一·○一％，私营增加三九·三九％。
乙、棉布——生产各种布比1950年增加七九·七一％。
其中国营增加二○·三三％，公私合营增加六○·七六％，私营增加五九·一一％（手织未列入）。
丙、印染加工——各种漂布、花布、色布增加三三％。
丁、麻袋——全国生产麻袋增加一二六·一％。
其中国营增加一五一·七八％，私营增七六·○八％。
戊、毛纺织品——全国生产呢绒、工业用呢、绒线等生产，暂以1950年实际产量为标准。
己、丝绸——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全面调查研究，继续生产，提高质量，减低成本，以争取向外推销。
庚、人造丝——进行小型试验，逐步恢复上海之人造丝厂，培养技术员工。
二、基本建设：
国营厂部分按照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51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进行重点建设，并在发展地区预行勘测、设计，为今后发展准备条件：
甲、新建纱厂增设新纱锭一六二、○○○枚。
乙、制造织布机二、○○○台。
丙、建设纺织机械制造厂一处，争取在年内完成全部工程百分之三十，并绘新型纺织图样全套。
丁、继续建设东北亚麻制造厂与亚麻原料厂，并恢复东北建设中之麻袋厂、印染厂及棉纺织厂。
戊、由上海迁移西北毛纺锭一六、四八○锭，洗毛机二台，今年先进行迁运、勘测、设计等准备工作。
己、组织棉纺织机及其附属机器的制造工作——对全国公私营纺织机器制造厂，加强组织领导，使能逐年增产纱锭，以供扩展新厂之需。
庚、继续完成新型毛、麻机器的制图工作。
辛、勘测棉、毛、麻新厂厂址及设计等工作，为1952年建设准备条件。
壬、严格执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先设计后施工的指示，加强组织领导，并及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癸、除国营外，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在内地增加新的设备，并予以必要的协助。
三、根据公私兼顾原则，按照全国原料供应，机器设备能力，市场销售情况，合理分配原料与开工日数。
并组织毛纺织业与纺织机械制造业的定货。
加强对私营工厂的辅导工作，密切与同业公会的联系。
继续召开纺织机械制造与棉、毛、丝、麻、复制、印染等专业会议及辅助设备，棉、毛检验分级，保全、运转工作法等技术性专门会议，以便更进一步提高与改进技术与管理工作。
四、培养干部与技工：
为今后纺织工业发展准备人才，为1951年新建各厂配备干部，目前各厂现有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数量均感不足。
因此培养干部应列为今后的主要任务之一。
1951年总的要求是培养中级管理干部与技术干部五百人，技术工人与熟练工人一万二千人。
各地区可抽调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技工，加以短期训练，加以培养；
对原有的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应加强政治教育；
对原由解放区参加工业工作的干部，应给予学习业务与技术的机会，并提拔有一定水平的干部担任副职，使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
此外，并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举办公私营工厂业余技术训练班、短期技训班、专业训练班，以培养一批新的管理干部与技术干部。
五、继续改进工厂管理，并为实行经济核算制打下基础：
在国营纺织厂行政干部中，进一步进行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思想教育，进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的教育，加强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的工作效能，明确行政与工会双方职责范围，使工作能密切配合，以达到提高生产、改进劳保的目的。
在私营纺织厂中加强劳资协商会议的组织，以促进劳方与资方的关系、并加强职工团结。
为使这些工作能够很好的进行，继续开展公私营工厂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组织经验交流，发扬与推广合理化建议，加强责任制，实行奖惩制与职工服务原则，并建立各种必要制度，以提高劳动纪律。
在劳动条件与劳保福利方面，根据需要与可能的原则，督促公私营工厂增设必要的安全装置，改进温湿度与卫生条件等，并划拨一定百分比的劳保福利基金。
技术管理方面：
首先研究过去的及苏联的先进经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定额测定，使各种技术定额逐渐达到合理的标准，并改进机械设备，调整劳动组织，以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劳动强度来提高产量的不正常现象。
其次，励行保全制度，定期检修，延长机器使用年限。
财务管理方面：
国营工厂实行统一的财务制度，严格收支计划与货币管理制度；
试行厂长基金；
同时推动公私营工厂加强成本计算、节约原物料、减少管理费用、减低成本百分之一到二。
并尽可能地扩大计件工资，实行计时考绩。
业务管理方面：
组织原料调配，改进加工标准、研究市场情况，使供、产、销密切结合，健全国营纺织工厂的保险及仓库管理制度，并补助私营工厂进一步改善管理机构，以适应计划生产的需要。
（完）

京郊春耕播种基本完成
北京市人民政府郊区工作委员会，在06月04日召开了郊区各区区长联席会。
会上各区汇报了雨后抢种的情况，郊区工作委员会布置了评比选举劳动模范运动和田间选种工作。
到06月04日止，除了个别的洼地因为地湿还没有播种以外，各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春耕播种。
一般作物出苗都很好，棉苗出了有八、九成，十一区有的农民作了移苗工作。
但是，有的农民怕移苗后不结棉桃，不肯移苗，现在干部正在积极动员农民移植棉苗。
如果再没有意外的灾害，估计今年旱地每亩麦子产量有四斗至五斗。
火蜘蛛在雨后大大减少了，个别地区还有蝼蛄、地蚕、串皮虫等为害，各区、村政府正领导农民捕捉。
郊区工作委员会为了交流农业生产经验，使农民在生产技术上向前推进一步，指示各区，在麦收前完成村的评比选举劳动模范运动。
评比的条件是要在符合农业生产发展方向，执行爱国公约及带动群众生产为基础进行。
（丁紫）

依靠广大群众开展畜疫防治工作
目前各地牛瘟口蹄疫防治情况及经验
今年春季以来，各种牲畜疫病在广大地区内流行。
其中蔓延最广、流行最速的就是牛瘟和口蹄疫。
牛瘟发生于山西、绥远、察哈尔、河北、甘肃、青海、西康、云南、广东、广西等十省的七十一县。
据不完全统计，患病牛达八千零七十三头，死亡六千四百五十二头。
山西省防治牛瘟时，省人民政府主席和农林厅长都曾亲自领导。
有的县份对这一工作不够重视，省人民政府主席就用电话及时地批评纠正。
兽医人员在以防为主、以治为辅的原则下，主动积极地进行了封锁、隔离、消毒、预防注射等工作，终于在两个月中将该省十八县、市的牛瘟完全扑灭。
河北省提出“牛瘟发生在那里，扑灭在那里”的口号，及时防治，也在短期中基本上消灭了牛瘟，如临城县二区祁村发现牛瘟后。
该县人民政府一面报告上级，一面主动地严格地封锁疫区及其周围交通，绝对禁止好坏牛只出院出村。
每户门外都设石灰一堆，实行鞋底消毒，各单位首长亲自下乡，一方面领导植棉工作，一方面领导防瘟，县长亲到疫区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号召群众严防牛疫蔓延。
为防不法分子造谣破坏，并派公安人员驻在疫村。
村干部也都积极负责，配合防疫队进行工作。
仅十三天工夫，就把一、二区所有牛只全部完成预防注射，使疫势未得蔓延扩大，没有耽误了春耕。
绥远、甘肃、青海、西康、云南、广东、广西等省，现仍有牛瘟流行。
正加紧防治中。
口蹄疫于去年05月发生于新疆莎车区。
因情报迟缓，未能及时封锁疫区，施行防治，致疫势扩大至全新疆面积的四分之一。
今春一、02月份，青海、甘肃、宁夏、陕西、西康相继发生此病，很快地流行到绥远、山西、察哈尔、河北、内蒙古、热河、苏南等省区一百五十六县、旗境内。
据不完全统计，有三百四十六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头牛、羊、猪、骆驼染上疫病，死亡牲畜约二千四百五十多头。
各省自接得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中央农业部指示后，大都采取了紧急措施，很快成立了各级口蹄疫防治委员会分、支会，进行全面防治工作。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动员干部与兽医一千三百九十一人，以封锁、隔离、消毒配合治疗。
目前新疆南部、青海东部、宁夏大部分地区、陕北和关中，牛疫已停止蔓延。
全国还有二十一县、市、旗未扑灭，现在正大力防治中。
以今春牛瘟口蹄疫的猖獗蔓延和防治情况看，凡是行政领导干部重视，成立了防治委员会或指挥部，经过大力宣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及时封锁疫区，隔离病畜，认真执行防疫措施的地方，如山西、河北、热河、上海等地，防止牛瘟工作都有显著的成绩。
凡是没有这样做的，牛瘟、口蹄疫即得以蔓延，造成灾害。
（汤建华）
绥远省的兽疫防治工作
绥远省的兽疫防治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由省至专区、县、区各级，都成立了兽疫防治委员会。
行政村和较大的自然村，都组织起防疫组。
每个有牛户都是防疫组员。
在交通要道和牲畜以及皮毛等畜产品集散的地方，如包头、归绥、丰镇等地，都建立了检疫站。
各机关团体部队都配合了防疫工作。
驻在武川、乌兰不浪的部队和省防疫队，组织了联合兽疫防治队，分成五组，下乡帮助群众进行防疫。
绥远省防疫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有以下几点：
第1、防治兽疫不只是技术工作，而且是群众性的组织工作。
特别是我们的兽医技术很低，有些疫病还没有有效药品可以防治时，只有靠组织群众，才能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绥远省防治口蹄疫是这样作的：
首先经过发动和组织群众，疫区内每一个村都组成防疫组，制订公约，大家遵守，互相监督，武川四区的红大都、保尔合沙、公忽洞等村，防疫小组组成后，立即逐户检查病牛，把病牛禁闭起来，不准外出，严禁和其他牛在同一槽里吃草、喝水，不准和任何牛接近。
把病牛死后残存的毛、骨完全清除、烧毁或深深掩埋。
结果，这几个村的牛口蹄疫很快就扑灭了。
第2、地方政府要负防疫的责任。
如有兽疫发生，首先要由当地政府负责防治。
上级政府派来的防疫队或防疫人员，是协助当地工作，应接受当地政府的领导。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绥远省目前各专区、县、区都成立了防治兽疫委员会，一切兽疫防治计划和布置，都由各级委员会负责，一致负担起这一任务；
并通过各种会议讲解防疫工作，组织群众和当地中兽医，对疫区进行严密封锁，搜集有效验方，治疗畜病。
他们采用了食盐、白矾水溶液医治牛口蹄疫，很有成效。
并在群众大会上讲解使用方法，由防疫人员作了实例示范，教会了群众。
这样治好了大批患口蹄疫的牛。
第3、要建立健全的兽疫情报组织，制止疫病的蔓延。
村防疫小组组成后，谁家的牛发了病，就赶快报告小组，立刻实行禁闭，并及时逐级上报，请区、县防疫委员会派员前往检查处理。
第4、根据牲畜流动方向，从根源地区着手预防，可以制止疫病蔓延。
按一般规律，牲畜多是由畜牧区流向半农半牧区或纯农作区。
如果畜牧区的兽疫不能及时扑灭，很容易就带到农业区来。
因此，目前绥远正在结合内蒙古防疫队，在乌兰察布盟的茂明安旗、达尔罕旗、四子王旗普遍进行牛瘟预防注射，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防治兽疫。
（赵长城）

全国规模最大的游泳场北京市什刹海人民游泳场揭幕
彭真市长说：
我们把最脏的地方变成了美丽的地方，把有害的地方变成了有用的地方。
北京市什刹海人民游泳场已于06月06日下午揭幕了。
参加揭幕典礼的，有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北京市彭真市长、吴晗副市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冯文彬同志、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主席廖承志同志、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和作家舒舍予，以及政府、机关、人民团体的观礼来宾二千三百余人。
彭真市长在会上讲了话。
他说：
“过去，什刹海这个地方是北京市最脏的地区，是对市民健康很有害的地方。
现在，我们把最脏的地方变成最美丽的地方，把有害的地方变成有用的地方。
消灭有害人民的旧东西，建设有益人民的新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将这样来改革与发展我们的首都。”
荣高棠、廖承志和舒舍予等也先后讲了话。
舒舍予在讲话中说：
“我今天看见这么美丽的游泳场，简直不敢想像啦！
不敢想像十年以后的北京，要变成什么样儿。
我是北京人，我是多么爱北京啊！
那么臭的龙须沟没有了！
这里，过去也是个臭水坑。
我小时候，常到这儿来玩。
那时是怎样的情形呢？
四面是茶棚，中间是个又脏又臭的死水坑。
许多人在茶棚里喝茶，有些人拿喝茶当职业，能喝一整天，而且下边还是那么臭！
现在，这个地方变了，变成青年们锻炼身体的地方了，拿喝茶当职业的人没有了。
这个游泳场的北面，过去是聚贤堂，那里有戏楼，很多所谓‘达官贵人’，坐在那儿看戏，吃鲜藕，吃鲜菱角。
现在，那些‘达官贵人’也没有了。
这不是平白无故地生出来的，这是政治作用，这只有人民政府才能做到，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
修游泳场，花几个钱能说是浪费吗？
不能这么说。
我们要打美国鬼子，要建设我们的国家，就要有好身体。
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设备，就要利用这个设备，把身体炼得棒棒的。”
典礼毕，即举行游泳比赛、水球比赛、跳水表演。
按：
北京市什刹海人民游泳场建设工程开始于去年08月，今年05月底完工。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完成龙须沟整修工程以后，即大力整理全市河湖水系，疏浚三海（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并听取了广大市民的意见，利用天然水系，原来的地形，在前什刹海西小海修建了这个游泳场。
游泳场分参观区和游泳区两大部分。
游泳区分设：
儿童池、浅水池、比赛池、深水池。
此外，还设有日光浴场、露天淋浴处和供游泳后休憩的绿荫草坪。
参观区设有书报供应站、阅览处。
全场面积共三万三千五百平方公尺，可容四千人，为全国规模最大、设备较完善的一个游泳场。
该场自07日起正式开放。
每日开放两场，上午八时三十分至十一时三十分，下午一时至六时。
以后并准备增加晚场。
开放时须有该场指定的医院或医师签发的“体格检查合格证”才能购买游泳券。
游泳券分为普通券、参观券、月票、季票等数种。

北京市人民游泳场全景
新闻摄影局刘庆瑞摄

河北、山东、苏北、皖北等省区人民政府
领导组织群众大力捕杀蝗蝻
河北、山东、苏北和皖北等省区人民政府，现正领导和组织群众大力捕杀蝗蝻。
上述四个省区因今春雨水稀少，自05月上旬起先后发生蝗蝻，严重地影响着各种农作物的生长。
河北省的黄骅县五个区，已发现三百一十片蝻群，约合面积一万六千五百亩以上。
该省沧县、景县、恩县等县也相继发生蝗蝻。
皖北区泗洪县沿湖五个区九个乡，发生蝗蝻面积约长二十里，宽四里，每平方尺有蝗蝻百余只。
山东省的新海连市和苏北区的灌云等县的蝗虫和蝗蝻为害相当严重。
蝗蝻发生后，各地人民政府准备了大批药械，发动农民群众大力捕杀。
河北省黄骅县人民政府组织群众四千余人，已在该县蝗区挖好四十里长的封锁沟，以防止蝻群蔓延。
该县并计划发动蝗区农民使用药械捕杀，争取在麦收前将蝗蝻全部消灭。
沧县专区提出“打小打少打了”的口号，号召农民迅速消灭蝗蝻。
皖北区泗洪、永城等地农民已成立捕蝗队，并携带农药一万斤，喷粉器二十四架，赶赴蝗区捕打。
阜南县农民已捕打蝗蝻三百余斤。
此外，山东省和苏北区的人民政府也贷放了大批药械，组织农民消灭蝗蝻。
（新华社）

紧急动员起来防除虫害
最近许多地区发现蝗蝻、稻螟、棉蚜及小麦吸浆虫、金针虫、红蜘蛛等为害作物，虽然是刚刚开始，但却相当普遍。
发现蝗蝻的地区，目前已有皖北、山东及河北的不少县份。
在这些地区蝗蝻大量迅速生长，再过两三星期，即可变成飞蝗。
据调查，去年各地“散居型”飞蝗密度很大，今年蝗虫有大量发生的可能。
发现稻螟的，已有福建、浙江、皖南、苏南等地。
棉蚜虫则在河北、平原、山东等地都已发现，并正从寄生的杂草中爬到棉苗上。
此外，发生其他虫害的地区，面积也不小。
根据上述情况，各地领导机关如不立即抓紧防除虫害的工作，势必酿成大的灾害，影响爱国丰产运动的成就。
为了迅速做好防除虫害的工作，我们认为在已发生虫害的地区，当地领导机关应立即组织除虫指挥机构，把广大农民，紧急动员起来，集中力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虫害彻底扑灭。
发现蝗蝻的地区，要求立即加以消灭，不让它变成飞蝗。
发现棉蚜的植棉地区，除准备棉油皂、烟草梗、石灰、碱面等农药外，应立即发动妇女儿童展开清除杂草运动。
发现稻螟虫地区，亦应马上组织捕捉，务求在未成大灾时予以消灭。
此外，在发现害虫的邻近地区，亦应组织群众进行田间检查，随时发现，即予消灭。
为此，区乡间应建立情报联系。
一处发现，立即报告上级，组织力量扑灭；
并通知近邻，立即防范。
有些虫害的防治需要配制和使用药械（如安全棉油乳剂、石灰硫磺合剂等），各地应利用农隙召集区村干部、劳动模范等，进行短日程的技术训练，通过他们传播到群众中去，使能普遍掌握运用。
在整个夏季生产工作中，各地应把防除虫害列为主要任务之一，领导农民安排时间，与进行夏选、夏收、夏种同时，丝毫不放松地交错地进行防除虫害的工作。

读者来信
读者们回答对武训批判的怀疑
编者按：
06月01日本栏发表了一部分对批判武训表示异议或怀疑的来信后，到今天为止我们已接到四十五位读者的来信，批判了怀疑者的意见，现选载四篇于后。
希望读者继续来信，参加讨论。
武训“兴学”的动机和效果是一致的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06月01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弃名、董鲁、野痴等先生对批评武训和“武训传”表示异议或怀疑的来信。
这些来信中有着一个共同的意见，就是武训“兴义学”的动机是好的，因此不能完全否定。
弃名先生说：
“武训死了一百多年了（按：
武训死在1896年，距今仅五十五年），我们无法了解他当时的居心为何。”
其实，从武训一生的丑恶事迹来看，他的居心是不难了解的。
武训的一生事迹说明，他是封建统治阶级最驯顺的奴才和得力的帮凶。
武训虽然也受过某些地主的欺压，但他却循规蹈矩地遵守着封建统治的秩序，向地主阶级下跪磕头，“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地为地主阶级干活。
武训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出卖《文昌帝君文》、《阴骘文》等“善书”，宣传“贞节”，颂扬“坐八抬大轿”。
在他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赏识而挤进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里后，他又用放高利贷、剥削地租、包办婚姻取利、拉房纤等手段来剥削农民。
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统治的拥护者，而后来又是骑在农民头上的剥削者，难道可以设想，他会为了“穷人不受欺压”而兴学吗？
事情很明白！
武训的兴学，正和他一生的丑恶行为一样，是为了宣传封建文化，维护封建统治，替封建统治阶级训练更多的像他一样的奴才。
武训的什么“苦行”、“坚毅精神”，也只是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竭尽奴颜婢膝能事的丑恶行为吧了！
从西太后到蒋介石，这一帮反动统治者很懂得武训“兴学”的苦心，并且赞赏他“兴学”的成绩；
因而不惜赐以“乐善好施”匾额，赞为堪称“为人师表”甚至为他立祠祭祀，把他捧进封建统治者的庙堂。
弃名先生等，也承认武训兴学起了“缓和阶级斗争，麻痹人民思想，对革命起阻碍作用”，“给统治阶级帮闲，帮忙，以至帮凶”的效果，但却又唯心地否认效果，毫无理由地肯定武训的动机。
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此外，又有某些人企图用这样一种说法来推翻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来为武训辩护。
他们说：
“效果不一定是检验动机的标准呀！
故意杀人与过失杀人一样杀了人，但动机却不一样呀！”
是的，过失杀人者的动机并不是要杀人；
他杀人只是一个偶然事件。
历史上也是有偶然事件的。
但是，武训“三十年如01日”来“兴学”，起了阻碍革命，维护封建统治的效果；
难道还可以说，他的动机是好的，但却“事与愿违”而碰上了“三十年如01日”的偶然吗？
最后，我觉得有许多对批判武训表示怀疑或异议者所提出的问题，报纸上许多文章都已说明过。
希望他们认真地阅读旁人的意见，以使讨论更深入地开展。
仲毅
武训“兴学”是为了地主阶级也是为了他自己编辑同志：
读了贵报06月01日读者来信栏所载“怀疑对武训和‘武训传’批评的意见”后，使我更进一步地感到“武训精神”流毒之深，以至竟有这样一些人：
在各地报纸、杂志发表了许多批判武训和“武训精神”的文章，“武训精神”是否值得学习的问题已经求得解决之后，仍然为武训辩护，为“武训精神”辩护。
辩护者所持的“理由”，仍不过是那么几条。
例如弃名先生，如有所悟似地，“发现”了“问题就在这儿”：
“武训是不是为自己的利益？”
弃名先生是认为武训不是为自己利益的，因之他认为“武训不是历史罪人”。
董鲁先生这样描写武训：
“在兴学的长途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从没有气馁或灰心丧气，这种坚毅的精神与兴学相结合……。”
因之他的结论就是：
武训“似有未可厚非的地方”。
野痴先生则提出“武训兴义学，意非不正”，“择其善者而从之”等等。
这一连串的“理论”，不管话是怎样讲法，都是肯定武训和“武训精神”的。
首先要弄清，武训“兴学”是不是为了自己。
我认为，武训“兴学”是为了封建阶级，也是为了他自己。
很多人曾提出武训的所谓“利他主义”、“苦行”、“大我”等等。
利“他”，究竟是利了谁呢？
他的“大我”是指的什么？
“为了穷孩子”，那是假象，那是欺骗；
为了封建统治者，却是实质。
武训的“大我”，也就是指的地主阶级。
这些道理，历史材料，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文章中已讲的很多，我不重复了，请董鲁先生等查阅报纸即可。
我这里只着重指出一点，即武训为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两者完全是一致的，因为武训是站在当时封建统治者一方面的。
很多人为武训的所谓“苦行”所迷惑，就好像有些人，曾为压榨和残杀过人民的反革命分子装出“吃素”、“行善”的假善人面孔所迷惑一样。
这些行凶者和帮凶者，都有这样一套办法。
请看：
武训成为职业乞丐之后，不从事生产，把农民一年辛苦所得果实，拿来办为封建阶级服务的“义学”，拚命支持将要崩溃的封建社会，这还不是对封建阶级有利吗？
武训有功于当时的统治者，而进封建阶级的庙堂，这还不是对他自己有利吗？
这种“坚毅精神”，为了敌人的“坚毅精神”又有什么“可从之”的地方呢？
为什么又“不可以厚非呢”？
这种“兴”敌人之“学”的“意旨”，又有什么“正当”之可言呢？
一切脱离开阶级的、物质基础的所谓“武训精神”是不存在的。
武训的想尽一切办法支持将要崩溃的封建社会，为人民的敌人服务的“坚毅精神”、“坚毅行动”是反动的，人人有“起而诛之”的责任的。
张少华
谁懂得革命，谁不懂得革命？
编辑同志：
06月01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野痴先生的来信，对报纸登载有关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感到不安与担忧。
我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与野痴先生来研究。
一、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根据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所作所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不应该死扣一点，妄下结论。
武训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呢？
是受压迫的人民不堪再受压迫，而组织起来，用实际行动来反抗统治阶级的时代。
武训当时干些什么勾当呢？
他用“不识字”来掩饰阶级压迫与剥削，来模糊人民的阶级仇恨。
野痴先生认为武训兴办统治阶级奴才训练班式的“义学”，“意非不正”，因为是“兴义学为广大人民都要读书”。
这样说来，难道野痴先生也会认为美帝国主义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在中国开办学校进行文化侵略也是“意非不正”吗？
难道对于蒋介石提倡的“读书救国”也可以认为“意非不正”吗？
二、野痴先生说：
“武训既不识字，他明白什么叫剥削？”
“什么叫革命？”
我觉得：
“剥削”两个“字”确是“读书人”才会写会读，大多数农民确实不认识这两个“字”。
可是农民们很懂得什么叫做剥削；
知道谁是被剥削者，谁是剥削者；
而恰恰正是当时“读书人”才是不愿意明白“什么叫做剥削”。
农民们很知道“什么叫做革命”，他们在不能容忍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时，就会起来革压迫者、剥削者的命；
而恰恰正是那些认为“不合潮流”的人们才是不懂得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意义呢！
野痴先生断定“不识字”的就“不明白什么叫做剥削”，“什么叫做革命”，这是不合事实的。
时舫
没有超阶级的教育编辑同志：
读了06月01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所发表的怀疑对武训和“武训传”批评的意见，我觉得有许多混乱思想是由“教育超阶级论”这个错误观点引起的。
教育是有阶级性的，是为政治服务的。
但有些人却对此毫无所知，如董鲁先生就认为“兴学”总是好的，武训“行乞兴学”更是“难能可贵”；
而根本不问武训兴的什么“学”，对谁有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何？
解其渡先生承认武训的“兴学”给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制造了一批大大小小的统治者；
但他又把有着不同思想内容的教育混为一谈，而产生了很多他所认为的“问题”。
武训在封建统治没落时期，农民阶级起来革命的时期，却“兴”维护封建统治的“义学”，来缓和阶级斗争，因此是反动的，是历史的罪人。
是不是在解放前一切“兴学”的人都要不得了呢？
那应该要看兴的什么“学”。
陶行知先生兴办的育才学校，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因此是进步的。
解其渡先生问：
“如果没有从前的‘教育’，又怎能有很多革命工作者出现呢？”
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十分混乱的。
是的，现在有许多革命工作者是受过反动教育的。
但他们之所以革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结果，决不是受反动教育的结果。
譬如说：
在过去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燕京大学，有许多学生也是革命者。
很显然，这些革命者是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而参加革命，决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教育出来的。
杜启节

七个小英雄智擒特务
李汉章画
（十）他们听了后，肯定这两个家伙是特务。
但为了进一步试探，司幼光、杨春生唱起“防特歌”来。
这两个家伙直用眼瞪他们。
（十一）这时胡承志就走近那个年老的跟前问道：
“我们不知道现在朝鲜战事怎样了，你给我们讲讲好吗？”
（十二）那家伙向四外看了看，就小声地说：
“志愿军完了，联合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上来了！”
赵克瀛一摆手，刘钟琪马上往派出所跑去。

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
胡绳
一
电影《武训传》和许多歌颂武训这个人和《武训传》这个电影的文章究竟有些什么错误呢？
这个电影和这些文章的错误是，它们把在中国封建制度开始崩溃时代的一个可卑可耻的渺不足道的小人物，捧到了神圣的殿坛上去。
武训这个人一生所作所为究竟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呢？
他是一个乞丐，向任何人磕头求乞；
他忍受各种屈辱和践踏，并以受辱为愉快；
他干各种非人的行为（例如吃蛇蝎粪尿），把自己装成小丑，为了得到“赏钱”；
他做牛马做的工作，并以自己能代替牛马的工作而洋洋得意。
这一切难道不正是封建统治下的奴才道德的极端突出的表现么？
在阶级剥削社会中，贫穷、受侮辱、受损害，并不就是可耻的。
劳动人民一般地过着穷苦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生活。
但因为贫穷而流为沿门托钵的乞丐，而且甘于为乞丐，乐于为乞丐，甘于被侮辱，乐于被损害，这才是最可耻的。
武训的可耻可卑，甚至还更甚于此，因为他给他的卑污的生活找出了一个“高尚”的目的，这目的就是办“义学”。
他把行乞得来的钱通过地主绅士放高利贷，自己一个钱不花，“感动”了地主、绅士、官僚、以至“朝廷”，支持他，资助他，于是终于办成了由地主绅士阶级中的“有学问”的人所主持的“义学”，使得有一些儿童有“荣幸”受地主阶级的教育。
武训用这样的行为来表示：
一个穷苦的人，无论怎样受侮辱，受损害，无论过怎样下贱的生活，都要忠心耿耿地保卫封建统治秩序，保卫封建统治者的道德思想；
而能够这样做，就能够得到统治阶级的嘉奖。
这样一个武训，在当时受到地主绅士的赞助，受到专制皇朝的奖励，后来又为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所表扬，并为一切封建主义者所推崇，那是不足为奇的。
但为什么至今还会有许多自以为站在“进步”立场来认识武训的人，十分倾倒地歌颂这个可耻可卑的乞丐和奴才呢？
是什么东西障碍他们看出武训的实质呢？
是什么东西使他们甚至在企图“批判”武训的时候，还是舍不得不宣扬武训的“可敬可爱”之处呢？
如同《人民日报》05月20日社论所已经明白指出的，这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在人们头脑里作怪的原故。
在这篇文章里想要说明，为什么正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使得人们在观察武训这个角色的时候，陷入了如此严重的错误。
二
曾有一些歌颂武训的文章的作者说，他们对武训的估价是历史主义的看法，而蔑视武训则是出发于反历史主义的观点。
例如，认为武训具有“自我牺牲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的程庆华说：
“我们认识一个历史人物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不能拿现代的人物与历史上的人物比较，来衡量他们的轻重。”
（《进步日报》04月04日）又如董渭川断定“武训这个名字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并且说：
“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和伟大事迹，如果拿今天的革命成就来比较衡量，恐怕都有被否定的可能，但是只要在历史上称得起伟大的人和事，我们就应该从那个人代表的精神和那件事完成的过程，以及人和事在当时所发生的影响，特别是在今天还应该重视和发扬的某些优点，作肯定的介绍，似乎不应该用今天的尺度作否定的结论。”
（《光明日报》02月28日）
我们得到否定和蔑视武训的结论，究竟是不是因为我们采取了一种拿“现在的尺度”衡量古人的粗鲁办法呢？
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采取这种粗鲁的、错误的办法。
如同列宁所说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七二三页。）
在分析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时，也不能违反这“绝对的要求”。
在这“绝对的要求”中，表现着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的严格的科学态度。
难道对武训的歌颂反而是从科学地分析历史而达到的结论么？
事实上没有一篇歌颂武训的文章，具体地说到了武训所处的时代。
宣称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程庆华甚至似乎不知道武训是死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一个人，他的文章中说：
“武训生长在数百年前的封建社会里。”
所有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而在空洞地歌颂着武训这个人“所代表的精神”。
他们并没有，如同《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的，“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武训生在鸦片战争前二年（一八三八年），死于中日战争后二年（1896年）。
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因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急速地降入半殖民地地位的时期。
封建社会秩序受到强烈的震动，迅速地开始分解。
农民大革命成为迎接历史新时代的先锋。
据说武训在十九岁（1857年）开始有兴学大志，那是在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七年，占领南京为首都后三年。
太平天国虽然在1864年失败了，但继太平天国之后的“捻党”和其他农民起义一直继续到1870年左右。
农民大革命的浪潮催送封建秩序的死亡，满清皇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才能苟延残喘。
武训办成他的第1个“义学”是在1887年，中法战争后三年。
其时，满清皇朝害怕农民革命的再起更甚于害怕外国的侵略。
康有为在1888年“上皇帝书”中描写当时的情势是：
“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
他劝告皇帝实行“变法”，否则，他警告说：
“金田之役将复起矣”。
就在1888年，山东巡抚召见武训，满清朝廷打破官僚主义的因循惯性，立即传令嘉奖，这和当时的情势的关系是很显然的。
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很明显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是旧的、正在死亡着的事物，武训正是属于旧事物的一个渺小的奴才。
坚决地起来和这种旧的事物进行斗争的是农民革命。
从1850年后绵延二十多年之久的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阻止了外国资本主义强盗完全殖民地化中国的企图。
把满清的黑暗统治打得摇摇欲坠，并且使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得以在残败的封建制度之上开始生长出来。
在农民革命的大浪潮过去时，中国开始出现机器工厂、轮船局和电报、火车等。
但是近代化的工业的发生过程是异常缓慢而困难的。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还没有形成。
仅仅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贵族知识分子身上，开始透露了资本主义倾向的改良主义政治要求。
康梁的“百日维新”是在武训死后二年发生的。
这些贵族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者们仇视农民革命运动，这是他们的反动性的一面，这种反动性使他们后来堕落为保皇主义。
但是在维新运动时期，他们的改良主义还有其积极性的一面。
他们违反顽固的封建势力的意志而企图按资产阶级方向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封建王朝报答他们的不是传令嘉奖而是判处死刑。
由此可见，就具体的历史情况来看，武训不但和当时的农民的革命主义背道而驰，而且也不能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性的改良主义相提并论。
如果说武训的思想，那不过是极端地忠于封建主义的奴才主义，至死不悟的保皇主义。
但武训的歌颂者提出了两个脱离了具体历史环境和违反历史事实的论点：
第1个论点：
武训是立意为人民的“文化翻身”而“奋斗”的，所以值得歌颂。
做这样的歌颂，实际上就是说，完全不触动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政治，只要在人民中进行文化教育——甚至也完全不管教育的内容，就可以改变人民的被压迫的地位。
第2个论点：
如果说，武训并没有实现解放人民的目的，那么他的失败也正如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失败一样。
武训的历史地位高过农民革命，至少和当时的农民革命是同样的。
这种认为离开政治斗争，人民可以在文化上“翻身”的看法，这种为提高武训而抹煞和侮蔑农民革命的看法，是从什么观点而来的呢？
——这不是别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
有许多人正是从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出发而欣赏和赞美武训这个封建主义的奴才。
三
电影《武训传》提出了用办义学来“解放”人民的思想。
电影中用形象告诉人，穷人因为不识字所以才吃亏，地主因为有笔在手就可以生杀予夺，所以武训的努力是造福于人民的，至少是“动机”十分善良的。
董渭川的文章鲜明地说：
“劳动人民要想翻身，必须透过教育。”
电影中借参加武装斗争的周大说：
“好，武七！
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孙瑜著电影小说：
《武训传》，一三六页。）
这种“一文一武”的看法，得到不少评论者的附和。
说得最明白的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长之的文章。
他说：
“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
长之的文章又说，电影中是“批判了武训兴学的革命意义之限制性，让人觉得只有二者合起来，再加上正确的领导，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国今天这样子”。
这就是说，“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
这位作者如此热心地表扬武训，显然正是为了想说明，甚至在造成“中国今天这样子”的革命中，武训式的人也是和武装起义的群众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
首先，把“革命”企图摆在武训身上，是一种捏造。
根据关于武训的真实的材料，武训并没有梦想过由办学来改变封建统治秩序而“解放”人民，他其实是为了尊重封建统治秩序，所以才立志办义学。
在封建关系下被压迫的农民也不会发生这种梦想。
因为农民或者由于其长期被压迫而形成的保守性不敢进行反抗，把一切归于“命运”，或者由于忍受不住被压迫生活“揭竿而起”，造反。
从残酷的封建统治秩序中不能产生这种靠文化教育就能解放人民的幻想。
这种幻想是武训的歌颂者加到武训身上去的，是用一种“自由”资产阶级的调子唱出来的幻想。
其次，武训歌颂者所加于武训身上的这种幻想甚至还落后于当时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贵族知识分子。
如我们前面所说，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运动究竟还是要去触动封建统治秩序，那怕是很少的触动。
康有为也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他要求废科举，开学校；
他要求学校中教授“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等等（见1895年上皇帝第3书）。
当然，康有为并没有主张根本推翻封建教育。
他只是主张按资产阶级的方向在教育上进行一种改良，这和他在政治上的改良主张是相适应的。
如果实行这种改良，封建统治秩序就不能不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动，这是当时的封建统治势力所不能接受的。
但是武训怎样做的呢？
他只是按照地主官僚的方向而办义学，在他的义学中，封建教育的内容分毫也没有改变。
所以在当时康有为的思想还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萌芽时期的思想的范畴，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这个贵族知识分子身上只能表现为十分软弱的改良主义，而借用武训来表现的这种文化教育普及论却完全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范畴的。
不应该抽象地看“普及文化教育”。
在革命斗争时期，宣传进步的文化思想，以提高群众觉悟，推动政治斗争，是有价值的。
但要使进步的文化教育真正在人民大众中普及，当反动政权没有推翻时，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是不应该去设想的。
如果不进行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而去“普及文化教育”，那就只能是普及反动的文化教育。
人民的“文化翻身”，必然追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而来，绝不能是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变革前提。
在革命斗争时期，普及反动的文化教育，其意义就是阻止群众的觉悟，抵抗革命斗争，所以是反动的，是向反动阶级的投降。
电影《武训传》和有些武训的歌颂者不也是指出了武训的失败么？
但问题并不是，用普及文化教育来解放人民究竟能否实现。
因为现在，事实上，中国旧时代中的一切教育救国论都已经宣告破产，中国人民的解放已经通过人民大革命而胜利，到这时候，如果还不知道这一点，那真是白昼做梦了。
问题是在，这种愿望本来就是毫无价值的，就是在人民的革命时期起束缚人民的手脚的作用的，就是反动的。
列宁在1912年所写的《两种乌托邦》（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八一二至八一六页。
“乌托邦是个没有的地方，是一种空想，虚构和幻想”，列宁文章中这样解释。
以后所引的列宁的话均见这篇论文。）
一文中指出俄国当时有一种资产阶级的反动幻想：
“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协的办法，不必得罪任何人，
不必撤消普里什克维奇辈，不必用彻底的残酷阶级斗争，而就能在俄国，
在俄国政治自由方面，在劳动民众地位方面，达到某些严重的改良。
这
是妄想自由俄国能与普里什克维奇辈和平共处的乌托邦。”
列宁又愤怒地批评说：
“这种乌托邦的坏处，显然不仅由于它是乌托邦，而且由于它败坏群
众的民主意识。
相信这种乌托邦的群众，永远也不会争得自由；
这样的群
众不配享受自由；
这样的群众完全应该遭受普里什克维奇辈戏弄。”
武训这个人，不过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奴才，当然说不上有什么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思想，但许多武训的歌颂者正是用这种资产阶级的观点来打扮了武训，把他送到了舞台上面。
我们同样应该说，由歌颂武训而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观点之所以是有害的，还不仅因为这是一种幻想，而且因为它败坏群众的斗争意识，它告诉群众，为了求得劳动群众的地位的根本改变，可以和反动统治势力和平妥协，甚至还应该向反动势力卑躬屈膝，采取这种办法是不应该受唾弃的，反而是应该受尊敬的。
四
电影的编导者又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对统治者的多次斗争——“无论武训的‘文’或周大的‘武’——没有马列主义思想武装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是无法夺得政权，获得永久的胜利的。”
（孙瑜著电影小说：
《武训传》，一七○页。）
同样的看法也见于上引的长之的文章中。
据这位作者看来，“武训”和太平军同样有其“限制性”。
这些看法都是借革命农民的名义来抬高武训，同时也是用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来侮蔑革命的农民。
按照这种看法，武训是失败了，但太平军也是失败了，武训有的是幻想，但太平军有的也是幻想，如果说武训是错误的，那么太平军也同样是错误的。
照武训的歌颂者的描写，武训究竟做成了些什么事呢？
开了三个为地主阶级教授三纲五常的学校。
但在历史上，太平军做了些什么事呢？
太平军和当时的其他农民战争固然最后都是失败了，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转变关键中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如我们在前面所已经指出的。
人们究竟根据什么来说这二者是同等程度的幻想呢？
戴白韬的文章说：
“像周大那样的结伙上山的痛杀地主恶霸，既不能解救苦难的人民，但像武训一心以为读了书就不会被人欺骗侮辱也是幻想”。
（引自孙瑜著《武训传》的附录。）
这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只用“幻想”二字来轻描淡写地“批评”武训，同时也不能承认电影中的描写，把伟大的农民革命说成仅仅是“上山痛杀地主恶霸”，并且以为它和武训是同类的“幻想”。
在像太平天国这样伟大的农民战争中有没有幻想的成份呢？
有的，太平天国幻想把天下的田绝对平均地分配，在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经济基础上实现农民的社会主义。
这是幻想。
但是这种幻想在动员农民与地主作斗争的历史时期中是有革命作用的。
而在封建制度下被压迫的农民，武装起来，为取得土地和自由而进行至死不屈的斗争，这里一点也不是幻想，更没有什么错误。
难道因为他们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应该起来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么？
如果我们自以为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已经知道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劳动人民才能彻底解放，所以我们就指指点点地说：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幻想，农民的革命也是幻想，它们都不过是历史的错误而已。
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一点也不是科学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必须懂得根据历史的具体条件分析这一种幻想和那一种幻想。
列宁在《两个乌托邦》一文中，对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和民粹主义的乌托邦作了严格的区别。
前者是资产阶级的怯懦的改良主义幻想，其作用是“败坏革命意识”。
后者呢，“是民粹派的知识分子和劳动派的农民所抱的幻想，他们以为可能用公平原则重新分配全部土地的办法来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庸奴隶制。……”列宁指出：
这虽然也是不能实现的幻想，但是，因为当时的俄国的当前直接问题还不是无产阶级性的改革，而是资产阶级性的改革，所以“民粹派的乌托邦也就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
这种乌托邦虽然对于重分土地应有（和将有）何种经济结果的问题是一种幻想，但它同时又是农民群众广阔伟大民主运动高涨的伴侣和征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这种高涨的表现”。
当然不能把“败坏民主斗争”的乌托邦和作为民主斗争的高涨的伴侣的乌托邦一律看待。
人们难道可以不区别怯懦的幻想和大胆的幻想，不区别反动的幻想和革命的幻想么？
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改良主义者向人民说，不要斗争，而要妥协、投降，从妥协、投降中可以得到解放。
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农民说：
不要妥协、投降，而要坚决斗争，从斗争中农民可以达到“天国”一样美好的世界。
难道这两种“幻想”不应该区别开来么？
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移在现在的中国社会条件中来，是有反动性的，但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广大农民群众正是在这种幻想下发动了彻底反封建的现实的斗争。
还是借用列宁的话吧：
“土地重分的‘平均性’是乌托邦，但是为了重分土地而必须实行与一切旧的、地主的、份地的、‘官家的’等等土地所有制完全断绝关系，却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向上最需要的，经济上进步的，对于俄国的这样的国家最为迫切的办法。”
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这两种幻想呢？
要坚决地向人民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同时要从“太平天国”的这种空想的形式中间“把农民群众的健全宝贵的、诚恳坚决的战斗民主主义的内核细心分辨出来”（列宁）。
所谓“武训”加“周大”加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就得到胜利的公式是荒谬的。
把“武训”和“周大”看成是并驾齐驱的，甚至觉得武训是更值得歌颂的，而周大不过是粗鲁的杀人犯，这种看法正是透露了一种由于害怕群众而来的软弱的资产阶级观点，对于这种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是代表其反动性的观点，列宁曾如此嫌恶地批评说：
“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
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软弱性，就表现出完全无力。
因此，自由派在其全部政策上都极其模棱两可，极端撒谎，绝顶虚伪，运用怯懦的支吾手段，因为他们定要玩弄民主主义的把戏，以便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同时他们又极端反对民主主义，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仇视其首创发起精神，仇视其‘冲天’精神。”
五
资产阶级的反动性的改良主义，在中国已有相当长久的历史。
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在当时是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一转眼间，当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时，这批贵族知识分子就以君主立宪派的身份起来反对革命了。
梁启超在反对革命的同盟会时曾宣称，他也是主张“政治革命”的，不过他所主张的是，正当的政治革命，他的口号是“欲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
而且“要索必当量彼（满清统治者）所能以予我者，夫然后所要索为不虚”。
（见梁著《开明专制论》第8章）——这是说，人民只能向统治者提出“要求”，不应斗争，而且还必须在统治者所可能给的范围内提出要求。
这个已经堕落到保皇党立场的改良主义者居然把这样的主张叫做“政治革命”。
值得我们在这里注意的是，就是这个梁启超也曾写了文章歌颂武训。
向地主绅士乞求义学的武训，按梁启超的观点看来，当然是一个毫无危险性的十分“正当”的“革命”家。
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在反动统治下处于被损害的地位，从未得到过政权，所以常常怀着对于现状的不满；
但同时资产阶级又因为具有极大的软弱性，“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不敢对于革命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这样的情形下，就自然容易生长向统治者妥协甚至投降的改良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曾表现为工业救国论。
教育救国论等等形式。
他们妄想不去和反动统治势力和帝国主义者进行尖锐的斗争，就能用发展工业，普及教育等“正当”的方法达到救国的目的。
这种妄想，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期间，实际上起着援助反动势力，败坏民主斗争的反动作用。
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
“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
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
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的政治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
当着他们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们应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
众进行揭露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影响之下
解放出来。”
对武训的宣扬与歌颂，多少年来，几乎络绎不绝。
其中有一部分是直接从反动统治势力发出的（反动统治势力当然要表扬这样的忠驯的奴才），还有很大一部分却是多多少少和这种资产阶级性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相联系着的。
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使这种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彻底破产了。
但并不能因此就不去警惕这种思想的影响。
既然君主立宪派梁启超在那时候可以自称为政治革命主义者，那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现在化装为“为人民服务”论，“历史唯物论”，“无产阶级革命论”，“马列主义”等等，也是不足为怪的。
革命的胜利一方面表示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已经取得巨大的成果；
而另一方面，绝对不应该忘记的是，对这一切内外敌人的斗争还要在人民取得政权的形势下面更尖锐地发展下去。
对国外的帝国主义，对国内已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终止，而是没有一天不在进行。
如果我们以为斗争已经终了，因此就不必去警惕各种化装起来的足以败坏人民的斗志的反动思想，那么我们就是首先在精神上被敌人所俘虏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仅要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而且还要在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尚能影响群众时，向群众揭露这种思想的危害，好使群众摆脱这种影响而坚决地勇敢地迎接新的斗争。
必须用人民民主革命的思想来批评和打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而决不容许把这两种思想混同起来。
就因为这个原故，《武训传》的出现及其在公演期间曾博得一片采声的事实，值得严重注意。
也就因为这个原故，《人民日报》根据有一些共产党员在武训这个人和《武训传》这个电影面前丧失了批判能力的事实提出了适时的警告：
“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原载《学习》杂志第4卷第4期）

文化生活动态
要使全国每个角落的读者都能读到抗美援朝的书刊
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适应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需要，新华书店总店已订出了1951年发行抗美援朝书刊一万万册的计划。
一万万册中包括期刊五千万册，通俗读物四千万册，一般读物一千万册。
该店已向全国分支店发出指示，号召各分支店完成抗美援朝书刊的发行任务。
指示要求各分支店应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推销，并组织公私图书发行企业和一切社会发行力量，以及通过工会、青年团、合作社、铁路、邮局、学校等组织，大力推销。
推销工作要做到深入和普及，使全国每个角落的读者都能阅读到抗美援朝的书刊。
通俗读物《连环画报》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的以图画为主的通俗读物《连环画报》半月刊已于01日出版。
该刊用连环图画的形式，帮助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学习时事和各种政策。
图画的解说文字浅近易懂，很适合高小以下程度和初学文化的工农群众与城市一般市民阅读。
该刊第1期刊载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独胆英雄陈德生击毁美国坦克的故事和“马恒昌小组向全国挑战”、“展开春耕丰产运动”、“三轮车工人捉特务”、“为惨死在帝国主义血手下的儿童报仇”等故事图画。
郑州市“小先生教学小组”一年半教育失学儿童八千多名
郑州市各小学学生组成小先生教学小组，教育失学儿童，一年半以来，已有很大成绩。
据统计，全市现有小先生二千二百三十名，受他们教育的失学儿童有八千一百余名。
这些小先生在各校教师的辅导下，由三人到五人组成教学小组。
他们按着街道把失学的孩子们组织起来，每天傍晚聚在街头电灯下、屋檐下或敞院里学习一小时到两小时。
学习的课程，一般地有国语、算术、唱歌和游戏。
这种组织叫做识字班。
有些识字班由于居民的帮助已找到了教室，并建立了学习、请假、班会等制度。
教室里还辟有成绩栏和表扬批评栏。
许多小先生都学会了使用卡片、幻灯和实物等辅助教学。
这些教学工具也都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
郭沫若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一件很好的思想教育工作，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际问题具体地联系了起来，使很多读者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我自己也就是深受启发的一个。
一直到今天为止，凡是我所能接触到的有关《武训传》的批评文字，我差不多都读到了。
我觉得谢兴尧先生的《武训其人其事》（《人民日报》05月30日）写得比较具体，特别是所附的“武训活动时期以华北为中心的国内大事表”及“武训捐资兴学收支表”，使人们对于武训的真相可以一目了然。
武训的存在，我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经过陶行知先生的表彰，才开始知道的。
我一直不曾加以研究。
但在1943年陶先生所主持的一个武训纪念会上应邀讲话，便也曾盲目地称赞过他。
1947年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我在吊诗里面曾经提到武训，而说陶先生比武训更好。
（原诗被收入《蜩螗集》，因手中无书，原语无从引出。）
我是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
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活动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了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
对于这样的人而加以称颂，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最不应该的是替《武训画传》——可以说是电影《武训传》的姊妹，题了书名，还题了辞：
“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
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
很难得的。
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
作为奇迹珍视是可以的，新民主主义
的社会里面，不会再有这样的奇迹出现了。
（08月11日）”
那是去年08月11日的事。
《画传》的编者李士钊先生早就写信来说：
他在革大的学习结束了，他编的《画传》要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不知怎的后来并无此事），要我题个书名并写点意见。
我勉强地应付了，这实是我的错误。
我当时是应该负起责任来，劝阻《武训画传》的出版的，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尽了帮助宣扬的能事。
虽然我的题辞多少含有批判的成分，并惹得编者在他的自序中驳斥了我，但批判得十分不够。
而且在基本上还是肯定了武训其人，而其基本的原因也就由于并不十分知道武训其事。
放高利贷来兴学，所兴的学又是要叫地主阶级“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的，这有什么值得“珍视”，有什么“很难得”呢？
武训不仅没有意思“解决问题”——使老百姓翻身，他反而在增加问题，使问题更不容易解决——使老百姓更不容易翻身。
这又算得什么“奇迹”呢？
反革命者在封建社会里要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本来是极其寻常的事。
满清末年的武训和蒋介石匪帮统治时期的吴稚晖，大体上是一个类型的人物，虽然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而知识水平也不能相比。
但吴稚晖容易认识，而武训比较不容易认识，原因是武训和我们的时代相隔较远，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而又不曾加以研究，那就更加容易为一些表面上的刻苦行为所蒙蔽了。
因此，武训的以身作则的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经过了这一次的讨论，我是受了很大的启发的。
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随便发言，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随便替人题辞题字，这种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我已下定决心加以痛改。
我诚恳地向读过《武训画传》的朋友们告罪。
（1951年06月01日）

印尼共产党建党卅一周年
雅加达等地举行庆祝大会
【新华社06日讯】
据塔斯社引荷兰《真理报》消息：
05月23日是印尼共产党建党三十一周年纪念日。
雅加达、万隆、棉兰和其他大城市的群众都举行了庆祝大会。
在各地大会上，都有共产党领袖出席讲话。
印尼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艾地在雅加达大会上发表演说。
他强调指出：
印尼共产党应为建立民族统一阵线而奋斗。
他在演说中谴责美帝国主义准备战争。
印尼许多其他政党的代表相继在大会上发言，向印尼共产党致贺。

参加侵朝战争的日本人
去秋死亡四千五百名
【新华社05日讯】
塔斯社03日讯：
据东京消息，1950年秋季在朝鲜前线死亡的四千五百名日本人的骨灰，不久以前已运抵横滨。
美国占领当局为了掩盖日本人参加朝鲜战争的事实，已下令禁止死亡者的亲属举行葬仪，也不准他们告诉别人。
日本警察正严密注意，以确保他们遵从美国占领当局的命令。

反对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要求今年缔结对德和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开始举行人民投票
西德投票运动在波恩“政府”恐怖迫害下仍坚持进行
【新华社05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讯：
06月03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柏林民主区开始举行关于反对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要求在1951年缔结对德和约的人民投票。
从清早起，人民就像潮水一样地不断地涌到投票站。
虽然投票要继续三天，但是，大多数居民都已在第1天投了票。
截至03日下午五时止，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柏林民主区，已经有一千二百七十九个分政区和市镇的居民投了票。
在共和国各大城市中有投票资格的公民中，截至03日下午五时止，参加了投票的，维斯马占百分之八十八点四，兹维考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一，德骚占百分之八十三点六，布兰登堡占百分之八十三点二，罗斯多克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一，来比锡占百分之七十七，波茨坦占百分之七十三，哲那占百分之六十六点八。
在农村中，公民们也是同样地踊跃参加投票。
在布兰登堡州的森天腾堡地区的六个乡村中，有投票资格的全体居民在03日上午八时半以前就全部投了票。
在柏林民主区，潘考区的两个投票区中，有投票资格的居民截至03日下午五时止，参加投票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二和百分之九十二。
在哥本尼克区和普伦茨劳尔区，百分之五十以上有投票资格的居民，都在03日中午以前就投了票。
西德劳动人民派遣了许多代表团到共和国各地来参观投票。
来到德累斯顿的劳伯尔说：
“在这里，可以看到投票的真正民主秩序，人民不仅是带着票纸，而且是怀着真诚的心来参加投票的。”
从西德的汉堡、汉诺威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等地来的十七名工人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梅格林堡州的某些地区，并且就在投票站上和共和国的劳动人民讨论了如何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一致行动的问题。
为了迎接人民投票，共和国各地劳动人民都展开了大规模的劳动竞赛。
工人们提出了增加额外生产、节省原料和动力的保证。
农民们就提出尽快地向国家缴纳农产品的口号，并保证多送肉类、牛奶和牛油进城。
政府机关职员们也提出了工作保证。
【新华社05日讯】
据塔斯社柏林讯：
西德和西柏林的人民在波恩“政府”和西柏林当局的恐怖迫害之下，仍然坚持举行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要求在1951年内缔结对德和约的人民投票。
西柏林当局最近曾非法逮捕了西柏林人民投票中央委员会第一主席瓦特·施米特、委员加尔哈特·提比奥科夫斯基以及许多人民投票的组织者。
西德警察采取了种种恐怖手段，没收票纸，撕毁关于号召举行人民投票的标语和招贴画，驱散各种集会，企图阻挠举行人民投票。
但是，人民投票运动仍在柏林西部各居民区中不断地展开。
据德意志通讯社报道，在西柏林，共有二百多个人民投票委员会在进行活动。
参加投票的人有百分之八十六点三投同意票。
美占区斯托葛利兹与立克得菲特两区内的劳动人民，除了极少数以外，都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要求在1951年缔结对德和约。
在西德各地，人民投票运动仍在各工厂、商店与住宅区内，不断发展。
斯图加特一个企业的职工八百人，全体投票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要求在1951年缔结和约。
在汉堡的阿尔托那区，一千八百一十二个被征询的居民中，一千八百一十人都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要求在1951年缔结和约。

德国的人民投票运动
新华社驻柏林记者林宁
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要求在1951年缔结对德和约的人民投票运动，正像不可遏止的潮水一样，在整个德国泛滥着。
这是二次大战以后在德国所进行的规模空前巨大的爱国人民的群众运动。
德国共产党议员雷熙曾在波恩议会中指出：
“自从1945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问题，像这个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问题一样，使得整个德国的人民都行动了起来。”
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要求在1951年内缔结对德和约的人民投票运动，是在西德加紧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情况下进行的。
最近时期，武装西德的“舒曼计划”已在巴黎签字；
在西德的鲁尔与莱因地区，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家工厂从事战争生产；
西德各州都已划分为军事区域；
未来的西德雇佣军的司令部，所谓“边境警察指挥部”，已经成立；
驻扎在西德的美英占领军已经愈来愈多。
所有这些行动都加速着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
因此，德国人民投票运动的展开，对于美帝国主义所进行的这一连串加紧武装西德以准备战争的步骤，就是一个有力的揭发和沉重的打击。
这次人民投票，是西德各阶层人民的代表一千七百余人在今年01月于埃森举行的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埃森大会曾通过了送致波恩“政府”的宣言一件，要求就“你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赞成在1951年缔结对德和约吗？”
这一问题举行人民投票。
这次大会的特点是组织了许多工作委员会，准备深入到各阶层人民中去进行工作。
大会的精神，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会议上，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和赞扬。
为了响应埃森大会的号召，在西德的汉堡、不来梅、基尔、埃森、杜塞尔多夫和斯图加特等大港口和工业城市中以及其他各地，二、03月份内纷纷成立了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委员会，并要求举行人民投票。
但是，埃森大会要求举行人民投票的宣言，遭到了波恩“政府”的无理拒绝。
这种拒绝说明了波恩“政府”要继续奉行反人民的卖国备战政策。
在这种情况之下，04月14日，西德人民就在埃森成立了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人民投票中央委员会，以领导在西德全境举行的人民投票，作为对波恩“政府”的回答。
人民投票中央委员会的成立，统一并且加强了西德各地人民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运动，使它们汇成了一支主流。
中央委员会成立以后，西德各地的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委员会都相继改组成为人民投票筹备委员会。
在一个星期之中，瓦登堡—巴登州就成立了四十五个筹备委员会，埃森成立了十一个，西柏林成立了七十五个。
积极进行备战活动的西方当局和波恩“政府”，在巨大的人民投票运动面前显得很狼狈。
波恩“政府”慌忙于04月下旬下令“禁止”举行人民投票，并采取了逮捕、迫害、查封报纸、没收传单、驱散集会等镇压手段，企图阻挠人民投票。
可是，西德人民并没有因为波恩政府的“禁令”和各种镇压措施而有所退缩，他们冲破各种困难，利用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在各工厂、企业、居民区、农村和学校中，坚持举行人民投票。
民主与进步的报纸天天刊载着一个厂、一条街以至一个公寓内人民投票结果的数字。
整个西德人民投票的初步结果表明：
在参加投票的西德人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二点八的人们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要求在1951年内缔结和约。
与波恩“政府”的镇压恰巧相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于举行人民投票却给予了最坚决的支持。
民主共和国人民议会于05月09日批准了政府的决定，接受了西德人民投票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定于06月03日至05日在共和国全境举行人民投票。
05月10日，在共和国境内十七个大城市和十大企业部门中同时展开了筹备人民投票的宣传运动。
副总理努舍克、洛赫以及各部长，都曾亲自到共和国各地去演讲。
皮克总统并于05月15日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讲，说明人民投票的重大意义。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热烈欢迎人民投票的举行。
来比锡运输工厂有两千个工人志愿参加义务工作队，作为拥护举行人民投票的表示。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塔雷城钢铁工厂的七千二百名工人与技师，保证在05月份内完成生产一万四千吨用于和平事业的钢的计划，来迎接06月初的人民投票运动。
德国人民的投票运动现在正在全德继续展开和深入中。
通过这次伟大的运动，德国人民将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有一个真正民主的、爱好和平的、统一的德国，才能使德国民族和德国人民走上光明和幸福的前途。

法共号召全党及人民积极参加竞选
击败反动派的选举阴谋拯救法国维护和平
【新华社05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讯，法国共产党政治局05月25日在杜克洛主持下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争取和平的斗争与竞选运动”的决议。
决议首先着重指出：
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平公约宣言征集签名的运动已经展开。
各地都继续积极推选许多代表参加07月14日和平大示威与07月15日全法和平大会。
这就保证了这个和平斗争日一定能获得胜利。
决议接着说：
共产党人、劳动人民和民主分子都以极大的热情参加竞选运动，要尽一切力量去粉碎战争贩子强使我们接受贫穷、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政策的阴谋。
把工厂、城市和乡村中各种见解的法国人团结起来的保护普选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越来越多了。
竞选基金募捐运动在全国达到了空前的成就，这说明城乡劳动人民是怎样关心共产党保障面包、自由与和平的活动。
一切正直的公民都谴责从社会党到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这一切反动力量结成联盟的卑鄙阴谋。
共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反对这种联盟的运动，并无情地揭露这批卑鄙的政客们所耍的两面手法。
决议最后指出：
华盛顿的战争贩子们将认为：
投票选举各执政党派和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候选人，就是拥护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就是拥护制造战争和贫穷的政策。
和社会党的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向信奉天主教的劳动人民伸出友谊之手的法国共产党，号召法国全体善良男女团结起来，投票选举共和反法西斯抵抗联盟的候选人，来拯救法国，维护和平。

法国竞选斗争激烈展开
法共获得人民支持
反动派结成联盟的阴谋已遭打击
【新华社05日讯】
巴黎消息：
预定在06月17日举行的法国议会选举一天天迫近，法国民主力量与法国反动派之间的竞选斗争已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到现在为止的种种发展证明：
法国反动派企图在这次选举中击败法国共产党的阴谋正遭到重大的困难。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国人民已经有力地打击了各反动党派公开结成统一的竞选联盟的阴谋。
当法国反动派在05月间强迫议会通过反民主的“多数代表制”的选举法时，他们的目的是企图在全国范围内组成从社会党到戴高乐派的统一竞选联盟，以便集中全力来取得多数选票，好把共产党从议会中排除出去。
但是，法国共产党及时而且令人信服地揭穿了这个要使戴高乐在法国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的阴谋的目的。
靠着共产党的帮助，许多到现在为止还在人民共和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等所谓“第3种力量”影响下的广大选民，正迅速地认识到法国走向法西斯的危险，他们群起反对这些政党的领导机关，并宣布决不投戴高乐分子的票，如果“第3种力量”各党要与戴高乐联盟的话，他们就投共产党的票。
在这种情况下，到登记候选名单的最后限期05月25日止，法国各反动党派竟没有能够结成全国性的竞选联盟。
法国反动派的这个失败，使得巴黎反动报纸不断发出哀号。
《自由巴黎报》05月24日承认，法国反动派“首先缺乏的是数量，其次是合作。……不管需要如何迫切，目前团结已不可能。
他们所通过的选举法并不能帮助他们实现目的”。
05月29日《费加罗报》说：
“现在使每个人感觉不安的就是新议会是否能控制。
人们还没有使机器达到不反转来的程度。”
同日的《震旦报》更暗淡地表示：
如果各反动政党“拒绝分担责任、拒绝调和的话，打击共产党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法国各反动党派在美国主子的指挥下，正在五花八门的招牌的掩饰下，在各个选区尽量拼凑各种地方性联盟。
为了欺蒙选民，许多戴高乐分子甚至无耻地以所谓“独立分子”的身份参加竞选，而和“第3种力量”、“第4种力量”结盟。
这样，号称“第3种力量”的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社会党，已经和这种所谓“独立分子”在三十六个选区里结成所谓“扩大的第3种力量”式的竞选联盟。
在另外十二个选区里，“第3种力量”的代表甚至公开和“法兰西人民联盟”结成了联盟。
在竞选中，法国反动派用尽了一切卑鄙的手段。
他们对共产党的竞选活动施行恐怖手段。
他们向共产党的竞选大会会场投掷炸弹，他们用警察镇压共产党的活动。
他们没收共产党的竞选宣传品；
而自己却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对共产党咨意侮蔑。
为了欺骗人民，他们还假惺惺地宣布延至大选后再行征税。
各反动报纸公然叫嚣一定要尽全力达到把共产党逐出议会的目的。
但是，愈来愈多的法国人民已经认清法国反动派的卑劣面目。
在法西斯头子戴高乐最近到北非作竞选旅行时，虽然当局戒备森严，但在阿兰、阿尔及尔、君士坦丁等地到处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戴高乐运动。
法国各地城乡的各阶层人民，热烈响应法国共产党的号召，越来越踊跃地组织并参加保护普选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
法共发起的竞选基金募捐运动，已经获得了空前的成就。
法共的竞选运动，在广大人民支持之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苏联《真理报》驻巴黎记者朱可夫指出：
法国的爱国志士、抵抗运动分子和反法西斯战士，都团结在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反法西斯抵抗联盟周围，满怀信心向前迈进。
任何邪恶的阴谋，都不能把这个联盟所得到的人民的信任夺去。

真理报发表彼特罗夫专文
介绍鲁迅文集的俄译本
指出鲁迅作品贯穿着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压迫者的憎恨
【新华社05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03日讯：
苏联最近出版了鲁迅的短篇小说和论文集的俄译本。
真理报特发表了彼特罗夫的文章加以评介。
彼特罗夫说：
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创立者。
他是把农民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的第1个中国作家。
鲁迅的著作表现了他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和他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同情。
他的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中贯穿着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压迫者的憎恨。
这些作品告诉我们：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善于观察的作家，他把作品的深刻性和高度的艺术形式光辉地结合起来。
鲁迅被誉为“中国的高尔基”，把他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创立者相提并论是完全应当的。
鲁迅还生活在旧社会的时候就预见了旧社会的末日和人民做主人的光辉未来。
鲁迅的人道主义和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极为相近。
彼特罗夫又说：
鲁迅从伟大的俄国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中学习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他又是苏联文学的热情宣传者和翻译者。
他爱苏联的文学，而且号召中国的青年作家研究苏联文学的崇高思想和艺术技巧。
彼特罗夫最后建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局出版鲁迅选集，使苏联读者进一步了解鲁迅——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热情的爱国者，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斗争的顽强战士。

美国加紧武装西德
美军一个师开抵不来梅
西德雇佣军最高指挥机构成立
【新华社05日讯】
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西德的步伐正在加紧。
为了给在强大的和平民主力量面前感到恐惧的西德反动派打气，并且为了监督与协助阿登纳傀儡政府加速恢复德国军国主义，美国政府开始派遣第4步兵师至西德，其先头部队已于05月27日到达不来梅港。
与此同时，重建西德军队的步骤正以更加公开的面目出现。
据德意志通讯社报道：
作为西德雇佣军的核心的所谓“边境警察”即将以所谓“边境警察指挥所”的名义在波恩成立中央指挥机构。
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西德雇佣军的最高司令部。
在这司令部之下，西德将分为十二个大“防”区、五个中“防”区、二十九个小“防”区。
这些“边境警察”将全部摩托化。
招募及训练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计划在09月初成立一万人的第1师。
此外，阿登纳政府也已在“海上边防队本部”的名义下成立了西德海军的最高司令部，目前已辖有三支小舰队。
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阿登纳政府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继续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西德广大人民反对战争，他们很难找到炮灰。
阿登纳政府内政部“国内治安”司司长爱吉底对美联社记者谈话中供认：
西德青年都不大愿意当兵。

美最高法院不顾人民反对
竟判处美共领袖徒刑
但尼斯声明决继续反对暴政
【新华社06日讯】
纽约消息：
美国最高法院于06月04日批准纽约联邦法院对美国共产党十一位领袖的判决。
美共全国委员会委员但尼斯、霍尔、威廉逊、盖兹、温斯顿、鲍达希、葛麟、戴维斯、史塔彻、温特尔十人被判处五年徒刑和一万美元罚金，另一全国委员会委员汤普生被判处三年徒刑和一万美元罚金。
美国共产党总书记但尼斯在最高法院宣判后发表声明说：
“共产党的领袖们唯一的‘罪状’是他们主张和平与社会进步，他们反对战争与法西斯主义。”
他说：
“反动派将设法利用这个判决，不仅镇压共产党，而且粉碎工会、加剧对黑种人民的恐怖和窒息生长中的和平运动。”
但尼斯强调指出：
人民团结的力量还来得及制止希特勒和东条的美国仿效者。
但尼斯坚决宣告：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共产党都要继续努力，团结美国人民，反对那些力谋把我们的国家投入第3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的垄断资本家及其政治代理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和平、民主及社会进步的事业都会继续获得支持者并战胜它的敌人。”
早在1948年07月，美国政府就无理逮捕了美共的十二个领袖。
这个案件于1949年01月17日在纽约联邦法院开审，（十二人中的美共主席福斯特因病另行处理。）
承审的纽约联邦法院法官麦迪纳于是年10月21日以所谓“教唆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罪判处以上述的徒刑与罚款，并将被告下狱。
对于这个判决，美共领袖接着就向纽约上诉法院提出了上诉，结果上诉法院决定维持原判，后来美共领袖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最初竟曾企图拒绝受理上诉，但是迫于人民的压力，后来才不得不同意受理上诉，而结果还是批准了原判。

英雄的志愿军炮兵
新华社前线记者、通讯员集体写作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炮兵部队在半年多的作战中，有力地支援着志愿军的步兵，予美国侵略军以痛击。
炮兵们以自己的勇敢和技术，战胜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炮兵。
在各次战役中，志愿军的炮兵都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配合步兵大量地杀伤了敌人。
在水原以北帽落山的阻击战中，志愿军炮兵用十六发炮弹把一百多名进犯的敌人打死打伤了七十多个。
在很多次战斗中，炮兵们以他们的准确有力的射击，为步兵开辟冲锋道路。
在夺取横城以西四○○高地的时候，志愿军某炮兵部队打得敌人躲在被毁的壕沟中不敢抬头。
志愿军的步兵们欢呼着：
“打得准呀！
给我们的大炮记一功！”
步兵们借着炮弹爆炸所发出的火光，沿着炮兵开辟出来的道路直奔敌阵，十五分钟就攻占了高地。
有时炮兵们也和步兵一样穿插到敌人侧翼去轰击敌人。
有一天夜晚，某部炮兵连连长张厉昆和五个战士，将一门炮运动到敌人阵地左翼，出其不意地猛射敌人的汽车停放场，连射八十发炮弹，击毁了敌人的三十多辆汽车。
等到敌人仓皇地集中了十多门大炮还击时，勇士们已经胜利地带着自己的炮安返原阵地了。
在横城南墨西里战斗中，志愿军某炮兵部队观测员发现在十多里外的山坡上有敌人的炮兵阵地，摆着二十多门榴弹炮。
志愿军的炮兵们就迅速将大炮推到有利地形，赶筑工事，接着就准确地向敌炮轰击。
敌人慌忙组织炮火还击，炮弹像雨点般射过来，敌机也出动侦察，投弹扫射，可是始终没有打到志愿军的炮兵阵地。
激战四小时后，敌人炮火不支，慌忙用汽车把炮拖跑，丢下了三门被毁的大炮和二十多具尸体。
04月22日，在中、朝人民部队的强大反击战中，志愿军某炮兵部队又一次打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炮兵。
在发起反击的前一天，炮兵指挥员们已经把当面的敌情和地形观察好了。
到晚上，炮兵们就拉着自己心爱的大炮进入了阵地。
他们在一夜间构筑了巧妙而坚固的工事，把一门一门的大炮伪装好。
第2天，敌人的侦察机不断地在阵地附近上空盘旋侦察，敌炮也盲目地乱打过来。
炮兵们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龟孙子们！
等天黑了吃点心吧！”
到下午三点半钟，虽然敌机还在上空盘旋，可是炮兵们已经把黑森森的炮口对准敌人了。
三点四十分，射击命令下来了。
顷刻之间，山谷中迸发出山崩地裂般的声音，一排一排的炮弹直射敌阵。
不久以前还很猖狂的敌炮被制压得哑然无声了。
不久之后，敌人又重新组织了炮火，进行反击，密集的炮弹落在志愿军炮兵阵地附近。
阵地前后硝烟弥漫，泥土飞扬。
敌人这样瞎轰了一大阵子，志愿军的炮兵却无一伤亡，依旧沉着准确地轰击敌人。
炮火延向敌人纵深了，某炮工事的射击孔太小，发扬不了火力。
炮手纪爱平和张良本冒着敌人密集炮火跳出工事，扩大了射击孔，使炮火充分发挥威力。
敌人的炮火越来越密，一个炮手负伤了，弹药手郑汉云立即自动出来代理。
阵地上的每一个非战斗人员都参加了战斗。
激烈的炮战进行了四十分钟。
英勇的志愿军炮兵愈打愈猛，愈打愈准。
敌人的重炮支持不住了。
随着志愿军炮兵的延伸射击，敌人炮火已愈打愈少，最后只剩下稀稀落落的远射程炮火来掩护其败兵南逃。
这时候志愿军的炮兵们看到在右侧山峰上自己的步兵正迅速翻越山头向前追歼溃敌，他们愉快地擦擦满头的汗水和泥灰，继续向前推进。
深夜，炮车驰向已被摧毁了的敌军炮兵阵地，配合着步兵战友们奋勇南追溃敌。
美国俘虏们普遍地说：
“你们的炮打得准！
我们的炮虽然很多，可是没有办法制压你们大炮的发射，这是我们经常感到苦恼的事。”
在横城西南后谷里战斗中被志愿军炮弹打断了腿的一个美国俘虏沮丧地问道：
“你们打的是什么炮呀？
又准又厉害，我们跟在坦克后面也不敢抬头。”
志愿军炮兵勇士们笑着回答说：
“这是‘抗美援朝炮’，对美国侵略军是决不客气的。”
这种“抗美援朝炮”极大部分是美国制的，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缴获来的。
志愿军的炮兵部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很多炮兵步队把小口径的炮换上了美国的大口径榴弹炮，拉炮的工具也换上了美国制的十轮卡车。
这些被李奇微称之为美国侵略军的“救命恩人”的大炮，已经成了志愿军杀伤敌人的有效武器。

越南宁平前线共歼法军九个连
拔除宁平地区敌据点十处缴获大量装备
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电前线指战员祝贺
【新华社05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北越03日电：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发表公报，公布人民军于05月28日至31日在北越红河三角洲以南宁平—府里前线的初步战果。
在这四天中，越南人民军共击毙法军九百五十名、俘虏四百二十五名，缴获六零迫击炮和八一迫击炮九门、重机枪五挺、轻机枪四十二挺、自动武器五十六件、步枪五百九十四支、迫击炮弹十箱、子弹八万发、电台十一部及其他大量装备。
越人民军在宁平地区拔除法军据点十处。
法军并被迫在安穆县一带放弃据点十处。
法军被歼的部队，包括宁平城全部守军约一个营，增援宁平的一个小队，装甲部队一小队，此外在府里以南八公里被歼的有两小队约一百人，在带河和搏河被击沉的一艘登陆艇和两艘小船上有一连人以上，从宁平地区退却中被歼的有两小队。
【新华社05日讯】
据越南通讯社03日报道：
越南人民军于05月31日晨在府里西南进攻法军一个连。
法军被迫向北退却。
十二时，法方从府里派另一连南下。
该连遭到人民军的截击，战斗延续到下午五时。
人民军共击毙法军七十多人、打伤五十人，俘获二十人。
人民军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十五挺、步枪五十支、子弹一万发和电台三部。
同日上午，越人民军在宁平以南全歼法军一百名，并缴获其全部武器与弹药。
【新华社05日讯】
越南通讯社北越04日讯：
越南人民军05月份在北江、河东、南定、宁平等省击落法军飞机五架，击伤法机一架。
【新华社05日讯】
越南通讯社讯：
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将军01日致电宁平前线部队的全体干部和战士，祝贺胜利。
电文说：
“你们在四天的战斗中，歼灭了宁平城和其他十个据点的敌军守备部队和大批法国援军。
敌军虽有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支援，却被歼灭了九个连。
这是继永安前线和十八号公路的胜利战役后，我军在北越平原获得的另一次重大胜利。”

锡兰共产党敦促政府拒绝美英“禁运”要求
英中友协抗议英政府支持“禁运”
【新华社新德里05日电】
锡兰共产党总书记魏克马沁格和锡兰议会共产党议员克尼曼最近联名写信给锡兰总理，敦促政府拒绝美英帝国主义要锡兰禁止向我国输出橡胶的要求。
信中在痛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我国实行禁运的非法决议以后说：
“如果你的政府答应美国和英国现在这个要求，那就等于赞成这个违反世界大多数舆论和锡兰人民意见的决议。”
信中并指出：
“假若你的政府同意在我们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按指橡胶）上断绝对中国的贸易，那末我们的出口市场将完全为美国与英国的商人们所垄断，我们就将增加对他们的依赖性，他们就可以随意把橡胶价格压低到任何程度。
这样就很容易使橡胶工业以及依靠橡胶为生的千千万万人民的生活陷入不幸的情况。”
信中也特别强调：
锡兰如果对中国输出橡胶，就可以换得中国的粮食，而稳定对锡兰极其重要的橡胶工业。
该信要求锡兰政府与新中国建立友好的贸易关系。
【新华社布拉格06日电】
伦敦航讯：
英中友好协会05月29日在伦敦召集了一个会议，抗议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定和英国政府支持这个政策的态度。
会议通过的决议在指出这个政策可能扩大侵略战争以后着重说：
“我们要求政府撤销它对这种政策的支持，而且在联合国组织中要求结束朝鲜战争和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在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有前外交部亚洲问题专家布拉特，工党议员锡尔佛曼，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和公务员协会总书记怀特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