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能容许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
在抗美援朝伟大的爱国主义号召下逐渐开展起来的天主教革新运动，已日渐有力地唤起了天主教徒的民族觉醒，使他们毅然地斩断同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系。
天津市公安局接受津沽大学师生与天主教徒的正义要求，逮捕美国间谍卜相贤、鲍翊华、房如晦，便是在抗美援朝运动深入情形下天主教徒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之爱国爱教的具体表现。
卜相贤是天主教耶稣会天津院院长，鲍、房两犯也都是天主教的神甫。
他们披着天主教外衣，实际上替美帝国主义服务来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美帝国主义利用这些天主教徒正如同利用梵蒂冈一样，把天主教作为它进行侵略阴谋的工具。
卜相贤等犯的被捕，有力地揭破了某些帝国主义分子在天主教中散布的谬论，他们说什么天主教是“超国际”的，“超政治”的，“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因此也无所谓割断联系”等等。
这次天津破获的天主教美国间谍案件，完全揭露了这些反动论调之本质。
他们所说的“超国际”，只是不分国籍地给美帝国主义作特务，这真是对爱国天主教徒的莫大污辱。
过去人民政府抓住过不少这种“超国际”的特务，现在又抓住了卜相贤这样“超国际”的特务，而他们都是披着天主教的合法外衣来在中国进行破坏勾当的。
难道这不就是他们所说的“超国际”吗？
所谓“超政治”，也是清楚易解的，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不可能把天主教耶稣会天津院院长卜相贤等所进行的特务活动，解释成为“超政治”的。
这些罪犯作情报、破坏土地改革、破坏婚姻法、诬蔑人民政府、为美帝国主义帮凶，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进行破坏活动。
他们既没有“超”破坏中国之政治，也没有“超”为美帝国主义服务之政治；
恰恰相反，他们死心塌地地参与着反动的政治活动。
“超政治”不过是一块破烂不堪的遮羞布而已。
再看所谓“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
请问，天津逮捕的这几个天主教美国间谍，有那一个与帝国主义没有联系呢？
这几个匪类，和前天津美军司令部联系，给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供给情报，破坏抗美援朝运动，说什么“圣母”给在朝鲜的美国侵略军“显圣”，破坏天主教革新运动，诬蔑爱国教徒为“叛教”，“魔鬼”，所有这一切，不就是他们和美帝国主义所进行的联系吗？
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联系，而是秘密的联系，特务工作的联系，特务电台的联系。
是不是还有比这种罪恶联系更可耻的呢？
既然如此，帝国主义分子制造这套反动论调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
他们畏惧中国的天主教徒和他们割断联系，因为这一来，他们就在中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立足之点，他们派来中国的走卒披的那张羊皮，戴的那副天主教的合法面具，就会被剥掉，露出了他们特务的本相，他们就要被人民所不容。
不是吗？
津沽大学的爱国天主教徒，一经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就纷起检举像卜相贤这样的特务匪类。
爱国天主教徒的这种正义行动，也决不是如像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叛教”，正是这些爱国的天主教徒，帮助祖国扫除了一个美国特务巢穴，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运动；
正是这些爱国的天主教徒，才维护了天主教的尊严，帮助中国天主教驱除了这样的败类，因而是好的教徒。
全国的每一个爱国天主教徒，都应该学习津沽大学的爱国教徒，作一个好公民，好教徒，时时刻刻警惕地注视着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检举他们，揭发他们危害中国人民，因而也是危害天主教的罪行，使他们的反革命伎俩无所施。
全中国爱国的天主教徒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特务活动的罪恶阴谋！

中共中央统战部
　招待参观土改回京教授
【新华社04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于04日举行茶会，招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一部分教授组织的华东区、中南区、西北区等三个土地改革参观团回京的全体团员。
到会的各大学教授吴景超、郑天挺、楼邦彦、朱光潜、卞之琳等都热烈发言。
他们从土地改革的亲身体验中，认为参加土地改革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很大益处。
他们希望在今年秋后能争取参加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队。
教授们在会上报告了各地翻身农民迫切地需要学习文化和科学、卫生知识，希望科学、医务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能下乡去工作。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关于“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时唱歌的通知
兹决定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即《打败美国野心狼》）两首歌为今年全国人民在“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时所唱的基本歌曲，应当人人会唱。
为了使全国人民普遍都学会唱国歌，除在正式开会及举行典礼外，唱时可以不拘形式礼节。
此外，《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及《反对武装日本》两首，亦可作游行歌曲。
在工人、学生中可以加唱国际歌。
以上五首歌，除国歌早经发布，及国际歌须再印发外，其余三首均载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事手册》第12期，并欢迎各地出版社将这五首歌印为一册，广为传布。
这五首歌，即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地方人民广播电台教唱。
希望各地工会组织、工人夜校、农民协会、中小学音乐教师、大中学学生会、部队、机关、妇女团体、青年团体、电影院、文化馆、读报组及其他各团体负责推广传授，并希望全国人民努力学习这些歌曲，至少学会国歌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以便在五一示威时能够热烈、纯熟、整齐地唱出。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1951年04月05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通知
　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
　举行关于日本问题投票
本会在03月14日发出的《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中，建议全国城乡人民在04月下旬尽可能普遍地举行小型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除了控诉日美侵略者及其走狗蒋匪特务的罪行之外，并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举行关于日本问题的投票。
兹将签名及投票的具体办法规定如下：
甲、关于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
（一）所指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系指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名。
世界和平理事会02月间发表的宣言的译文，已由新华社于03月27日订正广播，希望各省、大市和行署区的领导机关，负责翻印，并于04月下旬以前分发全区。
（二）在举行签名以前，各地会议的主持人应宣读这个宣言，并对宣言的意义及要签名的理由，向到会群众作通俗的说明。
我们所以拥护中、苏、美、英、法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是为了表明我们反对侵略战争，坚持和平民主的意愿；
我们是需要和平的，如果美、英、法继续反对缔结和平公约，就是证明美、英、法三国政府具有侵略的阴谋，就能使世界人民更进一步地认识它们的真面目。
（三）签名的方法：
在机关学校可用个别签名方法，在农村、工厂、街道，可在集会上用举手办法代替，即凡愿在宣言上签名者举手。
会议的主持者应确实计算签名（举手）人数，逐级上报本会。
乙、关于日本问题的投票
（一）所指日本问题的投票，系指按世界和平理事会02月间通过的“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的决议”所规定的内容，举行全国的民意投票。
需要投票的问题如下：
一、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
二、主张签订全面的停战和约，促进日本人民的和平、民主。
（二）在举行投票前，各地会议的主持人应将上述两点以及为什么要投票的道理向到会群众作通俗的解释，说明投票可以表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侵略中国的决心。
（三）为简便计，投票可用举手表决代替，即凡对上述两点表示赞成者即举手。
会议的主持者应确实计算到会人数及举手同意的人数，逐级上报本会。
丙、凡04月下旬未集会举行签名投票者，可于五一劳动节游行前举行简短集会，按以上甲、乙两项规定补行签名投票，并逐级上报本会。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04月05日

（二）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03月31日批准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决定见今天本报第2版）。
这个决定根据目前城市财政工作情况，规定了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道路，这是关系今后城市建设与城市人民福利的一件大事。
如所周知，去年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人民拥护之下，统一了全国财政工作的管理与领导，稳定了金融物价，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奠定了初步的但是稳固的基础。
与此同时，全国城市地方财政也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工作，城市财政乱收乱支的现象，现在大体上已经没有了，各城市并获得了初步管理城市财政的工作经验。
这样便提供了今年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可能性。
根据一年多来的经验，证明城市地方财政是与农村为基础的县地方财政有很大区别的。
一般地说，现在的城市财政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1，城市过去曾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城市都被日寇占领过，长期间内只有破坏，没有或很少基本建设。
现在各城市普遍存在着的严重问题是：
下水道、自来水管、马路、河道和房屋等多年失修，医院病床不够，消防设备不足，公共厕所太少，失学儿童太多等等。
仅上海市内各河道积存的污泥，据估计即须三年才能挖尽。
房屋问题，以北京为例，去年雨季即垮了九千余间。
人民政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年以来虽曾进行了各种艰苦工作，但全面解决这些问题，还须一个较长的时期，而且因此而来的财政负担是很巨大的。
第2、城市人口集中，城市人民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要求，都与农村的居民不同。
城市中没有医院、没有消防设备就不行。
没有公共厕所、公共交通工具也不行。
自来水管出了问题，市民就没有水吃。
城市对于解决儿童失学问题的要求，也比农村更为迫切。
总之，许多在农村不成问题或问题不大的事情，在城市都是重大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对城市人民生活影响很大。
第3、城市人民负担能力较高，政府为了办事可以向人民多要点钱，特别是某些为市民迫切需要的事情，如市内交通、卫生与安全设备以及收容乞丐等，如果市民乐意出钱，要政府办事，政府是应当接受市民要求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采取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而不应当坚持“量入为出”的方针。
第4、城市有发展工业的许多便利条件。
因此，在城市财政工作中，我们还须把组织市营企业收入放在一定的位置上。
东北经验证明，市营企业收入，不仅远较税收可靠，有前途，而且也是发展城市生产，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
十分显然，这些特点，在我们研究今后城市财政管理问题时，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一文中，指出今后城市地方财政平衡收支的原则，应当是“根据当地必须举办的事业与人民负担能力，努力组织收入，保证必要支出，反对铺张浪费”。
这就是说，城市地方财政一方面只能根据自己的财力，举办某些当地必须举办的事业，而不是百废俱举。
饱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及日寇长期破坏了的城市，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全部恢复和建设起来。
另一方面，城市地方财政也不应只是消极的“量入为出”的方针，我们还须在人民负担能力范围内，积极组织收入，以保证必要支出，满足城市人民要求。
这就是既符合当前国家财政情况，又符合城市财政工作特点的城市地方财政的工作方向。
根据这样的方针，不难理解，今后城市财政工作，应当而且已经有条件改变供给财政为建设财政，以适应城市的经济情况。
所谓建设财政，就是不能以只管穿衣吃饭就了事。
对于必须举办的事业与必要的、合理的开支，财政上应该主动支付。
其次，不能只是简单地“向上要，向下发”，或者是“向上多要，向下少发”，而应当去积极组织市的收入。
第3，不能只在税收、附加、规费等方面想办法，更应努力去组织市营企业，以便逐步从生产收入中解决市财政问题，只有这样做去，才是进一步做好城市地方财政工作的正确道路。
这里必须指出，由于目前大部分城市尚无市营企业生产基础，少数已有生产基础的城市，目前也只能以企业收入来继续扩大生产，还不可能依靠市营企业收入解决当前急迫的地方财政需要。
因此，城市地方税收不仅在过去且在将来一定的时期内，仍不得不作为解决城市地方财政开支的一个主要来源。
而城市地方税收，过去各城市又是主要地依靠税收附加，其中最普遍的是工商业税附加，其次尚有交易税附加，屠宰税附加，娱乐税附加等等，华北个别城市曾停止了税收附加，收征政教事业费。
为解决城市地方财政需要，并统一征收范围起见，因而决定保留税收附加，停征政教事业费。
在税收附加中，又决定各城市今后只在工商业税上附加，其他如交易、屠宰、娱乐等税的附加，则停止征收。
工商业税中也只在营业税、所得税、临时商业税上附加，摊贩业税不附加，这是十分恰当的。
另方面，各城市的情况不尽一致。
各城市的历史条件，解放先后，以及人民负担习惯等，都与地方财政收入有密切关系，因而在整理地方财政中，给各城市以一定程度的机动范围，以便各城市因地制宜，也十分必要。
在政务院批准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中，除将城市地方财政收入统一规定为八种外，至征收标准或征收细目则分别作了稍有弹性的规定，例如工商业附加比率，各城市现行者，最低是百分之十，最高百分之二十五，经整理规定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
房地产税附加比率，规定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公用事业附加及规费收入，则因各地负担习惯不同，未作统一规定。
但各城市凡属新增的收入，均须经过市人民代表机关通过，其中对人民负担关系较大的，并须报经上级政府批准施行。
所有这些规定，说明政府一方面考虑到各城市的不同情况，为了照顾城市人民对于建设城市的要求与奖励地方积极开源起见，在城市财政组织收入上，国家不宜限制太严，以便地方能够因地制宜，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弹性放得过宽，以免发生苛扰。
十分明显，这些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各城市解放以来，城市财政工作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已获得显著的成绩，政务院这个决定，更加明确了今后城市财政工作的努力方向。
我们相信，城市财政工作必将继续在各城市人民的协力合作之下，对于城市的恢复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叶剑英发表声明
　斥香港英政府无理宣判劫我渔船的美蒋匪徒无罪
【新华社广州05日电】
1951年03月15日香港英政府宣判劫夺我在香港渔船的美蒋匪徒为无罪。
对此种无理措施，广东省人民政府叶剑英主席特发表声明如下：
我广东省人民政府所有留香港五艘渔船，其中渔时、渔连、渔扬三艘，于1950年06月22日突被以阿诺、宋亨豫为首的美蒋匪徒三十余人劫走。
香港英政府事前既准其非法结关，而在美蒋匪徒劫夺时，在傍停泊之英水警轮又竟将报警船员以“报假案”罪加以扣押，且更以机枪制止我船员之抵抗，护送匪徒劫船出海。
此事发生后，被劫船员当即向香港法院指控，而香港英政府诸多为难，并变相地将劫余之渔浦、渔琼两船加以冻结。
香港英政府蓄意为美蒋匪徒洗刷罪名，并企图与他们互相勾结，进一步劫夺这五艘渔船的产权，竟于1951年03月15日无理宣判劫夺三渔船之美蒋匪徒为无罪。
早在1950年03月18日我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章伯钧部长即已发表声明：
“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项神圣的产权（按指我政府对在新加坡、香港以及各国港口的中国轮船的产权），如在新加坡、香港和各国港口的各轮有被侵犯、损坏、扣留、转移或干涉其行动情事，则各该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并将引起相应的后果。”
本人兹特郑重声明：
香港英当局此种公然庇护美蒋匪徒劫夺我国家财产的行为，是非法的，无理的。
香港英政府应对此事及其后果负全部责任。

我们伟大的祖国
国立北京图书馆是我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它建立于1928年，现有藏书共二百余万册，其中有将近十五万册善本书。
解放后啬了四十五万册新书，阅览了数也大为增加。
1950年来馆阅书的共计四十万八千余人。

抗美援朝总会
　举行第4次常委会
【新华社05日讯】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05日晚八时召开第4次常务委员会。
出席的有该会副主席彭真、陈叔通，在北京的常委李四光、沈钧儒、黄炎培、章乃器、彭泽民、张奚若、许德珩、邵力子、蒋南翔及该会各部负责人等二十余人。
会议经过逐条逐句地讨论，修正通过了关于“五一”大示威唱歌的通知、关于举行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签名及举行关于日本问题投票的通知。
最后，会议通过加推刘贯一为该会秘书长。
又我国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首届会议代表团代表，除一部分已于上月返国外，梅汝璈、赵忠尧、李纯青、崔月犁、陈定民等已于日前返国。
抗美援朝总会于举行第4次常务委员会以前曾举行欢迎宴会。

接受津沽大学师生和爱国天主教徒要求
　天津逮捕三个美国间谍
　卜相贤等三犯以宗教为掩护一贯进行反动活动
　津沽大学师生员工举行控诉大会要求予以严惩
【本报讯】
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接受津沽大学全体师生和爱国天主教徒的正义要求，将隐藏在该校、以宗教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卜相贤（Bonningue Alf，法藉）、鲍翊华（又名鲍安良，Pollet Henrieus，法籍）、房如晦（Watine Ludov，法籍）三犯逮捕归案，查获美国军用收报机一架及拆散的发射性真空管器材等一部。
卜相贤等三犯，都是一贯进行反人民活动的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
卜犯是天主教耶稣会天津院的“院长”，鲍、房两犯亦为天主教中的“神甫”。
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干的却是间谍勾当。
1947年10月间，我冀中人民公安机关在献县破获了国际间谍案，卜相贤等就是其中在逃案犯的一部分。
当时，卜相贤等在尚匪建勋（献县案主犯）的直接领导下，在工商学院（即现津沽大学）与逃犯邓惠达（也系法籍反动神甫）等秘密架设电台，为献县间谍机关收发转送情报，供给美国间谍组织“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处”（S·S·U·）的情报人员毛德（Motte）及国际间谍头子雷振远（R.Lei）等。
1945年09月间，卜相贤被尚建勋派来天津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海陆师团联系，卜犯亲乘该师团“准将”瓦顿（W.A.Worton）所派的军用飞机，由天津飞往献县上空肆虐，企图恫吓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当地人民。
献县案各主要罪犯与天津市美军司令部联系时，都由房如晦担任翻译。
他们还通过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刘乃仁（解放前津沽大学校长）与伪警备司令部连系，开黑名单，随意逮捕进步同学，解聘进步教授。
总之，在解放以前，工商学院是天津美国间谍活动的据点之一。
解放以后，该犯等反动活动依然不变，反而变本加厉，利用教会中的反动组织“圣母御侍团”（即“圣母十字军”、“反共十字军”）作为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工具，每周星期五深夜在镇南道二三四号（前美国驻天津间谍机关Ｏ．Ｓ．Ｓ．驻地）秘密集会，研究如何对付各种爱国行动，为美帝国主义充当应声虫。
当时，卜相贤担任该校副校长，鲍翊华任工学院院长，房如晦任商学院院长。
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与同学一起到工厂参观时即详询生产情况、生产计划，并指示亲信教徒打入工厂机关，企图刺探情报。
在校内不断调查我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情况，煽动同学参加“反共游击队”，并散播反动言论。
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公开制造谣言，为美帝国主义吹嘘“三次世界大战”，散布无耻谣言。
去年11月，他们并曾秘密集会，商讨“如何对付抗美援朝运动”；
卜犯相贤并曾亲著所谓“原子弹与宇宙精神”、“奥斯汀”等等反动小册，公开散发，还时常演映美国反动影片，组织同学收听“美国之音”，为美帝国主义进行反动宣传。
该校有的爱国教徒曾要求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他们则恫吓说：
“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是帮助魔鬼，你就犯罪。”
同时，卜相贤等不断地诬蔑新社会，公开指示教徒“不要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并制止教徒与我党员团员及进步同学接近。
在该校师生举行各项爱国集会时，他们则动员教徒回家。
此外，该犯等一贯地抗拒人民政府的教育政策。
今年0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为维护中国人民教育主权，接受了该校师生的要求，将卜犯相贤撤职。
但该犯等反以人民政府之宽大为可欺，卜犯在医院内伪装养病，继续指挥反动活动，并决定什么“三年计划”，叫教徒们为他祈祷“安全”；
并曾对教徒们说：
“对付他们（指人民政府）真不容易”。
鲍、房两犯在学校内亦仍不老老实实。
当该校爱国教徒拥护自立革新运动展开签名时，他们则滥用“神权”，说他们是“叛教”，并停止他们“办神功”、“领圣礼”；
鲍犯翊华并公开对该校教授范恩锟、吴健生（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委员）说：
“你们犯罪了，你们总要后悔的。”
利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阻挠破坏这一运动。
该犯等的罪恶破坏活动，举不胜举。
今年年初以来，津沽大学师生和爱国教徒，曾连续集会，不断地控诉该犯等的反动罪行，一致要求人民政府将他们逮捕法办。
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也曾收到很多要求惩办该犯等的信件。
天津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于日前一举将该犯等捕获，并将依法提起公诉，予以制裁。
【又讯】
潜藏在津沽大学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美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尚有邓惠达（又名邓尼Vde Denis）、柯守义（Petrus Klok）、狄守仁（Eduaurdus，Pctit）、刘乃仁（国民党特务）等，他们也都是天主教反动神甫。
在解放以前，也均为献县间谍案的逃犯，与卜犯等勾结美蒋，狼狈为奸，进行反人民活动；
解放以后，在我广大人民和公安机关的威力震慑之下，先后畏罪潜逃。
【本报讯】
天津津沽大学师生员工七百余人于02日下午举行反帝爱国控诉大会。
会上天主教徒教授缪钟彝等、同学高树楷等二十余人沉痛控诉国际间谍卜相贤等的罪行，并对过去受他们蒙蔽表示愤怒。
在控诉时，台下不断迸发出“津沽大学同学团结万岁！”
“肃清校内帝国主义分子”等口号，天主教自立革新促进会代表吴健生及该校教务长王金鼎均在会上讲了话，号召津沽大学师生团结起来，彻底肃清校内的帝国主义分子。
最后通过要求政府严厉处置美国间谍的决议。
（附图片）
美国间谍卜相贤
卜犯相贤等隐藏电报收发的假墙壁

津沽大学爱国学生向政府检举潜藏间谍
【本报讯】
天津市天主教教会学校私立津沽大学，包括公教生与非公教生的五十个学生，最近几个月来，纷纷写信向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检举潜藏于该校内的美帝国主义间谍法国籍神甫卜相贤、鲍翊华、房如晦，要求政府把他们逮捕起来依法惩办。
早在去年12月，该校土木工程系学生张俊士、艾长庚、徐广泉、郑人龙、刘景和等五人，就以“揭穿津沽大学的黑暗，我们要控诉”为题，写文章给天津日报，揭露卜相贤等的反动破坏事实，要求政府严厉惩办这些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分子，并协助该校彻底改革学校行政。
今年01月，该校广大师生对该校董事会将卜相贤撤职，使该校行政得到改革，表示满意，但对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卜相贤等美国间谍仍然逍遥法外，继续在校内活动，甚为不满。
因此纷纷写信给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检举卜相贤等反革命罪行，要求政府予以惩办。
在学生徐维忠、王俊槐联名写给许建国局长的检举信中，详细列举了卜相贤等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散发反动宣传品，阻挠威胁天主教徒同学志愿报考军事干部学校，诱迫同学参加“反共游击队”，搜集军事情报等反革命罪行及间谍活动。
在其他许多检举信中，也都举出卜犯等劝诱学生收听“美国之音”，诬蔑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分裂同学团结，破坏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等罪行。
学生张肇铭、韩云屏等八个同学在01月12日联名写给该市公安局的检举信中说：
“这些事实，是我们新中国的青年所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求政府逮捕并严惩这些美国间谍，检查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地方——“神甫楼”，彻底清除这些反革命分子，以保障我国家之安全。”
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共收到该校学生的检举信十四封，写信的同学有李婉如、裴秉镛、汪更新、关学成、梁德芳、袁礼贤、李象涛、徐维忠、王俊槐、王瑞华、林锡恩、马浩然、方志厚、胡恩升、王宗源、刘之颖、冯佑葆、田树国、周耀光、刘锡沅、李杏村、刘士钢、田万、林天骥、褚永贵、周寿柏、王泉、王联国、王士瑛、王幼田、李秉彝、孙国梁、刘景和、孔荣璋、李子明、张家瑞、陈继祖、谢光铭、聂淑兰、朱干慧、张肇铭、李应驹、张浚、韩云屏、李志广、路永奇、王学哲、李铭贤、孟昭随、夔兆丽等五十人。

中国人民银行回答关于统一币制的问题
编者按：
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便利全国物资交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特发布命令，决定统一币制，收回东北银行和内蒙古人民银行所发行的地方流通券。
自政务院04月01日正式公布命令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陆续接到一些询问，现经该行综合答复如下：
问：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许多地方币都陆续统一了，为什么东北区货币统一较迟？
答：
东北区货币统一较迟的主要原因，是根据当时的必要。
由于东北全区解放较早，生产基础较好，物价已首先稳定；
而此时关内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稳定物价尚待努力，为了使东北地区不受关内的战争及物价不稳的影响，使能及早恢复生产，进行建设，以便运用东北已有的基础在财政经济上更好地支援全国，所以虽然其他许多地方币都陆续统一了，中央人民政府却决定暂时保持东北原来的币制。
事实证明，当时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
问：
人民币和东北流通券及内蒙古流通券的币值比价，规定为一元比九元五角是根据什么计算和订定的？
答：
人民币和东北流通券及内蒙古流通券的币值比价，规定为一元比九元五角，主要是根据关内外交流的主要物资，就具有代表性地点的东北沈阳及华北天津两地的市场理论比值，结合双方贸易状况加权计算，并参酌山海关人民银行东北银行联合办事处对双方货币的兑换情况而订定的。
并根据以下一些原则：
（1）比价订定后，不使任何一方一般物价遭受波动。
（2）照顾双方物资交流上不同的更多需要。
（3）便利今后双方生产建设事业上的相互辅助发展。
问：
统一币制后，东北区、内蒙古自治区的人民银行是怎样的一种组织形式？
答：
统一币制后，原东北银行总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东北区行，其下各分行均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省、市分行，支行均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
内蒙古人民银行总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
东北区现有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一百九十二个，内蒙古有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十七个。
问：
如去东北买货，或在东北有现金需要，关内到关外可以经由人民银行汇款吗？
有那些地方通汇？
答：
可以汇。
自04月01日起关内外可以直接无限通汇的地点，东北有沈阳、锦州、安东、营口、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牡丹江、承德、齐齐哈尔等十一处；
关内有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开封、济南、烟台、青岛、太原、张家口、西安、上海、汉口、长沙、衡阳、南昌、广州、重庆等十八处。
此外还有许多地方，可经过山海关联合办事处转汇。
问：
从关外到关内，身边存有东北流通券或内蒙古流通券的应该怎样处理？
答：
应该在东北区或内蒙古自治区即兑换成人民币。
不然带到关内，是既不准许流通亦不能兑换的。
问：
统一币制后，关内各地是否可以兑换东北流通券内蒙古流通券？
答：
不可以。
不能兑换的主要原因，和以往东北流通券、内蒙古流通券不能在关内各地流通的道理是一样的。
这次统一币制是人民币到关外流通，而东北地方流通券则不准进关内流通，如关内准予兑换的话，则东北流通券和内蒙古流通券将要流入关内，这将会影响关内的货币流通。
同时只限于关外兑换，便于统一掌握兑换工作的进行。
过去有少数不法分子，在一些来往冲要地方，作捣卖票币的勾当，从中渔利，现在币制虽已统一，但04月份仍准许东北和内蒙古地方流通券在各该区暂时流通，为了制止投机，采取不予兑换的措施，也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问：
过去山海关曾有中国人民银行东北银行联合办事处的机构，现在还有吗？
该地是否可以兑换东北流通券？
答：
有的。
不过根据统一币制的规定，将来是要取消的。
现在预定继续存在到04月底。
在此期间内，乘坐火车的旅客所持有的小额东北或内蒙古流通券，可在该处兑换。
问：
关内外币制的统一，对两地单位的划拨清算有什么影响？
答：
币制没有统一以前由于（1）两地的银行，对货币管理的具体做法不完全一样，（2）两地的单位记帐和收付所用的货币不同，（3）关内外的汇款大多要经山海关联合办事处转汇，不甚方便，所以要开展相互直接的划拨清算是有困难的。
因此币制未统一前，关内单位对关外交易往来中，只有一部分通过银行用公款汇兑的方式来办理。
现在币制统一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与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正在商订关于关内外物资调拨，通过银行划拨清算的协议书；
即将由贸易部门开始，先组成关内外单位间的直接结算，其他单位也将陆续办理。
这样，关内外的划拨清算工作，也将全部走向统一。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
全国城市地方财政，经过一年来的整理，基本上克服了乱收乱支的现象，但大多数城市的地方收支仍感入不敷出。
为了保证某些地方事业的开支，各地曾不断要求增加新的收入，或则请求中央补助。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特召集第1次全国十二个大城市的财政工作会议加以讨论，并对平衡财政收支问题作出“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
本院现批准此项决定，特令公布，希即遵照执行。
此令
总理周恩来
1951年03月31日

为学会企业管理和加强工会工作而斗争！
　丰台机务段的管理工作和工会工作
本报记者　陈国黄
　鲜明的对比
丰台机务段是铁路系统的一个基层单位，它的任务是运用和修理机车，全段职工共有一千一百十四人。
该段是在1948年12月14日解放的。
解放之前，它曾受过英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国民党很早就在这里扎了根，国民党员占全段人数百分之六十，其中有少数的特务分子。
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压迫工人的封建势力也很强，如乔家车房、李家机场、三十六友、北霸天等，都是工人们所切齿痛恨的封建势力。
在内外反动派压榨之下，工人以“磨洋工”态度对付敌人，生产情绪极其低落。
解放初期，全段机车不像机车，机车的日车公里（一台机车每天走行的里数）平均最高仅达一○五点二公里，机车用煤也很浪费，并且天天出事故。
到了去年，该段已完全变了样，日车公里提高到四○七点一公里，用煤量比解放初期减少一半，而且机车质量提高，减少了事故，走行十万公里无事故的机车已有十台，走行十五万公里无事故的机车也有一台。
现在该段月月完成任务，并且多半超额完成任务，该段1950年全年各项任务均提前一个多月完成。
　 依靠工人阶级，改革旧制度
丰台机务段之所以能从过去的“老朽腐烂”转为今天的“生气勃勃”，主要的原因是该段领导干部初步地执行了“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的方针。
解放初期，该段领导干部想尽了种种方法，和工人群众接近，了解工人群众的要求。
该段领导干部曾接受了工人群众的意见，把解放前由反动工会所操纵的合作社清算了，把特务分子田丰、田盛齐等四人扣押起来，并开除了六名工人痛恨的坏分子。
几十年来被侮辱被迫害的工人们经过了这样的斗争，逐步的提高了政治觉悟，认识了共产党是他们自己的政党。
工人说：
“这一下，咱们顺了气，真真翻身了。”
有的说：
“共产党知道咱心里事，坏家伙被赶走了，咱干活多高兴呵。”
工人开始体会到主人翁的地位。
改革旧的官僚的管理制度和建立新的民主的管理制度，是丰台机务段实现管理民主化的重要步骤。
丰台机务段及时地调整了人事，把冗员去掉了。
过去该段运转部门有五个不事生产的监工员，他们天天坐在办公室内，喝茶聊天，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监视”乘务员。
解放之后，该段就把这五个监工员调走了。
该段对于那些靠私人关系贿赂方法而挂名领薪的人，也作了适当的处理。
过去该段有一百二十八个司机，而经常开车的只有六十六人，其余的人“只拿薪，不干事。”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已经改变了。
该段又初步调整了过去十分混乱的工资制度。
与改革旧制度同时，该段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下简称管委会）。
该段在1949年06月成立管委会时，工人们激动地说：
“咱们真的是机务段主人哪！”
该段管委会共有十五个委员，其中有九个委员是由职工选举出来的。
管委会每个星期开会一次。
会议之前，所有委员都广泛地搜集群众意见，提到管委会上讨论。
管委会作出决定，由委员们分别向工人传达。
该段管委会认真讨论和决定了有关工人生产的重大问题。
去年06月，该段工厂的电镐（检修机车的电动机器）坏了一台，因此，只能完成甲检机车任务的一半（该工厂只有两台电镐）。
段长把这个问题提到管委会上讨论：
“上级要我们完成甲检机车七台，我们坏了一台电镐，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有的委员说：
“按照设备能力，我们只能完成三台半甲检机车任务”，有的委员说：
“我们要求上级减少任务！”
会上，工人委员提议：
“我们还不知道群众的意见，我们不妨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讨论。”
管委会同意了这个意见，接着召集工人开会，把这个困难问题提出来，经过几次讨论，工人们想出了“歇人不歇马”的办法，把使用两台电镐的工人组成日夜两班，轮流使用一台电镐，使一台电镐发挥两台电镐的效能。
但是工人们想：
“恐怕制造配件的工友赶不上吧？”
因此，他们主动地和配件工人联系，说明“上级有困难，咱们能不克服吗？”
配件工人说：
“咱们加油，包管你们不等配件。”
这样，06月份甲检七台机车的任务，终于被工人们胜利地完成了。
作为该段管委会的基础的职工代表会议是由工会领导的，每月开会一次。
会上由段长和其他行政干部报告管委会的工作，并听取和解答群众提出的意见。
去年整风运动时，行政上要求职工代表根据整风的精神多提意见，职工代表们便搜集了工人的意见四百多条，交给行政。
行政干部研究了这些意见，逐一向工人解答，工人很满意，认为“领导不官僚”。
鼓舞工人热情，开展生产竞赛
在民主改革运动中丰台机务段的工人初步发动起来了。
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生产运动。
“毛泽东号”机车从哈尔滨来到丰台，给丰台工人们指出了生产斗争的方向。
有些司机说：
“东北大哥们能把破损机车变成亮堂堂的‘毛泽东号’，咱们怎么不能？”
工人们自动地要求把一台破烂不堪的死机车——“七六二号”机车，修成一台崭新的活机车。
这个要求被上级批准后，工人高兴万分，纷纷献交材料和工具。
在业余时间内，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参加了这个工作。
到1949年五一节，“七六二号”机车终于被工人修好了，并且变成全段最好的机车。
工人们推选了有觉悟的技术好的司机和司炉来驾驶这台车。
铁道部滕代远部长亲自向工人贺喜，并且命名这台车为“五一劳动号”。
工人们感动地说：
“部长都亲自给咱们贺喜啦！
咱们过去被人叫作“臭工人”，现在地位真的提高啦！”
从此以后，工人的生产情绪一直高涨，生产效率一再上升。
同年，该段又发动工人修复了另一台更破损的机车，作为党的生日的献礼。
这台机车就是今天铁道部直接管理的“七一号”机车。
在复活破损机车的同时，工人们又开展了一次“生产节约立功运动”，向生产中的浪费现象作了无情的斗争。
1950年五、六、07月，该段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个创造新纪录的生产大竞赛，四十一个工人创造了一百二十多件新纪录。
作为创造新纪录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段曾展开模范机车队运动，获得很大的成绩。
全段模范机车已占全部机车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四。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毛泽东号”机车司机长李永号召铁路工人开展超轴运动，该段工人首先响应，有十五台机车实行“超轴”。
去年年底该段机车超轴牵引一万多吨，增强了国家大量的运输能力。
最近该段工人又向马恒昌小组应战，提出了“团结全体职工，搞好经济核算制的准备工作”的响亮口号。
有些工人自觉地帮助上级查定工时和材料消费定额。
推行负责制，订立集体合同
生产成绩的好坏，是一个企业管理民主化的标志。
丰台机务段开展了生产运动以后，又普遍推行了负责制，把已有的成绩巩固下来。
该段典型机车“一九三九号”，在过去常常出事故。
自从司机李永禄包乘该车之后，两年来未出事故，安全走行了十五万公里，并经常节省燃煤百分之十以上。
修理机车的工厂实行之负责制——包修制，工人们也自觉地提高了责任感：
“咱们包修的机车，出了事故，就是咱们的耻辱。”
该段包修组甲组负责包修“毛泽东号”机车，甲组的工长杜德林说：
“咱们包修‘毛泽东号’，一定要保证它的质量好，决不让它出事故。”
今天“毛泽东号”机车走行了二十三万多公里未出事故。
该段由于实行了负责制，就使得原来被坏机车、被旧监工所奴役的司机和司炉成了管理机车的自觉的劳动者，创造了很好的成绩：
全段所有机车曾两次走行了一百万公里，仅发生两次事故。
该段行政和工会订立了集体合同。
该段1950年的第2季集体合同规定：
行政“应负责把每月工作计划在前02日通知工会，工会‘接到行政生产计划时，应组织职工讨论’，并‘领导各小组及各人订立集体生产计划’，这样，就使得行政方面规定的生产计划变成了工人群众的生产计划，工人们知道了他们应该完成多少任务和应该保证怎样的质量，因此，他们的责任心大大提高了。
去年，该段订立了第2季的集体合同，工人们超额完成了任务。
该合同规定04月份的生产任务是完成日车公里。
三二八点五公里，但实际上完成了四○七点五公里。
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工会检查了执行的情况，并督促行政增添了煤台的安全栏杆，装置了工人宿舍的纱窗，给矿工发了安全眼镜。
工人说：
“合同真顶事！”
在第2季集体合同中，工人们节省了两亿多元材料费，得到了大批奖金。
此外该段又推行了合理化建议运动，改进了生产。
1950年五、六、七三个月内，工人提了五十四件合理化建议，其中三十三件，都被采用。
技术主任说：
“对生产真有好处。”
工人认为：
“提合理化建议，是为了咱们生产。”
培养工人干部，健全工会工作
在生产运动中，丰台机务段出现了许多生产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该段领导干部曾经注意培养和提拔工人干部。
现在丰台机务段除段长、中共总支部书记和人事主任是外来干部外，所有党、行政、工会、青年团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从该段工人群众中培养出来的。
两年多来，该段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段长级干部有五人，主任级干部三十八人，工长三十八人，各部门的干事八人，此外，还有党的和工会的干部。
如中国铁路工会北京区委员会的副主席李永禄，就是该段的司机。
为了真正贯彻管理民主化，必须做好工会工作，这也是丰台机务段的经验所证明了的。
丰台机务段全段有工会小组八十七个；
车间委员会三个，由基层工会委员会领导。
职工中，除了一百一十名学徒工正在申请入会外，其余都参加了工会。
该段行政干部很重视工会工作，这是丰台机务段工会工作作得好的重要因素之一。
该段段长说：
“没工会，就好像缺了腿。”
从该段成立工会的那天起，党和行政都把有力的干部配备到工会中去。
行政对于工会的经费也大力支持，替工会购用具，拨房屋，工会干部说：
“行政真够帮忙！”
段长又常常亲自到工会去了解工会的困难。
段长每次接到上级任务时，必先通知工会，并和工会商量。
面向生产是工会工作的首要任务
该段工会之所以有成绩，基本上由于明确了“面向生产”的方针，去年年初，该段工会曾拟定了1950年生产奋斗目标。
这是该段做好工会工作的关键。
丰台机务段工会怎样面向生产呢？
工会在掌握了行政上所订的生产计划之后，先召开工会委员会，进行讨论，然后传达给各工会小组，再由工会小组召集全体职工讨论完成计划的办法，并拟出每月、每旬、每日的生产计划，有时还拟出个人计划。
这样就使得全段职工明确了奋斗目标。
该段工会大力发动和领导了工人的生产竞赛，并注意培养典型，推动生产。
两年来该段所展开的生产竞赛，都是工会领导的。
在生产竞赛运动中，该段涌出了七名劳动模范，其中两名参加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
还出现了一百十四名模范工作者和二十七个先进小组。
为了保证完成生产计划，丰台机务段工会发动工人，制定了一套必要的制度。
运转部门要消灭事故，节省燃煤，就由乘务员自己拟定怎样消灭事故，怎样节省燃煤的制度，在机车开出前，乘务员宣读这些制度，保证每人严格遵守。
工厂部门为了消灭反工现象，也拟定了上班之前的宣誓制度。
如工厂甲检组宣誓的内容是：
实行“三不交”制度：
不够标准不交；
各部门发热不交；
泄漏不交。
实行五检制度：
做完了活，交给工长、检查员、乘务员、包修组和验收员检查。
实行“三不要”制度：
翻砂有砂眼，镟床不要；
镟床镟得不标准，装修工不要；
装修得不合格，乘务员不要。
该段工会就这样发动群众拟定制度自觉地保证完成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丰台机务段工会的宣传鼓动工作，对生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该段工会宣传教育工作的主要内容是表扬先进生产者；
批评落后分子，激励工人搞好生产。
该段的文字宣传方式有十二种：
大字报、壁报、黑板报、喜报、快板、标语、贺信、油印小报、红黄黑榜、红黑榜、机车竞赛板、表扬信。
此外还有广播、庆功会、话剧和漫画等。
关心工人福利，组织工人互助
此外该段工会并及时地解决了工人家庭和工作的困难。
如“一九三九号”机车司机刘贺廷的小孩有病，但他正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小孩。
工会知道了，马上把他的小孩送到医院，医院没药治，工会便派人去北京城内买药，把小孩治好了。
刘贺廷非常高兴，更加努力工作。
铁匠房没有天窗，烟气弥漫，妨碍工作。
工会向行政交涉，在铁匠房装置了两个天窗。
工厂砂轮没有防护罩，磨东西时，火星常钻进工人眼里，工会便告诉行政，装置了三个防护罩。
该段工会这样地保证生产，因此就能从发展生产中来改善了工人生活。
比如1950年01月至10月，工人们所得的奖金达到了三亿九千万。
行政上也不断地获得了奖金，改进了工人们的福利事业。
在尽量关心工人福利，解决工人困难的原则下，该段工会并发动工人用互助方法解决自己的困难，领导工人组织了互助会。
参加互助会的人只要向会里交很少的钱，遇到临时发生了困难，申请工会小组批准，即可向互助会借钱。
去年一年之内，向互助会借钱的工人就有三千四百人，工人说：
“这真解决问题！”
过去该段工人宿舍、食堂、礼堂等，或是破烂不堪，或是残缺不全，而行政方面一时又无力解决。
工会根据工人要求，发动工人利用业余时间，拆掉过去日、蒋修筑的炮楼，以其砖木新建了一座礼堂，还修补了十多间房屋。
当工人家庭有重大困难时，如死亡、疾病、嫁娶等，工会能够解决的，立即解决；
不能解决的，就发动大家帮助。
丰台机务段虽然初步地实行了民主管理，生产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要进一步实行经济核算制还须作艰苦的努力。
因此，必须很好地吸取过去的经验，牢牢地依靠工人阶级，把生产工作做好。

关于进一步整理城市地方财政的决定
　（1951年03月31日批准）
一、城市地方某些必需的开支，应当予以保证，但因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补助地方，必须争取自给。
平衡城市地方财政收支的原则，应当是根据当地必须举办的事业与人民负担能力，努力组织收入，保证必要支出，反对铺张浪费。
二、国家财政分级管理之后，市已成为一级财政。
除应从整理税收、附加、规费中增加市的收入外，并须逐步发展市营企业，来奠定市财政收入的可靠基础。
关于市财政收入范围，暂行规定如下：
1、各种税收：
房地产税，契税，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特种消费行为税，一般均划为市财政收入。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在核定其全年预算时，收支有余者应上解，不足之数，再从其他税收内按比例留解。
2、市营企业收入：
各种中型或小型的轻工业，建筑工程，农场，公用事业方面的电气（已属于大电网者在外）、电车、公共汽车、自来水等，均可由市经营。
但目前除东北少数城市，已能依靠企业收入解决一部分财政问题外，大多数城市还只能以其本身收入扩大生产，培养市营企业的基础。
为解决资金和人力的不足起见，其中一部分企业可采取大公与小公合作或公私合作等办法；
此外，还可鼓励机关生产，并组织乞丐、游民、囚犯等从事生产。
为奖励地方放手经营起见，今后市营企业，除须服从国家工业建设的统一方针和计划外，中央和大行政区不宜轻易接管。
3、各种附加：
附加种类及附加比率规定如下：
工商业税附加：
目前各城市在税收上的附加，最普遍的是工商业税，其次尚有屠宰税，交易税，娱乐税等；
此外中央直属省市并有开征政教事业费者。
兹规定只保留工商业税附加，其他附加，一律停征。
在工商业税中，只在营业税、所得税、临时商业税上附加，摊贩业税不附加。
以上附加，国营企业与合作社同样负担。
各城市现行附加比率，最低为百分之十，最高为百分之二十五，兹规定附加比率只能在百分之十到十五的范围以内。
房地产税附加：
房地产税划为市收入后，在正税与附加尚未整理归并以前，兹规定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公用事业附加：
因地制宜，不作统一规定。
农业税附加：
定为百分之二十。
4、各种规费收入：
因地制宜，不作统一规定，但某些规费种类较多的城市应加以整理，能合并者合并征收之，其手续较繁、收入很小的规费，亦可不征。
另一方面，规费收入很少的城市，亦可吸收其他城市经验，适当开征一些规费。
5、文教社会卫生收入：
如学校学费收入，医院诊疗收入，剧团演出收入，救济机关生产收入等，均应列入市预算，使各事业部门都有组织收入的责任。
6、公产收入：
原则上应争取做到公有房屋一律收租，以便用房租收入来保护现有建筑并发展新的建筑，逐步解决城市房荒问题。
关于机关占用的公房收租，今年先在北京、上海、青岛三个城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明年再推行全国。
7、司法、公安罚款及没收的收入。
8、其他收入：
包括人民自愿捐资协助政府兴办某些特定事业的收入，此项收入必须专款专用。
以上各种税收、规费及司法、公安罚款没收等收入，凡原来已列入中央预算的，须连同中央预算内原列各种市的开支一并划给市财政预算。
市财政收支如不能平衡，除了中央拨给的市政建设费可由大行政区作适当调剂外，其余须从积极组织地方性的收入来解决。
各城市在组织新的收入时，必须经市人民代表机关通过。
其对人民负担关系较大的，并须报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批准施行（中央直属省市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
以上决定所指的城市，只限于中央直辖市和大行政区直辖市，其他省辖市是否实行此项决定由省人民政府决定之。

天津“育幼院”、“仁慈堂”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编辑同志：
去年08月，我曾访问了天津西开天主教医院附设的“育幼院”和“仁慈堂”。
我发觉它们都严重地残害着我国的儿童。
“育幼院”收容的是初生至六岁的女婴。
在院方的虐害下，那些可怜的婴儿都瘦得皮包骨头。
婴儿们吃的东西，据我所见，只是一点极稀的面糊。
“仁慈堂”收容六岁至十八岁的女孩。
孩子们的住房外面，都有一道一天到晚锁着的木栏子。
孩子们除了念经以外，大部时间是做工。
五、六岁的孩子就要缝袜口、编带子；
稍大一点的就挑花、绣花。
院方接受外活的定价虽然很高，但孩子们长时间的工作，只换来破旧的衣服和缺乏营养的食品。
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分子披着“慈善”的外衣来残害我国的孩子。
我们请求政府把这一群现在还在苦难中的孩子们，从帝国主义分子的禁地里解放出来。
刘仁心

建议北京市若干机关建立正规工作制度编辑同志：
关于北京市机关工作制度，我提点意见。
首先，我觉得机关工作制度应该正规化，工作不宜过于突击。
目前，北京有些市、区级机关，工作制度比较混乱，干部从早到晚都在忙碌。
每天工作时间总是在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之间，有时还得突击、开夜车。
这样，不但做不好工作，而且影响了干部身体健康。
我们建议各机关注意这样几件工作：
第1、应该建立正规的工作制度，改进工作方法，以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工作时间。
但目前有些机关的领导同志对这一点是不重视的，常常片面地认为谁的工作时间长，便是积极；
对于提倡八小时工作制的人，便认为是落后，有雇佣观点。
这种领导思想无形中鼓励了干部不研究如何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只是整天闷着头干，结果是工作做不好，把身体也搞垮了。
第2、应该搞好机关文化娱乐活动，调剂机关生活。
很多机关干部都有这种要求，但是没有人组织。
这首先要求各机关行政、工会重视文化娱乐活动，有组织地开展这一工作，并且拿出一定的经费，购置必要的文化娱乐设备。
机关文化娱乐活动可以多样化。
在文化娱乐活动中，应该贯彻时事学习和抗美援朝的教育。
这样，既可以促进干部身体健康，又可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第3、各机关应尽量搞好伙食，并注意环境卫生及患病同志的治疗。
只有保证了干部身体健康，才能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
读者刘志光刘天郊王琦

我和我的女儿团圆了
安贾玉梅感谢政府接管“迦南孤儿院”编辑同志：
最近，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北京分会接管了北京“迦南孤儿院”，我的孩子（现名安夏娃）跳出了苦海。
我的孩子已被送到北京市立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四年级念书。
我感谢人民政府救出了我的孩子，使我们母女得到团圆。
我叫安贾玉梅。
我的丈夫是一个电灯匠。
十四年前，我的丈夫因病不能工作，生活毫无办法。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把三个月的女孩子送入“迦南孤儿院”。
我的孩子入院以后，就像被卖掉了一样。
只有每年清明节、中秋节、我才能看一次孩子，但不能随便说话。
我因为想念孩子，眼睛也急瞎了。
解放后，我的二儿子进了工厂做工，我家生活就不愁了。
最近，我的大儿子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了。
我觉着什么都变好了，只有一件事还使我心里不大痛快：
这就是我的女孩子还在“迦南孤儿院”里受苦。
现在，我高兴极了。
我衷心感谢人民政府，感谢毛主席。
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和我的女儿是永远不能团圆的。
我要写信告诉在朝鲜的大儿子，叫他英勇地打击美国侵略军队。
我要好好地教养我的孩子们，让他们长大后为人民服务，报答毛主席的厚恩。
西城东廊下八号安贾玉梅
（张琇生代笔）

读者纷纷致函本报
痛斥帝国主义分子残害我国儿童罪行
本报揭发了广州“圣婴婴院”和南京“圣心儿童院”残害我国儿童的罪行后，连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一二封抗议信，具名的有四○二人及三十六个团体。
所有来信者对帝国主义这种绝灭人性的罪行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北京市电话局聂荫昌小组来信说：
“我们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流血流汗地工作，就是为了争取我们美好的将来，为了我们第2代的幸福。
可是，帝国主义分子竟还残害我国的儿童。
这是我们决不能容忍的。”
辅仁大学天主教徒丁道中同学说：
“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和慈善事业的名义来残杀中国儿童的罪行。”
华北大学工学院电机专修科全体同学和山东潍坊市立第3小学刘秉信、董丰久等来信中都提出：
“希望把这些事实用各种方法向全国人民进行宣传，使全中国人民都认清帝国主义的罪恶。”
吉林省双阳县尹家村小学教员杨云亭来信说：
“我要用这些事实来教育孩子们，使他们深深记得：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
北大医院及北京大学医学院，燕京大学家政、护预、教育、社会（儿童福利）四系，北京盛新女子中学等，都举行了座谈会，许多同学批判了自己过去对帝国主义“慈善”事业的错误看法。
山海关市各人民团体在03月16日举行了抗议座谈会；
03月18日又举行了四千八百人的抗议帝国主义利用“慈善”事业残害中国儿童示威大游行。
北大医学院和北大医院等医务工作者一百二十七人，向本报提出“愿意协助政府进行这一检查工作”。

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恩德”！
江西九江“仁慈堂”婴儿死亡率几达百分之八十编辑同志：
九江“仁慈堂”以“仁善”事业为名来残害中国儿童。
该堂婴儿死亡率将近百分之八十。
“仁慈堂”是1887年帝国主义分子胡培德（法籍传教士）创办的。
“仁慈堂”里挂着许多写着“德被群婴”、“恩施赤子”的横匾。
所谓“恩德”的真义是什么呢？
去年04月底该堂负责人法籍姆姆董静修给九江市人民政府的报告中所揭发的婴儿数字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
1949年到1950年04月一年中，该堂共收入婴儿三八九人，而死亡婴儿竟达三○四人。
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的“恩德”！
“仁慈堂”现在还收容着一百二十三个女孤儿、四十一个孤老婆婆。
孤儿们都是一岁左右入堂。
她们从小就受堂方的奴化教育，竟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知道。
幸而未死的孤儿长大了，就被堂方像出卖商品一样，卖给肯出钱的教徒。
稍大的孤儿和老人们必须为堂中从事繁重的劳动。
堂方剥削了她们的劳动力，每天仅给她们喝两顿少见米粒的稀粥；
还要伪善地说是“救济”了她们。
广州、南京、北京、福州、上海、烟台……，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发现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
我建议各地人民政府迅速彻查所有外人创办的所谓“慈善”事业，绝不容许他们继续残杀中国儿童！
读者应翔

通县西田阳村干部姜春田等
私伐农场树木三十六棵
通县法院已判处犯者徒刑并限期赔偿损失编辑同志：
通县农场在通县七区西田阳村有二百多亩土地和一百六、七十棵杨、柳树。
没想到，这些树木竟于去年12月19日被该村私自伐倒近四十棵。
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被他们运到北京卖了。
据我们调查，这一行动的主使者是该村干部姜春田和沈天禧。
对这种公开强行盗卖国家财物的行为，我们认为应该予以必要的惩处。
河北省通县农场
编者按：
据本报调查，通县农场所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
通县人民法院对此事已予处理。
西田阳村村干部姜春田、沈天禧带人砍伐农场树林，是他们一贯贪污自肥、吃喝、赌博等恶劣作风的继续发展。
据姜、沈二人亲口承认的，就有如下事实：
1949年春至同年10月间，姜、沈等先后盗卖公粮米一百一十七斤、玉米十二石、白黑豆五石；
并贪污了多征公粮黄豆十石及人民解放军归还借用村中的马料一千二百斤。
为了满足他们贪污腐化的行为，姜、沈等人竟然丧失立场，侵占农民的胜利果实。
去年12月，姜、沈等又以建筑学校为名，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砍伐该地农场林木。
他们说：
“不刨也是白不刨”，还说：
“谁不赞成谁是反动派”，并强作决议，由姜、沈等为首，于同月19日率领群众多人，砍伐农场树木三十六棵。
后运到北京出卖，共卖得人民币三百九十余万元，姜、沈等即用去一百六十余万元。
根据姜春田和沈天禧一贯的违法行为，通县人民法院已判处姜春田三年徒刑，沈天禧一年徒刑；
并限期追还贪污款项，赔偿农场树木。

介绍五彩影片《阴谋》
苏影　译
《阴谋》影片的内容，是述说东欧某一个走上了历史发展新道路的国家内，人民民主力量和反动势力间所展开的尖锐的政治斗争。
这部影片生动地揭露华尔街帝国主义特务们组织的，反对劳动人民民主果实的反人民阴谋的真实原因和意图。
影片显示了这个国家一切进步力量的增长和团结，这些力量不顾反动势力绝望的反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设新的生活，并在反对法西斯阴谋者及其美国支持者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沼泽地上的茂密树丛中，一个女人很费力地走着。
她穿着集中营囚犯的衣服，脸色疲惫不堪，赤着脚。
她匆忙地前进，时常陷在泥泞中，滑跤，跌倒。
传来狗吠声，妇人惊悸地倾听一下，又继续向前跑去。
她很快地被繁茂的树丛遮掩不见了。
秘密警察在追逐着她。
他们追寻了很久，怎样也找不到她，便回去了。
就在这时候，这个女人跑到附近村子的贫农——可斯他·瓦拉的家中。
为了防备秘密警察的追踪，他们把她藏匿起来，因为她是那干娜·李赫达——人民的忠实女儿，无畏的反法西斯奴役者的战士。
在集中营里，她因为自己的活动被判了死刑，但她逃了出来。
夜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干娜·李赫达出发到游击区去。
经过了数年………。
苏联的军队把这个国家从法西斯侵略者铁蹄下解放了出来，为该国的劳动人民打开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但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织了一个阴谋，来反对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
这个国家内部的黑暗势力也参与了这个阴谋。
他们企图把权力从人民手里夺去，把它奴役在“马歇尔计划”之下，并且使它转身反对苏联。
在举行为解放该国而阵亡的苏军战士纪念碑揭幕典礼时，当了国务总理的干娜·李赫达讲话。
她说明年青的国家所面对的困难，以及对企图妨害建设新生活的敌人斗争的必要性。
她号召大家提高警惕。
与此同时，美国大使麦克黑尔正忙着向华盛顿国务院报告干娜·李赫达被刺，因为他知道刺客在路上等着她。
会后，干娜乘车回首都，在山地里遇刺。
一群法西斯暴徒们，穿着天主教神父的衣服，阻拦国务总理的车子，并且重伤干娜·李赫达。
马尔克·皮诺从这里经过，突遇重伤的干娜，他急忙送她到离着遇刺地点不远的可斯他·瓦拉家中。
附近村子的农民听说干娜·李赫达被刺，纷纷跑到可斯他·瓦拉家里。
干娜的朋友，党的领导者们，部长们都来了。
同时，也来了些意外的客人，其中有公安部部长、社会民主党的老首领岳西姆·皮诺，毕尔恩赤主教，民族统一党领袖赫里斯奇娜·帕代拉——这些谋杀干娜的真正罪犯。
他们在她的床前流着虚伪的眼泪，企图掩藏他们的罪恶行径。
干娜·李赫达的被刺，在人民的心里燃起了仇恨人民公敌及其帮凶的火焰，人民愤怒的浪潮澎湃全国。
坦克车工厂工程师，左翼社会民主党员马尔克·皮诺愤怒地说：
“刺杀托里亚蒂，刺杀德田球一，逮捕福斯特和但尼斯……不，这不仅是反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阴谋，这是反对整个民主阵营的阴谋。”
阴谋者们并不止于对干娜·李赫达的暗害。
音乐在美国大使馆的大厅中响着，一对一对的男女在跳着舞。
而在美国大使麦克·黑尔底宽大的办公室里，有人围着打牌的桌子，正在进行着窒息年青共和国的阴谋：
麦克·黑尔给工业部部长、大资本家谷高·瓦斯奇斯下指示，在国内制造饥荒，把剩余的食粮运往南斯拉夫，然后经过美国人的手把这些粮食发给这些饥饿的人民。
………于是载着粮食的列车驶向国境。
而城市中到处是饥饿的行列。
干娜·李赫达召集会议，指示大家对于破坏者必需采取迅速和严厉的手段，剥夺富农的余粮，并保证工人的粮食。
为粮食的斗争已成为国内政治生活的决定因素。
在国会的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人民的叛徒们建议向美国求援，就是说要接受所谓“马歇尔计划”，使自己国家被奴役。
干娜·李赫达和民主统一战线的代表们发言反对这个建议，并揭穿美帝国主义走狗们的阴谋。
人民群集在国会周围，支持自己的代表们的要求，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提议被打消了。
按照着干娜·李赫达的提议，国会决定派遣代表团到苏联，去签订友好互助条约。
但是阴谋者们并不干休，他们组织叛乱，由麦克·黑尔从美国大使馆指挥一切。
他的计划的直接执行者是毕尔恩赤主教及民族统一党领袖赫里斯奇娜·帕代拉。
统一战线的代表们表现出警惕性，及时地揭发了阴谋家的计划，迅速镇压了叛乱。
毕尔恩赤，赫里斯奇娜·帕代拉和他们的帮手们被逮捕了。
而这个失败企图的指挥者麦克·黑尔，匆匆离开了这个国家，以便在国境外继续从事反对和平民主阵营的侵略计划。
影片以劳动者庆祝与伟大苏联签定条约的盛大示威游行做结束。
苏联向走上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伸出兄弟般援助的手。
狂欢的人民向苏联人民及伟大的人民领袖斯大林同志发出誓言，要为争取和平反对新战争的煽动者做不屈不挠的斗争，保卫与伟大苏维埃盟邦的神圣友谊。

从参观土地改革中得到的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马特
一、加深了对封建剥削制度的仇恨，在情感上更靠拢了农民
知识分子惯常从理性去考虑问题，很少感性的体验，往往容易发生偏差。
例如，对于封建剥削制度，在理论上虽也承认必须废除，但也仅仅是一种抽象的理解。
尤其是对于地主阶级怎样通过这种制度压迫农民造成滔天罪恶，懂得不够具体，甚至非常模糊，有的事情还会半信半疑。
例如，电影《陕北牧歌》中地主吊打雇工的情形，要不是下乡去看看，也许会以为这至多是个别情形，不会是普遍的现象。
这次我们有机会到乡下去看看，的确有许多事情是书本上看不到，或者是看到了也看得不够真切、不够具体的。
曾经听到“江南无封建”的说法，“理由”是：
地主有田底，农民有田面。
这个说法，我们到乡下一看，就知道是个骗局。
其实我们只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农民向地主交租，还是地主向农民交租？
这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事实的真相是：
田底田面的“分家”，正是江南地主的狡猾、欺骗、和巧取豪夺的证据。
在苏南吴江县溪港乡，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
农民没有“田面权”的所谓小租田，一般的每亩农民要交给地主租米八斗，有“田面权”的所谓大租田，一般的要交租米五斗。
八斗与五斗自然有些区别，但大租田的地税却归农民缴，这样，剥削的分量，也就跟小租田差不多了。
农民为什么要拉紧肚皮把节省下来的仅有粮食去买得这份“田面权”呢？
主要也就是怕地主抽佃。
地主为了利上加利，常常以抽佃恐吓农民，胁迫农民拿他们维持命根子的粮食去买这份并无任何保障的“永佃”的“保险”。
事实上，这种“保险”只是地主阶级耍的花枪，地主阶级依仗政治势力，随时随地都可借口收田。
普通的情形是：
只要碰上灾荒，农民缴不起租米，地主就可以把田抽回；
而地主在这一转手间，又可从中取得许多额外的剥削。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除“正规的”剥削以外，还会巧立名目，剥削之上再加剥削。
例如，溪港乡地主宋子瑜在任伪乡长时，说要成立自卫队，向全乡强迫收取枪米二百余石。
但他收到枪米后，却全部放在家里，大吃大喝，娶小老婆作乐。
地主阶级之所以敢于横行霸道，主要就是依仗他的政治势力。
在南库乡，单就河南帮的三十户地主说，其中当过国民党自卫队司令的二人，伪保安团长一人，伪区长四人。
全乡中，在解放前，有匪首二十三人，伪军官十四人，国民党员十八人，三青团员七十人，以及便衣队、自卫队等。
解放后，这些势力并未受到严重的打击，仍然潜伏在基层组织中进行破坏。
如整顿组织时，发现村干部中，竟有三青团员二十三人，国民党员一人，地主三人，富农二人，伪军官二人，伪保长五人，伪自卫队十五人，土匪五人，便衣队一人。
其中地主马祥森，曾为三青团负责人，解放后任农民协会大组长，曾征粮二千多斤，全部落入自己的腰包。
伪军官魏荣奎，在解放后亦任农民协会大组长，以干部名义强奸妇女，放走了伪区长。
溪港乡没有这样突出，但情况还是大同小异。
例如，最近枪决的地主唐桂林，曾任伪乡长，自卫团副团长，日本军密探，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军官。
解放后逃往上海，又于1950年04月潜回溪港，阴谋组织江南反共人民自卫军第5支队特务大队。
在地主、官、匪、敌、伪、特务，六位一体的重重剥削和压迫下，农民们从他们的心底发出这样的叹息：
农民身上两把刀，
租税重，利息高；
农民出路有三条，
一逃、二牢、三上吊。
在溪港乡，从解放之前的若干年算起，农民因缴不起租米而吃官司的有九十六户，因而坐牢至死的十五名，出卖儿女的二户，被夺佃的八十二户，被迫卖牛五头。
其中地主徐子光，曾枪杀或打死农民六人，霸占了两户农民的房子，五百亩湖田，强奸了十一个妇女，其中一人因打胎致死。
这仅仅是两个乡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大致而远不完备的情形。
面对着这种情形，我已经能够理解，土地改革为什么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
农民们面对着他们血海深仇的阶级敌人，在情感上是如何的难于抑制。
在过去，我是了解得不够深切，往往也就犯了情感和理智不能一致的毛病。
这次参观土地改革，不但使我理性认识得与感性认识相印证，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感性认识，在情感上我已经加深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同时也就更靠拢了农民。
二、从听天由命到阶级觉醒，农民的思想跟从前大不相同
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理智和情感，一般都被压缩了。
鲁迅《故乡》中的闺土，很能代表解放前农民思想的典型：
听天由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香炉烛台上。
土地改革对地主阶级是一个大革命，对农民却是绝好的教育。
正如农民自己说的：
“土地改革，不但使咱们翻了身，也使咱们翻了心。”
在溪港乡，许多农民都不迷信鬼神了。
问农民，为什么不信神了。
回答是干脆利落：
“菩萨和地主是一家，过去地主压迫咱们，菩萨从未帮过咱们的忙，现在咱们翻身了，还要菩萨干吗？”
我们从平望镇到溪港乡的船上，听到溪西乡几个农民妇女唱着自己编的一首歌，这首歌很能说明农民思想情况的转变：
二阿嫂，二阿嫂，
有桩事情不明了：
又会算，又勤劳，
究竟看是命不好？
你错了，你错了，
命运本是自家定，
只因租重利息高，
现在土改大家好。
农民们从听天由命的思想到今天认识了自己穷苦的根源以后，一般地对地主阶级的仇恨都异常强烈，因此也就敢于公开地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
例如，地主庄培德的雇工俞龙生，在追缴四大财产（指：
房屋、余粮、农具、牲畜）的斗争大会上，就公开揭发庄培德不法分散粮食的事实，连日期、数量、分散的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使得庄培德老婆（庄本人已于斗争前夕逃跑，仅仅斗争了他的老婆）无法抵赖。
事后她对她家人说：
“他们全都知道了！”
又如，在斗争地主宋子瑜时，一个老太太把宋子瑜的罪恶，详详细细有条有理地揭发出来，使得在场的许多农民都流下了眼泪。
老太太一般都是很怕事的，在这样公开斗争的场合，敢于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实在不是容易事。
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后，一般地都能团结互让，私有观念跟从前已大不相同。
工作干部在讲政策时，只要把“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应该怎样怎样”；
或把“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思想贯彻下去，农民就可无条件地接受。
溪港乡在调整村与村之间的土地时，曾碰到一个大困难：
东边地多，西边地少，东西相距十余里，不好调整。
只有两个解决办法：
要吗是农民搬家，少地的村的农民搬一部分到多地的村去；
要吗是重新调整，一个乡要分成两种平均数，东边的村一种平均数，西边的村又一种平均数。
当时工作干部为了这事几天几夜放心不下。
在农民协会委员会上讨论这问题时，多地的村，首先表示愿意将没收到地主的最好房子和最好土地分给从别村搬来的农民；
少地的村干部表示愿意自己首先搬过去，起带头作用，并负责说服农民。
一个大困难很快就得到解决。
南库乡在分配四大财产时，个别农民表示：
“分土地容易，分四大财产可不简单。”
“国民党时代分一条鱼都要打架。”
但在分配时却有许多生动的场面：
例如，有一个村，分两头牛，一大一小，一好一坏。
照一般的办法，抽签解决。
但农民却不这么办。
一个农民不声不响地牵着一头小的坏的牛走了留下一头大的好的给别人。
许多农民说：
“分得好！
毛主席有福！”
另外一个村，有牛七头，须分一头给别一村。
照我们想法，把自己分剩的一头送给别一村也就很好了。
但农民却不这么想，他们挑选出长得最好最大的一头郑重其事地敲锣打鼓送过去。
自然，在分配四大财产和土地时，个别农民不满意的地方仍然免不了，但很快就得到农民自己的纠正。
例如，南库乡农民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有一农民对分配给他的房子表示不满，马上有一个农民纠正了他的错误，说：
“房子长不出庄稼来，生产劳动才能发家致富。”
在溪港乡一个分田小组上，个别农民对分配给他的土地表示不满，很快地也得到农民自己的说服：
“过去没有田都没有饿死，现在有了田，还嫌什么好坏！”
由于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后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一般地对于保卫胜利果实必须抗美援朝都有正确的认识。
在同里镇，我们参加了全区的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农民们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的乡村赶来镇上参加，经过一段诉苦后，立刻展开参军热潮，当场报名的就有一百零五名。
许多参军的农民都表示，能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他们最大的光荣。
他们说：
“国民党抓丁抓不到，参加解放军比考秀才还难！”
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意见是：
“地主不会死心，只有台湾解放了，蒋介石打垮了，美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才能死心。”
三、干部的政策思想和工作作风，同样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知识分子对于政策经常有两种不正确的看法：
一种是抽象地了解政策，不懂得政策所包括的深湛的内容；
另一种是喜欢找干部的“偏差”，而不能从干部的立场去体会所谓“偏差”。
这一次我们下去，亲眼看到许多干部执行政策的负责精神和虚心态度，使我们大大地感动。
我自己曾经这样地设想：
假使自己也做这样的一个干部，会不会在每一细小事情上都坚持政策，而不致于犯错误呢？
例子是随手可拾的。
南库乡的农民协会主任张锡生，在分配四大财产时，把地主的两顶帐子连同卧床分给了农民。
这件事，很快地得到反应。
地主乘机造谣说：
南库乡乱得一团糟，连细软都给分了。
张锡生感到这件事情不太妙，提到干部会议上讨论。
会上决定将两顶帐子还给地主，张同志并在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讨，借以引起大家注意和教育其他干部。
一方面是政策思想，另方面是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就成为干部工作的整个灵魂。
在溪港乡，我们曾经看到这样情形：
区级干部侯育义同志以及工作队几个同志，跟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简直如同一家人。
工作队半夜三更出去工作，工作在那里，就吃在那里，睡在那里。
在溪港乡，侯育义同志成为农民群众快乐的中心，侯同志一到，连三岁的小孩都亲切地叫出他的名字来。
在两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时，我们看到侯同志从这一个小组跑到那一个小组，启发群众发言，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在他总结的时候，总是抓住群众的思想情况，反复说明政策的界线和深度，及时地指出他们可能发生的疏忽。
他的简明有力的话，像铁搭一样，紧紧地扎在每个农民的心上。
溪港乡在追缴四大财产时，关于追缴解放前的分散粮食问题上，有些地方考虑得不够细致，当时陪同我们参观的县级干部金佩扬同志是看到了这点的。
检查工作时，金同志用启发诱导的方法把问题引导到症结的所在，让干部自己去检查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使自己干部感觉到发现问题的是自己而不是上级。
这种艺术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动了。
群众路线的作风，通过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传播，很快地成为农民群众的常识和习惯、溪港乡合兴村一个农民在分田时不肯好田坏田搭搭配配抽出来，小组长说他自私，他却反唇相诘，说：
就是你小组长一个人不好。
为什么你不让大家来说话呢？
——意思是：
小组长一个人不好对付这件事，让群众对付不就好办！
一向惯于关在房子里做研究工作的我们，不善于根据群众的要求来制定自己的教学计划的我们，面对着这些生动的事实，我们知道如何来修正我们的作风了。

北京大中学文教工作会议及小学干部大会
　确定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具体计划
　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继续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曾在03月28日，和市学生联合会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今后各校教师、职员、工友和学生应密切联系，统一行动步骤。
并在二十九、三十两日分别召开大、中学文教工作会议及小学干部大会，传达了通知和确定了具体工作计划。
文教工作会议首先总结了过去在学校教职员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并由燕京、清华、汇文、男一中等校工会报告了进行时事学习和控诉会的经验。
指出过去运动在学校中是开展得不平衡不普及的，有不少学校和一部分教师和学生没有受到运动的教育或受到教育很少。
参加宣传工作的教师还是少数。
同时过去运动在学校中还不够深入，联系思想的回忆会控诉会只是在少数学校举行过，时事学习的热忱一般没有很好地巩固起来。
为此，会议认为首先应加强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时事学习，广泛利用思想回忆和控诉会等方式，控诉美、日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和回忆过去，比较现在，以激发爱国热情和提高认识。
同时做好强的带动弱的，公立学校帮助私立学校，使得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首先普及到每个学校的每个教职员工和学生，再深入下去，使时事学习成为经常的制度。
各校教师应通过教学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教育，中小学还可用朝会周会等时间对学生讲解时事。
各校教职员工与学生在春假期间组织小型宣传队，展览会等多样的方式，对附近市民和农民进行宣传教育。
春假以后则使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变成经常化。
小学教师宣传对象主要为儿童和家长，可普遍召开家长会，进行宣传工作，儿童们可通过少年儿童队的活动来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在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结合各校具体情况，师生共同订立爱国公约，以巩固并提高爱国的热情和认识。
04月中旬，市教育工会和市学生联合会将联合召开全市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代表大会，交流抗美援朝运动经验，并制订全市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爱国公约。

北京市三十万以上人民
　收听镇压反革命广播录音
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为了普及深入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从03月25日至31日反复播送了北京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讨论惩治反革命罪犯问题的实况录音，受到全市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全市收听人数最少在三十万人以上。
在播送之前，北京市各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均发出通知，号召所属届时组织群众收听。
中央人民政府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很多部门除通知各级工作人员注意收听外，并规定要把大会录音的内容，作为学习镇压反革命问题的主要材料之一。
全市文化馆、图书阅览室及公安分局、派出所均动员市民进行收听。
在03月二十五至31日七天中，收听广播成了北京市人民的一件大事。
27日晚和28日中午，全市各热闹街道上绝大部分工商户门前的扩音器，都放送着大会实况录音；
行人纷纷聚拢倾听。
三轮车工人坐在自己的车上倾耳静听着，随着录音的情节，时而愤怒，时而拍手喝采。
饀饼周饭铺的伙友们因为听得出神，甚至忘了给顾客端饭。
在郊区，凡是有收音机的地方，也都组织收听了录音。
西郊海甸镇有很多住户都有收音机，他们都收听了大会的实况录音。
28日中午，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特别在东单广场、天桥、海甸镇、德胜门外等地设立了转播站。
当日风沙很大，但听众仍然很多。
仅天桥第10派出所所辖地区，就有三、四千人收听。
从听众的反应来看，这种方法确是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有效宣传方法。
二十五、六两日，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曾收到一百六十多个单位的电话，报告收听情况和说明他们完全拥护政府这一英明措施。
有人并提出政府应将过去杀过人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杀掉。
琉璃河水泥厂六百多工人寄给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一封信，说他们收听时情绪十分激昂，像真的参加了大会一样。
大家表示一定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并已有不少职工向工厂保卫科检举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北京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讨论惩治反革命问题实况录音，虽经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送七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已向全国广播，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西安等地也同时播送了这一节目，但截至目前，北京市各界人民还纷纷要求重播。
合作总社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向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反映：
他们认为向全市播送这种录音，对干部和市民的教育意义很大；
他们希望全国各大城市都采用这种方式，来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

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
　号召为志愿军捐书报
北京市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02日发出为我人民志愿军募集图书、杂志、画报的通知，原文如下：
我人民志愿军自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以来，已数次打败美国侵略军，取得了光辉的决定性的胜利，对保卫远东与世界的和平，有极重大的意义。
为使我人民志愿军了解祖国人民在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中各方面的成就，并满足他们对文化食粮的迫切需要，本会特发起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募集图书、杂志、画报。
并号召全市所有工厂、学校、党派、机关、团体积极响应此项工作，踊跃捐赠，以期在文化上与精神上给予我人民志愿军更大的鼓励。
具体办法：
（一）由各界人民普遍发动踊跃捐赠各种适合于战士阅读的通俗书刊、画报、连环画等，（其内容以歌颂人民英雄事迹及有关抗美援朝爱国生产竞赛积极生产者为最好）。
（二）各界人民捐赠书报可交到各单位的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或本会委托的北京新华书店各分店，以便代收汇集转送人民志愿军。
（三）此项工作自04月01日起至04月30日截止。

川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制订本年度抗美援朝工作计划
　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而斗争
川南区及泸州市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相继制订1951年度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计划，并已开始着手执行。
现已订立计划的，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川南分会、川南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川南区党委、中国民主同盟川南区工作委员会等十四个单位。
各单位的计划都将全年抗美援朝运动分为三个阶段，逐步推行。
第1阶段，从现在起到“五一”止，为普及宣传教育时期。
通过各种群众性的集会，使全区人民树立蔑视、仇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正确观点，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反对侵略战争的必胜信念。
在这一时期内，未订立爱国公约的单位应即订立；
已订立爱国公约的，应检查公约的执行情况。
到“五一”节时，各界人民举行大规模的集会示威游行，将运动推向高潮。
第2阶段，自“五一”至10月01日国庆纪念日止，为运动的深入时期，使爱国主义时事学习经常化，并结合各项中心工作，使运动逐步深入。
例如工人应展开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组织工人纠察队，防止特务破坏生产；
农民要加速分配土地，打垮残余的封建势力，铲除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侵略的社会基础，并发展农业生产，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工商界应做好生产和城乡物资交流，踊跃纳税，稳定物价；
学生要提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造成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政治学习的热潮；
宗教界要进一步开展宗教革新爱国运动。
各单位并计划于10月01日举行盛大的国庆纪念会，以检阅抗美援朝的战斗力量。
从国庆纪念日开始进入运动的第3阶段，即巩固运动成果，总结经验，准备迎接1952年的新任务。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川南分会为加强对这一运动的领导，已通知各县市及各区立即普遍建立抗美援朝支会及小组，深入开展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
（新华社）

朝鲜战场速写（铅笔画）（六）
看！
这是美帝国主义在汉城的暴行，他们用汽油浇在朝鲜和平居民的身上，放火焚烧。
洪波作

立碑为证
华北大学工学院教授　丁？
陕西长安县引镇区小芋口有地主李宪通和李宪顺兄弟二人，解放前对农民欺压剥削，十分凶恶。
在斗争大会上，由他们家里交出的契约账本，就有几尺高一大堆，其中不知有多少农民的血泪故事。
这一大堆当众烧了，但是农民们仍放不下心，怕地主家里仍有隐藏未交出的，将来再生事故；
因此一定要地主保证，未交出的不再有效；
并由农民自己想出一个办法，要地主立了一碑，碑上写道：
我家是封建剥削的地主家庭，过去靠剥削人民过生活；
赎地不退约，还债不勾账，罪恶重大。
今经农会说理斗争，所存契约账本完全交出，其余未交出的契约账本，一律无效。
今后愿在人民政府及农会领导下，遵守政府法令，从新做人。
恐后无凭，立碑为证。
这碑是农民智慧的创造，记下了这件划时代的大事——土地改革，农民翻身。
这碑文读来有兴奋又有庄严的感觉；
但在每个字的后面，是一部封建的历史，如今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历史才转入了新的一页。
以前的碑石上面，从来不曾刻上过农民的话。
不是歌颂专制君王的功德，就是宣扬封建道德的贞孝，有钱有势的地主家人死了总要刻一块墓碑，记下他们个人剥削生涯的起讫年月和剥削的显赫程度。
如今，才第1次有了农民自己的碑，“恐后无凭，立碑为证”，用这碑来证明地主阶级的永远灭亡。
这碑是一个革命里程的记录，它的价值不是碑林（注）中的任何古碑可以比拟的，值得我们好好保存起来，留作农民翻身的永久纪念。
【注】
碑林在西安，是中国集有古碑最多的地方。

首都三万教师学生
　利用春假展开宣传
首都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医学院、北京重工业学校等十六院校及八十个公私立中学师生约三万人利用春假期间，分批赴首都郊区农村、铁路、工厂和市区各街道中进行广泛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宣传活动。
各专科以上学校师生已于05日出发，各中学师生将于09日出发；
活动时间一般均预定为三天。
北京大学教职员四百五十余人组成了二十九个工作组，理学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员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化学、物理等系全体教员都下乡宣传。
化学系教员二十三人组成一队，和化学系四年级同学配合到东坝河宣传。
事先他们搜集了二百七十多张图片，自己画幻灯画片，并创作快板。
东方语文系系主任季羡林教授身体很弱，仍坚决要去。
博物馆专修科韩寿萱教授刚拔掉四个牙，还是要下乡宣传。
北京大学教育工会汪籛说：
“过去什么工作都是先生跟在学生后面跑，这回我们响应教育工会的号召，工会和学生会配合起来搞，我们一定要好好完成这次的宣传任务。”
清华大学营建系同学在两天内画了六百多张洋片和三十多张宣传画片，可供全校师生宣传之用。
华罗庚教授因行走不便，不能下乡宣传，他说：
“我要留在学校里写信给印度、日本、西欧和美国的朋友，告诉他们关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情况，做好自己一份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

国际动态
我出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大会代表团抵布拉格
中国出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代表团一行五人，由梁希和茅以升率领，于04月03日抵达布拉格。
他们在此等候法国发给入境签证，即前赴巴黎，出席将于10日和11日举行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第2届代表大会。
英和平委员会反对武装西德
英国全国和平委员会发表关于英国政府重新武装德国及发动新战争的政策的声明称：
“和平委员会确信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以及已经提出的英国扩充军备的庞大支出，对我们的安全和生活水平是一个威胁，因此再度声明反对政府关于这些问题的政策并反对征召‘Ｚ’级后备兵入伍。”
声明号召拥护和平的人们进行鼓动工作，以改变政府的政策，而代之以谈判保证和平的政策。
乌拉圭工会代表大会通过支援朝鲜人民决议
刚告结束的乌拉圭工会代表大会，通过若干决议，号召为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条件与劳动条件而加紧斗争。
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在04月06日举行四小时的总罢工，并且在同一天组织集会。
罢工和集会将在下列的口号下举行：
“不准派一个兵去打朝鲜或中国！
不准乌拉圭支持美国帝国主义犯罪的战争冒险！”
代表大会对于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予以特别注意，并且通过了关于乌拉圭工人对于保卫着自己的自由与独立的英勇朝鲜人民表示支援的决议。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医学院学生罢课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医学院的学生于04月02日开始罢课，要求减低电车票价。
三千学生于04月02日在西班牙首都的街道上游行示威。
他们向着市政厅前进，要去呈递他们的要求。
但是，警察拦阻他们的道路，并企图把他们驱散。
冲突结果，几名学生受伤。
马德里学生的罢课和巴塞罗那的罢工一样，表明由于日益上涨的生活费用及佛朗哥所执行的贫穷政策而引起的西班牙人民的愤怒。
奥共党员人数不断增加
奥地利共产党党员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中。
仅在上一周内，在维也纳就有四百七十二人入党，在下奥地利有二百九十七人入党。
在上两个月内，维也纳各企业中已成立了二十一个新的共产党基层组织。
据奥共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在本月初宣布：
从01月10日到03月01日，共有七千新党员加入奥共，其中有许多是社会党的下级党员。

日本吉田反动政府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新战争的灾祸重又威胁着日本人民。
身受第2次世界大战灾祸的日本伤兵，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图示日本伤兵在东京街头征集和平签名的情形。

增进中波文化交流
　在中波文化合作协定签字式上
　彭明治大使和波外长发表讲话
【新华社讯】
彭明治大使在中波文化合作协定签字式上的讲话总理先生，各位部长先生，诸位先生：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波兰共和国政府之间签订了中波文化合作协定，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祝贺这一协定的胜利成功。
中国和波兰都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两国人民曾为保卫他们固有的灿烂的文化而与帝国主义及国内的反动派作过长期艰苦的斗争。
现在中波两国人民于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后，正成功地建设着人民自己的新文化，使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与人类的自由和繁荣而服务，并要发扬光大其祖先们所创造的优秀文化。
目前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贩子们正利用其反动的腐朽的文化活动，直接或间接地配合其军事、政治和经济，对世界各地肆行侵略之际，中波两国继有关经济的四个协定签字后，中波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更有其重要的意义。
这显示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文化力量的加强，它使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团结更加巩固，使两国文化的交流增强，并有助于两国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它对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亦将有所贡献。
【新华社讯】
波兰外长在中波文化合作协定签字式上的讲话总理先生、大使先生、各位先生：
波兰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刚才所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对我们两国人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一协定签订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波兰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同样由于在中国由毛泽东所领导的解放战争获得了胜利，粉碎了封建的和帝国主义的羁绊；
由于这些变革才使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得以实现，我们两国人民所共同追求的目的成为签订这一协定的基础。
在波中两国人民的历史上，这还是第1次交换彼此在文化、科学、教育及艺术上的经验与成就。
这使得波兰能够认识目前在新中国猛烈发展着的中国数千年丰富的文化，这使得中国得以认识根据我国人民进步的传统而使其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波兰文化。
我们的文化合作给我们两国开辟了获得新的文化宝藏的途径。
这将使我们文化丰富起来，并付予其在反对腐朽的世界主义文化的斗争中以新的武器，而这种腐朽的世界主义的文化是帝国主义企图奴役自由独立人民的一种武器。
在实现为波中经济协定的同时，我们的文化合作协定也付诸实现，是将有助于加深波中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并将有助于我们两国的强固及由强大苏联及伟大的斯大林所领导的为争取人类和平及幸福的一切力量的增长。

捷、波、罗、保、芬、丹、伊朗和以色列等国人民
　拥护和平公约宣言积极展开签名运动
【新华社05日讯】
捷、波、罗、保、芬兰、丹麦和伊朗各国的人民积极开展和平运动，并征集和平公约宣言的签名。
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战士于01日开始举行“保卫和平示威月”，布拉格、波希米亚、俄斯特拉发和马拉达·布列斯拉夫等地的劳动人民，纷纷集会或举行示威游行，坚决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
波兰全国保卫和平委员会最近决定在05月中旬举行“全国和平投票”，兹杰辛港的和平战士已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示威者一致表示要提前完成波兰六年经济建设计划，以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宣言和决议。
罗马尼亚的和平战士已定于10日展开和平公约宣言的签名运动。
各地方和平委员会已组织了成千上万的宣传员，向人民宣传和平公约宣言。
保加利亚各地方和平委员会的积极分子，正广泛向群众宣传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宣言。
仅在布拉高耶夫格勒斯基一地，就举行了九十次这样的宣传大会。
保加利亚作家协会已成立了许多宣传工作队，分赴各地的工厂、农业合作社和建设场所进行活动。
芬兰保卫和平常设委员会已决定在最近展开和平公约宣言的签名运动，该会全体委员已一致在宣言上签了名。
丹麦和平委员会现正散发数万本印有世界和平理事会宣言的签名册，并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加签名运动。
在伊朗，截至01日止已有十万余人在和平公约宣言上签了名。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电通社特拉维夫讯：
以色列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于03月25日通过决议，抗议本·古里安政府的卖国政策，并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第1届会议所作的决定。
决议痛斥本·古里安政府请求“美援”的卖国政策及美国贷款的侵略性质，并号召发动一个反对使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和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广泛的签名运动。

日本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二届全会
　呼吁日本人民保卫和平与独立
　已有一百五十万余人参加了要求全面媾和的签名
【新华社05日讯】
塔斯社东京03日讯：
日本联合通讯社报道：
由全国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所主持的第2届全国会议在东京举行，出席的代表约一百五十名。
社会党再建派的直立（译音）、日本共产党的风早和劳农党的小松当选为主席。
代表们在会上发言时指出：
名古屋、京都和奈良的科学家、文化工作者、佛教徒和基督教牧师，富山、京都和福冈的工人，都已积极地参加了这一爱国主义运动。
代表们还提到许多政党在京都、福冈和大分所采取的联合行动的例子。
会议通过了告日本人民书，并通过了抗议剥夺共产党议员川上的权利与抗议关于所谓三鹰和松川事件的判决的决议。
告日本人民书指出：
波茨坦公告使缔结全面对日和约成为可能，并使日本人民能够获得独立和解放。
让每一个人在征集要求全面和约和反对武装的签名运动中团结起来。
全国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全国会议再度向全体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在面临导致战争的单独和约的严重威胁时保卫和平并保障民族的独立。
会议发表了关于征集要求缔结全面和约并反对武装日本的签名统计。
总共征集了一百五十万三千三百零一个签名。
全国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各地分会或这些分会的组织委员会，已在十八个地方建立，其中包括东京、神奈川、爱知、京都、大阪、兵库、广岛、秋田等地。

第7班的勇士们
　——横城以北歼灭战纪实之二
本报记者　力文
在横城以北的歼灭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三连三排七班九个人，活捉美军十六名、李承晚伪军十八名，打死美国军官一名，打死打伤美李军十一名。
七班的这个战绩够辉煌的了，但是，还不能说它是这次战役中最出色的战例。
当尖刀部队插进敌军腹地、正面出击部队攻占敌军前沿主阵地的时候，冒进至梅花山、五音山、广田台、潭里一带的敌军，便全线动摇了。
志愿军无数把大小“尖刀”猛插敌群，无数支大小箭头，从四面八方指向敌军……
七班勇士走在全连的最前头。
他们进至广田台西北山下时，天已经大亮了。
整整十二小时的进军、追击，搜索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每个人都已经非常疲倦了。
七班长尤凤林用尽全身气力，在气喘吁吁地爬山。
他一面走着，一面鼓动大家说：
“这是关系着全营的重要高地，早上去一分钟，就早得到胜利”。
刚爬至山腰，隐约看见山顶上有人影闪动。
尤凤林没有犹疑，立刻命令机枪射手张志洪迅速抢占山顶，用火力压住敌人；
又让战士王恩贵、黄秉祥从右侧上山，迂回敌人退路；
他自己带领其他战士，从正面冲击。
炽烈的战斗热情，使战士们忘掉了疲劳。
张志洪从弹药手肩上拿过机枪，把枪带往脖子上一挂，连攀带爬地冲上了山峰。
机枪狂叫起来，八个正要逃跑的匪军被密雨似的火网压在山坡上，紧贴着地皮发抖。
班长上来了，王恩贵包抄上来了，匪军们急忙仍掉手中的武器，高高地举起手来。
距离这个山头五六百米远的地方，正有数百名敌军向南败退。
这时，七班离开全连已经很远了。
尤凤林向战士们进行动员：
“敌人已动摇了，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只要我们猛冲猛插，便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战士们的回答是一个声音：
“班长放心吧！
你指到那里，我们打到那里！”
尤凤林用亲切的满意的眼光巡视一下全班同志，便率领战士们冲下山去了（留下一人看俘虏）。
张志洪眼快，他忽然低声喊道：
“班长，往右看，敌人又从北面过来了。”
走在前面的两个敌军尖兵顺着右侧山坡过去了，勇士们没有射击。
二十多个敌人过去了，勇士们也没有射击。
当着尤凤林看到后面的一百多美李匪军蹒跚地走过来的时候，才发出命令：
“机枪，猛打！”
张志洪直着腰，端平了机枪狂扫。
随着机枪的吼叫，王恩贵、黄秉祥用新缴获的自动步枪，向敌人连续射击。
突然的袭击，使败退的敌人更加混乱。
他们惊叫着四散奔逃。
有的叫着喊着滚下山坡；
有的扔掉皮鞋，急忙爬向右面山头；
有的回头往北飞跑，他们的重机枪没有架上，便仍在山旁了。
七班勇士们拦腰切断敌人，顺着山坡，自南向北猛追。
班副戴力汉从左侧前进，看见前面五个李伪军张着嘴喘气，他们一歪一扭，已经跑不动了。
戴力汉想扑上去捉活的。
这时候，密集的卡宾枪子弹突从侧面飞来，戴力汉迅速卧倒。
张志洪端着机枪赶到这里，看见一个美国军官，指挥好几个美李匪军，正要反击副班长。
张志洪心中火起，向着美国军官连打了三梭子弹。
美国军官哇的一声栽倒了，手枪扔出几尺远，两个美国兵、三个李伪军也被击毙了。
没死的三个李伪军正要逃跑，戴力汉乘机跃起，扑上去捉了活的。
另一股十几个美李匪军，急忙跑到山沟下面的小房里去躲避；
尤凤林、黄秉祥一左一右，跟着屁股包抄下去。
这十几个匪军也全部俘虏了。
北面山坳里，枪声响的很紧。
这是北窜的美李匪军被来自北山的志愿军部队堵住了。
尤凤林率领全班，顺着山坡，又从南而北地打回来。
翻过一个山岗，战士们看见五个美国鬼子正在铺关联络飞机的布板。
张志洪端起枪就要扫射，尤凤林连忙制止他：
“不忙打，要捉活鬼子。
让鬼子摆好布板，敌机更分不清目标了”。
张志洪将机枪交给助手，提着手枪（刚缴自美国军官的），快步爬上山头。
五个鬼子发现有一挺乌油油的机枪瞄着他们，刚一扭脸，张志洪的手枪已经对准他们胸膛。
五个鬼子目瞪口呆地缴了枪。
前面又发现五个敌人正在翻山逃跑。
把俘虏交给班长，张志洪一面喊着一面追。
跑在最后的是一个美国鬼子，他的帽子丢了，他的头发散乱着，他的脸跌得青一块紫一块，他的一双赤脚鲜血淋漓。
张志洪追至跟前，比划着让他缴枪。
他屁股一坐，扔下枪，两手举了起来。
看着美国兵先缴了枪，四个李伪军也一个跟着一个地放下了武器。
这时，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枪声。
南逃的美李匪军并没有跑掉，被自左侧南插的一排和二排的战士抓住了。
战斗在七班右侧的八班，也押着三十个俘虏走过来。
当战斗结束的时候，张志洪握着美国军官的手枪，押着被俘的美国兵，心中涌起胜利的愉快和自豪。
他高兴地想着：
“怪不得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算是真明白了。
美国的飞机大炮多，赶不上咱们的士气高，战术指挥好；
美国兵草包，不愿为杜鲁门拚命，枪炮武器好，也一样当咱的俘虏啊！”

美四万纺织工人罢工
　反对政府冻结工资政策
【新华社05日讯】
塔斯社纽约讯：
美国工人们正加紧斗争，反对政府实行冻结工资政策而生活费用却不断增长。
据报载北卡罗来纳州沙罗特城消息：
南方六个州中，纺织工业的四十七个企业所雇用的四万工人，已于02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津贴和其他救济费。
首先罢工的是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的果尔德织品公司的工人们，随后，南方其他各纺织企业的工人们也跟着罢工。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巴罗，已成立了工会指导罢工的中心机关。
美国产联所属的纺织工人工会主席利夫声明：
工会已坚决地决定坚持所提出的要求。

英雄的志愿援朝的中国民工们
本报记者　田流
在朝鲜，到处都有志愿援朝的中国民工队，为了前线的胜利，忘我地英勇战斗着。
在火线上，民工担架队把伤员抢救下来，迅速地装上汽车或火车，运到后方去治疗；
在火车站或停车场，在仓库近边，无数的民工紧张地装卸和搬运着物资；
在铁路和公路旁，民工们不停地进行着抢修工作，以保证人民部队的后方运输线畅通无阻，他们的口号是：
“建立摧不毁，炸不断的强大运输线”。
民工大都来自东北农村，有的是来自北满的大草原，走了几千里路才赶到鸭绿江，现在又跟着英雄的人民部队，来到距祖国边境八百多里的朝鲜中部了。
在通往汉城的一个火车站近旁的一座大桥，被敌机炸坏了，火车不能通过——但是，运输可不能一刻停止啊！
一队中国志愿民工便担负了抢修桥梁与搬动物资的紧急而繁重的任务。
他们把火车运来的物资，从江这边运到江那边，装上对面开来的火车和汽车，再运到前方去。
火车运来成千上万吨的物资，都必须当夜运过江去，要不，天一亮敌机来了，就有招致损失的危险。
江很宽，从这边到对岸停车场，往返足有六、七里路。
每个民工一夜要运一吨甚至二吨的物资过江去；
每个人都要来回跑上它十几二十趟才能完成任务。
光路程，每夜就是百多里，何况肩上还压着沉重的物资哩！
但民工们的口号却是：
“来多少卸多少，保证当夜运过江去”。
一箱酱猪肉四十斤，人人都是扛起两箱来就跑，有的还扛三箱，松江省尚志县的民工，竟有一个人扛四箱的。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
“保证前线胜利，为了前线胜利”的光荣号召鼓舞着他们。
武昌县民工邢占元，一位充满着胜利信心的中年农民告诉我：
“咱志愿军，没说的，连敌人都承认是世界上不可战胜的军队；
咱们的后方，工人们把生产提高了一倍，农民也比去年增产了四成多粮食。
前方要啥，后方给啥；
要多少给多少。
能不能把东西运上去，保证前方的胜利，就全看咱的啦！”
敌机黑夜白日地不停地扰乱，不但丝毫不能影响人民军队强大的后方供应工作，反而激起了朝鲜人民和中国志愿民工更大的仇恨，以加倍的努力来工作。
就在这个车站，敌机已连续地轰炸了五天；
五天的空战中，被我防空部队击落四架敌机。
一天早晨，紧张劳作了一夜的民工们正在睡觉休息时，五架敌机来袭，有六位民工受伤了。
这引起了全体民工的无比愤怒，“你越扰乱的厉害，咱越干的欢”。
从轰炸后的第2天起，他们装卸车的速度和运输能力，又提高了百分之四十。
武昌县一位民工小队长说：
五天的工作三天完成，提前了两天，这就是把我们的最后胜利、美国侵略者的最后失败提前了两天。
在大家齐心努力下，二十天的运输任务，到十八天时，各种主要物资的运送，已经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一百二十到二百六十以上。
他们不仅提前完成着抗美前线的后方运输供应任务，还想尽各种办法，保护着物资不受损失。
黑龙江省郭后旗地民工们，紧张劳作了一夜，虽然已是十分疲劳，但为了避免敌机轰炸，他们把全部物资都伪装起来，工具少就用手，一捧一捧的把雪撒在上面，直到和周围的自然环境完全一样时为止。
他们每个小队，都准备了缝针、锤子和洋钉，遇有袋子破了，箱子摔坏了，就把它缝好钉牢。
他们说：
东西既然已经运到这儿，就绝不能让它再损失一点。
一次装车时，有五十多个罐头箱子碰坏了，牛肉罐头散乱地埋在雪里。
民工们一个一个地把它从深雪里摸出来，又装入箱子，钉好，运到前方去了。
今年01月间，在平安南道的一个车站上，我遇见了一个联合民工大队。
他们都是吉林省人，刚从国内来，一路上都是乘坐火车的，但是走到这里时，军事代表通知他们，从这儿往前去都要步行了。
民工们倒不是害怕走路，他们愿意尽早地赶到前线，因此，他们追问着不能乘车前去的理由。
“我们有一项紧急的运输任务”军事代表向大家解释：
“为着给敌人更大的打击，所有的人都要步行前去，好腾出车辆来加紧运输弹药和给养。”
“那么今夜要运什么呢？”，
“今晚第1列车运成箱的酱肉、香肠和罐头。”
“一箱有多重呢？”
“你们问这干啥？”
军事代表对民工们的追根究底的询问不耐烦起来：
“一箱四十斤。”
“给我们七千箱吧！”
民工队长说：
“咱们都是东北人，谁都会作耙犁的；
在雪路上，空人走和拖着小耙犁走是一样的。”
于是民工们立时动手作起雪橇来，一点钟后，有人拖着一箱有人拖着两箱步行出发了。
事后军事代表一计算，这一联合民工大队捎走的物资，节省了近七十台汽车。
后勤工作的各个部门都在尽量设法节省运输力，以加强对前线的运输供应。
我曾访问了一个兵站医院。
在它所属的一个分所里，护士们自己组成了二十付担架，四十二张单人拉的小雪橇，四付四人拉的大雪橇，数百个伤员的转运和供给重任，全由该所的工作人员担负起来，不使用一个民工和一辆大车。
民工们工作的迅速、敏捷、以及在与敌机搏斗时的从容、镇定的功夫是惊人的。
有一天，在一个车站上，敌机忽然来袭。
当时一千多民工、数百辆汽车和马车，正匆忙地往来运送着物资。
整个车站像庙会那样人多而拥挤。
但当敌机扫射下第一梭机枪时，车站和往来的路上，已经是空无一人，一片寂静了——所有的人、车辆，早机敏地隐蔽起来。
几阵机枪过去，忽然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人用说快板的歌调唱着：
“白天无目标，黑夜看不着
别看瞎嗡嗡——白闹”
同我一起卧倒在被服包后的民工队长告诉我，这些“歌谣”是他们在紧张的工作中，你一言我一语编出来的，已经编了好几十首了。
而后，民工队长微微地抬起头，向前面问道：
“那是谁啊，这时候还唱歌。”
“嘴动动又暴露不了目标，怕啥！”
那边回答道——一阵机枪声刚停，又听见他唱道：
“美军到朝鲜，不知为何战
一听枪炮声——乱窜。”
“欧洲到亚洲，战线过于长
顾此就失彼——够呛。”

葛罗米柯在四国外长助理会议发言
　批评美英法新建议
　指出肃清德国军国主义问题被忽视
【本报讯】
据新华社04日讯：
塔斯社巴黎消息：
四国外长助理会议于02日继续举行，由法国代表巴罗第任主席。
巴罗第代表西方三国提出关于外长会议议程草案的新建议如下：
“一、考虑目前欧洲国际局势紧张的原因和影响，及获致苏、美、英、法四国关系有效和持久的改善所必需的措施，其中包括下述有关问题：
目前各国军备和军队水平以及建立国际监督和裁减军备及军队（包括苏、美、英、法四国的军备和军队）的措施；
肃清德国军国主义；
履行现存的条约义务和协定；
消除战争威胁和侵略恐惧。
二、完成旨在恢复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的对奥和约。
三、有关恢复德国统一及准备对德和约的各种问题。”
在法、英、美三国代表相继发言为这个草案辩解以后，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就该草案发表初步评论。
他指出，在这个议程草案中，肃清德国军国主义这个最重大的问题被推到角落里；
裁减军队、建立国际监督并确定军备和军队水平等问题也被本末倒置，像过去一样，第1位给予军备水平问题，其次才提到国际监督，而同时却完全不提应对什么建立监督和为什么要实行监督。
葛罗米柯指出，苏联代表团认为，裁减四国军队是确保和平的主要问题。
葛罗米柯并指出，西方三国的新议程草案没有包括履行对意和约中关于的里雅斯特部分的问题。
三国代表也没有答复苏联所提出的考虑北大西洋公约以及美国在英国、挪威、冰岛和其他欧洲与近东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
苏联代表团曾指出，这些问题是与欧洲紧张局势的原因和四国之间关系的问题直接联系着的。
【新华社05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04日讯：
四国外长助理会议于03日举行第22次会议，由英国代表戴维斯任主席。
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会上促请西方三国代表注意，还有好多苏联的建议至今未详细讨论，如像北大西洋公约及美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问题。
苏联代表团要求把履行对意和约中关于的里雅斯特的部分列入议程的建议，也没有获致协议。
西方三国代表在发言中硬说他们在02日会议上所提出的议程草案已包括了所有的问题，并反对把苏联建议的上述诸问题列入议程。
葛罗米柯发言称：
苏联代表团不能同意西方三国代表的观点。
他指出：
与国际紧张局势有直接关系的的里雅斯特问题，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在目前毫未减少，该地仍然驻扎着美、英军队，并且正在加强防务，变为美英的海空军基地；
伦敦也正忙于进行破坏对意和约中关于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外交活动。
因此，这个问题必须由四国外长加以研究。
葛罗米柯接着反驳戴维斯所谓苏联关于研究北大西洋公约与美国军事基地问题的建议使会议的工作复杂化的说法，他指出：
苏联代表团认为这些建议有着巨大的意义，由外长会议研究这些问题，会有助于四国关系的改善。
法国代表巴罗第继起发言，他重复所谓苏联关于北大西洋公约和美国军事基地的建议是为了“宣传目的”的陈辞滥调，反对苏联的这个建议。
葛罗米柯在指出巴罗第发言的荒谬性质以后宣称：
苏联代表团保留对西方三国代表于02日提出的新建议中的第1点提出补充意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