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反革命首恶伏法以后
天津人民同声称快
喜庆幸福生活和生产有了保障
【新华社天津02日电】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接受各界人民的控诉与要求，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枪决一批反革命罪犯后，各界人民莫不欢欣鼓舞，同声称快。
当罪犯槛车通过马路开赴刑场时，沿途层层密密地站满了围观的群众。
大家都想亲眼看着这些多少年来一直骑在人民头上、两手涂满鲜血的匪徒伏法。
刑场附近挤满了上万的群众。
住在闸口的一个三轮车工人说：
“我就歇半天少挣几个钱，看见枪毙这批坏家伙，心里也痛快！”
当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枪决后，刑场附近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
一个老太太指着井三尸体说：
“一点也不委屈他！
早该枪毙！”
天津站两个搬运工人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搬运工人谁没有受过巴延庆的害，枪毙这小子，也给我们出了气。
第11区第8小学三位女教员特别赶来刑场看汉奸、特务朱世荫的尸体。
她们都说：
朱世荫潜伏在我们学校进行活动，枪毙这汉奸太好了。
围观的群众对于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措施，都同声赞扬。
小贩任玉生说：
“这些特务不枪毙就给人民留下了祸根。”
中华火柴厂工人冯德茂说：
“这回政府办得真好！
往后老百姓就敢说话了，就敢检举特务了。”
很多工厂的职工举行座谈会、职工大会等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并展开宣传工作。
国营天津第1棉纺织厂工人刘桂清、女工张王氏等认为：
枪毙吴广和、翟恩荣等特务分子，是给我们厂里除了祸害。
只要他们潜伏在厂里一天，我们的生产就不能搞好。
天津制革厂职工听到枪毙特务消息后，兴奋异常，做面组工人在黑板报上写着“大快人心”四个大字，又写着“政府给咱们办了好事”。
邮局收发股和发电二厂职工保证要提高警惕，加强对工厂企业的保护，做好保密工作，随时检举特务等。
该局材料、运输科等单位职工并愿以提前完成二十万件运输工作并保证无事故等实际行动，报答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知
各地应普建抗美援朝分会
动员全体人民参加到爱国行列中来
【新华社02日讯】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通知
关于如何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及在全国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问题，本会已于03月14日所发通告中作了明确的规定。
为执行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各地抗美援朝分会有普遍建立之必要。
因此特作如下的规定：
（一）所有市和县以上各级均应建立抗美援朝分会，以便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能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二）各地分会领导机构中应吸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其他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
这样才能使本会的组织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群众性，才能顺利地动员全体人民，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
（三）省、市和行政区以上分会，可根据精简原则，按工作上的需要，设置若干专职与兼职工作人员。
县一级可由各人民团体或宣传教育部门内推出适当干部兼任，并经常主持其工作。
（四）各地分会成立后，望一律经过上级分会写一报告给我们。
1951年04月0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电贺意共第7次代表大会
【新华社02日讯】
意大利共产党第7次代表大会定于04月03日举行。
中共中央特致电祝贺，电文如下：
意大利共产党第7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你们致热烈的庆贺，祝你们的大会成功，祝意大利共产党在领导意大利人民为反对侵略战争，争取持久和平及为意大利人民民主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天津人民代表集会讨论镇压反革命时
五十万市民收听广播实况
群情激愤口号声及掌声和大会相呼应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03月29日天津全市有五十万人收听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关于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和受害人家属控诉特务匪徒罪行的实况广播。
各界人民群众情绪极为愤激。
全市大、中、小工厂，在不影响生产下，大力组织了职工和职工家属收听广播。
全市工厂、企业的广播站都进行了转播。
各区都组织了一、二百至五、六千人集体收听，全市大街小巷及各工商户之收音机都全部收听。
会场上的声音响遍了全市。
在收听会场广播的过程中，群众情绪激昂，口号声和掌声和大会相呼应。
许多人并纷纷把自己的意见告诉该市人民广播电台。
在短短的三小时中，广播电台即收到了群众来信六百余封，电话两千多次，并接到来自天津专署、天津县与塘大等地的长途电话二十七次。
同时有许多市民亲自到电台来要求控诉。
该市电信五分局等个别机关、工厂职工在收听广播后并自动捐款援助被害者家属。
职工们听完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报告以后，表示热烈拥护。
国营天津第2棉纺织厂收听大会的主席，首先打电话到广播电台报告该厂两千七百多职工完全拥护这个报告，坚决消灭特务，扫除生产建设道路上的障碍。
该市第9区郭辛庄的六、七十岁的老大娘都赶到西沽参加收听大会。
广大的青年学生都一字一句地记录黄敬市长的话。
第5区的一些户政代表也都作了记录，准备组织大家讨论。
各界人民听到被害家属控诉以后，群情激愤，一致要求严惩反革命罪犯。
该市电工西厂、新华印刷厂很多工友在收听控诉时，都感动地落了泪。
他们咬牙地说：
“把这些家伙杀了也不能解恨！”
天津自行车厂职工在收听广播的同时，写了五百多条意见交给工会，一致要求政府严厉惩办这些反革命分子。
钢铁工业局事务所职工们都哭着跑到广播站，要求立即向大会提出枪毙这些坏蛋。
该厂广播站负责人就马上骑车赶到广播电台，提出这个全市人民的一致要求。
很多单位听到刘老太太控诉中途晕倒以后，纷纷打电话或写信给广播电台，向刘老太太慰问，并要求电台继续报道刘老太太的健康情况（刘老太太晕倒后，立即被送往天津市立第3医院治疗。
因其悲愤过度，患严重的脑溢血症，虽经该院一再努力救治，仍然无效，不幸于当日晚逝世。
天津市人民政府对刘老太太身后事宜曾妥予照料。
天津市第5区人民并为刘老太太举行了追悼会。
——本报编者）。
津南工业公司全体职工写信给广播电台说：
“我们关心刘老太太的健康像关心自己的母亲一样。”
很多集体收听大会广播的听众一致高呼：
“为被害家属报仇！”
“要求政府严厉惩办反革命！”
当黄敬市长说“我们一定按照大家的要求，严办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时，大家都欢呼：
“拥护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
九区的一位老大娘说：
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能给我们报仇。
全市各界人民在听了大会实况的广播以后，除了一致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正确措施、坚决要求严厉惩办反革命以外，纷纷提出具体保证。
天津钢厂四百多工人在集体收听大会上，一致通过决议：
要坚决保守国家机密，严格执行检查制度及交班制度，和严防特务破坏。
该厂炼钢部平炉组工友杨锡思等八人更保证超过04月份的生产计划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全国劳动模范代表李兆珍说：
我们要保证提高质量，按期提前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
要时刻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经济保卫工作，绝不让特务钻空子。
铁路职工们提出要注意各种表报，以加强保密工作，动员全体职工和家属作好防奸细反特务的宣传工作。
八区火神庙等三个派出所组织的收听大会通过了“反特务公约”，有一千零八十四人在公约上签名。

彭真市长函复河北高中师生
欢迎协助肃清反革命
【本报讯】
河北省立北京高级中学全校师生员工于03月26日举行的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大会上，写信给北京市彭真市长，保证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
彭真市长于04月01日复信该校师生员工，表示欢迎他们的帮助，并感谢他们已经和准备给予的帮助。
彭真市长复信原文如下：
河北高中先生们、工友们、同学们：
你们的来信我都收到了，你们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以极高的热诚欢迎你们的帮助，并感谢你们已经和准备给予的帮助。
这乃是我们把各项工作做好，把首都建设好的最可靠的保障。
此致
敬礼
彭真04月01日
河北省立北京高级中学接到了彭真市长的复信后，全校师生员工都充满了愉快的心情。
学生会主席刘兴魁向大家宣读完这封信后，同学们都热烈鼓掌欢呼；
并说：
人民政府的首长对我们真是关心和负责！
也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为人民办好事情。
我们一定更要好好地学习，锻炼身体，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准备响应政府的一切号召，来答谢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关切！

我为什么坚决要求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徐英超
我从1919年就在教育界工作，从1926年，就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凡是熟习我的人，都知道我为人正直，作事认真。
但是，在国民党匪帮统治时期，这样作人作事是不允许的，所以我几乎被特务害死。
1948年北京师范大学发生“四、九”血案，特务们半夜闯入学校，鸣枪示威，捣毁教室，打伤学生，绑走学生。
我到学生宿舍，看见满床衣服被褥上都是血，满地也都是血。
有一片血，一直从台阶上流到台阶下面去。
我忍不住自己的悲愤，于是提议召开教授会，支援学生；
并发动全体教授去看学生的血迹；
并到匪首李宗仁行辕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不料这就是我被特务迫害的主要原因。
那时候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有一部分学生，在学校里横行霸道，不正经上课，时常打架。
我时常劝告他们，那里晓得他们是特务和三青团打手，竟说我压迫了爱国青年，这也是我被迫害的原因。
1948年12月23日夜里，二十多个特务从房上进到教员宿舍里，把宿舍包围起来。
十几个特务借口检查户口，闯进我的屋子，几支手枪对着我，不许动。
我的小孩子们也都被他们用手枪看起来。
他们把所有的箱子，所有的抽屉都打开，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乱了，扔得满屋子满地都是。
最后把我弄到西单牌楼舍饭寺中裕饭店，在一间小屋子里审问我，
说我鼓动学潮，压迫爱国青年，
说我是北京市民主同盟的书记，
说一张印刷品上有我的名字，向我要民主同盟的名单、电台。
其实，我与民主同盟毫无关系。
我在教育界工作了三十年，一个民主同盟的同志都不认识，那里会有名单呢？
那里有什么电台呢？
我说那是有人捏造的。
我和他们讲理，那里晓得特务是没有人性的东西，还讲什么理！
不由分说就是上刑，六七个人上来，把我按在地上，跪下，把我的嘴用手巾塞住，把一根大杠子放在我的腿肚子上，
两个人搬住我的胳膊，一个抓住我的头发，往后一拉，使我上体向后仰过去，这样折在地下，
杠子上站上去四个人，用力向下踏，向下压，一边骂，一边压。
当时，我感觉腿疼得好像要裂开，好像要涨破。
这样压了有半点多钟，我死过去了。
等我再活过来，他们还是要名单，要电台。
我明明没有。
他们就再压。
就这样把我压死过去三次，并且指着脸骂我，打我的脸，打得嘴流血。
我看他们那个凶恶的样子，像一群恶鬼。
后来他们认为压杠子还不够，又换一种刑法，用绳子把我捆上，从肩捆到脚，捆了几十道，
然后把我仰放在一张桌子上，脑袋空在桌子外边，
一个人抓住我的头发，向下拉住我的脑袋，
四个人按住我的胳膊和腿，
又一个人坐在我的肚子上。
这时候，我一点都不能动了。
另外一个人把一条毛巾折上，盖住我的鼻子和嘴，用一把壶灌凉水，连鼻子带嘴一齐往里进水，呛得出不来气，
我感觉要蹩死，我拼死挣命；
但是，我一点也动不了。
一直被灌死过去。
就这样灌死过三次。
到现在，我每想起来，就必须长吸气，若在夜里想起来，就必须坐起来长吸气。
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府右街内二分局第1分驻所，把我扔在一间很大的空屋子里。
这屋子没有门，许多窗户也是破的。
那时候是数九的天气了。
就在这样的屋子里，没有炉火，也没有铺的，没有盖的，躺在地上，
我的腿四天的工夫没有知觉，四天以后才知道疼，越来越疼，好像要涨破的那样疼痛。
后来他们又把我架出去审问。
这次审我的人是最凶的一个。
他的外号叫“人厨子”，意思就是他随便杀人。
他杀人不算什么，就好像厨子杀鸡一样。
他叫我把民主同盟的人都说出来，把电台交出来。
我明明连一个民主同盟的人也不认识，那里有什么名单和电台呢？
他面目狰狞地大喊一声“上刑”。
于是上来一群人，用麻绳子把我的手倒背着绑起来，用脚踹着绑，绑的非常之紧，把肉皮都勒破了。
然后把我倒背手在房梁底下吊起来。
吊起来之后，有两个宪兵站在两旁，用脚轮流踹我的腰，使我在空中吊着来回的摆动；
并且打我的嘴巴，打得满嘴流血。
这样吊了一个多钟头。
这还不算，他们又把我的衣服扯下去，把铁通条在炉子里烧红了半尺多长，烫我，烫得嗞啦嗞啦的响，烫得冒烟，把我身上烫烂了好几十块。
我咬牙切齿地恨他们。
最后我觉得我是必死的了。
我只说了一句：
“我徐英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叫我这样子死在这里！”
说完这话以后，我就昏迷了。
此后，他们又把我扔到那间破屋子里。
我半死地躺在一块席上，昏昏沉沉地听得外边刮着大风，天好像已经黑了，屋里的灯好像半明半灭似的，有两个穿着黑衣裳的人拿着手枪。
这时候，我的两条腿被杠子压得已经不能动了，两只胳膊被吊得也不会动了，两只手被绑得失去了知觉，手腕的皮被绳子勒得都掉了，满手都是血，肿得不像人手的样子，满身皮肉都烫烂了，
我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
当时我想：
大学教授平时不是很受人尊敬的？？
不是应在社会上主持正义的？？
不是应当领导青年爱护青年的？？
现在，竟受这样残酷的刑罚！
竟受这样的侮辱！
这群没人性的东西！
我如不死，此仇非报不可！
我又想，我是必死的了。
这就是我疾恶如仇绝不妥协的结果？？
思想至此，无限悲愤！
过了几天，因为他们问不出什么来，于是又改用假装善意的方法。
来了一个特务头子和我谈话，劝我坦白，说我若坦白了，就可以不死，并且可受优待，叫我写自白书。
我有什么可坦白的呢？
遂写了一篇自白书如下：
“我从事教育三十年，为人正直忠实，作事努力认真。
在师大任教，对学生课业严格；
但是我喜爱青年。
‘四九’事件，学生被打伤，我因情感不能自已，遂有同情学生的言论。
对‘政府’表示不满，但无犯法行动，不应只凭一张印刷品写上我的名子，就算是犯死罪的铁证。
倘若不调查清楚，而把我毁灭了，我个人损失小，虽被毁灭必有许多人同情。
我知道我的生命将在这一两天内结束，我只希望死得明白。”
其实这篇自白书就是我的绝命书。
我想他们既然如此残酷地对待我，则绝不肯轻易放我，因此，我知道我是势在必死。
不料在毛主席发表八项和平条件的那天晚上，我竟出狱。
到现在两年多了，我的腿还不能复原。
我每想起特务，就从心里恨。
没受过害的人，不能体会到特务有多可恨。
他们害了多少好人！
杀了多少爱国青年！
本来，我想解放了，这群没人性的东西，可该消灭他们了。
没想到政府太宽大了，多少该杀的不杀，许多反革命的东西们仍逍遥法外，不但不改前非，不向人民低头，并且仍旧为非做恶。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更大胆的反动起来，我时常为此气闷。
人民政府都好，就是对反革命分子太宽大了。
对他们宽大，就是对人民有害。
自从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后，政府真的严格镇压了，真的杀了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我今天才出了一口气。
也许有人对那些没人性东西们还有些恻隐之心，那是因为没有亲身受过他们的害，不知道那些东西们的可恨。
假使您的子女曾被特务们害死，那么今天枪决特务您就要鼓掌称快了。
不要光看枪决反革命分子而发恻隐之心啊！
难道对于特务所杀的几千几百的善良人民和革命干部不发发恻隐之心么？
特务是没人性的禽兽，而被他们迫害的都是爱国青年和善良的人民啊！
应该把两方面比较一下，反复地想一想，对于反革命分子仁慈，对于人民就要有害了。
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看一看问题。
今天政府这样严厉镇压反革命，我百分之百地赞成。
我坚决要求政府必须严厉镇压，一点不要留情。

我们伟大的祖国
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了真正的春天。
浙江嘉兴高照乡的贫农杭阿德和冯小娜，在土地改革中分到了田地、牲畜，并且结成了夫妇。
他们正在清晨的阳光下抚摸着才分到的两只山羊。

接受各界人民的控诉和要求
天津枪决一批反革命罪犯
【新华社天津02日电】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接受本市各界人民的控诉和要求，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于03月31日枪决了一批反革命罪犯。
在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大批是长期作恶，破坏革命工作，镇压工人及学生运动，负有重大血债的首恶分子。

如一贯残害工人破坏工人运动著名大工贼苑宝璜，
他在日寇投降后充任匪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伪国大代表及匪总工会常务理事，把持伪天津市总工会，镇压工人运动。
1948年天津市电车工人罢工时，他先指示其爪牙以手枪威胁工人，
又勾结匪军警以装甲车堵住公司门口，逮捕工人杜宝礼等九人。
据其自供，类此事件，他先后作过三十五次之多。

制造“潘家峪大血案”的大特务朱世荫，
曾带领日寇屠杀我人民一千二百人，烧毁房屋千余间，
使该村人烟断绝，全村化为瓦砾。

美蒋特务曹强，
充天津市匪稽查处处长时，正值1946年“和平谈判”期间，
他指示其属下搜查我驻天津办事处，逮捕我干部。
同年，杀害我被俘战士四名，
更与美海军陆战队情报处勾结，搜集我方情报。
后调济南主持特务工作，曾捕害我干部和无辜人民六十余人。

灭绝人性的特务郭永图，
是潜伏特务组织“军事联络组驻天津联络处”的主任，
曾先后率领匪军进攻我解放区四十余次，伤害我革命人员百余名。
他更灭绝人性地剖食我革命人员的心脏又以活埋淹溺等非刑杀害我工作人员六名，村干部四名。

另一批是怙恶不悛的特务分子，他们都是日、伪、美蒋特务出身，
解放后拒不登记，继续作反革命活动，
或供给敌人情报，
或潜入我机关、工厂、学校内部进行破坏。

如孙福锐、李仲諟等原都是日伪军官，后又转任蒋匪军政要职，曾暗杀我革命干部赵云洛等五人，村干部多人，
又组织土匪潜入我解放区刺杀革命干部。
解放后，孙、李等组织匪“平津冀热区党政军调查处”，受蒋匪特务头子张庆恩的指挥，活动于北京天津两市，
在天津市开设启大古玩店和酱油房作掩护，窝藏并放走大特务头子刘钊，并勾结留用职员郭晏廷刺探我国家机密。

刘礼达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又是“忠义普济社”特务，
解放后隐瞒反动身份，潜伏在海河工程处修理厂内，曾破坏过该厂的最大马达。

赵鸿雁、徐凤翙是以天主教为掩护的蒋匪特务组织“天津民众建国协进会”的首要分子，
他们计划打入我机关工厂学校内部进行暗杀，更企图建立反革命武装。

中统特务陈绪绵、白景云等解放后潜伏铁路部门，阴谋破坏，曾几次损毁机车，破坏行车安全，并曾企图烧毁机车。

另一批处决的特务是自台湾潜入的匪徒，和解放后勾结特务建立反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

如朱锐、王思炽、董铨卿等是受蒋匪特务头子郑介民亲自指挥的特务组织“中华人民反共救国军第29纵队”的要犯。
他们企图建立海上基地，在海上因船只损坏，临时化装难民，妄想登陆潜伏，乘机作乱。

军统特务刘金镛受台湾蒋匪命令潜入华北，建立通讯网，刺探我部队的装备和兵力布置。

崔桐起、范玉和是匪“直属国防部二厅反共青年救国队”要犯，负责在铁路局内进行破坏工作。
1949年09月曾将东站电源总闸拉开，使全站停电七分钟，
并偷摄配电盘的照片，企图进行爆炸。

有一批是恶霸脚行头杀人犯，他们多年剥削工人，压迫市民，设赌群殴，奸淫妇女，
在解放后仍然不向人民低头认罪，妄图恢复封建势力。

像汉奸特务恶霸大脚行头子巴延庆，
曾贩卖白面，设立赌局，横行本市河北大街一带，残酷剥削工人十七年，
并曾充任日伪新民会分会长，协助日寇压榨人民。
日寇投降后，更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
历充伪国大代表，匪党部督导员及匪戡乱委员会常务委员等。
“六·二”学生反饥饿大游行时，巴匪曾率领徒众阻拦学生游行，殴打逮捕，造成大血案，
解放后不知悔改，勾串脚行头，破坏工人组织。

又如横行二十年的脚行头翟春和，用“二八存款，三七劈账”的方式剥削工人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四，
强奸女艺人李金芬、喜彩苓、金荣花、王素秋等多人。

汉奸恶霸特务井义江（浑名井三），
在充任日伪军连长及匪“绥靖公署”谍报处特务时，经常迫害工人，指为“勾通八路”，酷刑逼供。
他又奸淫过很多妇女，
曾残忍地将范张氏强奸后，又将其十四岁幼女强行奸污，怀孕后又强迫坠胎。
解放后，井匪仍不悔改，隐瞒特务身份，窝藏和放走匪军官。

还有是利用反动道会门，造谣惑众，奸淫妇女，诈欺民财，并企图组织反动武装的首恶分子。

如“世界新佛教会”的头子王紫泉，
在抗日期间曾与大汉奸王揖唐、褚民谊及日寇侵华战犯冈村宁次勾结，为日寇作情报工作，并借敌势搜刮民财。
日寇投降后，复与蒋匪特务头子郝玉林、陈仙洲等勾结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
天津解放后，王匪仍不知悔改，造谣破坏，扬言“万教归一”，自称“中皇天”，企图组织武装暴动。

李育坤是一贯道道长，点传师，在天津、杭州等地利用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
仅杭州一地就成立了“醒世”、“忠一”等坛五十余处。
1944年间，勾结日伪汉奸在天津成立一贯道外围组织白十字会，诈欺取财。
解放后，李匪并窝藏匪徒。
投降日寇，背叛祖国，结伙行抢残害人民的一批汉奸、惯匪也同时伏法。

如外号“高阎王”的高铁侯，杀过六十多条人命。

伪军出身的张天培，曾引导日寇几次进攻解放区，杀害我战士十八名，
后又为蒋匪效力，亲手伤害我军人员三名。

这些反革命罪犯，在31日上午宣判后分批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曾在市区普遍张贴布告，详列各犯名单及罪状。

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
最近，北京和天津两市先后大张旗鼓地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人民政府的这个措施，受到各阶层人民热烈欢迎。
人民正气因此大为伸张，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处决反革命罪犯之前，于03月15日先召集了市协商委员会的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除协商委员会的委员外，还有政府委员及政府各局处负责干部、各区协商委员会主席、各民主党派、宗教界、少数民族、工商业界、大工厂、大学校的代表共一百八十人。
在这个会议中，由政府公安部的负责干部向会议作了揭露反革命分子罪恶的报告，并将反革命罪犯的罪证陈列展览，使出席代表充分听到和看到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事实，并因而加强了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警觉和义愤。
在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之后，03月24日，北京市又举行了一个五千多有代表性人物的控诉反革命罪犯的大会。
参加会议的，包括北京市、区两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工厂、学校、郊区农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工商业界，以及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少数民族、开明士绅等各方面的人物。
会议中，除负责干部作简单报告外，主要由受反革命分子残害的受害人或其亲属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尽情的控诉。
群众最痛恨的重要反革命分子，被押解到会场上，由群众当面控诉。
会场情绪，愤慨万状。
代表们对于这些特务，无不切齿痛恨，对于人民政府之决心为人民伸冤复仇，十分感激。
控诉会的实况，由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当晚起连续向全市进行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将此项录音向全国广播。
控诉会的第02日，即25日，即将一批该杀的反革命分子分别押至郊外，特别是他们为非作恶的地方，布告罪状，并在广大群众监督之下，加以处决。
全市人心大快。
群众看到政府决心镇压反革命分子，有许多人即将平时因怕反革命分子报复未敢报告的反革命分子的线索，都报告了政府。
许多被管制的特务分子现在也老实得多，随时都向公安派出所报告自己的情况，他们说：
“不能再不老实了。”
继北京之后，天津市也于03月27日召开第3届各界协商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并于29日召开了一万五千人的天津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主要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恶，31日分别处决了一批反革命罪犯。
在29日的会议上，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将会场实况即时向全市广播，组织了五十万人收听广播。
在三小时之内，收听广播的群众纷纷向广播电台表示拥护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各种意见，其中电话二千余次，信六百余封，长途电话二十余次，参加控诉的群众，有专门从北京赶去的。
北京和天津的经验，完全证明镇压反革命是广大人民热烈欢迎的，是必须大张旗鼓，使广大人民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积极参加的。
不实行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方针，就不能动员群众，团结群众，有效地镇压反革命。
从去年10月各地开始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倾向以来，虽然有了若干成绩，但在城市中，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始终未被彻底打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实行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以镇压反革命的方针。
有些同志说：
“现在，反革命分子已经破获得差不多了，用不着再大张旗鼓了。”
这是一种麻痹轻敌的情绪。
他们对于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把入城以来，对于反革命的镇压成绩估计过高。
他们不知道，城市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今天也还是反革命分子的巢穴。
国民党时代有大批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流散的反动军官、大流氓、大恶霸以及反动的会门道门首领留在城市中，有些人并已混入了我们的政府和经济文化机关中，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如不发动群众，彻底加以扑灭，而听任他们慢慢地蔓延滋长，其为害将是无穷的。
有些同志又说：
“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我是赞成的。
但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镇压反革命过多，恐怕引起震动。”
这些同志因此一面看到反革命的危害，一面又束手束脚，优柔寡断，不敢大胆放手地对付。
这是对于镇压反革命的正义性估计不足的表现。
这些同志不了解，只要是真正地镇压了反革命，广大人民只有欢声雷动，而不会有其他震动的。
因为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的公敌，国人早已皆曰可杀，在人民中，他们是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
只要我们向人民群众讲清楚，并动员群众参加镇压反革命工作，人民群众是一定拥护人民政府的。
过去，国民党反动派杀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他们是不敢公开进行，是主要用秘密手段处决的。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要杀害的对象是人民中的优秀分子，是有广大群众拥护的人。
因此，国民党反动派才害怕人民的震动，才不敢轻易公开杀人。
我们的人民政府，既然一切唯人民的利益是问，既然所镇压的反革命罪犯都是人民公敌，对于镇压反革命就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干。
人民群众愈了解真实情况，就愈拥护政府，反革命分子也就愈加孤立，对人民就越没有什么“震动”。
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安机关对于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也应当如镇压工作那样公开。
然而，如果忽视了广大群众伟大的反对反革命的力量，小手小脚地把自己的侦察工作限制在小圈子里，陶醉于某些“关系”和某些“技术”，不能充分依靠群众的热情与智慧来进行侦察工作，这种侦察工作是不能打着反革命分子的要害的。
北京和天津，已为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创造了两个良好的例子。
希望全国各地学习北京天津的榜样，充分利用各界协商会，代表会，群众控诉会，群众审判会，报纸和广播电台，大张旗鼓地向人民公敌反革命分子进攻。

中苏民用航空公司
减低京阿线客货运价
中苏民用航空公司为了发展西北空运交通，特将京阿（北京至阿拉木图）航线客运、货运、邮运、行李等运价自04月01日起全线减低。
北京到太原、西安，按原订价格减低百分之四十五；
北京到迪化减低百分之十，全线平均减低百分之二十一。

二次全国电业会议确定今年工作方针任务
保证电力供应做到基本消灭事故
去年国营电厂经验证明：
检修工作，是恢复设备效能和消灭事故基本办法。
03月10日开幕的第2次全国电业会议，已于22日结束。
会议根据1951年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当前全国电业工作的情况，确定今年全国电业工作的方针任务是：
一、保证电力供应。
要求全国国营电业今年的售电量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一·六。
二、保证安全发送电，做到基本上消灭事故，特别是人身事故和主要设备损坏事故。
三、实行定期检修，提高设备出力。
四、贯彻经济核算制，降低各项消耗定额。
五、加强培养干部工作，学习苏联先进技术。
各级国营电业管理机构应分别举办各级技术干部学校和训练班。
六、做好基本建设的各种准备工作。
七、推行奖励制度。
对于实现上述任务的办法和措施，会议都作了具体规定。
过去一年中，全国电业职工执行了第1次全国电业会议的决议，超额完成了全年发售电任务，提高了发电设备的出力和利用率，事故次数比前年减少了一半以上，并减低了煤耗、厂用电和线路损失。
这些成就，共为国家节省了约十五亿四千九百多万斤小米的财富。
会议表扬和奖励了1950年电业生产战线上优秀的电业局、厂、车间、小组共五十五个单位，和模范的工人、局长、厂长、工程师等共五十人。
对一年来在我国电业的恢复发展工作中作了重大帮助的苏联专家，会议也颁发了奖旗和奖章。
（新华社）
全国国营电厂在1950年检修设备的成绩，证明了检修工作是恢复设备效能和消灭事故的基本方法。
去年全国国营电厂因检修工作作得好，使发电机出力比1949年提高了百分之八点四八。
其中石景山、天津、抚顺、淮南、石家庄等电厂发电机的出力更达到了百分之百。
在这些电厂里，许多老旧机器经过检修后，运转起来仍然和新机器一样。
去年全国国营电厂的检修工作在消灭事故方面的作用，也很显著。
东北、华北、华东三地区1950年的事故比1949年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二。
在1950年内，第4季度的事故次数又比第1季度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一点五。
此外由于检修后设备效能提高，所以各种消耗也显著减少。
如阳泉电厂检修锅炉后，每度电的煤耗就由二点五八公斤降低到一点七四公斤。
去年02月第1次全国电业会议以前，在许多电业职工中都存在着不愿检修的保守思想。
他们认为“机器老旧，百孔千疮，修不胜修”。
有人更认为检修不过是“贴膏药”，无济于事。
所以他们单纯地希望以增加机器来增加发电能力，和以增加备用设备来避免发生事故时停电。
但是去年全国国营电厂进行检修的成绩，却说明在目前国家财力还不充裕的条件下，尽量利用并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效能，是提高生产，改进质量的有效办法。
去年各电厂在检修工作中，接受了苏联先进技术经验，解决了许多过去不能解决的技术问题，如透平发电机的动平衡问题，发电机转子接地问题，变压器的干燥问题等，使我国电业职工的技术水平提高一步。
其次，在检修过程中，不少电厂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了器材缺乏的困难。
所以过去某些人认为没有外国货就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正确思想也得到了纠正。
目前全国发电机器的效能还有很多没有发挥出来，许多电业单位发送电中的事故也还时有发生，所以进行全面的和有计划的定期检修仍是1951年全国电业的重要工作。
根据第2次全国电业会议的决议，今年全国电业将实行检查与验收制度，以提高检修工作的质量。
各区国营电业并将建立各级检修的专责机构，以保证及时地、充裕地、合格地供应检修器材。
（新华社）

人民政府发放大批救济粮
湖南零陵灾胞重建家园
感激政府关怀决心肃清反革命分子
湖南省零陵县城区遭受国民党特务纵火灾害后，当地政府和人民马上向灾胞进行临时救济，最近政府又发放了大批救济粮，使灾胞能重新建设房屋，很快地恢复生产和营业。
这次救济粮，除省政府拨下的大米二十万斤外，专区、县地方粮又拨出五十万斤，分别发给受灾的军人家属、干部家属、贫民、小手工业者、工商户以及省立医院的员工。
发放救济粮，是经过灾民大会及小组会的民主评议，贫民一般都得到了五百斤粮食。
有的还领到了一部分救灾贷粮，如织布、铁铺、磨面等小手工业户，都得到了千斤以上的粮食（一部分救济粮和一部分贷粮），解决了盖房子和恢复生产的困难。
受灾的四十四户商家也得到了银行二亿二千万元的贷款，使他们能迅速恢复营业。
灾胞得到粮款后，忙着买砖瓦、木材、杉皮，在被烈火烧过的废墟上开始搭起了新的房屋和棚子；
有的购买生产器具，订出了建房、生产和营业的计划。
如前进街织布工人李忠良领到救济粮八百斤和贷粮六百斤后，便计划建房子三间，买织布机一架，打纱车一架，并在计划书上写着：
（一）努力生产；
（二）勤劳节约；
（三）拥护人民政府。
解放北路五个组的灾民领到粮款后，展开了一个建房、生产、复业的竞赛。
灾民在恢复工作中，团结互助，认识到了政府救济的意义。
前进街十五组彭芷卿，原来评给他八百斤救济粮，过了一天，他便自动要求只要三百斤，把多余的拿出来救济其他贫苦户。
灾胞们对政府的救济与关怀都非常感动。
各组和各居民委员会都争着写信给该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表示对政府的感激；
当省人民政府慰问团离开时，还开了一个座谈会，一致表示要坚决肃清反革命分子，提出了“化悲愤为力量”的口号，保证重新建立起房屋，迅速恢复生产和营业，加强抗美援朝的力量。
（附图片）
湖南零陵省立医院被特务匪徒焚烧一空，只有一部分珍贵药品被抢救出来。
这是零陵前进街被特务焚毁后的惨景之一角。
零陵前进街二十一组居民尚炳荣控诉特务暴行

传播苏联先进技术的披荆斩棘者
汪琦
于运海是一个有二十年经验的工程师。
他得到苏联专家的热心帮助，先后修复了两台较大的发电机，使两台破旧多年的老机器获得了新的生命。
因此，于工程师的声誉传遍了中国电业界。
他自己也经过了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由一个旧的技术人员变成了新的人民工程师。
我国许多发电厂的机器，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多是多年失修，运转情况非常恶劣，就像老牛破车一样。
解放以后，若干技术人员还有保守思想的障碍，始终未将电业中的“定期检修”重视起来。
一般干部认为机器都老掉牙了，与其修理，还不如买新的。
于是，发电机的出力和利用率都很低，事故很多。
自从去年第1次全国电业会议以来，各地电业工作者虽然已开始逐渐纠正这一观点，但目前全国公私营电厂的设备容量，仍有五分之一以上被冻结着未能利用。
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现在全国工业用电日益增加。
增建新的电厂需时颇久，恢复这些冻结了的发电设备，却是比较快的。
因此，加强定期检修，使机器发生应有的效能，便成了电业工作中一个首要的任务。
于工程师恰巧在这方面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
1949年09月14日，石景山发电厂最大的一台发电机发生了严重的损坏事故。
整个回转子（发电机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毁了。
而当时该厂的情况是很混乱的。
这种混乱情况，可用下面几句口头语来说明：
“上班前后两个钟头转游转游，四个钟头忙于事故，两个钟头应付应付。”
于工程师当时是石景山发电厂的厂长，这台发电机发生事故时，他正在医院里休养。
当时中央燃料工业处对这件事非常重视，专门开了会检查，并指令于工程师负责修复这台发电机。
中央燃料工业处的苏联专家亲自到石景山发电厂去帮助于工程师。
苏联专家一到厂里，就提出了许多建议，可是遭到了很大的思想抵抗。
许多技术人员并不知道苏联技术究竟如何，但他们知道德国的、美国的。
他们想：
德国的、美国的高明工程师对这样机器都对付不了，苏联专家那能行呢？！
这些不必说了，连在俄文书本上已对苏联技术有些认识的于工程师，这时听到苏联专家的技术建议，一时也接受不了。
起初于工程师和苏联专家争论，觉得自己有二十年经验，念了许多苏联书，苏联专家能知道的他也会知道。
他还想，苏联技术好他不怀疑，但这个专家是不是一、二流的呢？
对这样复杂的机器有没有经验？
他心里打了一个大问号。
于工程师在旧中国时，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念过书。
当他在哈尔滨发电厂工作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时候，于工程师在那里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非人待遇：
中国的技术人员比外国的低一等，抬不起头来。
当石景山发电厂还没有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曾请来美帝国主义的工程师。
于工程师对于日本的或美国的工程师，只有一个结论，他们只会奴役，不会帮助中国人，因此，于工程师曾经怀着这种心情接待苏联专家。
但是苏联专家呢？
处处和于工程师商量，有问题总是先提出来和于工程师研究，在争论不下时，于工程师找出苏联书来作证，苏联专家耐心地解释说：
这种理论现在已经陈旧了，苏联劳动人民不断地创造着新的经验，在于工程师和苏联专家频繁的接触中，逐渐改变了对苏联专家的看法。
最后，有一件事完全改变了于工程师对苏联专家的看法。
过去中国汽轮机的叶片坏了，非向外国购买不可，苏联专家到上海后，发现上海有三个工厂能做这种叶片。
这件事情于工程师不知道，其他很多人也不知道。
苏联专家发现以后，对于工程师说：
自己国里能制造这种叶片，为什么还到别的国家去买呢？
自己国里造的也许不如外国好，但是如果不向自己工厂订货，质量永远提不高。
也许自己造的要贵一些，但是比起大批资金流到外国去要好得多。
苏联专家这一番洋溢着国际主义友情的话，使于工程师又是惭愧又是感动！
他想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美帝国主义的工程师也曾到过石景山发电厂，有一个美国工程师对于工程师说：
这样机器（指因损坏待修的这台发电机）你们根本就不能用，只有扔到海里去，到我们美国买比较简单的机器，你们中国人才能用。
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它使于工程师理解了中国真正的朋友是谁！
但是，由认识到实践，还要经过许多复杂的过程。
于工程师虽然相信了苏联技术的优越性，但他没有办法说服别人，苏联专家曾建议将该机主蒸汽门前的汽水分离器取消，将分离器接到汽水喷射器上。
于工程师准备这样作的时候，有些工友表示反对，他们以为这样做会使汽水喷射器进水，无法抽成真空。
迟迟不肯执行。
经过许多周折，才按苏联专家的意见做了。
机器一运转，又发现里面有水的声音，大家都埋怨开了，说是汽水分离器取消坏了。
以后拆开一看，原来是别的管子接错了。
重新接了管子再试车，就没有水声了。
这样改造的结果，使机器的出力增高而又节省了蒸汽。
还有许多类似的事情，只要工人一说“过去没见过”，“从来就这样”，于工程师就不知道怎样办好，就感到非常难过和灰心。
工作完了，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自己问自己：
“党、行政、工会不是协助你了吗？
你不是有技术吗？
怎样还搞不好呢！？”
他觉得自己很渺小。
有一次，石景山发电厂的党的总支书记和他谈话，从晚上谈到第2天早上。
总支书记劝于工程师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学。
他说，技术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真正发生作用。
于工程师得到这样的帮助，又得到苏联专家的启示，思想大变了。
以后，他决定一件技术上的问题，就先找技术人员、老工人商量、研究。
于工程师过去一直认为“技术上是不能讲民主的，讲民主就要耽误事。”
事实恰巧相反，当先进技术一与工人群众结合起来，就发挥了无比的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美帝国主义工程师十几年来都无法对付的这台发电机，终于在人民手中修理好了。
石景山发电机的修复，打开了全厂职工的眼界，坚定了于工程师的信心。
1950年04月，于工程师又带着这种信心，和苏联专家一起到抚顺，检修某号发电机。
这台发电机也是日本三菱工厂制造的，已经有十几年历史了，自从1933年发生事故以后，一直没有很好的运转，一直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经苏联专家检查之后，认为主要的毛病是震动，负荷带不上去，针对这些毛病，苏联专家提出了检修的计划和方法，其中最困难的是找动平衡。
找动平衡是个新方法，过去都找静平衡，照苏联专家建议的办法，要将二十二吨回转子放在平衡台上，由别的马达带着转找平衡。
这个工作谁也没有见过，都不敢做，怕闹乱子。
于工程师被指定为检修这台发电机的负责人。
一开始，他不敢接受这个任务，修复石景山发电厂那台透平机的时候，于工程师主要是要战胜自己的信心不足。
到了抚顺以后，于工程师知道要遭到更大的思想抵抗，抚顺发电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大多数干部，都认为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匪帮把机器都破坏了，要想不出事故，要提高出力，只有换大盖、换回转子叶片，要花很多钱，否则是不可能的。
开始检修以后，所有这一切怀疑都朝向于工程师，阻碍着最重要的找动平衡的工作。
可是，于工程师相信苏联专家的建议，领导上又经常鼓励他。
苏联专家鼓励于工程师说：
我们做一件事应该把失败的可能性估计进去，只有一次又一次地学习，我们才会聪明起来。
于工程师虽然经过两次返工，引起保守思想的袭击，但他在领导上不断地支持下，信心越来越加强了。
抚顺某号发电机终于经过了一百六十一天的时间，1950年09月29日完全修好了。
这台发电机检修之后，好像才出厂的新机器一样，出力达到了原定容量的百分之百。
抚顺发电厂许多工程师都很奇怪，过去日本人修不好，现在咱们中国人居然修好了，这真是一个奇迹！
是的，这是一个奇迹，而且由于工程师亲身的体验中，发掘了奇迹产生的根源：
“没有第2个方向，我们中国技术人员只有向苏联学习先进技术。”
在去年第1次全国电业会议时，正是石景山发电厂某号机损坏以后。
于工程师受到了撤职处分。
时隔一年，在今年03月第2次全国电业会议上，于工程师作了典型报告，介绍他学习苏联先进技术的经验。
他诚恳坦白地说：
在石景山发电厂某号发电机发生事故以前，我知道机器有毛病，也知道厂里问题很多，当时我自己并非病得不能起床，但我放下工作休养去了。
等到事故发生之后，中央燃料工业处陈郁处长在检讨会上说：
要把机器看得比自己身体还重要。
当时我觉得很惭愧，特别是石景山发电厂党的支部书记声泪俱下检讨自己请求双重处分，使我非常感动，
于是我决心带罪立功，请求修复这台损坏的发电机，下最大决心，不修好这台发电机不进城，不回家，
终于这台发电机修复了。
在这中间于工程师也改变了，现在于工程师已是一个有先进技术武装了的新的工程师，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工程师！
他到过哈尔滨、佳木斯、天津，帮助那儿的发电厂发现了机器的毛病，解决了问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在第2次全国电业会议上，他受到了会议主席团给予他的奖励，
第2次全国电业会议的全体代表并通过建议请求政府考虑撤消1949年对于工程师的处分。
于工程师把苏联专家同他说过的，也是他自己亲身体验证实了的一句话告诉别人：
“真心为人民服务，谁早一天明白这个道理，谁的幸福就要大一些。”
让我们这样期望，在我们祖国的经济建设战线上，出现更多更多的于运海吧！

北京市人民政府重视群众意见
答复读者关于改御河为暗管的问题
并希望各界人民多提意见
帮助政府解决房屋问题

编辑同志请转彭市长：
北京市人民政府对于修建市区道路和疏浚沟渠工作，已经有了很大成绩。
市民们都非常感谢！
东华门东河沿和西河沿间的那条污水沟，每到天热就有臭味。
如能把它接上暗管，筑成道路，不仅有益于公共卫生，并且也使交通便利。
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希望你能采纳。
北京大学三院王明诚等全体学生

编辑同志请转北京大学三院王明诚等全体同学：
你们给彭真市长的信已收到了。
东河沿的那条水沟原系城内河湖水系的一条河流，名叫御河；
因年久失修，形成了一条污水沟。
1949年北京解放后，政府曾稍加疏浚；
但因平日养护工作做得不够，附近有些居民常向河内倾倒垃圾，又渐形淤塞。
同学们建议把它修成暗沟，上筑马路，这是很好的。
但因首都建设计划未定，该河应维持河水水面或修成暗沟，目前还不能肯定；
即使要修成暗沟，也因人力、物力及基本资料的限制（如修暗沟时，下水道直径至少需三公尺，现当无力制作），目前亦不能修建。
为了保持清洁，卫生工程局将加以疏浚并经常注意养护；
同时希望附近居民不要再向河内倾倒垃圾秽物。
希望同学们协助我们进行这一宣传工作。
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厅

编辑同志：
03月11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所载杨国栻、方工、章明等对解决本市房屋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我们现在正汇总研究。
北京市的房屋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希望各界人民今后能提出更多积极性的意见，作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参考和依据。
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厅

山东棉农生活显著提高
现正结合抗美援朝运动掀起爱国生产热潮
中央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03月29日自山东致函本报，报道了山东棉产区令人兴奋的情况称：
03月17日我们分赴惠民、德州、吴桥、东光等地了解了专区、县、村各级的具体情况，我在吴桥参加了乡以上的全县干部大会，邀请劳动模范座谈，并访问了几位老农。
他们对去年的棉粮比价很满意，全年始终在一斤皮棉比八斤至十斤小米的水平，只是在优棉优价政策的执行上，分级技术的掌握还不够好，有时发生偏差。
我看到了棉花丰收后好转的农民生活，高涨的生产情绪，和各级干部们的积极工作热情，使我非常兴奋。
山东各地都把抗美援朝运动和棉花生产运动融汇在一起，掀起了爱国生产热潮，群众提出了“爱国棉”、“民富国强棉”、“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等口号。
各级政府都把植棉当作了当前生产工作的中心任务，省、专区、县都已召开过或正在开干部会，村里通过党的支部会，党、团员会，各界代表会，棉农代表会等，把植棉任务及棉粮比价政策已贯彻布置到群众中，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
从各级政府领导同志一直到群众，都有信心完成植棉任务。
由于去年棉花丰收，农民投资能力普遍增大，准备下了较去年更多的肥料，修理并添置了农具，增加了牲口。
吴桥县全县1949年有二万五千头牲口，1950年11月调查已增到二万九千多头。
在老鸦张庄调查了七户老农，他们今年计划种四十八亩棉花，已准备下一千六百斤豆饼、三百斤黑豆做肥料。
农民生活，在衣、食、住、行上都可以看出来已经相当的提高。
自用棉量增多了，棉区里农民已很少有穿补钉的衣服，三十岁以下的妇女及小孩很多都穿洋布，花布。
根据两个村的调查，农民自用棉量占全部棉花产量的百分之八至十，每人用五至七斤皮棉。
吃食上也好得多了，小麦的食用量由百分之五增到了百分之十七左右。
劳动模范徐丙寅说，他家1949年全年都在吃玉米，现在每五天要吃一次面食。
于集村集市上的售肉量比战前增加了六倍，过去只有两个肉铺，现在有十个肉铺。
每个村庄都在修理房屋，家家户户小修小补，盖新房的占百分之十以上。
满庄村有一百二十户，盖新房和翻修房的就有四十多户。
自行车、手电筒在棉区增加了很多。
梁集一个区新添自行车有百余辆，平均两家有一个手电筒。
棉区的文化教育也在突飞猛进，吴桥梁集区1949年小学学生有两千多人，现在增到了四千多人。
丰收的农民在春节都尽情狂欢，梁集区一个集日售出了四车鞭炮。
总之，这一个丰年，不但补上了二年的因灾情所受的损失，还都能够有些剩余，现在吴桥、惠民棉区的农民还存着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五的棉花。
山东麦苗生长很好，可望丰收，现在全省食粮不缺，尚有存余。

山西灵石县人民政府民政科来信说明
已注意照顾革命军人王伏林家属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01月31日的“读者来信专页”内，发表了王伏林同志对本县不照顾其家属的批评。
为此事我们特作以下的报告和检讨。
王伏林之父王道显年五十五岁，系贫农成份，家有七口人，有山地二十八亩，院一所，牛一头，生活比较困难。
政府对他的优待情况是这样：
灵石县于1948年08月份解放，1949年01月份给王伏林之家挂了军属光荣牌。
当时新区秩序混乱，对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等的优待还没有统一的制度。
同年冬季王道显看到邻村董家岭村与王伏林一同参加工作的杨忠信同志，持有正式证明文件，由区政府拨给救济小米一石。
王道显也到区里要救济粮。
区财粮助理员吴炳茹因其没有正式证明文件，没有给他拨粮，也没有作详细解释，并因此和王道显争吵了一次。
同年12月份该村土地改革时，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为拨粮问题曾对他作了详细的解释；
王道显也了解到自己没有证明文件，前往要粮不合手续。
1950年01月份土地改革结束后，行政村即对王道显提出要照顾，当时王道显主动地说：
我年青时没有多劳动过，近几年来我锻炼的还可以了。
今年我才五十四岁还不算老，我的土地不到三十亩，有牛一头，我自己能种，不需要代耕。
当时由行政村长曹仁，在群众大会上和黑板报上对王道显作了表扬，王道显也很高兴。
在去年年关发救济优待革命军人家属粮时，也发给他家救济粮小米九十斤。
为此事我县民政科长顾丰节还到王道显家中慰问。
王道显也认为其子王伏林在报上所提的意见不够正确。
关于王道显到区上拨粮一事，财粮助理员吴炳茹对王道显不作耐心的解释，是不对的，民政科已作了深刻的检讨。
我们今后对于优待军人家属一事当作进一步的注意，以求不再发生类似缺点。
山西灵石县人民政府民政科

帮助首都市民修缮房屋
建议银行开办修房贷款业务编辑同志：
刘少奇副主席在北京市第3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提到了首都人民住房困难问题。
我读后非常感动：
人民政府真正是为人民解除疾苦的政府，人民的领袖是这样地关怀着人民的切身问题。
首都的房荒，和其他许多灾害一样，是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
在反动统治时期，物价01日数涨，房主们的房租收入还不够缴纳反动政府的捐税，房屋失修，因此，败瓦颓垣的现象触目皆是，这就造成了目前房屋不敷的困难。
今天，人民政府决心大力解决房荒，我们非常拥护。
我建议政府用贷款方式，鼓励和帮助私人修缮房屋，使所有破旧房屋都及时得到修建。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应设法开办修建房屋贷款业务。
这样就可使原有的房屋不致坍毁；
再加上本年新建的一万五千间到两万间房屋，首都的房屋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武国瑞等

应以房主房客两利为原则
适当修正北京市私有房屋租赁暂行规则编辑同志：
我们是北京市的几个工商业者。
我们对于本市房屋租赁问题有一些意见：
北京市私有房屋租赁暂行规则中，有房主收房时，房客不得索取“搬家费”的规定；
但对部分房主向房客一次收半年甚至一年房租和其他费用的不合理事情，却没有限制。
因此有些房主为着收取高价房租，就借口“自用”、“卖房”或“改建房屋”，撵房客搬家。
这种情形，已经造成很多市民住房的困难，我们工商业户更感到苦恼。
有好几家商店和工厂，在人民政府正确的工商业政策下，正得到很好的发展时，突然接到房主收房的通知。
工商业户无论装卸货物，迁移设备，另找房屋都有许多困难。
有的商店和工厂已经因此而被迫歇业。
因此，我们建议：
北京市人民政府应将北京市私有房屋租赁暂行规则作适当的修正，以使合法的房屋所有权和正当的租赁使用权都得到应有的保护。
振芝乔铁

租房不合理限制应取消
北京有房主不肯租房给有小孩的人编辑同志：
前天我和朋友到观音寺胡同去看房子。
在我和房主洽商房价的时候，房主忽然问我：
“你有小孩子吗？”
我说：
“有。”
房主说：
“不租了，我的房子不租给有小孩子的人。”
我没有办法，只好退出来。
后来，我又看了几处房子，房主们都说不租给有孩子的人。
编者同志，我认为，房主出租房屋加上这种限制是不对的。
有孩子的人就不应该住房吗？
谁又能保证他自己不会有小孩子呢？
希望区公所或派出所能够给管区内存有这种思想的房主以适当的教育，取消这种不应当有的租房限制。
高邑

重视人民的意见
本栏今天发表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答复读者的两封来信。
北京市人民政府对读者来信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研究，以极其负责的精神，采纳了可以实行的意见，对目前还不能实现的建议，也作了严肃的答复。
这种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是好的。
不重视群众意见的现象，在某些政府机关中目前还是严重地存在着。
据本报03月07日至16日的统计，仅由河北各地来本报谈话的农民中，就有十七个人是因当地县、区人民政府不受理或长期积压他们的问题而来的。
因此，北京市人民政府重视处理人民意见并用公开答复方式来解决群众中的各种问题，是值得各地重视和学习的。
我们建议各级人民政府应普遍建立专门机关，或确定专人来处理人民向政府所提出的意见，答复人民的来信，并用最方便的办法接见人民。
这样，人民政府就可以大大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仇恨和友情
吴宣扬
卧虎里山在松江省富锦县东南，是一座很美丽的山。
山上有层层青松、片片丁香，柳树、杨树排列成行。
山下有一条小河蜿蜒绕过，清清的河水灌溉着肥沃的田野。
山脚下居住着勤劳的人民。
卧虎里山与伟大苏联友邦接壤，人们登上山峰，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在田野里劳动着的苏联人民，拖拉机在微微蠕动。
1939年03月以后，这里变成了人间“地狱”。
数千日本强盗上了山，挖战壕，修地堡，想“实现”“进攻苏联、长期侵占中国”的计划。
他们在山下四周拉上一人多高的电网，共长一百二十里。
在电网二百米内不准中国人走，如果离电网四十米的地方发现中国人，强盗们就开枪射击。
在这座山上做苦工的，是日本强盗从锦州、辽阳、山东、河北等地抓来的“劳工”。
因为是秘密运来的，所以“劳工”们都不知道“这是中国的什么地方”。
山上到处写着“勤劳报国”、“战时非常任务”、“日满一德一心”等标语。
鬼子们用刺刀和铁棒逼着“劳工”一天干十六个钟头的苦工。
夏天，人们在太阳下晒晕过去，冬天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劳动。
住的是板棚子，冬天冻得睡不着，雨天则满屋是水。
吃的是橡子面粥，饿得发晕。
病了，只有等死。
谁要提到回家的事，夜晚就被拉到河边枪毙。
日寇的政策是“保守军事秘密，不让一个中国苦力逃下山去”。
死在这座山上的中国人民是无法统计的。
据附近居民的估计，至少也有七、八千人。
马运荣是从这里逃出来的“劳工”之一。
他叙述前后经过说：
我是一个庄稼人，家住在富锦县保林村。
1945年06月的一天晚上，从山上下来十多个日本兵，端着“三八”枪，到各家抓“官车”。
我被抓到卧虎里山上。
我们每夜被逼着从城里往山上拉东西。
白天睡一会儿觉，还得把衣服扒光，因为怕我们逃跑。
山上干活的“劳工”，简直被折磨得不像人样子。
我们盼白天，盼黑夜，盼着什么时候才能逃下山去！
08月，苏联红军的飞机来了，把山上的地堡和战壕，都炸毁了。
我们乐得直蹦，心想这可熬到头了。
那想到，08月十一号这天，太阳刚偏西的时候，日本鬼子把我们二百多个“赶车”的都赶到一个大房子里，接着进来一队鬼子兵，端着枪，枪上插着刺刀，门口架着两挺机关枪，不准我们动。
鬼子用铁丝把我们的手绑起，十个一伙二十个一伙地拉了出去。
不一会就听见远处人们喊着：
“小日本鬼呀！
你们丧尽了天良！……”我们这一伙二十二个人被赶出去的时候，我看到树枝上挂着数不清的人头，鲜血滴了满地。
我心跳得厉害，心像炸开了一样。
到了半山坡，鬼子让我们跪下，接着过来三个日本兵，手里提着战刀，要来砍我们的头。
我亲眼看见跪在我旁边的福德村的田永，被鬼子一刀砍下头来。
头滚向一边。
接着，我觉着大刀在我头上举了一下……。
天黑的时候，我睁开了眼，一看身旁尽是死尸。
我脖子里流满了血，前胸脯疼得厉害。
我忍着痛，把捆在手上的铁丝在石头上磕开，手托着下巴，偷偷地爬下了山。
到了家，住了医院，治了两个月还没有治好。
这时，苏联红军打败了日本，进了富锦城。
我到苏联红军医院去治，他们安慰我，让我放心。
治了五十三天，一个钱没花，脖子便治好了。
如今我翻了身，分了地，有马有车，盖了新房。
日子过好了，又当了村长，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我每回摸到脖子后面三指深的刀伤，瞧见胸前被扎的伤疤时，就恨不得捉住日寇咬几口。
现在，美国鬼子又想把日本扶起来，再来杀咱们中国人，我要拚出这个没掉的脑袋，坚决反对它！
（附图片）
马运荣前胸，被日寇刺刀挑的伤疤。
马运荣后脑上被日寇砍的伤疤，治好后还有三个手指深。

参观土地改革的一些体验
清华大学教授徐毓枬
这次随着北京各大学西北区土地改革参观团，到陕西省长安县实地看了一些土地改革工作。
虽然前后只有三十五天，可是在这短短时期以内，收获之丰，是在同一长度学习时期内所从来没有过的。
我重新进了一次大学。
现在把我在此行中最亲切感到的一些体验，简单地写在下面。
（一）
首先，根据个人这次参观中所得经验，我可以肯定地向没有实地看见过土地改革工作的人们报告：
土地改革工作做得很正确，非常好。
过去在都市内有一种流言，说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文告，就条文说，可以说是尽善尽美，毫无可以批评之处，不过法令条文是一件事，实际执行又是一件事，言外之意，是说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对待地主太严。
我对这种流言开始怀疑，是在去年年底接到家乡（无锡县）来信的时候，信中提到乡间土地改革情形，某人定为恶霸，某人被拘禁等等。
当时看了这信非常痛快，因为以往人人侧目的恶霸，现在在人民政府之下，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罚。
可是当时我心中还有一些怀疑：
是否因为我乡是苏南土地改革实验区，干部特别挑选得好，所以没有偏差？
到陕西长安县参观以后，这种怀疑完全打消了。
据我们了解，长安县并不是实验县，只是西北区普通一县。
这次我们随着土地改革工作组下乡，住在长安县五星区十一乡东大村，一共住了二十天。
这二十天以内的土地改革运动之每一个过程，如了解农民情况，整顿与扩大农会，预审恶霸地主，准备与召开说理斗争大会，初步查实地亩与划定成份等工作，我们都参加了。
在这二十天全部过程之中，我们丝毫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一切做得非常光明磊落；
干部对政策掌握得很稳，始终遵循和贯彻着政策，看不出有什么偏差。
干部对待地主，也是依照政策办事，毫无过严之处。
举两个例：
东大村有恶霸地主张志敬、张志明兄弟二人，前者绰号“河西王”后者绰号“穿山甲”，其气焰之盛，手段之狠，从这两个绰号中便可窥见一般。
二人狼狈为奸，实行高利盘剥，一担米放款经二年以后本利变为七担半，一百元借款经一个月后本利变为三百元；
雇佣长工不仅不付工资，还找出借口把长工私刑吊打，向长工们勒索。
二人又曾逼死过人命，私藏有枪枝与其他武器，还曾参预反革命阴谋。
在全区二万人以上的说理斗争大会上，受害群众当面吐苦水时，二人还图狡辩。
诉苦人怒不可遏，几次三番想伸手打他们兄弟二人，可是还竭力压制着自己，手举而未打。
最后有一个受害农民实在忍不住了，伸手打了二人一个耳光。
我觉得这一下打得对，打得好，可是干部立即劝阻。
当在他们家中起出的枪枝与手榴弹物证俱在，继续追询二人前藏之子弹与轻机枪时，二人还抵赖不承认。
这时群众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最高点，要求把二人立即枪毙。
其实即使在当时把二人立即枪毙了，也并不冤枉他们；
可是干部们还是耐心地说服群众，最后群众同意把二人交给人民法庭处理。
试问这种处理方法，可以说是太严吗？
可以说是不公正吗？
可以说是乱打乱杀吗？
第2例，我们曾经访问过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的长安县杜曲区二乡寺坡村一个地主家庭。
这家有两进房子，经过土地改革后，前进仍保留自用，后进给缺屋无屋农民。
他家的浮财没有动，他的瓶罐瓮坛，因为屋内已经放不下，陈列满了一屋檐。
他还分得与贫雇农所得数量相同的一份土地。
他的副业——粉房——和副业所用的生产资料，如房屋、磨子、牲口等，都完全不动。
试想，像这样对待阶级敌人，还有比此更宽大的吗？
事实上，即使在土地改革以后，一个原先地主之生活还是比贫雇农好。
因为二者所分得的土地数量差不多，但是地主以往有浮财，一般还有一些副业，或兼营工商业。
如果在这种宽大待遇之下，地主还不痛悟以往靠剥削为生之不当，努力从新做人，实在太对不起人民了。
（二）
其次，从土地改革中，我认识了祖国前途之无限光明。
这种认识是从两方面得来的：
第1、我们所接触到的干部太可令人敬爱了；
第2，土地改革挖去了封建之根，切断了帝国主义与农村之联系，土地改革完成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旧势力再也不会在中国复辟抬头了。
先说第1点。
这次我们在下乡之前，先在长安县参加了该县土地改革干部总结会议，听过县委们所作六次大报告，每个报告都是立场坚定，内容具体、丰富、生动、细腻，完全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而从来未曾故意提马克思列宁的名字。
如果把这种大报告搬到学校作为大课演讲，一定非常成功。
这使我们体验到，只有从丰富的具体事实抽象出来的理论，才会生动和细腻，不沦为教条。
至于这些报告人之学校文化程度，则只有一人上过高中，其余都只有初中或小学程度。
负责领导长安县五星区十一乡土地改革工作的一位副区书，年仅二十五，已有七年革命经验，其办理事情之老练，思虑之周密，立场之坚定，我们这批在大学中教书的都自愧勿如。
其他如照扶我们生活的两位统战部同志，保护我们安全的四位保安员，其平常言行，都使我们非常佩服。
这些使我们体验到党的教育之伟大。
不仅如此，干部们的才略确是一层比一层高明。
区级干部已使我们钦佩不已，县级干部又高一层，省级干部更高一层，完全合乎依成绩升迁的这个原则。
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更是了不起。
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长安县干部会议结束、工作地区派定以后，各干部整装待发时情形。
每个干部背上背着很少一些行李，围在一处，听本区负责人作最后一次讲话。
其情其景，恰如军队中的一排一连，在接到战斗任务以后，实际作战以前，听排长或连长讲话一样。
讲话完毕以后，每个战士都愉快地大踏步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
我们相信，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在一个县份内，集中着这么多人才，这么多吃苦耐劳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
以这种干部来替国家办事，那会有办不通办不好的事情！
再谈第2点。
土地改革工作真正挖去了反动势力之根。
地主们和帝国主义与封建迷信有密切关系，在这次土地改革参观中看得异常清楚。
地主们很留心时事，可是他们留心时事之动机与心情，却完全从他们本阶级利益出发。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之时，有一个地主说，“美国回来了”。
试想，地主们称美国侵略为“回来”，盼望美国像盼望自己的父母子女，单凭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如何亲切。
一贯道的头目大多是地主或特务，因此这个邪道是彻底反动的，欺骗农民，造谣惑众。
据长安县鸣犊区干部反映，一贯道在乡间散布妖言，说什么“共产党的共字可以拆为廿八，表示共产党只有二十八年天下。
现在，从共产党成立，已超过二十八年了，所以就要完了。”
又说什么“解放军帽徽上写着八一，表示八路军之后，就是一贯道”。
我们还看见过长安县缴获的一些一贯道“文件”，里面确有隐射的反革命词句。
由此可见，如果地主阶级不消灭，反动道门不肃清，反动势力在农村中就留着一枝根。
土地改革正是挖去了反动势力之根。
如果土地改革工作不是单纯的和平分地，则在土地改革过程中，群众自会觉悟到自己之所以贫困，并不是由于生来命苦，而是由于受人剥削，所以不再迷信。
长安有些农民家里已经开始不供灶王爷，改挂毛主席像。
我们所住的东大村附近的崖头村，在土地改革初步发动群众过程之中，就有十四个一贯道分子自首退道。
土地改革完成，村政权改选以后，农民政治觉悟提高了，懂得保卫自己的政权，反动势力决站不住脚。
（三）
最后，我谈一谈参观土地改革对于我个人的影响。
在这三十五天之内，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起了三种变化，第1、初步建立了阶级观点，第2、意识到实践之重要，第3、开始对农民阶级有了感情。
农村中主要只有两个阶级，农民和地主。
二者间界线很清楚，阵营很明显，矛盾很尖锐。
一个农民当选为农会主任或农会委员之后，如果随便打人，走地主路线，在地主家喝酒吃肉，包庇地主转移财物，他一定被农民群众所唾弃。
东大村的靖生富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他本来是贫雇农出身，当了村农会主任以后，便忘了本，继承了以往保甲长作风，不替农民办事，反而随便打人，常常在地主家吃喝。
甚而包庇地主转移财物，还有包庇贩毒嫌疑，他自己变成了村盖子——一村之霸。
工作组到达以后，农民检举他，他还扬言等工作组走了以后，要检举他的人个个西瓜落地。
但是农民觉悟程度提高了，在工作组领导之下，农民开了个村农民大会检讨他，先由群众控诉他，再由他自己当众坦白认错，然后革去他农会主任之职，暂时留会察看。
这便是背叛阶级分子之下场。
工作组干部对待农民和地主，完全是两种态度，两种教育方式。
对待农民是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地启发和说服，即使对待农民中的败类如靖生富之流，还是苦口婆心地教育，使他悔过自新，带罪图功。
对待地主阶级乃是声色俱厉，依法处理，要他向人民低头，决不让他狡辩抵赖。
在这种阶级分野非常明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之处，你不禁会常常检讨自己，常常自问，你愿意站在那一边？
站稳了没有？
一般说来，旧社会内在大学中工作的知识分子大概有两种通病。
第1是忽视实践。
以此行参观土地改革为例，在出发以前，我对此行并不存什么奢望，我以为关于土地改革，只要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刘少奇副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这三个文件就够了，实地看土地改革，只好像是在懂了一条数学定理以后，再做一两个数字实例而已，不会有什么新奇处。
这次实地参观以后，才知道以前看法完全错误。
不在土地改革现场，不会知道土地改革自始至终是一系统非常细腻的群众运动；
不在土地改革现场，不会深刻体会到，为什么“土地改革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刘少奇：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
（同上文）间接知识而缺乏实践，只是不完全的知识。
自今而后，我要矫正以往忽视实践之病。
第2是缺乏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大概由于住在城里太久了，极少和农民接触，所以无从对农民发生亲切之感。
口中虽然亦曾说过农民可爱，其实是一句空话。
这次下乡以后，才真知道农民之可爱。
我和另一位同仁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家有五口人，只有五亩多地，生活非常艰难，要靠副业生产（进南山砍柴，贩炭，运木材），才能维持一家生计。
我们住在他家期间，他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
虽然我们被褥带得不少，可是他怕我们着冷，用他存量不多的稻草，替我们烧睡炕；
他们自己是不特意喝水的，只在饭前饭后，乘烧饭之便，喝一口水或一碗米汤，可是对待我们，却常常问我们要不要喝水，常常为我们特意费柴煮水；
有一次他甚至暂时离开了戏场（看戏在乡下是一件大事，稀有的娱乐机会），回家替我们煮了一壶茶，再回去看戏。
这种盛情，使我们领受了非常自愧。
当我们离开东大村的时候，农民们出来欢送我们，几次劝阻，还是无效，农民们依依惜别，一直把我们送出了崖头村，看我们坐上了大车，车子转动以后，才慢慢回去。
这真使我们感动极了，惭愧极了，我们何功何德，可以领受他们这份热情？
为什么农民对我们如此热情呢？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衣着、用具、语言和外表，和农民还有一个距离。
我曾在闲唠之中，问过我的房东：
“你看我们像个啥样？”，
问了几遍他都笑了不答，后来我说“可像个地主？”
他说“对了。”
虽然如此，农民对我们还是异常热情，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是：
正如我的房东所说，我们的外表虽然像个地主，可是行为和地主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随着工作组下乡的，工作组是为农民服务的，所以农民把我们看作是一家人，像对待远道来的亲戚那样对待我们。
这使我们亲切领会，只有把自己编入农民队伍，真心替农民服务，才会获得农民的热情，才会使自己的生活充裕起来。
而且只要你自己肯把自己编入农民队伍，不论你的衣着外表如何，农民一定把你当作一家人看待。
这点加强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如何做法呢？
俗话说得好，一根稻草压死一只骆驼，一根稻草本身是非常轻微的，可是重量乃是许多稻草累积起来的，如果把稻草一根一根地向骆驼身上堆，最后骆驼总有支持不住的时候。
我希望在伟大的建设祖国运动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一根稻草的作用。

山西老区十五个支部的实验整党
中共山西省委整党办公室
一、支部的原来情况
山西省老区整理党组织的实验是在兴县后发塔、恶虎滩、二十里铺，五台县小豆村、？
阳，平定县黄统岭、大红岭、东峪村，榆社县西山，长子县南韩、慕学、北庄、黎城下寨、靳家街、北坊等十五个支部进行的。
这些支部的特点是历史较长。
其中一个支部是1946年建立的，其余十四个支部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
十五个支部共有党员四百五十八人，其中1938年至1945年入党的二百四十二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五，1946年至1948年入党的一百七十三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只有四十二人是1949年入党的新党员。
土地改革完成，解放战争基本胜利后，农村经济逐渐恢复与发展，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党员成为中农。
加以农村中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不够，因而有一部分党员滋长着严重的政治麻痹，忽视敌人，斗志松懈，消极蜕化等不良倾向。
许多支部忽视对治安和民兵工作的领导，对一贯道的造谣活动和地主的破坏行为“满不在乎”，甚至对抗美援朝这样的大事都漠不关心。
在生产中，部分党员愿单干不愿互助；
只顾自己发家，借口怕误工、怕惹人，而不领导群众生产。
正如西山支部书记李二则检讨说：
“今年割麦子时我在地里割，老婆赶上毛驴往回送，不变工又随便，地里活也没兑下空。”
后发塔党员贺乔说：
“我常想的是，如何把中队长推掉，如何扩大自己的羊群，怎样就能把牛换成骡子，好骑上它到各地逛上几天。”
这种思想的滋长，使党的组织松懈散漫，落后党员增多，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不做工作。
少数支部（五台、平定的四个支部）过去发展党组织中存在着追求数字的形式主义偏向，形成庞大臃肿与混乱的现象。
积极工作的党员，也有许多不善于走群众路线。
二、整党的收获
整党工作从1950年11月中旬开始至12月中旬结束。
整党步骤一般是这样的：
首先是结合秋耕、了解支部情况，通过支部制定整党计划，学习文件，端正党员整党态度；
其次，深入检查工作，具体分析批判，解决党员执行政策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
第3，鉴定党员，进一步解决党员思想问题，提高党员觉悟，处理蜕化分子和犯错误的党员，严密组织、严肃纪律；
最后，改选支部委员，科学分工，建立各种制度，改进支部领导，巩固整党成果。
这次整党实验的主要收获是：
有六个支部经过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教育，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鼓舞了斗争意志，克服了松懈麻痹消极换班思想。
如东峪村党员王迎祥检讨自己躺倒不干的错误思想说：
“如果党员都像我这样，蒋介石不是又要回来！
美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什么翻身果实，连自己性命也保不住。”
许多党员都这样表示：
“不仅要干，而且一定要把一切工作干好！”
经过检查总结工作，党员懂得了生产方向和政策，批判了单纯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命令主义作风，初步学会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党员的政策思想水平和工作积极性，较前提高了一步。
从十一个支部的整党结果看：
整党前积极工作、作风民主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六，整党后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五；
不做工作或推推动动的党员，整党前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整党后减为百分之十点六。
从组织上清洗了违法乱纪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分子和屡教不改的落后分子。
初步严密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纪律性。
三、几点经验教训
一、整党中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党员政治觉悟、鼓舞党员斗争意志、克服松懈麻痹、消极退休思想的重要关键。
只有党员政治觉悟提高以后，生产政策方向、群众路线等问题也才容易解决。
五台、平定两县的支部是联系本地土匪、特务、一贯道和地主的破坏活动来进行抗美援朝教育的。
他们把现在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罪行和日、蒋、阎匪过去对群众的罪行结合起来，来认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大家明白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地主和特务，是时时刻刻在破坏我们的建设的，只有继续和敌人坚决斗争，才能巩固我们的胜利，保卫我们的祖国。
兴县后发塔村支部结合了民兵工作和治安工作的检查，联系抗美援朝的教育，在此基础上，解决了生产政策、生产方向和作风问题。
有一部分支部，忽视了这一关键，一开始就集中精力解决生产政策方向等问题，但是由于消极退休、麻痹思想没有很好的解决，党员的积极性不大。
二、通过检查总结工作，抓住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批判是提高党员政治思想和政策思想、改进工作的有效方法。
整党中，各支部用组织起来和单干对比，以及组织起来和提高技术相结合和组织起来不和提高技术相结合的对比，有力地说明了组织起来提高技术生产方向的正确性，与互助生产的优越性，也说明党员带领群众生产与进行自己生产的一致性，并说明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同时批判了某些党员只顾自己生产不愿领导群众生产的落后思想，以及工作中只开会空喊而不作具体指导的简单作风。
事实证明，用党员自己的经验作例子来教育党员的方法，党员最容易接受。
三、对落后的党员的处理，必须首先进行党的教育。
在组织处理上必须十分严肃慎重。
部分落后党员觉得当党员好，吃得开，“将来革命成功有自己的一份”，因而不愿离开党，但自己又不愿尽党员应尽的义务。
在鉴定党员时，对这些落后分子应首先给以教育，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使他们有转变机会。
在大多数党员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严格地批判他们不工作的错误，依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处理。
这次除个别支部有缺乏教育和处理不够慎重的偏向外，大多数支部基本上贯彻了上述精神。
如西山村党员李志荣接受了大家的批评，他向党提出保证今后要执行党的决议，得到大家的欢迎。
小豆村支部有五个党员在整党后觉得自己不能再作一个党员，向党提出要求批准其退党。
对不愿履行党员义务而又不愿退党者，支部给以党纪教育，如仍不能接受，则劝其退出。
对过去一贯不做工作，这次又拒绝参加整党者，应认为自行退党。
对以上所有出党者，支部都向他们说明今后对他们仍采取热情教育的态度，希望他们好好劳动当个好公民。
这样处理后，党员都表示要作一个好党员，坚决的工作，服从党的组织；
出党者一般表示，愿在党外好好工作、生产。
上述处理办法，都是在支部大会通过，报告县委批准之后生效。
编者按：
山西老区十五个村支部的实验整党中，进行了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意志。
这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但是，在整顿党的组织进行党员的思想教育中，仅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不够的。
十五个村支部农村党员中存在的麻痹松懈、消极蜕化、自私自利等落后思想，正说明党对这些党员缺乏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党员对党的基本知识了解得太差或者根本不了解。
因此，在整党中，假如不认真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那么，一切思想作风问题的解决，就不可能彻底，整风的成果也就不易巩固。

怎样将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到农村妇女中去
马淑芳、平权、苏群
河北唐山专区自去年10月革命节普遍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以来，广大农村妇女踊跃地投入了运动，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
运动开始时，全专区各级妇女干部普遍学习了抗美援朝的有关文件，参加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各分会的领导机构，统一了党内外妇女群众的宣传力量。
随着整个运动的发展——由城镇到农村，由平原到山地，逐渐展开了全面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运动。
历时三个月之久，已获得如何发动农村妇女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的初步经验：
第1，必须时刻研究农村妇女群众的思想动态，组织一定数量的妇女参加宣传工作，针对她们的疑问和顾虑，进行宣传教育。
昌黎、丰南两县有些区，在进行宣传时，都在宣传队伍中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党员、团员、教员和学生；
并针对一些妇女存在的“老娘们不顶事”，不愿参加政治活动的落后思想，事先讨论好宣传内容与方式方法。
这样做的结果，提高了妇女们参加政治活动的热情，克服了开会时男多女少的情况。
丰南县第7区在四千人的群众大会上，竟有三千二百多名妇女参加。
她们登台讲话，游行示威，坚决表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不落在男人之后。
临榆县第8区张庄三十多名妇女，自动组成了妇女宣传队，除着重对妇女进行宣传外，并向男子宣传，保证了本村男女群众政治觉悟的平衡发展。
第2，多组织文艺活动进行宣传。
农村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一般的是文化水平低，对政治问题了解得少，在参加大会听讲时，一遇到不通俗的语句即弄不明白，即或记住一点，也会很快忘掉。
针对这一情况，各地采取了广场剧、秧歌舞、漫画等宣传方法，很受妇女群众的欢迎。
丰润县三区有些村的老大娘，听了好几次讲演，都没有记清，但在区政府看了《美帝暴行》的广场剧，看到剧中一个朝鲜妇女被美军用刺刀扎死，孩子还爬在她胸前吃奶的情节后，却总也忘不了，想起来就愤怒地大骂美军是杀人强盗。
临榆县劳动模范梁淑英，买了几本揭露美帝国主义暴行的小人书，给本村妇女传看。
因为她们看得懂，就发生很大兴趣，很快地引起了妇女们对抗美援朝运动的热烈拥护。
第3，要把妇女从感情上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情绪巩固起来，并继续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这样就必须号召妇女进入冬学和农民业余学校，同时加强宣传员对妇女的经常宣传工作。
据遵化、卢龙、抚宁、乐亭、迁安、滦县、迁西、临榆、玉田九个县的统计，参加冬学的四万零九百八十名妇女，在文化和时事并重的教学原则下，大都学完了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宣传部编印的《动员起来，抗美援朝》的小册子，并开始在学习《打败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补充教材。
随着课程的进展和朝鲜战局的演变，入学妇女的政治觉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好些妇女的民族自卑心理，已在开始消除，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已空前增长。
但目前唐山专区农村妇女抗美援朝运动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主要是各级宣传教育部门还没有对向妇女宣传引起应有的重视，以为向妇女进行宣传只是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事；
甚至有些县、区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干部，也认为对妇女宣传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缺乏认真的和经常的宣传计划。
同时，在宣传中还没有能做到时事宣传工作与发动妇女参加生产、解决妇女切身利益问题结合进行，致使运动发展不平衡、不深入的现象未能得到纠正；
妇女们参加爱国运动的范围还停留在部分积极分子中间，得不到更广泛的开展。

文化生活动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明日播送志愿军回国代表演讲录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04日十八点三十分到二十点播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代表高巢、王有根演讲的录音。
高巢讲：
胜利永远属于中朝人民。
王有根讲：
我们一定能将美国侵略者完全消灭。
王有根是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英雄，他在突破三八线以后，创造了以一个连的兵力歼灭敌人四个连的奇迹。
《经济周报》十二卷十二期出版
《经济周报》第12卷第12期业已出版。
该期主要内容有许涤新的“上海经济的动向”，扬子江的“现阶段的英国经济危机”，江青的“从所谓‘放宽禁运’去认识美帝”，周密的“合作社配售制度的意义和作用”及“天津金融业与工商业的新关系”等文章。
《世界知识》二十三卷十二期出版
国际问题周刊《世界知识》第23卷第12期已于03月31日出版。
本期以“粉碎美帝国主义间谍的罪恶活动！”
为题发表社评，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所布置的间谍网，是他从中国内部来破坏中国的一个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因此，社评号召每一个中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并且担当起肃清反革命特务匪徒的严重的政治任务。
这样就一定能击溃美帝国主义的毒计。
这一期重要文章有陈翰伯的“论目前朝鲜战局”；
明魁的“四国外长助理会议”；
毛夋的“美帝加紧扶植下的日本海军”；
英，Ｃ·亚伦作，致平译的“日益高涨的中东革命运动”；
殷宇的“两个西班牙”以及柏园的“从图片看人民民主国家”等。
河南省邮局组织报纸发行网
河南省邮局积极组织报纸发行网，通过邮局与乡村小学合办的文化站，通讯网，以及合作社、青年团组织投递报纸，使报纸顺利地深入农村。

朝鲜战场速写（铅笔画）（三）
中朝部队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形象之一
（1）中国指挥员 （2）中国战斗员
伍必端作

光辉的纪录
——志愿军归国代表王有根的英雄事迹
刘鸣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其无比的英勇与智慧，执行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方针，屡创敌我伤亡数十比一的战例，予美英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人力、装备以巨大损失。
新近应邀归国的志愿军代表战斗英雄王有根的事迹，是最明显的例证。
他在一次歼灭战中创造了敌我伤亡三十八与一之比的光辉纪录。
王有根是志愿军某营副营长，善于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出色指挥员。
在给敌人第3次打击的新年攻势中，他亲自带领一个连，直插敌人纵深三十里的心脏中，一鼓歼灭李伪军六百余人，相等于四个连的兵力。
战斗中并缴获了榴弹炮十二门，无后座力炮九门，汽车四十一辆，重机枪三挺，高射机枪三挺，自动步枪、卡宾枪四百余支。
英雄王有根因指挥勇敢、机智，立一大功，该连也记特等功一次。
当除夕中朝人民大军突破敌“三八”线防线后，首当其冲的李伪军望风溃逃。
王有根奉命带着一连从草鞋洞插到华岳里相机歼灭敌人。
当时西边山头上还有残敌盘踞。
王有根与他的战士们挺进到离草鞋洞二里的红旗岭，遇上了几个零星敌人。
前锋部队扑上去抓了三个俘虏。
接着他们在红旗里发现敌人一个警戒排，又抓了八个俘虏。
据俘虏说，附近有李伪军三一、三六两个联队的一千多人，准备在早晨撤逃。
王有根在红旗岭上望到下面有好几十堆敌人在烤火的火光，可以看出敌人是很麻痹的。
这时是01月02日晨一点半，王有根经过判断情况后，果敢地下令放下一切非战斗用具，坚决追歼敌人！
部队追到华岳里也没有见到敌人的影子，但还能隐约地听见汽车的马达声。
王有根用手电筒照了一下，见到大道上的车轮印子都朝南去了。
他立即下令：
“继续前进，直到追上汽车为止。”
勇士们跑步猛追了一里多路，飞奔到上南淙以北，才把敌人的尾巴抓住了。
王有根命令用小炮向前排击。
敌人在后尾的汽车慌张地碰撞着翻到沟里。
勇士们放过汽车又追了一里多路。
殿后的敌人慌忙停下来，刚架好三挺重机枪，还没有来得及装上子弹，端着自动步枪、轻机枪跑步冲锋的志愿军勇士们已杀奔到跟前，打死了敌人的射手，夺下了三挺重机枪，消灭了这一股敌人。
王有根一看没有榴弹炮，汽车也不多，就继续命令：
“追上榴弹炮！”
勇士们又追下一里多路。
这时是四点半，勇士们在三小时内从红旗里到上南淙的敌人纵深阵地内长驱直入二十里。
在上南淙，王有根的勇士们不仅追上了敌人的榴弹炮连，李伪军三一、三六两个联队的各一个营也都被抓住了。
神兵天降的志愿军勇士们声势汹涌地趁着一阵火力直插入敌群，抢占了有利阵地。
敌人再也想不到在纵深三十里的后方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很多敌人还没有来得及跨下汽车就被打死。
不知所措的残敌在战士们的火力威胁下纷纷缴枪投降。
这次战斗中俘敌三百七十六名，超过了毙伤敌人数字的百分之五十。
以少数兵力、很小的代价，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情形，对于美、英侵略军来说也是一样。
02月12日，英雄王有根在横城地区作战中仅以两个步兵连即全歼美军一个榴弹炮营。
勇于孤胆作战的王有根的战士们把这种战斗称做“在敌人胸膛中开花”！
02月12日晚十时，王有根的勇士们在横城以北约十五里的草塘沟附近，一把抓住正在狼狈南窜的美军第2师榴弹炮营的十八门榴弹炮与一百多辆汽车。
在黑夜里，在弹坑遍地的公路上，美国摩托化部队的行动速率并不比王有根的勇士们的两条腿快多少。
果然，敌人汽车群中有一辆被追击的炮弹打中起火了，最前面的汽车也被横在公路上的另一辆被打毁的汽车挡住了。
正当敌人乱哄哄地跳下车来准备转身抵抗时，王有根早已指挥三连从右翼山根边迂回到敌人侧后，占领了公路边的一块小高地；
跟踵而上的一连就在正面展开火力逐车搜索前进，形成钳形合击，把敌人压制在公路的狭长地带上。
这时，三连战士机智地用手榴弹把公路桥边的一辆汽车打得燃烧起来，火光熊熊地使敌人完全暴露在他们眼前。
拥挤地爬在河沿上顽抗的美国兵被勇士们一阵炽烈的火力杀伤二百多人。
敌人用两辆坦克开下公路助战。
我们的战士们巧妙地隐伏着瞄准射击敌人的步兵；
并用少部分火力吸引坦克盲目地发射。
最后敌人坦克手打光了弹药刚爬出炮塔想逃命，立即被战士们打死。
四小时的激战中王有根的勇士们击毙美军三百多人，友邻部队配合俘敌散兵一百余人，坦克、榴弹炮、汽车全部缴获。
前线上这种以小的伤亡大量歼灭敌人的范例愈来愈多，它是中朝人民军队正确执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的结果。
这一作战方针将使已经在战争中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与装备的美国侵略军失去更多的赌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侵略者就只能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新华社）

坚守文衡山
——汉江南岸战斗纪实之六
高巢
一、雪坡上的支部会议
海拔四九六公尺的文衡山，是在汉江南岸广州郡东南群山中的一座高峰。
它是从龙仁通往汉城公路西侧的主要屏障，与西边从水原到汉城公路两侧的白云山、帽落山、修理山遥相呼应。
敌人纠合了约一个团的兵力，向这座山猛犯。
02月07日我志愿军某部第2连，经过十多天的连续苦战之后，又光荣地接受了坚守文衡山前沿阵地的任务。
寒风吹向山顶，勇士们在熟练而迅速地建筑工事。
九点钟的时候，支部书记在雪坡上召开了党的支部委员扩大会议。
指导员刘甚友同志向大家说：
“咱们接连着跟鬼子打了十几天，个个都是好样的。
这次咱们一定要保证完成坚守的任务，保护主力的安全出击，大量歼灭敌人。”
青年团员马家顺首先向党表示说：
“我们都看见了朝鲜老百姓所受的苦；
我记住了这笔血债。
我向大家挑战，坚决在这次任务中替朝鲜老百姓报仇，争取立功入党。”
紧接着，大家都纷纷下了决心，当场宣誓，要坚决守住阵地。
二、三天两夜的战斗
天刚黎明，敌人十几辆坦克和十余门重炮，从山脚下猛烈地向二排阵地轰来。
勇士们忍着饥饿，瞪大因没有睡觉而充血的红眼睛，监视着敌人。
待敌人接近，步枪手榴弹就一齐开火。
二排排副郗传贵，四枪四中，接着投出了两个手榴弹，又炸死三个。
这天敌人又继续进行了第2、第3次进攻，兵力由一个排增加到一个连，也没有冲上来。
第2天下午，指导员和副连长爬上了高峰，在石头后面了望，看见从山根下的公路上，远远开来二十多辆满载着敌军的汽车，另外还有十几辆坦克。
指导员说：
“敌人增加了兵力，明天又有一场激烈的战斗。”
“来吧！
你再添几个营，老子也不怕；
子弹完了有手榴弹，手榴弹完了还有刺刀和石头；
怕了你，就不算中国人民志愿军。”
副连长刘品海接着说。
夜里敌人一个侦察班偷偷地摸上山来，哨兵同志发觉了，打了两个手榴弹，炸倒了头前的三个，其余的都慌慌张张地退回去了。
指导员走进了各个工事，亲热地问道：
“冷吗？
同志！
只要我们守住明天，我们的主力就会插到敌人后面了。
大家要坚持到最后，这是考验我们每一个同志的时候。”
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指导员，眉毛上挂满了冰霜，但这个像钢铁一样的人仍然在这寒冷的冬夜里忙碌地到处走动。
早上五点多钟，敌人开始用增援的火力向三排阵地猛攻。
七点多钟，天已经大亮了，这时清清楚楚地看见敌人已经占领了下面的小山包，距离三排阵地只有一百米远了。
指导员夺过一个同志的步枪来，打了十多发子弹，四个敌人便送了性命。
他看到敌人还在往上冲，就喊：
“一！
二！”
大家喊了一声“杀！”
都端着刺刀，跳出工事，冲了下去。
共产党员曹仲银，第1个冲到敌人面前，吓得发抖的一个美国兵，没有来得及还手就被刺死了。
匪徒们看见我军这样勇猛，扭转屁股就滚下山去了。
半点钟后，敌人又往上冲。
三排排长田家友受了重伤，指导员要他下去，他喊着说：
“我是轻伤呀！
我不能下去。”
他躺在地上，依然指挥着射击。
同志们在他的鼓舞下，更加精神百倍地打退了敌人的冲锋。
三、特等射手
山脚下有一个手持红旗、像是军官的家伙，在指手划脚强迫着鬼子们往上冲。
指导员端起枪，定好标尺，探身起来，只一枪，拿红旗的家伙便倒栽葱似地倒下去了。
敌人的队伍大乱起来。
几分钟后，又一个军官似的家伙走来，依然拿起红旗，在强迫鬼子们冲锋。
指导员笑了笑，问他身边一个战士说：
“留着他呢？
还是送他回老家去？”
“送他回去吧！
留着这种野兽干么？”
“砰”！
一声枪响，那第2次拿红旗的家伙又作了指导员的枪下鬼。
这是指导员刘甚友同志在文衡山上射击命中的第27个敌人了。
“好呀！
同志们！
向指导员学习，争取做特等射手，作功臣班呀！”
马家顺高喊起来。
四、炸不断的铁筋！
匪徒们用重机枪封锁了正面，全部由侧面向上攻。
重炮像机枪似的向工事里打，情势愈来愈紧张了，指导员在三排的阵地上高声喊道：
“同志们！
你们看过被炸毁了的洋灰桥吗？
我们就好比是那洋灰桥上的铁筋，总不会断的呀！
我们现在虽然只还有八个人，却打退了敌人四个连的好几次冲锋。
你们说光荣不光荣？”
“光荣！”
其余七个人高声喊起来。
马家顺挥舞着拿着手榴弹的双手，嘶哑地用力喊着：
“对呀！
我们是炸不断的铁筋呀！
光荣！
光荣！
光荣呀！……”一阵手榴弹和步枪，在烟幕重重中，敌人又被打回去了。
匪徒们遭到了几次痛击之后，无法可施了，它们休息在公路上。
半个钟头过去后，它们又纠合了增援来的兵力继续向上扑。
又经过八、九次反复冲杀之后，阵地上仅剩下满身尘土的三个同志了。
受了伤的刘广德，仍然不下火线。
指导员以坚决而又带着安慰的口吻说：
“下去！
我命令你，我给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放心吧！
有我和马家顺在，阵地一定丢不了。”
“任务还没有完成。
我决不下去。”
刘广德觉得受了委屈似地反抗说。
马家顺推着受伤的刘广德往山后走去。
随着，阵地上一阵炮弹飞来，人民英雄、优秀的指挥员刘甚友被震昏在工事里；
手中的步枪被炮弹的破片炸飞了。
五、青年团员马家顺
大约一分钟以后，在距离工事五十多米远躺着的指导员清醒过来了。
他向跪在身旁扶着他的同志问道：
“你是谁？”
“我是马家顺！”
但是被炮弹连耳朵也震聋了的指导员，什么也听不见，他只觉得颈项与胳膊疼痛得厉害。
马家顺满身冒着汗，急促地喘着气，几天的饥饿与疲劳使他感到眼睛一阵一阵地发黑。
他看到指导员听不见他说话，心里很着急，他一只手扶着指导员，另一只手在雪里写道：
“马家顺在，阵地在！”
写完，他回头望了望阵地，又摇着指导员，大声地喊着：
“指导员！
指导员！
你放心吧！
我走了，我牺牲之后，只希望能批准我当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他迅速地掏出指导员仅剩下的两个手榴弹，拾起一支步枪，大踏步地走向火海般的阵地。
二十分钟后，三排的阵地上，还响着一阵阵的步枪声，当最后一个手榴弹打响时，我们的青年团员马家顺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牺牲在阵地上。
下午两点多钟，敌人才蹑手蹑足地爬上前沿阵地。
我文衡山的主阵地仍屹然未动。
在这次战役过后，师党委决定追认马家顺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

我全国妇联成立二周年
波波娃来电祝贺
【新华社讯】
04月03日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二周年纪念日。
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波波娃特来电祝贺。
电文如下：
亲爱的蔡畅夫人：
兹值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二周年纪念日，谨向您和英勇的中国姊妹们致热烈的祝贺和敬礼。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代表着中国妇女的真正利益，它号召和动员千百万妇女群众去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与文化。
在国际民主妇联的旗帜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为巩固与扩大国际妇女的团结，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以及争取儿童的美满的未来而积极斗争着。
祝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在您们将来的工作中获得新的成功。
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尼娜·波波娃

日本国会通过今年预算案
大部开支为美国备战政策服务
【新华社02日讯】
东京消息：
在吉田自由党集团的操纵下，日本国会众院与参院已于02月27日及03月28日分别通过吉田政府的1951年度一般会计预算案。
这一在美国银行家道奇指导下编制的预算案，岁出与岁入的总额均为六千五百七十四亿二千万日元（三百六10日元合一美元）。
在岁出项下，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性的开支，这说明这一预算案完全是为美国备战政策服务的。
在预算案中纯粹军事费用占岁出总额的百分之十八以上，其中包括供美国在日本建筑军事基地及维持驻日占领军之用的所谓“终战处理费”（即“占领费”）一千零二十七亿日元，“警察后备队”经费一百六十亿日元，“海上保安厅”经费五十五亿余日元。
在一千一百零四亿日元的“公共事业费”与一千一百亿日元的“地方财政平衡补助费”中，也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性的土木建筑。
此外，“外汇特别会计”五百亿日元与“紧要物资输入基金”二十五亿日元，主要地是为了应付输入战略物资的需要。
在岁入方面，绝大部分来自横征暴敛的捐税。
租税及印花税的收入竟占岁入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七以上，即四千四百四十五亿余日元。
另一大宗收入则为由“专卖”剥削所得的“专卖利润”，计一千一百三十亿八千万余日元。

欧洲人民支持和平公约宣言
德、匈、保等国人民全力展开征集签名
法国各地群众集会要求停止武装西德
【新华社02日讯】
德、匈、保、法、奥、挪威六国人民热烈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
德国大柏林市和平委员会于03月31日举行全体会议，决议敦促柏林各企业、学校和住宅区的和平战士举行群众大会，讨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宣言及欧洲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
马格德堡的青年正把和平公约宣言和斯大林对真理报记者谈话的小册子系在汽球和风筝上送往西德，帮助西德人民认识这两项历史性的文件。
匈牙利科学工作者于03月29日举行会议，号召全国科学家一致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并积极参加和平运动。
保加利亚各人民团体纷纷响应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季米特洛夫人民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于01日发表了告青年和平战士书，号召全国青年一致在和平公约宣言上签名。
保加利亚正教会圣议会也举行了讨论和平公约宣言的特别会议，发表了致全国教士的公开信，号召教士与教徒一致在和平公约宣言上签名，并积极参加各地方和平委员会的活动。
法国各城镇正纷纷举行要求和平的群众大会。
在埃尔柏夫，和平之友社、和平委员会、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地方支部与人权联盟，最近联合举行大会，要求召开五大国会议缔结和平公约，并要求停止武装西德。
奥地利青年正全力为和平公约宣言征集签名，他们确定初期目标为十万人。
挪威哈达兰恩工会联合会和首都奥斯陆利列堡工厂的工人热烈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并敦促召开挪威全国和平大会，以进一步展开保卫和平的运动。
【新华社01日讯】
塔斯社罗马讯：
03月30日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在此间举行会议。
会议已决议开展和平公约宣言的签名运动。
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南尼在会上发言，建议通过一项决议，号召展开全国性的签名运动，以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柏林会议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宣言。
到会的各省和平理事会代表及积极参加和平斗争的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们一致予以通过。
决议称：
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号召各地和平理事会、所有与全国理事会合作的民主人士、民主团体以及所有曾签名禁止原子武器的人，开始对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问题进行最广泛的全国性的讨论，必须使每一个城镇、乡村、工厂、机关、大学和家庭里的人都知道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宣言。
每一个知道不能等待和平而必须争取和平的人都必须迅速地参加这个叫人民讲话叫大炮沉默的神圣斗争。
在要求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名、便意味着每一个正直的意大利公民承担了为挽救他的祖国、他的家庭和他的家乡而斗争的义务。

比利时共产党举行第10次代表大会
通过保卫民族独立纲领、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
瑞典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决为争取和平而斗争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比利时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于03月23日至2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
出席的有比利时城乡各地党组织的代表。
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贺电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
比利时共产党总书记拉尔曼向大会作长篇报告。
拉尔曼指出：
美帝国主义不但在朝鲜进行直接的侵略行动，而且还企图在欧洲燃起战火。
正是为了这些目的，他们才拼凑起北大西洋公约来。
拉尔曼接着说明和平阵营的力量比帝国主义阵营强大和苏联在维护和平斗争中的伟大作用。
拉尔曼向大会重申：
如果美国进攻苏联，那么比利时工人阶级就要站在苏联一边进行斗争。
拉尔曼指出：
比利时劳动人民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争取和平、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而斗争。
大会依据拉尔曼的报告，讨论了当前形势并通过保卫比利时民族独立的具体纲领。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比利时退出侵略性的北大西洋联盟；
并指出：
比利时人民面临着维护和平及保证劳动者幸福的事业中的紧迫任务。
大会一致认为必须与一切民主国家，首先是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
与会者坚信共产主义的思想必将在比利时获得胜利。
大会选出了包括五十六人的新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拉尔曼当选连任为总书记。
【新华社31日讯】
塔斯社海牙29日讯：
共产党的声望在比利时不断增长。
自01月份以来，加入共产党的新党员已有三千余人。
与战前的1940年比较，党员已增为四倍有余。
【本报讯】
据新华社讯：
塔斯社消息：
瑞典共产党第15次代表大会于03月23日至26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出席大会的有代表共产党的一千二百个组织的三百三十位代表。
大会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世界各国兄弟党的贺电，其中包括苏联、中国、法国等共产党的贺电。
大会听取并热烈讨论了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拉吉尔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哈格堡题为“为和平与提高生活水平而斗争”的报告，以及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德鲁特题为“到群众中去的道路就是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报告。
大会通过了党在争取和平、争取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政治路线的决议。
大会并通过决议，对党章作了若干修改。
大会通过告瑞典人民书，唤起人民注意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及大西洋集团各国的扩充军备运动的严重性，号召瑞典人民积极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用他们的签名来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建议。
大会一致选举哈格堡为党的主席，并选出由三十位委员与十五位补候委员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缅甸华侨团体及学校联合写信慰问志愿军
【新华社02日讯】
仰光消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竖榜埠筹委会、缅甸竖榜埠民主同盟支部及该埠华侨社团市摊公会、青年勤奋社、育德校友会和育德学生自治会以及育德学校的教职员，于03月20日联合写信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信中说：
你们的光荣胜利使我们感到祖国新生力量的伟大。
远离祖国的我们，热烈拥护与支持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并誓为你们的后盾。

美帝国主义加紧武装西德
克虏伯兵工厂恢复军火生产
【新华社31日讯】
美国帝国主义在其加紧武装西德的步骤中，已公开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供给德国侵略者以杀人武器的克虏伯兵工厂复工生产军火。
据合众社法兰克福22日电承认：
在杜塞尔多夫的鲁尔局，已批准埃森克虏伯工厂建筑新的翻砂厂和炼铁厂。
这些工厂最近即将制造出各种高级钢。
此外，克虏伯公司并已向波恩“政府”申请贷款，重建其在萨尔斯吉特已被拆卸的钢铁工厂。
克虏伯机车厂已获得一千万马克的贷款来购买原料生产定货。
利用鲁尔军火工业，是美国在欧洲备战计划中重要的内容之一。
为了要使西德当局不顾人民的激烈反对而全力从事军火生产，美国驻德高级专员麦克洛埃曾于本月20日，把一项建议交与波恩政府，要求彻底管制西德工业、资源、进出口，把民用生产限制到最严格的程度，而把大部西德工业从事军火生产，否则西德就将得不到马歇尔计划的美元。
在这种威吓之下，西德傀儡政府的副总理布吕契已慌忙提出保证，西德“将尽最大力量善为运用其经济资源，以为西方防务出力”。
布吕契并表示西德正计划采取使西德经济进一步转入战时体制的步骤。

苏联减低物价后贸易量大增
今年国家社会保险预算达二百余亿卢布
【新华社02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01日讯：
苏联自03月01日第4次减低物价以后，一个月来全国各地的贸易量已大大增加。
来自苏联各地的通讯指出，人民对上等的纺织品、钢琴、首饰、机器脚踏车和汽车的需求量大增。
不仅在各大城市而且在边远的地区也是如此。
例如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州的农民，最近总共购置了约五千架无线电收音机、三千架缝纫机、一千五百架留声机、四千辆脚踏车、九百辆机器脚踏车和汽车。
过去农民主要只是购买印花布和假缎，现在他们却要购买各式各样的绸缎、绉纱和羊毛绒布了。
白俄罗斯乡村中的贸易量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在03月上半月，爱沙尼亚的集体农民比02月上半月多买了价值一百万卢布的货物，乡村中的贸易量增加了一倍。
立陶宛各商店现在每天要比02月份多售出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腊肠、糖果、糕饼及其他食品。
各地的贸易网已经大为扩充。
例如白俄罗斯的乡村中今年新开了三百个商店，阿尔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和西伯利亚其他地区的城市与乡村中，也新开了许多百货商店和专业商店。
爱沙尼亚各城市与乡村中今年将开设三百余个商店。
【新华社01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1951年国家社会保险预算已获批准，预算总额达二百一十一亿卢布，较去年增加了三十亿卢布。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国家社会保险金管理局副局长吉克登科在03月30日的劳动报上撰文称：
战后几年间苏联国家社会保险预算约已增加了一倍。
这是因为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民收入上升的缘故。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劳动人民无例外地享受社会保险金。
国家担负了医疗、休假、年老保险，以及工人丧失工作能力时的津贴，同时由于政府和工会采取预防及其他措施，已使劳动人民的疾病和丧失工作能力的情形有规律地逐年减少，而休息及医疗条件则不断地改善着。
去年约有二百五十万人在全苏工会主办的疗养院和保健机关内度过假日。
今年已拨出十二亿七千万卢布作为疗养院和休息所的经费，较去年增加了一亿五千八百万卢布。
在发展休息所和疗养院的建筑物方面已拨出二亿三千五百五十万卢布。
在发展文化、教育和体育机关以及旅行中心方面已拨出二亿六千四百五十万卢布。
在组织特别营养的食物方面已拨出四千二百万卢布，较去年增加了六百万卢布。
关于妇女和儿童的福利事业，今年的妇女产假津贴增加了一亿二千四百万卢布，总数达十四亿九千五百万卢布。
今年将有二百六十五万儿童在少年先锋营度过暑假，全苏工会正为十万名八、九年级的学生组织疗养院式的少年先锋营，供他们在暑期使用。

苏联拉脱维亚等五共和国
完成战后五年计划
【本报讯】
据新华社莫斯科讯：
苏联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摩尔达维亚和卡累利阿——芬兰五个加盟共和国，已胜利完成了战后五年计划。
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工业生产，已在三年零九个月内完成了战后五年计划。
1949年工业产量已超过战前水平一倍以上，1950年又超过1949年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三，平均每月的生产量为战前的三倍。
五年中工业产量增加了六倍。
仅1950年的工业增产量，就相当于1945年共和国全部企业的总产量。
1949年拉脱维亚的农业已全部集体化，1950年拖拉机马力比1945年增加了七倍，拖拉机工作量增加了十四倍。
爱沙尼亚共和国1950年工业总产量约为战前的三倍，为1945年的四倍，其中棉织品增加三十倍。
爱沙尼亚已有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参加了集体农场。
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的耕地占全部耕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五。
战后五年间拖拉机的工作量增加了二十倍。
立陶宛共和国1949年工业总产量已超过战前水平百分之六十七，1950年又超过1949年水平的百分之二十六。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1945年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九，1950年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一点八。
职工人数比战前增加了一倍多。
立陶宛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参加了集体农场，1949年集体农场的收成平均比个体农民多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1950年的工业产量比1940年增加了一倍。
在战后五年计划期间共建立了六百多座新企业，职工人数比战前增加了一倍半。
摩尔达维亚原有的六百五十七个集体农场已合并为三百零一个大集体农场，最近四年间共建立了二百二十九个农村电力站。
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1949年的工业总产量已超过1940年的水平，1950年又超过1949年水平的百分之十八。
仅在最近两年中，木材工业的电锯数目就增加了三倍半，电力站增加三倍，摧树拖拉机增加约六倍，火车头增加三倍。

长年劳动不得温饱
日本农民生活困苦
【新华社02日讯】
据塔斯社东京讯：
日本农民已因苛捐杂税、缺乏土地和农村剥削者的压迫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据农林省调查，在总共六百十七万六千四百二十二个农民家庭中，有二百五十二万二千三百五十五户所耕种的土地每户不超过半町步（按一町步约合百分之九十九公顷）；
有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三百九十六户耕种从半町步到二町步的土地。
因此，绝大多数的农民家庭只有很少的土地。
由于捐税苛重，日本农民是越来越贫穷了。
读卖新闻载称：
在山形县高松村调查所得的数字说明：
农民们的收入以百分之四十四用于缴纳苛捐杂税，百分之三十四用于肥料、修理和购买农具及其他生产费用，只有百分之二十二余下来作为他们的生活费。
大多数的农民家庭都是长年劳动而得不偿失。
不仅贫农如此，连中农也是一样。
国家税务局曾在前桥近郊木濑村调查一般农民的家庭，发现每户每年赔累一万六千二百七15日元。
群马县县政府的统计数字表明，被调查的二千二百七十一个农民家庭，平均每户负债一万八千一百六15日元。
据各报报道，常有农民出售他们的食用牛和乳牛，以缴纳赋税和弥补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并因而沦为雇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