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
关于华北区1951年几项主要工作任务的指示
根据目前形势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全国任务的指示及华北地区的基本情况，华北区各级人民政府，在1951年内应努力完成下列几项主要工作任务，以为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一步奠定基础。
第1、继续深入抗美援朝和反美爱国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和破坏世界和平的阴谋，加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工作，彻底扫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有步骤地消灭美帝国主义侵华的一切文化据点，提高广大人民热爱祖国、仇视美帝国主义的觉悟程度。
这是当前的也是长期的中心政治任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充分重视这一运动的领导，使这一运动深入到小城镇及广大乡村中去；
特别要注意作出具体计划，使这一运动贯彻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使每处每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教育，以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第2、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华北工农业生产。
（1）在工业生产方面：
应保证和监督国营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事业计划的完成；
同时调整和充实省营现有厂矿，发挥现有机器效能，使其适应国营工业生产的需要，并有重点地恢复和发展小型的民用机器制造业和农具、杀虫药械、肥料等制造厂以及加工工厂，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专署和县政府经营的地方工业亦应加以整顿，逐步发展，使之完全适应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
对私营工业和手工业，应从改善经营管理、组织联营、加工订货以及适当解决其原料和技术困难等方面，积极加以扶持和指导，使其有利可图，并向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发展。
此外，应注意保护矿山，禁止乱开采，对现有土窑（小矿）经营应加改进，逐渐采取合并小窑实行联营方式，使其经营趋向合理化。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城市的领导，明确在城市建设中为工业生产和为工人群众服务的观点。
加强工厂管理工作，克服因管理不善而产生的浪费大、成本高、质量低的现象，做好工业调查，克服盲目性。
这就必须贯彻依靠工人阶级和团结技术人员的方针。
建立和健全工厂管理委员会，实现民主管理。
不合理的工资，应有步骤地加以适当调整。
改善生产安全设备和卫生设备，实施劳动保险，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渐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
在本年以内务须彻底肃清一切残余的或变相的封建把头制度。
在一切公、私厂矿中开展反美爱国生产竞赛运动和合理化建议运动，启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劳动组织，提高生产技术；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培养劳动模范，推动生产，以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有条件地经上级批准后实行定额管理，纠正工务、财务无计划而产生的一切浪费现象。
提倡国货，积累资金。
加强经济保卫工作。
工厂管理人员，应进一步熟悉与学会生产知识和技术。
全区应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2）在农业生产方面：
争取今年农业丰产。
在现有基础上增产一成，将全区农业生产完全恢复到战前水平。
全区种棉二千二百五十万亩，争取每亩平均产皮棉三十斤。
并增植烟、麻等经济作物。
为达到上述要求，必须特别注意：
（一）贯彻互助组和农业技术、副业生产、供销合作社相结合的方针。
奖励和优待互助组。
在老区有基础的地方，充实互助组内容，发挥集体力量，精耕细作，开发水利，改良现有农具和购买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技术，以提高生产力。
对于群众所创造的互助组中的若干先进办法，如积累公积金（义仓）及公共财产等，领导上应注意实验和总结，并按农民接受程度及各种条件谨慎地适当地推广。
互助组基础薄弱的地区，则要有计划地去发展和改进。
（二）各级人民政府应将防灾、救灾工作经常重视起来，继续启发“人定胜天”的思想，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积极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防旱防涝、浸种拌种、捕虫挖卵、除杂草、防畜瘟等项运动，总结和传布群众固有的防治各种灾害的经验。
提倡使用新药械，做到减少以至消灭病虫害。
（三）积极兴修水利，进行水土保持工作，改进农田水利管理。
（四）开展农村信贷事业，提倡储蓄，奖励生产投资，扶助农民解决牲畜、农具、肥料等困难。
（五）正确执行依率计征、民主评定、固定负担的农业税收政策，利用农闲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评产订量，争取今后二年内完全做到固定负担。
（六）贯彻奖励生产政策。
及时奖励各种发明、创造和劳动模范；
适时召开劳动模范会和生产展览会，充分发挥劳动模范作用，推广其经验，带动群众生产。
（七）奖励种植工业原料作物，坚持棉粮、烟粮和麻粮的合理比价，认真解决产棉区煤、粮、饲草、肥料等缺乏的困难，尽一切可能保证特产区的农民利益。
（八）农村工作干部应逐步学会农业生产技术，团结有技术经验的农民及农业技术人员；
发展农村文教工作。
（九）特别注意解决贫苦的烈士、军人、工作人员家属及各省偏僻山区和老根据地的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
为保障上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各级人民政府应开展城、乡卫生工作，进一步团结中西医，切实预防疫病，并注意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工作。
第3、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开展贸易工作和合作社工作。
发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贸易工作，以刺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搞好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
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商业工作。
在国营商业领导下，大力发展合作社商业，正确指导私人商业，组织一切群众商业力量，通过合同制、联营等方法，使合作社、私营和独立小生产者的经济与国营商业密切结合起来；
同时国营商业要继续改善经营方法，正确掌握价格政策，注意全国物价和地区物价、市价和牌价、货币投放和回笼的正确配合，掌握各种商品间的比价和地区差额，以便坚持和巩固物价稳定。
扩大土产经营，实行土产加工并保证规格；
组织内地推销，偏远地方酌设一揽子土产公司，同时充分利用集市、庙会等，大力开辟国内市场，供给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
货品推销必须注意季节及时和群众适用，并保证商业利润上解任务的完成。
鼓励私商经营土产；
恢复与建立商业网，调整运输，发展河运，修整道路，组织群众运输，并增进运输的计划性。
对于合作社，必须贯彻为社员服务和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的方针，整顿和发展各地合作社，树立社内民主生活和专责制度。
在业务方面，应继续加强供销业务，在农村大力推销农、副产品，供给社员生产、生活资料；
在城市加强社员消费供给。
结束一切脱离下级社的零售部，代之以为下级社服务的批发部、加工工厂或合作货栈。
有重点地推广定额、定价、定时的配售制。
积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开展农村信用贷款。
有条件地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城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广泛发展预购、订购、赊购等合同业务，增强业务计划性，使合作经济在整个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加强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必须建立与健全省（市）、专区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县成立财政经济办公室，逐级负责计划和检查所辖地区内的财政经济工作，并积极重视财政经济资料的调查研究工作。
第4、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各省（市）应加强对所属政法各部门的统一领导，取得密切配合。
首先是加强治安、司法工作，加强人民防奸工作，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肃清特务，坚决彻底地消灭少数地区的残余土匪，肃清一贯道，严厉制裁反动不法地主。
重视地方武装与民兵建设，保卫各种经济生产。
为此，必须继续克服部分干部存在的麻痹轻敌观念，彻底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思想偏向，正确地贯彻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切实执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必须使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严厉的镇压，而应该宽大的给以宽大；
必须配合抗美援朝与反美爱国运动的开展，充分发动广大群众的防奸运动，领导群众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才能更有效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保障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人民，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健全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继续纠正有些地方对此重视不够和会议的形式主义偏向。
今后凡属制度规定须召开而必需召开的会议，应适时召开。
凡属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范围，必须遵守规定办事，使人民民主生活更加充实和扩大。
各省（市）人民政府应系统地总结城市政权建设工作经验，加强城市建政工作的领导，并在各种集会上报纸刊物上对刘少奇副主席02月28日在北京市第3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加以宣传和讨论。
各地对区、村人民代表会议，应有重点地吸收经验，以求推广；
并逐步整顿村政权工作，使之适应当前任务的需要。
第5、培养和训练干部。
这是准备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一项严重任务。
各省（市）人民政府的人事工作，必须迅速建立，统一管理干部。
有计划有步骤地轮训区、村干部，提高干部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办事能力，继续改进干部作风。
并注意各种专门干部的培养。
加强在职干部的理论、文化学习的督促检查，争取今后一、两年内消灭区以上干部中的文盲。
同时注意其他各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发展工农群众教育；
办好各级学校并注意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健康状况求得适当地调剂，务使学校教育更加适应国家长期建设的需要。
部长刘澜涛
1951年03月22日

北京召开市、区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
讨论镇压反革命罪犯问题
受害群众愤怒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各界人民一致要求迅速处决特务首恶
【京市新闻处讯】
北京市人民政府24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五千五百多人的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讨论惩治反革命罪犯问题。
到会的有北京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代表，各大工厂、学校、机关及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代表。
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北京市公安局罗瑞卿兼局长所作的《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报告。
市公安局并将已逮捕的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押到会场，列举出他们的罪状，由遭受他们迫害的市民及家属当场进行控诉。
到会各界代表一致要求人民政府严厉惩办这些罪犯，坚决拥护政府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
彭真市长讲话
彭真市长首先讲话。
他说明今天的会是北京市规模最大的一次代表会议。
这个会议是要讨论惩治一批反革命罪犯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他指出当前的中国人民有三个主要的斗争任务，第1是反对帝国主义，深入展开抗美援朝运动。
他说：
“如果抗美援朝这项工作做得不好，那么，我们的一切经济文化建设等工作都难顺利进行。
我们在今年05月01日将举行全国人民抗美援朝游行示威，要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个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自我教育，都参加这个运动。”
彭真市长指出中国人民的第2个斗争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
去年冬季全国有一亿二千万农业人口分得了土地，今冬明春，全国土地改革就可以基本上完成。
他说：
“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
消灭封建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就有了顺利条件，民主化、工业化就有了基础。”
第3个斗争任务，他强调指出，就是镇压反革命活动。
他说：
“谁都晓得，不打走美帝国主义，不打倒蒋介石匪帮，不会有今天的胜利。
但是，还应该明白，不镇压反革命活动，不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就不能巩固今天已得到的胜利。”
彭真市长指出：
要巩固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镇压反革命。
他严重地警告：
“假如我们因为胜利而骄傲轻敌、麻木不仁，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做得不好，就不能巩固革命胜利，不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能保障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他说：
“坚决镇压反革命问题，就是我们对待敌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认真保护胜利果实，是不是认真保护人民自己利益的问题。
这是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最后他说明北京市的人民和各方面干部，特别是公安部门、军事部门过去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做了许多工作，有很大成绩，但是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
他指出：
主要缺点是宽大无边和镇压不及时。
因此他说：
“现在我们必须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
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首都的革命秩序，保卫首都人民的安全，保卫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首长的安全。”
罗瑞卿兼局长报告
继由罗瑞卿兼局长报告最近清理出来的一批反革命案件（报告全文另发），并详细列举长期进行反革命的首恶分子、解放后仍然怙恶不悛继续作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匪首、恶霸及反动道会门特务道首的反革命罪状，请到会代表讨论。
他说明，人民政府对待反革命分子，从来就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现在也还是这样，就是坚决镇压那些应该镇压的，宽大那些应该宽大的。
最后，他对于顾虑群众检举告密会冤枉好人、牵连无辜的问题作了明晰的解释。
当罗兼局长报告反革命罪犯屠杀人民、残害人民的血腥罪行时，全场爆发了此起彼落的愤怒呼声和要求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口号。
五千多到会代表的声音，震撼了整个会场，接连打断了罗兼局长的报告。
他们高呼：
“坚决镇压反革命！
拥护惩治反革命条例！
协助政府肃清反革命！
枪毙重要特务！
枪毙匪首惯匪！
枪毙恶霸！
枪毙反动道会门头子！”
受迫害者控诉
会议接受曾经遭受迫害的市民及家属当场控诉反革命罪犯的要求，并将这批反革命罪犯依次押到会场，当场被控诉的有蒋介石匪帮军统特务王凤巢，中统特务、北郊恶霸“北霸天”路焕仲、路焕山，西郊恶霸史玉龄，中统特务马振源、冷少颖、陈子丹，南郊恶霸“南霸天”、“阎王爷”王廷枢，军统特务赵振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副主委、军统特务张民治，混入丰台机车厂进行破坏的中统特务田丰，汉奸、特务李铁宝，中统特务、恶霸杨金芳，一贯道头子、东郊恶霸唐绍谦。
曾经被这些反革命罪犯摧残迫害，出来控诉的，计有工人李永禄、王文秀、王发、孙鸿全、王玉忠、温永久，农民王占龙、范忠、尚林氏、高德强，师大教授徐英超和过去在校的大、中学生邱锡恩、刘鹏志、孟宪功、贺建章、邓霄等十七人。
他们在控诉时，咬牙切齿，声泪俱下。
他们历数这些特务匪徒的血腥罪状，一致要求人民政府立即枪毙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为死难及遭受迫害的同胞报仇。
会场上不断发出“枪毙重要特务！
枪毙匪首惯匪！
枪毙恶霸！
枪毙反动道会门头子！
为人民报仇！
为革命烈士报仇！”
的怒吼。
各界代表发言
要求控诉的接连不断，但因为时间已晚，不能不中止控诉。
最后由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曼筠、天主教中华若瑟修女会修女卫秀蓂、工商界代表张献庭、清华大学教授周培源发言。
张曼筠说：
“刚才我听到被害的同志们控诉特务和恶霸的罪行，心里感到无限的愤恨。
我们要巩固人民政权，要人民过幸福日子，那我们就要拥护惩治反革命条例严厉镇压美蒋特务匪徒。
希望大家提高警觉，使特务钻不进我们队伍来！”
天主教修女卫秀蓂说：
“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是每一个人民的利益，也为人民出了气。
毛主席真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好领袖。”
张献庭说：
“我代表工商界要求政府严厉惩治这些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关的关。
我们相信反革命分子逐步肃清后，我们工商业就更能稳步发展。”
周培源说：
“我们清华全体师生保证，要用行动来支持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政策。
我们一定随时提高警惕，严密注意反革命的活动，每个人把镇压反革命的工作都担当起来！”
王斐然处长讲话
代表发言之后，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兼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王斐然讲话。
他说：
“所有这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从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解到军法处后，我们就加紧工作，进行审理。
现在审理的结果，都是证据确凿，铁案如山。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处理？
因为事情很大，想再和大家商量，所以提到大会上来讨论。
今天，全体代表一致要求严厉镇压，国人皆曰可杀，军法处丝毫不犹豫，也不敢犹豫。
今天回去以后，漏夜工作，办好一切法律手续，明天就把他们枪决。”
他说：
希望代表们在会议后，帮助和督促军法处，把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做得更好。
这时，到会代表一致热烈鼓掌，一片欢声。
彭真市长讲话
最后彭真市长讲话。
他说：
今天大家在这里开了四、五个钟头的会，大概有点累了。
但是，最后我还有几句话，和大家商量。
刚才罗局长报告的和大家控诉的，有这样一批坏人：
有用机关枪杀死一千多人的特务头子，有放火烧毁一千多户民房、杀死四百多革命人民的特务黑枪手，有解放以后行抢多次和准备暴动的特务头子。
代表们，同志们，对于重要特务、匪首、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全体代表不约而同地高喊：
“枪毙！”
）
大家的意见很对，应该枪毙（热烈鼓掌）。
对他们还应不应该宽大？
（全体代表又不约而同地说：
“不应该！”
）
是的，不应宽大，不能宽大了！
如果对这些人再宽大，那就是人民政府的错误，甚至是罪恶了。
有人问：
枪毙这些特务头子、恶霸、匪首、惯匪、反动会道门头子，算不算残忍？
（全体代表：
“不是残忍！”
）
是的，不是残忍！
乃是最大的仁慈。
有人觉得一个反革命分子杀一千多人民，不算残忍？
不算可恨？！
一个特务黑枪手烧毁一千多间民房打死四百多干部和群众不算残忍？！
不算可恨？
在广西特务匪徒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四千多也不算残忍？！
不算可恨？！
现在我们要枪毙这些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特务头子、恶霸、匪首、惯匪、反动会道门头子，来为人民除害，为人民报仇雪恨，来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安全，他们反倒认为是残忍，要我们“仁慈”些，就是再宽大得无边些！
代表们！
同志们！
到底是他们对？
还是我们对？
（全体代表高呼：
“我们对！”
高呼口号：
“拥护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
“拥护彭市长！”
“毛主席万岁！”
）
代表们，同志们，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们一定按照你们的意见办。
（全体代表一齐高呼：
“拥护市人民政府！”
“人民政府万岁！”
）
同志们，我们是大家选举出来的，是大家委派的。
我们是大家的勤务员，我们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勤务员。
你们大家要办的事，我们一定办；
你们不赞成办的事，我们一定不办。
（全体代表一齐高呼：
“感谢英明的领导！”
“毛主席万岁！”
）
我们镇压反革命，拿什么作标准呢？
上次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我曾经和大家讲过、商议过，我们是以各个反革命分子的犯罪的事实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为标准。
根据这样的原则，该杀的，即判处死刑；
不该杀的，一个也不杀。
可以杀、可以不杀的，我们也不杀。
但是，该杀的，必须杀的，我们一个也不纵容，通通依法治罪。
该监禁的，监禁；
该管制的，管制；
不这样，就没有我们人民的安全，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
人民政府的眼睛是最亮的，因为人民的眼睛是最亮的。
我们量刑是放在天秤上的，罪重的重办；
罪轻的轻办；
当然，诚心悔过，或戴罪立功，因而应该受到宽大的，还是要宽大。
以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曾犯过错误：
应该镇压的，没有镇压；
镇压了的，也不及时。
现在要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纠正这些错误。
王斐然处长刚才讲过，公安局和军法处对于这次案件，已经审慎地、详细地、反复地研究过多少次。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也研究过几次。
一切法律手续已经准备好，等着和大家商量后就办，现在大家既然都一致主张镇压，明天法庭就宣判、执行。
（全体代表热烈欢呼，大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请大家回去告诉曾受特务匪徒残害的苦主们，我们一定给他们报仇雪恨。
（全体代表纷纷高喊：
“拥护人民政府！”
“毛主席万岁！”
）
代表们，同志们，这个时期我们曾从各方面听到各界同胞的批评，说政府“宽大无边”，“对特务这样宽大简直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
说“政府睡着了，不给人民作主”。
请你们回去之后告诉他们，他们的批评是对的，我们通通接受。
我们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我们决不允许有任何反革命分子在此活动。
我们市人民政府愿意和各界同胞，和各位代表们，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肃清反革命残余，以巩固首都的革命秩序。

彻底肃清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北京市公安局罗瑞卿兼局长在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市长、副市长、各界人民代表同志们：
关于镇压反革命和处置反革命罪犯问题，北京市第3届第1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曾经切实地讨论过，并且作出了专门的决议，最近，在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又专门讨论了一次，今天再一次请大家开会，来商量，来讨论。
为什么我们翻来覆去地讨论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小事情，而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既严肃又谨慎的态度，必须与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充分的讨论与商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使镇压反革命这样一件重大的工作，成为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的共同行动。
我们的首都北京，已经解放两年多了，北京还有没有反革命呢？
还有。
反革命活动怎么样呢？
反革命分子仍然很猖獗，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政权，仍然常常受到反革命分子的骚扰和破坏。
这种情况，我们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二百万人民，实在不能够、也不应该再容忍了。
最近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一个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武器。
对反革命分子怎样宽大、怎样镇压，中央人民政府给我们规定得更明确了，我们要拿这个武器来打击反革命分子，拿这个条例作为我们惩治反革命罪犯量刑的标准。
过去我们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上，是有成绩的，但是也有缺点，有错误，对有些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和解放后仍然坚决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处理得太轻，把不应该宽大的宽大了，有重罪的判轻了，应当处死刑的没有坚决处死，就是说我们的错误是“片面宽大”和“宽大无边”，这不但为人民群众所不满，妨害了人民群众对反革命进行斗争的积极性，在客观上，对反革命分子是一种纵容和鼓励，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如果我们再不纠正“片面宽大”或“宽大无边”的错误，人民群众就再不能原谅我们了。
他们说：
“解放了，我们还没有真正翻身。”
的确，过去那些压在人民头上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潜伏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彻底清除，如果任凭这些反革命分子继续猖獗，逍遥法外，人民的安全如何能够保障呢？
从我们最近清理出来的一些反革命案件来看，就有许多坚决与人民为敌、与人民政府为敌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没有处理。
有些是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首恶分子，他们都有长期残害人民的罪恶历史。
例如军统特务李肃侯，曾经在山东沂水县用机关枪射杀过群众一千多人。
朱士林在保定逮捕过二百多个革命工作人员和进步群众，并亲手勒死了十五个。
中统特务冷少颖是1946年在北京中山公园殴打陈瑾昆教授和其他爱国人士，严刑拷打爱国学生六十多人的凶手。
军统特务、伪民政局兵役科长李效愚在1947年02月到1948年06月，为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抓兵一万多人。
这些家伙们，算不算首恶分子呢？
我想是算的，假如他们不算首恶，那么打着灯笼火把也找不到了，而且这些反革命分子如果都不算作首恶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有些是解放后仍然怙恶不悛、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专门从事于破坏、抢劫与暗杀。
例如军统特务王凤巢是一个有名的黑枪手，曾经在河间杀害过四百余人，烧毁过民房一千五百多间，解放以后潜伏本市，继续作恶，曾经结伙行抢十一次；
中统特务刘英男，解放后连续行抢，并在行抢时用烧红的铁条烙伤事主；
军统特务王玉恒，是去年国庆节准备在天津罗斯福路和北京东车站放火的主谋人；
中统特务董化昌是“平津路潜伏破坏总队”天津第1大队直属分组长，一连三次破坏机车。
像这些人在解放后仍然进行反革命的活动，难道不算是怙恶不悛吗？
有些是阴谋组织武装暴动的匪首。
例如军统特务陈公黻，在解放后组织“华北游击纵队司令部”，搜罗汉奸、惯匪、散兵，组织反动武装，准备在太行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企图以武装颠覆人民政权。
有些是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的道首。
例如九宫道反动道首李泰成，纠合道徒五千余人，阴谋在去年02月02日、03月03日举行暴动；
九宫道坛主金汉魁专门制造反对政府、侮辱政府、鼓吹三次大战为美帝国主义张目的谣言，由他亲手制造写成的反革命的谣言，被搜出来的就有七大本、九十多种；
一贯道坛主王殿荣是中统特务，又是汉奸、伪保甲长，曾经在敌伪统治时期抓捕青年百余人，交给了敌人。
有些是恶霸。
例如南草园恶霸王廷枢，外号“南霸天”、“阎王爷”，曾经当过日本宪兵队特务，抓捕爱国学生四十余人，霸占夏同和的土地，逼死人命，毒打当地居民；
恶霸阎文辉是西郊三大流氓之一，是国民党员，加入过八方道、一贯道，充当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保甲长和兵役分队长，曾经给日寇抓去民夫八十余人，给蒋匪抓兵三次，强奸过九个妇女。
像这样反革命的恶霸分子，我们还能容忍他们吗？
有些是一贯持枪行抢的惯匪。
例如惯匪蔡继贤，解放后聚众行抢四次，勒死事主两人；
惯匪杨星寿行抢四次，勒死事主一人，扎死事主一人；
有的惯匪一连行抢十七次，有的惯匪一连行抢三十二次。
有许多反革命分子经过宽大以后，还继续进行破坏。
例如“华北游击纵队司令部”匪犯之一的秦鹏，在保释在外的劳动期间又参加了军统特务组织进行罪恶活动；
中统特务张友民在东北被俘，释放来北京后，又与军统特务韩放取得联系，密写情报供给蒋匪。
有些反革命分子在监狱中、在劳动改造中还在进行破坏；
有的在监狱内串通在押的特务匪徒组织什么“蒙难同志会”，发展军统特务组织；
有的阴谋夺枪暴动；
有的在拘禁期间，不但不悔改，而且梦想什么在将来美蒋重来时，要“用机关枪点名”的手段来对待现正在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进行工作的我们的工作人员。
有的日记本上不是写着怎样悔过，怎样向人民低头，而是写着一定要与我们“周旋到底”；
有的在劳动改造中破坏生产工具、机器。
管制的分子中也有一些利用我们片面宽大，进行假登记，隐藏枪支、电台，坚持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同时，这些反革命分子有的已经混入了我们的工厂、学校，进行破坏。
例如有两个当过“少将”的特务做了我们的司机和厨子；
美国帝国主义间谍朱良云混入贸易部当了记录员窃取我们的国家机密；
军统特务、中美合作所少将组长谢厥成混入了师范大学进行破坏活动；
企图进行武装暴乱的“冀察热边区挺进纵队”司令杨守德，也假充进步，混到我们民主党派里来了。
反革命分子，已经打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混进我们的工厂、学校、机关，有些已经被发现，有的还没有被发现。
他们钻到我们的肚子里来，他们的企图是可耻的，但是也是毒辣的、阴险的。
同志们，你们大概已经感到我已经讲得很多了，但我只是说了许多罪犯中的一部分事例呢。
像这样坚决与人民为敌、与人民政府为敌的反革命分子，都是人民极为痛恨的特务、匪徒反革命分子，而且其中有很多人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后还继续作恶，还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兼有几种罪恶的身份，当过汉奸、当过特务、当过土匪、当过伪保甲长，同时又都是一些恶霸、地主、兵痞、流氓等败类，他们踩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造下了无数的罪恶，杀害了无数的人民，霸占了土地房屋，抓兵抓夫，强奸妇女，诈骗钱财，造谣惑众，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因此，北京市的人民不断向政府控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他们说：
“如果再宽大，我们就活不了了”，埋怨政府“为什么不给我们作主”，“为什么总是宽大”，并且提醒政府说：
“要是再宽大，反革命分子就要造反了”。
我们认为人民的意见是正确的。
我们如果再宽大，反革命就真造反了，我们是不能够再忍受了。
（⑴⑶）
各位代表同志们！
难道我们不应该马上接受广大人民的意见并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事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给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坚决反革命分子，以最严厉的惩治吗？
我们应该坚决地毫不容情地惩治那些反革命罪犯。
大家的意见是对的，应该坚决镇压，如果不镇压他们，我们就要吃更大的苦。
同志们！
如果要巩固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要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要使北京的建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要使广大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我们就必须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口号）。
而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首恶分子，则是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必要步骤（鼓掌）。
同时对于那些经过宽大仍然作恶的反革命分子也要严厉惩治他们，绝不能再宽大了（口号、鼓掌），因为再宽大下去只会助长反革命的气焰，只会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付出更多的流血和牺牲的代价。
我们能不能这样办呢？
我们不能不这样办。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为了自求解放，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已经流了无数的鲜血，这个胜利，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女的英勇斗争换得来的。
解放以后，当着人民和人民政府对隐藏的敌人还缺乏斗争经验、警惕不高、对反革命分子镇压不够坚决的时候，我们的人民又付出了不少血的代价，难道我们现在血流得还不够吗？
难道还应当容忍反革命分子来杀害人民危害国家吗？
难道我们对那些狼子野心的反革命分子还要宽大吗？
不！
不能这样！
我们不能宽大了，相反地我们应该坚决地打倒反革命！
彻底地肃清他！
（掌声、口号）那末，我们现在对待反革命的政策，是不是只讲镇压，不讲宽大了呢？
不是的。
据说有些人曾经有此看法，其实这是一个不应该有的误解。
我们的政策从来就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现在也还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这乃是我们的基本政策。
对于那些虽然有过严重罪行，而现在确已真诚悔改并为人民立功的分子，对于那些曾经被迫参加反革命活动的胁从分子或者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联系的分子，过去是宽大处理，现在还是宽大处理，在这方面，今天和过去仍然一样，并无改变。
譬如说：
我们就要释放一百多人，过去已经解除了一大批被管制的分子，今后对于那些诚心悔改并向人民低头认罪的一般反动分子，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以宽大处理。
依照毛主席的指示：
向他们做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
但是我们只能够也只应该宽大这些人，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解放后怙恶不悛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对于那些经过宽大后又再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罪恶严重的惯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对于这些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不可救药的反革命分子，是不能宽大的，是应该予以严厉镇压的。
因为宽大了他们，我们国家就要受害，人民就要遭殃。
但过去却错误地宽大处理了，客观上等于纵容他们为恶，纵容他们残害人民，危害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必须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的镇压，必须迅速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
还有一个问题：
镇压会不会引起恐慌？
过去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时候，彭真同志的报告已经回答过了。
北京的实际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回答是完全对的。
不久以前处决了五十八个反革命罪犯以后，群众的反映就是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
人民不仅没有恐慌，而且一致地称赞政府做得好，他们说：
“政府为人民除暴，大快人心。”
“事情办得好，就是办迟了。”
“这些人早就该杀。”
“枪毙的五十八个，都是罪大恶极的。”
他们并问：
“还有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还不处决？”
有没有人恐慌呢？
我们说有。
什么人恐慌呢？
特务匪徒是恐慌的。
在坚决镇压的威力下面，他们“面如土色，混身发抖”。
我们是“满面红光，欢呼万岁”。
他们“面色如土，混身发抖”好不好呢？
我说是好事，他们应该发抖，他们要是满面红光，欢呼万岁就坏了。
有些过去死不悔改的特务匪徒，把隐藏的枪支、子弹、电台缴出来了，这就是“面如土色，混身发抖”的好处！
有些过去抱定主意要和人民周旋到底的，现在表示要老老实实立功赎罪了。
不仅迫使一些反革命分子悔过自新，减少了他们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而且由于自动缴出武器、电台等，获得从轻处置的宽大待遇。
如果没有镇压，这些人还是继续搞电台，发电报，从事反人民的活动。
他们这样搞下去，将来就不可能获得从轻处置的宽大待遇，也许会杀头。
所以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首恶分子，这是一件好事，首先对于人民是好事，对于这些恐慌得回了头的一般反动分子，也是好事。
难道不是吗？
还有一些因为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而发生恐慌的，是一些反动党团的一般党、团员和胁从分子，他们是胁从分子，但他们过去还是不低头，不认罪，还躲躲闪闪，表面装没事，这一回，他们恐慌的结果，是急忙到政府来登记，保证“与反革命一刀两断”，这样就减少了他们被反革命所利用的机会，挽救了一批本可挽救的胁从分子。
这岂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有人恐怕群众密告会冤枉好人，牵连无辜，这种关心是应该的、善意的、有理由的、正当的，但又是不必要的。
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态度是严肃的，谨慎的，绝不冤枉好人。
人民的密告，我们是很重视的，但是，决不会根据一两封告密信去捉人，去杀人，我们主要是依靠调查研究，依靠证据来办事的，人民的密告仅是一方面。
同时，我们还会防止反革命分子伤害好人，因此，我们对于告密的信件都是慎重地加以调查研究与审查，绝不会草率处理。
当然，我们各级公安工作人员必须以十分负责的态度、严肃谨慎的态度来这样做，绝不准许粗心大意。
同时我们也要求各界人民监督我们的工作，随时提出意见。
这样做，我相信就不会发生大的偏差。
总之，我们是决不牵连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走一个反革命分子。
我们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目的是在于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并为保卫经济建设，为我国今后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所以必须坚决镇压一切应该镇压的反革命分子。
有的已经宽大，又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决不再宽大了，这样做才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首都二百二十万人民的利益，因此我请求到会的代表全力协助我们完成这个重大的任务。
我相信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二百二十万人民，共同行动起来，一定能够彻底肃清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叫那些反革命在我们面前恐慌吧！
叫那些反革命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们的祖先，在很古的时候已经发明了指南针。
这是周代和汉代古书上所谓“司南”的模型。
在一个刻有二十四方位的铜盘上，放一个用天然磁石琢成的勺子。
它能在盘上旋转，而静止于顺极向。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通知

中央贸易部与全国合作总社公布今年棉花预购协议
全国合作总社亦公布今年预购棉花暂行办法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与全国合作总社，为了在棉花播种前广泛开展棉花预购工作，使棉农在产品销路和价格上预先有可靠的保证，从而扩大植棉面积，保证完成1951年大量增产棉花的任务，特于03月20日签订《1951年度预购棉花协议书》；
同时全国合作总社并制定了《1951年预购棉花暂行办法》，公布施行。
两个文件的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
1951年度预购棉花协议书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甲方）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乙方）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03月07日计农字第686号指示，为稳定棉农植棉情绪，保证国家棉花增产计划的实现。
并促进合作社采购推销业务逐渐走向计划性，以使工业与农业，国家计划与社员要求，国营经济与合作经济密切结合，特订立本协议书。
其条款如左：
第1条：
甲方委托乙方办理一切有关棉花预购事宜。
第2条：
预购对象以合作社社员为主，并得同时向非社员预购。
第3条：
预购时间以在棉花播种期前为原则，但在播种以后收获以前棉农有要求的情况下，亦需进行预购。
第4条：
预购地点在产棉区，且为有合作社基层社组织之地区。
第5条：
预购棉花在良种管理区以籽棉为主，其他地区皮棉籽棉兼收。
各地可斟酌加工等实际情况，由双方协商规定，其质量均以八分之七中级美种棉为标准。
第6条：
合作社进行预购，在条件较好之地区，在新花上市前根据地区棉产情况争取作到半数以上的棉花订立合同，其具体数字，由大行政区、省或县社和当地国营贸易部门协定之。
第7条：
预购价格：
1、国家规定之棉粮比价为农民实得之预购价格，新花上市后由甲方根据比价规定牌价，按牌价听涨不听落进行收购；
并根据八分之七中级美种棉之标准确保优级优价，低级低价。
2、在市价低于牌价时按甲方规定牌价收购。
3、在市价高于牌价时，由合作社征求花纱布公司意见收购，若公司不能按高于牌价之价格收购时，为保证棉农利益，得允其向市场出售，但预购已付粮食部分仍应按收购时之棉粮牌价折棉结算归还甲方。
第8条：
预购棉花，在新花上市甲方进行收购时，甲方除根据乙方“订货单”所列之粮食煤盐肥料四种实物保证按时供应外，同时得偿付一部货币，如在棉农自愿情况下，并可按照听涨不听落原则进行一部或大部赊欠。
第9条：
具体办法：
1、乙方基层社进行预购时，在甲方供应之粮食、煤、盐、肥料四种主要实物及其供应百分比范围内，由棉农根据其生活生产所必需提出“订货单”（格式另定）甲方根据“订货单”所列物品于收棉时保证按时供给但供给物品价格不得高于市价，其供给社员物资并应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规定之二、三、四、五、六优待办法给予合作社社员以优待。
但非社员不得享受优待。
为便于甲方进行供给物品的调配。
乙方县合作社应在预购开始后，每半月一次（月半、月终）填具“报告单”（格式另定）分别报告当地花纱布公司及省专合作社。
2、乙方以县合作社为清算单位，在省社统一领导下，定期向就近花纱布公司进行结算。
3、合作社负责筹设加工设备，并应在不影响国家工业需要原则下，组织预购籽棉之加工工作。
至于良种管理区之良种棉则由农业部棉产改进处负责籽棉加工。
4、预购棉花手续费用、加工费用、保管费用、运费、伤耗、交接货手续和衣分率、升级、降级之规定与处理，参照以往花纱布公司与合作社及农业部门之一般合同内容，由甲乙两方另行协商后，统一规定执行。
5、预购业务在07月底以前告一段落；
12月底结清账目。
第10条：
为便利预购业务之进行，在棉花播种前或青黄不接之际若甲方有余力，棉农确有困难时，特别是在植棉的重灾区及主要产棉区，应由甲方预付棉农一部粮食，其预付比例不得超过预购棉花总值的百分之二十。
预付之粮食不计利息并作为预购棉花“定金”，届至收棉期，按当时当地棉粮牌价由棉农折棉偿还。
甲方预付之实物应由乙方负责保证收回，归还。
第11条：
各大行政区贸易部与合作总社（或省商业厅与省总社）应根据本协议原则（如变更原则须经批准）签订具体合同逐级布置执行，并切实负组织、督促、检查、总结之责。
第12条：
本协议有效期限自1951年03月20日起至1951年12月31日止。
第13条：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由各下级提出意见，经甲乙双方同意后修正或补充之。
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
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主任薄一波
1951年03月20日
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1951年预购棉花暂行办法
甲、总则
第1条：
本办法根据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与全国合作总社预购棉花协议原则制订之。
第2条：
各级合作社预购棉花皆采用合同制并在棉农自愿原则下进行。
第3条：
合作社应在当地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下并与有关部门密切结合，协同办理，进行预购。
乙、手续和办法
第4条：
合作社接受国家委托进行预购，由中央签订总协议书，自上而下统一布置，逐级签订合同执行。
大行政区社及省社，负有组织、督促、检查及总结之责，专区社及县社负有组织与领导棉花运输、分级、检验、过秤、加工、保管、交货、结算、和供给物品的分发之责。
基层社负责与棉农订立合同并具体办理收付手续。
第5条：
预购棉花合同内容应包括：
棉粮比价、植棉亩数、预购数量、棉花质量、交棉时间、偿付实物的名称、数量、规格及时间（分期），签订日期及有效期限、保证人姓名，双方应尽义务等主要条款并须缮写清楚，正式签盖印章（成划押）以昭郑重。
第6条：
棉农所提需用供给物品的“订货单”应包括：
需用物品的名称、数量、规格及时间等主要内容由基层社加以统计后，连同“报告单”报告县社，由县社加以综合分别报告就近花纱布公司和省专社，“订货单”和“报告单”均应根据合同规定填制并具有合同效力。
合作社分发供给品应掌握“先交棉，后付货”的原则以免拖欠或呆账。
第7条：
合作社办理预付实物应设独立会计科目以便核算，预付实物前，对棉农植棉情况及实际需要应详加审查以防“落空”。
第8条：
合作社办理预付棉农实物；
收购棉花，分发供给物品等业务，均应掌握凭证，依据收条，进行结算。
第9条：
合作社预购棉花应设独立账户以便结算，县社为结算单位应与基层社及就近公司分别算账。
第10条：
为积极配合棉花增产，合作社必须加强基本建设，设置加工厂，增添加工设备，作到随收、随轧、随扎、随交以保证国家原棉供应。
第11条：
合作社接受委托进行预购应得之手续费定额及其分配办法另行规定之。
丙、制度和纪律
第12条：
合作社进行预购棉花应重视并树立报告制度：
一、预购开始后，基层社应将“报告单”“订货单”每旬向县社报告一次。
县社每半月（月半、月终）综合向专社省社报告一次，省社按月综合分别报告大行政区社及全国总社。
二、特殊问题及时向上级社请示。
典型材料随时向上级社报告并直接报全国合作总社一份。
三、预购工作结束后大行政区社及省社应作出总结并报告全国合作总社。
第13条：
合作社进行预购棉花应树立督促检查制度：
一、上级社得随时派员检查下级社。
二、省社应检查县社及基层社并按月向上级社作检查报告。
三、县社及基层社须对签订合同的棉农经常进行检查注意其植棉情况，协助防治病虫害，改进技术，以加强生产领导保证合同的履行。
第14条：
预购棉花的纪律规定如下：
一、必须严格遵守预购合同信用未经对方同意及上级社批准不得随意撕毁合同。
二、按照国家规定棉粮比价进行预购，保证棉农实际所得不得降低比价。
三、代理国家预付棉农实物或分发供给品，保证及时发放，不得挪用、增减、损坏、或以劣货顶替。
四、收购群众棉花，不得压秤、压级、压衣分。
交给国家棉花不得积压挪用，使杂、使潮、掺假作伪。
第15条：
凡认真执行以上规定者予以励奖，反之予以惩罚，其具体办法由大行政区社拟定并报全国总社备查。
丁、附则
第16条：
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经下级社提出意见由全国总社补充或修正之。
03月20日

保定工商界提出七点保证
响应湖南工商界纳税挑战
保定市工商界响应湖南省工商界的纳税挑战。
保定市正在举行工商界第3届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得知湖南全省工商业者向全国工商界提出纳税挑战的消息后，一致决定应战，并保证今后在纳税上决不落在关内其他各省市的工商界之后。
他们提出了以下的应战条件：
（一）学习新税法，进一步提高对人民政府税收政策、法令的认识。
（二）凡有建立帐簿能力的工商业户，百分之百地建立帐簿。
（三）保证做到百分之四十的工商业户按帐计征。
（四）进一步认真执行统一发货票制度。
（五）保证做到在每月月初的三天内缴清上月税款。
（六）健全街道工商小组，做到组内的工商业户不偷不漏，按期缴税。
（七）大力协助政府，检举偷漏分子，以平衡负担。

各地合作社开展内销业务
东北农村产品找到销路
东北各地合作社加强东北区内省、县之间的联系，通过订合同方式组织物资交流，扩大农村产品的内销后，已使大批农村产品找到销路，给农民扩大再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仅据辽东、辽西、松江、吉林等省合作社，及旅大、沈阳、鞍山、本溪等市社统计，共签订联营合同三十份，购买合同五份，交换产品总值达二千六百九十七亿元（东北币下同）。
各省内县与县之间订了合同，如辽西省仅第4季度就签订了联营合同二十九份，收购合同五十份，产品总值达二千三百余亿元，其中土产、特产、副产品占百分之五十九点二。
合作社通过合同在开展内销业务中虽已获得初步成绩，但在签订与执行合同过程中还存在若干问题。
有的是因双方意见不同而根本不能签订合同，有的是签订合同后不能执行。
如四省五市间所签订的三十五份合同中，就有十份没完成，十三份作废。
综合其原因，除了铁路运输困难等以外，主要是某些合作社不从大处着眼，斤斤计较利润所致。
如沈阳市合作总社拟与黑龙江合作总社签订猪肉联营合同，因利润关系没有实现。
去年11月东北合作总社业务会议上，粮食公司提出的总值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七亿九千万元的草袋、席、茓等定货单，也因“宁肯跑了，不要少了”的思想所支配，而不能成交。
这种斤斤计较利润的思想，严重的阻碍了推销工作，直到现在，吉林、辽西、辽东等省还积压了很多的草袋找不到销路。
其次是各级合作社，多数不能有系统地掌握农、副、土、特产品需要推销的数字和产量、价格、历史情况等，以致造成订定合同的盲目性。
如旅大市社订购松江省合作社的三百吨吉豆，由于松江省社无货供应旅大市社而将合同作废。
又如松江省社与辽东省社订购了花生、苹果各两个车皮，均因订购价格超出哈尔滨市价而请求对方将合同作废。
根据以上情况，东北合作总社在02月中旬召开的各省社贸易科长会议进行了讨论，根据过去经验提出：
在订合同时必须充分掌握当地具体情况，缜密考虑，以免合同落空；
合同条文要具体，要有一定的罚则；
订合同后应具体了解情况，随时督促检查。

唐山汽车总站将建立制度改进工作编辑同志：
读了贵报02月21日《读者来信》栏任杰同志对《唐山汽车总站秩序乱》的建议和批评，我们除虚心接受外，并利用职工学习时间开会检讨。
现在把我们的检讨及今后改进办法奉上，请予刊登。
（一）关于售票处未标明所售系那一路票的问题。
以前我们曾经用纸写明贴在墙上，因日久失落，没有及时再行标明，致使旅客东奔西问。
今后我们拟用磁漆在各售票口的玻璃上写明所售车票的路线和站名，避免旅客东奔西跑，影响候车室秩序。
（二）本站售票员多是新任用人员，业务不熟习。
我们领导上没有负责加以帮助与教育，以致售票员事先准备工作不够，售票时很缓，并经常发生对旅客态度不好现象。
对此，我们诚恳接受批评，并在今后工作中改进。
（三）关于车上没有标志，影响旅客上车事。
这主要是春节前后旅客骤增，各线路都增加车辆，而车上的标志就不够用了。
其根本原因是我们事先没有准备，没有计划，使旅客不知所从，秩序紊乱。
我们认为这是很严重的缺点，今后当设专人负责维持秩序，给旅客作向导。
（四）关于在站外停车及在车上售票的问题，主要由于本站制度不严，有时车辆过多，院内地方狭小。
但领导上对此并不主动研究改善，同时验票员也没有负起责任来，给投机分子钻了空子。
我们认为任杰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宝贵，应该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五）车上乘客过多现象，是由于我们片面地存在着满足旅客乘车的目的，而未考虑到旅客的安全。
这就表现了我们对人民生命不够关心。
今后我们一定实行定员制，保障旅客安全舒适。
任杰同志对本站正确的批评，给我们指出改进工作的方向，使我们能进一步搞好人民运输事业。
本站除对他表示谢意外，并希望广大群众能给本站多提意见。
唐山汽车运输总站

大规模水利春修工程即将开始
天津专区十万民工待命上堤
农副业生产互助组与春修结合可保春修、春耕两不误
天津专区已组织好十万民工待命上堤。
该专区今年水利春修工程任务浩大，土工工程即达一○六二万余公方，计需民工十万余人，作工六十天才能完成。
为胜利完成今年春工任务，该专区从专区到县均建立了春工委员会，仅据宁河、天津等六个县统计，县区干部参加春工领导工作的即达三百七十二人。
从02月初开始到03月初止，据天津、静海、文安、大城、宝坻、武清、宁河七个县统计，已动员组织民工一○五二四三人。
在这次民工的动员和组织过程中，天津专区各级领导机关都特别注意了春工和春耕生产的结合问题，其具体办法如下：
第1是将原来的农业副业生产互助小组，提高为农业副业与河工相结合的互助小组，这是出工与生产相结合的最好办法。
例如文安县新镇第4村胡文彬互助组，原有六户合伙进行熬硝生产，这次为了完成春工任务，经全组讨论，又吸收两户参加互助组。
全组共有八个劳动力和牲口两头，种地九十五亩。
该组应出民工两名，经大家研究后，决定八户土地均由在家的男女耕种，并适当地订出了计工评工办法，在耕作方法上，确定六个男劳力和妇女劳力适当调剂，以保证耕作质量。
在副业生产上，规定了熬硝利润按八户均分。
另外为奖励外出民工积极劳动，并规定民工因积极劳动超过定额所得工资米全归个人。
小组内并订立公约，规定留村生产的：
（一）保证把地按期种好；
（二）保证副业不停；
（三）保证民工家中吃水不困难。
同时规定出外当民工的：
（一）不完工不回家；
（二）不经许可不回家；
（三）积极工作提高效率，保证工程质量，而又争取提前完工。
第2是将全村劳动力划分为若干小组（已组成互助组的不再划组），然后将全村应出民工数目分配到各组，由各组自报公议，讨论确定谁出工，谁在家生产。
这也是一种动员民工比较好的办法，同时这种办法也能照顾民工的困难。
如武清十区敖咀村翟清山组，在开会讨论时，有杨德中、贾长乐等四人，自愿出工，其中杨、贾二人，生活困难，种地缺种籽，大家都愿意预借给他们。
组长翟清山还说：
“你们的六十八亩地，荒了我负责，你们只管放心挖河吧。”
以上是天津专区这次动员民工比较成功的两种主要办法，但有个别村庄发生了单纯摊派、雇佣及按地出工、抓球等违犯政策现象，各县正在纠正或已纠正。
现在施工日期已近，各县正进行民工队伍的全面检查工作，并积极进行工地上的分段、搭铺以及粮食的调运等施工准备工作。
（邓平、李建琛）

天坛管理处拟改进陈列物的说明编辑同志：
03月12日贵报《读者来信》栏登载石明同志对《文物古迹应用通俗话来说明》的建议，是很对的，我们诚恳接受。
北京解放前，天坛陈列物品一向没有说明，解放后才增加了说明。
当时，我们并没有找到充足的参考材料，也没有深刻的研究，仅按照天坛记略上的记载略加修改，单纯的为了文字简便，而忽略了说明的群众性。
这种情况一年来并没改正，这就表现了我们对面向劳动人民的观点没有真正树立，对业务工作也缺乏深入钻研。
我们现在正拟把陈列品从新审查，说明文字改用白话，用革命的观点来解释，并向对古物有经验之人请教，尽量使说明内容正确通俗。
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坛管理处

怎样实施工会金库制？
工会金库制度的实施，在工会财务制度中，是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
今后工会的一切开支与收入，上解与下拨的款项，都要通过工会金库的系统，正如国家中央金库的意义一样。
如果要把各项繁复的收支有系统地整理出来，作有计划的调度与运用，没有这个金库机构的建立，就很难达到目的。
因此，工会建立金库制度实为搞好工会财务工作重要的一环。
它的主要目的，不仅由银行代理收支保管各种经费，便于工会款项统一调拨，而且还保证了货币回笼并正确地执行了国家的货币管理政策。
建立工会金库，要注意开户、缴款、结账与编制表报等手续。
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各级工会，在建立金库时，应根据合同，至所在地的人民银行的分行、支行，拿着上级工会所开的介绍信与银行联系，开设自己金库内的存款户头。
除了以上各级工会组织本身所管的存款户外，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当地银行开设“上解中华全国总工会会费户”“上解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化教育费户”、“上解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总基金户”三个户头，这是为各级工会组织上解中华全国总工会款项特别开立的。
各工会基层组织每月收到会费后，由财务委员填具会费缴款书，送当地代理金库的银行，银行应按缴款书所分的比例数转入各有关账户。
凡人民银行未设立分行、支行机构地区的各级工会组织，对于上级工会应缴款项，由各该工会组织逐级上缴至有金库建立的上级工会分别解库。
行政或资方拨交工会的经费、劳动保险基金，各按规定由行政或资方填具缴款书，经工会组织复核签字后，由行政或资方送代理金库的银行缴款。
工会所收入的会费及行政或资方拨交工会的经费，文化教育费等，均应在本月发放工资后最迟不过07日内，送交金库。
在金库方面，当月所收的会费，必须以下月10日为结账日期，在10日后继续再有收入时，就算作下月的收入。
县总工会对于上解款项计有三种表报：
会费收入汇总月计表、行政或资方拨交工会经费汇总月计表、及劳动保险基金收入汇总月计表，编造完竣，须在当月20日前寄自己所属省总工会。
关于金库合同以内各项存款，对于所属各级工会组织要有拨付汇款等情形，一律采用信汇方式，逐级下拨。
如有紧急情形，各级工会组织，得在限定金额内请求电汇。
下级上解的款项，由银行按规定期限用汇款或划拨的方式，直接转解上级金库。

西南土产质量提高销路大开
西南区许多土产品已打开了国内外的销路。
据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统计，去年二十七种主要土产品的输出总值达七千一百亿元。
在输出的土产中，有猪鬃三万担，桐油四万吨，青麻四万五千担，五棓子六万五千担，都超过了抗战时期的输出量。
今年一、二两月，外销土产已达二百三十一万斤。
其中不少是历来没有销路的土产，如四川重要药材黄连，一、二两月已运销上海一万斤，黄姜运销武汉十五万斤，其他如白姜、漆、蜡等土产都因为能运往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而打开了销路。
西南区过去对土产在本区内销注意不够的缺点，最近已开始得到改进。
如川西的土烟原为内销土产，但曾因注意不够而滞销。
由于改进了这个缺点，川西土烟今年一、02月份运销川南的即达三千担。
西南区推销土产的经验也证明，主动向外区推销是打开土产销路的好办法。
如川北所产的藤杖，一向在外区没有销路，但由于主动推销，最近已接到华北区的二十万根订货。
云南的宣威火腿，由于主动向广州市场推销，01月份运去的四千八百磅已全部销完，第2批将运去九千六百磅。
注意提高质量，改善包装与划一规格，对打开土产销路帮助很大。
如川东涪陵成立了榨菜出口审核委员会，规定凡不合出口标准的榨菜一律不准出口，使榨菜在外区信誉提高，销路日畅。
因此该地今年所产榨菜将较去年增加两倍。
川东西阳所产土纸，过去由于规格不一，影响了销路，现因土产公司规定了规格，各纸坊出品已渐渐划一，销路恢复，现该地纸坊已由三百家恢复到七百多家。
川西土烟经改善包装后，重量减轻，因而节省运费六分之一左右。
西南区在运销土产中遇到的交通运输不便的问题，最近在各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已逐步得到解决。
西南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为了鼓励运销土产，规定自03月15日起，公路运输中的“回空费”全部取消，同时并减低了公路货运的价格。
重庆航务局从02月份起将三十三种土产的运费减低了百分之十五至五十。
（新华社）

读者来信
福州人民为惨遭虐杀的儿童控诉编辑同志：
福州市市民陈老太太最近揭发了福州天主教帝国主义分子所办的“仁慈堂”在二十四年前大规模虐杀中国婴孩的罪行。
这一事件已经引起全市人民的愤怒。
1926年12月，陈老太太无意中发现有一壮汉每天清早挑着一担麻袋走过她家墓地。
据附近乡民传说：
麻袋中装的都是婴儿的尸体。
她就请一个墓工暗暗跟着这个壮汉去看个究竟。
结果，墓工发现麻袋里装的果真是婴孩的尸体。
1927年01月14日清晨，陈老太太就邀了许多人截住了这个挑孩尸的人，夺下了十一具尸体。
据挑孩尸者说：
他家三代一直是为“仁慈堂”外国传教士挑埋死婴的，他自己已经挑了十多年了。
愤怒的福州人民拿了十一具婴尸到当时的政府去控诉，但当时的政府却不受理这件事。
群众怒不可抑，就冲进了“仁慈堂”，并在暗房里又找出了十四具婴尸。
当时“仁慈堂”里还有几十个婴孩。
在严寒的天气里他们还穿着单衣，吃饭时，院方煮一钵浆糊，用竹片在每个婴孩嘴上抹一口。
福州市人民自动捐募款项，把“仁慈堂”接收了，改名为“福州儿童教养院”。
这个教养院由福州人民办了两年。
1929年，帝国主义传教士就唆使蒋介石反动政府武装接收了教养院；
不久，又把全部产业交还给帝国主义传教士。
二十四年来福州人民一直把这口怨气埋在心头。
今天，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福州人民才又揭发了帝国主义这种惨无人性的罪行。
读者边蒙

中国、朝鲜、匈牙利拥抱在一起
—黄景作—
（十）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十二、三岁的朝鲜女孩子，她拖着一条薄薄的白布裙，用棉花包了自己的脚，她全身冷得在无声地颤抖。
——她走过来，睁着一双大眼睛问：
“中国？”
（十一）“中国，中国人！”
王怀铎响亮地回答了孩子。
孩子笑了。
走到他的面前来，默默地把她那付瘦小的手安放在他那宽大的膝盖上了，好像有很多话要说。
（十二）“这是什么？”
孩子好奇地指着在她旁边的两个木箱子。
“这是药品，这是匈牙利人民——你知道匈牙利么？
呃？
——是他们，从老远送给我们的，这些药品要医好人民军和志愿军战士们的伤口。
伤好了，就可以再去打美国鬼子！”
老金对孩子这么说。
“打美国鬼子！”
孩子高兴得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未完）

肃清帝国主义的爪牙　华君武作

在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上
各界人民悲愤控诉反革命罪行
坚决要求政府处决王凤巢等罪犯
在北京市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上，亲身遭受反革命分子毒害的，洪兴工厂工人孙鸿全、农民苏德平、妇女尚林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英超、河北高中学生刘鹏志等十八人悲愤控诉国民党反动匪帮军统、中统特务、惯匪、反动会道门匪首王凤巢、王廷枢、冷少颖等的万恶罪行，一致要求人民政府判处这些匪徒以极刑。
第1个走上台去的，是被特务匪徒著名黑枪手王凤巢用绳子勒死过去八次的洪兴工厂工人孙鸿全。
他说：
1949年03月某天晚上七点钟，王匪凤巢和他儿子王秀峰假冒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名义溜到我家，用手枪逼着我的胸口要黄金。
没有结果。
就用布塞住我的嘴，绑住我的双脚，用麻绳把我勒死过去八次。
直到第2天早上五点钟，两个匪徒才拿了我的自行车、手表、金戒指和许多衣服扬长而去。
像王匪这样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人民政府必须严厉惩办，才能给我和以前在河北省河间一带被他杀害的四百多个同胞报仇。
特务史玉龄带领还乡团杀死革命干部四十多人
京郊门头沟外十三区桥户营村农民王占龙说：
史玉龄是有名的特务恶霸。
在日寇统治时期，他用一百六十元伪币换了我一百六十块大洋。
1944年，我们那一带获得解放，实行减租减息，我向史匪讨还这笔旧账，要回了三亩地。
以后史匪偷偷地跑到北平，勾结反动地主刘鸿瑞组织还乡团。
1946年我们这一带被蒋匪军重占，史匪带着还乡团回来，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被他们杀死后扔在黄土坑的革命干部就有四十多人。
我被匪徒抓去，挨了无数次毒打，被灌了五壶凉水，死去活来好几次。
我老婆那时快要生孩子，被史匪恶狠狠地踢了一脚，结果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荣誉军人李忠和叶剑英将军的通讯员老彭，都是被史匪活埋的。
有一次，史匪带着一伙匪徒到长辛店去，拦劫了人民解放军的十辆运输车，还枪杀了三个干部。
若是加上日伪时期被史匪欺压致死的三个老乡，他一共杀害了九条人命。
解放后，史匪被人民政府逮捕了，但是人民政府只判了他十五年徒刑。
我们全村二十九户都要求要活剥他的皮。
冷少颖制造“四九”血案毒打师大学生逮捕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英超说：
1948年，在中统特务华北办事处情报组长兼学运组长冷少颖的主持下，师范大学发生了“四九”血案，我目睹匪徒们毒打学生的暴行，看见满屋满地的鲜血，我曾激愤地发动教授们向反动政府请愿。
因此，和特务结下了仇恨。
有天晚上，十几个特务围住了我的宿舍，四支手枪前后左右地对着我，甚至我的孩子也被他们用枪指着。
我被抓去以后，特务硬说我是民主同盟的盟员，逼着我交出名单和电台等物。
我不是民主同盟的，有什么名单可交。
特务们就严刑拷打我，压杠子，灌凉水。
我先后晕死过去六次。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睡在一间四壁通风的屋子的地上，腿已经不能动了。
第2天又有一个叫“人厨子”的特务继续审问我，他们把我的双手反绑，吊在梁上，然后两个宪兵用脚踢我，并用烧红了的铁烙我，烙得我浑身上下满是伤痕。
特务匪徒的手段是多么毒辣和残忍啊！
我在师范大学二十多年，全校师生都知道我老老实实教书，从不过问政治，但想不到也居然遭到了特务这样的毒手。
今天我要求人民政府枪毙这些十恶不赦的匪徒，坚决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
像这样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多少就要杀多少，一点也不要留情。
因为不这样作，善良的老百姓就要继续受到他们的残害。
“宁错杀一百不放走一个”陈子丹死心塌地反对人民
河北高中学生刘鹏志说：
1948年，师范大学“四九”血案发生不久，一天晚上，许多特务拿着手枪、手榴弹、木棍、铁棒，还有日本兵用的大战刀，突然冲进我们学校的礼堂。
正在举行联欢大会的全校师生立刻乱成一团，我被几个特务围了起来。
有个叫陈子丹的特务照着我的头上就是一刀，鲜血立刻染满了我全身，湿透了衣服。
我刚一回头，又被打了一棍，三个牙齿被打碎，头上也打开了两道口。
我当时就昏过去了。
第2天我和十五个同学被送到伪河北省保安司令部特务连，在那里被关了三个半月，又被送到国民党炮局的监狱，又关了三个月。
特务拷打我们的残酷情形，真是难以令人想像。
有个叫傅宗舜的同学，特务让他站在砖上，举着双手，不许喝水，一直站了七十二小时。
到第3天时，傅宗舜实在支持不住了，双眼一闭倒了下去，特务们却又用浸湿了的粗麻绳去毒打他。
就这样，傅宗舜同学的半个身体的神经受了损害，直到现在尚未恢复。
今天我们在这里控诉特务的罪行，我还很清楚地记得特务陈子丹对我说过的话：
“全国有很多高中学生，杀死你们十六个人，算得了什么。
我们错杀一百人，也不能放走一个共产党。”
特务匪徒是多么狠毒！
但是今天他们终于落到人民的手里，亲手毒打过我的特务陈子丹也将受到人民的制裁，我心里非常高兴。
电车公司工人王玉忠控诉蒋匪中统特务马振源惨害他的罪行。
他说：
“1947年03月24日，马振源捕去我们二十七个工人，硬说我们是共产党，百般拷打我们。
马振源用竹签子刺入我的指缝，用子弹尖划工人季文田的肋骨，用杠子压得工人李子权晕过去好几次，直到现在他的腿上还带着伤痕。”
这时，残害工人的凶手马振源被押到会场上全场代表表现了最大的激愤，王玉忠激动地指着马匪说：
“就是这个王八蛋！
就是他把我们二十七个人捉起来，想在蒋介石面前买好，当伪国大代表。”
他说到这里，气得脸色都变了。
南郊石家村的居民苏德平一家三口来控诉王凤巢的罪行。
苏德平控诉说：
“我家在十年内被王凤巢抢劫了三次，害得我全家无衣无食。
第1次把我女儿抢走，我花了很多钱把她赎回来。
第2次又把我老婆和女儿架走，我倾家荡产把她们赎回来。
第3次王凤巢又把我母亲抢走一直没有音信。
直到前些天，人民政府才在王凤巢家里一个两丈深的坑里发现了我母亲的尸首，脖子上还绑着绳子。
我要求政府枪毙他，给我死去的母亲报仇！”
长辛店第5区的尚老太太颤巍巍地走到台上，指着站在台角的特务分子李铁宝痛骂：
“我儿子尚德祥的命送在你手里！
那年他挑了一担盐，就被你看在眼里。
盐担子给挑走，人也逮走，你丧尽了良心，用铁镐把我儿子劈了。
被你劈了的人还不知有多少？！
”
老太太痛哭得讲不下去，被人从台上扶了下来。
北郊农民范忠控诉中统特务、恶霸兼惯匪路焕仲、路焕山兄弟二人的罪行，他说：
“我父亲是被他们兄弟两个用火筷子治死的。
家里出不起一千斤老玉米收尸钱，可怜我父亲的尸首也被野狗拖吃了。
附近三村有七条人命送在这两个家伙的手里。
他们在村里还强奸了十来个妇女。
还有一次就暗害了十几个八路军的采买员。
北郊老百姓恨不得把他们兄弟两个剁成肉酱！”
人民印刷厂工人王发、温永久控诉外号“南霸天”、“活阎王”的特务流氓兼一贯道坛主王廷枢的罪行。
他逮捕杀害革命工作人员四十多名，光人民印刷厂工人就死在他手里十几个。
温永久的弟弟就是被他治死的。
被他弄得家败人亡的有十几户。
王发的父亲活活地被他气死。
“把他拉到南郊去枪毙！”
王发喊出了南郊人民的声音。
参加1947年“五·二○”学生运动，在西单遭特务围打的北京大学学生邓霄，悲愤地叙说着当时特务逞凶、以铁棒，有刺的“中正棍”追打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情形。
他高叫着：
“现在有人民政府给我们作主，坚决惩办这些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
在会上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的，还有师范大学毕业生邱锡恩和前朝阳大学学生贺建章等，控诉时，到会的代表及各机关、团体列席人士五千多人纷纷高呼：
“血债血还！”
“为受害人民复仇！”
“要求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
被押解到台前的反革命分子王凤巢、王廷枢、冷少颖等反革命分子一个个面无人色。
无数愤怒的眼睛，巨大的控诉和示威的吼声，使得这些反革命罪犯低下头来，等候着人民的最后宣判。

小红门的大恶霸双德立
王敬
双德立，这个恶霸地主，在日寇统治时代是汉奸，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是军统特务。
他称雄称霸地当了十三年大保长。
霸占农民的土地、房屋，随便打骂农民，甚至拿踢死、逼死农民当闹着玩儿。
在北京郊区左安门外小红门一带，提起“双三爷”来，连七岁小孩都打哆嗦。
在双德立家里当了二十三年长工的高顺，就是被双德立踢死的。
1943年02月，老高在磨房里磨面，因为骡子不老实，乱跳乱跑，跑进猪圈，陷在粪坑里淹死了。
双德立的哥哥双德名，当时就用拴牲口的大绳子，把老高狠狠抽了一顿。
双德立回来，拿着手枪，怒气冲冲地对着老高，大喊道：
“骡子死了，好，我枪毙你！”
老高跪下央求。
他揪过来连踢带打，对准老高的下部踢了一脚，只听得一声惨叫，老高便不能动弹了。
可是还没有死。
双德立叫人把老高拖进小黑屋，不许人给他吃喝。
老高又折腾了两天才死去。
双德立叫人把尸首抬出去，他向天放了三枪，来压住附近农民的愤怒。
老高就这样死了！
他在双家扛了二十三年活，辛辛苦苦攒下的八十多块现洋和一些裤、袄，也都被双德立吞没了。
小红门村的农民说：
“双德立杀人不见血”，真是一点也不差。
他会使种种方法，图财害命。
他帮助他的丈母娘，霸占贫农赵秉庚的房子和家具，把赵的兄弟媳妇押在保公所。
赵秉庚这口闷气没法出，得气臌病死了。
他临死的时候，对家里人说：
“我死以后，你们要给我报仇！”
可是，那时的“衙门”，是给双德立撑腰的；
贫农去告双德立，还不是找罪受吗？
高恩惠就是一个例子。
他在日寇统治的时候，曾告过双德立贪污。
双德立怀恨在心，总想报复。
有一天，高恩惠碰见双德立的叔叔双勇，没有向他鞠躬，招呼他，双勇就把他毒打一顿。
可是双德立还没有出气。
到国民党统治时，他把高恩惠的儿子高文元抓到南苑拘留所，押了八天，用种种手段吓唬这孩子，把孩子吓的得了重病。
等到高恩惠用钱把孩子赎回来，不多几天就死了。
雇工韩德祯，给双德立看青，被土匪绑去。
土匪叫双德立拿钱去赎，他理也不理。
结果，土匪“撕了票”，把韩德祯杀死了。
双德立说：
“一个臭扛活的，死了有甚了不起！”
双德立除了血债以外，欺压农民的事，更是说不定，数不清。
吊打农民，在他是家常便饭。
农民们遇见他，须鞠躬喊“双三爷”。
贫农陈玉山的老婆，有一天在路上碰见他，因为背着大柴筐，弯不下腰，没有鞠躬，就被他痛打一顿。
他平日诬赖修自行车的王子长卖黑车，王子长分辩几句，就被拖到警察所去毒打。
到如今王子长的屁股上，还有许多大伤疤；
他老婆也吓成了干气疯。
左安门外菜园子很多，收菜时，全村农民得轮流给双德立看菜窖。
在深夜里迎风站着，如果稍一打盹，叫狗腿子看见，就要吃一顿毒打，并且被抓进警察所押起来。
他又规定：
不交齐“田粮”的农民，不许收菜。
所以一到收菜季节，农民们就愁得哭。
贫农李春山，就是眼巴巴地看着白菜冻在地里了。
白菜收不上，一家人就得挨饿。
可是双德立不管你有没有饭吃，到过年过节，必得给他送礼。
要不送礼，他会百般刁难你。
在国民党统治时，贫农陈玉山的儿子陈庆荣，被他三次抓兵，每次都是用钱赎回来。
可是在陈庆荣结婚的那天晚上，还是给抓走了。
陈玉山的老婆因此急得发疯。
双德立仗着恶势力，想出各种方法来敲诈民财：
粮车经过小红门，要缴车税；
集上作买卖的，得给他拿用钱；
他还征收过路税、屠宰税、小学开办费……他贪污的数目都计算不清了，只知道他在没当保长的时候，家里才有十八亩地和一所房子，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时，他竟有九十多亩地（其中菜园三十亩），五所房子。
他这些财产，都是农民的眼泪和鲜血积起来的。
北京解放后，农民翻身站起来了，小红门全村农民，联名写了控诉书。
他们说：
“我等全村人民，已受害十余年矣。
民脂民血，已被彼等吸尽。
凡我村民，无一不受其辱打者。
我等忍无可忍，团结一致，誓必铲除此害群之马，不达目的不止。”
今天，农民们得到了人民自己的政府的支持，要向双德立清算血债，要求杀人者偿命，给死了的人们报仇！

杀人四百名的刽子手王凤巢
宫复
王凤巢是个蒋介石匪帮军统特务，曾经杀害了四百多人，烧毁了民房一千五百多间。
被害的冀中人民，正在找他清算血债的时候，这个万恶的特务，竟在北京又连续抢劫，伤害事主。
王凤巢本是冀中河间一带的大土匪，专门替恶霸地主打黑枪，五十块现洋就可以收买他杀害一条人命。
这样被他杀害的有孙凤鸣等九十八个人。
抗战开始以后，他又投靠日寇当汉奸。
在1940年的正月，这个铁杆汉奸特务，带领伪军，血洗了河间一带的张四营、刘古寺、南段村等十五个村庄。
这次在他亲自指挥下，抢走了农民的粮食、牲畜和所有的财物，但是，他还不满足，又以“通八路”为名，命令伪军用枪弹和刺刀杀害村民倪志荣等四百多人。
怀了孕的妇女被挑破肚皮，不满周岁的小孩，被抓起两条小腿活活劈死。
村里村外，到处都躺着血肉模糊的尸体。
这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使王凤巢用同胞的鲜血，从日寇那里换来了冀中保安司令部大队长的“官职”。
1942年05月，这个刽子手又带着伪军，在张四营、刘古寺、北马村等七十多个村庄放火，烧毁民房一千五百多间，其中的北马村，只剩一片瓦砾，几里地内不见人烟。
数千农民，被迫流离失所，受尽饥寒交迫的痛苦。
日寇投降了，混身染满人民鲜血的王凤巢，又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用，充当军统“报国团”第9组的特务头子。
在大特务刁化仁的手下，他不仅刺杀了解放区的村长徐国正，而且在北京南郊一带，竟然公开结伙绑票。
1948年05月27日的月黑夜，他把石家村苏德平的母亲苏靳氏，从被窝里绑起来就走，拉到南獐鹿房村二十一号的地窖里，回头要价四十两黄金，叫苏德平“赎票”，可是苏德平的老婆和孩子，已被他绑过一次了，那里有钱再赎？
过了几天，王凤巢见“赎票”已不可能，便起了杀机，把苏靳氏饿了十多天，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王凤巢，才用绳子把她勒死。
事隔两年零五个月，才发现了这个阴暗的小地窖。
苏靳氏的尸体已烂成一堆白骨，当日勒死她的绳子，还隐约的缠在脖子上。
北京解放后，这个专门以杀人为生的王凤巢，丝毫不肯低头悔过。
他收罗了一批特务和散兵，继续抢劫人民的财物。
在前年03月间，他冒充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户口，闯进崇文门外花市上三条五十三号孙鸿全的家里，用绳子捆绑孙鸿全的全家，并且把孙鸿全按在地上，用绳子勒昏过九次。
虽然王凤巢每次作案之后都藏到西郊海淀镇，假装编柳条筐子做掩护，但终于落网被捕。
被他害死的几百条人命，现在可以报血海深仇了。

残害学生的特务头子们
卢念高
在蒋介石匪帮统治北京的时候，北京的爱国学生们，为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抗议美军暴行，曾经轰轰烈烈地举行过许多次示威大游行。
但是他们每一次的正义行动，都受到特务们的阻挠。
成百的学生，受到特务们的毒打和逮捕。
有的甚至被特务们秘密屠杀。
这笔血债已经欠了好多年了。
现在，那些专门残害学生的特务头子赵仲容（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副部长）、冷少颖（中统华北区办事处专员）、张民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副主任委员）、吕坪（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执行委员、组训科长）、陈仲和（军统北平站学运组副组长）、傅仲义（中统北平区组长）、庞浩（匪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内勤股长）等，到底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北京学生们有权利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在解放前，特务头子赵仲容、冷少颖、张民治，曾经主使吕坪、陈仲和、傅仲义、庞浩等，组织了成千的特务打手，屡次封锁学校，逮捕学生。
在西单和西直门一带毒打学生的游行队伍。
他们冲进河北高中、华北学院、朝阳学院、辅仁大学、师范大学去行过凶。
1948年，朝阳学院的特务学生王镇，在张民治的指使下，公然在校内设立刑堂，拷打同学，恐怖笼罩着全校。
同年的04月08日深夜，一大群特务，在戒严期间，鸣枪闯入师范大学，用带钉的木棒毒打学生。
把八个鲜血淋漓，只穿着背心裤衩的学生，从宿舍拖到校外的大卡车上，血洒满路，造成了震动全国的“四九血案”。
到11日，为了对付全市学生在09日举行的反迫害示威大游行，张民治等又组织特务打手，举行“反反迫害”的行凶游行。
他们看见挂北京大学徽章的人就打，一连打伤了六个。
他们跑到沙滩，打坏了北京大学红楼南面的大部分窗户，刀劈“北大教职员宿舍”的木牌，捣毁吴恩裕教授的住宅。
他们想用法西斯的恐怖暴行，来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
这些暴行，在当时是用“学生互殴”或“民众自愿行动”的伪装来作掩饰的。
但是，在今天，他们不得不供出了真象。
吕坪的口供里说，1947年06月02日（那天，国民党匪帮听说北京学生要发动全市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罢教，因此大为恐惶，用特务打手和伪军警，封锁了所有的大学，不许出入），“我指挥国术社的白瑾等，率领七百多打手，包围清华、燕京两大学。
每个打手发给两万元。”
张民治的口供里说，1948年04月08日晚上，他找中国大学的特务学生韩景屺等到他家里开会，决定用各校的特务学生，到师范大学去逮人，由伪警察在外面协助。
04月11日“反反迫害”游行时，国民党市党部给打手们预备了铁杆小旗和木棒，叫他们毒打学生。
当时在伪参议会内设立的游行指挥部，就是由张民治和匪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等共同主持。
在1948年08月19日大捕学生的前夕，匪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拿了黑名单到北京，赵仲容、张民治就和陈雪屏、胡适等一起成立了指挥部，拟定黑名单。
张民治亲率眼线，到各校捕人。
从1946年起，中统特务冷少颖和军统特务陈仲和等，利用各校特务学生，组织情报小组、通讯小组、中华青年服务社、青年前进会等，搜集情报，监视同学，开列黑名单。
冷少颖曾经命令各通讯小组长说：
“尽量搜集情报，将各大学进步学生，一网打尽。
凡是诋毁政府（指蒋介石匪帮）、攻击学校当局的，一律按共产党嫌疑分子论罪。”
学生们落入他们的手中，差不多都是九死一生。
庞浩自己供认：
“我对于所有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律施用毒刑。”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学生孟宪功、李恭贻、邓特、师范大学教授徐英超，学生邱锡恩、赵学勤等，都被打得遍体鳞伤，筋折骨断。
有的更受遍了坐老虎凳，吊打，灌凉水，烙通条等等非刑。
徐英超教授在蒙难记里回忆受刑后的情况说：
“半死地躺在一块席上。
两腿肿得不能动。
两臂被吊疼得不能动。
嘴被打得出血。
眼被打得昏迷。
看两手，两手已失去知觉。
手腕已皮破血出。
满手青紫，肿得不像人手样。
看身子，全身被烫得皮焦肉烂的有几十处。”
邱锡恩到现在左手小指还短了一截。
这是特务们残害爱国师生的铁证。
这血海深仇，怎能不报！
这群特务的罪行，还不止是残害学生这一项。
当1946年04月，北京市的进步人士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集会时，冷少颖、庞浩等亲率特务打手，用鸡蛋、石块、铁棍、木棒，打伤陈瑾昆教授等许多人，搅散了会场。
他们还利用权势，贪污敲诈，无所不为。
冷少颖就曾强迫九区市民，订阅他办的特务杂志《中国晨钟》。
这样掠夺来的订费就有黄金十两！
这群特务都是坚决反革命、反人民的。
拿冷少颖来说，他不止解放前欠人民无数的血债，就是在北京围城时期，他还组织突击队，搜捕革命人士五六人。
他又利用伪参议员的身份，坚决主战，破坏和平解放，祸害人民。
他在临逃之前，还布置下中统特务的潜伏工作；
在逃到西北以后，还组织所谓“川康陕甘青武装工作队”，企图继续屠杀人民。
人民对这样的坚决反革命分子，是不会宽恕的。
他们在供词里自己也承认是“罪行累累，擢发难数”“良心泯灭，死有余辜”！

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
关于阳高县委对李官屯村抗美援朝宣传调查的通报
编者按：
为了帮助各地领导机关取得一个进行典型调查，以便发现问题推动抗美援朝宣传工作前进的方法，并学习察南农村抗美援朝宣传的好的经验起见，下面我们发表了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寄给我们的《关于阳高县委对李官屯抗美援朝宣传调查的通报》。
这个通报是02月25日发出的。
在发表时，我们作了一些删节。
现在把阳高县委对李官屯村抗美援朝宣传的调查情况，摘要转发各级党委参考。
李官屯抗美援朝宣传是有成绩的；
但从调查中说明：
即使是这些认为宣传工作较好的村子，其宣传仍然是不深入的。
因此，就仍需要深入开展宣传工作，领导上要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来，围绕着反美爱国，从各方面进行宣传，如目前的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镇压美帝国主义及蒋匪残余集团在我们内地的爪牙——特务土匪的活动，取缔一贯道，以及拥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等等。
这个材料，也说明冬学是农村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良好的场所。
李官屯村上民校的群众，比不上的知道的事情多的多。
各地可结合最近中心工作把民校检查一下，解决其存在的问题，动员尽可能多的群众入学。
我们建议每个县委调查一至数村的抗美援朝的宣传，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问题，订出继续开展和经常坚持爱国主义宣传的具体措施。
阳高李官屯抗美援朝宣传调查
01月初，阳高县委派人到九区李官屯，对该村抗美援朝宣传作了一次初步的调查，这村紧靠京绥铁路，距县城三里地，全村三三八户，人口一六三一名。
党支部是第1类支部。
有党员四十六名，青年团员七十四名，劳动模范二人，县区村人民代表会代表共二十七人，小学教员二人，骨干民兵八名。
县委同志到村即首先从干部、党员中进行了解，接着访问了对抗美援朝认识较好与较差的群众五家，包括男女老少，又在街上豆腐房里用闲扯的办法随便问了上冬学的青年男一七人，女三人，小学生一三人，老汉三人，壮年妇女四人，调查的结果：
一、抗美援朝宣传的情况：
区委景万明同志在该村秋征、动员党员受训、布置冬季生产、整党、加强国防建设等工作中，除在党支部会上讲解了时事以外，召开了四次群众会进行宣传，每次会有二百至三百人参加。
其次，是村里党员干部，他们在党员训练班受了训，或参加了县扩大干部会、代表会，听了抗美援朝的报告，笼统地知道了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道理。
他们回到村便讲给了群众，如村长陈启、村民主妇女联合会干部王爱莲等都在村干部会上、代表会上、妇女会员会上，把自己听来的东西讲给大家。
党支部书记郝进壁配合小学学生化装宣传，向群众宣传过三次。
再就是小学教员的各种活动：
一种是读报，由教员给干部或群众讲报，但听讲的人不很广泛；
再一种是黑板报：
能作到每五天至七天改换一次内容，但因黑板报文字不通俗，作用也不很大；
第3、领导学生演出小型街头剧、说快板等，共进行六次。
领导学生宣传的另一种方法，是教给学生几句简单的话，如“美国是咱们的敌人，朝鲜是咱的朋友，抗美援朝是为了大家过太平日子”，让他们传给家里的人。
第4、在冬学里讲政治课，并结合识字课，这是起作用最大的一种方法，该村冬学有学员男六五名，女三五名，学员的认识较高，并有三○个学员学会了“抗美援朝”四个生字。
冬季政治课的一个缺点是讲的少念的多（教员程度低），须要加以改善。
二、群众的了解的程度和收获：
群众了解的程度：
四十六个党员中有四十三个知道朝鲜是咱们的大门，朝鲜人民和我们是一家子人，美国是咱们的敌人，杜鲁门是大坏蛋。
懂得简单的抗美援朝的道理。
有三个不知道“抗美援朝”是怎回事，但也知道美国是咱们的敌人，苏联是咱们的朋友。
上冬学的一百人，一般知道美国是咱的死对头，朝鲜是咱们的朋友，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好光景。
问如何抗美援朝，大部分答道：
搞好生产，把地主、一贯道、顽伪人员管住。
有些群众也知道了杜鲁门是个“灰鬼”。
小学生演街头剧时，有些群众要“看看杜鲁门是个啥样的”。
但是一些年老的人和一部分不上冬学的妇女还不知道这回事，一问三不知，并且还有一些糊涂认识。
由于进行了抗美援朝的宣传，使各项冬季工作任务顺利地按期完成了。
此外，一个大收获是相当地消除了怕“变天”的思想。
此外在年节时，有百余户农民捐款二百八十多万元，慰劳革命烈士和军人的家属和志愿军，还作了些慰问袋。
问了四个作慰问袋的妇女，都说是给“人民志愿军的”。
但这种宣传显然是很不够的，因此，今后须继续采用各种方法，抓紧各种时机进行宣传。

保卫世界和平一周
印度和锡兰青年志愿抗美援朝
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罪行，激起了亚洲人民的普遍愤怒。
继中国人民志愿抗美援朝的正义行动之后，印度和锡兰的青年纷纷表示志愿去朝鲜和中朝人民部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者。
最近，在孟买约有五十名青年向全印学生联合会表示，愿意到朝鲜去抗击美国侵略者；
在东旁遮普省有十二名大学生请求印度政府给予便利，使他们能到朝鲜去，参加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斗争。
锡兰的二十五名青年致书全印学生联合会，表示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疯狂屠杀和破坏的罪行，“怒火中烧，忍无可忍”，准备在朝鲜战场上和亚洲兄弟们并肩为亚洲人民的自由而战。
在此以前，去年12月，包括退伍军人、学生和工人的三百名印度青年，曾联名写信给德里民主青年联盟，要求志愿去朝鲜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
今年01月，印度联合省《拉契挪》报主笔哈健姆辛格·耶达夫等二十五位著名人士写信给印度政府，要求给予便利，立即去朝鲜对麦克阿瑟之流作战。
他们的信里写道：
“亚洲再也不能无言地听着被屠杀的朝鲜妇女们和儿童们的呼喊了。”
印度和锡兰青年志愿抗美援朝的正义行为，表明了亚洲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在亚洲进行侵略的强烈憎恨，和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积极支援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必将粉碎美帝国主义妄图征服朝鲜和亚洲的迷梦。
日本人民签名争取全面和约
要求缔结全面和约和反对重新武装的签名运动，在日本各地已经热烈展开。
京都府至03月07日止已征集到三十万个签名。
东京一地在02月底签名者已达五十万人。
在各地征集签名时，日本民主党派、工会、学生团体、宗教团体及各界人民都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这一运动。
在东京——横滨地区的工厂中，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也与共产党和劳农党的党员共同进行征集投票运动。
缅甸人民加强争取和平的斗争
随着世界和平运动的高涨，今年03月11日，缅甸保卫和平大会在仰光举行了一千余人的和平示威大会。
参加大会的人坚决表示了他们维护和平事业的决心，并一致通过抗议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保卫世界和平和反对缅甸军事基地化三项决议。
同时，大会号召全缅甸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而斗争。
美国“和平十字军”请愿运动
美国政府坚持侵略与扩大侵略的罪恶政策，日益引起美国广大人民的不满。
美国人民反对侵朝战争要求和平的运动，正在成长中。
03月15日，美国三十六州参加“和平十字军”的二千五百名代表，在华盛顿集会。
会上发言的代表都要求美国与苏联和中国举行谈判保持和平。
一千五百名佩带着白鸽徽号的“和平十字军”参加者，访问了美国国会，要求美国政府结束朝鲜战争，自朝鲜撤退美国军队。
“和平十字军”并派出代表团向美国政府及议员请愿，要求保卫和平。
代表团于15日晚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代表鲁塞尔，递交了和平请愿书，强烈地抗议美国对朝鲜、中国和德国的侵略与专横行为，而要求与中苏两国举行谈判。
参加和平请愿的有工会领袖约三百人，美国妇女争取和平协会会员约五百人，美籍斯拉夫人、劳动青年联盟小组、美国犹太劳工会议与“美国退役军人争取和平协会”等团体的代表。

天津市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值得学习
镇坤
天津市的抗美援朝运动，在03月01日全市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以后，开始了一个更加普及与深入的阶段。
天津市的经验值得旁的城市学习。
天津市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是在03月以前一个时期工作开展的基础上召开的。
到会的共有二千二百五十五名代表，除各阶层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外，还有许多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
这次会议总结了过去四个月运动的收获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通过了发动全市各界人民普遍订立和贯彻爱国公约的决议，同时决定在这一基础之上继续进行深入的爱国教育，以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拥护和平理事会的决议和宣言及坚决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今后抗美援朝运动的具体内容。
会上选出了天津抗美援朝会的第2届委员会，扩充了原有委员名额，扩大和巩固了爱国统一战线。
这样，会议就成为推动和扩大全市抗美援朝运动的一次非常广泛而强有力的动员。
这个经验，证明召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是一个极有效力的动员群众的方法。
在这次代表会上，各方面的代表的发言都十分热烈。
工商界代表朱继圣说：
“工商界人士本是资产阶级，向多顾虑。
但自解放两年来经过学习，政治觉悟亦已提高。
而且眼看今日的政府是真正人民的政府，一切政策乃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所以在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中决不肯落在人后。”
天津志愿医疗队队长万福恩报告了医疗队工作情况。
他指出，志愿医疗队的队员们在前方，由于认识到为抗美援朝的战士服务是光荣的，工作都很努力。
他保证天津医务工作者今后将一批接着一批地开往前线，直到把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为止。
对大家教育意义特别大的是志愿军归国代表稽炳前在会上的报告。
他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中，是如何艰苦，又是如何英勇。
许多人感动得流了泪，说“就像看见多少年未见的亲人”。
会后很多代表向所属群众作了传达，“不加紧抗美援朝就对不住志愿军将士”，成了推动各种工作的一个重要动力。
经过这次会议，在抗美援朝运动已经开展的地方，正在进一步把运动深入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去，过去没有卷入运动的人，也开始积极参加。
会议的结果，证明了采取这样的组织形式来推动和扩大抗美援朝运动是很有效的。
03月04日，全市各界妇女举行了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五万余人示威大游行。
这是天津空前的妇女大集会。
许多一向不出门的老太太也兴奋地参加了游行行列，和年青的闺女们一齐喊口号。
会上，全市各界妇女通过了共同的爱国公约。
会后，全市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各街道妇女又纷纷订立了自己的爱国公约。
大家都提出要以加强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来纪念“三八”节，“把抗美援朝运动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
全市的职工在普遍控诉美国武装日本罪行后，纷纷以加强爱国竞赛、向马恒昌小组应战等实际行动来表示爱国决心，各厂职工并分别提出生产保证和小组爱国公约。
就是一般过去不易开展竞赛的私营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工厂，经过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宣传教育，资方的顾虑打消了，职工的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更提高了，也都陆续展开了竞赛。
全市二十个产业工会，其中九个已有七百八十五个小组向马恒昌小组应战。
最近结合实行劳保条例，各工厂企业又展开了一次广泛的爱国主义宣传，并且准备将宣传教育的影响逐渐深入到每一厂、每一人和每一个家属去。
03月11日，人民解放军驻津某部与津市学生共三万多人举行了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示威大会。
战士和学生在会前分别组成了九个大队进行活动。
为了使经常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深入，现在各校正准备进一步加强政治课内容。
工商联合会03月09日召集一百二十二个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传达了全市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决议，随即成立了反对美帝武装日本、控诉日寇暴行委员会。
02月中旬以后，天津工商界即曾普遍控诉过去日寇占领时所受到的种种摧残与迫害，以及美帝国主义随蒋匪俱来后所遭遇的剥削和压制。
现在正由工商联合会统一领导和主持，进行以行业为单位的控诉，然后将再集中举行一次几千人的全市代表大会进行大规模的控诉。
与控诉相结合，天津工商界正在对过去提出的四项保证再加以充实，举行“决心会”，保证加以贯彻。
天津文艺界在03月11日举行了全市性的誓师大会，到会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工作者共二千多人。
他们一致通过了爱国公约，保证要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培养人民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加强批评自我批评，加强团结，努力创造新的人民文艺。
过去饱受日、美、蒋匪帮欺凌的曲艺界一千余人，在听了代表会议的传达和控诉日寇暴行后，也全体通过爱国公约。
他们保证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活动，不演唱违反人民利益的戏剧与曲艺。
宗教界的爱国革新运动03月份也有了新的开展。
基督教代表霍培修在全市抗美援朝代表会上提出，宗教界要以加强自立革新运动来反对美国武装日本，这是个总的目标。
要自立，首先必须斩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异常激烈的斗争。
天津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中的斗争，特别紧张，现在已经有了重大的发展。
全市中国神父都已在自立革新运动的宣言上签名。
许多教徒、神父及教会学校学生教员纷纷展开控诉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罪恶。
过去一部分对抗美援朝不甚积极的天主教徒学生，现在也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狞狰面目而觉悟起来了，并与帝国主义分子外国主教外国神父进行了正面的斗争。
这个经验，值得全国学习。
全市佛教徒三百多人也签订了爱国公约。
七区小红桥派出所管界内的道士，也提出以实际行动参加抗美援朝。
中医界在参加全市医药界示威大游行后，03月12日又召开了六百余人的大会，订立了五项爱国公约。
此外，全市各区也分别在03月内先后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上传达了抗美援朝代表会的决议，并订立或补充了全区性的爱国公约。
在会后，又通过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区代表、居民代表等，在区内很多地方都召开了行业或地区的群众会或代表会，传达各界代表会决议，同时研究自己应该怎样来实现公约的办法。
对于无组织群众和街道市民，这种通过会议逐级进行教育的方式，也证明很有效。
在抗美援朝总会号召之下，目前全市各阶层、各行业、有组织和无组织的群众都正在进一步地动员起来。
为使每一处、每一个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更加普及发展全市的运动，为了迎接“五一”大示威，天津市抗美援朝会已订立了一个新的计划，决定在03月底进行准备，04月内全面展开，以迎接全市抗美援朝新高潮的到来。

怎样开好抗美援朝代表会议？
朱波
各地召开的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
上海、武汉、济南、徐州、杭州、无锡、扬州、南通、合肥、漳州、泰州等城市，华东和中南区的许多县，大城市的区、集镇，甚至县以下的区乡都先后召开了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代表会议；
其他许多地方，也召开了以抗美援朝为中心议题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许多地方的各界人民，还召开了本界人民的抗美援朝代表会议。
各地经验都证明，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是培养在各界人民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骨干，使这个运动在各界人民中普遍发展起来的好办法。
怎样使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开得好呢？
第1，召开会议应该有准备。
一方面是要在各界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时事宣传工作，在可能的条件下还应该分别召开各界代表人物的时事座谈会，以使各界代表人物对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有必要的思想准备。
另一方面是领导机关本身要有准备，主要地是要准备好开展抗美援朝的形势和当前（当时当地）任务的报告，以及准备提交会议讨论的各项文件草案，包括各界人民爱国公约草案。
第2，出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代表会议的人员，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包括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其中包括各宗教团体），并包括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群众的代表人物。
上海市召开的抗美援朝及反对武装日本的两次代表会议，中间和落后阶层的代表（原来不大参加政治活动的代表）都占了绝大多数：
参加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原来进步的成份只占五分之一；
参加反对武装日本代表会议的原来进步的成份更只占八分之一弱，证明效果很好。
参加会议的原来比较落后的成份，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都迅速地提高了觉悟，积极地参加了爱国运动。
强调代表的广泛性是必要的，因为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是全民性的事业，而这个运动，是应该以广大的中间和落后群众为主要对象的。
只有发动广大的中间和落后阶层群众的代表起来参加运动，再经过他们回到自己所属的群众中去，把他们所属的群众最广泛地发动起来，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才能普及，才能成为真正全民性的运动。
第3，在会议上不仅应有领导机关预先准备好的向当地不同阶层群众提出具体正确要求的政治报告，而且应当发动各界人民的代表认真地讨论这个报告，并且要发动他们控诉美国和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蒋匪和恶霸地主的罪恶，以使他们用自己的切身经验教育自己。
为使这种讨论和控诉能够做到深入的地步，应在大会讨论和控诉之前，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和控诉，并在小组会中发现和培养进行控诉的典型人物，使他们在大会上进行控诉时，能够发生最大的教育作用。
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方法进行讨论和控诉的会议，都能迅速提高全体与会代表的爱国认识和积极性，并使他们能够学会领导各界人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方法。
第4，在各界人民代表政治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应当在小组会及大会上进而发动他们讨论抗美援朝的总的政治任务和各界人民自己的爱国责任，以至讨论订立各界人民的爱国公约。
必须把爱国的认识引导到爱国实践，才能达到召开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目的。
但是，只要会议的前一阶段开得好，这一个阶段也就可以开好。
各地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经验都证明：
各界人民代表在控诉了美、日及蒋匪、地主的罪恶之后，都纷纷表明态度，保证普遍、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而努力不懈，并且决心以实际工作抗美援朝。
上海、济南等城市的工人代表们，提出了“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武器”、“进一步展开爱国生产竞赛”的口号。
新区农民代表都明确认识到：
只有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完成土地改革，农民才能彻底翻身；
而消灭地主阶级就是拔掉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子，因此，他们表示决心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完成土地改革，开展生产运动。
他们并提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人有人”的英雄口号。
工商界代表表示要以自动交纳税款来表明他们抗美援朝的决心。
许多地方参加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各界人民代表为了表示他们的爱国决心，讨论了自己的行动纲领，订立了初步的爱国公约。
第5，为使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决议贯彻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就要组织各界人民代表在会后向所属群众进行深入的传达。
把这一步工作做好，才能使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成为普及抗美援朝运动的有力杠杆。
上海市各界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代表会议结束后，该市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分会即规定了传达的办法，提出传达要结合各界、各单位已组织的小型会议来进行，并强调把代表分配到各个区的基层群众中去。
经过代表们的传达，很多工厂的工人以车间、生产小组为单位，市民以里弄为单位控诉了美、日、蒋匪的罪行，接着讨论并签订了爱国公约。
其他许多地方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并收到了效果。
这些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此外，会议的时间，一般地不应超过三天，县、市以下各级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应该开得更短，以免过多地影响生产、学习和工作的时间。
上海市几个街道联合召开的代表会议，多利用生产和工作的空余时间进行，是一个应该提倡的办法。
只要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好，要使会议开得很短而且又能解决问题，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抗美援朝动态
中南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运动热烈展开
中南区各界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运动现正热烈展开。
迄03月18日止，据不完全统计，该区已有百多个城市和部分农村共二百万以上的人民举行了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游行示威。
“三八”国际妇女节，仅妇女界即有许昌、郑州等地近百万人举行游行示威。
03月18日，开封、郑州等地工人及其家属，武汉市工商界及湖北真耶稣教徒共二十余万人分别举行游行示威。
连同举行抗美援朝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数在内，该区现已有三百万以上的人民参加集会游行。
山东济南青岛两市的抗美援朝运动
山东济南、青岛两市，经过抗美援朝运动，群众的爱国热情空前提高，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
济南市的抗美援朝运动已发展到全市各个阶层，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
全市已有四十九个单位的两万多职工参加爱国生产竞赛。
天主教的革新运动也打开了局面。
教会学校中的教徒有的公开批评了自己过去“愿当美国狗，不做中国人”的反动思想。
回民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参加了游行。
广大妇女也组织起来了。
工商界踊跃纳税。
机关干部普遍订立了爱国公约，提高了工作效率。
该市抗美援朝运动现存的主要缺点是对分散的街道居民和市郊农民的宣传教育还不够，对各界执行爱国公约的情况没有进行及时检查督促。
青岛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仅市内参加大示威的群众即有十三万人以上。
许多白发老人都参加了游行示威。
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青年学生占全部适合年龄的学生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公私企业中有五万工人参加了爱国生产竞赛。
其他各界也都积极地参加到爱国运动中来了。

时评
（一）必须抽查下层实际情况来推动工作
本刊上期发表了中共察南地委关于宣化县十六村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检查的一个通报，本期又发表了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寄给我们的《关于阳高县委对李官屯村抗美援朝宣传调查的通报》。
这两个通报指出了一个推动抗美援朝运动继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方法，这就是到下面去向人民群众作一次确实的抽查，以便发现问题，取得经验，推动这一运动的继续前进。
正如察哈尔省的经验所证明的，进行这样的调查，就可以真正测量出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究竟是否已经做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如果还没有做到这一步，就必须敲起警钟，号召所属各级组织和干部，克服满足于运动的表面的一时轰轰烈烈的自骄心理和松懈情绪，继续努力工作。
不应该忘记：
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是一个确定不移的目标。
必须是达到了这个目标，才能够算是抗美援朝运动已经普及。
其次，进行这样的调查，就可以发现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方法，有那些是对于人民群众不发生效果或者不发生多大效果的，有那些是真正有效的或者最有效的，就可以发现人民群众在这样一个自我教育的运动中，有一些什么新的创造，因而就可以取得经验教训，指导全区各地的工作。
为着要使这种对个别地方的调查能够对于全区各地的工作发生指导作用，就不应该使调查的结果停留在领导机关的办公桌上，而应该迅速通报所属各级组织和干部，这是很明白的。
察哈尔省农村抗美援朝运动，在该省领导机关采行抽查重点指导全区的领导方法之后，已有很大进步，这就证明，这种领导方法确实是有效的，是应该在全国范围推广的。
我们建议各党派、各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在最近抽查二三个小的单位（在农村是二三个村庄，在城市市民中是二三个里弄，在工会是二三个工厂矿山，在学生联合会是二三个学校，在工商联合会是二三个行业，等等），并将结果告诉我们。
（二）把爱国宣传与各项实际工作任务结合起来
要使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普遍深入地发展，使它不但不妨碍而且帮助各项实际工作的完成，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而消灭现有的两者互相脱节的错误现象。
现在还有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和干部不认识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重要作用，认为“工作任务太多，抗美援朝插不进来”，或者把抗美援朝宣传看作只是要突击一下的孤立的任务。
因此，他们当着土地改革、布置生产、镇压反革命、征粮征税等项实际工作相继成为中心工作任务时，就把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任务搁置起来了。
结果那些地方的许多人民群众到现在还没有受到应有的爱国教育和时事教育，各项实际工作的进行就遇到了许多困难。
另一方面，也有另一种脱节现象，这就是孤立地、空洞地、不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任务相联系地去宣传抗美援朝。
例如，据上海解放日报03月21日所载，浙江省上虞县谢桥乡就发生了这种脱节现象。
由于春耕季节就要到来，而且该乡的土地改革已经结束，该乡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为保证农业丰收而斗争。
但是该乡的领导干部却孤立地去布置在各村召开两天到三天的抗美援朝群众大会，每次都是只有他们在会上讲话，而且一点也不联系到生产的任务。
农民们就说：
“生产也是抗美援朝的重要事情，为什么不结合起来讲？
这样的会不要多开，多开了耽误我们生产。”
这种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上虞乡的这个教训应该引起各地的警惕。

向苏联的美术家学习！
——苏联宣传画、讽刺画观后感
钟惦棐
优秀的苏维埃画家们继承着列宾、苏黎柯夫等大师们的现实主义的传统，继承着玛雅可夫斯基的战斗精神，在反对内外反动派及德国侵略，保卫神圣的苏维埃祖国的斗争中，在为实现斯大林战后五年计划及为全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创作了许多卓越的宣传画和讽刺画。
其中有二百八十四幅包括从罗斯塔窗到现代著名讽刺画家的许多原作，现在已经运到了中国。
它们原被珍藏在苏联博物馆中或正在国内展览着，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邀请，特派专家把这些作品护送到北京来，预备在不久的将来在首都举行展览会。
可以预料，这个展览会将帮助中国的绘画创作向前推进一步。
尤其是其中为我们平时所不易见的许多宣传画，对于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绘画宣传工作，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这就是说，中国的美术家们，将从这次画展中吸收他们自己所需要的营养。
通过这次画展，我们看见了什么呢？
第1，我们看见了画家们对于苏维埃祖国的深厚的爱，和他们的饱满的战斗情绪。
画家伊凡诺夫的“饮第聂伯河水”（见插图），便是一张充满了对祖国无比热爱与富于抒情味的绘画。
画上描写前进到第聂伯河边的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用钢盔舀起河水来喝。
恬静的眼睛和轻触着钢盔的嘴唇，表现了忠诚的苏维埃儿女对于哺育了他们的祖国的稚子般的纯真感情。
儒可夫的“殊死战”，是表现一个红军的机枪手在掩体后面射击敌人。
在他身边的墙上，挂着一幅柯莱茨基的宣传画：
“红军战士，救救我们！”
（这幅画现在亦陈列在这次展览会中），它完满地表现了苏联红军明白自己是为谁而战。
库克雷尼克赛的一幅标着“我们打仗打得棒，杀敌卖力气——苏沃罗夫的子孙，夏伯阳的子弟”的画中，在几个正在向敌人射击的苏联红军身后，衬着历史上的伟大英雄人物的形象。
这张画色彩朴素，结构简单。
但它却深深地激发了苏联人民和红军士兵对于祖国英雄的崇敬，为保卫俄罗斯的光荣而战斗到底的决心。
在战后的宣传画中，我们看见了毕列坡尔斯基的“亲爱的祖国，收下吧，这是我们集体农庄的粮食”。
画着一个集体农庄的妇女，喜悦地站在运输站上——站上堆满了他们收获的粮食。
拉美罗夫的“人民的梦想实现了”，用的是儒可夫同样的画中有画的手法。
近景画着一个祖父和他的孙儿安坐在轮船上，船窗外面可以看见江上其它火轮在航行着。
而在祖父的背后，则贴着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张著名的描写俄罗斯贫困与落后的油画。
抚今思昔，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感便油然而生。
所谓艺术思想的深刻性，便是由于艺术家善于捉住人们生活中的重大的变化（阶级的和社会的），并用典型事件、典型人物来表现它。
把千万人内心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幸福，通过形象，表现出来。
只有这样，艺术才会激发起人们内心中所蕴藏的力量，而行动起来，去击溃那些敢于阻碍他们前进的敌人。
第2，我们看见了所谓宣传画的特质。
宣传画要明确地告诉人们：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
使人爱憎分明，思想明确。
因而它也就在群众中起了直接的鼓动作用和组织作用。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契力尼在卫国战争初期所作的一张大型的连续画。
这张画的标题是：
“希特勒要什么？”
下面分做五幅：
“（1）要把粮食从人民那里夺过来；
（2）要把工厂还给资本家；
（3）要在土地上摆满棺柩；
（4）要把自由的人变成奴隶。”
而最后一幅较大的画，他题作：
“每一次打击得到三次打击！
焚毁一次还他十次！
得到——刺刀、火和子弹；
得到——法西斯主义（死亡）的结局。”
这对于那些公然敢于闯进苏维埃国土来的希特勒匪帮，该是多么明白的揭露。
在战后的画中，我们看到画家们除描写像“我们守住了列宁格勒，我们要恢复它！”
（谢夫洛夫）这样的题材以外，他们更具体地画了“把书报杂志送到乡村去”（普拉夫金娜）；
“榨乳妇要取得高度的榨乳量”（柴林斯基）；
“集体农庄庄员们繁殖火鸡！
火鸡是最珍贵的家禽”等，这样具体号召人民为自己美满幸福的生活而从事社会主义劳动的绘画。
所有这些画都画得很好。
我只消举出一张毕列索夫斯基所作的“选举是全民的节日”，便可以看出画家对于他所描写的题材，是寄予多么丰富的热情。
画上描写了一个苏联女公民，她幸福地踏着舞步，健壮而美丽的身姿和智慧的微笑，是多么富于生命力！
对于自己神圣的一票，是多么喜悦与珍视！
我喜欢这张“选举是全民的节日”的宣传画，胜过喜欢拉费尔的“圣母子”和替善的“佛罗娜”。
这并不是因为毕列索夫斯基在绘画的造诣上比拉费尔和替善有了更高的成就，而是因为这张画的内容更接近于我们的生活，画中的主人和我们共同的呼吸着和生活着。
透过她，我更看见了中国人民在前进中的身影，使我感到喜悦，感到幸福——今天的和明天的幸福。
第3，我们看出从群众的内容，群众的感情，所表现在这些画中的群众的形式，真正的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结合；
这种结合，表现了画家对人民的责任心和作品本身的严肃性。
前面我列举出的许多画，均具有这种特色，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提及的是卡希也夫的“繁殖细毛种的绵羊”。
这种画风，极近乎标本画；
画家的目的，也正是要把这种新的羊种，作为标本来在人民中推广，所以它并没有在艺术上使人感到逊色。
舒平娜的“当集体农庄里有了好的托儿所的时候，母亲安心，孩子也幸福”，是一张无论在色彩与构图上都极其近似中国“月份牌”画风的宣传画。
毕列索夫斯基的“集体农民们繁殖鲤鱼”，是一张极其工细的近乎照像似的宣传画，而他的另一幅“将米邱林的科学带到集体农庄的果园中”，则竟是一幅彩色照像。
那具有真实感觉的果树和新的苹果品种，使集体农民们不致认为这是由于艺术家的臆造。
在这方面，中国的画家们如果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进一步地发挥各种造型艺术的性能上，无疑是有极大好处的。
我们有的人认定“单线平涂”能为群众接受（这是对的）；
却忽略了精工细抹的“月份牌”亦同样能为群众接受。
苏联的宣传画告诉我们：
对于我们首要的事情不是画风，而是他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
因而我们今天不是向“月份牌”以及旧的年画家们争执画风的改造，而是题材和内容的改造。
只有立脚在后面这一点上，才能逐步地适当地改造画风。
事实证明，中国的“月份牌”及其他的旧年画家们，已经开始表现了新的题材，而且有些也画得很好。
其次，关于讽刺画的部分，这门艺术和它的作者们，对于我们说来也比较的不算陌生。
苏联讽刺画的特点，在于它对当前的国际政治有着深刻明晰的理解，因之它能够“一针见血”地揭露最本质的东西；
同时它善于抓取群众生活中最熟悉的事物作比喻，因之它生动活泼，易于理解。
我们看甘夫的“美国国务院找合作者”中充满了喜剧式的描写：
这些大员们正在从历史的垃圾箱中搜寻各种各样的反动派，使之复活，然后送进国务院的大楼；
叶菲莫夫的“投票机器”，把那些视亿万人生命为儿戏的人，作了恰到好处的讽刺；
格里文科一张描写“叛徒铁托”的画，在铁托的像下站着当年曾经出卖过耶稣的犹大，犹大向观众们说：
“人们都说我是犹大，请你们看看究竟谁是犹大吧！
？”
库克列尼克塞的“战争的鼠疫来了”，描写那散布鼠疫的蒙哥马利，正偷偷摸摸地爬上挪威国土。
这位当年在欧洲曾经享有微名的“将军”，今天却正受着白宫的驱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干着罪恶的勾当。
因之我觉得这画展中无论是宣传画和讽刺画，它之所以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并给我们一种力量，乃是由于画家们那种雄伟的政治气魄，对于人类和平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于苏维埃祖国衷心的挚爱，以及纯熟地经过千锤百炼的技巧，使一个普通的观众或者和他们同道的画家，不能不为之折服。

国内文艺动态
“六号门”在北京演出
天津市搬运工人业余文工团应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之邀，来北京演出的话剧“六号门”（一名“搬运工人翻身记”），获得了北京文艺界、北京搬运工人和各机关团体干部的好评。
因为该剧生动而真实地表现了天津搬运工人在解放前后的两种生活和他们怎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封建把头。
这对全国反封建把持运动，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该剧曾在天津、塘沽演出六十多场，受到工人群众的普遍欢迎，在团结教育工人进行镇压反革命工作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该剧是天津搬运工人在天津市文联等专业文艺团体的帮助下创作和演出的。
该剧的成功，一方面说明了工人阶级具有文艺创作的才能，一方面也说明了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集体创作道路的正确。
对剧中的某些缺点，如不精炼等，该团准备在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再加修改，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将派专人参加指导。
通俗本的世界文艺名著
把世界名著改写成通俗本，如果改写的好，这对文艺的普及工作上是有帮助的。
最近若干书店已经注意这一工作，而且出版了不少这样的文艺书。
其中上海通联书店用章回小说体改写的几本，是值得注意的。
已经出版的有《百炼成钢》（根据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写的）、《夏伯阳》、（根据富曼诺夫的《夏伯阳》改写的）、《苦海变乐园》（根据康斯坦丁·帕斯托夫斯基的《卡腊·布迦日海湾》改写的）、《雪地长虹》（根据瓦希列夫斯卡的《虹》改写的）等。
这些改写本，虽然个别的还存在了一些缺点（如过分夸张的描写等），但一般地说，是很能利用了章回小说的特点：
文字明快，故事紧张，结构紧凑，情节交代的清楚；
同时，又不失原意，正确地掌握了原著的思想感情，这种改写方法，是会为广大的工农兵及市民读者所喜欢的。
如果大量印销，推广到书摊中去，是可以争取一部分旧章回小说的读者的。
山西放映幻灯受到农民欢迎
山西省全省九十二县中已有八十九县建立了幻灯放映队。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内，幻灯在各县农村巡回放映共三千多次，观众达二百余万人。
山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厅、美术工作者协会和各县文化馆都积极组织幻灯画片的创作与放映工作。
幻灯画片的内容都以政治时事和当前工作为中心。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各地以“美帝侵华史”和抗美援朝活动为中心内容制成的时事宣传画片有一百五十多套，共二千三百多幅。
在传播先进生产经验、取缔反动会门、揭穿反革命谣言和提倡妇婴卫生等工作方面，放映幻灯片也收到很好的成效。
各地放映的幻灯片中有些色彩鲜艳，并配以音乐声响快板说明，成为有声、有色又有故事的影片，农民们对这些影片更加喜爱。

国外文艺动态
法斯特对七名黑人被处死的愤怒抗议
美国著名进步作家法斯特，写信给《新时代》周刊编者，对弗吉尼亚州马丁斯维尔七名黑人被处死一事表示愤怒和抗议，他要让全世界的人民知道美国“合法”杀害马丁斯维尔七名黑人的事情真相。
这七个年青力壮，具有着尊严、勇敢和忠厚品性的工人，被控犯了强奸罪，这是美国南方不经法庭而处死黑人惯用的一种手段。
弗吉尼亚州从来没有一个白种人因为强奸而被处决；
但是已经有许多黑人在这个诬控的罪名下死去。
法斯特在信中斥责美国政府对人民的呼声所表示的无情冷淡。
在执行死刑的前几天，杜鲁门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曾接到成千成万人的电报和电话；
但是他们并没有为这些正义的呼声所动，正如他们没有为他们的牺牲者在朝鲜所遭受的苦难所动一样。
杜鲁门觉得没有必要来干预这个杀害无辜人们的事情。
法斯特说，这些在美国倒行逆施的恶人，必须向我们直率说明，他们是决不因为他们本国人民的抗议而罢手的，朝鲜的恐怖与屠杀。
紧跟而来的是国内的恐怖与屠杀。
但是哈莱姆的一个黑人工人，在七名黑人处死之前几小时对法斯特说：
“难道他们从来不知道，杀了我们决不会使我们安静下来吗？”
七名黑人被处死的那天，法斯特在《纽约时报》上，遍处寻找不到任何简短的话谈到这件事；
没有任何话承认，在以这种方式处死无辜人民的这个国家中，一切并不平静。
相反的，他却发现了一段该报为取消希特勒战犯死刑一事所作的辩护声明。
让全世界的人民听到“美国之音”的时候，考虑考虑这些事情吧！

我们需要儿童画
——重读《子恺画集》所感
王朝闻
我曾经读过丰子恺先生许多漫画。
其中的《子恺画集》（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的第1部分，是我少年时期爱好的读物之一。
《瞻瞻的梦》、《瞻瞻的脚踏车》（见插图）、《创作与鉴赏》、《阿宾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等以儿童为题材的作品，曾经十分吸引我和感动我。
即令是思想感情有了不少变化的现在，把这些作品重看了一遍，也仍有相当亲切的感觉。
我以为，这些作品仍然值得加以选择重印。
重读《子恺画集》，我痛感到目前的儿童画太少了，我们太需要新的儿童画家了！
丰子恺先生的漫画的优点，是他对社会上各种善良人物的广泛的同情。
《子恺画集》里描写儿童的作品，同样充满了对于儿童的幻想的丰富的同情。
孩子用芭蕉扇当脚踏车使用，给凳子穿鞋，在墙上“乱”涂，做着无稽的幻梦；
不容易被一般人注意，也很容易被一般人所忘却。
但热爱儿童和熟悉儿童的子恺先生，敏锐地感觉到这些，把它们巧妙地表现了出来。
虽然描写的是儿童生活中平凡的小事，由于真实和生动，所以成为意味深长的、能够引起读者反复阅读的一种艺术品。
子恺先生这些描写儿童的漫画，体现着他在《漫画描法》一书中的主张：
注重意义，无拘束地使用笔墨。
也如同他的某些散文，具备着洗炼，平易近人的特色。
不一定使用夸张的描法，但主题却十分凸出。
不是平板的现象记录，而是从生活的实感中提炼出画意，用无拘束的描法加以表现。
当然，子恺先生的漫画，内容并不都是好的，形式也不是没有缺陷的方面。
但是我们既然并没有主张每个漫画家（更不要说每个画家）都学习子恺先生的画法，那么，我们就完全有权利为子恺先生的漫画（除了一部分内容需要改进以外）尤其是儿童画的存在来辩护了。
我们爱好苏联库克雷尼克赛式的政治讽刺画，爱好他那尖锐的战斗的性质，强烈的政治感情，和他那准确而又生动的形象，所以一致介绍他的作品和创作经验、创作方法。
我们肯定许多新的老的中国的时事讽刺画家的成绩，特别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神圣的宣传任务中的成绩，由于他们在肃清封建的买办的帝国主义的思想战线上的功绩，在宣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上的功绩，也由于他们那些符合人民大众欣赏习惯和欣赏兴趣的表现技法。
我们爱好许多画得好的年画、连环画、大壁画，由于它们描写着重大的历史事件，也由于它们具备着精确的表现技巧。
但是，我们没有定下也不应定下死板的标准，以为只有库克雷尼克赛式的，中国当前活跃着的时事漫画式作风是绘画上最好的和唯一的作风，以为叙事诗式的伟构可以代替生活描写的小品。
不是的，新现实主义的园地并没有死板的界限，它容许而且需要各种各样的风格，因为现实的生活和群众的欣赏需要都是多种多样的。
列宁和毛主席这些伟大的人民领袖和文化的导师也一再指示我们：
要发展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
谁也没有权利限制多种多样的风格的发展。
新现实主义的美术当然有衡量好坏的标准，但只要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教育人民的目的，都可以算是有价值的好的作品。
子恺式的漫画有条件成为新现实主义美术中的一个部分，也应该发展成为一个部分。
我们现在的问题，正是画家们所走的路太狭窄了，一群人不适当地拥挤在一个方面，而另外许多阵地却没有人去工作。
儿童画就是这许多阵地中的一个。
作为一个读者，我有这样一种想法：
如果子恺先生或其他的美术家，运用子恺漫画式的或其他形式的画风来描写新中国的儿童，将在美术园地中开放一种新鲜的花朵。
只要扩大生活的视野，热爱新中国的儿童，完全可以产生如同《子恺画集》第1部分那样富有魅力的作品。
而且，由于创作目的与创作内容的改变，将产生比二十多年前这些富有魅力的作品，更能得到广大儿童以及成年人欢迎的作品。
新中国的儿童的生活、情感、愿望、幻想，具有丰富的健康的诗意。
不仅值得入画，而且忽略了这一方面就是一种损失。
我们知道那些作风不尽相同的古元的“哥哥的假期”冯真的“娃娃戏”等等木刻或年画，同样是描写儿童而且受人欢迎的作品。
根据实际的情况，新中国的儿童生活中的画题较之旧时代丰富得多健康得多。
因此也就具备了产生比“瞻瞻的脚踏车”等等更有诗意、更有魅力和更有意义的作品的有利条件。
由于社会性质的改变，子恺先生在《子恺画集》中慨叹地甚至伤感地认定的成人与儿童的对立状态正在改变，距离正在缩小。
但儿童究竟是儿童。
儿童与成人的生活经验不同，智力发展不同，欣赏需要不同。
可惜今天许多儿童读物中的绘画却很少注意到这一点。
像《子恺画集》第1部分那样专心致志地而不是敷衍了事地描写儿童的漫画，是今天所十分需要的。
作为一种美术的风格，子恺式的漫画当然不限于描写儿童。
作为一种人民生活的歌颂，以及落后现象的讽刺，这种小品式的漫画大有用武之地。
这种即兴式的生活反映，不论是歌颂，不论是讽刺，《子恺画集》的第2部分和作者以后的一部分作品也显示了作者的感受与把握、表现的才能。
在《子恺画集》第2部分中，如像“除夜一”这种即兴式的生活反映，不能当作现象的无味的记录。
如像“教育”“毕业后”这样的讽刺，又何尝是没有深意的“噱头”？
即令是尝试另一种笔墨的“憧憬”（见插图）也是一幅很动人的画。
应当指出：
子恺先生的不少作品充满了出世的、感伤的、旧人道主义的思想感情。
我们不必从《子恺漫画》的诗词图句中，宣传不杀生的《护生画集》中寻找解释，就是在《子恺画集》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比如“泪的伴侣”、“凭吊者”、“断线鹞”等等作品，也就分明地洋溢着感伤的情调。
即令是作者在抗日战争中的个别漫画，也有单纯暴露引起恐怖的缺点。
这些缺点，是和子恺先生过去的思想和生活分不开的。
但是子恺先生现在并没有因为老而放松了学习！
他正在迅速地转变和进步中。
我们希望不久以后子恺先生能够以新的观点画出新的作品。
这是中国的儿童们爱看儿童画和其他漫画的成人们，重视中国美术传统的美术家们共同的希望。

读者来信
不要歪曲人民的形象编辑同志：
1951年春节中，河北省有许多城市和农村，都开展了文艺宣传活动，石家庄市、保定市、以及涉县、武安等县，还举行了“春节文艺竞赛”。
只石家庄一市，就有四十多业余文艺团体在二十一天中，演出了八十一个节目。
在各种艺术的表演中，都紧紧结合着“抗美援朝”的伟大政治任务。
石家庄市文艺竞赛中的八十一个节目，有七十多个是“抗美援朝”的内容；
涉县村剧团春节文艺竞赛中演出的二十五个节目，十七个是“抗美援朝”的内容。
这证明“抗美援朝”宣传已深入到工厂、农村，并通过文艺形式反映出来了。
但是，在演出的“抗美援朝”节目中，除去大多数不是从实际生活出发，而是改编的报纸上的新闻，因而显得空洞、口号化外，一个最大的问题，便是歪曲了人民形象。
在“抗美援朝”文艺宣传中，不但要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还要表现出我们民族的伟大、庄严和人民力量的不可抗拒。
在化装扮演中国人民角色时，应该首先要求表现中国人民勇敢、勤劳、健康的本质。
可是，有的剧团不是这样。
石家庄市文艺竞赛中，有个“赶会”的节目，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婆，对口唱“抗美援朝”，老头子弓腰驼背，满脸黑炭和皱纹，用棉花粘了几块胡子，老婆子也打扮的十分肮脏，这样的两个人唱“抗美援朝”，使人觉得实在不舒服。
有的剧团演双簧，口里唱的是“支援朝鲜”，但却装成傻小子，梳着“冲天”辫，打着三花脸。
有个表演“抗美援朝送公粮”的花车，花车上虽不是坐的“媳妇”而是公粮，但推车的，拉车的还是丑婆子和傻小子，这实在是对我们那勇敢、勤劳、健康，怀有高度抗美援朝热情的人民的一个侮辱！
“不要歪曲人民形象！”
这个口号是早已提出了，但有的地区还存在着严重地歪曲人民形象的现象，希望各地文艺领导机关，对这个问题注意。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克明
也谈对漫画工作的意见编辑同志：
《人民文艺》第91期上，于中义同志给漫画工作者提供了当前应该被重视的创作内容。
于同志的这个建议是很好的。
苏联的《鳄鱼画报》，曾经有许多不善于绘画的读者，把自己想到的画意提供给编者。
编者再找漫画家代画。
这样也产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
我想我们一定也有许多读者，他们脑子里时常会涌现出漫画的题材来，只是没有绘画才能，因而这些很好的题材也被埋没了。
假如能够把一些宝贵的题材提供给漫画家作参考，也许会有更多的好作品产生出来。
此外我以为从事漫画工作的同志，应当严格地要求自己，不断地提高政治水平，多方面地学习时事。
能够从各种不同的政治、时事问题中发掘题材，大量地创作出各种不同内容的作品来。
毕克官

霍华特·法斯特致友人书
周慧专译
霍华特·法斯特是现在美国重要的革命文学家。
近几年来他一直英勇不屈地与美国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
他的小说《孩子们》早在1937年就被禁止发行，他的著名的历史小说《公民潘恩》（有中译本）在1946年就被禁止陈列在大中学图画馆里。
从1948年起他不断地遭到美国的法西斯机关“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一再被传讯与课罚金。
1950年他曾一度被捕入狱。
但华尔街的横暴行为并不能使法斯特屈服。
去年一年中他除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等活动并撰写文章外，还出版了一本论文《文学与现实》和一本小说《骄傲而自由的人们》。
这里发表的是他写给他在中国的朋友的两封信。
他一面报道了美国反动统治的日趋法西斯化；
一面兴奋地告诉人们，特别是中国人民，美国人民的和平运动正在增大它的力量。
法斯特今年三十七岁，著有长篇小说十一部，是美国进步刊物《群众与主流》的编者之一。
（编者）
一、亲爱的朋友：
你在12月08日寄出的热情而动人的来信，我已经接到了，恰好是在圣诞节的前一天，纽约正飘着雪花。
圣诞节前的那种疯狂的忙乱和拥挤，想来你还记得很清楚。
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在圣诞节期中，美国人民的悲剧似乎更显得突出。
他们的善良本性是如此之丰富，可是人们的一切正直、温暖而活泼的心情都与杜鲁门——艾奇逊的可怕的阴谋纠结在一起，这岂不是绝大的悲剧？
我的一位黑人朋友最近对我说，圣诞节是一年之中的唯一的时间——在这短短的几天里，白种人的行为才和黑种人相像。
我觉得不仅如此。
我更想到那些足以使人兴奋的事实：
三四个星期以来，和平情绪的萌芽已经惊人地在美国生长起来了。
如果你的中国朋友能够像我一样看到成千个和平委员会已经在美国各地组织起来，到处响起一片和平的呼声，那么，他们将是多么地高兴啊！
仿佛是美国人民的正义的心肠已经突破了奸诈与谎话所筑成的，包围着他们的地狱的墙壁。
他们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喊出了他们的心声：
“撤回我们在朝鲜的孩子们，我们要和平”。
上面我所说的话虽然并没有夸张，但还是应当说明，这种和平运动还没有组织起来，也还没有得到进步人士的领导，除了一小部分以外。
它还只是一种自发性的运动，是那些受惊的、被恐怖袭击的可怜的无知的人民的呼声。
看到我们人民的如此无知是多么伤心的事啊。
他们是怎样地不知道世界形势啊。
我告诉你，中国一个最简单的农民，在现在的政权领导之下，他所知道的世界大事和国际问题比美国的一般知识分子所知道的要多得多。
许多美国工人和农民还不知道朝鲜在那里，因而也不会去关心。
他的希望只是别人不要去麻烦他，让他和平地生活。
我们的国家是有着极大的矛盾的，它有巨大的财富和力量，可是极端愚昧。
在这种情势之下，将来究竟如何，我当然不可能预言。
但我深知我们这些在这一斗争的组织中心的人们，现在比我们在几个月以前，更感觉到有希望。
我们有强大的盟友。
国会议员马肯托纽有一天晚上说，“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确实是使人高兴的。”
我再引两句马肯托纽批评目前的这批国会议员的话，“他们是这样一群蠢物，我们的立法机关从来不曾这样被污辱过”。
他又说他们意见混乱，胆小如鼠，彼此攻讦；
美国的统治阶级中的神话似的“一致”，仅仅是一种神话。
仅此而已。
我向你致圣诞节的祝贺——致意你和你在中国的好友。
我发现不仅在你那儿，就是在我们这儿也一样，留在心里的欢乐还是不少。
我们还没有让美国完全法西斯化。
我们在这儿时常敬佩中国领袖对于美国人民大众、美国的工人阶级和黑人，所表现的信心，我们也从这里得到了无上的安慰。
相信我吧，今天在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必将加强这种信心。
我们的圣诞树是放在楼下的。
儿童们一心想念着他们将在星期一得到的礼物。
儿童们的世界是一个奇异的世界，有时我想那才是我们要看到的唯一的正常世界。
可是朝鲜的儿童并不是如此的。
美国的圣诞节的景象只是更锐利地刻画了在朝鲜正在发生的恐怖事件而已。
下星期共产党将要在纽约举行全国会议。
美国共产党在过去艰苦的一年中的所作所为，我想你也会引以为豪的。
他们抗拒了每一种强迫他们转入地下或使他们沉默的压力，现在他们仍然公开地，始终如一地为人民的幸福而斗争。
我不知道你在中国收到了工人日报没有。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这个报纸感到骄傲。
我想写的还很多，但是我只能说我们现在所生活着的时代是新奇的、可怕而动人的时代。
一言以蔽之，那是值得牢记的，如果美国法西斯化，世界将必付出不可想像的代价，一个人民的美国意味着永远没有压迫与痛苦的日子。
巨人的威权与力量有时看起来是不可以克服的，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他是唾液粘成的，而唾液正在四处角落上干枯。
1951年将不是安乐的一年，但是也不会是暗淡无光的。
祝福你和你的夫人。
你真诚的朋友霍华特·法斯特
1950年12月22日
二、亲爱的朋友：
你的圣诞节卡片已经收到了，它给我们非常的愉快和幸福，正如你所寄来的任何一个邮件所带来的一样。
我再三地回忆到你们在美国的时候。
我的回忆越来越强烈，因为现在我们自己正度着当年欧洲所经验的法西斯主义和恐怖的历程。
我不能充分地告诉你这儿的一切是变得如何迅速，杜鲁门政府今天所做的一件事即使仅仅早一天，也还不是人们所能想像得到的。
应该说我们是比较知道得清楚的，然而我们却一直不相信杜鲁门政府竟能把弗吉尼亚州马丁斯威尔城的七个无辜的黑人执行了死刑。
当这桩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竭全力为它斗争——我们才开始了解把那些无辜的人作为人质而处死，是意味着些什么。
我们再也没有疑虑，这些马丁斯威尔城的黑人是被故意地封住了嘴，作为对所有的美国人，无论是黑人或白人，敢于谈和平的人的警告。
现在他们又控告了那伟大的老人杜波伊博士，诬指他是一个外国的间谍。
你能想像这件事竟能发生吗？
老杜波伊博士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是美国和平报道站的领袖。
也许，就是为了他是美国的为和平而斗争的杰出人物，为了他的伟大的一生都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他得到了这个控告的报酬，那惩罚是五年的监禁，这对于他等于是死刑。
你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朝鲜的兽行是会在国内起反映作用的。
现在这反映作用发生了。
我知道我们不应当吃惊，但是我们仍然觉得这是诧异的。
我想再告诉你，在这个国家内，仍然有千千万万的好人。
美国政权的每一个力量集中在扼杀美国人民的和平呼声。
然而和平之声是不可能淹没的。
千千万万的美国人都知道在朝鲜的这种鬼蜮的冒险行为，他们呼吁和平。
我们这些人，就是要从那些把国家驱向灭亡之途的疯狂的、妖魔的手中挽救国家的人，我们是决不伤心沮丧的。
我们感觉到美国人渐渐地要开口说话了。
不管在什么条件之下，我们决不放弃这个斗争。
这个斗争正在发展，凡是参加在这个斗争中的人都感到一种无比的骄傲。
我不相信我们会做得不如其他国家里的同志们所做的好，可是我当然也想到了我们的前途仍然存在着许多艰难与痛苦。
我想你若是知道了这件事必然特别感到兴趣。
我们的老友客尔伊那奇先生，你该还记得他吧，他是从前欧洲阿尔巴特罗斯出版社的老板，现在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出版商。
他决定烧毁我的十五万本书。
谣传他作这种决定是在他被召到华盛顿以后，经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警告，要他听从意旨，否则他对后果自负其责。
另外一种谣传说是他自己提议焚毁这些书。
他当然否认这一切的谣言，他说是为了新出书籍需要地方，不得不把过去早出版的我的书焚毁。
你能想像么？
回忆从前有一次他自己向我哭诉希特勒毁灭了他所有的书籍一事，简直是极大的一个讽刺。
然而这种事正在不断地出现，这就是我们称为法西斯主义这一人类的堕落的制度下所发生的现象。
祝福你和你的夫人。
你真诚的朋友霍华特·法斯特
1951年02月16日。

介绍几本有关日本问题的书籍
美帝国主义正在力图重新武装日本，单独对日媾和，复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使它重新成为破坏东方和平的力量，成为美国侵略主义者的工具。
现在，日本人民与世界人民、中国人民一道，正为着反对美帝阴谋，争取全面对日和约而斗争。
下面的一些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斗争的情况及其可能的结果。
《艰苦斗争中的日本人民与日本共产党》
新华时事丛刊社编新华书店出版
本书是目前有关日本问题的最重要的文献的编集。
这些文献指明了日本人民斗争的现势、前途以及日本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
目前世界局势的特点之一，是美国军国主义者在东方集中主要注意力于日本，企图使日本成为反对苏联、反对人民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军事冒险主要基地。
战后日本的形势，一直是，现在更加是：
美国帝国主义制造和支持着日本一切反动政策。
为获得日本真正的民主、亚洲的永久的和平，日本共产党人就不应该止于反对日本本国的反动派，而且要揭露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日本的阴谋，揭露使日本成为反人民战争基地的危险。
争取日本的民主的斗争，必须与反对单独缔结牺牲日本人民利益的单独和约与要求撤退美国占领军的斗争联系起来，但日本共产党人起初没有正确认识这一点，因而不能把日本人民的斗争导向于正确的方向。
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正确地批评了日本共产党这一原则错误，本报亦曾发表重要社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忠诚恳切地提出虽然日本人民和共产党人的处境十分严重，但决不能为了策略上的灵活而放弃了正确地团结和教育人民从事严重的革命斗争的根本立场。
在国际兄弟党这种热情坚定的帮助下，日本共产党人显示了它的高贵的品质，迅速纠正了它的错误，重新建立了领导日本人民走向胜利的正确的政策，并为此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党内斗争，保持了党的生命——团结和统一。
这一小册子，主要就是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文件。
但应该指出来，本书在编辑方法上还存在着一些毛病，它把本报为日本共产党的统一而写的一篇重要社论《日本人民斗争的现势》和其他报刊中的一般论文通讯合编成第1辑，而把有关上述斗争的许多文件编成第2辑和第3辑，并且也没有照顾到时间的连续性，这样在编排上就显得零乱，不能使读者正确了解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和它的发展过程。
《美帝占领下的日本是法西斯主义的苗床》
新华时事丛刊社编新华书店出版
这本书集中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国麦克阿瑟总部的卵翼培养下，已经复活起来，变成美帝国主义侵略远东和镇压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
在日本国内，武装警察在大量训练着。
日本的陆军早已在警察名义的伪装下重建起来，又用加强海上保安队的办法来重建日本的海军。
组织了大规模的日本消防队员和与美国情报机关有勾结的日本失业军官和特务。
这些反动的武装集团，都是美帝国主义为了镇压搜捕民主运动和进步领袖，并作为侵略朝鲜、中国、进攻苏联以及袭击东南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帮凶而组织的。
美帝国主义积极鼓励日本恢复战争工业，复活财阀势力，努力发展火药、钢铁生产。
美国资本控制日本的铁道、电讯和电力工业，绞死日本的和平工业，加重了对日本人民的剥削，企图变日本为殖民地。
同时美帝国主义一刻也不放松在北海道到九洲南部的地方，到处修筑海空军基地。
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不法行为，立即遭到了日本人民的反抗，也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
在日共领袖德田球一的论文里，生动地说明了日本在美国占领下，军事基地化和殖民地化的情况，并且有力地表示了日本爱国人民的前卫——日本共产党的战斗决心，他们肩负着伟大的战斗任务，他们的斗争一定要取得胜利。
《美帝怎样扶日》
翟一我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明确地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在日本五年多来所积极实行的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政策，把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具体的罪行，美帝国主义到底在怎样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用实际的例子和具体的统计数字揭发了出来。
美帝国主义起用侵华战犯领导“警察后备队”，派侵华战犯去台湾帮助蒋介石匪帮作阻挠我军解放台湾的军事布置，公开起用法西斯军人参加侵朝战争，更悍然违反波茨坦公告，解除对罪恶滔天的军国主义战犯的整肃，一句话，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纵容和扶植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复活。
美帝国主义这一阴谋是凶恶的，曾经身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对此绝不能容忍。
然而人们看到，这也表明了帝国主义阵营是多么的软弱！
不论美帝国主义如何张牙舞爪，它的力量却押在还是未可知的日本军事侵略力量重起的这一宝上。
《日本人民为粉碎奴隶的枷锁而斗争》
邓超著世界知识社出版
本书叙述了一九四六——1950年日本人民为反对美日反动派而斗争的许多重要问题，这是一本比较系统的读物。
第1章论述和约问题；
第2章揭露美帝在日本的疯狂备战；
第3章分析美日反动派镇压日本民主运动，迫害日本人民，企图沦日本为殖民地的阴谋；
第4章着重介绍了日本各阶层人民英勇斗争的情况；
第5章叙述在国际兄弟党协助之下，日本共产党建立的引导日本人民走向解放的正确政策，毫无疑问，在日本共产党坚定而正确的领导之下，日本人民必然要一步步走向胜利，党的成熟乃是革命成熟的主要标志，这是一切革命历史都充分证实了的；
第6章叙述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兄弟的友谊。
本书也有一些缺点。
它对于日本人民斗争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密切关联性，叙述得很少，对于在日渐壮大、胜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中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必然胜利的前途，没有给以应有的郑重的指明，这应该是很重要的缺点。
此外，对于反对美日反动派的广泛的日本人民统一战线，也缺少深入的分析。
《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
天津宣传手册社编知识书店出版
本书内容包括周恩来外长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本报有关反对美帝国主义单独媾和、武装日本的阴谋的两篇社论，苏联和美国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交换文件，以及我国和苏联抗议美帝国主义擅释日本战犯的文件，最后附以1942年的二十六国宣言，1943年的开罗会议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节录），1947年的远东委员会对日基本政策。
这是编辑得相当完整的一本小册子。

出版动态
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农村出版工作
河北省人民出版社大量出版以农村读者为对象的出版物，这种专业方向是正确和必要的。
该社去年一年共出版新书一一二种，印行一百三十四万多册，一般说，推广量还不够高。
其中以《抗美援朝宣传资料》、《农村应用文》、《怎样办供销社》、《新婚姻法读本》、《对联大全》等书销数最大，《农村应用文》已销四万四千册。
该社今年计划出书二百种，印二百三十万册，已出版或即将出版者有《绘图庄稼新字》、《绘图农村日用新字》、《简易珠算入门》、《自然科学二百问》、《自然科学常识解答》、《苏联青年怎样热爱他们的祖国》、《美国统治阶级在混乱与分裂中》及剧本、连环画、歌集等。
加强对农民的出版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们出版界在这方面还缺少完整的经验，希望河北人民出版社通过出版物联系广泛的读者，进行读者兴趣和接受能力等的调查，研究出一套经验来。
在工农兵刊物中刊载连环画
有很多工农兵刊物，经常刊载连环画，内容、技巧、印刷也都好，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因而推广了销路。
这样的刊物，在工人刊物中如东北的《工人之家》、天津的《工人文化》、北京的《北京工人》，在农民刊物中如东北的《新农村》、保定的《河北农村》；
在通俗文艺中如东北的《群众文艺》、上海的《群众文艺》；
在画报中如张家口的《内蒙画报》、东北的《火车头画刊》、第4野战军的《战士画报》，都做得很好。
但有些工农兵刊物还没有这样做，或做得还不大好。
现在期刊界还没有专以连环画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这种刊物的出版，在目前很有必要，它一定能受到广大工农读者的欢迎。
《义和团》的史料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已有《义和团》一种出版。
全书印二千余面，分四卷，包含史料四十八种，其中有三种是辑录成的，末附本书主编翦伯赞所撰《义和团书目题解》，极便于研究者，这套丛书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教师月报》创刊
这是以北京市教育工作者为对象的刊物，它以推进教育工作、提高教育质量、交流学习和业务经验为要旨。
创刊号里有曾昭抡的《自然科学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丁浩川的《关于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王宜民的《开展中等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等论文。
此外谈教师学习的文字占不少篇幅，又有教育论文“文摘、索引”一栏。
在教育刊物中宣传爱国主义，指导中小学教师如何在教育中贯注爱国主义的精神，这是一切教育刊物应该注意的问题。
目前的中小学教科书，在阐发爱国主义上都做得不够，希望《教师月报》及其他教育刊物，能结合教材，根据具体科目，有计划地发表一些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与教案。
加强工会法的宣传
新湖南报03月04日在第1版以显著地位发表了长沙、衡阳等地检查工会法执行情形的三篇稿件，指出各地漠视和违反工会法的现象很严重、很普遍，检查的结果显示“好些职工群众、党、政府、工会和行政干部及资方仍对工会法是国家大法这一点领会不够。”
新湖南报发表了题为《端正对工会法的认识》的社论，批判了流行于少数政府干部、公营企业行政干部、私营企业资方以及一些基层工会干部和工人群众中的对工会法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希望“掀起一个广泛而又深入的重新学习工会法运动，端正对工会法的认识”。
在长沙和衡阳所检查出来的那些现象，在其他各地也是存在的，报纸应该发表这些材料，监督各方面正确地执行工会法。
目前还有一些报纸，包括某些工人报纸，对于工会法的宣传不够，发表了一些资方粗暴地违反和破坏工会法，以及干部对这种情形只限于采取“说服”“批评”等不充分的处理方法的材料，报纸并没有表示态度，这种现象是应该注意纠正的。
不适当的挑战
上海大公报03月04日发表了一条新闻，报道上海市纺织工会手机工厂基层组织在接受市贸易公司委托加工织袜后，提出四项条件，“向全市纺织工人挑战”，其第1项条件就是“工资八五折”。
同一性质的消息出现在03月10日新闻日报的新闻中，上海同丰印染厂许多部门订立了爱国公约，其内容之一是“延长生产时间，借以提高生产质量”。
这样的挑战和公约是不适当的。
在目前没有必要叫工人减少工资，即使手机工人的工资还可以适当降低，也决不适宜拿来“向全市纺织工人挑战”。
至于延长生产时间也并不一定能真正提高生产质量，这样的爱国公约会引起妨害工人健康等不良的结果。
报纸上应注意不要发表不适当的挑战公约。
并应帮助工人纠正这种错误。

报纸上的镇压反革命宣传
在发现了对反革命匪徒“宽大无边”的偏向以后，各地政府正确地执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不知悔改的反革命匪徒实行了坚决而正确的镇压。
各地报纸在近数月来也已纠正了不重视镇压反革命的宣传的现象，开始大力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向群众揭露坚决的反革命匪徒的滔天罪行，并公布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匪徒的破案和结案的材料。
这样的宣传是有成绩的，它已在提高人民群众的警惕性，警诫反革命分子并为其中的胁从分子指明出路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从以下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报纸业已开始注意镇压反革命的宣传。
根据检查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五大行政区十九份省级及省级以上报纸的统计，01月份发表的关于公安工作的新闻评论等稿件共三百八十六件，其中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稿件二百九十件，占全部稿件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其余为一般治安新闻。
02月份关于公安工作的新闻评论等增加到四百八十三件，其中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稿件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数量上的增加是非常显著的。
同时，有些报纸也注意了利用通俗活泼的文艺形式来进行宣传。
为了配合取缔一贯道，西安群众日报发表以“一贯道信不得”为题的连环画，山西日报也发表了一些连环画和以镇压反革命揭露一贯道的罪恶和欺骗行为为内容的快板、鼓词等民间文艺作品，这些材料对于宣传的普及是有作用的。
但有些报纸却显得对于镇压反革命的宣传重视得不够，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道很少而不集中、不完整。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有些报纸工作者存在着一种不必要的顾虑，害怕这种宣传会“引起震动和恐慌”，这种顾虑必须加以消除。
人民政府杀了一些“国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匪徒，这是群众所欢迎的，善于选择重要的镇压反革命匪徒的案件，把这些匪徒的罪恶加以充分的揭露，对人民有极巨大的教育意义。
抓住这些重要的典型的案件，进行大张旗鼓、动人心魄的宣传，就可以扩大这种镇压的效果，而完全不会引起什么“震动和恐慌”。
不分主次、件件登报固然是不对的，但不宣传或很少宣传也是不对的。
在02月份各地的报纸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好的镇压反革命匪徒的典型报道。
例如天津日报02月24日报道了以“公教报国团”、“民众建国协进会”等名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匪首金玉培、王际五等一案的破获，发表了一些新闻、图片、评论，揭露了特务匪徒的罪恶活动及其帝国主义背景，反映了群众和天主教徒对这一事件的控诉和意见。
在揭发这一案件之后，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赵振亚和许多教徒发表谈话拥护政府措施，并认为揭发了这个案子对宗教改革运动有很大的好处和推动作用。
这样的宣传是全面而具体、生动而有力的。
也有许多报纸在报道镇压反革命案件时，没有注意充分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和他们对人民的严重损害，没有利用生动的通讯特写等形式以补简单的新闻稿之不足，这些报纸常常以“罪恶多端”之类的空洞辞句代替了土匪特务的具体罪行，以“群众称快”之类的空洞辞句代替了人民群众的生动的反映。
甚至有个别的报纸列举了处决反革命匪犯的人数和名单，而几乎全未提到他们的罪恶。
由于阉割了应加宣传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新闻就显得极少或没有鼓动力和说服力了。
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理论上的宣传一般地显得很薄弱，缺少通过镇压反革命案件来教育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量的文章。
0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形，从政治上法律上加以说明和阐述，并约请各阶层中的代表人物写文章，反映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使政策和条例能深入地传播到群众中去。
但是除了少数几家报纸做了一些这样的宣传之外，大多数报纸只是转载了本报的社论，发表了一两篇文章或消息，而没有组织有力的宣传。
山西日报、平原日报、绥远日报都没有发表社论，对这样重大的问题，报纸上没有声音，不表示意见，是不应该的。
镇压反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报纸不仅应该针对某一具体案件控诉土匪特务对群众的直接危害，也应该系统地揭露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背景，说明不镇压反革命便无法保卫祖国的独立安全、无法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道理，以教育人民具体地认识我们国家的政权性质，达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
加强镇压反革命的理论宣传，在每一报道中贯彻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教育，仍应成为各地报纸努力的目标。
自然，在加强镇压反革命的宣传中，造成一种土匪特务似乎力量很强大的印象，是一种偏向。
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对反革命破坏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必须指明虽然只有很少的特务便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但是不应该造成一种土匪特务力量如何庞大的错觉。
有些报纸在处理新闻时没有认真注意到这一点，在新闻中和标题中不正确地将土匪特务的番号加以煊染。
这些番号和职衔，并不足以使人们了解他们的罪恶，有时反而引起人们的错觉。
例如02月25日河北日报发表了处决反革命匪首孙鹏飞等二十名的长篇新闻，标题为“破获蒋匪反革命指挥机关巨案”，其实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挥机关”呢？
在新闻中列举了匪首孙鹏飞等所使用的这个“总司令”，那个“军长”，这个“省主席”，那个“专员”、“县长”之类的衔名，究其实不过是一小撮特务土匪所用的空头名义而已。
他们自称什么什么，报纸也称他们为什么什么，便容易引起一种似乎敌人如何庞大的错觉。
类似的疏忽或错失会造成不好的结果，值得引起注意。
做好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是一切报纸共有的责任。
报纸编辑部领导机关应该经常检查和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并应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取得他们的协助。

评六种美帝侵华史
王大白
一、刘大年著《美国侵华简史》新华书店1949年11月初版
二、钦本立著《美帝经济侵华史》世界知识社1950年04月初版，1951年01月修订四版
三、汪敏之著《美国侵华小史》三联书店1950年08月初版
四、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历史系小组编著《美帝侵略中国史话》光明日报1950年12月初版
五、王春著《美国侵华史话》工人出版社1951年01月初版
六、施瑛编著《美帝侵华演义》通联书店1951年01月初版
《美国侵华简史》中的一些问题
在我国出版物中，以正确观点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一百余年来美国侵华政策和史实的第1本书，是刘大年在1948年11月写成的《美国侵华简史》。
本书从1949年11月初版以来，截至本年01月北京六版和其他地区1950年12月出版数字的统计，在全国范围内的累积印数达二三八、八○○册。
这说明它是怎样受着广大读者的欢迎，它在中国人民的抗美斗争的教育中，起了怎样重要的作用。
就它对著作界的影响来看，去年和本年一二两月陆续出版的几种讨论美国侵华历史的书籍中的观点和材料，极大部分是以本书为依据的。
直到今天为止，在同性质的书籍中，它还是比较好的一种。
然而本书因为最初写作时条件的困难，也还存在着若干缺点。
后出的若干种书籍既然大体以本书为蓝本，本书中的错误就成为一再重复的错误了，这是不能不指出的。
（一）“1862年美舰炮轰马关，取得日本的妥协”（书八页）。
据各种史料纪载，美舰维奥明号在1863年曾单独轰击马关一次；
此处所指应为美英荷法四国联合舰队轰击马关，迫使日本开放马关海峡、承认1858年的通商条约并允许英法在日本驻军这一事件，时间应为1864年。
（二）“至1868年先后由皮雷与哈利斯帮助日本开辟商务和策划维新运动，”（同上页）作者在这里注明这一资料是引自“美苏考勒斯基著，赵公皎译：
美国远东政策，外交月报，三卷三期。”
笔者没有查考这一资料来源，但事实是：
皮雷在1858年03月已死于纽约，哈利斯从1856年起任驻日领事六年，也在1862年04月回到美国。
因此，这句话是不正确的。
但如果说皮等对日本的开辟商务乃至1868年的维新运动有影响，是可以的。
（三）“1872年美国……派军舰至朝鲜强迫与美国订立通商条约。”
（同上页）正确的年份应为1871年。
（四）“1873年……美国前驻福建领事李仙得……竟率领美军向台湾进攻，”（同上页）正确的年份应为1867年。
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有记载，1951年03月02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第8期蔡美彪作《1867年台湾高山族的抗美卫国战争》，详细记述了这一件事。
（五）“1874年……美日联合向台湾大举出兵。”
（书九页）与史实不尽相符。
李仙得曾参与此事，也曾介绍了两个美国人给日本人做顾问，但说美国“有陆军参加”就不正确。
在若干后出的书中更说成“组织美日联军”，那就离事实更远了。
（六）“1874年……，便辟台湾为商埠，”（同上页）是错误的。
“台事专款三条”没有这一条。
台湾之辟为通商口岸早在185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里就规定了，从那时起，美国已经获得了这一特权。
因此，接下去所说的“美国利用日本达到了插足台湾，开辟市场的目的。”
（书十页）也是多余的。
（七）“天津海关税务司英人德璀琳……”（书十六页），德璀琳是德国人。
（八）“美国著名的煤油托辣斯（即美孚油公司）是一九○〇年成立的。”
（书二十六页），依据各种记载，美孚油公司是在1870年成立的，它一开始即具有了托辣斯的性质。
刘书虽有所据，但1870年是更确实的。
（九）“……司戴德为美驻奉天总领事（原为路透社驻朝鲜访员，以侵华有功累升至此），……”（书二十八页），司戴德在一九○二——○四年间，曾在南京、北京我国海关任职，一九○五年任美国驻朝鲜公使私人秘书，指出他这一经历是更好的，因为这可以作为“侵华有功”一语的说明。
（十）“1929年02月美国人克末勒获得‘财政顾问’，前此又有美国人甘梅尔获得财政部设计委员会主席兼银行币制专门委员，……”（书五五页），克米（末？
——笔者）勒和甘梅尔原是一个人（即E.W.Kemmer），此人在1928年应蒋政权之聘来华，担任伪财政部顾问，并与其他所谓财政专家十二人组织了“财政设计委员会”，在1930年提出了一个所谓币制改革计划。
（十一）书中另外也还有些需要改正的译名：
（1）如书四页把Major Shaw译为“梅耶·萧”，这人是美国独立战争时一名少校，Major应义译少校；
（2）“马瑞慕”在书中五四页和五五页凡二见，照音译，应为“马慕瑞”（Mac Murray），过去外交文献上译为“马克谟”；
“中美‘汤格斯坦’借款”宜通称为“钨砂借款”。
对《美帝经济侵华史》等五书的意见
在这一节要进行讨论的著作，包括了文前书目顺序二至六等书。
在这些著作中，汪敏之著《美国侵华小史》（以下简称汪著）和钦本立著《美帝经济侵华史》（简称钦著）是比较好的两本。
钦著、汪著都出版较早，两书除采取了刘著若干史料和观点外，兼采了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的若干材料。
两书也个别掘发了一些新的材料（如汪著关于早期中美通商和1948年以后的材料，钦著关于经济侵华的若干材料）。
钦著在经济侵华方面作了较系统的叙述。
汪著和钦著大体也做到“按照历史年代的顺序，讲述并分析了历史事件”的要求。
但汪著、钦著都沿袭刘著的大部分错误。
汪著的其他错误较少（但不是没有），钦著初版本以至三版本特有的错误很多，1951年01月的第4版虽已经作了大部分的修正，然而还保留了一些错误。
钦、汪二著在与其同类的读物中，在出版时间上可以算是仅次于刘著的“先行者”，因此钦著有些错误又为后出的书所保留，例证可以从王春著《美国侵华史话》（简称王著）中找到。
王著是把美国侵华史实，用比较通俗化的活泼生动的文笔加以纪述，鼓动性强，适合一般工农干部阅读，也是一本好书。
但除了同类书的一般性史料错误外，也还有些个别错误。
与王著同性质的书是施瑛编著的《美帝侵华演义》，这是依据刘著材料，用章回小说体改写的，因为是“述而不作”，特有的错误很少，但文字上有些缺点。
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历史系小组编著的《美帝侵略中国史话》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依照《时事手册》第2期中的宣传提纲，作为学习资料而写成的，史料有些错误，用语也有几处不妥。
下面将具体指出上举几本书中的错误和写作上的缺点。
刘著中的若干错误为这些书所重复的，这里不再引证。
（一）钦著（以1951年01月四版为据）：
（1）“两广总督程矞”（书二页），应为程矞彩。
（2）“中国新施与他国人民商业上的便利……”（同上页），“新”字为“所”字之误，这一字差别很大，是不能乱改的。
（3）“美国供给英法薪饷一个月”（书四页），事实是：
英法供给了美国军舰薪饷一个月，这个错误为王著所接受了（见王著十二页）。
（4）“通商口岸增加八处”（书四页），依据中美天津条约，是通商口岸从五处增加到七处。
（5）“到了1899年，英国已占有威海卫港口”（书七页），应为1898年。
（6）“海约翰的照会提出后，英国首相张伯伦答复说，……”（书九页），那时的英国首相是在一八八五至一九○二年间三度组阁的沙律士伯雷（Marquis of Salisbury，即Bobert Ceeil），约瑟夫。
张伯伦那时是沙律士伯雷内阁的殖民大臣。
（7）“……美商和吴佩孚做了一笔大军火的买卖，步枪一万支，子弹二千万发……”，这一史料是从刘著引来的，刘著为“子弹二百万发”，钦著这一错误也为王著所沿用了（王著五八页）。
（8）该书初版将一九三五（四？）
年上海存银误为“四六亿元”（书五○页），曾经上海大公报“读书与出版”指出，王著改为“四亿六千万元”（书七七页），钦著修订本又改为“六亿元”，但这数字还是不正确的。
据“申报年鉴”（二十四年版）所载1929年至1934年间上海存银的统计，最高量为1933年底之五四七、四四六、○○○元，在1934年下半期流出约三分之一，这一年底的存银量仅为三三四、九九七、○○○元。
据此，可以判断“六亿元”是臆度的。
笔者以为：
如果并无确实根据，在修订时随便更改，这种修订也是不足取的。
（二）汪著：
（1）“美使华德（Frederic T.Ward）……”（书三六页）Fsederic T.Ward是在太平天国时组织洋枪队的流氓兼海盗华尔，这里所指的美使应该是John E.Ward，一般历史文献中译为华约翰，这里是搞错了强盗们的名字了。
（2）“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美国在中国采取攻势的十年”（书一○九页），“美国势力的扩展，到了四十年代开始时受到严重的顿挫”（书一一○页），按照现在通常的说法，“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应为“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之误。
（3）汪著三十二页有一个“注”，说明“见蒋恭（误排为‘发’）晟著‘中美关系纪要’第64页”，三十八页只有一个“注”，注明“同上”，“同”哪一个“上”呢？
经查对蒋书，原来三十二页的脚注应该移到三十八页，三十二页的注还查不出来源。
而且汪著在这一个引文上是不忠实的。
因为它把所引的桂良的话有改动，有删节，譬如把原文“当其请换约”改为“当其请约”（三十七页），这意义是不同的。
（三）《美帝侵略中国史话》：
（1）“1874年台湾的生番杀了五十四名琉球漂流的难民……”（书九页），第1是年代不符，第二“台湾的生番”一词太不妥。
（2）“李仙得………卖‘纽约丸’及‘社疗丸’两条船给日本运兵………”（同上页）也不符事实。
（3）“李仙得在一七八四年还公然作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向天津办交涉………”（同上页），李仙得曾随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来华，可是他并没有“公然作日本全权大使”。
（4）“1931年06月，蒋介石又举行第4次，‘围剿’。”
（书二十二页），“就在1931年美国帮助蒋介石对工农红军作第4次‘围剿’的时候………”（书二十四页），第4次“围剿”是在1932年06月，这里两次都说错了。
（四）王著：
（1）“美国又派了一个叫伯加的人，联合英人、法人重行提出修改条约的内容………”（书一○——一一页），著者提出了四点，但第1点（关于保护美船在各海口自由巡逻）已经列入望厦条约的第32条，第2点（领事裁判权）已列入同约第21及二十五等条，第4点（利益均沾）也在同约中有了规定，对第4点著者也在同书第21页自己说过“………第1是要求‘利益均沾’，这一开头就成功了，………”。
其实这时美国政府要伯加提出要求的是另外三件事：
一、美国外交官入驻北京；
二、通商范围无限制扩大；
三、废止一切限制美国人民在华活动的个人自由的禁令（见胡绳著：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页二十四，转引李抱宏：
“中美外交关系”）。
（2）“可是美国帝国主义却不肯白完，………结果是强迫满清政府开台湾为商埠，还赔款五千万两”（书二十页），“五千万两”是“五十万两”之误，而且这五十万两是赔给日本的，这里语意不明。
（3）“原来美帝国主义侵略菲律宾的时候，陷入了和西班牙的抢夺战争”（书二十一页），这是与史实不符的，在美西战争时，西班牙军队的抵抗一下就垮了，美国陷入的是菲岛人民的抵抗不是“和西班牙的抢夺战争”。
（4）“1857年天津条约规定……”（书四十六页）一句，是将原通牒的原句“……我国坚执1857年我国倡始之对华和平……政策”（见王芸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四，十六页）改写的，可是这样的改写就错了，因为天津条约是订于1858年。
（5）“袁贼……便真正在1916年01月01日做起皇帝来了。
这无耻的皇帝共做了六个月零六天，……”，袁世凯在1915年12月12日接受“皇帝推戴书”，次日便正式称帝了，预定在1916年01月01日“登极”却一直未成，到同年03月22日被迫撤销帝制，这里的说明是与历史不相符合的。
（6）“一九○八年……两个侵略强盗签定了……‘高平、卢特’协定”（书三十三页），“……结果由美国代表路德替改为四条，……”（书五四页），这在一九○八年签订“高平、卢特协定”的卢特和华盛顿会议时拟订四原则的“路德”正是一个人（Elihu Root），为什么译成了两个人名呢？
顺便可以提到的，王著常把一些比较通用的人名加以更改，如把顾兴（顾盛）改作“苦兴”，伯驾改成“伯加”，把芮恩思改成“瑞恩思”，实在并无必要，因为“顾”、“驾”、“芮”等字在同书中还是出现了的。
（五）施著：
“有一艘琉球海船，被风浪打到台湾海岸上，那批遭难的琉球水手登岸躲避，尚未站定脚跟，谁知山林里冲出一伙生番，不由分说，就把那批琉球水手，杀得砍瓜切菜一般，……”（书二十八页），这段描写虽是“生动的”（这是作者的企图），然而却生动到有害的地步了。
作者运用了他对“生番”的想像，可是这想像可能是从美国野蛮的西部电影诬蔑“红番”的影响中得来的，这就不能再用来传播给读者了。
编者按：
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几本美帝国主义侵华史中的一些史料上的及个别观点上的错误。
应当承认，《美国侵华简史》、《美帝经济侵华史》、《美国侵华小史》等书虽然提供给我们一些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但是无论就观点上及材料搜集上来说，都还不是理想的著作；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内容正确、材料丰富的典型的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著作，而这种著作，是我们所迫切需要的。
从一些叙述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小册子中看出一个著作界的不良倾向，那就是有些作者太不严肃，太不认真，不耐心搜集史料，不耐心分析问题，辗转传抄，以讹传讹，顺笔一挥，潦草从事。
这种态度的典型例子是宣谛之作，世界知识社出版的《美帝侵华一百年》及谢牧编著，潮锋出版社出版的《美帝侵华政策的百年总结》，我们打算另组织一篇文章在下期发表。
还应该补充一点，高一涵等著、光明日报社出版的《美帝侵华初期史实》，虽然是编集了几篇零碎的文章，但能正确地揭发了美帝国主义早期侵略中国的一些主要史实，这类文章对读者是有帮助的。

读者·编者
加强科学图说的科学性
本刊第6号发表了王奎克君对华东书店版《大众科学图说》中的一本书——《从猿到人》（编绘者左本、云泉）的意见后，《图说》的主编人薛鸣达先生来信表示：
这“还是我们所读到的第1篇正式的批评”，“我们已参考了王同志的意见，把《从猿到人》的内容详细检讨一番，决定重新改编，并重绘全部的图画。”
来信也说到《图说》已出版了十几种，还有二十多种正在编绘中，从销数上看可以反映这一类书“是大众急切需要的读物”，但“因为编者与绘者都在尝试地做着工作”，“希望读者多提出批评”，“那是对于我们的求进步更有帮助的”。
这一套书的出版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我们建议这一套书在编绘时应该和专家们密切联系，要注意到通俗性，同时也应该加强其科学性、系统性。
重视原稿整理工作
本刊第1号曾经登载丁传信君对《税收与工商业》一书的意见。
顷接该书出版者中南人民出版社来信，表示接受，并检讨该书发生错误的原因，是原稿整理不够清楚，以及对政令文件的校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该社现已规定有专人负责原稿整理工作。
因原稿整理不好而发生许多错误，是出版界常有的现象，我们希望所有出版机构都要注意改进这一缺点。
编辑法律文件须注意时间著录
谢怀栻君来信提出下面一个意见：
凡是关于法律文件的出版品，包括翻译的外国法律文件，务须注明该法律文件通过或公布的年月日。
如该文件经过修改，并须注明其最后的修改年月日。
——这对于法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新华书店出版、法制委员会编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没有注明该宪法是在何年何月通过公布（制定）的。
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一样。
（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制定过两次宪法，又曾有多次修正，这册书内均未说明）。
我们同意谢怀栻君的意见，并借此唤起公私出版家的注意。
《新儿童》印错了各国国旗
李本昭君来信说：
“天津知识书店出版的《新儿童》四十二期（01月01日出版）封底面印了‘十二面和平民主国家的旗帜’，把我国、苏联、朝鲜、蒙古、罗马尼亚和捷克五面国旗都印反了，其中罗马尼亚的国旗中间黄色部分漏印了一个图案。
此外，把紫地、黑鹰、红星的阿尔巴尼亚国旗印成了暗红地、黄星；
把保加利亚国旗白色部分上的图案漏印；
把匈牙利国旗上的图案也印错了。
我以为《新儿童》的这一错误同样值得凡印制各国国旗者加以深刻注意。
这类错误是应该消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