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发表声明
坚决拥护派遣调查团调查马来亚难侨情况
【新华社10日讯】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今日发表声明，对中国人民救济马来亚难侨委员会组织调查团赴马来亚调查难侨情况的措施，表示坚决拥护。
声明全文如下：
马来亚英国殖民地当局，不顾我全国人民和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一再的严正声明和抗议，与中国人民为敌，迫害我马来亚侨胞。
自马来亚英国殖民地当局1948年06月18日宣布其第1个所谓“紧急法令”、1949年01月10日及1950年04月29日分别发布所谓“新紧急条例”、“马来亚新紧急法”等一连串反动法令以来，我马来亚侨胞所受非人迫害、虐待和驱逐，已罄竹难书。
据被逐返国的几批侨胞的控诉，英殖民地当局竟使用了野蛮逮捕、毒打、强奸、“集体惩罚”、成千累万的被迫迁移以及关入集中营等毒辣手段，及日本法西斯强盗统治马来亚时期所曾使用过的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
英帝国主义的这一切野蛮暴行，说明着它是如何的敌视着中国人民。
对马来亚英国殖民地当局加于我侨胞身上的上述种种迫害，我全国人民已忍无可忍，决不能置之不顾，因此组织了马来亚难侨委员会予以声援，并决定派遣调查团前往马来亚调查难侨情况。
这种声援和派遣调查团的决定是完全正义和必须的。
我们坚决拥护这一决定，并将以实际工作支持这一适时的行动。
马来亚受难的侨胞们，祖国的人民是你们的后盾，残暴的帝国主义殖民者是一定会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的。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1951年03月10日

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会组织发出指示
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教育准备今年“五一”全国大示威
【新华社10日讯】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08日向全国工会组织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时事教育与准备今年“五一”全国大示威的指示。
全文如下：
自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和公然侵占我国的台湾以来，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愤怒，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运动。
全国工人阶级亦以自己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示威游行、慰问和支援人民志愿部队等实际行动，热烈地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斗争。
但是，应该指出：
各级工会组织在全国广大工人、职员群众中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还不够广泛，不够深入。
一般地说，大城市中做得比较好，中、小城市中还做得不够；
集中的大工厂企业中做得比较好，在分散的店员、手工业工人中以及偏僻地区的矿山工人中做得比较差，或至今尚未有计划、有组织地去进行；
在工厂企业的工人中做得比较好，在职员中做得比较差，而在职工家属中做得更差。
必须知道，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反对这个最凶恶敌人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任务。
目前美国侵略朝鲜的军队，虽然已经不断遭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和朝鲜人民军的严重打击，但是，专门靠侵略战争发财致富的美国战争贩子们，并没有从他们不断的失败中取得应有的教训。
他们正在疯狂地、公开地重新武装日本，企图把日本人民作为他们扩大侵略战争的炮灰，挽救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已注定的失败。
因此，我们绝不可以把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教育，当做一时的“临时”任务去看待。
应当知道这是我们在现阶段中长期的经常的政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内容，而且是严重的政治任务。
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三十年的艰苦斗争所赢得的胜利果实，绝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者来侵犯。
“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我们必须坚决保卫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已得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向来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在当前这一伟大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全国男女工人、职员群众，必须站在这一伟大运动的最前列，成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中坚力量。
为了进一步在全国工人、职员群众及广大职工家属中开展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时事教育，并准备今年“五一”在全国举行爱国大示威，全国总工会特作如下指示：
（一）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必须抓紧目前美国重新武装日本这一事实，更广泛、更深入地在广大工人、职员群众及其家属中开展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时事教育工作。
已经初步进行过的应该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运用各种方法（如组织读报，开定期座谈会等）使学习时事成为每个工人职员的经常课程，并订立爱国公约，将群众的爱国热情加以巩固。
尚未很好开展爱国主义时事教育的地方，特别在广大分散的店员、手工业工人及职工家属中，必须结合其他有关机关团体，组织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起来。
务使每一个城市、集镇、工厂、矿山、农场、机关、学校、商店、作坊中的每一个工人、职员，每一个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不论是集中的或分散的、先进的或落后的，不分男女老幼，都动员到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中来，都要向他们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
（二）目前抗美援朝的时事教育的中心内容应为：
1、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
2、支援人民志愿部队与朝鲜人民军；
3、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与各项决议。
这种时事教育工作，在进行土地改革地区，必须与土地改革教育相结合，使广大工人群众认识土地改革是挖反动势力的根，挖帝国主义走狗的根，是中国人民大翻身的决定条件，因而坚决拥护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革命斗争。
在实行劳动保险的工厂企业中，这种时事教育应与实行劳动保险的宣传工作结合起来，使广大工人群众知道，实行劳动保险，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胜利果实，我们要保护我们既得的果实，必须更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武装日本。
（三）在进行时事教育的方式方法方面，根据已有的经验，最好是采取控诉或回忆的形式。
每个工人职员都可用自己遭受的痛苦来控诉日本及蒋介石匪帮过去对于中国人民的各种暴行，一直引到美帝国主义援助蒋匪和武装日本的罪恶，以激发工人阶级对于敌人的深刻仇恨。
同时用回忆过去的生活与今天生活对比的方法，来启发工人职员及其家属群众对于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爱与拥护。
这种控诉与回忆的方法是最能使广大群众了解，最能激起广大群众的爱国义愤和热情的。
（四）在这一宣传教育工作中，我们要争取达到下列几个目的：
1、巩固与扩大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并推动和帮助马恒昌式的先进小组起带头作用和核心作用；
2、在提高广大工人职员及其家属群众觉悟的基础上，检举并监视混入到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农场中的特务土匪、敌伪军官、逃亡地主、会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加强保密与保安工作，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3、订立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农场中全体工人职员的爱国公约，或同一产业、同一职业以至整个城市的工人爱国公约。
（五）及早准备今年的“五一”大示威。
在今年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我们要举行一次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阶层人民的“五一”爱国大示威。
检阅一下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表示全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保卫自己祖国的决心；
告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反动势力的残余，如果你们不肯停止侵略暴行，不肯向人民投降，企图继续蠢动的话，便只有被歼灭的一条死路。
现在各地大规模地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抗美援朝的时事教育，就是今年“五一”大示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至行动上具体的实际的准备与预演。
到了04月中旬左右，各城市工会组织便应与当地各人民团体组织庆祝“五一”筹备会来仔细准备“五一”示威的工作。
各大行政区、省（相当于省的区），及市县的地方工会组织与产业工会组织，应当取得中国共产党当地党委的指导和帮助，召开专门的会议，根据这一指示，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详细地、认真地加以讨论，拟出执行这一指示的具体计划；
并将讨论和执行情况向上级工会组织作一专题报告。
1951年03月08日

巩固首都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京公安局逮捕一批反革命
该匪犯等至今不知悔罪仍图潜伏阴谋暴乱
【本报讯】
据京市新闻处讯：
为了巩固首都革命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连日逮捕了一批美蒋特务、反动会道门的首脑和恶霸地主。
这些反革命分子，多曾在解放以前当汉奸特务，残杀人民，强奸妇女，反对革命；
在解放以后怙恶不悛，继续作反革命活动，刺探国家机密，破坏工厂企业，散布谣言，进行抢劫或阴谋武装暴动，并藏有电台和大批枪枝炸弹等。
他们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这些反革命分子，有的混入了工厂、企业、团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破坏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财产。
例如赵景先、张秉文、吕庆昌、蓝景文、袁书春等，在解放以后，都潜伏到石景山钢铁厂，赵景先在该厂曾窝藏一大批特务，掩护他们潜逃；
当该厂工人展开生产竞赛时，他煽惑群众说：
“争英雄简直是争狗熊，夺红旗的都是冤傻小子！”
用种种方法来破坏生产建设。
赵景先在解放以前，当过伪保长、伪工会理事长，为敌抓壮丁，强征民粮，开列中共地下党员的黑名单送交国民党特务机关加以残害，并强奸过很多妇女，罪恶昭彰。
张秉文、吕庆昌都是河北省临城一带的惯匪，蓝景文、袁书春是蒋匪石家庄三青团书记长王麟章的同伙，在解放以前，他们都当了国民党特务，曾在临城一带解放区内杀害杨姓一家六口和该县第7区丁区长及区干部，枪杀梁村群众十多人，烧毁民房二十多间，引导日寇活埋河北省柏乡县王家庄乡民王黑豆，还组织特务武装“还乡团”，进攻解放区河北省高邑河头村村公所，当场杀害区、村干部二十多人。
解放之后，他们都混到石景山钢铁厂来当工人，吕庆昌还当了厂警队的警士，手持武器，准备伺机进行暴乱。
中统特务支彭英、支永祜、沈振启、吕广仁、李树声、王富春、吴镇屏等，均为潜伏在北京邮政管理总局的特务组织之重要分子，经常密谋破坏。
伪国防部参谋、热河平泉伪警察局长、凌源伪县长方伟、中统特务孙效友在解放后，假造历史，混入北京市税务局，窃取该局的机密文件，破坏税收，并经常制造谣言，扰乱人心，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方伟在辽西一带，为恶一方，曾收集汉奸、土匪，组织所谓卫戍司令部，杀害革命干部，与人民解放军对抗。
当过汉奸的匪徒石相如，在1938年04月与日寇勾结，制造惨绝人寰的通（通县）大（大兴县）惨案，烧毁村庄五十多个，杀人无数，仅在大兴县采育镇的赵献营、岱山营、沙堆营三个村庄，就屠杀乡民四十多人，烧毁房屋三百余间，像这样的汉奸匪徒，在解放之后，竟混入北京粮食同业公会，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还有一批蒋匪特务，潜伏京市，抗拒登记，阴谋活动，甚至结伙抢劫，破坏治安，例如伪北平警察局督察长、分局局长吴纯如，在解放前曾会同伪宪兵十九团、伪警备司令部逮捕解放03日刊工作人员，以沙袋、铁丝网，包围华北学院，并围捕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进步学生。
北京解放之后，该犯仍怙恶不悛，阴谋破坏。
军统特务金伯恭是伪东北行辕督导处机要秘书，东北解放后潜逃来京，寻找美蒋特务机构“中美合作所”的关系，企图继续活动。
复兴社特务吕秉中，曾充匪特务机构“清训队”训导员，拷打与杀害很多革命干部，北京解放后，抗拒管制，坚不改悔，且经常进行反革命宣传，破坏政府威信。
军统特务毛世勋，解放前是专门往来解放区进行破坏的，在解放之后，伙同土匪在东郊行劫杀人，破坏社会治安。
在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批迫害人民，反抗土地改革的恶霸地主，例如京西靛厂村一带的恶霸李养泉，混名“小鼻子”，又称“小霸王”，在日伪统治时期，曾打死村民孟长年，霸占农民土地；
在解放之后，威胁村干部说，“反过手来，都把你们打死”。
京西靛厂一带的农民恨之入骨，向市人民政府屡次控告，这次把他逮捕起来了。
衙门口村大恶霸崔国英，当过日伪时期的伪联保主任，勾结日伪军枪杀农民王文德，贩卖毒品，霸占土地，在衙门口村替伪军抓捕四十多个农民当壮丁，又私设公堂，拷打反抗他克扣工资的雇工；
在解放之后，抗拒土地改革，毁坏贫农崔景荣的青苗；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恐吓群众说：
“蒋介石来了再报仇。”
衙门口村一带的农民恨极了他，叫他作“龙王”，他们说：
“只有政府枪毙了龙王，老百姓才能过安宁日子。”
石景山的恶霸地主薛泽民，逼死过五条人命，霸占公田六十多亩，抓去四个农民给伪军；
解放之后，仍不老实，公安局解除管制时，他威胁村干部说：
“公安局现在都不管我了，你们更管不着我。”
这次被捕的反动会道门首恶分子，有些是参加中统特务组织的，如北郊一贯道分坛主杨沛，当过伪保长，领导十五个特务小组，镇压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
有些是阴谋武装暴动的，如九宫道余九天祥明总盘第1总领李文显，在解放后纠合其他道首，阴谋武装暴动，颠覆人民政府；
有些是保持秘密组织，反抗土地改革，破坏军事设备的，如石景山恶霸地主、一贯道点传师常文通，在解放以后，开办“忏悔班”，训练道徒，传抄“应付魔考十九条”和孙素真“手谕”、“坛训”以对抗人民政府，指挥十五个坛秘密集会，监视我工作干部，在郊区土地改革时，威胁群众说：
“不要贪便宜，将来要受大害”，并在村干部门口黏贴反动标语；
去年冬天，他晚上在家中打暗号枪，指挥道徒屡次破坏军用电线；
市人民政府下令取缔一贯道，常文通召集坛主王贯才、王森等开会，抗拒登记，他说：
“国家应由道来领导，决不登记。”
像这些反革命分子，潜伏在工厂，阴谋破坏，或者组织武装暴动，抢劫人民，对革命秩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是极大的威胁，如果不加以逮捕惩处，人民首都的治安是会受到他们的严重的破坏的。

我们伟大的祖国
在我国广大的新区农村中，现在正发展着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
农民们在这个斗争中不但得到了土地，也学会了作新国家的主人翁。
这是一个村的农民大会，农民们在会上订出分田的六大纪律：
干部大公无私；
农民团结互让，分配公平合理；
方法民主协商；
目的有利生产；
结果群众满意。

我保卫和平反美侵略委员会举行盛会
欢送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赴朝
该队分两个大队全体队员共一百九十二人
【新华社10日讯】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已经成立，即将赴朝工作。
服务队分两个大队，全体队员共一百九十二人。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于10日举行盛大欢送会。
到会的有各民主党派代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及国际医防服务队两个大队全体队员等共一千多人。
欢送会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陈叔通副主席主持并致开会词。
他说：
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是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的斗争。
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的组成，是中国人民深厚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中国医务工作者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的伟大实践。
这种伟大的行动，不但将鼓舞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爱国热情，并且将大大加强我们兄弟国家的人民的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李德全会长在欢送会上宣布了国际医防服务队全体人员的名单，并以队旗授予各队负责人。
她在授旗致词中勉励医防服务队全体人员，到朝鲜后要全心全意为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预防疫疠灾害，并大力救护朝鲜难民，来增强朝鲜人民的力量，彻底粉碎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主席致词说：
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的野蛮破坏，千百万朝鲜人民正陷于苦痛流离的境地，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的及时出国工作，正是朝鲜人民所热烈盼望的。
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代表朝鲜人民欢迎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医防服务队到朝鲜去工作。
他说：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全中国人民的竭诚援助以及苏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声援与支持下，朝鲜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在会上讲话的还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政治局秘书长章伯钧，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中华医学会理事长傅连暲，中华护士学会理事长沈元晖、北京医药卫生界抗美援朝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方石珊等。
朝鲜大使馆及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中国红十字会工会的代表等，分别向该队献旗、献花或献词。
欢送会最后由该医防服务队第1大队大队长周立新、第2大队大队长冯雁忱致答词。
他们一致保证，全队人员到朝鲜后将克服一切困难、不怕任何牺牲，坚决完成工作任务。
10日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等五个单位，并联合欢宴国际医防服务队的全体人员。

　我出席和平理事会代表
蔡廷锴等返抵北京
印度代表爱德华同机抵京
【新华社10日讯】
中国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蔡廷锴、彭泽民、萧三、吴耀宗于10日下午三时返抵北京。
同机抵京者有印度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爱德华。
赴机场欢迎者有张奚若、吴茂荪、洪深、王倬如以及印度驻华大使馆参赞高尔等多人。

抗议帝国主义分子摧残我国儿童
首都五十三个单位代表紧急集会
一致拥护政府严惩凶手，制止屠杀我国儿童罪行
【新华社10日讯】
首都五十三个单位的九十二位代表，09日举行紧急座谈会。
与会者对广州圣婴婴儿院及南京慈爱育婴院等残害中国儿童的罪行表示极端愤慨，一致拥护政府严惩凶手，制止帝国主义分子假借“慈善”“救济”的美名，屠杀中国儿童的罪行再次发生。
座谈会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李德全主持。
她指出广州市加拿大修女主办的“圣婴婴儿院”屠杀二千多个中国儿童和南京“圣心儿童院”“慈爱育婴院”外籍天主教修女残害儿童的事实，是与苏德战争时期德国法西斯蒂在波兰的杀人工厂及英美帝国主义者在西德残害苏联儿童的事实相类似的。
她指出这些事实再一次暴露了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反动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损害中国人民的罪恶。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副部长陈其瑗指出，这是再次证明了帝国主义者一贯地利用慈善和救济事业等手段来压迫和麻痹中国人民。
燕京大学社会系教授、全国妇联常委雷洁琼指出：
这两件事应使儿童保育工作者提高警惕，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办“慈善事业”的真面目。
她指出：
这种事不仅发生在南京、广州，而且在其他各地也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我们抚育民族第2代的保育工作者和母亲们，必须认清帝国主义“慈善事业”的本质，在妇女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
青年团中央少年儿童部陈琏说：
“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激起我们无比的愤怒。
我们拥护政府依法严惩罪犯，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继续残害我们的弟妹！”
最近出席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返国的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副部长李丽莲的发言，揭露了帝国主义不仅在我们中国，而且在希腊、西班牙以及西德监禁屠杀儿童的罪行，指出保卫儿童的事业是与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不可分离的。
最后，李德全主席总结大家的意见：
（一）一致拥护政府对南京“圣心儿童院”事件的处理和判决，并愿意协助政府详细调查南京“慈爱育婴院”及广州“圣婴婴儿院”事件，依法严惩凶手。
请求政府严格检查和督促各地儿童救济机关，领导他们做好工作，保卫儿童的生存、健康，使儿童得到正常的教养。
（二）号召全国人民重视保卫儿童的生存、健康和教育的权利，积极检举以慈善为名，混在保育工作者队伍中危害儿童的罪犯。
（三）号召全国儿童福利工作者提高警惕，加强学习业务和政治，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运动，彼此勉励，互相监督，共同做好儿童工作，负起保育新中国第2代的使命。
参加09日座谈会的单位有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育部、内务部及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市各公私立托儿所、保育院、育婴堂、孤儿院。

　湖南零陵县纵火特务伏法
该城居民顿足切齿手指匪犯痛骂
决加强防特组织肃清反革命分子
【新华社长沙10日电】
湖南省零陵县城国民党特务纵火案，业经当地人民公安机关在广大人民群众协助下破案。
首犯张景星、王养吾、欧阳绍唐、周静（女）、屈仲衡、唐玉清等二十二名匪徒已于本月07日经公审被判死刑，并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枪决。
张匪景星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系匪“湘桂粤黔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的首要分子。
王匪养吾曾任县三青团干事长，其他匪犯如欧阳绍唐、周静等匪均为当地国民党、三青团的重要分子。
早在本年01月19日，张匪即召集各匪犯在零陵县城河西的朝阳岩秘密开会，商量毒害人民的纵火计划，并派匪徒唐松柏、王诗来两人置办纵火用品。
元宵节前一天即02月19日，张匪再度召集匪徒于原地开会，宣布这次纵火成功后，国民党在香港的特务机关将有重赏。
张匪并决定于元宵节分两组按指定地区放火，第1组由王匪养吾率领，第2组由张匪景星率领。
02月20日，匪徒们乘群众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之际，即大肆纵火，酿成该县巨灾。
当这批匪徒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全城居民欢欣异常。
当匪犯被押往刑场路经大街时，两旁群众莫不顿足切齿，手指匪犯痛骂不已。
特务纵火事件发生后，零陵县人民政府当即拨粮急赈贫苦灾民，并将受伤者送医院诊治；
该县各阶层人民也纷纷捐集粮食和现款救济受害者。
湖南省人民政府专门派出了慰问团赴该县慰问灾民，并拨发大米二十万斤作救济费。
现受灾居民在人民政府扶助下正着手重建家园。
他们都坚决表示要加强组织，提高警惕，坚决肃清反革命分子。

逮捕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据长期调查与侦察的结果，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规定，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现时全国人民都普遍要求对于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的、严厉的镇压，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活动。
人民的这种要求，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所必须实现的。
最近召开的北京市第3届第1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许多提案都要求政府迅速严惩潜伏在人民首都的反革命分子。
各界代表在发言中曾义愤填胸地纷纷指控了首恶的和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督责政府立即予以逮捕。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严惩反革命的决议。
人民代表的这些正义的呼声，现在已经开始成为政府的实际行动了。
这一次所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一批是解放前曾残害革命干部甚至一次即残杀区、村干部二十余人，屠杀农民四十余人或者活埋群众的杀人凶犯。
有一批是放火烧毁村庄，甚至一次即烧毁五十余村而在几个村庄即烧毁民房三百余间的放火匪徒。
有一批则是曾经抓捕大批青年壮丁送给敌伪充当进攻人民革命的工具、充当炮灰的恶霸。
另一些则是曾经摧残学生爱国运动甚至围捕学生的刽子手……概括一句说，即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
另外一些则是利用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迄今仍怙恶不悛的现行犯。
他们或者公然违抗政府法令，破坏土地改革，破坏农民的青苗，或者打入工厂进行各种破坏。
本市电车厂曾有五十九辆完整的电车被特务们烧毁，本市发电厂的二万五千千瓦的发电机曾多次遭受特务们的破坏。
还有一批则是打入我各机关为美蒋刺探机密的间谍或进行其他破坏的特务，或者组织匪徒企图实行武装暴乱的武装匪徒。
这些从外部和内部同时进行有计划的潜伏与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不但在暗中已经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而且还正在扩大他们作恶的范围。
如果我们麻木不仁，对他们缺乏警惕，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就会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失。
这已经是被无数次铁的事实所反复证明的常识了。
对于这些罪大恶极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分子，难道还不应该实行严厉的镇压吗？
问题很显然，如果我们站在人民立场，而不是站在另外其他什么立场，那末对于他们就只能按照人民群众的要求，该枪毙的就要枪毙，该监禁的就要监禁，该管制的就要管制，决不能放松对他们应有的惩治，优柔寡断，纵容这些残害人民、破坏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匪徒，利用政府的宽大政策，逍遥法外，继续进行破坏。
尤其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是混入我们的政府部门和机关、团体、工厂中的反革命分子。
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税务局，因为被混进了一个特务方伟，就使得一些机密的文件被偷走，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害人无数的一贯道头子石相如，混进了北京市粮食同业公会，土匪“还乡团”的蓝景文、袁书春混进了石景山钢铁厂冒充工人，血债累累的惯匪张秉文、吕庆昌也混进了石景山钢铁厂，而且当了工人警卫队的警士，试问这些机关、团体和工厂，被这些反革命分子混了进去，占据着这样紧要的地方，这些机关、团体和工厂的安全怎么能得到保障？
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难道特务烧毁电车五十九辆，破坏发电机，烧毁橡胶厂等等的血的经验教训，还值不得我们记取么！
？
除非对于人民的事业和利益抱着全无心肝的态度，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容许反革命分子混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机关、团体、工厂的内部来。
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的结束语中，曾经警告我们说：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是的，反革命的特务、土匪等杀人凶手、暗害分子、破坏分子，正在想尽一切方法，混入我们人民政府部门和机关、团体、工厂内部来，企图攻击我们的要害，假若我们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表现“温柔”“仁慈”，实际上就必然是对人民极大的残忍。
这个道理难道还不非常明白吗？
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这样的一批反革命分子，这是绝对必要的。
全国各地都应该采取这样坚决的严厉的措施，使得我们由无数先烈在敌人屠刀下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自由幸福生活，不会被这些万恶余孽所破坏。

上海公私企业踊跃申请登记实行劳动保险条例
上海市百人以上的公、私营工厂企业，踊跃申请登记实行劳动保险条例。
自03月01日起，迄03日止，前往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申请登记者已有中华经纬麻纺织厂、纶昌纱厂、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中国人民轮船公司上海区公司等一百零八个单位。
（新华社）

云南省昆明县成立各族联合政府
昆明县各民族人民联合政府委员会，已于上月19日在该县第2届各民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成立。
这是云南省第1个建立各民族人民联合政府的县。
该县杂居着汉、彝、回、苗、民家等八个民族共二十三万人。
该县解放一年来，革命秩序已趋巩固，人民政治觉悟显著地提高。
该县并培养了少数民族的优秀干部。
全县成立了五百一十七个农民协会分会，会员已达五万多人。
因此，这次会议代行了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依照各民族人口比例，选出县长、副县长四人和政府委员二十五人。
会议并讨论了民族团结等问题，决议在该县民族聚居的区或乡成立区、乡的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在民族杂居的区或乡成立区、乡各民族人民联合政府。
（新华社）

京市卫生工程局对鼓楼大街工地夜间未设红灯的检讨编辑同志：
01月31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登载了京市王哲良来信，反映本市在整修旧鼓楼大街八十一号京华橡胶厂门前下水道时，因夜间未设红灯标志，致该厂工人王世清掉入坑内，并受了伤。
我们除向王世清致歉外，并接受王哲良的建议，夜间应于工程处普设红灯或其他防止危险的设备。
今年的掏沟工程、系按全市沟道系统同时举办，地点极为普遍，在打眼以后每个交叉路口及交通较繁的地方，都有三角红灯的标志；
但有时因红灯不敷分配，或因工地一时忽略致未装设红灯。
据调查在掏挖旧鼓楼大街沟段时，确未装设红灯，这是工地负责人的疏忽。
我们已通知工程总队，对该工地负责人予以批评。
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

合作社进行财务工作中的三个问题
黄肇兴
经济核算制是一切企业的管理方法之一。
合作社为要实行经济核算制，对正确利用资财，是头等重要的事。
正确利用资财，构成了合作社财务工作的中心环节。
斯大林在“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文中论经济核算制时说：
“在我们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由于用一种浪费办法来经营的结果，经济核算的原则已被破坏无余。
事实上，有许多企业和经济组织中的人早已不复从事于计算、估价及拟制正确收支对照表的工作。”
经济核算是我们目前合作社在处理财务上所要建立起来的。
合作社财务工作具体的内容是从事资金的计算和计划及其正确利用，使收支两方，在数量上和在时间上得到平衡；
同时节约开支，加速资金周转，提高合理积累，以促成合作社企业的正常发展。
去年03月以后，物价基本稳定，这为财务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07月全国合作会议，明确了“合作社为社员服务”的方针，业务有了范围，使财务有所依据，在合作社内部又获得了一个有利条件。
今年国家银行实施货币管理，普遍推行现金收支计划，所有合作社联合社和一部分基层社都列入管理，这更将具体地把合作社的财务工作促进一步。
不过，凡此种种，仅仅是大半年来的事，经验少，方面广，干部缺，而要求迫切，这就带来了许多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有三个：
对清理资产的认识、资金构成的比例、财务计划与业务计划的结合。
一、对清理资产工作的正确认识问题
合作社要实行经济核算制，首先应了解自身家当，明确产权关系和资金的来源性质，为严密核算准备条件。
去年05月间全国合作总社调查了全国县以上各级合作社的资金财产情况。
在六百九十四个合作社报告中，发现总额二千七百八十八亿元的资金中，来源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有房屋一万一千九百余间，地皮近九百亩，机器一千六百余件，设备材料一千三百余件，绝大多数产权不明，托管或租赁关系亦均不肯定。
资金中有国家拨款，地方拨款，未分果实，股金，投资，暂时保管，未分盈余，盈余转账等等，科目繁杂，账务处理极不一致。
全国合作总社因而在去年年底以前布置了各级合作社清理资金财产的工作。
这种工作和推行统一会计制度同时并进，是为了要用清理资产来充实会计内容，使会计科目真能反映实际；
同时用统一会计制度来控制已清理的资产，巩固合作社的所有资财，并使全国规模的合作社财务状况能统一汇总表现。
到目前为止，清理资金财产工作已作初步报告的，有平原、察哈尔、绥远、吉林、松江、鞍山、浙江、苏北、皖南、上海、甘肃、中南合作局、湖南、湖北、江西等十五个单位，其余各省亦均在清理之中。
这一阶段清理工作的初步收获之一是发现若干重要问题：
首先是资产的长短不一。
平原全省上级社长出现款二亿三千余万元，损失款、货九亿三千余万元；
湖北黄冈县社一个单位发现账外财产约二千万元，绥远省社仓库盘点一七八种货品发现有三分之一账实不符。
其次是积压货品和呆账等。
绥远省社发现积压年余的桐油、缝衣机、各色斜纹布、砖茶及一些杂货，价值五亿五千余万元；
浙江省社呆账四百余万元。
再次是严重的贪污浪费。
新乡一个专区查出贪污有七十一人；
鞍山七岭子一个基层社曾在半年内开支达二亿元（东北币）的运输费。
另外还有会计账务的混乱，按单据找不到账，按账找不到单据，传票记载与账簿记载不符合，现金出纳经常发生贷差（没有收进，已有付出）等现象。
合作社财产经过这次清理后，虽然初步澄清了，但在清理工作的认识方面还存在着若干问题：
第1、不少领导干部对清理资产的目的在于了解自身家当，为经济核算制铺平道路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在清理当中，未能亲自深入，具体领导，只由财务、会计部门少数干部“零打碎敲”，不能集中力量。
又有部分同志对清理资产存在着麻痹思想，认为这是多事、查账或找错。
这些倾向都严重地影响了清理工作的贯彻执行。
第2、若干干部没有明白认识清理资产仅是加强财务工作的第1步。
最重要的还在清理过后，坚持制度保持已获的成果，使资产不再紊乱。
如吉林蛟河县在清理前有赊欠十三亿元（东北币），清理后减剩三亿多元，后因不能坚持。
不久又增加到二十亿元。
至于制度的坚持是要靠纪律来维持的。
保护人民财产，反对贪污浪费行为，严格经济核算制度，必须通过制度和严肃纪律方能实现。
在建立制度的开始，应该按步就班，要防止用钱过于灵活的偏向，如“随便开条子办事”，“完成任务不报账”，或“先用再说”等，使会计制度不能坚持，已经清理的资产，将再度趋于混乱。
二、目前合作社资金构成比率的掌握问题
合作社资金构成，主要有两个比率：
一是自有资金与外来资金的比率；
一是基本金与流动金的比率。
这两个比率需要适当。
目前合作社资金来源有：
自有资金，如股金，入社费，不返还收入，盈余积累等；
政府基金，如国库所拨，地方所拨等；
借入资金，如银行信贷，商业信贷等。
据去年底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四大区二十四个省、市以上合作社单位的会计统计，自有资金平均占资金总额约百分之二十二，政府资金约百分之十九，借入资金约百分之五十九。
政府基金加借入资金共占百分之七十八，约为自有资金的三倍半。
这种比率是相当适当的，和苏联银行贷款给合作社的比率（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也相彷。
这说明目前合作社是有相当的资力的。
但个别地区的发展则很不平衡，如华北自有资金占资金总额百分之三九，东北百分之十七，华东百分之五，中南百分之点零五。
这种不平衡主要是由于发展时间有先后。
但东北是基层社自有资金的比率大于上级社。
资金的另一构成是：
一种是基本金，用于房屋建筑，设备等固定资产方面，一种是流动金，用于直接关联商品流通的方面。
这两种资金也要有一定的适当的比率。
据二十四个单位的会计统计，平均基本金占百分之十六，流动金占百分之八十四。
这说明目前合作社的大部分的资金在流动状态，有充分灵活周转的能力。
房屋、设备等用途是任何企业所必需，但在企业生产能力没有巩固以前，即将大量资金搁置在这方面，是不恰当的。
适当的做法，应该是用自有资金来置备房屋、设备等，既可免除利息的负担，又不致因此减低资金周转的能力。
自有资金除用于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外，至少还要留一部分充作流动金。
银行实行货币管理后，在北京对合作社贷款规定不超过商品价款的百分之八十，其余要由合作社自己负责。
这样更说明合作社有保留一部分自有资金充作流动金的必要。
就全国范围说，目前合作社资金总额中有百分之二十二是自有资金。
自有资金中用于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的部分约占百分之七十三，这样的比率一般地说是稳健的。
但以各地区分别来看，则有不同。
如华北若干社的固定资产仅占自有资金百分之五十一，东北仅占百分之五十四；
反之如华东固定资产则超过自有资金约六倍，中南则超过约二百四十倍。
这也是由于发展的不平衡而产生的现象，发展较晚的地区，自身还无积累，而房屋、设备等用途，已很急迫，因而固定资产与自有资金相差悬殊。
合作社自有资金与外来资金的比率，基本金与流动金的比率，目前以全国范围来说，是相当正常和稳健的，但在地区发展上则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财务方面的经济核算，在全国合作总社来说，仅能掌握核算制度的统一规定；
至于核算的标准，暂先按地区分别由地方掌握拟订，待一省、一区实行已有成效时，再随事业的发展，逐步提高，逐步集中统一。
三、财务计划与业务计划的结合问题
合作社的财务计划虽然要依据社务发展计划，业务计划，劳动工薪和费用开支计划等订定，但并不是盲目地跟随。
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在于怎样和业务计划紧密结合。
一般认为财务计划应跟着业务计划走。
在资金来源宽畅，计划经政府核准后，银行即能予以支持的条件下，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条件。
目前合作社的资金来源是有限的，今年银行对合作社贷款和合作社的要求相差很远。
这就是说，在财力有限时，业务就要根据有限的财力去计划，可见财务计划和业务计划在目前是相互依据的，而不是单纯片面的谁跟着谁走。
财务计划要能对业务计划起保证和监督完成的作用，业务计划就必须确切、具体，其内容不仅有营业数量，还要具体到营业时间的分配。
单单全年及每季要做那些业务和多少业务是不够的，必须具体到每月的分配计划，甚或月份中再具体到上、中、下旬。
资金收付在时间上的平衡是财务计划的基本要点，资金运用的脱节常常不是数量上的不够，而是在某一时间上的周转不灵。
如果业务计划没有比较详细而切实的时间分配，则财务计划就要捉摸不住，造成计划与实际脱节，所谓保证、监督，所谓加速资金周转等等就必然落空。
业务计划的时间分配，具体到每月甚或每旬，在掌握上是有困难的。
如合同制的推行尚未普遍和执行合同中没有做到应有的严格，运输环节时有脱节，干部配备未必能迅赴事功等，都会增加业务进行中的若干困难的，所以，财务计划就有必要保持若干机动性，才不至流于为计划而计划，或是因计划而受到窒碍。
这样，才能对业务有切实帮助，才不致因财务计划的约束而妨害业务的积极进行。
但是，还必须掌握力求严密、酌情机动的精神，否则会妨碍计划的实现，或是使计划落空。
业务和财务工作部门应该共同体会，在订定计划中掌握这一关键。

松江省尚志县是怎样解决农村发行问题的？
赵国臣
编者按：
新中国广大农村中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之后，对文化食粮的需要日益迫切。
但由于新中国广大农村尚不可能普遍建立乡村邮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农村的发行问题，尚志县在这方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值得各地加以研究和推广。
松江省尚志县的乌吉密等六个区，由于组织了通讯网，不但在农村中信件、报纸寄递上使农民得到了很大的方便，同时寄递的速度也普遍地加快了，报纸的发行数目也有显著的增加。
尚志县未成立发行网以前，区村间的公文递送、政令传达，均靠摊工、派工、雇工等办法来解决。
据乌吉密区的统计，每一行政村每年要摊五十个人工，他们不但不能及时送达，而且常有丢失遗漏等现象发生，人力财力都有不少浪费。
邮局的邮递员十天或半月才到村里去一次，邮件经常积压在代办所里，等“便人”捎走。
报纸在村里要半月或二十天才能看到一次，每次一大堆，新闻变成了旧闻，而且还有缺漏、期数颠倒等情形。
这些都是区村上下一致最感头痛的事。
在这种情形下，群众多不愿订报，邮局因此不能完成上级分配的发行任务。
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尚志邮局在去年05月召开的代办所长联席会议上决定组织通讯网，并选定乌吉密区作典型试验。
但最初区政府怕增加群众负担，或乱筹款、乱支差，以致违犯政策，坚不同意，后来邮局又与中共县委宣传部商量，即获得了县委的同意与协助，并介绍邮局到各区去组织，经邮局与各区反复讨论之后，半个月内即在乌吉密、帽儿山、黑龙、亮珠、长寿、元宝等六个区先后成立了通讯网。
通讯网的组织办法，是以区为单位，以邮政代办所为中心点进行组织，由区政府与代办所共同领导。
前者从政治上领导，后者在业务上领导，并根据区的面积大小、里程远近、山路或平原等条件决定通讯网应设的人数（一人至三人不等）。
每个通讯员，以每日跑六十里路为标准，每两天出班一次，并画出了通讯网的路线图，大小村屯都要走到。
通讯员的具体任务是：
投送政府通知公文以及报刊邮件等，同时收取报费，并接受群众寄递的邮件。
通讯员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可在村政府及群众家里食宿，饭费采取给饭票方式，在通讯员待遇内扣除。
一个通讯员一年的待遇，平均约十五石至二十石粮（苞米），由全区平均负担。
自通讯网成立以后，这几区的信件、报纸投递就改观了，如乌吉密区洪福村的教员说：
“从去年06月到今年01月，只有两天报未按时送到，那是因为投递员修车子，但都事先通知我们的。
就是雪天不能行车，也骑着马把报送来。”
群众都普遍反映：
坐在家里可以收到信、报，寄信出去也很方便，别说一年拿几斤苞米，就拿十斤我也愿意，一年少耽误两天工就有了。
通讯网成立后，报纸在农村的发行数目已有显著的增加。
如乌吉密区从去年06月通讯网成立后到今年01月止，松江日报，从二十八份增加到了五十二份，农民报从八十份增加到了一百多份。
通讯网未成立前，这些地区订销的各种报纸，大都只限于邮政代办所驻在的村或附近的大村，较远或较小的屯，很少有报，但自通讯网成立后都已逐渐普遍了。
如元宝区大小村屯三十六个，除一小屯无报外，其余都订有报纸，其中如小三甲屯只有四户人家，就订有东北日报一份，农民报三份。
又据元宝区元宝代办所统计，该代办所去年05月以前销东北日报等共计八十四份，从06月到今年01月已增到一百六十六份，约增加一倍。
乌吉密区的邮件，也在同一时期内从二十件增加到四十件。
这些充分说明通讯网的建立对于农村发行业务与邮政业务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棉花
刘捷
棉花是我国农业生产中仅次于粮食的作物，在经济建设上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我国棉区分布甚广。
一般划分为五个区，即：
黄河流域棉区、长江流域棉区、东北棉区、西北棉区、西南棉区。
黄河流域棉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平原、河北、山东等省，其中以河北、山东、陕西三省产棉最盛。
长江流域棉区包括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其中以江苏、湖北两省产棉最多。
东北棉区主要在南满的辽东、辽西、吉林、热河四省及内蒙的东南部，其中以辽东、辽西两省产棉最多；
北满气候虽冷，亦能植棉。
松江省特等劳动模范金俊熙已在北纬四十四度零一分的宁安县试种棉花成功，每亩产籽棉一百八十二斤（三斤籽棉折合一斤皮棉），较南满平均产量尚多六十二斤，打破伪满专家在四十三度四十分以北不能植棉的“理论”。
西北棉区包括新疆、甘肃、宁夏三省，以新疆产棉较多。
西南棉区有云南、广西、广东等省，惟产量较微。
我国产棉区既广，产量亦丰。
抗战以前棉田最高纪录为1937年的五千九百三十一万亩，棉花产量最高纪录为1936年的一千六百九十七万担（皮棉），居世界第3位。
抗战胜利后，随美帝国主义“救济物资”而俱来的大量美棉，操纵了国棉市场，破坏了棉花生产，1946年我国进口棉花增至五百六十二万八千担；
加之，官僚资本运用政府权势以限价收买；
地主以高价出租植棉土地，棉农在此三重剥削和压迫下，不得不放弃植棉，改种其他作物。
因此，棉田大量减少。
同时，棉花需要精耕细作，棉农在这被掠夺而破产的情况下，无力付出很大资本，因此形成棉产锐减，至1948年，全国仅产皮棉八百五十万担。
大陆基本解放后，经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植，保证了棉粮适当的比价，棉产得到很快的恢复与发展。
1950年全国所产皮棉已达战前最高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强。
个别地区，如河北省，战前1936年植棉一千零三十万亩，产皮棉三百万担，而1950年全省实际种花面积为一千二百万亩，共产皮棉三百三十六万担。
植棉面积及棉花产量均已超过战前的最高水平。
我国棉花品种较杂，种植最多的有中种棉及美种棉两种。
中种棉，纤维色泽有白色及乳黄色两种，微有丝光，次者无丝光。
纤维长度，普通自八分之三至四分之三英寸，捻曲度较差，拉力弱，仅可纺十四支至十支以下粗纱或纺毛棉线；
改良中棉可纺二十四支纱。
各地推广的改良品种有：
青茎鸡脚棉、江阴白籽棉、孝感光籽长绒棉，百万华棉及河北定县一一四号等品种。
美种棉纤维色泽白，有丝光，纤维长度，以八分之七至一英寸的最多，长的到一又十六分之一至一又三十二分之五，可纺二十四支以上到四十二支的细纱。
各地推广的优良品种有：
脱字棉、爱字棉、金字棉、德字棉、斯字棉、珂字棉、岱字棉等品种。
抗战胜利以后，随棉产锐减而来的便是良种的退化与混杂。
现在，人民政府则十分重视棉花生产的领导，除组织棉农防治棉虫、灌溉、施肥、精耕细作外，特别注意改良棉种。
以华北为例，去年推广棉花良种一、五○○万斤，播种一八○万亩，占棉田总面积百分之十；
平均每亩增收十斤至二十斤，如仅以十斤计即增收籽棉十八万担。
秋收时，除在推广区群众自留种外，又选收良种二、六八三万斤，可使1951年增产籽棉三十三万担。
我国棉花生产的前途是无限广阔的。
首先，我国有近代化的纺织基础，需要大量原棉供应。
就国内市场需要来说，随着土地改革结束后，新区农村的生产将得到迅速地恢复与发展，农民购买力也将随之而逐渐提高。
老区在丰收后，农民购买力已经大大提高。
如以东北为例，在土地改革后，1947年销布八十万匹，1948年为一百二十万匹，1949年为三百二十万匹，至1950年已增加到九百零二万匹。
从这一纱布销售量增长数字来看，可以肯定，今后棉花增产是最为重要的。
同时，在人民政府的正确棉粮比价政策的掌握下，棉农也得到较其他作物较多的利润。
这就保证了棉花增产的可能。
据山西省夏县三区姚村棉农经过“比产量细算账”的结果，是植一亩棉等于四亩田。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1951年农林生产的决定中，要求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增产棉花百分之三十六点九。
这是供应我国目前纺织工业原料的保证，各级政府应大力进行组织动员，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各种困难，改良种籽及栽培方法，并根据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关于保证棉粮比价指示，正确掌握价格，为完成今年棉花增产计划而努力。

济南车站客运室对办理托运不及时的检讨和说明编辑同志：
读了贵报02月16日《读者来信》栏马玉山同志对《济南铁路管理局济南车站应改善货物托运手续》的意见后，我们对马同志对本站的关心与爱护表示万分感激。
兹将本站实际情况简略说明如下：
（一）本站办理旅客托运包裹，在货件较少时是随到随验收的。
但由于本站包裹房狭小，唯一的堆货地点只有站内一段雨棚。
如雨棚内的货件装满了，后来的货件便无法立时过磅验收。
（二）从本站北去列车，每天只有四趟。
其中三趟是从本站经过的。
每趟车在本站停站时间最长为十五分钟。
在停站时间内必须先行卸货，然后再装货。
所以每次卸的不多，装的也不多。
特别是在春节期间，货运业务繁忙，本站能够收的托运货物就更少了。
马玉山同志所谈的情况是发生在01月25日，正是春节前后。
那时托运包件最多，各列车的行李车是经常满载的。
我们站内又无备用行李车可以加挂，因而发生托运拥挤现象。
虽然我们曾利用货车代替行李车装运数次，但这种办法必须包裹够一整车时方可采用，否则又浪费车辆。
（三）关于工作人员的吃饭时间问题。
本站的制度是凡值班人员全部利用空余时间在车站吃饭。
01月25日下午五点十分至六点十五分的时间，本站没有办理托运手续，是由于一部分人换班到食堂吃饭，一部分人到外面装一一二次开往哈尔滨的列车。
此次我站办理托运不及时，没有做到随到随收，浪费托运人时间，虽然有上述客观原因，但我们没有想办法去克服，也未向旅客很好地解释，这说明我们在工作中是存在着很多缺点，是值得我们检讨的。
今后我们除建议路局经常在本站设立备用行李车，以供托运业务繁忙时随时加挂外，我们将尽量利用篷车疏运，并经常把托运情况向托运人解释，以免浪费他们的时间。
本站工作人员服务精神远不如北京站这一点，我们除了加强学习，向北京站和其他站看齐外，并希望各位旅客经常地对本站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克服缺点，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济南铁路局济南站客运室

淮南煤矿新庄子矿场
连创五次风镐采煤全国新纪录
最新纪录已接近苏联斯塔哈诺夫第2次纪录
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前线的胜利所鼓舞，淮南煤矿新庄子矿场工人以战斗姿态投入生产，从02月17日到25日之间，连续创出了五次风镐采煤的全国新纪录。
02月16日，当听到了朝鲜前线歼敌二万余人的捷报后，新庄子矿场矿工就决心以生产上的新纪录来迎接和庆祝这个中朝人民的大胜利。
曾创五次新纪录的劳动模范张玉堂在其小组（六个木工、四个推煤工）的努力合作下，于17日以实际工作五小时三十九分的时间，在工作面长三十八米七、煤层厚两米四的掌子面上前进一米三五，以风镐采煤一百六十三吨首创纪录。
这个纪录比之该矿所属大通煤矿著名风镐手鄷绪然（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在去年大除夕以一百四十六吨产量所创全国最高纪录，超过了十七吨，表扬快报到处飞扬，激起了全矿工人的生产热情。
当天晚班风镐手高继云配合全组工友十一人，用七小时的实际工作时间，在工作面长三十五米、煤层厚二米三十九的掌子面上前进一米六八，以一百八十六点八六七吨采煤量创出了更新纪录。
次日中班风镐手粟会余的小组用了六小时三十六分的实际工作时间，在工作面长三十七米、煤层厚二米五的掌子面上推进一米五三，产量一百八十四吨接近前项新纪录。
紧接着，晚班风镐手李道平的小组用相等的时间在工作面长三十九米八、煤层厚二米五的掌子面上进展一米五七，以二百零三吨的产量再创新纪录。
24日中午，中班矿工听到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副局长宋子春来淮南矿务局检查工作，并且已到九龙岗（淮南煤矿所属三个煤矿之一）的消息时，情绪格外热烈，提出：
“再创一个新纪录来欢迎宋副局长到新庄子矿场指导工作”。
在工作面长三十九米三六、煤层厚二米五的掌子面上，风镐手王鸿声及其小组全体工友用五小时四十五分的实际工作时间前进一米六五，以采煤二百十一点零八吨的最新纪录打破了前三次新纪录。
到25日，夜班风镐手陈玉华小组又以四小时四十五分的实际工作时间，在工作面长三十九米四五、煤层厚二米五的掌子面上前进一米六八，终于以二百十五吨一二的采煤量在新庄子矿场出现了一周来第5次的最高纪录。
此项纪录已经接近苏联斯塔哈诺夫在其采煤历史上所创第2次二百二十七吨的纪录（第1次为一百零二吨）。
现在，新庄子矿场的每个风镐手，用风镐采煤都能超过一百六十吨的纪录了。
该矿新纪录运动还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领导上掌握住大家的热情，分别在党、团支部内及工会小组内进行教育，以求巩固纪录的成绩，并提出“人人创新，大家创新”的口号，鼓励全体矿工在改进操作方法和合理组织劳动的条件下，创造更新纪录而努力。

湖南连续破获特务烧仓库案件
部分干部的麻痹思想亟须克服
湖南湘乡、道县、慈利等县，连续发现特务、不法地主分子破坏仓库事件。
湘乡县思乐乡黄泥浒仓库管理干部于02月02日晚，发现该仓库后院墙脚有装好引线的炸药一瓶。
道县第5仓库在农历除夕深夜，有地主何维道钻入仓底，放火烧仓，幸为民兵及时发现，将该地主捉住，粮食未受损失。
衡阳县三区地主何雄，引水灌入公粮仓内，使六千斤公粮受了损失。
慈利县江垭地区还发现长期潜伏特务，企图进行烧仓等非法行为。
01月25日该地五里堆分库护库民兵发现仓库附近有一形迹可疑的人活动，近前盘问时，该匪遗下引火物逃走。
后来在群众协助下先后抓住五个特务，始知这些特务在江垭潜伏已有02月之久，白天伪装皮匠，夜间即进行烧仓等破坏活动。
临澧县四区于02月10日晚发现特务十八名驾船六只，企图抢劫该区仓库，经民兵发觉尾追，捕到特务五名，缴获步枪五支，收音机一部。
耒阳十二区荫田乡仓库，02月09日发生特务放火烧仓事件，经群众多方调查，终将主犯彭易铉、从犯彭传耀等逮捕到案。
主犯彭易铉已依法予以枪决。
从上述各项事件中，再次说明了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准备向人民进攻。
但是，仍有不少干部对此麻痹大意。
如祁阳白水仓库管理干部外出工作，既不留人在家，又不锁门，把四支步枪和文件账目等留在家里。
某些仓库护仓民兵有地痞、流氓混入。
这些麻痹思想，亟应加以克服。

读者来信
首都人民解决房屋问题的意见
编者按：
为解决目前首都房屋恐慌的严重现象，彭真同志在京市三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已将房屋问题提出，并列为今年八项主要工作之一。
这一英明措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本报已先后接到许多读者来信，除对政府表示感激外，并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
现择要发表如下，希京市有关机关考虑并答复。
对公私合资房产公司的建议编辑同志：
我对解决北京市的住房问题，有下面几点意见：
一、我完全拥护彭真同志在北京市第3届第1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的：
“市人民政府应动员与组织公私力量，为增建一万五千到两万间房屋而奋斗（中央各机关修建之房屋在外）。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应该组织公私合资的房产公司。”
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措施。
我建议公私合资房产公司应先收买或租借公、私空地，如北京市南城的前门和永定门之间空地很多，交通也很方便，可以建筑住房。
建房材料可利用各处拆除的各种旧建筑物的材料（如崇文门开门洞时遗下的碎砖土等）及本市没有保留和修建价值的破旧庙宇的材料。
其次，公私合资房产公司应担负起修理本市破旧房屋的责任。
首都有很多房屋早已破烂不堪，凡原业主无力修理而致不能住用者，可由公私合资房产公司代为修建；
以房客所纳房租分期归还，至还清为止。
这样可以保留原有房屋，不致坍毁。
二、在公私合资房产公司领导下，集合有出租房屋三十间以上的房主，成立联合社。
凡联合社社员所有出租的房屋，由联合社统筹支配。
现在首都有许多人在东城工作而家住在西城；
也有在西城工作家住在东城的。
这种情况就可以由联合社负责予以调换，以减少劳动力的浪费。
首都的房荒是我们在进步和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
这一问题已列为北京市本年度八项中心工作之一，这也足以说明人民政府是如何关心人民的利益。
上面意见，希望有关机关予以考虑。
杨国栻方工
扩大房地产交易所工作禁止房屋买卖投机现象编辑同志：
目前首都的房荒很严重。
这固然是由于首都房屋增建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及工商业迅速发展的结果。
但我认为一部分房主见买卖房产有利可图，便勾结“房纤”（买卖或租赁房屋的中间介绍人）做买卖房屋的投机生意，更加促进了房价和房租高涨的原因。
在我们居住的胡同里，经常看见“房纤”三五成群，领着买房的人到处看房子；
同时他们又到处找门路，鼓动房主说：
“你们愿意出卖，人家可以出大价钱。
你们把这所房子卖了，我负责给你多买一所，包管给你腾空房。”
他们为了挣中佣钱，那管房客搬家有困难。
再说房客搬家也得找“房纤”，否则就找不到房住。
就这样辗转购卖，房价就腾贵起来了，更多的人租不到房住了，而“房纤”却从中自肥。
为了杜绝这些买卖房屋的流弊，我建议：
北京市人民政府应当扩大地政局城区房地产交易所的工作，加强房地产买卖的管理。
房主卖房时必须先在交易所详细登记，买房的也须到交易所登记，一切买卖手续须在交易所办理；
如未经登记而私自过款立契者一律无效。
这样可以避免争购房屋，以房屋为投机对象哄抬房价的弊端。
章明等
建议订定房租等级标准编辑同志：
自去年10月北京市私有房屋租赁暂行规则公布以后，首都私有房屋租赁关系的混乱现象，有了正确解决的途径。
但因该规则并未明确规定租额等级和界限，因此，产生了房主任意抬高房租的情形。
拿我们住的一间宽八尺半的小厢房来说，在去年03月，每月房租是十四斤小米；
去年10月时，涨到每月二十五斤，最近房东又提出意见来啦，非要五十二斤小米不行，房主这样漫无止境地涨房租，真使我们感到非常困难。
租房的人一般都是劳动人民和公教人员，房租过高，是无法负担的；
特别是为了房租纠纷而影响工作和生产尤其不妥。
所以我们建议有关机关迅速订定房租等级标准，使过高或过低的房租，得到合理的调整，以保护合法的房屋所有权和正当的租赁使用权。
钟茂
文安
希望尽量出租空余房屋编辑同志：
为解决北京市广大市民住房问题，北京市第3届第1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增建一万五千到两万间房屋的决议。
我们认为政府在目前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尚能如此关心并解决人民的生活困难，因此希望家有余房的市民，也应该尽量将余房出租，以协助政府解决首都的房荒。
这样既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也为政府减少了困难，为人民解决了问题。
一读者
应禁止抬高房租和中间人的“烂”租编辑同志：
房租的支出，已成为首都劳动人民生活中主要的负担了。
最近租一间普通的房屋，最少要四、五十斤米，一般还须一次缴纳半年租金。
如井儿胡同八号跨院有北房两间，每月要一百斤米，未搬进之前即须先交半年的房租——六百斤。
南小街四十四号有西房一间，每月四十斤米，头一个月要交四份——一百六十斤，租赁介绍人还要烂一份（得一个月的租金）。
我们每月薪金收入只能维持较低的生活，实无力负担过高的房租。
特别是这些不合理的剥削现象，尤其不应存在。
曹玉珍

干部群众一起开会
中共贵州省委会委员徐运北
贵州修文县提供了新解放区干部和农民一起开会的经验，不少的县分也开了这样的会。
事实证明，在总结征粮，布置下一阶段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召开全县干部会议，并吸收二三百农民参加（成份好的农会会员、农民和一部分村干部；
过去历次开会的农民代表不一定都参加），一起检查工作、布置工作是极为成功的。
在这样的会议上，首先是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布置了今后的工作。
在总结和布置工作中，不仅是解决了方针政策与提高了干部思想，同时解决了与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问题。
因为有农民参加，他们朴素地、客观地对过去的工作那些地方作的对、那些地方作的不对提出了意见，这就补足了领导上对下面情况不了解与干部中的片面性——夸大与缩小。
到会农民提供出许多情况，是我们干部平时都不了解的，就大大帮助了领导上了解情况。
在布置今后工作中，同样地，到会的农民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提出意见，使方针政策具体化。
开展清匪、反霸运动，他们指出了有那些匪首尚未逮捕，有那些散匪尚未肃清，还有多少枪支未搞出来，这样就使清匪、反霸的内容丰富起来，而不是泛泛地讲清匪反霸的重要。
同时也克服了某些干部的政治觉悟不高与麻痹思想。
如有的同志认为已经肃清土匪的地区，似乎已经无事可作，但经过农民以具体事实说明后，才清醒过来，认识到清匪、反霸的重要。
其次是经过这样的会议，使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得到改善，干部在阶级立场与群众路线上得到大大提高。
现在农村工作的干部，有老干部、新干部、旧职员，他们经过这一段工作，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同志虽然经验不足，但是在发动群众、进行清匪、反霸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以及完成征粮中，绝大多数都能积极热忱地工作，爬山淋雨，日以继夜，立场坚定，坚决为农民办事，团结群众从群众的要求出发，创造了许多生动的事迹。
可是也有不少的同志图享乐怕吃苦，强迫命令一意孤行；
有的动用群众果实，违犯群众纪律，甚至有的不是给农民办事而是给地主办事，关心地主而不关心农民；
有的打骂群众，镇压群众运动。
这就说明了目前不仅是群众队伍不纯，在干部中间同样存在复杂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可能贯彻反封建斗争。
在会议中经过干部和农民一起，以具体事实证明了那些干部立场坚定、真正为人民服务、善于团结群众、为群众所赞许；
同样也揭发了立场模糊以及脱离群众的事实。
被揭发的这些同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要求改正，使全体同志思想觉悟起来和眼睛亮起来，这就使领导、干部、群众中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所谓达到“三层亮”。
解决干部的阶级立场与群众路线，在08月党代表会议以及整风中，各地都取得了成绩，因而使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现在随着工作的进展，随着下一段工作的展开，继续深入地解决这一问题，使干部阶级立场和群众路线得到进一步的解决，对今后反封建斗争是有重大意义的。
另外也教育了到会的农民。
开始时，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目的，不知为啥要开这样的会。
在开会的过程中，大大教育了他们，使他们学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会民主、改进工作。
经过到会农民将会议的精神带回村子里去，使村干部、积极分子学会团结群众，检讨工作，在农村中树立民主作风；
发动群众总结检查工作，展开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样的会是领导上检查布置工作的会议，又是群众讨论工作的会议，是干部进行整风的会议，又是培养农民积极分子的会议。
为了开好这种会议与不出偏向，必须紧紧掌握以下三个环节：
一、从总结工作到布置工作，会议的进行始终是从工作中来又回到工作中去，不是“群众整干部”，也不是“领导培养积极分子”，而是领导、干部、群众共同总结工作。
会议中一定要联系到干部的优缺点，这是先从检查工作出发，而不是先戴帽子后找材料。
会议中一定分清是非，这是总结工作的结果，而不是单独进行整干部。
要使犯错误的同志从检查工作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感到难过，在研究今后工作中给他指出改正的道路和机会，这样，他便会感到愉快而积极。
这就是党代表会议所指出的整顿干部必须结合工作。
二、会议的进行必须肯定成绩批判缺点，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开始时，到会农民不敢发表意见，尤其不敢批评干部缺点，只讲干部好、群众落后、群众不懂政策。
当领导干部认真地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暴露缺点，他们才大胆而真诚地批评某些干部“对地主很关心”，“对农民不关心”。
当缺点暴露之后，又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多的缺点，回去后无法领导农民了，在典型报告中许多发动群众的模范事迹，又树立起今后反封建斗争的空气，这些顾虑也打消了。
肯定成绩、批判缺点、认真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会议开好与否的重要关键。
三、会议进行必须紧紧和群众结合在一起，贯彻群众路线。
这样的会议是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到会农民一起开的。
有的同志认为农民在这个会议上是“客人”、是请来的“老师”，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因为讨论的工作是农村工作，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干部思想作风问题也正是与他们联系的，因而他们来参加会议，并不是客人而同样是主人。
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到会农民结合成一个整体，毫无隔阂地将方针、政策、工作情况、干部情况、群众情况，大家来共同分析共同认识，因而会议的进行必须时时注意到农民的思想情况与倾听他们的意见，让到会的干部和农民根据方针政策共同出主意想办法，而使方针政策真正和群众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使会议开的好，才能使目前的清匪、反霸这一方针迅速贯彻成为群众的运动；
只有这样，才能在群众监督下，进一步解决干部的阶级觉悟与群众路线。
这种会议是成功的，是领导与群众结合、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之一，这样，真正做到“遇事和群众商量”，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

“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后
许德珩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业经中央人民政府于02月21日公布施行。
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革命秩序，保障广大人民利益的必要措施，各级司法、公安人员，应即认真研究，并严格执行，全国人民更应以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活动，肃清反革命的残余势力，为当前最迫切的共同任务。
过去一年多来，人民政府对于反革命活动的镇压，已经获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反革命分子还未完全肃清，他们并不甘心死亡，他们还在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残余匪帮指挥之下，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他们破坏我们国家的生产建设，破坏土地改革，破坏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盗窃国家的机密，供给敌人，甚至公开散布反动谣言，杀人放火（如最近湖南所发生的零陵事件）组织武装暴动妄图进行所谓“大陆游击”。
这种猖狂的破坏行为，说明了我们政府过去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政策虽然有了一些成绩，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显然还是不够的，而且在执行上是表现了相当严重的偏向的。
这偏向的发生，主要是我们过去没有切实贯彻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于许多反革命活动没有采取严厉的、及时的、稳准的镇压：
有些执行人员，对政策精神的领会和掌握都不够，特别是把镇压与宽大对立起来，片面地强调宽大，而没有认识到镇压与宽大原是一个政策的两面，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宽大只能结合着镇压来进行”，“对反革命分子来说，首先是镇压，只有镇压才能使他们服罪，只有在他们服罪之后，才能谈到宽大。”
（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
必须指出，这种“片面宽大”的右倾偏向，不但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使群众对政府发出了“宽大无边”“有天无法”的怨言，而且使匪特反革命的活动更形猖獗起来。
广大群众亦由于政府在许多地区对反革命镇压不够，存有若干顾虑，不敢积极大胆的检举和控告匪特，不敢勇敢地向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例如辽东省复县一贯道头子刘成芳管辖两万多道徒，造谣煽惑，骗奸骗财，破坏土改，破坏参军，被捕经教育后释放，仍然大肆造谣并继续反动，发展三百余道徒，企图于1950年暴动，夺取政权，破案后经省院批准才判五年徒刑。
以后经过一次大检查，才由原审提出，改处死刑。
又如东北对密谋暗杀李兆麟将军的蒋匪保密局组长南守善，仅判以短期徒刑。
福州市匪特陈功政等八人，均系武装反革命分子，曾迭次抢劫公私财物，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并准备收编北岭股匪投奔白犬岛，福州市公安机关只判处前二名死刑，其他判以短期徒刑。
新疆捕获的伪兰州二处技术课长刘永年，竟未判刑，轻率释放，而刘永年却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兰州解放后，他还埋地雷一千六百个，并炸毁了享堂桥。
原是老苏区的福建龙岩县，去年逮捕了两名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连文镳林秀峰，这两个罪犯在解放以前和土地革命时期，就无恶不作，杀死我革命干部和群众五十余人，强奸妇女，抢劫勒索，更不计其数。
逮捕后，有十八个寡妇联名告状，群众都恨之入骨，但是县政府逮捕一年多也没处理，致使群众由失望而不满。
有些群众则看到我们的工作同志也不敢靠近，使得开展工作都遭到了困难。
特务分子因此更肆无忌惮，他们竟公然说公安局是“公安店”，称法院为“司法旅馆”。
这些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匪徒利用“宽大”的空子，继续进行危害国家的罪恶活动，而犹豫动摇的反动分子也因此得到了鼓励。
“宽大无边”实际上是纵容了反动派，帮助了反革命。
产生这种“片面宽大”的偏向的思想因素是相当复杂的。
首先，必须郑重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在胜利的形势下面，一部分干部表现了严重的太平麻痹思想，对敌人所进行的隐蔽的破坏活动，失去了应有的政治警觉性。
他们满足于既得的胜利和成绩，认为“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个别的反革命分子，土匪，特务成得了什么大事”，因而对帝国主义正虎视眈眈准备扩大侵略的阴谋估计不足，对敌人正自各方面千方百计钻入革命阵营进行破坏注意不够，对匪特、反动道门的抢劫、暗杀、造谣、放毒等反革命活动未予以及时地严厉地揭露和镇压，对反动的不法地主，破坏土地改革或反攻夺地未作有效地制裁等等。
很明显的，这种认为随着革命胜利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建设事业的推进，敌人就会日益驯服和安静的想法，是一种脱离实际，对于阶级斗争无知的想法，其结果只能是麻痹了自己的嗅觉而给敌人造成了若干进行破坏的机会，造成了对人民的损害。
毛主席说过“在公开的、有形的、拿枪的敌人被打倒之后，隐蔽的、无形的、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而且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
何况今天有些反革命分子竟拿着武器，公然和我们作斗争，破坏人民革命事业，因此，我们对敌人的一切阴谋活动不但不应该麻痹无知，而且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理智，主动地有效地镇压反革命活动。
“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这样做的目的，正是在于保障人民民主的利益，保障国家的利益。
其次，产生这种“片面宽大”的偏向，是由于有的人还存在着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仁政”观点，他们对人民内部的教育改造和对人民外部敌人活动的严厉镇压还没有完全正确地区别清楚，还没有充分娴熟地运用国家机构对敌人进行专政。
应该认识，对反革命分子首先必须镇压，只有镇压使他们服罪之后才谈得到宽大。
所谓宽大，也是有一定的分际的，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共同纲领第7条也具体规定：
“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
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
这便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正确方针。
教育改造是可以使一部分反革命分子改邪归正立功赎罪的良好办法，但却不是“万应灵丹”，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事实证明：
有些地区在处理反革命案件时，轻率地采取“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的方针，发生了多么危险的漏洞，给予了敌人以可乘之机。
另外也有些人存在着“革命是讲仁爱的”“不能实行报复”等超阶级的看法。
他们忘记了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行仁政。
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革命自然不是采取报复主义，但试看自从大革命失败以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杀死了多少革命志士、爱国英雄！
反动派用尽了一切骇人听闻的残暴手段对付革命者和善良的人们，试问人民何尝采取了什么“报复主义”？
为了镇压元凶首恶，给“国人皆曰可杀”的坚决反革命以必要的无情的制裁，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事，不能够叫做什么“报复主义”的。
再次，产生这种“片面宽大”偏向的原因，是我们许多人的理论水平与业务水平和我们当前的任务不能密切的配合的缘故，我们有些人在思想上、认识上还或多或少地被旧的国家观、法律观所束缚、所影响，因之，在实际工作中，对反革命犯罪的认识仍旧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把敌我的界限混淆了。
毛主席常常指示“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的重要性，他明白指出“人民犯了法，也要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贯串在毛主席革命原理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与法律观的态度，往往不是很切实的，而是浮面的，不能很好联系实际去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
我们有些人在处理反革命案件时还不能坚决摆脱旧刑法观点和超阶级的形式主义思想的束缚，感到旧刑法分则上没有“反革命罪”，无所依据，就把敌人的反革命罪和人民的其他犯罪混淆在一起，漠视原则的区别，有意无意地使敌人和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正因为如此，对于量刑，就感觉漫无标准，于是将旧法律上处理一般刑事案件的未遂犯、从犯、预备犯等概念经常无原则地运用到处理反革命案件上去。
对“首恶”不是按照罪恶的大小来区别，而是按照职位的大小来区别。
这样就把作恶多端，杀人无数，但在反动职位上不是“首”的反动分子的犯罪行为，看做是“受命”，是“职务犯罪”，是“胁从”，因而在量刑时便予“从轻”或宽纵，甚至把其中较小的头目，也看成是“胁从”，不当作“共犯”处理。
对“立功”也有错误的认识，往往把被迫投降或被捕后被迫“坦白”也看成是“立功”，因而不从具体事实情况出发，不看“功”“过”大小，不问“功”“过”能否相抵，以及主动被动等具体情况，竟机械地搬用“立功受奖”的原则，予以减轻或减免，这正是破坏了政策原则的精神与实质。
也有的过分强调“犯罪动机”“社会原因”“年龄”“成份”以及“初犯”与“现实性”“时效性”等，而忽略了其破坏活动对革命的危害性。
例如福建某县处理一件武装匪特抢劫群众，群众抗拒和匪特互殴，匪特开枪打死群众的案件时，有位同志却说：
“这个土匪不是故意杀人，而是不得已而开枪的。”
这便是从所谓“犯罪动机”而忽视了反革命对人民的危害性，好似匪特杀人还是出于正当“防卫”。
这种糊涂思想虽然是个别的，却是严重的。
另外有些同志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反革命分子个人的年龄还青，“还可能有前途”，“成份并不太坏”等等，而不是根据反革命分子所给予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危害大小，来给以应得的惩处。
显然用不着说明，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处理案件，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能从个别的，旧法律观点出发。
这是处理一切问题的根本观点，必须在一切司法干部中巩固地树立起来。
总之，过去一年多来，我们在处理反革命案件上所发生“片面宽大”的右倾偏向，是相当普遍而严重的。
自然，乱打乱杀的过左偏向也是有的，但那还是个别的，而且自各地人民法院建立以后，这种现象已经得到了纠正。
所有这些“左”右倾的偏向，都应当切实纠正和防止。
大家应当彻底了解，我们过去“宽大无边”的偏向对人民革命事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害；
在另一方面，又怎样无形中鼓励了反革命分子去积极作恶，加紧其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尤其是自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自从美帝国主义以武装力量侵占台湾、公然宣布继续支持蒋匪帮的反革命活动以后，匪特的破坏活动是更加猖狂更加露骨起来了。
在许多地区，已经发生了匪特和恶霸地主枪杀我政府干部，向农民倒算斗争果实，放火抢劫，以及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事实。
这种无法无天的反动行为，是每一个革命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人民政府对这种现象尤有纠正和制止的责任，以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的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最近以来，由于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以及人民政府几次三番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各地对反革命分子“片面宽大”的偏向是逐渐地纠正过来了。
例如湘西是数百年来匪患猖獗的地区，在军民坚强合作，军事围剿与政治进攻之下，象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人民头上的匪霸反动统治是根本被打垮了，歼灭了土匪九万二千余名，罪大恶极的匪特恶霸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此外如福建、广西、广东、湖北、四川、新疆以及其他各省，只要政府积极发动了群众并纠正了“宽大无边”的偏差，反革命分子的凶焰都被打下来了。
正气抬头了，邪气自然下降。
这是必然的趋势。
斯大林说过：
“国家威力越增长，垂死阶级最后余孽的抵抗也就会愈猛烈。”
毛主席也号召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因此，中央人民政府最近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是适时的正确措施。
我们晓得土匪特务不消灭，土改就不能顺利地完成，土改不完成，封建势力就不能摧毁；
全国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司法、公安干部应当认真地学习这个条例，很好地执行这个条例，彻底纠正“片面宽大”的偏向，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法律观点，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并在实际工作中加紧对一切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严厉惩治反革命分子，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报纸巡礼
（一）西北群众日报检查该报的地方性
西安群众日报于02月18日发表了“为什么我们的报纸缺乏西北色彩？”
的专文，这是对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批评群众日报反映西北情况不全面的公开答复。
该文在检讨“西北色彩”不足时，曾根据去年10月份的用稿情况分析说：
去年10月份，全部西北用稿共计三十余万字，而西北区一级及陕西省、西安市的新闻通讯就占二十五万八千字，计百分之八十五强。
其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四省的报道，合计才有四万三千字，不足百分之十四。
西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状况与现实斗争，为整个西北以及全国人民所关切，但群众日报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却很少。
该报既很少派往各民族地区的记者，而对各地报纸所反映的各民族问题的稿件，又没有充分利用。
这种严重的片面性，就把西北广大地区和广大人民的报纸——群众日报——局限于陕西一省或西安一隅。
因此，就引起一些关心报纸的同志和党委的注意。
01月25日，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写信给群众日报说：
“青海给西北新闻局发稿并不太少，但群众日报登出的极少。”
“……有些稿子还可以登，而且有必要登，如群众日报未登的专稿，人民日报反而从青海日报上转载了。”
该报原文刊登了青海省委宣传部的批评，并诚恳而坦白地回答说：
“这是缺乏西北观点的具体表现。
缺乏西北观点实质上就是缺乏群众观点。
群众日报，应当是西北广大群众的报纸，但是未能很好地反映西北各地群众的生活和需要，实在不符《群众日报》的名字。”
该文认为青海省委宣传部的批评，是改进报纸工作的有力鞭策和鼓励。
因为群众日报早就察觉了新闻报道上的局限性与片面性，并提出过加强西北色彩的口号。
但是“由于对这问题认识不够深刻，因而没有采取应有的必要的办法。”
该文最后宣称：
今后决以加强报纸的群众性，以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群众工作，来克服局限性与片面性。
并将抽出大批记者，深入各地区报道各地人民的新人物与新事情。
同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主持研究工作与对各省各地报纸的利用，以及健全读者来信与读报通讯工作。
（二）“学会向千百万群众讲话”
“学会向千百万群众讲话”是西安群众日报02月22日的社论。
该社论号召和动员西北的党政工作者，尤其是党和政府的高级负责同志给群众日报写文章。
也就是利用报纸对千百万群众说话。
自从去年03月，党中央号召各级负责同志亲自为报刊写文章，和西北局发布“关于各级负责同志亲自为报刊写文章的决定”后，西北区的党和政府的负责同志，曾给群众日报写过不少文章，据该社论说：
“仅西北大行政区一级和各省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已有四十三人亲自动手给报纸写了一百四十三篇文章。”
因而大大地增强了报纸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报纸本身也呈现出一些新气象。
例如：
习仲勋同志所写《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论文，马明方同志所写《论土地改革中群众工作中的两种立场和两套作法》，以及贾拓夫同志所写《贯彻财经政策与改进工作的方向》等等专文，对于全党的整风学习运动和西北区土地改革运动以及财经工作的正确开展，都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然而，运用报纸向千百万群众说话，并借以推动工作的方法，“并没有引起全党的普遍注意。”
“西北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还有三十七人未动笔。”
其中，某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党中央与西北局关于负责同志亲自为报刊写文章的重大意义。
他们“停留在已往的思想水平上，为经验主义和事务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所束缚，对本身工作缺乏分析研究，因此也就很难写出有情况，有分析，并真能解决问题的文章。”
因而有些同志曾经再三催促而不动笔；
有的同志却潦草应付；
有的说写文章不是“实际工作”，或不算什么重要工作；
更有的说：
本身工作做好就算了，何必发表在报上？
他觉着完成工作任务是本分，在报纸上写文章是宣传自己…………。
这些错误思想，妨碍了报纸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群众日报本身，在执行中央与西北局指示上也不够认真。
还没有经常主动地组织负责同志写稿等。
至此，社论号召各级党和政府部门所有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工作加以系统地思考、研究和总结，学会利用报纸向千百万群众说话。
群众日报本身决定定期召开座谈会，订计划，出题目，分配任务，把组织写稿当成报社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以此来达到党中央所指示的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目的。

拥护“惩治反革命条例”加强党的工作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章伯钧
中央人民政府于02月2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这是为着巩固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为我国今后建设工作扫清道路的必要措施。
我们表示坚决拥护。
中国人民自打垮了反革命势力，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权以来，由于各地人民政府遵守共同纲领第7条镇压反革命的原则，根据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精神，对于反革命活动的镇压和惩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全国城市和农村的革命秩序已因此更趋安定。
但是，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失败和死亡，它们还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还在梦想着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残余匪帮复辟。
特别是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以后，在有些地区它们更活动起来，破坏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破坏土地改革，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这些猖狂的反革命活动，是任何一个革命的人民绝不能容忍的。
列宁说：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所以，我们对待反革命必须坚绝的施以镇压。”
为什么在全国人民已经站立了起来，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建设上都正在迅速地胜利发展、和在人民的爱国热情大大的提高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内部，还会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呢？
显然的，这是一方面，由于当前反革命分子的残余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完全铲除，土地改革在全国有的地区还没有进行，地主阶级，和其他残余的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它们还企图报复，蒋匪还暂时窃据着台湾，并在梦想登陆；
另外一方面，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为着企图复活它所依赖剥削中国人民的反动政权，不仅时时刻刻的进行阴谋破坏，而且还派遣特务潜入我国大陆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
同时，更由于我们阵营里面还有些人，在政治上的麻痹、落后，只看到胜利的一面，使反革命分子有隙可乘，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内还会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的主要原因。
中央人民政府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并确保国防的安全，对于这样残存和暗藏的敌人，就不能不给以严厉的合法的镇压和惩治，这是人民的政府对于人民负责的态度。
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我们的党应该怎样负起应有的任务，并完成这个任务呢？
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敌人是极端刁顽的，它们不仅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公开的阴谋破坏，而且有时还会利用我们阵营的弱点，钻进里面潜伏活动。
由于我们的组织，还是小资产阶级型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的性格，正是敌人进攻的空隙，它们不仅可以利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封建关系，部属关系，和亲戚关系钻进我们的组织，而且还可以伪装革命的姿态，进行反动的分化，和破坏活动。
在二十年前，我们党的创始人邓演达同志，就是被钻入党内的特务陈敬斋陷害了。
再如最近一年来在重庆、广东、湖北、福建、江西、广西以及北京等地区都发现过特务分子和可疑的分子混入了组织的事情，这些有教育意义的事实，是说明了小资产阶级党派的组织，在政治上的麻痹是多么严重！
革命的警惕性和敏锐性又是多么贫弱。
因此，我们要战胜反革命的一切活动，首先必须战胜自己，从整肃组织，健全组织，巩固组织作起，我们认为：
（一）必须调整各级组织的领导骨干，以坚定的、进步的干部担当领导，把那些在政治、思想上动摇的分子，清洗出去。
（二）必须根据最近中央决定的检查运动，立即在党内展开党员历史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检查，和学习检查。
（三）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在搞好党内团结的斗争中，提高干部的政治和思想水平，作为每个同志的考验。
（四）在全党内进行肃特的工作，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随时随地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检举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只有这样有领导地，有计划地在组织上加强自己的队伍，在行动上努力于镇压反革命的实际工作，才可以提高全党同志的革命的警惕性，使我们的党战胜一切的反革命的敌人。
1951年03月08日

文化生活动态
天津市中医师公会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
天津市中医师公会决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
02月28日全体委员会议决定组织中医志愿医疗组，加入该市志愿医疗队第3队，到朝鲜为伤病员服务。
会员现正踊跃参加，已有十五位医师报名参加。
京市各中学加强保健工作
北京市各中学开学后，按照北京市文教局的指示，改善环境卫生，加强伙食管理，减轻学生过多的课程负担，开展体育活动，以增进同学们的健康。
有些学校订出具体的保健计划试行劳动卫国制体育教学。
市立第1女子中学保证每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时体育活动，八小时的睡眠，课程不超过九小时。
市立四中、第2女子中学校并在体育活动方面进行必要的动员和组织工作。
华东军区加强部队图书馆工作
华东军区政治部于02月中旬召开全军随军书店图书馆工作会议。
会议决定今后将结束随军书店的工作，加强部队图书馆工作。
会上决定军区暨野战军建立一级图书馆，藏书应扩充至二万册以上；
兵团、军及二、三级军区建立二级图书馆，藏书应扩充至八千册；
师、团建立图书室，藏书应扩充至三千到五千册。
浙江省设工人高级工业预科班
浙江省人民政府工业厅为增进在业优秀工人的科学理论知识，本学期起在省立工业干部学校添设工人高级工业预科一班。
学习时间为四年（预科一年，本科三年）。
学员都是各工厂中的生产积极分子，劳动模范。
该班已于02月14日正式上课，现有学员四十四人。
内蒙乌兰浩特市农民要求常年学习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自去年冬学结束后，学员普遍表示“学一季，旷三季”的学习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希望成立民校。
该市人民政府针对这一情况，与各街道学习委员会研究后，决定将有基础的七处冬学转为常年民校。
布特哈旗雅尔根楚努图克也已完成冬学转入民校的试点工作。
唐山专区在职干部大都参加业余文化学习
河北唐山专区十三个县，除昌黎县（该县机关人员直接参加专署直属机关业余学校）外，均建立了比较正规的业余补习学校，并配备了专职教员四十一人，兼职教员九十八人，成立了十二个初小班、九十二个高小班和三十九个初中班，吸收了学员四千六百零一人。
包括已参加学习的两千六百零八名区干部在内，全专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在职干部都参加了业余文化学习。

西北区各级领导机关深入下层
树立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工作作风中官僚主义倾向大为减少
西北区各级领导机关在整风运动后，采取了深入下层，进行调查研究，加强群众工作的领导方法，已经大大地减少了工作作风中的官僚主义倾向。
去年10月，西北区整风运动结束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据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着重指出：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力开展群众运动，是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基本关键。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多数领导机关在解决了当前工作中若干突出问题后，即纷纷轮流调派干部，在主要干部率领下，有目的地深入下层，通过帮助工作的方式发动群众，掌握情况，总结经验，培养干部，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领导机关的办事效率，更加密切了共产党的组织、人民政府与广大群众的联系。
西北区领导作风上这一巨大的转变，是由西北区一级若干领导机关开始，并逐渐推及所属各省的。
西北区一级领导机关在解决整风中提出的若干突出的问题同时即提出了深入下层，了解情况，联系实际的问题。
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在整风中严肃批判了去春因收购与保管棉籽草率失责，致使若干棉田遭受严重损失的事故后，该部即通过西北农业技术会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首先使各地农业技术干部奠定了技术与群众相结合的思想基础；
继在陕西泾阳农场召集农民植棉能手百余人，举行植棉丰产座谈会，使机关技术干部吸取农民丰富的植棉经验，并开始与农民中有植棉技术的人取得联系。
接着该部又派人赴陕西、甘肃、青海等省，检查1950年农业贷款的使用，并组织机关干部分别参加西北各省农业生产会议，进一步了解了各地的农业生产情况，发现去年农业贷款发放太迟，影响春耕；
因此，今年第1季度的农业贷款已提前于去年12月发出。
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于去年06月以后，曾组织了占该部百分之六十九的干部深入下层，由领导干部率领，协助各省、县进行民主建政、复员和优待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和工作干部家属的工作。
该部副部长吴志渊所率领的工作组到甘肃平凉专区检查工作时，首先在专区与县级机关了解一般情况，然后下到区、乡直接参加具体工作，立足于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了解领导思想与领导作风，再回到专区领导机关进行重点检查。
这种上下结合检查工作和帮助工作的方法，对下层干部的帮助极大，因而许多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西北区各级领导机关都普遍抽调干部，参加去年秋冬两季在该区进行的土地改革和减租运动。
西北区一级领导机关已于去年12月先后抽调干部一百三十余人，到陕西省关中地区参加土地改革。
陕西省从省级和分区级的机关中抽调干部万余人参加土地改革，其中有中共陕西省委委员、部长以及省人民政府厅长等。
他们到农村中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运动发展的情况，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教育干部；
并特别注意在运动中培养新区农村中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等问题。
甘肃、青海及宁夏等省的省级领导机关中亦抽调干部千余人，组成工作组，由负责干部率领，分赴各县协助进行减租和征粮工作。
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普及这一领导工作方法，决定今年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做群众工作，并以此作为经常的领导方法，继续克服工作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不良作风。

西北民政部提供良好范例
派遣大批干部深入下层，推动了各项工作
西北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现正普遍展开改进领导作风运动，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已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该部派遣了大批机关干部到下层去参加实际工作，了解情况，进行典型试验，从而提出办法，推广良好经验，并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偏向，使政策得以正确执行。
在过去一年中，该部曾运用这一领导方法，协同有关机关解决了许多关系千万群众利益的大事，及时纠正了下级机关若干不正确的认识，有效地克服了某些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该部于去年01月间建立。
由于一般干部对新区情况不熟悉，再加西北地区辽阔，各级行政机构还不够健全，因此许多工作布置下去，往往不能圆满完成。
该部领导人研究了这一情况，认为只有把机关干部大批派到下层去发动群众，才能胜利地完成各项任务。
于是，当去春西北各地政府普报灾情严重，纷纷要求上级拨发粮食救灾时，该部即派出大批干部，协同有关部门深入各地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
除陕南，陕西省大荔县和甘肃省临夏等少数地区灾情较重外，其余地区灾情都较轻。
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灾情较重的地区发放粮食救济，在其余地区就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结果各地都安然度过了春荒。
去年08月，全国民政会议闭幕以后，该部又分派干部赴西北各省帮助召开了省的民政会议，将全国民政会议的精神及时而普遍地传达到县，为以后整个民政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该部又先后派出干部协助甘肃、青海等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进一步派工作组到陕西省长安、咸阳，甘肃省临夏、定西、西吉，青海省民和、西宁等市、县，协助进行有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
工作组在协助各地工作中，进行了检查，及时纠正了工作偏向，推广了好的工作经验，使各地干部对人民政权的根本性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内容，特别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与当前任务的结合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现西北各地除少数游牧区外，均已开过一次到七次人民代表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建设工作。
在改进领导方法上，西北民政部又采用了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试验，然后推广的办法。
去年秋后该部选择甘肃省榆中县为典型区，派干部协同当地政府试办优抚工作。
由于发动了互济互助运动，当地人民群众自动捐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除解决了全县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革命工作人员家属的生活困难外，尚余粮食三百多石。
这一例证，有力地改变了某些地方干部认为只有政府拿出大批粮食才能作好优抚工作的错误观点。
西北民政部在去年整风以后半年中，下乡干部占全部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该部所属五个部门干部分别下乡四十六次，平均每个工作组在乡间工作一百一十八天。
该部轮流派出干部的结果，不仅推进了各地的工作，并且在处理机关内部日常工作上，由于有了实际经验和熟悉了情况，人员虽减少但工作效率反而提高。
如处理往来公文的速度，一般已较前提高二分之一左右。
（新华社）

东南亚英美矛盾日趋尖锐
英国召集驻远东代表开会
准备抵抗美国渗入东南亚
【新华社10日讯】
塔斯社布拉格08日讯：
电通社驻伦敦记者报道：
英国政府已召集其驻远东各地的代表在伦敦开会。
参加会议的将有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英国驻远东陆军总司令哈丁、英国陆军部驻香港代表丹肯。
该记者写道：
伦敦会议除讨论战争准备外，还将讨论抵抗美国对东南亚各国的渗入问题。
英国对美国计划确保日本在东南亚市场上的统治地位，特别感到焦心。
英国以及荷兰和法国都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需要美国的援助，以实行侵略、镇压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而另一方面，这一援助又是以美国对它们以前所独占的殖民地领地的渗入为代价换来的。
该记者指出，英驻远东代表的伦敦会议，就是想要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列席远东经委会的世界工联代表团
赞成邀我国代表出席
【新华社新德里08日电】
列席在巴基斯坦拉合尔举行的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第7次会议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在苏联代表提出驱逐国民党残余匪帮的所谓代表并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会议的议案后，向会议代理主席提出书面声明，表示完全支持苏联的提案。
声明首先宣称：
“世界工联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
在世界工联所属的全国性工会组织中，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亚洲地区最大的和最强有力的工会团体。
因此，在这方面，世界工联代表了中国一个重要阶层的人民的利益、意志和决心。
世界工联认为它有义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上发表它的意见。”
声明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
在美国的军事卵翼下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残余匪帮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只不过是一群罪犯。
声明着重指出：
“这个委员会既然是一个研究亚洲和远东经济的组织，它的成员就应该包括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几占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所研究的地区中人口之半数；
并拥有这个地区的四分之一的土地。
假如这个委员会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那就意味着委员会将失去它的代表性，并使它不可能有效地进行它的工作。”
声明最后要求该委员会立即通过苏联的提案。
但是，在美国的操纵下，该委员会竟非法地否决了苏联的正当提案。

北婆罗洲英国殖民当局
非法搜查中华公报
【新华社09日讯】
北婆罗洲的英国殖民当局最近加紧实行迫害华侨的狂暴措施。
北婆罗洲萨拉瓦克的英国警察及特务于01月16日非法搜查了古晋市华侨报纸《中华公报》，搜去了大批书报和信件、照片等。
英帝国主义这种非法迫害华侨报纸的措施，激起了当地华侨群众的极大愤怒。

四国外长助理会议继续举行
苏联代表葛罗米柯斥三国疯狂扩军
美英法故意闪避讨论重要问题
【新华社09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08日讯：
为草拟外长会议议程而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助理会议于03月07日继续工作，由苏联代表葛罗米柯担任主席。
根据能够获悉的消息，葛罗米柯在会上演说称，苏联代表团将不反对把对奥和约问题当作一个单独的议案列入议程，意思是说履行对意和约中有关的里雅斯特的部分的问题也将被包括在内。
葛罗米柯指出，美、英、法非法地把的里雅斯特变成美英军事基地，因此已违反了对意和约。
由于西方三国政府继续不履行它们在对意和约中所担负的义务，因此并不能保证它们将履行对奥和约规定的义务，也不能保证：
在和约缔结后，它们不会以同样的借口把奥地利变成美英的军事基地，象对付的里雅斯特一样。
美国代表耶塞普坚持要求只把对奥和约问题列入议程，并表示不同意同时把关于的里雅斯特问题的议案列入议程的建议。
他毫无根据地断言，这两个问题不是相互关联的。
法国代表巴罗第及英国代表戴维斯相继表示同意美国代表的态度。
在答复西方国家代表时，葛罗米柯引证各种事实，证明西方国家要负拖延对奥和约的责任，因为它们力图准备一种对奥和约，来把奥地利置于帮助希特勒对欧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奥地利帮凶的支配下。
葛罗米柯说，说对奥和约与的里雅斯特问题没有关系，是十分没有根据的。
西方国家代表不能否认这一事实：
由于西方国家违反对意和约，的里雅斯特已经成为美英的军事基地了。
葛罗米柯问道，奥地利不会成为第2个的里雅斯特的保证在那里呢？
在耶塞普和巴罗第发表了坚持他们的态度的演说后，会议决定至03月08日再开会继续讨论。
【新华社10日讯】
据塔斯社巴黎09日讯：
四国外长助理会议于08日继续工作，由美国代表耶塞普任主席。
法国代表巴罗第和英国代表戴维斯在会上相继发言，重复他们在前几次会议上所使用的所有“论据”，硬要会议采纳他们所提出只能把四外长会议引上不得要领的空洞讨论的议程草案，而避免按照苏联建议的议程来讨论引起欧洲人民焦虑的具体的急迫的问题，例如肃清德国军国主义与防止德国重新军国主义化问题以及四国裁减军队问题等。
随后，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发言称：
巴罗第与戴维斯发言中所谓苏联代表团建议的议程项目可以在讨论三个西方国家所提出的问题时“附带”加以讨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苏联代表团建议讨论引起各国焦虑并必须予以解决的迫切问题，而三国代表团的议程草案却把这些问题搁置不顾；
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葛罗米柯在答复耶塞普所称苏联议程第2项——关于加速缔结对德和约并撤退驻德占领军问题中没有提到德国的统一时说：
苏联代表团认为关于对德和约问题的解决，同时就意味着关于统一德国及恢复统一的爱好和平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的解决。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苏联代表团认为可以将它的议程草案第2项措辞修改为：
关于恢复德国的统一，加速缔结对德和约以及遵照这个和约从德国撤退占领军的问题。
葛罗米柯指出：
所谓苏联建议议程中第3项关于改善欧洲局势和立即开始裁减四国军队的问题不值得作为独立项目来讨论的说法，已经破产。
他说：
尽人皆知，欧洲的紧张局势是由于某些国家、首先是由于参加这个会议的三个西方国家正在进行的疯狂的军备竞赛所造成。
西方三国代表主张这一问题应在联合国中讨论，但是，恰恰是在联合国中，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代表，正在千方百计地力图扼杀以真正裁军为目的的一切建议。
葛罗米柯在结语中说：
虽然巴罗第要求使会议沿着建设性的途径进行，但是，三个西方国家的代表们却没有表现足以使这个要求之实现成为可能的任何重大转变。
美国代表耶塞普也在这次会议上发言。
下次会议定于09日举行。

国际一周
和平事业的伟大胜利
02月21日在柏林揭幕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1届会议，已于02月26日胜利闭幕了。
会议发表宣言，要求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以巩固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
会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联合国的决议”，“关于联合国通过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在朝鲜的‘侵略者’的不公正的决定之决议”，“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议”，“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德国问题的决议”，“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殖民地与附属国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决议”等九项重要文件。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宣言和决定，是目前全世界人民为反对侵略、保卫和平而进行斗争的纲领。
世界和平理事会发表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是因为苏、中、英、美、法五大国在全世界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如果它们协议保障世界和平，世界大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苏联曾经两度在联合国提出缔结和平公约的建议，这一建议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全世界广大人民的衷心支持。
但是，美、英、法侵略集团却竭力阻挠缔结这一公约，它们公然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缔结了区域性的侵略公约以代替全面的和平公约；
制造纠纷与分裂，以代替协议与一致，其目的是企图用暴力和谎言来胁迫和欺骗人民，以便将人民群众拖入另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世界和平理事会发表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号召各国人民在这宣言上签字，并警告说：
“任何一国政府拒绝举行会议缔结这种公约，就证明该国政府有侵略的图谋”。
这将使各国人民动员起来，压迫美、英、法三国政府接受缔结五国和平公约的要求，如果这三国政府悍然拒绝这一要求，那末它们的侵略图谋就完全被揭破，全世界人民群众就更加觉悟起来，从而大大促进世界和平运动的发展。
世界和平理事会议在关于联合国和朝鲜问题等决议中，明白指出：
“联合国已更进一步地辜负了人民对它的期望，并且由于通过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而使人民的失望达于顶点。”
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求取消这个不公平和非法的决议，并要求召开有关国家的会议、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行决定。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这些决议是十分正常的，也只有这样，朝鲜问题才能和平解决。
世界和平理事会已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联合国，要求它对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表示意见，并要求它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任务。
这一措施将使联合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受到最严格的考验。
如果它终于忽视占人类大多数的人民的和平愿望，那就表示它已彻底背叛了它所负担的保障和平的使命，这将使它遭受全人类的唾弃。
世界和平理事会议在以和平方式解决德国和日本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在德国问题上听取德国人民的全民公意，并争取在1951年内与爱好和平的统一的德国缔结和约；
在日本撤退占领军，并由中、苏、美、英四国谈判全面对日和约。
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在欧洲召开北大西洋公约欧洲各签约国的人民的会议，并邀请德国人民代表参加；
在亚洲召开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有关国家的保卫和平的区域会议。
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德国和日本问题的决议，将使欧洲人民和亚洲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来促使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得以实现。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第1届会议表明：
理事会正按照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日益发展成为强有力的权威的国际组织，成为各国人民为争取和平而进行的巨大运动的领导机构。
有了这个机构，各国和平力量就组织成澎湃的洪流，奔向伟大的目标：
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理事会第1届会议又表明：
世界和平运动的队伍正日益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正日益广泛地包括更多的社会力量。
这次理事会会议中，有许多没有参加第2届世界和平大会的人也出席了，理事会理事除了原来的二百二十二人外又增添了三十八人，泰国、菲律宾等国人民也第1次派代表参加了理事会。
同时世界和平理事会还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团结更多的社会力量参加世界和平运动。
可以预料，随着世界和平理事会本届会议决议的执行，世界和平运动必将以更广阔与宏大的规模发展起来。
苏联的选举和第4次减低物价
02月18日和25日，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分别举行了最高苏维埃选举，选举结果苏联共产党与非党联盟的候选人获得完全的胜利。
03月01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中央发布了1947年来第4次减低物价的决定，减低食品及制成品的国家零售价格从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二。
最近苏联的这两大事件，证明了苏联人民在精神和政治上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和苏联在经济上的进一步发展繁荣。
今年苏联的选举运动，是在战后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
苏联人民对于领导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斯大林，表示了无比的爱戴与忠诚。
候选人的提名运动在01月间便开始，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地提出斯大林为第1个候选人，并且纷纷参加了迎接选举的劳动竞赛。
选举结果显示各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选民都投了党与非党联盟候选人的票，在俄罗斯联邦，斯大林已获得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
投票之日恰在斯大林就目前国际形势发表了重要的谈话之后，各地选民一致投票选举党与非党联盟候选人，便是投票拥护苏联的和平政策和世界和平事业，便是投票拥护苏联的进一步繁荣与人民的幸福。
苏联从1947年以来，已连续四次减低物价。
前三次减价至少使人民获益二千六百七十亿卢布，今年的减价将再使人民在一年内获益二百七十五亿卢布，另外因影响集体农场市场的减价还要使人民获益七十亿卢布。
苏联能够接连地减低物价，是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降低的直接结果。
同时减低物价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扩大工业生产的重要方法。
斯大林在1927年联共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经指出：
“因为国有化的工业是最大的最强有力的工业，它可以实施不断的减低成本费、减低批发价格、减低商品价格的政策，因此也就扩大了销售它的生产品的市场，增加了国内市场的容量，替自己造成了不断扩大生产的源泉。”
斯大林又说：
“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是改善我们工业、扩大市场及加强工业发展的源泉之最主要的杠杆。”
因此，苏联减低物价不仅表示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并且表示着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将有更大规模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正因侵略势力的加紧备战而日益陷于饥饿与死亡之时，苏联建设的辉煌成就所显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乃是对人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并最后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大鼓舞。
西欧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
目前，西欧各国人民的反对新战争的运动，正在继续高涨。
在英国，各阶层人民反对艾德礼政府战争政策的运动，正在飞速开展。
他们的中心口号是“不与中国作战”和“反对武装西德”。
03月03日在伦敦有近四千名工党支部与工会分会的代表举行会议，决议反对武装西德，要求一切军队撤出朝鲜，把台湾归还中国。
会上的发言表现了强烈的反美情绪。
目前在全国各地已有一百多个工党地方支部，要求工党执行委员会召开讨论国际问题的紧急会议，重订外交政策。
工党著名政论家，前费边社主席柯尔最近在《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上发表政见说：
“如果英国被美国人拖入对中国的战争中，我将站在中国的一边。
如果英国同意重新武装西德，我将感到无法再鼓励英国工人们……为一个与自由和民主毫不相干的欧洲战争去生产军火。”
柯尔在发表其文章之后仅几天之内便收到好几百封信件支持他的意见。
所有这一切，正如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所指出：
“英国人民已经行动起来了，现在正是一个开始。”
在法国，法国人民把反对武装西德，作为争取和平的中心斗争。
在法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全国迄今已有三百五十万人签名抗议武装西德。
这个运动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在意大利，由于人民对加斯贝利政府的强烈反对，已使加斯贝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
该党有很大部分议员，最近在下院中和共产党、社会党一道，投票反对政府使意大利经济军事化的法案。
加斯贝利政府获得的多数票因此而由一百三十票减少到十六票。
在议会中本来拥有绝对多数的意大利反动统治集团，因此已陷于空前的孤立。
意大利人民要求加斯贝利政府辞职的呼声，已弥漫全国。
在西欧其他国家，荷兰阿姆斯特丹于02月25日举行了七万五千人的战后最大的示威游行，抗议重新武装德国刽子手。
丹麦哥本哈根有一万五千人02月06日在议会门前示威，高呼：
“不要和希特勒将领联盟！”
在西欧各国发生的这一切事实说明：
整个西欧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和平运动的高潮。
这个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最后粉碎战争贩子的罪恶计划。
（新华社09日讯）

我国杂技团在苏、波备受欢迎
【新华社莫斯科10日电】
中华杂技团于去年10月应苏联政府之邀到苏联表演了四个月，业已转赴波兰表演。
该团在留苏的四个月内，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埃里温、巴库和第比利斯等地演出了一百零四次，观众达十三万八千人。
各地的观众和杂技家对该团技艺一致赞扬，认为富有民族特性，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所具有的聪明沉着、勤劳勇敢的性格。
【新华社布拉格10日电】
应波兰政府之邀到波兰表演的中华杂技团，于02月26日在华沙公安部剧场首次公演，观众拥挤，座无虚席。
该团所演节目，波兰各报均以显著篇幅详细报道。
人民论坛报发表了题为《优越的中华杂技团》的文章，盛赞“该团节目繁多而富有色彩”。
该团在华沙演出后，将赴波兰各大城市如罗兹、卡托维兹和克拉科等地表演。

摩洛哥及各回教国家
反帝国主义怒潮澎湃
抗议法殖民者屠杀摩洛哥人民
【新华社10日讯】
法国殖民主义者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对要求民族独立的摩洛哥人民发动血腥进攻一事，已在摩洛哥及各回教国家激起了澎湃的反帝国主义怒潮。
02日，摩洛哥克西巴地方有六千人在当地法国行政公署前面示威，被派去驱散示威群众的阿拉伯士兵都拒绝向示威者开枪。
摩洛哥南部也举行了同样的示威。
埃及全国支援摩洛哥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正在扩大中。
04日，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学生们又列队游行，并警告法国政府：
将与法国断绝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关系。
同时，阿尔柴哈大学的董事会也声称：
将号召全世界阿拉伯人和回教徒抵制法国货。
巴基斯坦的“世界回教青年组织”号召组织志愿军，参加摩洛哥人民的斗争。
拉合尔的学生和青年在五、六两日连续举行大示威，高呼“打倒由美国撑腰的法帝国主义！
打倒美英集团！”
巴基斯坦十四种重要报纸的主笔也联合发表声明，痛斥杜鲁门用血腥手段在别国强行建立军事基地。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学生也举行了同样的示威。
伊拉克全国记者协会致电阿拉伯联盟，要求“号召各国支持摩洛哥争取自由的斗争”。
在群情沸腾下，各回教国家的统治集团对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运动也表示同情。
阿拉伯联盟政治委员会将定于10日开会讨论摩洛哥问题，摩洛哥独立党（前译伊斯提格拉尔党）总书记法席将出席作证。
埃及外交部长赛拉哈丁认为摩洛哥事件“将表示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实行武装侵略”。
叙利亚议会和伊朗的两个议员都猛烈抨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血腥罪行。
印尼官方发言人也表示：
印尼同情摩洛哥的独立运动。

日本社会党再次发表声明
要求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
【新华社09日讯】
东京消息：
日本社会党再次声明该党坚持反对重新武装与要求全面媾和的主张。
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铃木茂三郎于05日在前桥地方会见记者团时，强调说明社会党反对重新武装，并表示在任何形势下决不修改该党要求全面媾和与反对提供军事基地的原则。
他说：
我们“不应该倡导政府和民主党芦田所说的单独媾和论与重整军备论”。
该党总书记浅沼稻次郎于06日在广岛也作了类似的声明。
社会党影响下的工会与农会组织也都表示反对重新武装。
日本农民协会在04日的全国会议中，通过了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的紧急决议。
02月09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大阪地方组织在举行成立大会时，也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当地教职员工会所提的要求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争取日本独立的紧急动议。
属于日本工会总同盟的大阪市的一些工会，如“松尾桥梁”、“大阪书籍”、“国光制锁”、“永田造船”等公司的工会，都决定参加全面媾和运动。
居住在大阪市南区的自由党员、前参议员候选人佐原忠次郎，最近也响应当地日本共产党支部的号召，签名要求全面媾和。
他说：
“我虽是自由党员，但也认为现在（自由）党的作风是蔑视国民的感情的”。

美人民反战呼声日高
【新华社09日讯】
美国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撤出朝鲜，谴责杜鲁门政府战争政策的呼声，正越来越高。
美国资产阶级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所最近在全国各地调查的结果显示：
有百分之五十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参加朝鲜战争是犯了错误”。
该所并把这次调查的结果和去年08月调查的结果加以对照，当时还只有百分之二十的美国人认为“参战是一个错误”。
美国工人日报02月26日报道，芝加哥《每日新闻》在读者中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三分之二以上的芝加哥（这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人民主张退出朝鲜。
美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情绪也表现在给各地报纸的信件上。
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出版的《首府时代报》刊载一封读者来信说：
“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正在杀害成千成万的无辜朝鲜平民，已把那块血迹遍野的土地化为焦土。
我们要争取亚洲的朋友，难道就用这种政策吗？”
洛杉矶先驱快报刊载一读者来信说：
“我要求停止屠杀。
我要求把我们的人命当一回事。”
芝加哥《每日新闻》刊载一个“跛腿的芝加哥退伍军人”的信说：
“把杜鲁门、杜威及所有战争贩子送到朝鲜去，把我们的孩子送回来。”
电通社指出：
出现在美国报纸上的这一类信件是越来越多了。

美国不断要军火又要兵士
西欧各国政府都遇到危机
【新华社10日讯】
电通社最近评述美帝国主义在西欧各国的奴仆们目前的处境称：
法国政府辞职了。
意大利政府也有辞职的可能。
荷兰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正式政府了。
比利时还没有平息“王位纠纷”的余波。
英国工党政府维系于议会中微弱的多数，而这种多数是可能因为某种事件而丧失的。
今天美国控制下的西欧各国统治集团的景况就是如此。
北大西洋公约的主宰艾森豪威尔、美国的许多将领和美国的西欧战争生产总管赫罗德，最近都纷纷来到西欧，进行各种活动。
但是，这些活动不但没有稳定美国的奴仆们的地位，反而使他们遭到愈来愈厉害的反对。
英国的艾德礼，法国的普利文，意大利的加斯贝利，荷兰的德理斯等人，现在都遭遇到政府危机。
这种危机，不论其表面问题如何，都是美国继续不断地要求军火和兵士所引起的。
这些人本身都是驯服的仆从，但他们所侍奉的主人却使他们不容易过日子。
除了弹丸小国卢森堡以外，西欧各国中就再没有一个国家有着稳固的政府。
甚至所谓“可靠者”也不信任自己了。
西德傀儡总理阿登纳竟不敢答复讨论德国统一问题的邀请，纳粹将领古德林宁愿把他的军队带过比利牛斯山去。
在法西斯的西班牙，佛朗哥政府没有敢把新任美国大使葛里费斯赴佛朗哥宫所将经过的路线宣布，而且还得派兵一路护卫他去。
电通社最后指出：
西欧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用美国军火，在美国驯服奴役下法西斯化；
另一条就是与全世界建立和平与友好互助。
欧洲人民已经选择了第2条道路；
震撼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的，正就是他们。

苏、波、保等国庆祝国际妇女节
特里特亚科瓦在莫斯科庆祝会上赞扬中国妇女是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力量
【新华社09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
苏联各地热烈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第比利斯及苏联其他各城市都在08日举行了庆祝会。
莫斯科的庆祝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出席者有莫斯科各企业中的斯塔哈诺夫式工作者、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医生、艺术工作者和莫斯科州各区先进的集体农妇。
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州委会书记特里特亚科瓦在会上作了报告，陈述了苏联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显著成就。
特里特亚科瓦在谈到人民民主国家的妇女时，强调指出：
中国妇女在反对国民党政权和外国资本桎梏的解放斗争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是举世皆知的，现在她们是新中国建设中的伟大力量。
朝鲜妇女的爱国主义和勇敢已赢得全体进步人类的敬佩。
特里特亚科瓦继论述妇女在世界规模的争取和平与民主的强大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并着重指出一切国家的妇女都不能也不希望站在全体进步人类的共同事业之外。
她们愈益了解到没有和平，她们的家庭和她们的孩子就不会有幸福。
特里特亚科瓦结语指出苏联妇女走在国际民主妇女争取和平的运动的最前列，并为伟大的苏联、为一切劳动人民的领袖、伟大的和平旗手斯大林欢呼。
【新华社09日讯】
据塔斯社消息：
波、保、罗三国热烈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于08日发表文告向妇女祝贺称：
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千万妇女被保卫和平、挫败战争贩子计划的一致愿望鼓舞着，心里铭记着斯大林的名言：
“如果各国人民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保卫到底，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
波兰妇女是祖国的主人和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现在已有一万三千三百零五名妇女是各地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有三百名妇女担任法官和检察官，许多妇女在国家机关、议会和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文告最后敦促波兰全体妇女踊跃参加波兰六年计划的工作，因为这个计划是波兰人民对保卫和平的一大贡献。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08日发表文告称：
保加利亚现在有三十七名妇女是国民议会的代表，五千余名妇女是陪审员和各地人民委员会的委员，有四十二名妇女得到季米特洛夫奖金。
保加利亚妇女应站在保卫和平与建设社会主义工作的最前列，进行大规模工作宣传世界和平理事会第1次会议的决议，在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名。
罗马尼亚各地妇女在08日纷纷举行了庆祝会。
已团结了二百多万劳动妇女的罗马尼亚民主妇女联合会组织了许多报告会和演讲会。
罗马尼亚现在已有十万名妇女是各地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委员。
过去三年中有一百五十万文盲的妇女学会了读和写。

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讨论新预算
许多代表发言一致表示赞成通过
【新华社10日讯】
综合塔斯社莫斯科消息：
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与联盟院于08日分别讨论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关于1951年苏联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民族院会议由民族院主席谢列赫密托夫主持，出席者有布尔加宁、米高扬、柯西金、什维尔尼克、施基利亚托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各部部长，以及来宾多人。
民族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科哈洛夫在报告中着重指出：
苏联全部国家预算约有三分之二拨充经济和文化建设之用，军事费用只占预算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三，而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费用却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科哈洛夫继称：
预算委员会认为1951年预算草案的编制是正确的，委员会只提出一些修正，建议增加预算收入七亿二千四百万卢布，并建议将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的附有预算委员会修正案的1951年国家预算予以通过。
在讨论中发言的一致赞成新预算案。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库兹涅佐夫在发言中提出了许多具体数字，证明苏联劳动人民的生活福利正在不断地改进。
联盟院于08日晚间开会，会议由联盟院主席雅斯诺夫主持。
联盟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柯尔尼叶兹报告称：
预算委员会建议批准苏联部长会议所通过的国家预算草案，并作某些修正。
在讨论中，莫斯科劳动人民代表鲁米扬切夫发言热烈拥护新预算称：
今年莫斯科的住宅建筑面积将达七十一万平方公尺，并将建造长达六公里半的新地下铁道。
本年发展莫斯科市经济及建设的投资总数，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
在会上发言的许多代表一致赞成通过国家预算草案。
联盟院定09日上午举行下一次会议。

菲律宾季里诺傀儡政府
大肆逮捕爱国分子
【新华社10日讯】
马尼拉消息：
菲律宾季里诺傀儡政府最近又大肆逮捕爱国分子。
至02月16日为止的一个多星期中，在马尼拉和吕宋各省即有五百人被捕。
菲律宾著名的劳工组织大会主席兼马尼拉市议员阿玛杜·赫南德兹，也在01月26日和27日的一次逮捕中在马尼拉被捕。
同时被捕的有三十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会领袖和各报记者。

不要制造我们语言的混乱
王化东
我国劳动人民开始脱离了长期被压迫、被奴役、和愚昧的生活，开始过新的生活，接触到许多新事物；
因而他们很自然地感觉到他们过去生活中的语汇不够用了，他们努力学习使用新的语汇，因而许多新的语汇，逐渐地为革命群众所接受，不断地在他们的讲话中运用着，来表达他们新的思想，新的情感，表达他们对一切新事物的喜悦。
这种革命后的新气象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去他们长期缺乏文化，对许多新的术语，新的名词，一时运用的还不够熟练，甚至因为没有理解它们的概念，用的很不恰当或完全用错了，这也是难以避免的。
我们相信，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之后，这种缺点是可以消灭的。
现在有一些文学作品，如电影、戏剧在描摹劳动人民的口吻时，常故意纪录下这种用错了的语汇，说错了的话。
例如把“文化水平不高”说成“文化水不高”，“向他进行斗争”说成“斗了他一个争”，“做一个报告”说成“报一个告”，“清洁运动”说成“打扫卫生”，“发脾气”说成“发态度”等等。
为什么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故意去表现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缺点呢？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许多作家这样地纪录语言，固然并不是为了嘲笑劳动人民，而是为求增加所描写的人物的真实感。
因为劳动人民中有许多人是这样说的，所以就这样记录下来。
但是文艺作家要善尽他对于语言的任务，就不应该是鹦鹉学舌地把口头的话照录下来，而是要对群众的口头语进行选择和提炼。
一般说来，经过文艺作家的提炼而出现于文艺作品中和舞台与银幕上的语言，应该是民族语言中最好的语言，这样才能对语言的表现力的提高与丰富起积极推动的作用。
因此一个认真的作家不应该当宝贝一样地去收集与记录那些支离破碎的，说错了的语言。
为了增加人物的真实性，应该采取别的方法而决不应该采取这种错误的办法。
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这样的语言就是劳动人民的语言，甚至有些同志认为言语是有阶级性的，他们称赞这种病态的跛脚的语言是劳动大众的语言，是劳动人民在语言上的创造性的表现。
他们错误地了解群众观点。
固然我们应该承认，人民群众在语言上是有创造才能的，但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可以离开我国语言的基本文法规则与基本词汇，而另外创造一套“阶级性”的语言。
在基本文法与基本词汇的基础上发展我们民族的语言，使其表现力更加丰富、更加生动、更加精确，那才真正是创造性的表现。
如果我们认真地去研究群众中的语言，我们是可以发现人民群众在语言上的创造能力的。
但是如上所述的那种用错了新名词，说错了话的情形，却决不能视为语言上的进步现象。
我国的语言，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为这样多的人口所使用。
我们工农兵群众的语言，是十分活泼生动的，具有健康朴素等等优美的特色。
人民用这样的语言，在“顺天游”以及很多民歌中抒发他们心中的爱憎。
我们热爱我们民族的语言，热爱我国劳动人民的语言。
我们要学习这些语言，熟悉这些语言，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教导我们的“要从学习群众的语言开始”。
但必须弄清，学习群众的语言，是学那些生动活泼的语言，学习是为了丰富和提高我们的文学语言，并从而促进我们的民族语言的丰富与提高；
是为了在我们的作品中正确地去表现新人物的面貌与情感，而不是为了猎奇、装饰、炫耀或其他目的。
我们在创作中应该大量地运用群众的（特别是工农兵的）语汇，但对于在群众中暂时流行着的某些错误的说法，则不应该照样记录，加以提倡。
因为如果对错误的说法加以提倡，其结果就是损害我们的民族语言，造成我们语言中的混乱。

关于处理中国文学遗产
冯至
《人民文艺》第87期在一篇论白居易的文章的前边有一段编者的按语，按语里说：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已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开始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的财富。”
这是一句使人兴奋的话。
如今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了，我们长期埋没的文化遗产自然也要回到人民的手里。
文学作品和艺术品本来都是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成果，但是在过去被统治者利用他们优越的地位掠夺去了。
这些成果一入了他们的庭院，美丽的光彩便被蒙蔽，正义的声音便被搅乱了。
所以人民在获得政权之前，由于憎恨统治者也往往憎恨到他们居住的宫殿，以及宫殿里陈列着的艺术品，并不问那些壮丽的宫殿是谁建筑的，艺术品是谁制作的。
这种憎恨的情绪在革命过程中是自然的，甚而可以说是正当的。
但是现在，人民的敌人消灭了，被统治者霸占多年的宫殿和艺术品又回到人民的手里。
现在的天安门是多么雄壮，多么美丽！
它是劳动人民一块砖一片瓦地建筑起来的，自从它落成的那一天起就被统治者盘据着，人们在它前边只感到畏惧和恐怖，如今我们在它前边走过，却没有一人不怀着无限的快乐与无限的希望，它随着人民政权的成立放射出埋没了数百年之久的光芒。
我们愿望我们所有的优秀的文化遗产，不管它们大得像龙门与云岗的石窟，或是小得像一首“锄禾日当午”五言绝句，都能像天安门一样，本着它们所有的热力，放出它们所能放射的光来。
所以我们面对着它们，已经不是要不要，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怎样要，怎样处理，怎样使它们放出光来的问题。
自从我们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自从抗美援朝以来，中国的人民没有不感觉自己的祖国是可爱，是值得热爱的了。
工人，农人，战士，知识分子，人人都自愿贡献出他最大的力量去保卫和建设这可爱的祖国。
在这样的爱国高潮中我们祖先的一切创造也更引起人民的敬爱。
近来我们读到不少颂扬和研究这些创造的文章，它们多少含有些肇端的，试探的性质，但它们预示着一个丰富的将来。
加里宁在《论共产主义教育》里说：
“苏维埃爱国主义乃是那些把我国人民推向前进的我们祖宗们之一切创造事业的直接继承者。”
那么，我们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文化遗产，也由于我们深切意识到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祖宗之一切创造的优良方面的直接继承者。
我们面对着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当然不是要不要接受，而是怎样接受的问题。
我们不能讳言，在今天我们和我们的古典文学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这距离是由于两种现象造成的：
一种是语言上的距离，许多古典名著的语言已经不是我们现代的语言，有些地方需要注释，而过去的注释家往往不但没有能够解释出它们语言的特质，反而给予很大的破坏；
另一种是那些作品经过长期的封建统治，致使它们含有的意义被人曲解，模糊不清，无论多么美好的诗歌和散文，从表面看来都好像穿着一件不相称的封建的外衣，使人望而却步。
——这两种现象所造成的距离如果不消除，那些文学遗产恐怕仍不免要继续摆在古老的尘封的书架上，很难能成为人民共有的财富。
要克服我们和我们古典文学之间的语言上的隔离，就需要适当的注释。
但过去的许多注释家既不注意文学的发展，也忽略语言的变化，只把文字当作固定的东西来看。
例如从前有人说，韩文杜诗无一字无出处，于是注释家就在他们的诗文里一字一辞都要找到所谓最早的出处，却不知韩愈的散文和杜甫的诗在他们时代里是大的发展，他们在语法上有许多新的创造。
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这都在说明他们要摆脱因袭，要把当代的新语言采用在自己作品里的努力。
而低能的注释家却反过来给他们扣上一顶“无一字无出处”的帽子，好像是恭维他们，事实上是给他们一个最大的诬蔑。
就以杜甫《石壕吏》开端的四句而论：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写得又自然，又活泼，这正是杜甫所提炼的唐代的语言，我们现在诵读，依然感到那种新鲜活泼的语气。
但是他的注释者仇兆鳌怎样注呢？
关于“暮投”，他注作“谢灵运诗，冥投剡中宿”；
关于“老翁”，他注作“陶潜诗，区区诸老翁”；
关于“逾墙走”，他注作“战国策，曾子之母，投杼逾墙而走”；
关于“出看门”，他注作“乐府东门行，投剑出门去”。
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由于商务印书馆的翻印，流行最广，在旁的方面有它可取的地方，可是关于注解“出处”的这一部分却是笨拙可笑！
他不知道杜甫许多诗句的“出处”是唐代的语言，而不是任何一部古籍。
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诗集的注者用这个方法来注诗，不但不能使作品和读者接近，反倒使作品离读者更远了。
这样的注法除了使人觉得注者费了些劳而无功的气力外，对于原作品和读者没有半分好处！
我们要使这些作品成为人民共同的财富，那么过去一些所谓“权威”的注本恐怕都要从新改编。
一个注者对于一个伟大诗人的作品最重要的在于具有分辨的能力，他能深深地领会这个诗人的语言，分辨出哪些是因袭的，哪些是创造的。
关于因袭的部分，尤其是从前任何诗人都不能避免的典故的运用，当然要注出它的出处；
至于独创的，也就是诗人亲自从民间提炼的，注者则须给以阐明。
这样，许多作品才会活泼泼地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通过语言来理解它们，接受它们。
但是这还不够。
我们需要给这些作品一个新的评价。
过去伟大的作品，只要一被人民爱好，便同时会被统治阶级利用，给它们附会上一些有利于统治者的意义。
从前儒家对于《诗经》和《楚词》的看法就是很显明的例子。
“五四”以后，这种看法似乎改变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批评家，各就自己的立场和爱好来“欣赏”古人，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如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人人的眼前豁然开朗，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正确的尺度去衡量古代的作品了：
凡是爱人民，为人民，具有一个完整的艺术形式的作品都是好作品，反过来说，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品不可能是好的。
这个尺度说出来不难，实际运用它去衡量却并不容易。
过去广大的民间文学一向被人忽视，所以真正从劳动人民里产生的作品，除去诗经和乐府里的一部分外，在我们的历史里大多数都随着时代被忘记了。
但是我们并不缺少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学习了人民的语言，体会了人民的生活与痛苦，写出伟大的著作：
其中最辉煌的名字是屈原、杜甫、白居易、施耐庵……这些人。
他们的出身或多或少都属于为统治者服务的阶级，（施耐庵我们在这里不提，因为关于他的身世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由于自身的遭逢与时代的不幸使他们得到机会与人民接近，他们本着诗人的良心写出来他们爱人民，为人民的作品。
但是他们受了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每一章都是为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
相反地，写自己悲欢荣辱的还是占大多数，就是颂扬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代言的，也在所难免。
在统治者与人民中间他们常常感到极大的矛盾。
这矛盾在旧日的封建社会里对于一个进步诗人是无法避免的，并且也只有进步的诗人才能感到；
若是一个诗人只站在自己特殊阶级的立场，看不见人民的痛苦，安心于现状，还有什么矛盾可言呢？
我们若要阐明一些古典作家对于我们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努力去发现他们的矛盾，像是对于他们的语言一样，我们要从他们的作品里分辨出哪一些是进步的，哪一些是因袭的。
我们不能只从一方面去看他们：
既不能因为要表扬他们只强调他们进步的方面，而忘却批评他们落后的部分；
也不能因为要批判他们而向他们提出他们在他们时代里不能办到的要求。
例如白居易的《秦中吟》能使一般权贵读后切齿痛恨，是实在的情形，但若硬说这些诗能鼓动农民革命，就成为不切实际的夸张了。
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为他的道家思想，饮酒携妓的生活（这当然要予以批判）而否定他的《秦中吟》与《新乐府》所发生的作用与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意义。
——我们对于文学遗产的处理，要审慎小心，不要成为反历史主义者。
但是我们也不是客观主义者。
我们不要让它们死，我们要让它们活；
不要让它们死在图书馆的书架子上，要让它们活在人民的心里。
我们要让人知道，我们文艺界的祖先在他们那时的社会里曾经克制了什么样的困难，推进着文学向前发展，而他们又怎样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有时呈露出狭窄与偏私。
对于前者，我们表扬他们，学习他们；
对于后者，我们批判他们，同时我们也自加警惕。
这样，他们的真实才能显现出来，洗涤掉过去封建社会里在他们身上涂抹的泥垢。
这工作是一个朴实而又新鲜的工作。
朴实是实事求是，从有限的材料中虚心研究古人和他当时的社会情况；
新鲜是由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新认识会从他们的作品里发现新的精神。
但是朴实绝不等于像过去“整理国故”那样只满足于烦琐的考证；
新鲜也不等于像一些西欧印象派的批评家似地用些自己的彩色油墨在古人的面上任意描画鬼脸。
最后，我们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提出：
在我们评介古典文学时，不要把我们正在发展着的新文学放在视界的外边。

参加群众大会去 （红黑两色套色木刻）古元作

国内文艺动态
全国美协举办新年画展览
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举办的1951年全国新年画展览会，已于03月01日在北京正式开幕，共收集各地出版年画四百另八幅，包括全国各地的三十二个出版单位。
作者包括三百余人。
作品中《党的好女儿赵桂兰》、《毛主席和农民谈话》、《伟大的会见》、《和平签名》以及反映新婚姻法的施行的几幅连续画《小二黑结婚》、《新事新办》等都受到观众的欢迎。
对于一些有缺点的画，参观者亦加以批评。
如题名为《毛泽东时代的新儿童》一画中，不应该只是一战争武器的玩具；
有几幅画中的领袖像画得不好。
上海新连环画出版工作有进步
上海解放以后，新连环画的出版，据连联书店统计，已有七百八十种之多，内容包括革命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科学卫生、婚姻问题等各种主题及历史故事等。
其中《从猿到人》、《女英雄赵一曼》等，发行到五万份以上；
有些表现革命战争题材的销售到七万份左右。
最近连环画作者联谊会，为配合抗美援朝运动所绘制的十四种连环画中，《美帝侵华史》等出版不到01月，都已销售两万份左右，这说明新的连环画为广大的群众所欢迎的趋势。
但是，目前旧连环画还有很大市场，新连环画无论在绘制上，发行上，还不能完全适应群众的需要。
有的书店及连环画的作者，对于连环画的绘制、出版工作，还存在着不严肃的态度和粗制滥造的作风。
上海负责编绘及出版方面正设法改进中。
南京《文艺》月刊改变编辑方针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京分会的机关刊物《文艺》，从第13期起开始改变编辑方针，以普及为主，以工人、学生、干部作为该杂志主要读者对象，设立《青年习作栏》和《文艺顾问栏》，发表工人、学生及干部的作品，并为他们解答各种文艺问题。
因之读者范围扩大了，与群众的联系密切了，作为地方性的文艺刊物，南京《文艺》的改变编辑方针是适合群众需要的。
中国文学作品在外国
北京外文出版社的世界语月刊《人民中国报道》所译载的我国文学作品中有不少为国外读者所欢迎。
赵树理小说《田寡妇看瓜》已先后为斯洛伐克文的《劳动报》、日共机关刊《赤旗周报》及保加利亚农业学会机关报《农民旗帜》三个报纸所译载；
田间的小诗《自由向我们来了》译载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互助委员会主编的《生活》杂志；
张明权的小诗《我要他粮食堆成山》译载于日本《石千庄文艺》；
谷峪的小说《新事新办》译载于斯洛伐克文的《劳动报》。

国外文艺动态
苏联作家讨论语言学问题
最近莫斯科作家集会讨论关于语言学的问题。
著名苏联语言学家费诺格拉特夫院士在会上发表关于去年夏季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的论文。
他详细阐述斯大林的一系列的论文的重要性。
这些论文说明了语言是一种具有特性的社会现象，它们说明了语言的发展与人民的历史的关系。
费诺格拉特夫引用了高尔基对于语言的见解。
高尔基把语言称为文学的构成材料。
“我们必须追求文字的高度的表现性和引起联想的力量。
我们是能够达到这目的的，只要我们训练我们自己，使我们能够尊敬语言，把好的与坏的语言区别开，不再歪曲文字，使它们变得不易了解和丑恶。
文字越简洁，语句的力量也更大。”
费诺格拉特夫结语说：
“分析一个作家的文体和他的语言，以及分析他的语言与人民的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语言学家、文学家和评论家共同努力的对象。”
他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许多作家的讨论，一致认为斯大林的论文具有异常深刻的科学思想，和含有无穷的创造的灵感的源泉，并且和苏联作家的事业有直接关系。
当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从事于发动新战争的政策时，苏联政府的领袖却发表了精粹的关于语言学的科学著作，这证明了苏联人民领袖的伟大和苏联对和平、文化事业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出席者一致指出作家必须充分注意文学作品的技巧和充分利用俄罗斯语言的财富，使他们的思想与感情通过完美的形式而表现出来。
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说：
“文学作品的语言必须以辛勤不倦的努力来从事。
在语言上所用的劳力并不少于人物创造和作品的结构上。
你不能不经过三次、四次，甚至五次、十次的修改，就能发表一部散文作品。”
讨论会结束时通过了一个决议：
作家协会各部分必须继续讨论斯大林论语言的天才著作并为作品的技巧的完美而奋斗。
全苏艺术展览会上关于毛主席的绘画
在1950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艺术展览会上，陈列了苏联画家的一些关于毛主席的绘画。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乔治亚青年画家纳班江是以油画描写斯大林及其战友的能手，画了《斯大林大元帅和毛主席会见》。
在这幅画中，画家传达出了历史性的中苏两国人民兄弟的友谊，深刻体现在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安详、真诚的形象上。
毛主席稳重、朴实、谦虚的神态，画家做到了认真的描写，但在面部表情上处理的过分紧张，没有完全正确地表现毛主席的性格。
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画家费诺格诺夫的版画，大都是描写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和新中国人民生活重大的事件，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肖像，都有独到的成功。
朝鲜文艺工作者涌上前线
朝鲜卫国战争开始后，朝鲜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已经组成了一百三十多个文艺工作队，活跃在战地和后方。
在战争初期，曾有韩雪野、李泰俊、玄卿俊等四十多位作家走上了前线。
他们创作了很多作品。
现已出版了《战线文库》一种，其中有《为了祖国》、《英雄战斗集》、《给祖国宣誓》等优秀作品。
郑律成、李冕相等作曲家写下了《我们是坦克部队》、《人民游击战歌》、《鱼雷艇颂》等歌曲。
电影工作者摄制了《告世界人民》、《正义战争》的记录片。
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文艺工作者们更多地涌向了前线。
诗人赵碧宕正在收集安州少年游击队打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
其他的文艺工作者们都正在运用各种创作形式来记录和歌颂朝鲜人民的英雄斗争和光辉的胜利。
战斗在前线的文艺工作者也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与鲜血。
著名的演员黄信子（女），舞蹈家李熙朝（女），电影演员柳玄等在前线工作中已光荣牺牲，名演员黄澈被炸断了一只臂膀。
现在还有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在前线以及游击队里忘我地为祖国工作着。

对漫画工作的意见编辑同志：
最近我感到时事漫画对今天国际上所发生的事件反映得不够。
像以下这些题目我认为是需要画的：
（一）斯大林同志的谈话，使千百万为和平奋斗的人群加强了信心，这在和平与战争的斗争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富有历史性的事件呀！
但直到现在我没看见关于这事的漫画。
（二）世界和平理事会最近的宣言，建议五大国签订和平公约，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在宣言书上签名。
希望漫画工作者加强宣传这个运动。
（三）苏联政府第4次减低物价，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降低，这一对比，也应加强宣传。
我希望中国漫画工作者不要懈怠，应当以尖锐的政治眼光去观察时局所发生的事情，用艺术的形象来表现它们，使漫画真正成为战斗的武器！
于中义

对要求音乐批评的答复编辑同志：
《人民文艺》第87期所载国华等三同志要求加强音乐和歌曲的评论的信，已经读到。
他们希望加强对于各种新旧音乐，对于中国各民族的音乐，对于各种外国音乐，对于戏曲、曲艺和电影中的音乐，对于各式的唱法和奏法的批评；
并且希望对各种优秀的作品作有系统的介绍。
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人民音乐》也曾把这些工作列入自己的计划中，并开始去做。
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编的两本抗美援朝歌曲选，就是从几百首抗美援朝的歌曲中选出来的。
但由于对各地音乐运动情况不够了解，又缺乏经常的研究，因此这些推荐介绍工作就显得既无力量，又不系统，距离客观的要求很远。
全国音协已就国华等同志提出的意见召开扩大常委会，检讨了《人民音乐》第1卷的编辑工作（已作出初步总结，载于二卷一期《人民音乐》），研究了今后加强评论、介绍工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在音协常委会下成立一理论研究小组，推动这一工作。
同时提请各地音协进一步健全领导核心，经常研究音乐作品，负责推荐优秀创作。
我们希望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各地广播电台也和我们一起来克服这种严重存在的无领导状态。
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

欢迎音乐批评编辑同志：
我一向是比较喜欢音乐的，我常常看一些关于音乐的文章。
因为爱唱歌，所以对歌曲评论就比较注意，最近在《人民文艺》上登过一篇周巍峙同志的《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我看了以后很满意。
后来又看了孙慎同志的《抗美援朝歌曲创作中的某些倾向》，我觉得说得也挺对。
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很好的，它能帮助不懂音乐又喜欢音乐的人——如我——批判地去看一个歌，怎样是个好歌，怎样是个不太好的，并加强我们对歌的正确认识。
我希望以后能经常有这类的文章出现在《人民文艺》上，我还希望以后在《人民文艺》上能刊登些好的歌，新鲜的有力的群众的歌，高度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的歌。
它不但能便于群众歌唱，还会起些示范作用。
我还希望那些有作曲经验的同志多多地应时地创作些歌来，群众对好歌的要求是很迫切的。
还有，如果好歌太多太长不能全登在《人民文艺》上，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出来，告诉我们歌的名字，作者，出版处呢？
最好能经常地及时地介绍。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公安干部学校一个读者

《毛泽东之歌》的作者对批评的答复编辑同志：
今天读到《人民文艺》第87期所载周巍峙同志《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
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
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1941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
1943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经过整整十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
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
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
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
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
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
谢谢你们。
张春桥02月05日，上海
编者按：
这个歌曲，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各地广播电台应即停止播送。

电影广告应当严肃编辑同志：
北京的电影广告，一年来有很大改进。
不切实际的描写和吹嘘，如“美妙绝伦”、“空前杰作”之类的词儿，已经差不多不见了。
但某种程度的生意经和缺乏政治思想的广告也还是有的。
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之类的新形容词，有时也言过其实。
“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原是新艺术创作上的很高的评语，不能随便运用。
关于在广告上刊登剧照，最近也看到一些不应有的现象。
比如《党证》，在广告上无论如何不宜刊登像帕维尔·库甘诺夫这样一个奸细分子的照片，而应该刊登为了保卫党而逮捕了那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安娜的照片。
广告上好像不分清这点，只把他们看做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将照片轮流刊登出来，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姊姊妹妹站起来》的广告，也常刊登马三抓住佟大香的剧照，或则是老鸨胭脂虎和恶霸崔胡子的剧照，或则把翻身姊妹们的剧照和他们一块刊出，这都是不很恰当的。
在我看来，电影广告的照片，应该注意到它的政治宣传意义，应该是和该电影的中心思想紧密相关，《姊姊妹妹站起来》的广告，应该用众姊妹翻身后的剧照，《党证》的广告，应该用最后终于识破了奸徒阴谋而取得胜利的安娜的剧照。
如果是随便登一张照片，甚至是影片中并不重要而又是被否定人物的剧照，那么，这个广告的宣传价值在那里呢？
在苏联电影广告中使我久久不忘的是《易比河会师》的广告，苏联军官顾子明上校那种深邃隽永的表情在广告上被加以特写。
他们有许多广告是在主体的位置用鲜明的色彩描写正面人物，而在阴暗处用蓝色或灰色描写被否定人物的。
在报纸上刊登铜版照像虽不能有此种条件，但基本精神则应是一致的。
尤其是电影广告，它的作品每天与成千万的观众接触，便特别应该注意在它的宣传上不要使观众引起错觉，或者竟得到相反的宣传效果。
我希望影片发行方面与影院方面在做电影广告时应注意到对群众教育的责任，而不要单纯从营业观点出发。
董聚贤

舞蹈《无穷花》应加修改编辑同志：
中央戏剧学院最近演出一些新型的舞蹈小品，如《小司号员》、《收割的时候》等，很受观众欢迎。
但我对其中的一个节目《无穷花》有一些意见，现在写在下面。
这舞蹈描写一个朝鲜的女郎在田野中采摘牵牛花，她愉快地优美地舞蹈着。
后来来了一个美国兵，要侮辱她。
那些追逐的场面也是用舞蹈来表现的：
一扭、一搂、一扑、一躲，后来终于给美国兵搂住了，女郎乘隙在美国兵的背后拔下他的手枪，把这兽兵打死。
这舞蹈的主题——反对美帝国主义，当然是很好的，可是我觉得它的表现方法不妥当。
难道没有别的方法来表现吗？
美国兽兵强奸妇女的罪行怎么能用抒情的舞蹈来叙述呢？
用这样的男女对舞来表现这类故事是多么不调协呵！
而且后来的追逐场面，也根本破坏了人们对于原来的女郎的劳动的舞蹈的优美感。
尤其是在一搂、一扭、一扑、一躲之间，演员充分表现了那女郎的柔美的体态，与动作的合乎旋律。
越是美丽越是令人作呕。
我认为，如果要保留这个节目，便应该加以修改。
我是个外行，但看了后很不愉快，直率地提出上面的意见，以供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的参考。
易光

读朝鲜前线通讯
解驭珍
近来在报纸和刊物上，出现了许多反映朝鲜抗战的通讯。
有些是十分感人的作品。
不论是暴露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罪恶暴行，脆弱和狼狈，不论是歌颂中朝人民战士的英勇、坚强、智慧与亲密的团结关系，不论是反映人民支援前线的勇敢、积极，以及游击队和非武装群众与敌人的各种斗争，一般地说，都具备着新鲜、活泼、精炼的特色。
由于作品有真实感，形象新鲜，所以能够使读者仿佛身历其境，与主人公共感受，共呼吸。
在提高群众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情感上所起的作用，在仇视、鄙视、蔑视敌人的思想教育上所起的作用，决不是某些从概念出发、凭空杜撰人物和事件的文艺作品所能比拟的。
02月17日杜高同志在本报上发表的“中国、朝鲜、匈牙利拥抱在一起”，描写中国、朝鲜、匈牙利三国人民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共同意志和行动，是一篇很好的、生动的、感人至深的国际主义的教材。
这篇通讯，通过关于中朝战士为了共同目的艰苦斗争，他们彼此的亲密关怀，年幼的朝鲜女孩对志愿军的热爱、感激，志愿军战士王怀铎对朝鲜小女孩的热爱等等场面生动的描写，非常真实地，有力地告诉了读者：
中朝人民的感情，就是这样的坚实，任何东西也不能打破它。
这些富有真实感的描写，告诉读者一个真理：
我们的情感，是在共同的目标下，并肩作战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颠扑不破的。
全文里面，没有正面地描写匈牙利人民如何援助朝鲜，和这些药品如何救治了伤员；
但是我们可以从张政委对于担负运输任务的战士的叮嘱，王怀铎与老金同志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所表现的艰苦的智慧的英勇的行动及其思想情感，十三岁的朝鲜女孩子用生命来换取药品的安全等等情节，表现匈牙利人民的帮助在亚洲兄弟国家里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容我在这儿抄录几句虽然平易，却很动人的精练而又形象的描写。
“王怀铎仇恨地望着前面燃烧的药品。
火越来越大，子弹也越落越多。
他站起来，脱下自己的大衣朝火堆扑了过去。
一边大声地喊着：
‘同志们！
抢救呀！
药品烧了，我们还有什么脸见匈牙利人民呢？
’”
“老金和司机也不顾一切地跟着扑了过去。
孩子在这个时候，一下俯在她旁边的两个木箱子上，用手紧紧地把它们抱了起来！”
敌机飞走以后，出现了一段异常真实、异常生动、异常感人的场面。
“当五十六箱药品平安地搬上汽车的时候，在车的旁边，在两只完整无损的药品箱子上，静静地躺着孩子的尸体。
她的背朝天，在背上面，有五个子弹的窟窿，鲜血冒了出来，浸透了她的衣裳，一直流到木箱子上。
她的手紧紧地抱住箱子像拥抱着匈牙利人民；
她的嘴里还咬了一块没有咀嚼的干粮。……”
从这一段精练而又十分形象的描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不屈的战士，也可以看见不屈的人民。
因为连稚弱的孩子都已懂得什么是恨，什么是爱，什么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作品所以如此感动人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作者的技巧的熟练，而在于题材的真实，和对于选择题材处理题材的能力，特别是从生活实际当中所燃烧起来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其它的通讯，如像杨朔的《朝鲜前线的另一种战斗》，李庄的《复仇的火焰》，丁帆、戴庆余的《平凡的人》，新华社前线记者通讯员集体写作的《如此美帝“王牌”军》……其主题、题材、文章形式都各有各的特点。
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矫揉造作的花样，但却把生动的事实集中了起来，给予读者以很强烈的真实感。
我们迫切希望文艺家们创作出更多的如同前方的这些通讯那样有真实感的作品，用这种作品来代替那些不能说服读者的从概念出发的“创作”。

出版动态
中国科学院1950年的出版物
中国科学院在1950年的出版工作上表现了显著的成绩，除了三种综合性的期刊：
《科学通报》、《中国科学》和《科学纪录》进行了它们的特定任务外，还出版了不少专门学科的期刊和丛书。
专门学科的期刊，一共出了二十种，大部都是季刊，其中社会科学的有《考古学报》及《史学集刊》二种（《语言学专刊》在印刷中）。
自然科学方面有下列十八种：
《中国物理学报》、《中国化学会志》、《中国地球物理学报》、《气象学报》、《地理学报》、《中国土壤会志》、《中国地质会志》（即可发行）、《地质论评》、《中国古生物学会刊》、《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中国水生生物学汇报》、《植物分类学报》（已付印）、《中国动物学杂志》（即可发行）、《中国植物学杂志》、《北京生物科学年报》（即可发行）、《中国昆虫学报》（即可发行）、《中国农业研究》、《化学工业与工程》。
（此外，正将付印的尚有《中国数学学报》及《生理科学》两种。）
关于丛书和专图方面，也出版了不少。
社会科学方面有《殷墟文字乙编》、《殷契摭佚续编》、《居延汉简考释》、《郭象庄子注校记》。
（正在出版中的有：
《苏联语言学讨论集》、《中国埠际贸易统计》、《辽文汇》等。）
自然科学的有：
《自然科学讲座》四种（数学、物理、化学、生物）、《1951年天文年历》、《河北省原产及习见栽培植物名录》、《人与昆虫的斗争》。
（在印刷中的有：
《广西地质图》，即将付印的有：
《橡胶草参考文献》、《苏联科学院的介绍》等。）
在丛书及专图方面，去年的出版工作缺乏计划性，今年可能做得较好一些。
如《中国现代科学论著丛刊》、《中国各种自然科学的科学史》、各种学科的手册及各种调查报告等，希望能在今年有系统地出版。
在这里，我们需要附带提一个意见。
在上举的中国科学院的若干刊物上，如《科学纪录》、《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中国物理学报》等，有些在封面上不注明刊别、卷期或不标明出版年月。
我们以为还是加以著录比较好。
卫生部号召展开评论医药学书刊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对各级医药卫生机关及全体医药卫生工作者发出指示，号召全国各地医药卫生工作者广泛介绍有价值的医药学书刊，介绍或反映医药学上各种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对已出版的医药学书刊有不同的看法或发现错误的地方时，应用善意的和对人民负责的科学态度公开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以便推动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提高。
这个号召是正确的，我们希望这个工作能够做得很好。
各地出版的宣传员手册
各地出版的主要供宣传员用的小刊物，已有不少，本刊第7期曾提到东北区的《宣传员手册》，西北区的《宣传员手册》中南区的《宣传员》，绥远省的《宣传员手册》，天津市的《宣传手册》等五种。
除了这些以外，已出版的还有华东区的《宣传手册》，内蒙自治区的《宣传员手册》，察哈尔省的《宣传员手册》，河南省的《宣传员手册》，天津铁路管理局政治部出的《铁路宣传手册》等。
加强农业增产的宣传
密切配合政务院本年关于农林增产的决定，进行搞好农林生产的宣传工作，东北《新农村》四十五期，在这方面作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本期选登了各地劳动模范的应战和挑战书，发出展开爱国主义农业生产大竞赛的号召。
此外并指出合作社应配合社员春耕需要，有计划地准备农具种籽及推行赊购办法。
用生动的实例，鼓励农民整顿互助组，学习农业技术，并介绍了增产棉、麻工业原料的方法经验。
华东《宣传手册》第3期发表“1951年华东农业生产的任务”、“做好春耕运动的宣传工作”和“春耕准备”等宣传文字和插画，号召该区农村工作干部和全体农民在巩固去年丰收的水平上，增产粮食四十二万三千五百万斤，恢复和发展蚕丝、麻、烟叶、茶叶等工业原料和特产。
目前农业生产对整个国民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切面对农村的刊物，必须重视并善于运用宣传刊物这一武器，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力量，才能胜利完成农林增产的巨大任务。
当此春耕时节就要到来的时候，发展农林生产政策的宣传更是迫切需要的。
《旅行杂志》的转变和改造
在旧社会中具有二十四年历史，一向为过去“有闲阶级”的游山玩水而服务的《旅行杂志》，面对着新中国的变化，初步开始了它的转变和自我改造——“从原来比较狭隘的服务观念”（见该刊1950年12月出版的二十四卷12月号《编辑室》）转变到“就文教与经建的两大任务中，发挥其一定的作用”（同上）。
这一个转变与改造，在本年01月出版的该刊中，还没有显著的表现；
到了二十五卷第2期（02月出版），已经开始表现了它的新的面貌：
它已开始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通过《北京之行给我的教育意义》、《人民的新南京》、《朝鲜介绍》等具有新意义的文章，对它的读者进行史地和时事教育。
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但缺点还是有的，例如《穿过陇山群峰的宝天段铁路》一文还是只谈些“历史掌故”，忽视了该路正在西北军民创造性的劳动中所呈现的全新的业绩。
我们的祖国是伟大、可爱的，我们祖国每一地区的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是多种多样的，《旅行杂志》很可以从这些广大的范围中汲取题材，对它的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旅行杂志》能够走上正确的新道路，一定会把更多的读者团结在它自己的周围。

对于几种世界地理挂图的意见
曾次亮
（一）《新世界大地图》（光华舆地学社编三联书店发行1950年02月初版）
（二）《世界新形势大地图》（陆洁清编复兴舆地学社印行同年04月新版）
（三）《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傅角今编商务印书馆印行同年08月初版）
（四）《世界形势详图》（亚新地学社编印同年10月订正初版）
（五）《世界政治形势地图》（杨景雄绘世界知识社编印同年12月三版）
上列五种地图都是解放后新编的、一般常用的中型世界地理挂图。
我把它们分别阅读并作一番粗略的参互对校，发现其中有的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原则性的错误；
有的基本上不失为一种好图，但也还有若干小误或不甚妥适之处。
对于前者固然应该指出，对于后者也不妨就所见到的地方提出来以便校正。
还有，关于地图上的“译名”和“地名排列顺向”两事，也是舆图界应注意到的问题；
所以也在后面一并提出。
绘制技术方面，以《世界政治形势地图》为较好，其他四图较次。
《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竟不载图例，是一大缺点。
各图内容原则性的错误以《世界新形势大地图》为最多；
在国名方面：
（一）对友邦越南不但未标出“民主共和国”字样，且称之为“印度支那”，并附注其英文译名为French Indo China（法属印度支那）。
（二）对印尼也以大字注其英译名为Dutch East Indies（荷属东印度）。
（三）台湾附注的译名，不用Taiwan而用Formosa（福摩萨）。
在国界方面：
（一）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联间的国界绘错；
将苏联土伐自治州中的肯木毕其尔和加达都绘入蒙古境内；
（二）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国界绘错；
将克什米尔全绘入巴基斯坦境内。
在国际隶属方面：
非洲的利比亚现在虽被英军驻占，但英帝国主义自己也未宣布其为殖民地，图中却于该地注“英”字。
在国家性质方面，附图中：
（一）将芬兰和奥地利并划入新民主主义国家一类，与波兰、捷克等国不加区别。
（二）将南斯拉夫划入“共产党议席大增”一类的国家中。
（三）不将越南划入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仅将其划入“共产党领导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类，与缅甸、印尼同列。
这些都是应当改正的。
《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中关于疆界的错误也有几处：
（一）设色上将我国东北满洲里附近一带绘入苏联境内。
（二）将我国新疆布尔根城绘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另外还将国界未经划定的帕米尔和干竺特完全绘在我国界外，这也是有问题的。
《世界形势详图》将我国云南的河口绘入越南境内；
《世界政治形势地图》在附图上将苏联的佛里求南森岛绘为挪威领土；
这些也都是疆界方面的错误。
关于城市：
各图中城市符号的设计也以《世界政治形势地图》为较好；
它用“◎”、“⊙”、“○”等形式来表示城市大小（人口多寡）的等级，另加套色的红点或红“星”以表示其政治地位（都城或首邑）；
是双方兼顾的办法。
虽然图中没有表示次等政治地位城市（省会等）的符号，但在世界地图中这类符号似还可以从略。
这是各地图可以仿效并将其更加改进的一点。
另外《世界形势详图》也用套色的红点表示军港，用意和前图相近；
但军港一词在我国人民常识上的意义是很不固定的，用符号来表示它，则各图的出入可能很大。
像本图中就将我国的上海、永嘉、镇海、厦门、淡水、榆林港等处都标上了军港符号，其实这些地方现在并不是正式的军港。
城市符号“◎”、“⊙”、“○”的标用，除了《世界政治形势地图》以外，各图都不免有“自乱其例”、标识错误的地方。
如上海、南京是我们的大行政区直辖市，镇江是苏南行署辖市，在《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中对于这些城市都用“⊙”作标识。
梧州、南宁和桂林全是广西省辖市，南宁且兼为省会，该图中却对桂林梧州用“⊙”，对南宁用“○”。
又如日本的京都人口多于横滨几达一倍，而《新世界大地图》却于横滨标以一等大都市的符号“◎”，于京都标以二等都市的符号“⊙”；
我国的武汉和重庆都是大行政区直辖市，人口也都在百万以上，本图于汉口标以“◎”，于重庆标以“⊙”。
又如河南的郑州是省辖市，洛阳仅是专署辖市，人口也少于郑州，而《世界形势详图》于洛阳标以“⊙”，于郑州标以“○”。
《世界新形势大地图》对于各国都城的标识更有比较严重的错误；
该图于独立国的首都用“◎”，于殖民地或子国的首邑用“⊙”；
但在亚洲对菲律宾的马尼拉用“◎”，对印尼的巴达维亚却用“⊙”；
又于印度的德里用“◎”，于巴基斯坦的喀喇蚩仅用“○”（普通城市符号）；
在非洲于利比里亚的都城用“◎”，于阿比西尼亚的都城却用“⊙”；
在欧洲对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的都城也都不用首都和首邑符号，而仅以普通城市符号标识之。
以上不过是略举数例以见一斑，各图中这一类的缺点实在是不胜枚举的。
在交通线方面，各图中问题最多的是中国境内的铁路。
《世界新形势大地图》中将我国境内还没有或正在铺设铁路的地方，任意添绘出好些路线，如长沙至贵阳，宜宾至昆明，重庆至成都等。
《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中也添绘了张家口经多伦至承德间、芜湖与浙赣路间等线，却未绘出实有的石德、石太等铁路。
其他三图这一类缺误也有一二。
河流、湖泊、岛屿的绘出，少数图中也间有未合。
《北极中心国际新形势图》将黄河上游的一段绘入四川省西北角，大概是根据一种传说，但这似乎是不足据的。
又将澳门绘在粤江口的岛屿上；
东沙群岛的位置在本图上也有很大的偏差。
《世界政治形势地图》漏绘了洞庭鄱阳两湖的出水口，以致两湖在图上不与长江通连。
这错误虽然好像很微细，但也是地图中所不应有的。
在这五种地图中，有两种——《世界新形势大地图》和《世界政治形势地图》——附印了各国国旗，对于这一点，也须一说。
《世界新形势大地图》附印的各国国旗，排列得敌友不分，毫无规律。
且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作“苏维埃”，并将越南和德意志两民主共和国的国旗漏掉；
所绘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两国国旗，把上面的徽帜印漏了；
阿尔巴尼亚国旗的比例尺和上面的徽帜都不正确；
匈牙利国旗上的徽帜绘制得不成样子；
朝鲜国旗上的白底、红星印成了白底、黑线、红星。
《世界政治形势地图》附印的国旗同样有很多错误。
它把德国国旗印倒了；
有若干国旗上的蓝色被印成了紫色，蒙古国旗上的蓝条又被印成浅蓝色。
其余的错误可能还有，不一一列举。
关于外国地名的汉文译名，当然是应该统一的，但因目前还没有共同承认的标准译名，所以在地图或书报上都还存在着一名数译的现象。
如印度西岸的Goa，在这五种图上有的作“果阿”，有的作“果亚”，有的作“疴袜”；
其他的读物中却多作“卧亚”。
“每一种图书上的地名总须自相统一，在一幅图上更须统一”，这应该是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
拿这个标准来看，《世界政治形势附图》就有未合。
因为本图下方只有两小块附图，而其中的译名就有几处与正图不一致；
如南欧的“的里雅斯德”，附图作“的里雅斯特”；
苏联的“梯比里西”，附图作“第比里西”；
伊朗的“大不里士”和“本得阿巴斯”，附图作“大不列兹”和“班达阿巴斯”；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附图作“巴塞罗纳”。
这种一名两译的情形在一切读物中也间或有之，不仅地图为然但在地图上更应当特别避免。
《世界政治形势地图》上附有不少红色套印的简单文字，用来说明各国的政治现势，或标示两地间的航程海里数。
这是一个优点。
但这些附加的文字有竖排的，有横排的；
横排之中又有的左行，有的右行。
一幅图上文字的读法竟有三种，其不合理是无待言的。
我以为一切地图上附印的说明文字应全改用横排右行（自左而右），以求统一。
最后，这五幅图中地名的汉字排列顺向，只有《世界形势详图》一种是横排右行的，其他四种都是横排左行。
这涉及目前地图上“地名汉字排列方式”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我国地图上的地名有两种排列方式对立，较旧的是横排左行，较新的是右行。
右行的排列法既可与外国地名原文的“读向”一致，又与数码的“读向”一致，实在是很方便合理的办法。
近年制图界改用右行的已经日见其多，但还没有完全照这样做，所以目前国内各种地图在地名排列上存在着一种紊乱现象，使读者在参阅比对上非常不便。
我希望今后制图家在编制新图时能一律用右行新式，旧图在重版时也尽可能重绘。
总的说来，以本文所讨论的五幅挂图为代表来看，在绘制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希望地图编绘者、出版者尽可能改进，使我们能有一幅很完善的挂图。
这是今天迫切需要的。
编者按：
曾先生这篇文章中，就几种世界挂图中事实、材料与绘制技术上的错误作了些批评。
应该指出，这五种地图中，《世界政治形势地图》是在政治上较正确，绘制也比较好的，《世界新形势大地图》最差。
在一般世界地图上，除曾先生所指出的缺点和错误外，最主要的是不分轻重地罗列一些国家与地名，不根据一定的要求来编辑。
我们迫切的需要几种材料确实，按照一定的政治目的与读者对象编绘的世界形势地图。
其次，我们曾经接到有些读者来信，对没有包括在曾先生文章里的另外几种地图提出意见，在这里需要作一个补充。
天津周抗同志指出上海复兴舆地学社1950年12月出版的《新世界政治大地图》（陆洁清编，申屠周绘，邵越崇校）把芬兰和奥地利列入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一个原则错误。
同样一个错误，是武昌中原大学穆毅同志指出的：
亚光舆地学社1950年09月出版、大中国图书局经售的《世界大地图》（编制者马宗尧，校订者金擎宇）将芬兰和南斯拉夫列入新民主主义国家；
图中未将越南民主共和国明确划出，只笼统地称为越南，用ANNAM（安南）作为附注，都是严重的错误。
此外，汉口中南军大宋之瑞同志来信指出地图上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线的错误：
从乌兰巴陀（库伦）通到苏联恰克图的一铁路尚未筑成，但在很多图上画上了；
而实际早已通车的乔巴山（或称巴音土们、克鲁伦）至苏联赤塔附近的一条铁路，在地图上却没有画出。
亚光舆地学社出版的下列地图都有这样的错误：
1950年03月版、马宗尧编《最新世界大地图》，金竹泉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1950年04月版、金擎宇编《袖珍最新世界分国精图》和《袖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精图》，1950年09月版，凌大夏编《最新世界分国地图》。
还有上海大陆舆地社1950年04月出版、张文起编的《世界现势新地图》也同样搞错。

报纸动态
群众日报的改进计划
西安群众日报03月01日发表了胡绩伟著的长文《怎样改进群众日报》，是该报去年12月起检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后的报纸工作，学习会议文件和苏联办报经验的讨论会的总结。
总结中指出群众日报的努力目标是：
应具有鲜明的西北地方色彩，充分反映并推动西北的实际工作；
把时事宣传和政策宣传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
满足读者对文学、艺术、科学等的要求。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总结中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注重加强报纸和群众的联系”。
决定“发动和组织广大工农通讯员参加报纸工作”，“报纸编辑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抽出一部分编辑同志派到西北各地去，负责团结和组织广大的积极分子，……加强报纸与西北人民的联系”。
总结中对于改进文风和版面配备也有所讨论和决定。
《农业技术学校》
东北日报继《车间工作》、《农村工作笔谈会》之后，02月24日又增辟了一个新专栏《农业技术学校》，发表了《四千亩沙地变良田》，《涝洼地大翻身》，《改良土壤四范例》等有关土壤改良的四篇文章。
编者表示，这个专栏将“随时介绍各地改进技术，增产粮食、特产的先进经验和有关改进技术的基本生产知识”。
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
解放日报03月01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苏南抗美援朝运动的初步总结》，苏南行署副主任刘季平在苏南城市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摘要和《临沂专区农村开展爱国运动的几点体验》等文章。
抗美援朝运动正在进一步深入和普及，及时总结已有的经验并加以发表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
为了适应上海和华东地区读者的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购买力，解放日报从03月01日起分出“本市版”和“外埠版”两种，内容因地区的需要而稍有不同，售价则因“外埠版”减去了上海以外各地不必要的广告等，比“本市版”便宜三百元。
这对于上海和华东各地的读者都有好处。
发扬群众的智慧
山东农村大众报《农村园地栏》去年12月05日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
提出“村干兼职多，会议多，耽误生产怎样解决”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结果收到了分布在山东各地四十余县的一百零二个读者写来的七十二封信，参加讨论的大部分是村干部、农民和部分县区干部。
来信中报道了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些因素，并指出了解决办法：
村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这个讨论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读者·编者
本刊从这一期起增辟这一小栏，来广泛反映、讨论出版物和著作界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发表在这里的，虽然是编者的意见，但这些意见主要是从读者中来的。
采取这样的形式，是打算更及时和更敏锐地反映读者的意见；
因此，希望读者们多多提出问题。
编者
一本有价值的小书说起
魏子初先生著、人民出版社本年01月初版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是一本小书，然而是一本很好的小书。
编者说明：
“本书是研究外人在华投资的一个提要性的报告”，这本书确实很扼要地达成了它的任务，系统地解决了我们所应该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本书的好处是：
资料扼要丰富，文字精简有条理，观点清晰正确。
读者从这一本小书里面，可以了解半世纪来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趋势和特点，外资在我国经济上的比重，以及解放以后的新变化。
不论就征引材料、组织材料和说明材料讲，著者充分运用了谨严、细致的精神，很严肃地做好了他的著述工作。
这样对于中国经济史的各方面的原始材料加以精细研究发掘，是很值得重视的劳作。
一本书变成了两本书
潘公昭先生译、中外出版社1949年09月初版的《苏联城乡关系》和潘朗先生译、中华书局1950年01月初版的《苏联怎样克服城乡关系》二书，除了书名不同，原著者被译为“柯锡列夫”和“柯什立夫”不同的字样外，全书文字是一样的。
据读者反映：
照情形看，很可能是潘朗先生或潘公昭先生把译稿重复出版，因而形成了“一书两印”。
对于这样的事情，读者是有权责难的。
《图书评论》（本刊前身）第9号上曾经刊载了读者对《中国说唱诗》和《春云离婚》一书两印的指责，最近王亚平同志已在《文艺报》三十二期上作了检讨与说明。
对于上述两本小书重复出版的经过，我们也希望潘公昭、潘朗先生对读者说明一下。
我们的意见是：
一书数印在生产上是一种浪费，这种少有的现象是应该消灭的。
反映这一件事，主要目的在此。
另外“两本内容雷同的书”
太原山西大学陈寿琦先生寄给了我们一篇稿件，题目是：
《两本内容雷同的书》。
他指出：
一、李正文先生著，三联书店1950年03月初版的《战后经济学说》和二、特拉赫金堡作，李少甫先生译，中华书局1949年11月初版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两本书虽有著与译的不同，而“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因而他判断“李正文君的著作必是译本无疑。”
来稿中说明：
“将李正文君著作与李少甫君译本对照一下，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李正文君在正文前面加上个小引，后面加上了一句话，正文中也有一些添加语。
此外在每节前面都加上了一个小标题，而且加得极合适。
文字也比李译本流利得多。”
像这种情形，如果用上“编译”字样出版并加上一个说明，是更符合于事实的，也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战后经济学说》原是一篇专文，可能是在解放以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的进步刊物中发表过的。
文中还保留了若干回避反动派检查的痕迹，例如书三页引用斯大林的话用着“欧洲曾有一个伟人说过”，甚至还把斯大林的名字变译为“姚席福”（Joseph的变译，见书六五页）。
可是把这些痕迹一直保留在1950年03月出版的书中，这就是可笑的疏忽了。
直到今天为止，很审慎地检查过去印过的出版物和重版书，做好一切必要的修订，还是著作家和出版家应该共同认真搞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谈宣传爱国主义的小专栏
从今年01月开始，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成了共同的主题，报纸工作者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是有成绩的。
目前各报所采取的宣传爱国主义的方法之一，是增加一种以唤起爱国主义为目的的小专栏。
继本报《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上海大公报的《中国的世界第一》两个专栏之后，全国各地有许多报纸已辟了同样性质的专栏；
尤其是小型的通俗报纸，采用这种方式的更多。
事实证明，这样的小专栏是为读者所欢迎的。
有些报纸在增辟这种小专栏时作了有意义的尝试。
上海大公报继“中国的世界第1”之后，02月20日又在经济新闻版中辟了一个小专栏，介绍“中国的土特产”，打破了“世界第1”的主题的狭隘性。
河北日报从02月01日起在报头右方辟了不固定的专栏，从各方面介绍我们的祖国，专栏是从《伟大的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光荣伟大的中华民族》等题目开始的。
但是，由于没有总题和插图，因此显得不很夺目。
山东农村大众报从01月17日开始在第3版辟了小专栏《伟大的祖国》，并在刊载这个小专栏的第1天，发表了社论“‘爱祖国’的内容和要求”。
从我们已收到的十几期中看，小专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
01月17日到27日介绍我国的一般情况，01月29日到02月03日介绍历史上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02月11日以后着重宣传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传统；
在后一部分中包括这样的题目：
《光荣的革命传统》，《太平天国的爱国英雄》，《五四爱国运动》，《二万五千里长征》，《七七抗战》等。
山西农民报的专栏题为《我爱我们的伟大祖国，祖国在世界上数第一》，文字采取了顺口溜的形式；
无锡工人生活报的专栏《我们伟大的祖国》也采用快板形式。
这些都是适合工农群众的要求的。
但是山西农民报的题目都带有片面性——我们在有许多方面确是“世界第1”的，笼统地说“在世界上数第1”可就是不正确的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些小专栏都是有自己特具的内容，或作了创造性的尝试的；
更多的这样的小专栏只是本报《我们伟大的祖国》或大公报《中国的世界第一》的转载和翻版。
阜新矿工报转载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翻版，由于完全用原报复制铜版，因而印刷出来很不清晰，削弱了宣传效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旅大人民日报的可怕的疏忽，该报一字不改地转载了《我们伟大的祖国》，于是纪念“二七”的图文发表在02月17日的报上，说明中却还是“二十八年前的今天……”。
天津解放两周年也由01月15日错成01月17日了。
这样的疏忽是完全不应该有的。
缺少创造性的尝试和原文转载，造成了这种小专栏的严重的一般化现象，到处是关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发明这一类常见的记载，没有真正用力去发掘实际上到处都存在的更多的材料，特别是没有与当地的地方风光和人民生活联系起来。
比如梁思成先生在《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中提出的河北赵县的赵州桥，是我国古代建筑工程上的伟大创造，在历史上是“世界第1”的，但这个材料河北日报就没有加以利用。
又如山东农村大众报在《伟大的祖国》中也介绍了长城和运河，但就没有注意与地方生活的实际联系起来，适当地说明一下纵贯山东西部的运河对山东历史、文化、经济的影响，并发表一幅表现山东境内运河两岸情形的照片。
然而这一类材料是在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的，不一定要专家才能提出，如果报纸注意用各种方法向群众搜集，便可以从各种成文的记载和熟悉当地掌故、文物、古迹的地方父老中得到许多这样的材料，经过编辑部的慎重的研究和选择，把其中最可靠的和最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作为这种专栏的内容，一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这种专栏的一般化的缺点。
报纸只有把爱国主义的教育与当地人民的具体感受结合起来，只有利用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鲜明的对比来宣传爱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地区、眼前的美好生活，并把当地生活中和工作中的每一新的变化和新的发展联系到爱祖国、爱我们具有光辉前途的事业上来，才能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的感情。
也只有这样的宣传才是具有思想性的。
南京新华日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提倡的。
02月份该报曾两次以画刊半版的篇幅刊载关于宣传爱祖国的图片，02月05日的一次便是以“人民的南京，锦绣的河山”为题的关于南京的介绍。
这只是尝试性的努力，也许还不是很有计划的。
然而这正是各报宣传爱国主义的专栏所应该努力的方向。
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是报纸的经常的重要任务，宣传爱国主义的小专栏已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证明它是值得继续采用的形式之一。
但是克服这种专栏的一般化倾向，尚有待于各地报纸工作者的辛勤的努力。

选题计划——出版事业的基础
马尔库斯
编者按：
制定选题计划（编辑计划）是出版社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出版社的工作基础。
选题计划的制定，要具有明确的思想性与政治性，要配合国家当前政治要求与建设要求，要考虑“能够帮助每个部门能最好地完成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任务”。
出版社要按照自己的专业性质与读者对象来制定自己的选题计划。
在制定计划时，必须调查研究，缜密将事。
选题计划的内容
选题计划是出版社工作的基础。
它是在一定期间内准备出版的著作物总目录。
选题计划的明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是出版社顺利执行它的政治任务的必要条件。
出版社的专业化，只不过规定了它们出版的选题的一般性质，出版社的选题却要在选题计划中才能够具体化。
在制定选题计划时，应当注意到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国家所面临的文化经济任务，从多种多样的主题中间，选出那些最能使读者感到兴趣的主题，列入计划里面。
比方说，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出版选题的目标集中到对敌人作斗争。
到了和平建设时期，苏联的一切出版社的选题计划都是从发展国民经济和全国的文化要求的任务出发的。
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给每个经济部门，每个政治、社会、文化团体提出了具体任务。
出版社有义务把那些能够帮助每个部门能最好地完成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任务的读物，供给自己的读者。
作为出版机关选题计划的基础的，首先是与出版物主题直接有关的党和政府的指示，以及与某一出版社直接有关的特别指示。
可做为前一类指示的例子的是：
联共（布）中央关于书籍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决定，关于生产技术宣传的决定，以及政府关于高等、中等学校教科书出版的决定等。
属于后一类的例子是：
联共（布）中央关于国家出版局出版工作的决定（1931年和1946年），及关于国家文学出版局工作的决定等。
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法令同样也是出版社选题计划的基础。
列入选题计划的读物，要符合出版社的专业性质，也要能适合该出版社服务对象的读者群众的要求（读物要按专门问题分成科学的、教育的、技术生产的等等）。
选题计划应当尽可能包括专门程度不同的各方面的读物，以便能全面地为各种不同的读者层服务。
选题计划应当规定配合重大事件、革命纪念日和周年纪念日等日子的出版物。
通常，这样的出版物要想事先适时地、具体地规定出书名来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计划中只提出印刷单位数量和一般的主题性质，而不必有精确的书名。
在选题计划里面还应当包括定期出版物（期刊）和定期出版的预约书籍。
编制选题计划不只限于确定著作物的名称，——在计划里还必须刊出已经约定的著作人。
出版社选择著作人的基础是：
精密地研究著作人的学术著作或文艺作品，同时还要了解有关他们的著作的批评意见。
接着，就是要规定准备出版的作品的篇幅和印刷册数。
规定出版物的篇幅是由出版物的类型来决定的。
例如，小学教科书的篇幅通常不能超过十二个印刷叶（见译注），高级学校教科书的篇幅平均要在二十个印刷叶左右，群众性的政治宣传读物则不超过三——五个印刷叶等等。
专门性著作和教科书的印刷册数，首先要根据各该有关政府机关的材料，以及各种不同程度的学生和专家的总人数来决定。
发行机构关于某一种出版物的发行数量的材料，读者人数统计以及图书网转来的订书单，对于决定通俗科学、群众性的政治读物及其他类似的准备供给广大读者的读物发行册数，是有很大帮助的。
各图书馆编制的有关预约人对读物需要的统计资料也有很大的用处。
制定选题计划是一件复杂的工作。
它要求出版工作者具有巨大的主动精神、创造性的工作和丰富的知识。
那些负责准备并制定选题计划的编辑工作者，不但要熟悉读者群众的要求，而且必须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书籍供给读者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出版机关必须及时了解各个阶层：
各业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种专科及各种程度的学生等对于书籍的要求，并分别地为他们服务”。
（注）
选题计划的制定
制定选题计划是出版社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的主题必须能解答当前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科学生活上的各种问题。
在着手编制选题计划之前，出版社必须先做搜集材料的广泛准备工作，借以了解读者对书籍的要求。
这些材料可以从各个政府机关的计划，以及各学术组织、发行机构和图书馆等资料中取得。
为了周密地研究读者的需要和正确地编制选题计划，出版社必须与它的出版物的读者建立密切的联系。
因此，出版社要时常召开读者会议，邀请专家参加编辑会议，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也要常常参加各种学术性的会议与代表大会，并注意科学研究机关的工作等等。
编辑人员这样地参加科学教育机关的生活，还会帮助他们更进一步地了解现代各种科学部门的问题，而这一点对每个编辑人员的工作来说是很必要的。
著作人提议出版自己的原稿，对编制选题计划有很大意义。
在国家出版局初成立的时期，选题计划主要地是以“自流地”到手的著者原稿来凑成的。
其后随着出版工作的计划性的发展，“自流”日渐让位给有组织的计划工作，但在文艺作品的计划编制上，很长时期还继续着“自流”的现象。
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在很长时期内，主要是根据收到的稿件和约定的稿件来编定计划的，并未能事先估计到图书馆、学术机关和广大读者阶层的要求。
在1940年，联共（布）中央看到这种“计划”方法的不正确，于是责成国家文艺书籍出版局特别成立的编辑委员会来预先审核选题计划（现在各大出版局都有编辑委员会）。
之后，当出版社的各个编辑室订好了选题计划草案，并得到总编辑和社长同意后，此项计划草案即分送专家进行预先审核，并交付科学团体和社会团体讨论，经过适当的修正后由总编辑和社长批准。
如果出版机关内有编辑委员会时，在批准以前还应送交委员会预审。
组织健全的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对提高出版社所出书籍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是有很大帮助的。
出版物的选题计划还必须适应出版机关在计划期间内所能掌握的纸张数量与印刷能力。
选题计划的项目如下：
（一）著作物名称；
（二）著作人或翻译者姓名；
（三）印刷篇幅和著作篇幅（以印刷叶和出版计算叶计算）；
（四）印刷册数（以一千册为单位）；
（五）出版物叶数（按印刷和出版计算叶印出的叶数计算）；
（六）关于出版准备的阶段和各种出版物在计划期开始前的工作情况的说明。
选题计划编制完备，送呈出版社的上级机关：
印刷出版发行总管理局及有关部会等批准。
最近几年来，出版计划工作具有了具体的性质。
计划方法已经从过去的、只是按书籍的分类规定数量的方法（如出版物种类数、印刷册数、出版物叶数），过渡到选题计划的方法，即按各种书名编制计划的方法。
（本文译自马尔库斯著《出版事业的组织与经营原理》一书中的第3章之数节。）
刘丕坤译、刘群校
（注）：
联共（布）中央《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1931年08月15日），见1931年09月03日《真理报》
（译注）：
印刷叶和出版叶，是苏联出版物的计算单位。
苏联一般的书籍，多数是十六开本（即每张纸切成十六叶）一张印刷叶为切开后的八叶，即半张印刷用纸。
其中约容纳四万个字母。
一张出版叶就是一本书的八叶（十六面），大小和字母容量跟印刷叶相同。
但出版叶是依书中所有的叶数计算，连未经过印刷的空白叶在内。
印刷叶则以在印刷机上经过印刷的纸张为限。
苏联书籍右页靠近钉口的下角，每隔十六面印有很小的数字，就是表示这本书的出版叶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