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

就向各界人士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城市市委、区党委及各省军区的指示。指示说：“请注意利用中央政府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机会，结合当地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中央司法部长史良所写的《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一文(39)，写得很好，她是司法部长，又是民主人士，各地应注意利用此文说服那些存有错误思想的社会人士及胆怯的人们。将史良此文和中央的条例，彭真的报告(40)及《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二日社论(41)印成一本，广为传播，并组织党内外学习。”

同日

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二月十五日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起草给各大军区并告西南军区的负责人及党委的批语，指出：“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军队中混入反革命分子问题，必须引起充分注意，并着手审查清理，以其结果上报。”

同日

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二月十三日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城市市委、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39)此文刊登在195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40)指彭真1951年2月20日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刊登在1951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41)社论的题目是《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