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
正式接收北京协和医学院
该院师生员工千人集会欢欣庆祝
【新华社20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20日正式接收了接受美国津贴的私立北京协和医学院。
该院全体师生员工约一千人以欢欣鼓舞的心情举行庆祝大会，庆祝该院从此割断了与美帝国主义的任何联系，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
在庆祝大会上，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宣布依照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正式接收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宣布全体职工一律原职原薪留用，教学制度也予以维持。
贺副部长说：
在摆脱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影响后，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把协和医学院办得更好。
他号召全体师生员工努力使协和医学院更适应人民的需要。
继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讲话，他号召协和医学院的全体师生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及思想上完全同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同时要爱护国家财产，力求节约，以新的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进行教学。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都在会上讲了话。
他们都指出属于中国人民的协和医学院，前途是无限远大的。
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董事长朱继圣、工会副主席张锡钧、学生会代表瞿敬贤等代表全校的师生员工在庆祝会上讲话，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政府接收，决心肃清美国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切影响，加紧学习，改造思想。
他们并一致保证要在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协和医学院办得比从前更好。

中央文教委员会邀华北区天主教人士茶会
交换天主教革新运动意见
周总理到会讲话，指出人民政府支持和赞助宗教界的爱国运动。
【新华社20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于17日下午邀请华北区天主教人士举行茶话会，交换对天主教革新运动的意见。
参加的天主教人士有：
李君武（枢机主教公署副主教）、王汝楫（枢机主教公署秘书主任）、齐吁天（枢机主教公署教务处副主任）、张弼德（赵县教区主教）、雷震霞（汾阳教区主教）、吴克斋、聂国屏（天津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筹备会筹备委员）以及华北各地教区代表，北京市天主教堂神父，天主教各学校校长等四十余人。
茶话会在文教委员会马叙伦副主任致开会词后，由文教委员会陆定一副主任讲话。
他说：
自去年07月底基督教人士发起自治、自养、自传的爱国革新运动后，全国已有九万基督教徒在革新宣言上签名。
去年10月间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第14届年会，一致通过决议拥护基督教革新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徒以最大决心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目标。
在天主教方面，川北广元以王良佐先生为首的天主教徒在去年11月发表了自立革新运动宣言，接着，长江流域和华北许多地方的天主教徒也纷纷发表同样的宣言，这是完全正当的爱国行动。
陆副主任在列举了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侵略的事实后，号召中国的天主教徒应该团结起来，割断宗教被帝国主义利用的关系，使中国的天主教成为由中国人民自办的宗教事业，这是一切爱国的中国天主教徒的职责。
继由张弼德、李君武、田志康（辅仁大学讲师）、张怀（辅仁大学教授）等相继讲话。
李君武说：
人民政府的信仰自由的政策，已由一年来的事实完全证明，我们要拥护和服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
张怀说：
我们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要使宗教不为帝国主义利用，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
北京市的天主教徒不应落于人后。
在茶话会进行中，周恩来总理莅临讲话。
周总理说：
宗教界提出来的三自运动是应该提倡的，人民政府定加以支持和赞助。
这是宗教界的爱国运动。
爱自己的祖国人人有责，包括天主教徒在内。
接着，周总理就“爱什么样的国”、“如何爱国”和“爱国是否和‘天下教友是一家’有矛盾”等三个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
他说：
我们要爱人民的中国，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要和反对我们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敌我界限必须分清。
爱国和“天下教友是一家”是并不矛盾的。
“天下教友是一家”中所说的教友，当然是指虔诚的教徒善良的教友而言，教徒中的叛徒败类远者如犹大近者如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工具于斌之流当然不能算作教友。
最后，周总理说：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自治、自养、自传是能够实现的。
凡依靠人家而不靠自力更生的决不能自强，凡自立者才有前途。
中国的天主教徒是有能力办好自己的教会的。
马副主任在结束会议时宣布：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已设立宗教事务处，由何成湘、徐盈分任处长副处长专司宗教事务的处理，希望今后宗教界能经常与政府接触，互相交换意见。
最后，李君武代表到会的天主教徒，对政府的招待表示感谢。
并说：
我们对于周总理的指示，应该牢牢记住，并且应该传达给天主教的每个教友。
茶话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中苏友好协会今举行晚会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七周年
【本报讯】
今日（21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导师列宁逝世二十七周年纪念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特定于今晚七时在北京饭店举行讲演、电影晚会，邀请苏联教育专家Ａ·ｎ·阿尔辛节夫做有关列宁的报告，以志纪念。
报告完毕即放映苏联电影“列宁在10月”。
又，该会于列宁逝世纪念前夕，编制了二十套有关列宁生平事迹的图片，已分发给北京、天津、河北、察哈尔等二十个地方中苏友好协会举行纪念展览。
此外，该会在京市东城青年出版社和西城学习书店经常展览的“苏联之窗”，这期也换上了“列宁生平事迹”图片。
（中苏友协总会通讯组）

列宁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和导师
陈伯达
列宁逝世已经二十七年了。
在二十七年前，中国和世界各国先进的人们都怀了和苏维埃人民同样的心情，去哀悼这位从事无产阶级翻天覆地事业的世界伟大人物，并宣誓将继续他的事业而前进。
中国人民很熟悉列宁，认为他是世界各国劳动者斗争的旗帜，认为他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和导师。
列宁一直关心、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的斗争，并且对于中国人民的斗争的意义，作了极高的评价。
当一九○〇年各国资本主义强盗和俄国沙皇向中国进军而用极野蛮的手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列宁热情地站在中国人民的方面。
他分析“中国人为什么袭击欧洲人”这一个问题，严厉地驳斥了一切侵略强盗的胡说。
他写道：
“……是的，中国人确实是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那一种欧洲人，并且为了什么呢？
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和欧洲人民并没有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及对资本家驯服的欧洲各国政府。
那些到了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的人，那些利用其被称赞的文明只是为了欺骗、掠夺、暴行的人，那些对中国开战只是为了获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权的人（1856年的英法对华战争），中国人民能不憎恶他们吗？”
（列宁：
“中国的战争”，一九○〇年12月“火星报”第1期）
这是列宁在五十年前写的文字，我们现在读来，还是何等的亲切呵！
这些话在现在也就像是对着美帝国主义和他的伙伴而写的。
列宁是深刻地知道了中国的人民的。
一九○八年08月间，列宁在“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一文中，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作了以下的预见：
“在中国，近几月来，反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也特别表现得厉害。
固然，关于这个运动，还不能作出什么确定的结论来，——因为关于运动的消息很少，而关于中国各地变乱的消息很多；
可是中国“新精神”及“欧洲思潮”的强烈发展，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以后，那是不容置疑的；
因之，旧式的中国叛乱之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也是不可避免的。”
离开列宁这篇文章约有三年时间，在1911年10月间，中国出现了推翻满清朝廷的革命。
事变完全证实了列宁的预见。
列宁热烈地欢迎了中国这个革命。
1912年0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拉加代表会议的决议，曾经写道：
“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世界意义，因为这种革命斗争将使亚洲获得解放，摧毁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
它欢迎中国的共和派革命者；
它表明俄国无产阶级以衷诚的兴奋和充分的同情注视中国革命的人民之成功……”
随后列宁即继续写出了好几篇论述中国革命的论文。
在他的“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杰出著作中，列宁指出了中国人民的极其高贵的品格：
“这个伟大的人民不仅善于悲叹自己长期的奴隶状况，不仅善于梦想自由平等，而且还善于向长期压迫中国的人作斗争”。
列宁称赞了中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关于“土地国有化”的战斗的民主主义：
“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群众斗争的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的正直与他们的力量”。
列宁认为：
“这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
在当时几篇论文中，列宁几乎是反复地用类似的字句来欢呼中国人民的斗争，并指出中国人民的不可止息的活跃的力量。
例如，列宁的“更新的中国”一文写道：
“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说是已经由酣睡进到光明、进到运动、进到斗争了。”
“亚洲的觉醒”一文开头就说：
“中国不是早就以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度的典型而著名吗？
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的高涨，好似流泉一般汹涌了。”
列宁有一篇文章，用了这样个标题：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他在这里又写道：
“几万万人民已在睡梦中觉醒起来，争取生存，争取光明，争取自由了。
一切深知只有经过民主制才能达到集体制的觉悟工人，目睹这一世界的运动，是表示如何的喜跃！
一切公正的民主派，对于年青的亚洲，是充满如何的同情！”
在另一方面，列宁则指出了西方资产阶级掠夺中国、瓜分中国、攫取中国领土的渴望，指出了它们的极端仇视中国革命和绞杀中国革命的阴谋。
列宁写道：
“而‘先进’的欧洲（按：
列宁指欧洲的资产阶级）呢？
它却在掠夺中国，却在帮助中国民主主义之仇敌和自由之仇敌！”
列宁攻击西方资产阶级借款给袁世凯以反对中国的民主运动。
这个袁世凯，照列宁的形容，就是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
列宁指出：
“欧洲一切当权的势力，整个的欧洲资产阶级，与中国一切反动的和中世纪的势力要结成联盟了。”
虽则1911年的革命果实，竟被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所篡窃，可是列宁依然认为中国的新生乃是不可抵抗的。
在1913年03月间，列宁所作的名文“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就已经说过：
“不管那些‘文明’豺狼现在所磨牙欲噬的伟大中华共和国的命运如何，但世界上决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亚洲恢复旧有的农奴制度，能铲除亚洲国家里的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当第1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时期，列宁在他的著作中，继续关心了中国人民的命运。
他的伟大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指出了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斗争，并特别指出了“日、美等国之间夺取中国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
列宁反对各种错误的见解，解释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及其胜利条件，用以鼓励中国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他说：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的民族战争，不仅是也许会有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生活着将近十万万人，即全地球居民一半以上。
在这些地方，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已经很强大，便是生长着和成熟着。
任何战争都是政策以别种手段之继续。
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政策之继续，不可避免的将是殖民地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08月）
当然，列宁从来不是孤立地去看待这个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地去看待中国的斗争。
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列宁指出了西方资产阶级和中国反动势力的联盟之后，马上即指出了中国劳动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的联盟乃是压倒一切的力量。
在第1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时期中，列宁就更经常说到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
俄国无产阶级在10月革命的胜利，把列宁这个伟大的思想变成最具体的现实。
恰如斯大林同志所说：
“10月革命便在落后的东方民族和先进的西方民族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把他们卷入在一个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营垒里面来了。”
（斯大林：
“10月革命与民族问题”）
在10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中最通俗最普遍的口号了。
仅在这点上，列宁对于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贡献，也简直是无法计量的。
中国人民很迅速地接受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
成为中国革命新时期标志的1919年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恰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10月革命废除了俄国沙皇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当中国人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即引起了非常大的激动。
中国人民欢呼了列宁和他的战友斯大林的伟大政策。
斯大林在1923年的10月革命纪念节写道：
“俄罗斯从前在被压迫民族的眼中被看做压迫的旗帜，现在成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它已变成了解放的旗帜了。……10月革命领袖的名字，列宁同志的名字，在今日成为殖民地和不平等国度被蹂躏和被压抑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口中最亲爱的名字……”（斯大林：
“10月革命和中等阶层问题”）。
这些话都是千真万确的。
孙中山在10月革命后和列宁具体地建立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友谊。
这种友谊，对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
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到：
正是伟大的列宁和他的伟大战友斯大林，经过了10月革命，给中国人传达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接受了列宁和他的战友斯大林所共同创造的布尔塞维克的经验，把布尔塞维克主义当作自己工作的指南。
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文章中，曾经作过这种极深刻的观察：
“没有高度的真正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能真正解脱千百年来的奴隶制，因为这种高涨激起劳动群众并使之能够完成奇特的事业……”就是说，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推翻长期以来的奴役制度，必须经过真正的规模广大的人民革命。
但是，正如历史所证明：
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够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的，这个历史任务乃是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而中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革命，并胜利地完成解放中国的任务，就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按照列宁斯大林的布尔塞维克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运用布尔塞维主义到中国来，并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光辉地发展了它。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极其光辉灿烂的科学著作，三十年来武装了中国的革命者，武装了中国的人民。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育我们：
必须不断地从列宁这一切著作中吸取智慧而避免错误。
这些著作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启发，真是没有限量的。
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和导师——列宁对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和伟大作用的估价，已经完全被历史所证明了。
可惜列宁来不及看见这二十几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英雄事业。
1913年05月间，列宁写道：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之开始，标志了在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一个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列宁：
“亚洲的觉醒”）
过了十年，1923年03月间，也即无产阶级业已在俄国夺取了政权后有好几年了，列宁又这样写道：
“归根到底，这个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以下这个事实，即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
而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在最近数年来，已经以非常的速度被卷入在争取他们自身解放的斗争中了。
因此，在这一点上看起来，世界斗争的最终结果将是怎样的，实在不能有任何丝毫可以怀疑的地方了。
在这种意义上说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已完全无条件地有保证了。”
（列宁：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全世界正是按照列宁的科学预见前进。
当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继续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而取得胜利之后，帝国主义的完全灭亡，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完全胜利，不是更加已成定局了吗？
目前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在朝鲜反侵略战争中的光荣胜利和美帝国主义的狼狈溃败，以及越南人民在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中的胜利……这等等事实，不是更加明显地描绘出帝国主义日暮途穷这样的图画了吗？
列宁正是第1个在二十世纪初期号召和指导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勇敢地和胜利地向帝国主义进军的伟大导师。
我们的导师——列宁永垂不朽！

列宁活在人民心里
劳动模范李永
1949年10月，我随中国人民文化职工代表团，到苏联参加10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大会，看到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便想着它的创始人——伟大的列宁同志。
有人说列宁同志还活着，他活在苏联人民的心里，活在全世界人民的心里。
这话一点也不假，在苏联，不管是机关、学校、车站、农村、工厂……到处是列宁的雕像、塑像、石膏像、画像。
还有列宁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模型、图画、照片等，记载列宁一生的事迹。
这些记载非常详细，如说到内战结束以后，农村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列宁就亲自领导经济建设，他用心研究当时俄国农民的情绪和要求。
1921年01月18日，他接见了莫斯科近郊农民，和他们谈耕牛、农具、种子等问题。
农民向列宁建议：
“你关心我们，我们也关心你，你去我们那儿看看怎么样？
“列宁不久就下乡去了。
他召集附近农民开了个小小的露天讲演会，耐心地向三百多农民报告国际国内的形势，说明情况，怎样才能从困难里走出来，如何恢复和发展农民经济。
农民向列宁要求道：
“亲爱的列宁，让我们‘电气化’罢，我们没有灯！”
列宁向政府作了建议，1923年05月，高尔可就装上电线，附近村庄有了电灯。
各村都给列宁送来庆贺信。
从莫斯科往南，走二十八公里，有一座山。
山上有花园，有大树林，这些树都是一百年以上的老树；
还有一大片房屋，这便是列宁的住宅，里面仍保持着列宁生前的摆设样式。
那是列宁的办公室，会客室……列宁曾在那里接见斯大林，两个人坐在那只椅子上谈话……向导替我们作了详细解释。
从住宅的房子和摆设来看，列宁的生活真是朴素极了。
有一天，我们还瞻仰了列宁的遗容。
列宁墓在红场上，列宁的灵柩就在红场检阅台的地下室。
我们进去以后，代表团的同志，让我和李凤莲两人献花。
地下室是个漂亮的大厅，正中间放着玻璃棺材，列宁静静地躺在里面，像睡觉一样。
我们看着这位革命导师，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大家都低着头默默无声。
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门外已挤满了人。
其中有工人，有集体农庄庄员，有机关工作人员，有学生……。
原来今天是列宁墓开放日。
每到这个日子，便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成群结队来瞻仰伟大革命导师的遗容。
今天是列宁逝世二十七周年纪念日，我们纪念列宁，要向列宁学习，学习他的战斗精神，学习他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他的理论和思想，使我们各方面都提高一步，以便更好地完成革命事业。

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代表发表宣言
拥护周外长复联合国第1委员会电
【本报讯】
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各校代表，发表拥护周外长复联合国第1委员会电宣言如下：
我们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上，真切地感觉到我们祖国和我们中国人民力量的伟大，对于“把一百余年来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的、彻底的、永远的、全部的加以结束”的光荣任务，有了绝对完成的信心。
18日我们读到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复联合国第1委员会电，我们更深地体会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光荣和骄傲。
我们全体与会代表完全同意并且热烈拥护周外长给联合国第1委员会的坚决的、合理的答复：
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迅速结束朝鲜战争；
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和远东有关问题；
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起予以确定；
七国会议的地点，应选在中国。
为了保障全世界人类的和平幸福，为了使我们伟大祖国文化教育的完全独立，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提高政治觉悟，紧密团结起来，贯彻反帝爱国主义的教育，彻底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
我们以这样的决心和行动来拥护周外长的光荣的答复。
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各校代表（签名以校名笔画多少为序）
之江大学校董顾惠人、校长黎照寰、学生代表曾巨生
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教授王涵清、学生何福源
金陵大学代理校长李方训、工会主席戴安邦、学生会副主席舒泽湖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副董事长邓裕志、学生会主席须沁华
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董事长代表诸福棠、教师代表张锡钧、学生会主席瞿敬贤
津沽大学校长王峻德、教授钱君晔
华中大学副校长黄溥、工会主席教授代表高庆赐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王世静
圣约翰大学校委会主委杨宽麟、副主委潘世滋、讲师陆如山
沪江大学董事长鲍哲庆、校委会主委余日宣、校委会委员蔡尚思、学生会代表戎行
齐鲁大学校长杨德斋、职员任中、学生代表高维济
铭贤学院院长吴克明、董事长刘恩俊、学生会代表马禹行
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校董王仁生、教授聂传贤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秘书曾宪玲、学生代表李家熙
燕京大学校委会主席陆志韦、教员代表侯仁之
岭南大学校董会代表杨重光、教授岑家梧、学生卢永根
01月18日

我们伟大的祖国
浙江杭县乾元乡在土地改革中翻了身的农妇们，兴高彩烈地鼓掌庆祝农民代表大会的胜利。

中央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函京市特种手工业者
希望特种手工艺转向实用和大众化
【本报讯】
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黄炎培部长近因北京特种手工艺出口外销困难，特函告京市手工艺出品家们，希望他们朝大众化实用品的方向转变。
原信如下：
北京特种手工艺联合会转诸位出品家：
美帝国主义，因侵朝失败，封锁我国外贸易。
政府对特种手工艺前途，正在用全力研究。
这里我想从基本方针上贡献一些意见：
为了国外展览承送到不少特种手工艺出品，在中央轻工业部陈列，我已经欣赏过了。
这些都充分表示了我们中华传统的高贵的精美的艺术，一部分还表现了高度巧妙的匠心。
这都是难得的。
只是世界大势在变，人心趋向也在变，有许多很好的东西，需要从它很好的基础上，找出一种现代化的新的方向，这样，不但可以维持，还可以发展。
特种手工艺正需要用这番工夫。
我对特种手工艺，愿提出一种新的方向：
一、摆设品要变为实用品；
二、高贵的出品，变为大众化。
当然，高贵的摆设品，还是需要的。
并且还要“精益求精，发扬国粹”，不过科学用品、文房用品、医药卫生用品等等，有些似和特种手工艺接近的；
广大的民众，在生活改进以后，会要求实用的艺术品，这些都给我们以制造供应的机会。
在制造上尽可能利用机械，参用化学，将有助于大量生产。
为了打开新的出路，望着这个方向走，或者可以取得大量推销的效果。
美帝封锁我，我不怕的。
这正是促成我自立，逼我望新的方向走。
实用的，大众化的，这新的方向，恰是自立的最适宜条件。
我也知道改变这方向，是不太容易的，需要用相当的工夫，也需要经过相当的时间，但事情是必要的。
有一天改变成功了，那就欢天喜地，走上光明大道了。
我坦直地说：
这里是一个生死关头。
我仅仅提出这方向，一切仰仗诸位专业家自己亲切地研究。
还希望艺术家重视此可爱的特种手工艺而多多予以指导。
有需要助力处，政府在可能范围内，没有不尽力的。
专此，并致敬意
黄炎培
1951年01月19日

中长铁路三十五台机车包车组
荣获“五百公里运动者”称号
【本报讯】
中长铁路局从去年06月全面开展日车五百公里运动后，半年多以来，已有三十五台机车、一○五位司机荣获“五百公里运动者”的光荣称号。
“五百公里运动”，提高了机车使用效率，加速了车辆周转，也就减低了铁路运输成本。
特别是从编制生产财务计划以后，“五百公里运动”更发挥了它的应有作用。
五个月以来，机车日车公里提高了二四·五公里，机车周转时间缩短了十八分到三十六分，货运机车较生产财务计划节省了五一○·五台（机车日）。
“五百公里运动者”机车包车组员工能以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是，加强了与调度工作者的联系，作好当日机车交路计划。
如牡丹江机务段七五五号包车组乘务员抓紧了行车时刻，中途只在开道站上了一次水，并压缩自外段停留时间，只用二十分钟完成了四二·七公里的技术速度，于去年11月12日创出了七七二·05日车公里的最高纪录。
三十五台机车“五百公里运动者”的司机长是：
王吉奎、李守山、王玉林、王清立、祁荫棠、孙士贵、葛春安、赵忠、于基业、于滨、韩统忠、孙相廷、郭松仁、何世祥、刘宝臣、曹景和、杨升、韩振明、姜文林、谢瑞琪、郝廷仁、傅天绥、李会山、龚普厚、刘芳岐、李文甫、朱国璋、韩钧铎、曹景厚、王树林、郑锡坤、李振家、毕洪林、王长林、孙德全。
还有三分局车、机全体调度员。
中长铁路局已对上述机车包车组和车、机调度员授予了“五百公里运动者”的光荣称号，并发给了奖金。

介绍农民学园
农村教育工作新方式
黄东森
农民学园是北京农大京郊农村教育工作站，是一所农民学校；
通过它，可以逐渐地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吸取他们的经验。
它已受到农民的热爱与欢迎。
农民学园设于京市西郊什方院，它以马道庙所属八个自然村为工作范围。
学员都是附近各村的男女农民，教员是工作站的同志们。
内设民校、大众阅览室、大众技术室。
农民学园把文化学习与生产知识学习密切结合起来。
一面尽量选择切合实用的生产教材，一面结合文化学习讲解生产知识，如在秋收时向农民介绍选种知识；
白菜生了蚜虫，就讲蚜虫的生活史及治法；
种麦时，教师带着显微镜叫学员们看黑疽病的胞子。
有时在课堂上采取大家谈的方式，让学员们把自己的生产经验介绍出来，最后由教员加以理论的解说。
上文化课时则结合行株距的计算，杀虫药剂的配制等进行教学。
这样就真正收了到教学相长，共同进步的效果。
农民学园所设的大众阅览室，备有大批农民通俗读物，病虫害挂图，实物标本等，供学员和一般农民参观和阅读。
至于大众技术室，不熟悉的人，看了之后一定会觉得惊讶。
它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以农村实际生产为研究对象，以学员们的土地和庄稼为研究材料。
1950年，为了进行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分枝小麦的栽培研究，十二户学员被邀为特约农家，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了分枝小麦。
一百零二十户农家在试用谷仁乐生拌麦种；
十五户特约农家试用氟矽酸钠治蝼蛄；
三十四户作谷种试验；
此外还作了麦田冬肥等试验。
此外还有计划有重点地向学员们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结合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广泛进行了宣传，通过学员们的传播，工作站的工作愈来愈稳固了。
它已成为农业大学的实验室、农场、试验场。
课堂与广大农村沟通起来了。
通过它，农村生产上所遭遇到的问题迅速被送到研究室进行科学研究；
又通过它迅速地将研究成果送到广大农村。
农民学园博取了马道庙附近各村老乡们的欢迎。
农民学园的前途是远大的。
我们相信，他们成功的经验将很快地被运用到华北其他各地工作站去。

内蒙古自治区概况
茂敖海
一、地理环境和解放前概况
内蒙古地区，位于东经九十六度三十四分至一百二十四度五十五分，北纬三十七度三十五分至五十三度之间；
全长五千多华里，形成我国北部的狭长地带。
北界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连东北、华北及西北三大行政区，主要包括东北区的西部及察哈尔、绥远、宁夏等省境的蒙古民族各盟旗。
总人口共约六百万，其中蒙族约二百万。
全面积约一百四十余万平方公里。
按照生产、生活方式的区别，全区可分为游牧、半农半牧和纯农业等三种地区。
人口分布情况是，在北部即游牧区约五十万人；
其余都集中在南部半农半牧和纯农业区，蒙族人民，多与回、汉人民杂居，从事农业和牧畜业生产。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张家口）现在直接领导下的有六个盟（兴安、呼纳、哲里木、昭乌达、察哈尔、锡林郭勒），包括三十二个旗，七个县，三个盟辖市。
总面积约六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三十万。
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民族，七百年前还过着游牧生活；
境内散居着许多种族部落。
后在蒙古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铁木真）的领导下，才把各个种族部落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
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曾一度以骠悍著称，但自满清统治以来，直至解放前的三百年间，一直受着满清、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以及蒙古民族内部的败类的摧残、压榨和屠杀，造成内蒙古人民在解放前的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困苦，文化落后，以及因缺乏医药卫生设备，致使鼠疫、花柳病、鸦片烟等害流行，严重地妨害了内蒙古人民的生存和发展。
只有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内蒙古人民才逐渐摆脱了反动统治者所给予的灾难，走上了大踏步发展的坦途。
二、实行区域自治后的内蒙古
1945年“八一五”以后，在内蒙东部，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开始组织与教育群众，初步实行了民主改革。
1947年05月01日，又成立了以乌兰夫主席为首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三年来，各种建设都已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使一贯被目为落后的内蒙地区的面貌为之改观，呈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一、在军事方面
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蒋匪军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与授意下，不断向内蒙古地区发动进攻，扰乱社会治安，抢夺牲畜财产，严重地威胁着内蒙古自治区各种建设工作和人民的安全。
因此在广大人民要求下，组织了内蒙古人民自己的军队——内蒙古人民解放军。
根据去年05月01日的统计，内蒙人民解放军自成立以来，共作战六百五十四次，歼灭敌人二万一千九百人，俘敌一万二千二百三十四人，敌投降者二千七百三十七人；
缴获各种炮七十多门，战马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一匹及其他枪炮、子弹、汽车等物资甚多。
这一支英勇的人民军队，继承着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在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领导与指挥下，配合人民解放军，把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匪帮从内蒙土地上赶了出去。
二、政治方面
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内各级政权，都已经过改造，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
并在不少的旗县召开了各界（包括各阶层）人民代表会议，团结了内蒙人民，共同建设新内蒙。
在农业区，根据内蒙人民的要求，已实行了土地改革；
在游牧区，实行了放牧自由以及奖励发展牲畜的政策，使内蒙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生活也得到空前的改善。
三、生产建设方面
自土地改革完成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就积极地领导人民进行大生产运动。
提倡劳动互助，奖励开荒，改良农具，开发水利，大量施肥，并发放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进行生产。
据1949年统计，内蒙五个盟（兴安、哲里木、昭乌达、呼纳、察哈尔）的农业区耕地面积是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垧，比1948年增加了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四垧（按每垧等于十市亩）。
在过去，内蒙地区的农民，特别是蒙族农民，种地是不上粪的。
经政府大力提倡，自1947年起，各农业区已开始上粪，据1948年的统计，各盟农业区上粪地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
在1949年又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三，因此粮食的产量增加了。
据呼纳盟1948年统计，该盟过去平均每垧地只打一千二百斤粮；
而在1949年，每垧地的产量平均达到了一千六百斤。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部所办的纳文农场，从1950年04月开始用拖拉机（有七台）耕作，大大地鼓舞了附近的农民。
同时农牧部也帮助各地农民购买各种新式农具与改良农具，以提高生产力。
在牧业方面，据1949年的统计，在呼纳、兴安、哲里木、昭乌达四个盟内进行预防注射的牲畜达一百四十八万三千三百二十一头，治好各种病畜（内有马癞、炭疽、牛瘟等病）共六千五百五十一头。
另外，为保障牲畜的安全，自治区人民政府曾领导了大规模的保畜打狼运动。
据1949年的统计，仅呼纳、兴安、察哈尔、昭乌达四盟即打狼六千一百九十只，使牧民的损失大大减少。
人民政府为了使牧畜业更好的发展，还注意了改良种畜和调剂种畜，并发动群众打草、打井，同时发放大量牧畜贷款（仅1950年即为五十亿元）。
因此，过去牲畜逐渐减少的现象，已一变而为逐年上升。
如呼纳盟在1945年“八一五”解放时有四十万头，到1949年增加到八十万头。
再以呼纳、兴安、哲里木三盟为例，在1949年内共增殖了马、牛、羊达三十七万九千七百九十九头，为该三盟马、牛、羊总数的百分之二七点四三。
这样就把过去受反动派所严重破坏过的广大牧场，又开始恢复与建设起来了。
林业方面，内蒙森林面积占全国森林面积的六分之一，由于日寇曾采取抢夺式的采伐，使森林遭受了严重破坏。
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即积极经营采伐与进行护林工作。
在1949年采伐木材三十二万立方米，1950年计划采伐四十万立方米。
据1950年夏初统计，已完成全年计划百分之九十点五。
现在正在提倡“合理采伐”，积极提高木材生产量。
四、财政经济方面
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改变了各盟旗在财政上各自为政的状况，建立了各种财政制度，整编了各种不合理的机构，实行了统筹统支，并从自给自足的情况逐渐走向积累资金进行经济建设的道路。
在1950年度的整个财政支出中，工业投资占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六。
内蒙人民银行则发放了大量农、牧、合作贷款，支持人民进行生产。
过去，内蒙地区深受投机商人掠夺性的剥削，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民政府极其注意解决群众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在1949年内国营贸易机关所推销的布匹，在内蒙境内每人平均为七尺；
供给草地粮食平均每人达一百二十五斤，已达群众购买力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同时政府又用大力帮助群众建立合作社。
据去年06月前的统计，车部四个盟中有各级合作社六百余处，在1949年供给群众的货物约占群众购买力的百分之二十。
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中间剥削，改善了人民生活。
五、文教方面
人民政府为提高内蒙人民的文化而积极工作。
根据1950年06月前不完全统计，东部兴安、昭乌达、哲里木、呼纳四盟共有小学三千八百三十五所，平均每个嘎查（行政村）将近两所；
学生总数达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三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如果同伪满时代比较，则比当时学校最多的年份（1943年），学校增加了三倍，学生增加了一倍半以上。
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在自治区内广泛地开展了学习运动。
根据哲盟境内七个旗的统计，1949年所设立的冬学识字班为六千七百八十五处，男女入学人数达九万三千六百人，占该地区总人口数百分之十点六。
兴安盟入学人数为七万四千二百人，占该盟人数百分之二十九点三。
在出版书籍方面，据1950年06月前统计，共出版蒙文初、高小教科书全套及教师参考资料四十四种，共四十三万五千二百册；
另有社会教育课本六种，四万二千五百六十九册；
此外，内蒙古日报社还出版了各种蒙文书刊一百五十余种，共四十五万册。
在文艺方面，有人所共知的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活跃于内蒙各地。
该团以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结合民族形式，创作了歌、舞、剧等一百余种，受到内蒙群众的热烈欢迎。
该团1950年有七十人来京参加国庆节，演出了著名的马刀舞、雁舞等舞蹈，颇受京市各界人民的赞许。
关于宗教问题，内蒙地区以信仰喇嘛教者为最多，人民政府坚决执行了信教自由的政策。
现在有不少喇嘛，组织了医学院，而且他们也分得了土地，因此许多喇嘛生活也较前改善。
各级人民政府，聘请了不少年龄较大的喇嘛及活佛，作政府的顾问或参事。
青年喇嘛自愿要求读书的，鼓励他们读书；
自愿念经的也是完全自由。
在这样的宗教政策之下，喇嘛们也很表满意。
如去年参加国庆的内蒙自治区各民族代表团里有三个活佛，其中有一位代表麦达力葛根活佛说：
“从前认为共产党要消灭喇嘛，但是事实证明这是完全想错了。
今天我不仅是个活佛，又是政府的顾问，反而比从前还受政府的高看了。”
六、防疫工作
应该特别提及的一件很重要的成绩是防疫工作。
如前所述，威胁内蒙人民生命的鼠疫病，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代每年都要发生。
但是经过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民以及医务工作者的努力，特别是在东北人民政府和苏联防疫队的协助下，防治鼠疫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据统计，1947年鼠疫发病人数是一万五千七百一十人，到1949年就降到三百四十五人；
死亡人数则由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五人减少到一百九十六人。
1949年预防注射十五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人，捕鼠九百七十万零五百九十九只，挖防鼠沟一千五百万米。
经验证明，这种威胁人类生存的疫病，是完全可以防治的；
并在防治过程中，已初步得到了成绩。
人民政府正计划于三、五年内争取在自治区内停止鼠疫的发生。
七、自治区域内的其它少数民族
内蒙古自治区域内除蒙、汉等民族外，还有达古尔（达呼尔译音不正，“呼”应改为“古”）、鄂伦春、索伦、通古斯、布里维特蒙古以及其他很少数的锡泊、赫哲等少数民族，他们已和蒙族人民同样过着比以前幸福自由的生活。
他们住在农业区的已分得了土地；
在牧业区里，也享受着牧放自由的待遇，有的已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区。
如鄂伦春族在自治区内有一千人左，右生活在森林中，以打猎为生。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代，把他们猎获的皮张有时贱价收买，有时无代价的没收，使得他们的生活非常困苦。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组织了鄂伦春人的区政府，使他们自己人管理自己的事。
经过数年来的工作，许多鄂伦春人接受了新的文化，有的人愿意到内蒙学校学习。
他们又成立了合作社，通过合作社交换生活必需品，如以等价交换收购他们的皮货，给他们以粮食等。
现在人民政府正吸收他们的干部，到内蒙学校学习。
游牧民族也有定居的。
有的住在很简单的用桦树皮或树枝搭盖成的茅屋里。
到冬天，把小孩放入皮筒内，挂在树上生活的也有。
对于这些民族如果不大力帮助，他们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
因此，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用各种办法关怀与帮助自治区内的少数民族。
这样不仅解决了蒙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同时也解决了自治区内的其它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从内蒙古自治区以上各种建设方面的成绩中，我们看到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与国内各民族人民是真正的得到了共同发展的自由。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的生活现在已经改善了。
过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很多人在夏天还穿着皮袄，女人没有裤子穿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
由此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是真正能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

向山矿场锻工尹光金
创造钢钻焊接法
安徽马鞍山矿务局向山矿场采矿用的钢钻用钝了，升了再用，越用越短，眼看不能再用了。
而仓库里新的钢钻只有两根。
怎么办呢？
全矿职工最近都为这件事在苦思焦虑着。
把两根旧的、短了的钢钻焊接起来行吗？
但钢钻是空心的，中孔直径约四分之一公分，又要接得牢，又要眼子通。
这怎么办？
锻工尹光金脑子里成天在考虑着这些问题。
接着，他就动手试验。
起初，火烧小了，接不紧，火大了，钢就像豆腐渣似的一块块地掉；
锤得太轻，接不牢，锤重了，中孔眼子又塞住。
经过了多少次的反复试验，最后终于焊接成功。
第一根接成的钢钻试用的结果，和新的钢钻完全一样。
刚开始时，他每天只能接两根，慢慢地有经验，焊接一根只要一个半小时。
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老尹为了完成焊接钢钻的任务，眼睛被火灼伤，脖子也发肿了。
矿场过去所用的钢钻都是外国货，我国现在能制造钢钻的工厂也不多。
尹光金工友这一创造，对国家的建设事业贡献极大。
有关部门正准备给以奖励。
读者李铭生

国营煤矿完成去年生产任务
改进采煤方法提高了生产效率
今后应注意保安工作消灭事故
【本报讯】
1950年全国国营煤矿的生产量，截至去年底止已胜利地完成了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一○○·二六。
其中东北区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一○二·九三，华北区完成了百分之一○○·七五，华东、中南两区也接近完成任务。
在1950年第2季，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全国各矿都曾发生过生产过剩的现象。
为了掌握“以销定产”的方针，在第2、三两季开始紧缩生产，到09月底止，全国各矿产量虽只达到计划的百分之七一·三九，但仍产过于销，个别矿区还仍有存煤过多现象。
针对这一情况，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与贸易部召开了全国煤炭产销会议，制订了一系列有关产销问题的具体办法。
接着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普遍地降低了华北、华东、中南等各区的煤价，以减低工业用户的负担而促进工业生产，从而推广煤的销路。
直到第4季，由于土改后秋收的丰稔，各地农民需要燃料的数量大增；
同时在第2、三两季临时萎缩了的工业，也因恢复和繁荣而大量增加了用煤量。
全国煤矿工人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下，普遍地展开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涌现出了不少模范，并胜利地完成了生产任务。
就第4季生产数量与第3季比较，第4季超过了第3季的百分之三六·九九。
其中东北区超过百分之四二·八，华北区超过百分之三八·六，华东区超过百分之一九·六八，中南区超过百分之六○·八九。
一年来，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还大力改进了采煤方法，鹤岗、西安等矿的典型经验，现已在大同、峰峰、山东、淮南等矿作重点试验，并已得到相当成绩。
在生产效率方面，平均较1949年提高了百分之二三。
已改革采煤方法的各个工作面，其平均效率则提高了五·七五倍。
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淮南煤矿曾不断地创造了全国新纪录。
第3季该矿风镐手米汉章曾创造五小时生产三十四吨的纪录，到1950年12月31日，全国劳动模范代表酆绪然以六小时半生产一四六吨的纪录出现，比前者的生产效率又提高了四倍，超过了苏联斯塔哈诺夫最初五小时四十五分生产一○二吨的纪录。
东北阜新露天矿，由于合理地调整了劳动力，充分发挥机械效能，电铲产量也提高了百分之一三六·七。
这些新纪录的出现，对于实现新采煤方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去年煤矿中的保安工作也已随着采煤方法的改进而基本上消灭了死亡事故。
但与1949年比较，负伤率仅降低了百分之二五·三，死亡率仅降低了百分之二六·八。
而其中几件重大责任事故的死亡人数，竟占全国煤矿总死亡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这说明各矿对于保安工作的宣传、教育以及执行方面都还做得很不够，领导干部也还未将“安全第1”的生产领导思想提到原则的高度。
最近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在颁发新制订的“煤矿保安技术规程试行草案”至各矿试行和研究时，要求各矿职工展开讨论，并提出具体意见，以便汇总修正。
这一指示是必要的。
只有保安规程为工人群众所掌握，才能达到消灭责任事故的目的而搞好煤矿生产工作。
（燃料工业部通讯组）

察省浑源酒厂工时过长
工人病倒很多
这种现象亟须改善编辑同志：
察哈尔省浑源酒厂行政领导干部，过分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影响了工人健康，生产效率降低。
该厂自1950年10月份起，把工人的工作时间从每天十二小时增加到十六小时（从每天下午九点半钟开始至第2天下午一点半钟）。
以致工人精神萎靡，疾病不断发生，生产效率也随着大大降低。
如烧锅工人李增启因劳累过度，吐了一个月的血，现在还未痊愈。
烧锅工人史四，因工作时间过长，神志模糊，而失足跌到曲窖里，把腰摔坏了。
薄加财一个月只做二十三天的活，胳膊已经肿痛不堪。
六号烧锅中九个工人平均每天有三、四个工人因病歇工，妨碍正常生产。
另一方面工人由于过分疲劳，根本谈不到研究与提高技术。
在工人得病后不能工作时，不得不雇用临时工，而临时工因技术不熟练，造成时间和原料上的很大浪费，使国家财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五号大烧锅在10月份以前每天烧二千斤红粮，每二斤五两至六两红粮出酒一斤，质量都够标准，有时且超过六十八度。
自增加工时以后，每天烧红粮虽增至二千五百斤，但结果一般需二斤十二两红粮才能出酒一斤，质量都在六十四度左右，不够标准。
工人们说：
“每天休息时一躺下去就呼呼地睡着了，那有兴趣和时间去研究改进技术呢？”
这种情况经浑源县工会干部了解后，曾根据劳动政策建议该厂行政负责人适当缩短劳动时间，但很不幸，一直到现在还看不出该厂有改进消息。
许多工人都不满意地表示：
“今冬将就过去，明年春暖时再说。”
中共浑源县委会宣传部
郭涛
编者按：
浑源酒厂的领导者在领导生产上，采取了单纯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和延长工时的办法，造成严重的不合理的现象。
这是该厂领导者，由于漠视工人群众的利益，不关心工人痛苦的结果。
很显然的，提高生产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任务的办法，在于改善工厂管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启发工人的智慧，改进生产技术。
我们必须重视工人的健康。
保护工人健康，才能完成生产任务。
过分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如浑源酒厂的作法，必须予以制止。

“我们进步了！”
编辑同志：
我们自1949年09月间，脱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我们经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认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认识了真理。
现在我们进步了！
脱了旧军队的“壳”。
这次，上级给了我团光荣的剿匪任务，我们营担任了离团部一百三四十里的一个山区单独执行剿匪的任务。
我们经过了五天荒凉野地的行军，战胜了困难，顺利地到达了剿匪地区。
当地老百姓知道我们来了，都很害怕，老百姓都说：
“他们过去（指起义前）在我们这里住过，凶得很：
打人，拿东西，蛮横不讲理。”
同时他们又认为我们不能剿土匪。
上级针对着这些情况，给我们进行了动员并提出了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也以百倍的努力，来改变老百姓对我们的坏印象。
我们到此地近两个月的时间，歼灭了两股土匪，并捉了股匪头子十余名。
我们学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借物送还，损物赔偿，并严格地遵守了当地的风俗习惯。
三乡（受土匪的害很严重的地方）的回民张老汉感激地对我们说：
“过去我们被土匪闹得连自己的房子也不敢住，你们来了，我们就安心了。
你们可不要走，快把土匪捉完。”
在上级的领导下，我们改变了老百姓对我们的坏印象，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老百姓们都说：
“你们变了。”
但我们没有骄傲，我们要用更大的力量来保卫人民的利益，我们将永远作为人民的保卫者。
人民解放军×师×团二营崔国俊

政府人民热爱部队关怀军属
全国掀起春节拥军优属运动
【本报讯】
全国人民在欢度1951年新年和迎接春节之际，热烈展开拥军优属运动。
各地人民政府对于新旧年关拥军优属工作极为重视，中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及河南、福建、宁夏、天津、济南等省市人民政府均先后发布了拥军优属工作指示。
华东军政委员会曾于新年元旦日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荣誉军人和革命烈士家属。
华东军政委员会饶漱石主席在宴会上提议，为祝解放军战士和伤病员及烈属、军属的健康而干杯。
上海市人民政府于01月02日举行了慰问荣誉军人、复员军人和烈属、军属代表的联欢会，出席者约二千余人。
潘副市长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到会的烈、军属和荣誉军人致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并祝他们新年快乐。
南京市人民以各种方式热烈展开了拥军优属运动。
该市中、小学生在慰问烈、军属时，并进行街头宣传，向市民讲解拥军优属的意义。
该市各区人民政府在年前对生活困难的烈、军、工属普遍发给补助粮。
浙江省丽水、遂昌、奉化、萧山、慈溪等县各界人民，亦展开了拥军优属的工作。
皖南区贵池、石埭、繁昌等地的人民，也在元旦慰问烈士、军人、革命工作人员家属。
贵池城关各界人民在元旦日自愿献出了劳军款二百八十余万元。
池州军分区司令员、专署的专员和贵池县县长，都在元旦日向烈、军属致送贺年片，表示慰问。
东北松江省冯仲云主席等亲率各界人民组成的慰问团，携带大批慰劳品前往各市县慰问荣誉军人和伤病员。
西安市为了积极展开拥军优属工作，于本月04日成立了拥军委员会，并定本月17日到02月15日为“拥军月”，发动各界人民在自愿的原则下捐献物款，以便春节慰劳驻军、退伍复员军人及烈、军属。
吉林省敦化县和苏北江都县等地人民政府，曾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常委会或军属荣誉军人代表会，专门讨论如何贯彻中央内务部发布的优抚条例，检讨了农村的代耕工作。
在政府与广大人民的热爱关怀下，烈、军属们都深受感动，纷纷表示决以搞好生产、鼓励自己的子弟英勇杀敌捍卫国家作为报答。

河北蠡县民兵刘洪展
一年多学会看报写信
蠡县四区王家营村民兵刘洪展，今年二十六岁，过去是个不识字的文盲，算账、认票子等都搞不清楚，买东西时常吃亏。
解放后，刘洪展迫切要求学文化，他看见人家看书、看报，自己感觉很苦闷。
前年10月，村里成立民校，他就自动报名参加了学习。
在学习上很下工夫，自己做了一块小黑板，订了一些小纸本子，碰到不认识的字便记下来去问别人，每天都坚持学习。
这样，学了两个多月便学会了四百多字。
去年，这村受了水灾，年景歉收，刘洪展在秋季就订出了冬季的学习计划。
入冬以来他每天除去做豆腐推磨子的时间外，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还带动了附近青年十一人组成小组，在豆腐房的热炕上学习，并帮助妇女组织学习组。
另外还发动了本村木柜厂五人晚上凑在一起读报。
他想出了很多方法来学习，如：
每天出去卖豆腐的时候，看见墙上的标语、布告等便认，不知道的记下来回村问老师；
用硬纸片写上学过的字，放在衣袋里，随时拿出来自己考自己。
一年来，刘洪展已经学会一千多字了，能看报，也能写简单的信啦！
珠算学到了两位乘法。
为了加强时事学习，最近他订了一份报纸，把每条大消息念给大家听，积极宣传抗美援朝的事儿。
最近，区民校会议上，刘洪展当选了学习模范。
河北蠡县缪莹完全小学何景增

经济生活动态
皖北明矾产量创空前纪录
一年来皖北矾山矿区明矾的产量，达到了一千五百六十万市斤，比该矿区自唐代开采以来最旺时期尚超过二百余万斤。
这是由于土产公司为明矾打开了销路，使资方资金周转灵活，并保持了担米担矾的合理比价的原故。
绥远国营贸易机构将扩大
绥远省国营贸易公司为解决土产销路活跃城乡经济起见，决定扩大机构。
计划今年将增设土产、粮食、百货三个省公司及蛋品、皮毛、花纱布、煤建四个分公司，在全省铁路沿线各城镇增设支公司约四十余处，并在伊、乌两盟及陕坝偏僻地区设一揽子贸易公司。
这对于物资交流将起重大的作用。
平原合作社订立土产交换合同
平原省各专区合作社为了打开社员土产品的滞销局面，于上月中旬在省社召开会议，并订立了土产交换合同多种。
各专区社在洽谈中均贯彻了薄利广销、互负推销责任的方针。
贯彻这个方针是能使各友邻社上下级社之间顺利地展开物资交换工作的。
华北区水车生产超额完成计划
1950年华北区水车生产计划为八万辆，实际完成了九万八千七百零三辆，已贷出者六万六千四百二十辆，占原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三。
1951年生产新水车加旧存水车计划贷出五万九千四百三十一辆，要求扩大浇地面积八十九万一千亩，增产粮食三千五百六十五万斤。
辽东旅大扩大特产作物面积
辽东、旅大农民正纷纷计划扩大特产作物面积。
如辽东盖平县西海区去年种棉四千多亩，今年能扩大到一万四千五百亩；
旅大十三里村今年植棉面积要增至二千八百亩，较去年扩大三倍多；
许多农民把自己所有的土地全部留种棉花、大麻、花生等经济作物。
省、县人民政府正帮助他们解决籽种不足的困难。
为了充分供应工业原料，巩固国防，在特产区扩大特产面积是必要的。
农民的踊跃多种棉、麻，是受到了政府正确的合理比价的鼓励的。
山东省积极推广优良品种
山东省种籽公司于1950年收购小麦良种五百二十万零五千斤，其中部分不合规格，实际推广了五百十八万九千斤。
另外，六个专区二十三个县群众自选良种九百四十九万零四百零五斤。
莱阳专区农民并选出玉米、高粱、谷子、大豆等作物品种共十八种，一般都具有产量高、品质好等特性。

中共南岗村支部领导宣传员工作的方法
辰生
中共吉林省南岗村支部，过去对村里工作不多领导，虽然村干部还能“完成任务”，但是工作方式非常简单，惹得群众说：
“干部是给国家办事的，不是给老百姓办事的。”
从大处看，群众都知道：
“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老百姓活路”；
可是一想到干部强迫命令作风，就把国家和自己分开来看了。
而干部呢，认为群众都是“铅灌的脑袋”，管他有没有意见，反正完成任务就好。
有些干部还叫唤：
“夹板气不好受，完成任务群众有意见，完不成任务上级要批评。”
村支部书记赵荣对这件事情就愁得没法解决，心上就像系了一个大疙瘩。
从去年10月起，村里工作任务更重了；
可是，再看不到干部苦恼，再听不见群众有意见了，工作完成得很好。
什么原因呢？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0月15日，支部书记赵荣从县上开会回来，带回来一件“法宝”，那就是“认真宣传——让群众自觉的来接受各种任务”。
讲到宣传，赵荣本来不是外行，在土地改革运动时，他就作过很多宣传工作。
赵荣心里敞亮了：
“是呀，这二年做工作就少了这么一步。”
赵荣按照县党代表会布置的办法，召集了支委扩大会。
在支委会上，决定了支委、党员和一些积极分子担任宣传员；
从组织系统上和地区上分了工，又决定了一些工作制度：
每月的月中和月末，支部向区里汇报一次，宣传员五天碰头一次；
在碰头会上经常研究群众的思想情况，确定宣传内容。
从此，全村经常性的党的宣传工作铺开了。
11月初，各种工作都聚到一起，宣传工作就发生了问题。
因为大部分宣传员都担负行政工作，这样就有顾了宣传工作顾不了行政工作的现象。
于是支委会讨论，就想出了这样的办法：
把宣传工作和当前行政工作捏到一起做，这样两个工作都能作好了。
赵荣是负责领导小富太河村的宣传工作。
他常来常往的把该村群众的心思都摸了个透。
有一次他去宣传抗美援朝问题时，在道上，他就盘算着：
有些人过了几年好日子，把伪满时代的受的痛苦都忘到脑后了……。
于是赵荣就决定从这一个问题宣传起。
在村民大会上，赵荣先谈起自己在伪满时代所受的苦楚：
他被日本鬼子抓到奶子山挖煤，饿得不行，偷着跑出来，可是被鬼子抓回去就打坏了两条腿……。
这些事情，村里人那个不知道，在座的孙永路、冯荣都亲眼见到的，还掉过眼泪。
全场群众想起了这件事情心里都火烧火燎地回忆起自己受过的苦来。
张德贤在伪满时代当“奉公队”时，日本鬼子把他脸往火炉上贴，半个脸都烫熟了。
这时赵荣就讲到现在美国强盗想走日本鬼子的老路，想和日本鬼子一样的来压迫咱们大伙儿，这怎么行呢？！
马上就有二十九个人报名当志愿担架员、九个人报名参加志愿军。
妇女们也跟着提出来：
“妇女要保证挑好豆子交公粮，充实国防力量。”
九天以后，全村六十二名妇女挑好了五吨零二百斤大豆交公粮。
仓库检验结果，都是一等粮食。
但是，宣传工作是不容易作的，有很多问题，群众爱追根问底的；
可是宣传员又不是万事通，三问二问就给问住了。
12月初一个早晨，亮子村宣传员井永昌就被人问住了。
当井永昌跟刘召声扯到朝鲜人民军主力往北朝鲜撤退时，刘召声就说：
“军队就不该撤退，军队若是爱护人民，就不该让老百姓遭殃，这么拉锯老百姓怎能受得住哇？！
”
这个问题井永昌回答不出来，他就赶快跑回村政府，和村长等研究了一下，就有了个正确的答案：
朝鲜人民军的北撤，正是为着保护朝鲜人民，现在不保护主力，将来怎么能反攻，怎么能彻底消灭美国强盗呢！
由于他们能够这样认真解答问题，宣传员在村里的威信就一天比一天高。
每到傍黑的时候，许多人都到宣传员家去串门，谈论国家大事和生产问题。
南岗村宣传员还有经常的会议制度和学习制度，所以能够及时了解和研究村里的情况，并针对这些情况进行宣传。
例如在12月间一次支委会上，就研究了这样一个情况：
有个叫冯？
的提出来：
朝鲜人是02日本，若是让他们得了地，咱们又得倒霉。
支委会研究后，认为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这些人同意抗美，不同意援朝。
同时该村朝鲜族人民很多。
这个问题必须迅速解决。
当时支委会就决定集中力量宣传解释中朝人民的团结问题。
会后，宣传员分头在村民大会上作报告，把中朝人民的血肉关系源源本本地讲解了一下，特别是举了实际例子来说明。
比如：
“八一五”以前朝鲜游击队在富太河作战的事情。
这样教育南岗村人民认识了中朝人民是一家人。
接着宣传员又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人和朝鲜人中分为两伙人：
一伙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另一伙就是汉奸蒋介石和韩奸李承晚，他们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从那次宣传以后，村里就变了样子，过去大家帮助朝鲜族农民拉公粮时，总得先交脚钱，再出车；
现在拉粮时，就不提脚钱了。

学习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
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七周年的学习资料
胡华
“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而这胜利将把欧洲人民和亚洲人民一同解放出来。”
——列宁
乌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已经二十七年了。
这位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在生前曾经是中国和亚洲人民解放事业的最深切的关心者、指导者和援助者。
现在，他对亚洲人民革命的光辉的预见也已逐一地成为现实了。
中国人民革命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世界帝国主义已经在亚洲遭到了历史性的败北，全亚洲人民解放的曙光已经在望。
但是，要取得亚洲、欧洲以至全世界人民的彻底解放，还需要我们做更艰苦更伟大的工作。
无疑问的，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球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第1年，我们来纪念这位世界革命巨人——列宁逝世的二十七周年，应该更广泛地学习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列宁的名字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
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
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中国人民由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革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
列宁和其继承者斯大林，不仅以领导苏联人民进行革命与建国的胜利经验教导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得到了学习的榜样；
而且用了他们的不朽的殖民地人民革命的理论教导了中国人民，启示中国人民如何去争得自己的解放。
中国人民，经过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把这些经验和理论创造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才终于战胜了敌人，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列宁——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者，从他那里，我们可以学习和应该学习的东西是太多了。
今天，特别值得我们宝贵的，是他在一九○〇年到1923年的二十四年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还亲自做了许多伟大的理论工作。
这些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古典的指示，是我国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珍宝，也是引导我们去进而研究列宁主义和整个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最好的读物。
本文想就解放社1950年版“干部必读”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中所译出的列宁在上述时期中所写的十五篇文章，做一点介绍。
但是列宁在这十五篇文章中所涉及的内容是太丰富了，作者只能够就其中若干基本论点，作一些介绍，以供给同志们在学习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时作一点参考。
一、关于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关于义和团运动
列宁论中国革命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是他在一九○〇年12月“火星”报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名叫“中国的战争”的政论。
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这样的情况而发表的，这就是：
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武装侵陷了京津一带，血洗了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运动——义和团运动，并对京津一带人民肆行奸杀抢劫，而却欢呼着“欧洲文化之击败中国野蛮”！
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提出这样的问题：
“社会主义者应当怎样对待这次战争？
战争是为了谁的利益而进行的？
俄国政府所遵循的政策的真正意义如何？”
（“解放社”1950年版“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十五、十六页）列宁在这里以明确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国际无产阶级与俄国劳动人民，而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及沙文主义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
列宁首先对当时中国北方的劳动人民的自发的民族反抗运动——义和团运动，表示了热烈的同情。
他严正地驳斥帝国主义者硬说义和团运动是“黄种人仇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与文明”的谬论，而为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辩护，列宁说：
“是的，中国人确实是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并且为了什么呢？
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和欧洲人民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及对资本家驯服的欧洲各国政府。
那些到了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的人，那些利用其被赞颂的文明只是为了欺骗、掠夺、暴行的人，那些对中国作战只是为了获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权的人（1856年的英法对华战争），那些伪善地以传布基督教来掩护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能不憎恶他们吗？”
（同上书十六页）的确，义和团运动虽然还是劳动人民的旧式的起义，起义者虽然曾被腐败的满清朝廷所利用，但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的反抗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赞扬的；
而绞杀义和团运动的帝国主义者，则永远在中国人民面前欠下了一笔血债。
列宁记述了这笔血债，并严厉地斥责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各地的暴行说：
“的确，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倒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可以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至于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就不用说了。”
（同上书十五页）
“他们偷窃中国就像从死尸身上偷窃东西一样，而当这个假想的死尸试图反抗的时候，他们就像对待野兽一样向它猛扑，烧毁整个村落，把老百姓淹死在黑龙江中，枪毙和残杀手无寸铁的居民及其妻儿。”
（同上书十七、十八页）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列强进行这个战争，一方面是为着镇压中国的起义者，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对起义者的镇压，来达到其进一步掠夺和瓜分中国的目的。
列宁说：
“现在欧洲资本家贪婪的巨爪伸向中国了。……如果直说的话，那就必须说：
欧洲各国政府（而俄国政府几乎是第1个）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
（同上书十七页）
我们知道，自从一八九四——九五年中日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就各在中国攫取了势力范围，使中国确定地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之说，从此盛行一时。
在列宁写这篇文章的当时，正是各帝国主义侵占了京津，企图乘机瓜分中国的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瓜分企图后来是没有实现的。
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各帝国主义间的利害矛盾一时未能取得妥协与一致的意见；
但另方面，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帝国主义者震慑于中国人民的反抗。
正如当时侵略联军的统帅瓦德西所供认：
“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瓦德西谈话）。
以义和团为旗帜的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以列宁为首的世界人民的反对，正是当时中国未被瓜分的最基本的原因。
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向俄国人民指出，这个战争是为了“区区少数资本家与官僚的利益”而进行的，俄国政府所遵循的政策，是“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匍伏在区区少数大资本家和贵族面前”的政策。
他指出：
中俄两国人民的利害是一致的，他说：
“可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
中国人民自身遭受着俄国人民所受尽的不幸，——遭受着从饥饿农民身上敲榨贡税并以武力压制任何求取自由的倾向的亚洲式政府所给与的苦痛，遭受着已经侵入了中国的资本的压迫。”
（同上书二十、二十一页）
因此，他大声疾呼，反对沙皇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指斥“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号召工人们：
“以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
（同上书二十一页）
从列宁的五十年前所写的这篇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列宁的明确而坚定的国际主义的立场。
他对于中国人民的痛苦是这样深切的同情，对于我们英勇的祖先是这样热情的赞扬，使我们今天读了也不由得深受感动。
关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两三千年来封建皇帝专制的政治制度。
这引起了列宁和俄国无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无限的光明前途的热烈欢呼和庆幸。
1912年01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第2次代表会议特别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决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世界意义，因为这个革命斗争将使亚洲获得解放，摧毁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
并“表明俄国无产阶级以衷诚的兴奋和充分的同情注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成功；
它责斥那支持沙皇政府侵略政策的俄国自由主义的行为。”
（“关于中国革命”，同上书二十二页）
在1912年（民国元年）11月，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更新的中国”一文里，又充满了热望地说：
“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已经获得了自由，已经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了。
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说是已经由酣睡进到光明、运动、斗争了。”
（同上书三十二页）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列宁指出是“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同上书二十四页），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是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列宁指出，是中国的劳动群众。
他说：
“如果没有群众的巨大的精神的和革命的高涨，中国民主主义就不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取得共和国。
这种高涨是以对劳动群众状况的恳切同情与对其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激烈憎恨为前提，并且又产生这些同情和憎恨。”
（“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同上书二十七页）
的确的，当时的兴中会、同盟会进行革命斗争的力量的依靠，主要是会党。
而会党就是当时农民、手工业者和一部分近代产业无产者的原始的革命组织。
这些劳动人民的特色，又正如列宁所说：
“这个伟大的人民不仅善于悲叹自己成百年的奴隶地位，不仅善于梦想自由和平等，而且还善于同中国成百年的压迫者作斗争。”
（同上文，同上书二十五页）显然如果没有这些劳动人民的斗争，也就没有辛亥革命。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
中国的无产者曾是这个斗争的英勇的参加者。
但是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薄弱。
“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
（“新民主主义论”）这个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
中国资产阶级在这时还有领导革命的能力。
列宁说：
“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腐化了，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
而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
（“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同上书二十六页）
这是列宁根据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行程和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所表现的历史作用的科学考察而得出来的正确论断。
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的代表者孙中山，在这个革命中所提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民族、民权、民生），则正是他们对这个革命的积极的政治领导作用的表现。
无疑的，这个革命民主主义纲领的提出，在中国人民觉醒史上是一个大进步。
列宁称誉这个纲领说：
“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渗透着孙逸仙政纲的每一行。
完全懂得“种族”革命之不够，丝毫没有对政治的漠视或甚至对政治自由的轻视，或甚至容许中国专制政体可以与中国“社会改良”、与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
这是带有共和国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
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群众斗争的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的正直与他们的力量。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体系。”
（《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同上书二十四、二十五页）
可是，必须指出，列宁并未因此就对这个革命抱盲目乐观的态度。
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存在着很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就使这个革命也同样的存在了这个弱点。
列宁在1912年07月，就已经天才地揭露出辛亥革命的这个严重的弱点，即它不但没有去根本摧毁封建势力的基础，而且和当时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袁世凯实行了妥协，在1912年的02月，把革命的果实交给了假装革命的袁世凯。
列宁预言到：
“类如袁世凯，是最能变节的：
昨天他们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
后来，看见了革命力量，感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胜利，于是就背叛了皇帝，可是明天为了和什么新的或旧的‘立宪’皇帝勾结，就会出卖民主主义者。”
（同上文，同上书二十六页）
所以当时列宁认为要贯彻辛亥革命的事业，必须有真正的民主主义，必须发挥和组织人民的伟大力量。
因为“没有高度的真实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摆脱成百年奴隶地位的真正解放，因为只有这种高涨可以激起劳动群众，使之能够完成奇迹。”
（同上书二十六页）
辛亥革命的流产的原因，正是由于革命向反革命妥协，正是由于没有真正动员起广大的群众来。
辛亥革命的全部发展行程，证明了列宁这些天才预见的正确与恰切。
这个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确是对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民主教育，经过这次教育，中国人民的觉醒程度是大大的提高了。
正如列宁在1913年03月所说：
“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所磨牙欲噬的伟大中华民国的命运如何，但世界上决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亚洲恢复旧有的农奴制度，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中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论亚洲是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同上书三十五页）
这种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觉醒），就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前提。
如果说，当时革命的主要支柱——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未被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更新的中国”，同上书三十四页）这个历史原因，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各个原因中最根本的原因；
那末，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势非由此后新起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负领导责任不可了。
（未完）

扫除文盲的英雄任逢华
姚文华
任逢华是在陕北坚持了十六年社会教育工作的模范教师。
他是陕北吴堡县任家沟村人，今年四十六岁。
1921年，他在榆林县单级师范毕业以后，就在吴堡、绥德等县教了十一年小学。
1935年他回到家乡，担负起教育失学儿童和青年的工作。
任家沟村是一个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村庄，他的工作一开始即得到了当地人民和政府的赞助。
他开始向农民们宣传办识字班，他不叫农民花钱，并保证不误生产。
农民们开头不大相信他，所以全村只有二十个孩子上了识字班。
当时村里的青年、儿童有个坏毛病，就是爱赌钱，家里大人们很生气，但是管不了。
他掌握了这个问题，把这二十个学生组成了一个“识字禁赌会”。
经过他三个月的努力教育以后，参加识字班的孩子们，不但改掉了爱赌钱的坏毛病，而且干活勤快。
每个孩子还学会了四百多个字。
这个成绩，使村里的农民改变了对识字班的看法，把应该上学的七十个男女青年、儿童，都送到识字班去。
他在任家沟村办识字班成功以后，邻村农民们，也都来要求他去办识字班。
他高兴地答应了。
可是他知道一个人教几个村子是教不过来的。
他先到各村去选择群众中能认得些字的人当教员，又把学生们都按队、班、组组织好，然后用他自己创造的“传字法”来教字。
所谓“传字法”，就是他先把要教的字写在纸上，再传送给各村子识字班的教员去教。
在第1次送字到一个村子去的时候，他都亲自送去，并由自己上第一堂课，使该识字班的教员有一次学习怎样教学的机会。
在这个村的识字班教过了这些字以后，就把这个纸条顺着预定的传送路线再传送到别的村子去。
在当时陕北农村中缺乏课本、纸张和教员水平很低的条件下，任逢华用“传字法”教了五年。
到1940年，在他领导下的识字班已经有八十五个了；
学生从二十人增加到一千七百零一人。
学生们识字最多的，能识三千字以上，最少的也识了七、八百字。
现在陕西省绥德分区有七十多个干部都是他过去教的学生。
这些学生中有不少已经是县的干部，有的已经能担负起中共县委宣传部的工作。
因为他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他在1941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得到了“扫盲英雄”的光荣称号。
最近五年中，他又先后得过绥德专署和吴堡县政府的四个奖状。
今年春天，在吴堡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决定由他负责领导全县的识字运动。
任逢华的工作，为什么能做好呢？
因为他在工作中，有踏实、艰苦、顽强的作风和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有一次他冒着风雪，送字给离家二十多里路的辛家山村，雪水湿透了他的鞋袜和半截裤腿。
当他看到学生们都已到齐了的时候，他就马上给学生教字了。
有些人劝他等烤干衣服，吃过饭以后再教，他笑着说：
“心是热的，身上也不冷。”
他的生活很刻苦，开始两年是义务教学，后来人民政府给了他一个相当于小学教员的待遇。
他常常省下钱，给识字班作经费和给学生的奖金。
他时刻地想着怎样改进教学方法。
他给学生教单字，按笔画少、日常能用、字音好记、意义好懂的四个标准来选择。
他对儿童和青年的心理摸得特别熟，他掌握了儿童们爱听笑话，喜人表扬的特点，所以他在教学时，常用以下几个方法：
第1种办法是把字编成笑话、谜语。
如在教“告”字时，他就先说“一口咬了牛尾巴”，在学生猜不中时，就趁他们注意力集中时加以说明，这样学生就对所学的字记得又熟又牢了。
第2种办法是用实物或者图画来帮助教学。
第3种办法是用动作来表示意思。
第4种办法是对一些很难认的字，他就用“激将”法来教。
他故意说有某一个字非常难学，以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并要求他赶快写出来教。
这样也帮助了学生记忆。
（新华社）

把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
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报告方针、办法
【新华社20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在去年12月17日全军宣传、教育、文化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把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的报告。
该报告摘要如下：
报告首先指出：
文艺工作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中重要的部分——思想部分的工作。
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是继承和贯彻了红四军古田会议的决议和在毛主席指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下成长、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在四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指导下，曾参加战争，前仆后继地奋斗着，有的甚至负伤或牺牲。
通过他们的作品——特别突出的是戏剧、通讯报道、军事摄影、军事新闻片，反映了战争，鼓动了群众，改造了俘虏，成为战时政治工作及开展新区群众工作的有力助手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文艺工作，已开始深入到广大的战士中间，与他们的战斗生活、对文艺的喜爱和天才相结合，从而产生了“兵演兵”、“兵写兵”、“兵唱兵”、“兵画兵”、“兵舞兵”等群众性的文艺活动。
这种活动，不论在平时或在火线和战壕里，都对鼓舞士气起着重大的作用。
如淮海战役中，部队文工团的活动完全同火线上的战斗动作相结合，在追击敌人和打坦克时，文工团的团员们就唱起鼓动士气的快板；
有的并帮助战士在战壕里开庆功会和帮助战士在战壕里写作。
报告接着说：
尽管人民解放军的各种文艺作品在艺术水平上还存在着若干缺点，但却都是反映或解决部队思想问题的。
在四年解放战争中，第1野战军创作了两千多种“兵演兵”的作品；
第4野战军出版了六百二十万字的文艺作品；
第2野战军出版了四十种文艺丛书和十八期文艺刊物；
此外，第3野战军及华北、东北军区也都各自出版了文艺丛书和文艺刊物。
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部队培养起来的作家所执笔的，其中包括了军的副政委、部长、科长、教导员、指导员、战斗英雄及随军记者等。
他们的作品都接触了一定的思想问题。
例如一野的“英雄刘四虎”，是歌颂独胆英雄刘四虎单身冲入敌阵解决战斗的英勇业迹；
二野的“王克勤班”，是解决部队中的互助问题；
三野的“海上风暴”，是写部队克服严重困难的伟大精神；
四野的“杨勇立功”，是写落后战士的转变。
东北“炮弹是怎样造成的”，是解决老干部进入城市如何接受新鲜事物的问题；
华北的“战斗里成长”，是写继续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其他的一张画、一个歌、一个舞以及一篇小通讯等，大多都与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战斗生活和学习有关。
这样，许多简单而平凡的事情，经过战士编演出来，就能发生鼓舞士气、解释政策、联系群众、取得胜利的作用。
报告进而分析了获得这些成果的原因。
报告说：
因为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每一个指战员都懂得进行战争是为什么和保卫谁的利益。
这种自觉性随着战争的进展和胜利而逐步提高，所以它能克服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与毛泽东战略思想相违背的思想，而归结成一个革命的新英雄主义。
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就是这种革命的新英雄主义的一员，所以他们的作品，不管其成熟程度如何，都是以反映和创造革命的新英雄主义为题材的。
战争并使文艺工作者得到锻炼；
部队的领导者同时给了文艺工作者以巨大的帮助和鼓励，使他们的工作逐渐进步。
此外，文艺工作者自身的埋头苦干精神，也对部队文艺工作的成就有着重大的贡献。
报告在肯定上述成绩后，指出目前部队文艺工作中还存在着若干缺点，其中最主要的缺点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够，作家的阶级观点还不够分明，因而在描写革命的新英雄主义上就不够突出。
迄今为止尚不能完美的创造出一些为全军都闻名、都景仰的英雄人物来起带头作用。
按照全军英勇斗争的历史以及在斗争中所涌现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来看，可供我们写作和表演的材料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的作家和演员们，一般还只是接触与反映了问题的表面，没有很好地深入到问题的实质。
因而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还落在战争的发展和部队的进步之后。
这些缺点的产生，是由于部队文艺工作者过去处在频繁紧张的战斗中，常常要“赶任务”，只能是“遇到什么，写什么，演唱什么”，而没有能够注意从现有水平上提高。
不仅写前方，而且写后方；
不仅写战士，而且写干部；
不仅写战斗，而且写战役。
部队的领导者，对于已创作或演出的作品也没有做到充分的鼓励和适当的批评，他们还不善于团结和培养一些作家在自己的周围，如像列宁关心高尔基、毛主席关心文艺工作者一样，这自然也影响到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另外，“兵演兵”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未能提高，还限于比较狭小的范围，形式也不够多样；
培养和提高部队文艺干部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各兄弟部队间的文艺工作经验交流不够等，都妨碍了部队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高。
而战争的发展，干部战士文化、思想水平的提高，更须要能说明思想问题的作品，更能具代表性的人物的创造。
总的来说，产生上述缺点的原因，还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贯彻不够深刻。
以往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虽然在“为兵服务”上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如何提高一步，加强文工团（队）的领导，培养作家、演员与专业文艺作家结合，继续深入部队生活，使创作能解决和提高思想问题，创造新英雄主义的较高级的作品，以及如何组织领导去产生这种作品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是今后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
报告提出今后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作法是：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总任务下，继续深入部队生活，提高创作水平，把广大战士的文艺活动、文工团（队）和作家的专业文艺活动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开展创作运动，培养专业作家和演员，使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
这是今后全军文艺工作和文工团（队）、专业作家文艺活动的方针。
1951年全军的创作计划应据此方针制订。
为贯彻上述方针，报告指出：
一、部队文艺工作要与当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密切结合。
用创作、演唱、歌、舞、画、通讯报道等，暴露美帝国主义的凶恶和残暴，警惕它的狡猾，鄙视它的堕落和无耻，以激发全体指战员的高度爱国情绪，达到保卫祖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目的。
而写长征、写抗战、写解放战争也都是为的加强这一斗争主题。
二、部队文艺工作者应认识到深入部队生活，不仅是为解决创作的技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创作的政治问题、作家阶级观念分明的问题。
应该使自己真正同广大战士和干部一起生活、学习和战斗，像苏联的作家们一样。
可以而且应该组织领导全体文艺工作者继续深入到部队各方面去，在军队各级机关担任副职，或送到高、初级步兵学校或军事学院去专门学习军事业务，这样才能真正思想深入，工作深入。
这样的人，才是懂得军事的文艺工作者，才能真正成为广大战士和干部所需要的和拥护的创作者和演出者。
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培养连队的文艺骨干，使其成为专业作家和活动家，作为文工团（队）和广大战士中联系的桥梁。
三、部队领导者要把提高老的文艺工作者和培养新的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当成培养革命的新英雄主义一样，成为整个新英雄主义运动的一环；
要学习掌握文艺政策。
领导文艺工作和带兵不一样，除了加强和帮助作家演员们提高阶级觉悟外，广泛遵守列宁的话：
“文学事业不能服从于机械的水平化、平均化，要为个人的创造性和好尚保证较宽大的范围、给思想、形象、形式、内容保证充分自由是绝对必要的。”
四、部队领导者应把文艺军队当成自己的一种兵种，把领导文艺工作当成领导与组织战争和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这就是如何使用文艺军队的问题。
随时注意文艺工作的特点，使用在任何岗位和任何任务都要归结成一个东西：
“有利于、有助于文艺工作的发展，文艺军队的进步与提高”。
要善于发现他们的特点，予以鼓励和培养；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原则性错误，比方专演旧戏、不肯下连队以及作品和演出中反映资产阶级的，封建的思想，那怕是一小点，也应该坚决反对。
在文艺工作者本身，就要热爱广大士兵的作品和活动，帮助和提高广大士兵的作品和活动，亲身参加广大士兵的文艺活动，并向他们学习。
五、部队文艺工作者应向专业作家学习，向军队以外的人学习。
以吸收养料，丰富自己，更大胆地进行创造；
但必须保持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战斗队的特点。
一不盲目学习，二不丢掉光荣传统。
六、部队领导者把检阅全军的文艺工作，特别是检阅连队文艺活动订成制度这是对文艺军队负责，具体培养和提高文艺干部的问题，更是开展创作运动的有力推动，这将保证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的经常性、群众性和战斗性。
应该看到文艺工作领导上还有官僚主义和单纯使用的命令主义。
三野已决定来一个全军文艺工作大检阅，通过工作总结、文艺评奖、展览作品、观摩演出等具体方法，检阅过去的成绩，评奖模范单位推动今后的工作。
这是应该提倡的。
报告的结语称：
我们是如此强大的一支人民解放军，而且正在走向近代化。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和演出的领域是宽广的、丰富的。
我们有将近七万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尽管还需要一个培养提高的过程），有成千百万文艺活动的参加者、创作者、扮演者，只要我们不迷失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永远跟广大士兵的文艺活动相联结，永远当个战斗队，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一定会在现有的成果上继续成长、壮大、胜利，成为中国人民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生活简讯
金陵大学展开“扫毒”运动
南京金陵大学为肃清金大六十年来所受美帝文化侵略的毒害，全体师生卷入“扫毒”运动，从校内每个角落搜集有关美帝进行文化侵略的资料，汇编整理，16日起公开举行“美帝文化侵略史料展览”。
反映京市建设的“龙须沟”将上演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庆祝北京解放二周年，拟于02月02日演出老舍先生新著三幕五场话剧“龙须沟”。
该剧通过一些典型的北京劳动人民的转变，反映北京市一年来市政建设的成绩，及劳动人民居住卫生日益获得改善的状况。

河北省立北京师范生物教员
陈仲孚创理论与实际结合教学范例
【新华社17日讯】
河北省立北京师范学校生物教员陈仲孚，在课余不避艰苦地搜集各种动植物材料，制成标本，作为教材，树立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范例。
该校在1947年从甘肃迁回北京，校内设备很差，尤其理科方面，实验仪器和标本的设备几乎完全没有。
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给该校增拨了经费，使校内各种设备都陆续增添起来，理科的仪器添置了不少。
去年夏天还盖起一座楼房，做为生物实验室用。
生物教员陈仲孚在人民政府的新的教育方针下改变了旧的雇佣观点。
他知道要把生物学教好，必须解决学校缺乏标本的问题：
于是从前年08月起，他便到处搜罗各种难得的动植物，自己浸制标本。
截至去年年底，他一共制成了植物标本六十多种，动物标本五十多种，果实种子标本也搜集了好几十种。
另外，他还种了五十株葡萄，五十株甘薯苗。
在他教到人体内有绦虫寄生时，学生常怀疑人的身体内有生长这样大虫子的可能。
于是他决心制造绦虫标本。
他曾经过七、八个月的努力，亲自检验了七十多个学生和工友的粪便，发现了两个人体内有绦虫，当即用极简便的药方——槟榔水，把绦虫打下来，其中有一条长达一丈二尺，都制成了标本。
为了使学生更透彻地了解绦虫的来源，他又到处去找米心猪肉（有绦虫囊胞寄生的猪肉，成米粒状）。
在去年09月终于被他找到，并制成标本。
他以这种生动实际的事例作为教材，在教学上获得了很大的效果。
陈仲孚的这种新的教学态度和他所创造的新的教学范例，受到了该校校长成汉三的重视。
陈仲孚已把他的经验写成文章题为“教生物学联系实际的一个例子”，在“河北教育”三卷一期上发表。
成汉三校长并请该校工会帮助陈仲孚整理有关材料编写成册，以便把这种作法和经验更好的推广。

展开对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家属春节慰劳运动
1951年的春节即将来临。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英勇作战，使全国人民得以在安定的环境里以胜利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一佳节。
在这个节日里，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家属的感谢和崇敬，全国各阶层人民应普遍展开一个慰劳运动。
展开这样一个慰劳运动的理由是显然的。
全国人民都还清楚地记得，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把战火燃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祖国安全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优秀子女组成志愿部队，开赴朝鲜战场，为保卫祖国的神圣边疆，支援朝鲜人民，英勇地抗击美国侵略军。
对于他们的英雄行为，他们的家属给予了各种鼓励，免除了他们的一切顾虑，使他们英勇地走上前线。
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和朝鲜人民军在一道，克服了种种想像不到的困难，连续取得重大胜利，重歼美李匪军，严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根本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局势。
这一光辉的胜利，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了巨大贡献，鼓舞了全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的信心。
正由于这一辉煌的胜利，我国人民今天才能在安定的环境中迎接1951年的春节。
毫无疑问，这一伟大的功勋应归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和朝鲜人民军的战士们，这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但同样也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家属，因为他们为了祖国的安全和全国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鼓励自己的子女走上前线，而把家庭的生产和生活的担子放在自己肩上。
这是光荣的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感谢和崇敬。
东北本溪县等地的农民，已自发地组织起来为自愿部队的家属打柴、挑水、切草、喂牲口和倒粪等，并在给志愿军战士们的慰问信中，鼓励他们“安心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一定保证你们家属的生活不落在我们的后面”。
这种作法是完全应该的。
全国各地人民，应该学习本溪等地农民的榜样，在即将到来的春节普遍展开慰劳志愿部队家属的运动。
我们认为，慰劳志愿部队家属的运动，是一个富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它不但会鼓励志愿部队的家属，而且对于鼓励志愿部队战士们的杀敌情绪，争取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也有着巨大的作用。
慰劳志愿部队家属的运动，是一个深入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
全国各地人民团体应该积极参加与推动这个运动，向广大群众展开广泛的宣传工作，使每一个人都了解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和他们的家属对于我们国家所作的伟大贡献，与自己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使每个人都了解到开展慰劳运动的意义。
鉴于前一阶段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有些地区对农村的宣传工作注意不够，因此在这次慰劳运动中，应该十分注意对于农民群众的宣传，以便在广大农村掀起一个慰劳志愿部队家属的热潮。
至于慰劳的范围，应该包括直接参战的志愿部队家属，以及后方勤务工作人员和支援前线的民工的家属，他们虽然担负着不同的工作，但同样是光荣的。
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中还有部分家在中国的朝鲜侨民，因此也应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
各地在展开这一运动的时候，可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物质慰劳与精神慰问，如送礼，挂光荣匾，挂光荣灯，送贺年片，以及招待看电影、看戏，召开各种小型娱乐晚会等。
不论运用何种方式，总之要使志愿部队家属感到：
因为他们的子女参加了光荣的志愿部队，全国人民对于他们都十分的感谢和尊敬。

日益成长的美国和平运动
高集
由于侵朝战争的悲惨失败，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冒险的罪恶计划，已日益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争取和平、要求退出朝鲜的运动正在美国日益发展起来。
美帝国主义屠杀朝鲜人民、毁灭朝鲜城镇与乡村的不义战争，也带给广大的美国人民以深重的灾难。
成万的美国青年男子已在侵略战争中盲目地送了性命，而使他们的家庭陷入了不幸的悲哀中；
战争经济所带来的高额捐税成为苛酷的勒索，狂涨的物价和可怕的通货膨胀，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更加陷入贫困与悲惨；
暗无天日的法西斯统治，甚至将微少而虚假的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也剥夺殆尽。
麦克阿瑟在朝鲜“结束战争的总攻势”遭受到连续的毁灭性的打击之后，立即有成千封电报发到杜鲁门的白宫，要求和平。
同时，大批要求和平的函电每日不断地涌入美国国会，反映了美国人民对杜鲁门政府战争政策的日益增长着的不满情绪。
广大的美国人民已日益觉醒，而形成广泛的、自觉的争取和平、要求结束侵朝战争的运动。
半年来美国各城市已成立了一百一十个和平委员会的地方委员会。
各阶层和各种不同信仰的美国人民，工人、青年、妇女，和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都已纷纷发出自朝鲜撤退美军、自台湾撤退美国第7舰队和采取外交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一切国际纷争的共同要求。
在日益高涨的和平运动中，美国共产党是最忠诚、最坚决的和平保卫者与组织者。
去年12月27日，美国共产党不顾反动派的百般阻挠与迫害，在纽约举行了第15次全国会议。
在会议上，美共全国委员会书记霍尔号召：
“进行空前的努力以赢得和平”。
会议的胜利举行和动员人民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响亮而有力的号召，将无限地鼓舞着美国广大人民为和平而斗争的决心。
正如美共全国委员会委员戴维斯在纽约人民的欢迎大会上所说的：
“从本届会议中，将在美国出现一个更大的和平运动和更强大的共产党”。
无疑的，美国共产党的坚决不懈的斗争，将使美国的和平运动更加扩大与深入，在人民群众中成为强大而有组织的运动。
美国的各种进步团体，如美国进步党、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斯拉夫人大会等，都为争取和平而进行了各种活动。
这些争取和平的努力，也都是扩大和平运动的有力因素。
在美国各阶层人民中，进步的工人群众和进步的工会，是保卫和平运动的自觉的斗士。
若干独立工会及隶属于产联和劳联的工会的许多正式的代表们，曾不断地以决议、通电和写信给杜鲁门的方式，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召开五大国会议来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和平运动中，美国进步工人争取团结的斗争，已使进步的劳工运动冲破了出卖工人阶级利益的两大黄色工会（产联和劳联）的无耻反动统治，而走上广大发展的道路。
美国进步工会领袖布里治等，在去年11月底至12月初旬发起并召开了美国全国工会会议，到会全国各地工会代表八百余人。
布里治在会议上号召采取一致行动以要求和平，会议并制订了全国各大工会间统一行动的方案。
这是美国进步工会和进步工人空前未有的大团结。
同时，会议并号召一切劳工为争取工人阶级自身的政治、经济权利的改善而斗争。
这种将保卫和平与争取工人阶级自己利益相结合起来的斗争目标，必将获得更多数的工人群众的拥护，而团结成为更强大的保卫和平的力量。
美国进步工人群众争取团结斗争的初步成功，使美国的和平运动具有了真正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广大发展的前途。
美国的进步青年们，也是和平运动的忠诚的支持者。
他们不顾警察、特务的恫吓与威胁，四出征集和平签名并散发和平宣言。
最近二百五十名青年领袖在芝加哥举行了“青年保卫和平大会”，并成立常设组织，以作为团结美国青年为和平而斗争的中心。
这必然会使保卫和平运动在美国青年群众中得到更深入而广泛的发展。
美国的青年们更以拒绝入伍的消极方式抵抗华尔街的走狗和战争贩子的罪恶计划。
据美国二十九个城市所作的调查显示，几乎每三个接到征召命令的人中，就有一个不去报到。
即使杜鲁门政府威胁要把这些“案件”提交到特务机关联邦调查局起诉，也没有使逃避征召的人数减少。
美国的妇女们要求从朝鲜召回美国的军队。
她们为了身陷在朝鲜不义战争中的丈夫和儿子的不可测的命运，而发出这由衷的呼声。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的妻子和母亲约三百人，从报上看到海军陆战队被包围在朝鲜东北部的山中，便自动集会，要求召回她们的丈夫和儿子。
一位儿子在朝鲜被围的美国妇女厄奈斯特·密勒夫人，曾在匹兹堡的报上刊登广告，在三天中便联络了三百多个美国士兵的母亲，共同要求把美国士兵从朝鲜召回。
而据这位密勒夫人说：
同样的要求已在密执安、佛罗里达、纽约和马利兰各州被提出，并且这个运动将扩展到全国各地。
美国的母亲们仇恨和诅咒着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因为“他杀死了我的儿子！”
广大的美国各阶层的基督教徒也日益不满杜鲁门政府的战争政策，而增长着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情绪。
去年11月30日杜鲁门发表要扩大侵朝战争的声明之后，纽约州西部八十名基督教新教牧师联名抗议，并把抗议的声明散发给信徒们。
甚至代表着三千万美国人的美国基督教教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谢利尔主教，也要求杜鲁门表示愿意支持包括苏联代表提案在内的各种和平提案。
在战争失败的形势影响下，美国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如东部新英格兰诸州有势力的工业家和金融家的“多佛集团”，最近曾致电杜鲁门，说明自朝鲜撤退美军、自台湾撤退美国第7舰队和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必要性。
并且，美国北达科他州参议院，最近也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国会和杜鲁门马上命令美军撤出朝鲜。
要求和平、要求结束侵朝战争，已成为美国国内各阶层和各种信仰的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
苏联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中所进行的正义斗争，使更多的美国人民认识了究竟是谁在为着世界的持久和平而进行着真诚不懈的努力。
维辛斯基和马立克在美国曾先后接见了马里兰州和平委员会的代表。
纽约妇女代表、纽约劳工和平会议代表团和美国妇女争取和平协会代表团，诚挚地阐释了苏联的和平政策，答复并赞成了这些代表们所提的有关和平的问题。
而杜鲁门的政府和它出席联合国的代表们，不但毫不顾羞耻地拒绝接见和答复这些美国人民的代表和他们的和平要求，甚至派了宪兵阻止由美国妇女争取和平协会所领导的两千美国妇女向联合国的请愿，并且威胁要以“武力制止”她们呼吁和平的行动。
杜鲁门政府和美国资产阶级的报纸的谎言已不能在美国人民的面前掩饰他们敌视和平的罪行了。
广大的美国人民曾纷纷拍发函电给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伍修权，强烈地表示了他们渴望和平的意愿。
美国出席二届世界和大的代表团，在出席华沙大会并访问苏联之后返国，受到美国国内人民的热烈欢迎。
二届和大所制订的和平斗争纲领，已在美国人民中广泛地传布着。
二届和大的胜利和美国代表的胜利回国，将带给美国广大人民以争取和平的胜利信心。
一方面是侵略战争的悲惨失败，另一方面是国内人民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运动的日益高涨，美帝国主义的扩大战争的罪恶计划已在亚洲遭受着制命的打击。
美帝国主义最后的、彻底的失败，还容怀疑吗？

朝鲜人民在困苦中斗争
需要我们大量实物援助
【北京读者赵新发问】
最近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全国发起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除号召慰劳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外，并指出朝鲜人民因受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蹂躏，在寒冬时缺乏衣被粮食房屋，特别发起募集实物，进行救济，请问朝鲜人民目前困难情形究竟如何？
请作具体说明。
【答】
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所进行的侵略战争，其凶残程度远甚于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毫无人性地实行毁灭政策。
从去年06月25日战争爆发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朝鲜境内广大土地上的物质建设被美李匪帮严重地破坏了。
许多过去繁荣的城市，现在变成了废墟。
本月初朝鲜民主妇女总同盟发表的致全世界妇女呼吁书曾沉痛地指出：
“人们不能够用六个月以前的地图和书籍来研究朝鲜了。
六个月前在地图上标志为城市与乡村的若干地方，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本来有房子的地方，现在没有房子了。
本来种植着果树和森林的地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有光光的山、岩石与河床。
被美国飞机轰炸和扫射的那些地方，既不是战壕也不是炮兵阵地。
那些都是工人、农民和职员居住的和平的城市与乡村。”
美国帝国主义不仅进行了大规模屠杀，而且进行着大规模的破坏，它企图使活着的人无法再活下去。
因此美国飞机不仅残酷地杀害和平居民，而且毁灭朝鲜人民一切生活设施。
据美帝国主义的通讯社美联社的供认，战争爆发以后一百十七天之内，美国飞机一共投了三万五千吨炸弹；
投下烧房子用的汽油达八十五万加仑。
据朝鲜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世光的报告，美机轰炸满浦时，先飞来一架飞机散撒汽油，然后大量的轰炸机再来投烧夷弹，这样一瞬间焚毁了大多数的房屋。
而当敌机轰炸新义州时，用了更惨酷的方式。
美机用汽油与烧夷弹先炸烧周围的边境地区，然后再往中心区紧缩，炸后在市区中心只剩下几座完整的房子。
他的报告指出，侵略军的铁蹄曾踏遍了朝鲜大部的土地，现在美李匪军虽连续溃退，但他们却在所有的地区制造了灾难。
成千成万的无辜的和平居民彷徨在街道上忍受着饥饿与寒冷。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破坏和摧毁和平城镇和村庄的万恶罪行，连美国反动通讯社合众社的记者也不得不承认。
合众社记者摩尔01月07日自东京发出电讯说：
朝鲜人的“家被毁了，而且常常毁了不止一次。
在工厂毁了以后，他们已没有工可做”。
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前线或美、李匪帮统治区“已变成衣服褴褛、饥寒交迫的飘泊者”。
谁使这些和平居民横遭如此的灾难呢？
摩尔承认：
“是美国人干的”。
摩尔说：
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部队“不管是后退或者前进”，都要“炸毁和烧掉北朝鲜的许多城镇以及实际上它的全部工业”。
朝鲜人民粮食缺乏的情形，可以从下列事实中明了：
美帝侵朝战事发生在06月间，朝鲜田里的谷物还没有收割。
由于美帝把和平乡村也当作轰炸目标，致令大批农舍与农具被毁。
据金世光的报告，北朝鲜大部分田里的谷物到11月都还没有收割。
另据朝鲜民主妇女总同盟的报告：
“我国人民……用俭朴的双手辛辛苦苦种植起来的稻子，在田里还没有收割，但谷仓已被焚为灰烬了。”
东北日报在01月07日刊载了我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工兵连工作人员于埒的一封信，信里就说到：
“这些朝鲜老乡们的家屋都被美机毁坏了，因此，目前许多人没有棉衣穿，没有粮食吃，有许多小孩跟着我们，被冻得直哭。
这时我们都纷纷把自己的绒衣、绒裤、衬衣和鞋袜等送给朝鲜老乡。”
最近由朝鲜解放区传来的消息，朝鲜人民正在共和国政府大力协助下，积极展开广泛的复兴与救济工作，使难民们得到粮食和布匹，领到房屋或建筑材料，受伤者得到免费诊疗。
但是，正如本月15日北京人民日报社论所说：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破坏，是空前野蛮、空前惨重的。
许多城镇乡村成了废墟，千百万的朝鲜人民今天是陷于饥寒交迫、孤苦流离的悲惨境地。”……“战争愈胜利，需要救济的人口愈多，面积愈广。
因此，在目前朝鲜大部已经得到解放，而气候最为寒冷的时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起在全中国大量募集粮食、棉花、布匹和现金，是完全必要的。”
（附图片）
在美机疯狂轰炸后的朝鲜乡村
梁枫摄

梵蒂岗帝国主义的工具
张其华
在影片“攻克柏林”里面，我们看到当希特勒狂喊要在10月革命节攻下莫斯科的时候，在那座大厅里向他歌功颂德的除了一干轴心仆从国家的使节以外，还有着梵蒂岗的代表。
希特勒还特别亲昵地打趣这位“天使”，说他不如脱下袈裟，换上纳粹的制服。
在另一部影片“秘密使节”中，我们也看到当法西斯德国就要灭亡的时节，德寇的情报负责人舍林别格尔替美国向巴尔干布置大批的特务、间谍，在布达佩斯、索非亚、伯尔格莱德……同美国的使节的代表和美国使馆建立关系，指使他们“混进人民民主国家的各部院、部队，混进祖国战线的政府里去，混进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并且要“组织恐怖性活动，消灭共产主义的领袖们，打死共产党员们”。
而在这些接受任务的各地特务头子里面，就有着挂着十字架的大主教在内。
这两部影片中所描写的完全不是虚构，也不是什么夸张。
这是梵蒂岗与帝国主义勾结，进行反人民阴谋罪恶的正确记录。
梵蒂岗和帝国主义间的关系是由来已久了。
在第2次大战前后，梵蒂岗和法西斯间的勾搭，早已为人们所知。
当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取得政权时，教皇庇护十一世宣称：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人！”
佛朗哥则一直被梵蒂岗誉为“天主教会的忠诚之子”。
1933年07月20日，帕赛利红衣主教（现在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就和希特勒主要干部巴本订立了条约，规定所有的德国主教都须向希特勒第三帝国作矢志的效忠。
事实上，德国的天主教会就是根据梵蒂岗的直接指示来赞助希特勒取得政权的。
当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时候，教皇说这是“基于高度博爱的传布文明的使命”。
德国的重整军备，萨拉柴在葡萄牙、佛朗哥在西班牙的握得政权，德国并吞奥地利，慕尼黑会议，英法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卖，斯洛伐克的割让，墨索里尼的侵入阿尔巴尼亚，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希特勒进攻法国，和最后，希特勒向苏联的进攻——所有这些，都得到梵蒂岗的赞同和支持。
梵蒂岗这个“天国”的外交政策是很清楚的。
在1944年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会报“外交政策报告”01月号上，发表过海顿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梵蒂岗的外交政策”。
海顿在他的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认“梵蒂岗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显示着亲法西斯政府的倾向”。
他说明梵蒂岗的政策是由于“固执地死抱住一种希望，他们相信法西斯国家能够抵制共产主义而保卫‘文明’”。
海顿也叙述了梵蒂岗对于“墨索里尼扩展政策”的支持，米兰红衣主教休斯特的好战成性，打败共和军时庇护十二世致佛朗哥的二次贺电，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党人获得教会的合作”等等事实。
关于梵蒂岗的政策问题，巴西的一位主教杜亚特的话是可以引证的。
他在1946年11月写道：
“不幸教皇总是固执地坚持着纳粹和法西斯的方法。
他参与法西斯的队伍，为第2次世界大战开辟道路。
现在梵蒂岗和帝国主义在一起并肩前进了，它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中最狰狞可怕的一个。”
这样我们就不难了解：
在二次大战爆发以后，对于华沙、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残酷轰炸，和平市民的惨遭屠戮以及希魔对于千百万人民的淫虐狂的残杀，“博爱仁慈”的梵蒂岗从来没有一次抗议过。
1941年07月24日，法国的红衣主教和大主教们召集会议通过叛国声明的时候，梵蒂岗也装作不知，不作丝毫表示。
那声明说：
“我们尊崇国家的元首（按即贝当），我们要求所有的法国人集合在他的周围……我们向一切天主教徒呼吁，协助他进行复兴的工作。
我们希望获得教会的合作，一同来完成这一共同的使命。”
梵蒂岗对于他的属下的这样露骨的叛国叫嚣，不但不加以驳斥，反而给予积极的支持，就是因为梵蒂岗和法西斯根本是一丘之貉，同时，他们也是把贝当当作“天主教会的忠诚之子”的。
事实上，当第2次大战爆发不久，经由阿尔费利的拉纤，教皇就和墨索里尼订立了秘密协定。
法国“巴黎午报”在当时论述这个至今还未公开内容的秘密时说：
“两个罗马之间的协定，在于共同抵制共产主义。”
整个战争期间，德国人、意大利人川流不息地出现在教皇的身边。
从直布罗陀到东京，到处奔走着梵蒂岗的代表。
为了更好地跟东方法西斯通气，庇护十二世就承认日本天皇战犯裕仁所信奉的神道与耶稣教义是一致的，并在东京派驻了教廷使节。
但是，战争不是按照梵蒂岗的“神意”而发展的，它服从于人民的愿望和意志而结束。
法西斯倒下了，帝国主义削弱了，而人民胜利了，同时更强大了。
梵蒂岗在战后积极从事的是这样几件事。
首先，加紧拯救重要的法西斯匪徒。
梵蒂岗、天主教教会和修道院变成了著名法西斯分子的避难所。
前希特勒的代表威兹绥克和前维琪政府驻教廷代表倍阿德，得到庇护十二世的允准，都住在梵蒂岗的区域里面。
法西斯的“斯洛伐克政府”代表茜多和该“政府”的外交部长杜尔康斯基，也都在那里逍遥法外。
1945年11月，教皇呼吁赦放二百个战争罪犯。
庇护十二世在1945年圣诞祝词中威吓着说：
“那些要求付出罪行的代价，惩罚犯人的人们，必须留心自己也犯了他人的罪行和过错。”
过了一年，这位教皇于1946年02月在红衣主教学院中演讲时又宣称：
“在国外，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加入某种团体的人（换言之，就是纳粹党员、ＳＳ队员、盖世太保）一定就是犯罪的。
这实在是对上帝权力的一种无耻的侵害，因为只有他才能决定犯人和无辜者的命运，有罪和无罪者的命运。”
显然用不着多做解释，任何人都看得出庇护十二世在庇护着谁，他的话又是在反对着谁。
梵蒂岗拯救与保护法西斯匪徒一直到他们尸体。
米兰的一个修道院方丈左卡，花了二十万里拉（意大利币名）组织了窃尸案，他们把被人民绞死的法西斯魔王墨索里尼，他们的“神赐之人”的尸体窃入，藏在修道院中，表示了梵蒂岗对法西斯“教”义的无限忠诚。
梵蒂岗在战后所积极从事的第2件大事，就是在各国组织反动的天主教政党，打击人民的政党，分化进步力量，反对人民民主政权，布置特务暴徒，进行阴谋破坏和颠覆政府的叛乱行动。
战后，在匈牙利就出现了一个名为“人民民主”党的天主教政党，它激烈地反对土地改革，破坏政府的各项民主措施。
1948年02月匈牙利破获了以红衣主教明曾谛为首的阴谋叛乱和暴动的叛国案。
从主教宫廷搜查出的文件和明曾谛的供词中，就完全证实了在这一群祖国的叛徒的后面，是有其支持者的。
在捷克，1946年03月所破获的一个叛国的地下组织，就和梵蒂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是一个相当于德国“狼人团”一样的组织，主持人柯拉维克是一个天主教神父，外国特务机关的爪牙。
在波兰，洪德红衣主教在梵蒂岗指示下公开和秘密地反对着民主政权。
在选举中他号召天主教徒对民主集团投反对票。
贝鲁特总统在1946年11月22日接见新闻记者时说：
“到现在为止，一些波兰的教徒和反动分子站在一起，反对着民主政府所进行的改革方案。”
在意大利，僧侣黑暗势力和梵蒂岗更直接的合作，站到反动派方面积极活动。
米兰大主教、教皇内阁阁员舒尔吉斯曾下令：
“不给共产党及其戴着人民民主阵线假面具的同情者、唯物论拥护者及投不能容忍的竞选人的票或一般不投票的人们免罪。”
投人民民主阵线的票被宣布为“不可饶恕的罪恶”。
在法国，以皮杜尔为首的天主教政党——人民共和党赖梵蒂岗的帮助成立了起来，它积极地打击与分化左翼政党。
法国“地平线”杂志（1946年11月号）写道：
人民共和党有着幕后领导人——那是支持过维琪政府的许多主教，他们直接听命于罗马（即梵蒂岗）。
在德国，梵蒂岗拚命想使中央党复活。
同时，它也在基督教社会同盟中展开活动。
这是一个继承天主教巴伐利里亚人民党的组织。
战犯巴本逃过了绞头台，却又领导起德国的天主教来了。
在奥国，梵蒂岗通过天主教的团体来展开工作，这团体自命为“人民”党。
此外，以高级司铎佛里特为首的天主教行动会也复活了，扩大了它的活动范围，而佛里特正是苏台德德国人英尼策红衣主教所指派的。
“人民”党的机关报“国民小报”日报和“畦”周刊对梵蒂岗恭维备至，主张组织天主教国家联盟，竭力使奥国倾向西方，对苏联大肆攻击。
在中国，教皇则赏识了特务头子于斌。
在献县和正定“公教报国团”的案件中，我们更真切地看到帝国主义和梵蒂岗伸入到中国的魔爪。
最后，梵蒂岗最重要的步骤是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加强团结”。
其实，天上的最大“强国”——梵蒂岗——和地上最大“强国”——美国——的奇妙姻缘是早已缔结了。
月老和当事人就是现今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当年梵蒂岗的国务卿（外交部长）帕赛利红衣主教及“黑色的教皇”——新教徒的僧长多霍甫斯主教。
做威士忌和可口可乐生意兼营煤油业的纽约大主教斯派尔曼在整个战时到敌国的意大利去过六次，对于未来的两大“强国”——美国和梵蒂岗间交换政治问题的意见，与庇护十二世获得协议。
在罗马则驻着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摩根家族的一员梅隆·泰罗先生，在教皇的接待室里，他和德国人、意大利人及西班牙人举行谈判。
1947年08月，杜鲁门曾在致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函中号召“上帝地上代理人”共同跟共产主义进行斗争。
“上帝代理人”应允加强教会组织以反对共产党及人民民主运动的斗争。
梵蒂岗采取一切方策来援助美帝国主义。
庇护十二世责令天主教宣传实行马歇尔计划的必要，这一计划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失业、饥饿和贫困。
最近，他还为加强侵略性的北大西洋联盟而努力。
匈牙利叛国案主角红衣主教明曾谛在受审时已供认出他和美国反动派的勾结，他想借美国的援助来推翻匈牙利的人民民主政权。
梵蒂岗现在百分之八十的收入来自美国，而它每年在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宣传上花费二亿五千万美金。
罗马教皇支持美国反动派正在准备的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第3次世界大战的计划。
他诅咒一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和争取和平的人们。
现今教皇的前任和他的友人——庇护十一世——以前曾讲过：
如果神圣的天主教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他准备和魔鬼结成同盟。
现在庇护十二世找到了这个同盟者，他把梵蒂岗的十字架挂在美帝国主义企图统治世界的战车上了。
维护真正教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的天主教徒，应该知道自己对这样的梵蒂岗教廷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
——1950年12月01日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田汉各位代表：
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在几个月以前便已经计划召开了，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这一有关广大人民教育、娱乐，并联系着数十万艺人职业生活的文化事业。
周总理在第1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曾强调地说：
“今后一定和全国一切愿意改造的旧艺人团结在一起，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普遍地进行大规模的旧文艺改革。……应该使包含几十万艺人并影响几千万观众、听众、读者的旧文艺部队的巨大力量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个改革运动。”
这一改革运动一年多以来开展得怎么样呢？
一年来各地戏曲改革工作，在剧本唱本的大量修改编写方面，有很好的成绩：
如北京编改京剧及评戏约百余种，新编曲艺一百二十段。
天津市十七个月来，产生了四十九部新剧本，占演出节目百分之三十八。
上海编写越剧一百三十三种，沪剧五十一种，京剧三十三种，连其他甬剧、淮扬剧等共达三百四十六种。
东北因展开群众改编运动，收效甚大，计京剧改编四百十二种，评戏六百四十二种，修改的曲艺四百四十三种，京剧创作二百三十七种，评戏创作二百三十三种，创作的曲艺九百八十五种都曾演。
中南编改剧本一百十九种。
西安及兰州创作新剧本三十七种，修改旧剧本七十种，改编曲艺六十种。
搜集与誊写剧本六百余种，曲本四百余种。
重庆改编川剧十余种，艺人根据重庆真人真事自编反恶霸戏，效果甚好。
云南昆明新编滇戏五种，花灯戏五十种。
新戏曲虽然在数量和质量上还不能完全满足观众的需要，它的观众还远不及旧戏观众多，但它已经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成为戏曲活动的主导的力量。
在艺人的团结和教育方面，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均举办了艺人讲习班，或艺人学校一期至三期，据估计，参加学习的艺人约有五万人。
由于艺人在新的国家中地位的提高与他们思想上的进步，艺人积极参加了各种社会政治的活动。
凡劳军，救济灾荒、失业，劝募公债、寒衣，拥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响应和平签名等等，各地艺人都踊跃参加，特别是目前的抗美援朝运动，更争先恐后，风起云涌地热烈响应。
这一些显著的成绩，固由于各地工作同志努力得来，也由广大艺人觉悟程度普遍提高，故能自愿自动地为祖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这些成就各地还不平衡。
关于戏曲改革的方针，中央文化部还未发布正式的指示，各地对戏曲改革工作的认识和执行上就不免发生偏差，最突出的是表现在禁戏问题上，好些地方对禁戏漫无标准，多有过左偏向，或因禁戏过多，使艺人生活困难，或因强迫命令，引起群众不满。
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又发生了对旧戏中不良内容不加改革，完全放任自流的现象。
在修改与改作剧本方面，虽然产生了不少新的优秀之作，但亦有许多剧本是公式主义的，反历史主义的，因而不能达到正确地教育群众与为群众爱好的效果。
由于以上的情况，我们预备在这次大会上明确以下关于戏剧改革工作的几个方针性的问题：
一、戏曲审定问题
戏曲审查的主要目的在于从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立场评价旧戏曲，辨别其对人民的利或害以为褒贬取舍。
对于能发扬新爱国主义精神，与革命的英雄主义，有助于反抗侵略、保卫和平、提倡人类正义、反抗压迫、争取民主自由的戏曲应予以特别表扬、推广。
对旧有戏曲中的不良内容，各地文教主管机关，应与艺人合作进行修改，一般地应尽量消除其中毒素而保留其原剧目，不要轻易采取禁演、停演的办法。
在审查旧戏曲时应注意迷信与神话的区别，因不少的神话都是古代人民对于自然现象之天真幻想，或对旧社会的抗议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
这种神话是对新社会不但无害而且有益的。
只有写阴曹地狱循环报应来恐吓人民那才是有害的。
其次是区别恋爱和淫乱。
写男女相爱悦的戏，例加通过男女关系揭破封建压迫的“西厢记”等是不应当反对的，只有故意把这些戏演成淫亵下流，迎合观众低级趣味，才是应当反对的。
因为那样客观上反而散播了封建毒素，模糊了观众对男女问题的健康的认识。
舞台上许多侮辱与毒害劳动人民的，极端丑恶、猥亵、野蛮、恐怖的表演例如小脚、酷刑等，必须坚决地革除。
这里有着剧本审查与演出形象审查的结合问题。
各地文教机关对剧场上演节目应有严密注意，对于戏曲的不良内容虽不应过于性急，但也不应拖延不改。
必须与艺人紧密合作，从剧本到演出都跟他们共同审查、修改。
由于通过了戏曲界自己来决定，我们审定的“定本”必定更有权威，更便于演出。
其确有重要毒害而难于修改的旧剧本应请示中央文化部作最后决定，不得任意处理。
禁演旧剧目须报告中央文化部批准后方准实施。
已放行的剧目不得任意留难。
二、戏曲修改与创作问题
我们对戏曲改革系以修改旧剧本及其演出形象竭力保存其原剧目为主，不采全部否定或放任自流的办法。
因作为爱祖国、爱人民的新中国人必须爱我们祖宗传下来而被人民喜好的文化遗产。
独创性极强的中国旧剧形式正是此种宝贵遗产之一。
某些人把旧剧简单地当作封建时代为帝王、贵族、豪绅、地主服务的东西一概加以否定，而主张所谓“全般欧化”，这正是今天美帝所提倡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所要求的，他们正是要夺去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让我们从精神上向企图独霸世界的美帝屈服。
应该知道封建时代不止有帝王、贵族、豪绅、地主，还有劳动人民。
一切艺术如同一切其他文化一样，正是人民的智慧和劳动的积累，在封建统治下它自不免蒙受封建主义的影响，但仍可以从其中听到人民的伟大脉搏。
列宁说过的：
“每一时代的民族文化中都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成份，那怕这种成份是不发展的。
因为每一时代，每一民族只要有劳动群众与被剥削群众存在，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产生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至少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萌芽思想。”
（见列宁“论艺术与文化”）因此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聪明的继承者“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民间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与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见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第15节）这就是批判地接受遗产，也就是发扬民族新文化的必要条件。
第1次文代大会时周总理回答关于旧文艺的问题时说得好：
“旧文艺里的一切坏的部分，一切不适合于人民利益人民要求的部分一定就会消灭，比如宣传封建思想和其他反革命思想的东西，就应该加以消灭；
另外有一些合理的、可以发展的东西就会慢慢地提高、进步，逐渐变成新文艺的组成部分。”
如今我们处理旧戏曲遗产而以修改为主，不只是一时的“利用”，“利用”之后便予以弃置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上继往开来的问题。
我们要使旧形式迅速为人民服务，就在这一服务中使它慢慢地提高、进步。
我们的修改系从内容逐渐及于形式。
修改便是“批判”，也便是一种“创作”。
不要把修改与创作完全对立地看，其实，好的修改也就是创作。
把旧的火车头加以修改使它重新为人民服务的人既被尊为劳动英雄，把旧戏曲修改得完全符合人民需要，取得新的艺术生命，那不是创作是什么？
当然，我们也要组织大量创作，特别是像评戏、楚剧、越剧、沪剧等那些新起的剧种，自不能不以新剧本为主要营养。
我们修改旧剧的步骤，首先是进行最必要的消毒，即抛弃其有害于人民的腐朽的、落后的部分，如鼓吹奴才思想的，残酷、恐怖、野蛮、落后的部分，而保存和吸取其有利于人民的健康的、进步的部分，作为优秀传统继承下来，并在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这样，旧的民族戏剧艺术就变成新的人民戏曲，成为新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旧剧形式一般认为较适宜于表现历史的故事。
全部旧剧目以京剧为例，据十年前的不完全的统计最多的是三国戏，凡二十三种；
其次东周列国的戏二十一种；
水浒戏二十种；
北宋杨家将十八种；
三侠五义十三种；
施公案十三种；
征东十二种；
五代残唐十一种；
说岳十一种；
飞龙传十种；
红楼梦九种；
东汉九种；
封神榜九种；
英烈传九种；
彭公案八种；
西汉七种；
今古奇观六种；
西游八种；
聊斋五种。
的确，旧剧把中国民族的历史通俗化了，但很大的部分把它歪曲了，颠倒了。
这就是毛主席的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
我们今天的任务便是要从过去封建统治阶级蒙蔽歪曲之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找到历史舞台上真正的主人。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映历史真实、传达历史教训、表扬历史上英雄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进步性、人民性、和高尚民族品质，以教育和鼓舞后代儿女。
但不应生硬地将历史人物现代化，更不应将历史上自发的农民战争的事迹与现代人民革命斗争的事迹作不适当的对比。
因为过去历史上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共产党、毛主席。
我们对于历史人物应当采取历史主义的看法。
不管他是帝王将相，文武官员，文人学士……，只要他的行动在当时历史阶段，符合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将同样予以表扬。
我们祖先中有这样多对人民、民族有益的丰功伟绩、奇节至勇、潜德幽光，是足以增加我们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的。
但这种表扬应恰如其分，不能将封建阶级“理想化”。
我们说把历史还给历史，也不是为历史而历史。
我们表现历史现实为的是教育、鼓舞后代儿女。
历史剧与当前现实斗争之间，必有有机联系，譬如江河万古巨流不可截断，不能孤立。
因而许多人习惯于称“现代剧”为“现实剧”以与“历史剧”相对，是不恰当的。
好的历史剧和好的现代剧一样都表现的是现实内容。
不好的现代剧尽管是时装，但可以是不现实的。
民间传说一类的东西常有一种不易模仿而容易破坏的人类幼年时代的美，修改此类剧本也应注意，不要轻易加以破坏。
处理历史题材之外，人民要求我们作家演员多处理反映当前现实的题材。
以表现现代人民的斗争生活与伟大创造，刻划现代人民英雄人物的生动形象与精神气派。
各地应经常组织与推动此类创作。
再则新京剧，新地方戏一般都系长篇。
各地小剧团，不易演出。
影响不易普遍。
应该多写短小精悍的富有战斗性的剧本，以便各地各种剧团班社随时都可以演出。
三、戏改重点问题
这里我们特别提到戏改重点问题。
194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专论中曾有这样的话：
“……在修改对象上除了京剧以外应当特别着重地方戏的改革。
各种地方戏的剧目是很多的，应当有计划有组织地加以搜集。
这些戏许多是口头传授的，保留在民间艺人的脑子里，应当把它们记录下来，加以研究、审定与修改。
这部分遗产的发掘，对于改革与建设中国民族的新歌剧将是极为珍贵的。”
实在的，全国各地乡土艺术中还埋藏着中国民族丰富的生活象征和无限天才与智慧！
对日抗战中，我们遍历东南、西南各地，每见同一剧本在各地演出，而方式风格、皆不相同。
随着人民政权的普遍建立，我们不能再让这些文化宝藏埋没散佚，不加发扬。
这是时候了！
我们除了继续改革京剧外更应该把改革重点置于地方戏，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全国地方戏曲以及各少数民族萌芽状态的戏曲的普遍改革，争取全国各种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
这里必须指出：
地方戏有两个范畴，一是地方大戏，像秦腔、徽调、汉剧、川剧、湘剧、滇剧、绍兴大班等，十行脚色比较完全，着重老生、青衣、丑、净等，一般搬演历史故事，大抵继承昆弋的传统，成为京剧的前身。
一是民间小戏，如今日流行的评戏（蹦蹦）、越剧（的笃班）、沪剧（申滩）、楚剧（湖北花鼓戏，湖南花鼓戏也称楚剧）、云南花灯戏等，脚色主要是小生、小旦、小丑，所谓“三小”，曲调简单，一般只演家庭故事，社会杂相，尤其是男女情爱等。
以前被士大夫称为“花鼓淫戏”多在夜间山野里演出。
在北方如评戏、江南如越剧、沪剧、华中如楚剧等，近年皆突飞猛进，成为大戏。
地方大戏如汉剧、川剧等，剧本与京剧大部分相同，程式化的演出法也相同。
但究因散在各地，宫庭化的程度不深，又与乡土艺术结合，还保存较多人民的因素。
如地方戏以小丑扮皇帝，时常把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讽刺得淋漓尽致，在京剧却不多见。
“八大拿”这一类镇压民间叛乱的戏，地方戏里也没有。
又如湘戏“闹江”、“杀惜”等戏多能表现地方人民的强硬性格，川剧“秋江”写川江的滩和水，以及舟子们的劳动生活，都极为真切。
又如地方戏对人物故事的更合理的处置，如秦腔“庆顶珠”对萧恩、玉枝（桂英），川戏“倒探”对杨四郎。
再如同一“哑子背疯”，滇戏与川湘戏皆各有其特色。
因而深入发掘地方戏及民间戏里更丰富的人民的成分，和比较生动素朴的表现形式对于发展戏剧教育、推进剧艺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这里也必须指出，戏曲艺术是不断发展的，民间小戏在发展过程中它必然向大戏学习，尽量吸取其长处以壮大自己。
壮大以后，原来只演恋爱故事、社会杂相的，后来也演起大本历史戏来了。
中国各种不同的地方歌舞剧的发展有其大体相同的径路，而且相互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戏曲的共同的特色。
不注意中国戏曲的发展径路及其相互影响，而把京剧和地方戏完全对立地看，也是不恰当的。
广大地方戏发展不平衡，有的还不免十分原始粗糙，有待于国家有计划地统一地促进其丰富、提高。
我们现在决定这样做：
（1）各地戏改工作以对于当地群众影响最大的剧种为主要改革对象。
（2）各地文教机关，戏曲改进机构，应多请当地戏曲界耆宿及重要演员参加，共同领导改进工作。
并在可能条件下筹设地方戏曲学校，以培养后一代演员和戏改干部。
（3）广泛搜集记录并刊行地方戏民间戏剧本，以供研究改进。
（4）每年举行全国戏曲竞赛公演，展览地方戏及各民族剧改进成绩，奖励其优秀作品与演出，指导其发展方向。
四、艺人团结学习问题
全国广大的职业艺人是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文艺工作者，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如像古希腊的艺人多系奴隶出身一样，在旧中国也只有穷孩子才去学习戏曲。
虽则他们实际是民族戏曲文化的担当者，但因艺人们既多是“幼而失学”，戏曲事业又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小道”，“贱业”，任何名艺人的一生都是受侮辱、受损害的一生。
如今随着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艺人们翻身了，地位提高了，昨天的“高台教化”，今天成为“以艺术教育人民的教师”，对于这些人民的教师们，应当如何尊重他们！
尊师所以重道，国家既将通过艺人们生动活泼的艺术，去提高广大人民政治觉悟，鼓舞其劳动与战斗热情，怎么能不尊重他们呢？
他们的艺术是人民喜闻乐见的，人民热爱他们，需要他们。
我们若不尊重他们，甚或重复旧社会对艺人的态度，那便是不尊重人民。
古人说：
“民之所好，好之”，不尊重艺人，团结艺人，便是反人民之所好，便是脱离人民。
另一方面，就艺人们说，地位是提高了，责任便也加重了。
以前的那一点本领不能应付今天的新局面。
全国土改以后社会基础变了，观众、听众的质也变了，思想、趣味和以前不同了。
他们以一种高尚、严肃的精神来到剧场，来到茶社，他们对表演者和他们的材料有了进一步的要求。
你的艺术不能满足他们，或是你的艺术内容有了偏差，他们会向你提意见。
因而担当这个“人民教师”的责任便不是太容易的了。
怎么办呢？
用毛主席的话，“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因而加紧学习必要的文化、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高业务到有益于人民的程度是十分必要的了。
早在1944年毛主席便教我们组成“新形式与旧形式的统一战线”，并教我们把统一战线的两大原则：
团结与批评、或教育改造，运用在这一方面。
他说：
“投降旧形式是错误的，排挤鄙弃也是错误的。
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形式、旧艺人而帮助感化与改造他们。
为了改造他们，就须先要团结他们”。
（见毛主席“关于文化运动方针的指示”）在第1次全国文代大会时，周总理更引申毛主席的话而有这样的指示：
“旧社会对于旧文艺的态度是又爱好，又侮辱。
他们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是他们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
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
尊重便是团结问题，统一战线问题。
改造便是批评，教育问题。
这不是降低我们艺人，恰恰是提高我们艺人。
一年来，全国各重要城市，以讲习班、文化识字班、艺人学校、戏曲座谈会、竞赛公演等方式进行了艺人的教育。
这样的教育要继续不断地办，坚苦卓绝地办。
我们应当通过团结、教育、增加广大艺人对国家的感情，唤起他们爱国心和对新社会的责任心，使他们感到他们个人的前途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是如此紧密联系着：
国家前途光明，他们前途便也光明，因而更紧密地把他们的艺术和当前现实结合，为祖国胜利建国与世界持久和平服务！
艺人的教育改造对于艺人政治觉悟的提高，生活作风的改变，宿命思想的消减，团结友爱精神的唤起，自动编改剧本能力的培养，新的演剧制度的建立等已经有了初步收获。
但无可讳言的还存在一些缺点，如对教育布置计划和教学方法还不完全适合艺人需要。
今后应该加以改进，务使巨大艺人部队都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和革命的戏曲战士！
各地艺人自经学习，有的已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
（如东北艺人中党、团员达二百○五人。
其他北京、天津、武汉、上海、济南各地都有许多艺人入团入党。）
有的成为戏改干部；
有的参加人民解放军，上海有艺人三名参加援朝志愿军；
有的参加土改。
这都说明戏曲工作者已朝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迈进。
也只有坚持这个正确方向，戏改工作才会获得决定性的成就，才会使中国戏曲脱胎换骨、成为真正人民需要的艺术。
保证戏改事业的有效完成必须展开毛主席指示的“新形式与旧形式的统一战线”。
也就是新文学戏剧工作者与艺人们进一步的团结合作。
旧戏曲改革与新歌剧创造不必完全看成一事，但至少是互相紧密关联的。
新歌剧的创造既必须与人民歌剧传统相结合，相衔接，如现行新歌剧多从旧秧歌剧蜕变而来，也就是一种旧形式改造与发展过程。
旧戏曲改革事业的成败直接影响“人民新戏曲”时代的是否早日到来。
我们应当唤起广大新文艺工作者对戏改事业的应有重视和加深了解。
两者的互相学习，合作，会保证戏改主要具体问题：
如剧本修改与创作问题，戏剧音乐与舞台艺术改进问题等的顺利解决。
由于这样的合作会渐次消除“新”与“旧”之间的界线与隔膜。
各地戏改机构正是要负责经常策动此种团结合作。
我们提议以后废止“旧艺人”这样的称呼，而只称“艺人”“戏曲工作者”，因为旧艺人一经改造，接受了新人生观，以其艺术为人民服务，他便成为“新艺人”了。
正如内容与形式都经过改造的旧戏曲已属于“新文艺”的范畴一样。
在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指导与人民政府文教主管机关的统一领导之下，依靠新旧文艺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与广大艺人的自觉，中国旧有戏曲的改革与中国新歌舞剧的创造的巨大历史任务必将顺利地完成。

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
老舍
编者按：
老舍先生在改进相声及其他曲艺上做了许多可宝贵的努力。
他在这篇短文中正确指出了相声在宣传上的作用，其中提到改进相声，首先必须力避口脏，这就是说必须将相声中存在着的低劣趣味和不伦不类的比喻特别是许多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言语，坚决去掉，使这一群众性的娱乐能够真正成为人民的有益的精神食粮，这一点值得引起曲艺工作者的特别注意。
本月19日是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周年纪念日。
在这一年里，以这小组为基础，北京的相声艺人们进行了内部的团结工作，并共同研讨如何改进相声。
对相声的改进，大约取两个办法：
消极的，不论表演什么都力避口脏（如撒村，用父母妻子开玩笑，挖苦劳动人民等）；
太坏的老段子不再演用。
积极的，改编老段子，删去陈腐，添加新道理；
和创作新段子。
新段子的创作，有的由文艺工作者执笔，有的由艺人自创。
大致的说，艺人自创的较比好一些，因为他们会巧妙的运用老技巧。
文人写的须经艺人修改过才能充实。
取笑是件很难的事。
文人们有思想，但如何把思想用笑话说出来，就要向艺人们领教了。
在这小组初一成立的时候，文艺工作者与艺人们都有点怀疑，相声到底能不能改进呢。
本来吗，以前的老相声是只供听众哈哈一笑，而今硬要把它改成能配合政治任务，能有思想教育，岂不相当的困难么？
可是，经过几次试验以后，大家慢慢的有了自信心，原来相声中的讽刺，假若用合适了，正是一种宣传的利器啊。
举个例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用相声挖苦美国侵略者，就真的能收到鄙美仇美的作用，因为相声本身一向是不甚老实的东西；
它的不老实的劲儿，不是别种曲艺所能比得上的。
这样，大家都有了信心，认为相声不单能存在，而且很有前途。
再加上，工人与学生们也喜欢相声，甚至学校里也有了相声小组，艺人们就更高兴更努力了。
当然，相声改进小组还要继续努力，第1要把团结的范围更扩大一些，不单要吸收所有的在京的相声艺人，还要与全曲艺界发生更密切的联系；
第2要加紧学习，提高思想，加紧推动识字运动，以期能担起改进相声的任务。

国内文艺动态
大众图画出版社所编绘的连环图画，现在已经出版了工人张飞虎、刘胡兰、鸡毛信、王秀鸾、金宝娘、小二黑结婚、侯哥弹和他的少年队、英雄小八路、红娘子、木兰从军、三打祝家庄、黄泥岗、新儿女英雄传（第1、二集）、福贵、孟姜女、死不着、刘四虎的故事等十七种。
这些作品的质量，大都在一般水平之上。
其中，鸡毛信、东郭先生、新儿女英雄传数种，在改编及绘制上都有新的成就。
上海“小说”月刊自第4卷起改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自第4卷第5期起改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编辑，这是编得比较谨严的好的文学期刊之一，值得向全国文艺界推荐。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最近正在上演的“方珍珠”从01日上演起到14日止，据不完全的统计：
市民观众占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有宰牛的，卖菜的，做小生意的，卖估衣的……尤其在艺人方面，反映很好。
良小楼说：
“这个戏与我自己的遭遇太吻合了。”
魏喜奎说：
“戏里的方太太像我妈。”
郭小霞说：
“这个戏使我想起了我的过去，我哭了好几次。”
相声艺人高德明很感动地说：
“我虽然大字不识，可也懂得好坏，我们的政府这样的看得起我们。
我知道要强，我希望文艺界的先进和同志们多多帮助我。”
北京市文艺处最近曾为这戏举行座谈会。
大家均对“方珍珠”的演出表示赞扬，并对该剧的某些小缺点，提出改进意见。
在抗美援朝的运动中，全国音乐界发起了爱国歌曲的创作运动。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到12月底止，发表在报纸上的歌曲有二百九十余首，加上刊物上发表的，总数约计一千一百首以上。
这些歌曲的作者不但包括工人、学生、中小学音乐教师，而且好多久已不写作的名音乐家也都重新拿起笔来，参加了这个运动。
这些创作的形式包括了齐唱、独唱、合唱、轮唱、说唱等，但以进行曲风的齐唱歌曲为最多，较少群众喜爱的叙事歌和对唱曲，这是应该加以改进的。
自去年11月24日至12月24日，北京电影界发动了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的运动。
一个月内观众达六十余万人，共放映了三十多部影片。
其中有苏联名片“攻克柏林”、“大转变”、“他们有祖国”、“丹娘”等十九部，朝鲜片“我的故乡”一部及国产片“赵一曼”、“吕梁英雄”、“大战海南岛”、“卫国保家”等十二部。
各院不但每场加演了“新闻简报”，而且加演了早场一六五场，并于早场放映前加演了新曲艺一六○场与连续幻灯一五○场，颇受群众欢迎。
与此同时，在十六家影院前厅举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漫画展览；
在十三家影院按装扩音器，向观众广播抗美援朝的新闻；
绘制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的街头标语，散发了传单，并举办了影片壁窗展览。
这一运动的开展，对激发群众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很有帮助。
东北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和上海的启明、儿童等书店最近都出版了一些儿童文学读物。
像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出版的洪林作的“一个孩子翻身的故事”，戴石明作的“小妮儿”、启明书店出版的贺宜等人作的“抗美援朝的故事”和施瑛作的“跟美帝算账”，都是比较好的作品。
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还出版了苏联的翻译作品多种，有班台莱耶夫著的“新来的”、华西列夫斯卡亚著的“白桦树下的茅屋”等。

国外文艺动态
1951年苏联的文学出版事业
在苏联，文学作品的出版，年复一年地增加着。
去年仅国家文学出版局就出版了四千二百万册，比1949年多一倍半，比战前1940年多十二倍。
个别的俄国古典作家的著作，现代苏联作家的著作，以及世界古典文学家的著作，都出版了很多。
1950年开始出版二十种全集，其中九种已经完成。
这些是普希金、果戈里、莎士比亚、雪莱、莫泊桑、契诃夫、谢夫琴科、杜布罗留包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全集。
国家出版局在1951年预备实现一个范围广泛的计划。
将出版新的托尔斯泰全集，继续出版高尔基全集，并计划出巴尔扎克、马丁·安特逊·尼克索和彼多斐等外国作家的全集。
此外尚有数十种苏联作家的著作。
1951年的出版事业将对装订方面予以最大的注意，并准备邀请苏联最好的画家来作书中的插图。
西方资产阶级作家怎样回答爱伦堡
在去年春天，爱伦堡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西方作家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以表明他们对全世界人民的保卫和平运动采取什么态度。
他们反对采用原子武器？
还是赞成？
他们拥护和平？
还是赞成第3次世界大战？
爱伦堡以一个作家和友人的身份，向美国作家海敏威、卡特威尔、斯坦培克，向法国作家安特莱·桑宋，向英国作家普列斯特莱等发出了这个诚恳而热情的请求。
这些虽都是资产阶级作家，但在过去曾经多少写过一些进步作品，按理说是应该拥护和平，反对原子武器的。
可是他们并没有给爱伦堡很好的答复。
他们或则拒绝签名，或则保持沉默，不表示态度。
爱伦堡最近发表一篇“问题的答复”的文章，谈到这些反响。
普列斯特莱的答复是，他不能签名在宣布原子武器为非法的宣言上，因为苏联作家没有去参加一个讨论戏剧问题的国际会议。
爱伦堡说，这句话听起来像开玩笑，可是那位英国老作家却是在信上很认真地写着的。
爱伦堡说，他很重视戏剧艺术，也尊敬剧作家，可是现在他并不是在和普列斯特莱讨论戏剧问题。
“当桌上放着原子弹而不是放着茶具的时候，我们怎么能镇静地谈论戏剧呢？”
桑宋曾经在法国沦陷时期，参加了抵抗运动。
可是他的答复是：
“我是反对原子弹的，但我不愿用签名来表示反对，我要用我整个生命，并尽一切力量来反对它。”
爱伦堡说，这些话听起来使他很高兴，可是那件事实却不能使他满意，原来桑宋即使肯用整个生命并尽一切力量来反对原子弹，却竟然不肯拿一枝笔，花几秒钟，签一个名字在反对原子武器的宣言上。
他的理由是签了名会使他的名誉地位受到损失！
爱伦堡说，一个作家能为争取和平努力，只有更加取得人民的拥护。
汤默斯·曼在宣言上签了名不是更受爱好正义和平的人民的尊敬吗？
“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不同时也是“我不能沉默”的论文的作者吗？
托尔斯泰的名誉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失。
在给爱伦堡的复信中，还有一位奥国的铁林先生，他不是作家，可是也“响应”了爱伦堡。
爱伦堡揭穿了这位物理学家铁林先生的真正面目，原来他一方面参加奥国和平大会，却又出席西柏林美国战争贩子们所主持的会议。
爱伦堡说这两位铁林先生同时存在的事实，很具有传奇和浪漫的气氛。
可是这一套骗人的玩意儿早已过时了。
海敏威和斯坦培克到现在还是一声不响。
爱伦堡对那些保持沉默的人说，一个作家不是一个外交家，是应该能够回答一下是和否的。
“我相信他们还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继续等待着他们的答复。”
最后他要求所有西方的诚实的作家都参加保卫和平的正义运动，可是那些懦夫们、骗子们以及和散布瘟疫细菌、马铃薯甲虫的流氓们追求着同一目标的人们，只有让他们离开和平人民的阵营了。

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
杜木诺夫光荣属于正义的中国志愿军，光荣属于大无畏的人们，属于向光辉伟大的路上挺进的人们，属于以自己的胸膛来捍卫和平的英雄。
野兽杜鲁门的轰炸机群，在中国的领空横行……这是阴谋诡计——妄想用炸弹来吓倒中国人民，使他们不敢去援助正在与可耻的强盗们进行生死决战的朝鲜弟兄。
——算不了什么，援助朝鲜去！
他们只是白费了心思！
从昆仑山旁到远远的海边，整个中国人民都十分了然：
朝鲜的苦难——就是他们的苦难。
中国志愿军勇猛向前，向受害的朝鲜国土进军。
为共同的伟大事业而战，决无恐惧。
勇气填膺。
你看，这儿有身经百战的勇士，老炼的战斗员——有来自扬子江两岸的老乡，有来自山东田野里的庄稼汉，有来自长春的成群结伴的人们，也有来自张家口的劳动群众，更有来自安东各工厂的同志们，这些纯朴的人们奋起抗战，为的是把美国侵略军彻底粉碎在朝鲜；
为的是叫匪徒们不敢再在亚洲的海岸上伸头露面；
要让新中国的国旗和越南、马来亚的旗帜，以它那火焰似的壮丽的大红绸在高空中顽强地飘扬。
各民族的力量凝成了钢。
世上没有比这力量更坚强。
华尔街好战分子们的凶焰将在朝鲜被消灭光！
新的勇士，一队又一队歌唱着奔向边疆。
每一位勇士都怀着幸福的感情去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你们奔赴正直的方向，枪上的刺刀闪银光，那是砍倒了蒋介石匪帮的刺刀呵，那是砍倒了日本武士道的刺刀呵。
你们热望着祖国的安静来临，在为全人类的幸福生活和为争取神圣的和平的战斗中，又将重新建立功勋。
朱子奇译自12月26日苏联“文学报”。
作者为苏联布列特蒙古自治共和国诗人，俄文译者为维尔任斯卡亚。

送暖信
——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
谷峪
饿了，我想起你们，
冷了，我想起你们。
胜利的消息使我振奋，
我要用我的心来温暖你们。
大雪下了五天整，
门窗结冰墨水冻。
想起了前线，
满屋子热腾腾；
想起了你们，
墨笔在我手里开了冻。
你们盖着雪，
你们睡着冰。
当你们想到祖国，
你们心中燃起了一把火，
冰雪在你们身上融化，
严寒在你们面前发抖，
无耻的敌人跪下来哀求。
亲爱的同志呀，
我捎上我的信，
我捎上我的心，
用我的信来暖你的手，
用我的心来暖你的心。
一九五一、一、八

出版动态
为实现第1届全国出版会议决定的分工专业化的方针，在出版总署的领导下，于去年12月成立了人民出版社。
该社的专业方向是出版政治、时事读物和社会科学读物。
1951年该社的主要工作任务，为：
加强政治书籍、社会科学书籍和各种帮助干部学习的辅助读物的出版，并提高出版物的质量、政治性和严肃性。
与人民出版社同时建立起来的，还有受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领导的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专业方针是出版教科书及一般教育书刊。
目前的重点是出版中小学教科书。
本年出版界在历书的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贡献。
我们已看到的新历书有：
（一）“1951年新华通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历书，农村城市两用，新华书店与通联书店共同发行。
内容分历象、政治社会、生产生活及文化学习四个部分。
通联书店另将历象部分单独印行，名“1951年新历本”。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华农用阴阳合历全书”，这是一部分通俗读物作家与中国北方最大的旧历书出版者贾文堂、老二酉堂等合作的产品，它的特点是完全利用旧历书的形式，适合农村需要。
（三）“1951年农家历”，新华书店山东总分店发行，内容除一小部分历象外，大部分是通俗的农业科学常识。
（四）“1951年农家历”，河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也是以通俗农业科学常识为主。
这些历本的共同特色是：
清除了旧历书中的封建迷信内容，增加了科学常识（农业常识和卫生常识）和政治常识。
商务印书馆在去年12月出版了“辞源”改编本。
“辞源”于1915年初版，1931年续编初版，1939年正、续编合订本初版。
从最早的版本的印行到改编本的出版，已历时三十五年。
改编本精简了原有的材料，增补了一些新词；
旧有的复词也作了局部的修改。
篇幅从正续编合订本的一九七四页减缩为一一七四页。
印刷、装帧都很好。
就内容上说，在迫切需要综合性的工具书而又还没有一部更完善的工具书的今天，改编本“辞源”的出版是有意义的。
书中新词收得不多，在有些名词的解释中，还存在着不完全和不正确的缺点。
但这些缺点并没有掩盖它在今天的意义。
改编本有两种版本：
十六开本和二十三开本。
北京大学教授贺麟译述的“黑格尔的小逻辑”由商务印书馆于1950年11月出版。
此书是黑格尔的名著“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学”的全译本。
全书正文三五二页，卷前有译者的引言，对翻译本书所根据的版本及本书内容有概略的说明。
光明书局新近出了加里宁著“论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的译本。
原书收集了加里宁从1925年到1938年间对苏联科学工作者、教师、作家以及党、团和青年群众所作的有关文化问题的讲演。
译本加上了“工农自学的途径”一文，还有几篇从“论共产主义教育”中选译的文字。
新华书店最近出版了两本有关法律的书籍。
一本是法尔别洛夫著、党凤德等译的“人民民主国国家法”，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法律的理论，对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产生、发展的本质，各国宪法的特点，共产党在建国中的领导作用，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兴革，作了有系统的介绍。
另一本是高尔塞宁著、张文蕴译“苏维埃人民法院”，这本书详细分析了资产阶级法院和苏维埃法院的组织、作用以及业务上的基本不同，并叙述苏联的法院组织及其在苏维埃司法体系中的地位与重要性，是研究司法制度的参考资料。
苏联名地理学者米哈伊诺夫两本关于苏联地理的名著都有了中译本：
一本是海燕书店1949年12月出版的“苏联新地理”，另一本是天下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苏联地理”，（原名“在祖国地图上”）。
两书的写法不同：
前一本是用地图上旅行的方式，将苏联地理上的特征，结合着苏联国家面貌的巨大变化，分区叙述；
后一本的内容侧重在经济地理方面，勾划出飞跃前进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地理上的伟大形象。
两本书都同样贯串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在地理书籍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的范型。
“翻译通报”二卷一期，本月15日出版，从这一期起公开发行。
这个刊物的内容有关于翻译工作的研究批评、经验交流与消息报告等。
本期中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一个学生——黄非，迫切地提出了要求教科书的中译本的呼吁，反映了当前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评徐步衡先生的‘编译’工作”一文，对上海三民图书公司1950年09月版、徐步衡编译的“苏联法学原理”有意删削、窜改原著，乱写、乱译的恶劣态度提出严重的抗议，要求编译者及出版者彻底进行自我检讨。
对大众书店版、方垦译的“飞跃中的苏联”，也提出了批评，指出译文几乎每页都有错误，总计不下二百五十多处。
（按本书曾在“图书评论”上推荐过，当时没有对照原本，未能发现错误，特附带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
“科学技术通讯”，自本年起改名“工业技术通讯”，内容以基本工业技术为范围，以初级技术人员为对象。
这一改变表示了期刊更细密的专业化的方向。
该刊第1期（总十六号）在“经验介绍”一栏中，有三篇关于新式采煤法经验和三篇关于几种工业机件试制、仿造、修理成功的报告。
“技术知识”一栏的内容也切合实际需要。
“在转变中的中国重工业”一文概述了1950年中国重工业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手里过渡到新的人民的重工业的重大转变：
生产量的急剧增加、管理民主化和计划性这三大特征标志了盲目落后状态的开始消灭。
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妇女”双月刊从第6期（1950年11月——十二号）起印行中文版。
这是一个社会政治和文艺的综合性刊物，每期有丰富的图片。
第6期的中文版现已运到中国，从本期中可以看到苏联的人民与妇女怎样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并为保卫世界持久和平而努力。
本报01月19日第3版发表的“宣传员需要怎样的武器？”
一文中，提议报纸设“宣传员讲话专栏”。
事实上西安群众日报已在01月份辟了一个“宣传员专栏”，陆续发表了题为“宣传员的任务是什么？”
“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我们不依靠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能够进行自己的建设”的几篇文章。
增加这样一个专栏是有益的，报纸应该把帮助宣传员当做自己的任务。
在出版了“宣传员手册”一类刊物的地区，报纸的宣传员专栏应该和刊物在内容上有适当的分工和合作。
北京光明日报在今年01月01日发表梁漱溟“中华民族是人类一奇迹”一文后，在01月06日、09日、12日先后发表了王明、长征、张凌光对该文的评论。
01月17日该报又发表梁漱溟“敬答各读者”一文，希望大家就作者所著“中国文化要义”（成都半边街路明书店发行）一书进行讨论。
这是牵涉很广的理论性的争论，值得读者注意。
北京光明日报01月10日载卢洪基“语无伦次的山姆大叔”一文，内有“一手执剑一手执经典的穆罕默德”一语，曾被市内少数不良分子借以进行民族挑拨，北京市政府曾为此召集北京市回民代表会议加以解决。
会后北京大学教授马坚在01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穆罕默德的宝剑”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
这篇论文对于加强回教徒和非回教徒的团结很有作用，已由本报转载并由新华社广播。
01月01日起，上海大公报在第1版辟了一个专栏：
“中国的世界第1”。
在这一栏中已经发表了这样一些题目：
“五万万人口”，“指南针”，“额菲尔士峰”，“火药”，“长城”，“大运河”，“陶瓷器”，“印刷术”，“蚕丝”，“大豆”，“算盘”，“钨”，“茶”，“詹天佑钩”，“米”。
实事求是地而不是浮夸地进行这方面的宣传，以帮助普及爱国教育，是有意义的。
上海新闻日报在“学习生活”副刊中展开了“岳飞、文天祥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吗？”
的讨论，01月10日已发表了五篇文章，包括正反两面的意见。
编者表示：
这讨论将继续下去，并说明：
“如果有学习小组能把小组漫谈和讨论后的结果提供出来，本刊将以较多篇幅尽先加以刊载。”

本刊征集出版动态资料启事
本刊新增“出版动态”一栏，将按期用简短的有分析的文字，报告全国以及国外的有关书籍、杂志、报纸的有重要意义的活动。
我们认为有系统地发表这种报道，无论对于当前的工作指导，或是对于将来的历史研究，都是有益的。
但是本刊人手有限，见闻不广，为了把这个工作作好，必须依靠全国的出版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的通力合作。
希望有关各方面踊跃地供给本刊以这一栏所需要的资料，使它成为我们时代的出版工作、新闻工作的忠实的纪录。

校对工作与编著工作的关系
——介绍苏联的校勘工作
章锡琛
我国出版物校勘工作的缺点，已经成为大家注意的问题。
有人主张建立校对员的负责制度，这在原则上大家都可以同意的。
但是在事实上，现在出版物上错误脱漏的所以“俯拾即是”，不能完全归咎于校对工作者，正和不能完全归咎于排字工人一样。
这种错误的责任，也许校对者只能负百分之三十，其中百分之七十，应该由著作人和出版社的编审人员共同担负。
所以仅仅建立校对工作者的负责制度还嫌不够，应该把著作人和编审人员的负责制度切实建立起来。
这里我想介绍苏联的制度，以供我国出版界的参考。
苏联的出版社，对于一本书的出版，不但在编辑的内容上须要经过严密的审订，就是在文字的校勘上，也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不肯丝毫疏忽。
书中一切错误的根源，首先是原稿。
原稿的错误，专就文字上说，大约可以分为七类：
1、别字（在中国，有异体字、简笔字）；
2、不经意的笔误；
3、成语故事及人地名时日等因未经查考而发生的错误；
4、引证文字采用间接的材料而发生的错误；
5、统计数字一类的资料，因没有经过仔细的复核而发生的错误；
6、书写潦草，无法辨认；
7、原稿经过修正涂改，留下误字或模糊不清。
无论怎样著名的作家，这类错误，往往难以完全避免，只有在脱稿以后，经过多次的仔细复阅，才能加以改正。
苏联出版社在收稿的时候，首先要求著作人把原稿打字或誊正（费用归出版社担负），拒绝接受涂改的草稿。
这种打字或誊正的原稿，都有一定的格式。
每行之间，须留出空行；
文字都须写在每张纸的正面；
如果有引用别人著作的，须把原书的名称、版本、出版年月以及引文所在的卷数、页码等一一注明。
出版社接到原稿以后，先由编辑及社外的专家审查，分别提出审查意见，然后由主任编辑根据审查意见拟具处理办法，送请社长或总编辑批准。
如果认为尚须请著作人重行修改的，就把修改的详细方针连同原稿送交著作人。
修改以后，仍须照样誊正。
到了认为可以接受的时候，先把原稿发交助理编辑整理，凡原稿中引用他书以及时、地、人名、数字、插图等，都须检出原书，一一核对，再由编辑复阅原稿，把错误的字句、标点符号逐一改正，内容或文字上有不妥善的，加以适当的订正和润饰。
以后仍把这份修订稿送请著作人复阅，征得他的同意。
如果著作人同意这种修订，再把这份修订稿打字或复印两份，经过校对，由著作人和编辑共同签字，才把其中的一份发排。
排成以后，印刷所须把排样印出三份，一份由出版社的校对员校对，一份送著作人自己校对。
出版社的校对，须经几人的复校，每人用颜色不同的墨水校改。
校对员不能改动原稿，如果认为有疑问，须另加符号记出，请编辑决定。
等到著作人的校样送还以后，把两份校样送编辑复阅。
如果认为著作人的校对不妥，可加以改正，但须通知著作人，并说明理由。
这样才由校对员把两份校样改出的文字，用校对上使用的各种符号转录在第三份未经校过的排样上，交印刷所改正。
经过这样精密校改的校样，排字工人改版时，便很少会发生错误。
所以在第2次印成送来的校样，就可以由著作人签字，如果有少数的错误，可以由印刷所负责改正。
这最后的校样，经著作人签字外，并须由编辑签字，再请总编辑加签。
倘使插图或表格较多的书，印刷所须送排样三次。
第1次的排样，是没有拼版的长条。
校正以后，须送技术编辑划定版口和装图表及图注的位置，再交印刷所装版送校。
苏联的著作人，在与出版社订立的合同上，负有校对自己著作的义务，出版社不必付给校对费；
校对完成的期限，也按照稿件内容的份量在合同上有着明文规定。
并且法令上规定著作人在校样上不能修改原稿，如果修改过多，因此增加的排版费用，须由著作人负担。
把苏联的制度和我国出版界的情形一加比较，便可知道我们出版物常常发生校勘上的错误，是毫不足怪的事情。
第1、我们的出版家从著作人收到的原稿，往往是字迹潦草，涂改满纸，不但排字人无法辨认，便是校对员编辑员也往往看不懂，誊正的工作是很少有人做的。
第2、小规模的出版家，不但没有编辑部，甚至连校对员都没有，只把这种潦草胡涂的原稿，直接发交印刷所去负责排校。
第3、即使规模较大的出版家，对原稿也经过一番修订的工作，但是修订以后，既然很少另行誊正，更绝少再送著作人复阅。
有时原稿并没错误，反因修订而增加错误。
第4、设有校对部的出版家，多把校对工作认为完全是校对员的责任，编辑人员往往不加过问。
第5、把校对工作认为最容易的工作，一般的校对员文字修养和业务修养都不够。
第6、少数的出版家，对于校对工作虽然知道注意，大都只从校样上做几次重复修改的工作，从来不肯在最初的原稿上加以精心的整理缮校，即使出版物的错字较少（有时反会因校改的太多而发生错误），然而出版时间的耽误，编辑排校费用的增加，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由于整个出版条件的限制，苏联的办法我们固然不可能一下子做到，但是苏联那种从作家、编辑到校对工作者的认真负责，丝毫不苟的精神是我们应该学习而且是必须学习的。
为了减少书籍上的错误，我们希望：
（一）作家尽量把原稿写得清楚一些，在稿件寄出之前，无论如何要复看一遍，并把所引证的材料加以查对；
（二）每一个出版社，应建立自己的编辑部，并尽可能增设水平较高的校对人员；
（三）提高现有的编辑人员及校对人员的业务水平及政治水平。

警惕美帝国主义的暗藏破坏阴谋
郑新如
推荐“美国外交家的秘密”美、布卡尔著移模译三十二开本一五四页基价四·六○元时代出版社1950年06月版
“反苏大阴谋”美、萨伊尔斯、卡恩合著潘际坰等合译三十二开本三五○页基价十二元华夏书店1950年01月三版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规模所进行的侵略活动中，它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外乎公开露骨的武装侵略和隐蔽迂回的暗藏破坏活动两种。
隐蔽迂回的暗藏破坏活动是美帝侵略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侵略活动因为戴着各种各样的伪装，常常使被侵略国家的人民一时难以认清它的真实面目，把披着袈裟的强盗当成自己的朋友，因而对它的破坏活动失掉警惕，疏于防范。
对于平时不大注意帝国主义暗藏破坏活动的读者们，我愿意向他们推荐“美国外交家的秘密”和“反苏大阴谋”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将帮助我们去认识美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
两本书的作者都是美国人，他们以亲身的经历或者根据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其他的帝国主义者对人民革命事业所怀着的深仇大恨，对获得了解放的苏联人民所曾经进行过的阴险卑劣的破坏。
这些满手血腥的匪徒，也曾经并且现在还想在中国人民面前装扮成悲天悯人的救世主的。
“美国外交家的秘密”的作者布卡尔女士，是一个“土生的美国人”。
她曾经在美国国务院的谍报机关里作过事，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了两年，目击到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在外交特权的庇护下所进行的罪恶活动。
她具有美国人民所共有的善良愿望，希望全世界人民能够和平相处，希望美国与苏联维持亲睦的关系；
但她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日常工作中，认清楚了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在对苏联人民的暗藏破坏中，把全世界引向残酷的战争：
“我看到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美国外交家们，正在怎样尽他们力之所及、一步步实现那世界浩劫。
他们的政策一向老是针对着苏联；
他们蓄意破坏世界和平，镇压全世界各民族争取幸福、较良好生活的斗争。”
作者指出了美国外交家如此仇恨苏联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外交家现在都已认清：
阻止美国亿万富翁统治全世界的，是苏联”。
为着要实现华尔街大老板奴役全人类的梦想，就必然要对全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苏联进行各种公开和暗藏的侵略活动。
布卡尔女士从这些罪恶的活动中，认识到美国反动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是和美国人民的希望完全背道而驰的；
经过了复杂的自我思想斗争，“抛弃一切私人的和感情的顾虑”，她觉悟到不应再去执行战贩们的命令，以致“对全世界人民负起一部分罪恶的责任”。
她勇敢的用行动抗议美国战贩们的活动，在1948年辞掉了美国大使馆的职务，决定长期留在苏联。
她向全世界爱和平的人民宣告：
“采取这样的步骤，使我有机会有效地参加反战争贩子们的斗争。”
“在这里，我能够殚精竭力地参加争取和平和世界繁荣的斗争。”
本书的作者虽然因为个人经历的限制，对美帝国主义者在苏联所进行的暗藏破坏活动的揭露还不是全面与广泛的，但正因为她所揭发的，都是她的“亲身经历”，本书就具有非常朴质和真切的感人力量。
它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者怎样在外交人员、新闻记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伪装掩护下，进行他们的阴谋活动。
当反法西斯战争还在进行时期，美国的谍报机关战略事务局，已经在美国独占资本家的领导下，变成反动的巢穴，“专门训练谍报人员和组织其他的破坏工作，以从事反苏的活动。”
在美国国务院里，独占资本家支持少数极端敌视苏联的阴谋分子，这一小撮反苏分子所组成的“美苏关系的垄断者”的小集团，“完全控制着国务院和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用人之权”，在这一集团的操纵下，“对于几乎一切主要的事件，除了极少时期例外，他们始终能够强制实行他们的反苏路线”。
为了推进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些反动分子希望以一只手掩盖天下人耳目，要想在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中间蒙蔽苏联的真象，散布敌视苏联的毒雾。
他们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办法，制造着各式各样的谣言，传布诬蔑、中伤苏联的虚伪报道。
“他们相信只要充分地反复对苏联做着各式各样的恶意中伤的宣传，最后一定会为一般美国人当做真理接受。”
作者曾确当地指出，反动分子要在美国人民中掩盖苏联真象的原因，是因为“那掌握着一切政治经济权力的六十个家族，深深地害怕苏联这个榜样会是有“传染性”的。
如果美国人民发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民比在资本主义之下生活得更好、享受着更大的自由，也许他们会企图接管美国的一切生产工具和权力”。
美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就渴望着从欺骗与蒙蔽中，把美国人民带向为独占资本寻求超额利润的战争冒险中去。
本书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进行暗藏破坏的情形。
他们在与那些少数头脑简单、缺乏警惕的人谈话中，巧妙地探究军队的驻地，军队的生活标准和情况，以及其他一切有谍报价值的事情；
谈话者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为这些特务间谍的消息报告者。
这些特务间谍“总注意着不小心的头脑简单的人，巧妙地把他拖进泥淖”。
另一部分特务间谍则伪装着对苏联友好的姿态，以取得接近他们的人的信任，然后从日常交往中来取得秘密情报。
这种揭露诚然还比较浅近，但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是应该从这里得到充分的警惕的。
在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警惕下，美帝国主义的对苏联的暗藏破坏曾不断地遭到揭露和应有的打击，但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
“美国特务人员在苏联境内的间谍活动现仍在继续，其势并未稍杀。”
这也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如果还存在的一天，这种隐藏破坏的侵略活动是绝不会停止的。
“反苏大阴谋”是在更大的规模上，揭露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公开和暗藏的侵略活动。
本书所记录的史实，纵贯了1917年至1946年的三十个年头，从1917年苏联人民推翻了旧的反动统治，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起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起，一直到反法西斯战争结束。
作者用令人信服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集团对苏联人民长时期进行的、阴险卑劣的破坏活动。
10月革命的前夕，俄国人民已逐渐地认识到要用革命的武装来推翻旧的反动统治。
帝国主义集团在人民革命的震撼下，感到旧的奴役和统治俄国人民的基础已经动摇不稳，它们想以罪恶的黑手压制革命。
它们竭力扶持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与支持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反动统治；
但所谓临时政府，不过是“一种在彼得堡、莫斯科和若干别的城市借刺刀支持的签押公文的上层玩意”。
当克伦斯基表现出无力来镇压革命时，帝国主义集团更明目张胆地主张着：
“今天俄国的唯一事情是军事独裁。”
它们物色了沙皇时的反动军官高尔察克和科尔尼洛夫为俄国的军事独裁者，想以血腥的镇压来挽救俄国旧的反动统治。
当这些阴谋诡计都失败了，苏联人民终于推翻了旧的反动统治，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时，帝国主义集团仍决不甘心于承认自己的失败。
它们不承认苏维埃政权，想在国际范围内孤立这个初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相情愿的想望着：
“苏维埃政权的寿命不过是几天间的事”，旧的反动统治将会迅速复辟。
同时也日益加紧地进行着公开和暗藏的侵略活动。
它们以秘密的借款，派遣军事顾问，大量供应军火、物资，来支持反革命的叛乱武装；
想趁苏维埃政权和革命秩序还不巩固的时候来推翻年青的苏维埃国家。
从对反革命叛乱武装的秘密支持，更发展到后来公开露骨的武装干涉。
英、美、法、德、日等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军队与反革命的叛乱武装，用极端野蛮残暴的方法大批屠杀苏联人民，焚烧村庄，抢劫财物，奸淫妇女，他们夸耀着：
“我们用毒气弹射击布尔什维克。”
在这次罪恶的侵略中，帝国主义集团对苏联人民欠下了巨大的血债，本书的作者指出：
“在两年半的武装干涉和内战中，使俄国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由于战斗、饥饿和疾病而死亡的达七百万人。
这个国家的物质损失，后来经苏维埃政府估计为六百万万美元。……侵略者们却没有付还任何补偿。”
与帝国主义集团的武装干涉相配合的，是广大规模的暗藏破坏活动，就在公开的武装侵略被英勇的苏联人民粉碎后，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暗藏破坏活动仍然长期继续着。
在这种罪恶的破坏活动中，帝国主义者利用了一切旧时代的残渣，如沙俄军官同盟、沙俄秘密警察残部、社会沙文主义者、孟塞维克党徒、托洛斯基匪帮……它们结合着这些叛徒、匪棍进行刺探秘密，组织军事叛乱，制造社会的恐怖混乱，进行着卑劣的暗杀行为；
在帝国主义的直接指使下，反革命的匪叛们刺杀过全世界人民革命的导师列宁，杀害了基洛夫、曼辛斯基、古比雪夫等苏联人民卓越的领导者，毒死了全世界人民敬爱的伟大作家高尔基；
经济上则尽量的组织着怠工、破坏，想用贫困、饥馑来瓦解苏维埃政权。
帝国主义集团不仅在苏联国内扶持着一切反革命力量，而且庇护着一切逃亡在国外的反革命分子，不断以金钱去津贴孟塞维克、托洛斯基匪帮，嗾使他们进行叛卖苏联人民的勾当。
在欧洲、美洲一切反动统治的城市里，“都沸腾着反苏的阴谋”。
随着苏联革命政权的日趋巩固，苏联人民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反革命的阴谋才遭到日益加重的打击，叛逆们的活动不断遭到镇压，帝国主义的破坏力量才越加变得孤立。
在1938年苏联政府对右翼和托派集团叛国的审讯中，彻底粉碎了反革命的阴谋，从而保证了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举国一致的团结力量，使苏联能够承受最严峻的考验。
帝国主义在三十多年的反苏活动中（即使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也从未中止过反苏活动），虽然不断遭到挫败，但帝国主义反对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活动是从没有停止的。
对于正在从事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这两本书具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它不单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反对苏联人民的真实历史；
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暗藏破坏是它侵略政策中的重要部分，帝国主义如果还存在一天，这种隐蔽的侵略活动就绝不会停止。
因此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公开侵略时，应加倍提高对美帝国主义各种暗藏破坏的侵略活动的警惕。
事实已经不断证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被赶出中国大陆后，它是不甘心于失败的。
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牢记着毛主席的昭示：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在中国人民政协第1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我们更应该百倍地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和公安的机器，严厉地镇压帝国主义者和特务奸细匪徒们的一切破坏活动。
（编者按：
“美国外交家的秘密”有四种译本：
除时代出版社的译本外，尚有新华书店版、丁明等译“美国外交官真面目”，三联书店版、柏园等译“美国外交官真相”，中外出版社版、小鱼译“美国外交家真相”。）

读了“关于书的几个问题”
胡愈之
“新建设”三卷四期发表了向达先生所著“关于书的几个问题”这一篇文章。
正如作者所说，这篇文章只是从一本书的形态来提问题，这就是和书的印制的形式有关的一些问题，其中并没有涉及“书的内容的好坏”问题。
但是在今天，也就是这个书的印制的形式问题，最为我们出版工作者所漠视。
因此，向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关于这个方面的许多意见，对于出版工作者是极其有益的。
从书的内容好坏来说，解放以后，我们的出版界是大有进步了。
目前出版的书，一般都比反动统治时代出版的书要严肃得多，要认真得多。
黄色的有毒的书刊已经被读者所厌弃，逐渐从市场消失。
可是，从形态上来看，我们的出版界却并没有前进，在许多方面还有后退，至少是暂时的后退。
目前出版的书，在封面、装帧、排版、插图、校对以及用纸方面，不但停顿着很少改进，而且甚至还比不上抗战前几家大书店所出版的书。
书籍不讲究形式，是暂时的现象，是有理由可以解释的。
首先，在长期的战争和农村的生活环境中，不容许太讲究形式。
其次，现在的读者群已经有了改变，书籍不再成为少数有闲阶级的赏玩品，而成为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了。
一方面书的需要量增加，另一方面读者的购买力低。
所以出版家只求减低印制成本，大量供应，不能从书的精制和美观这方面去考虑。
除了这些原因以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出版工作者，只重视书的内容，几乎完全忽略了书的形式。
一部分出版工作者机械地理解出版工作的政治任务，就以为书的印制的好坏，装帧的美观，校对的正确等等，是纯粹技术问题，是不值得重视的。
形式真是不值得重视吗？
完全不然。
形式对内容是有反作用的。
诚如向先生所说：
“读者看一本书，往往可因封面等等设计不好，便减少了对一本书看下去的勇气。
读者对于一本书的封面印象好，就是对于一本书的全体最初印象好。”
完全对。
一本好书，应当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一本好书，一定是思想内容，文字插图，标点行格，排版式样，封面装帧都是配合得很匀称，很恰当的。
书的内容和形式要能求得一致，表达出一本书的独特的风格，这样才真正算得一本好书。
相反地，一本很有价值的著作，却排印得很坏，校对得很马虎，封面、插图等等和书的内容都不相称，这是糟蹋了那本著作的本身，侮辱了那本书的作者，同时对读者是采取了不负责的态度。
鲁迅对于自己的著作和有些朋友的著作，总是爱自己校对，自己设计封面装帧，在书的形式上头，他是从不马虎的。
苏联的书评杂志介绍每一本新书，总是把书的封面图案制成铜版刊出，也为的是重视一本书的装帧上的风格。
不但每一本好书都应当有它的独特的风格，每一个认真的出版家，对于所出版的书的形式，一般都保持一种他所特有的风格。
甚至可以说，每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所出版的书在形式方面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也就是书的民族形式。
我们并不主张保持书的旧民族形式——线装书的形式。
可是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创造一种书的民族新形式。
这就是说版本式样，标点行格，插图装帧，甚至纸张印墨，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并且要符合于中国人民所习惯的一种情调，而不是随便模仿外国书的式样而又没有模仿好。
话扯得太远了。
我的意思无非是希望我们出版工作者对于书的印制的形式要多加注意，力求改进。
因此，向先生这篇文章，在这一方面，对于我们出版工作者，确实是有启发作用的。
向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有许多是出版总署应当负责的。
我现在对这些问题，说一些意见，请向先生指正，同时也供全国出版工作者参考。
关于封面，我完全同意向先生的看法。
封面图案设计要配合书的内容，也正像衣服要配合人的身段。
我们的编辑工作者往往不大关心封面设计，我们的艺术家也往往不把设计封面图案和插图当作一件重要的艺术工作。
这种情形不纠正过来，书的封面总难得搞好。
不但封面要有适当的图案设计，封面上的题目字体也不应当马虎。
有的书，封面上印的图案字，甚至一时不容易认出来，这完全要不得。
当然，封面、装帧和印刷，不应当只是求美观，不注意到实用和经济。
为了读者大众的利益，书的印制要适合于实用，并且不太花费，这是必要的。
但是照顾到实用和经济，仍然是可做到美观的，美观有时也不一定要花费钱才做得到。
版权页应有一定格式，著者、译者姓名、译著的原书名，特别是版本的来源（初版或重版），出版的年月，必须详细标明。
这一层，去年全国出版会议已作出了决议。
近来出版的新书，大部分也已经执行了这一决议。
最近发现解放后重版印行的旧书在版权页上有故意印作初版的，使读者误认为是解放后编印的新书。
希望出版家注意，如有这一类的事，应声明改正。
关于书的行格和字体大小，确实有像向先生所说的情形，由于出版家要减低成本，所以字体越来越小，行格越来越密，不但有失美观，而且损伤青年和儿童的目力。
苏联出版书籍，字体行格有一定的规格。
出版总署正在研究，准备按书籍的性质、对象，分别规定所用的字体和每页的行格字数。
至于在版权页上标明校对者姓名这件事，以前商务印书馆曾有此办法，是值得提倡的。
书籍用纸的问题在一二年内还不容易解决。
我们现在还是要用单面光的极粗糙的新闻纸来印书。
这是由于我们的造纸工业还没有充分发展，纸质差而成本高。
假如我们大量输入外国纸，本国造纸工业就永远不能发展了。
所以目前在用纸方面只得暂时忍耐。
至于向先生提议专门著作和比较可以流传久远的书，除普及本外，应另印少数精装本，以供藏书家和图书馆的需要，这一建议很好，希望出版界采纳。
向先生希望封面应当用较厚的纸，装订应当结实，为的是可以延长书的寿命。
这很对。
我国的装订技术太落后了，一般图书都是用铁丝订成，这不但容易脱落，而且不便于翻阅。
向先生主张不用铁丝而用别种金属丝订，这也还不是解决的办法。
要使装订坚固，不易脱页，只有用中键穿线装订法。
我国现在在这一方面的机器设备不够，技术工人太少。
希望一般印刷厂多购置穿线订书机，多训练一些穿线订书的技术工人。
目前书的广告确实要改进。
不但报纸刊物上可以登书的广告，在书店里和许多公共场所也应当有书的广告。
单是一个书目是不够的，一定要加上简短的内容说明。
别的国家的图书广告常引用书评中的文字，这个方法，我们也可以采用。
编印出版新书总目录这件事，出版总署已在做了，1950年总目录希望在春季内编成出版。
书评中应当注明全书的页数、版次和价目，我们很赞成，希望全国书评作者和发表书评的报刊注意。
我们要求全国报刊都设书评栏，使书评工作成为联系作者、出版者和读者的主要桥梁。
关于这一点，出版总署和新闻总署预备最近发出一个专门指示，在这里附带提一下，希望全国报刊尽可能迅速实行。
向先生还提议每一本书印出后，附入一张横排的书名纸片，印上书名，作者姓名，页数，版次等等，以供图书馆用作书目卡片。
这个建议很好。
困难是目前图书馆分类方法还没有统一，如由各出版家自己去印书名纸片，大小式样及项目排列都不会一致，因此对于图书馆用处不大，而对于一般读者却未必需要。
在苏联，全国图书馆书目卡片是由中央图书馆统一编制印出，发售给各图书馆的，对于图书馆工作帮助很大。
这个工作，国立北京图书馆已经在着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