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

问：二次革命及民初山西处境？ 答：民国元年（公历一九一二）07月，广东都督胡汉民来电说：“近得京友确报：中央现主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惧各省都督之反对，则大借债，以操纵之，虽失权于外人，亦在所不惜。此后救济之法，惟有联络东北各省反对力争，或可补救一二。”旋接江西都督李烈钧电，亦同此意，并力主应以地方监督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以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我当时对他们的主张深表同情，于是很快复电赞同，并说：“地方分权，古今通义，征诸历史，根据甚深。且中国省界之大，动逾千里，非东瀛府县西欧州郡所可比拟，即授以各国地方行政之权，尚觉轻重失当，遑论集权中央。况当建设时代，伏莽未靖，军政民政其权不容分属，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权，限以年数，使其厉行整理，因循玩愠，届期不举者，严加惩处，使政府与地方互相维持，互相监督，庶政府之野心不萌，而各省亦不至逾权越限。俟国基巩固，然后徐图集权，尚未为晚。” 这一联电力争的行动，李烈钧同志和我曾广为联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明白复电给我不表赞同的，只有四川都督胡景伊，积极表示赞同的，则有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苏都督程德全，奉天都督赵尔巽。我初以奉天赵都督老成望重，由其领衔入告，较有裨益，李烈钧同志亦表同意，嗣经我驰电相询，赵君不愿领衔，乃推广东胡都督主稿，由江苏程都督领衔电京。 奉天都督赵尔巽本是满清重臣，曾经做过山西的巡抚，当宣统退位前，他是东三省总督，其力量几与袁世凯相埒。袁世凯深知不释赵之兵权，即难实现迫清帝退位，而国政自为之迷梦，所以经过颇费周折的运用，卒至撤销了东三省总督，而任赵为保安会会长，才公开其倒清之举动。赵之所以参加我们反中央集权的行动，我之所以提议推赵领衔，皆以此为前因。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曾任奉天与黑龙江巡抚，其后调任江苏，民元曾任孙大“总统”之内务总长，对革命颇表同情，是以亦参加我们这一反中央集权的行列。结果这一行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益增中央对地方之疑忌，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也可以说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民国二年（1913年）02月正式国会成立。国民党籍议员占了最多的席次，政府国会之间，果能真诚合作，则国家即已步入宪政坦途，乃不幸03月20日本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先生被刺于上海车站，接着04月26日政府未经国会同意，又与五国银行团签立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大借款合同。于是国会哗然，张继首以参议院议长资格通电反对借款。乃至众议院选出汤化龙为议长，政府始将大借款案咨请国会备案，此时汤化龙虽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与国民党抗衡，并未能使国会通过此案。同时各省军民长官并纷电责难，而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反对尤烈。本党对此问题之态度颇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兴师讨伐，黄兴先生主张循法律途径而解决。中山先生之主张系一秉为党国之大义，而黄兴先生之主张亦系基于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总统”为平息政治风潮，提出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用途，颇获多数省份的赞同。衡诸当时本党同志所能掌握之武力，实不足以与袁军抗衡，审时度势，我遂一面联合各省呼吁和平，一面连电黎副“总统”请其迅速领衔调处，云南都督蔡锷，陕西都督张凤翙亦与我采相同之行动。 结果黎副总统之调处未见端倪，而袁总统于06月09日至07月01日先后下令罢黜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督，且遣李纯驰兵扼驻九江，赴赣之师又源源出动。斯时复值俄人嗾使库伦内犯，绥、晋首当其冲。我于忧愤之馀，特于07月07日上袁总统这样一个电报： 北京大“总统”钧鉴：窃锡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计，滥竽民国，毫无建白。自宋案发生，适逢借款成立，人心摇动，讹言四起，忧国之士每虑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势。锡山窃以为中国之患不在南而在东，南北虽兄弟阋墙，可以理喻，满蒙为强邻虎视，必以力争。溯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我大“总统”置身于两疑之地，忧深虑远，统筹兼顾，津京秩序得以保持，近卫师团翕然听从，亲贵财产不尽落于外人之手。驯至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兵家所谓全国为上，我大“总统”有焉。当事之方急，克强（黄兴）诸公驰驱战地，危在疆场，而我大“总统”侧身京师，愠于群小，其谋国也同，处忧患也亦同，今以一事之误会，意见之微异，酿成国室之争，但略予疏通，即可涣然冰释。而环观全球，外患丛集，积薪厝火，危不可言。东邻野心，早暗视满洲为己有，彼胜俄之后，犹不敢据领之者，实因俄有以牵之也，不得已与仇俄协约，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缓图者，即美国巴拿马运河开通是也。菲律宾虽属美之领土，实在日本势力范围之中，而日所以不敢取之者，以与俄战后之元气未复耳。美国亦知其终难和平解决，甚欲乘其元气未复之时与之一战，惟因巴拿马运河未通，大西洋军舰运输不便，故迟迟未发。日本亦深知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彼在东亚势力美必出而干涉，乘此运河未通，则攫我满土，愈不容缓，特无隙可乘耳。今宗社党盘据东省，与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机以接济之，南北风潮叠起，又与宗社党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从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于南，而意实在满也。若墮其奸术，则瓜分立召。东而满洲将成朝鲜之续，西而新甘一带多系升允（清陕甘总督）党羽，倘出而号召，扰乱堪虞，北则蒙古煽动，中俄协约将成泡影。西藏喇嘛久蓄叛志，英人野心，其欲逐逐，而内地好事喜乱之徒，难保不乘机窃发。加之我国会匪遍地，群盗满山，教堂林立，洋商麕集，一旦溃决，外人之生命财产将何以保持，势必惹起列强干涉，国之不国瞬息间耳。言念及此，实堪痛心！推其由来，皆因木腐虫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总统”倡义武昌，力维大局，我大“总统”与孙黄诸公缔造民国，艰苦备尝，推其初心，无非救国，而经营年馀，险象环生，堂堂神州，傥不亡于满清，而亡于民国诸公之手，则天下后世将谓我大“总统”何？今者三督解职，足征无他，望我大“总统”开诚布公，敦请孙黄二公入都，共图国事，破除党见，一致进行，则内忧潜消，外患自灭。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民国幸甚！中国幸甚！山西都督阎锡山叩阳印。” 本来李烈钧对袁已有“遵令免官”的覆电，胡汉民亦有“请援赴藏方略”的表示（胡免粤督后，被任为西藏宣抚使），袁若不再相逼太甚，尚有策商馀地。而袁军向李烈钧等横施压力，李纯部先在九江发动攻势，李烈钧乃于0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不数日，黄兴响应于南京，陈其美响应于上海，安徽柏文蔚、广东陈炯明、福建许崇智、四川尹昌衡、湖南谭延闿亦先后独立，纷纷组织讨袁军，实行二次革命。长江流域独武昌黎副“总统”与浙江都督朱瑞宣布保守中立。中山先生特发表宣告，促请袁氏辞职，以息战祸。袁氏对中山先生的劝告置若罔闻，且用兵益急。结果因民军部署未周，且与袁军相较，众寡悬殊，不01月间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在这段时期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形格势禁，呼应为难，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俟南军北上，再与陕西会合，进攻北京。我刚奉到此指示不久，陕西都督张凤翙给我一个电报说：彼已与我联名拍发一电，反对李烈钧等行动。我当覆电责询其故，张答覆说我：此举孙（指中山先生）可谅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这时李烈钧亦有电给我，表示不满，因李与我在士官学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笃，故他对此颇觉意外，经我覆电解释，他才知道这原是一种未曾得他同意亦未曾得我同意的苦肉计。盖当时北方诸省除我与张凤翙外，馀皆为袁氏基本势力范围，张氏此举，亦可谓为保存北方仅有革命力量的一种权术。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氏乘势要求国会正式选举总统，制定宪法。国会参众两院于10月05日联合举行宪法会议，即日先行通过总统选举法，次日就进行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第1、二两次投票，袁氏皆未及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数，在第3次投票中，始以得票过半数当选，而黎元洪同时当选为副总统。《天坛宪草》因仍主责任内阁制，未能为袁氏所接受。国会尚在议宪过程中，袁氏于11月04日假国民党以主谋二次革命之罪名，而下令解散，并取消参众两院国民党籍议员四百三十八人之资格。12日又下令取消各省议会中之国民党籍议员。 至是，国会参众两院悉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各省议会亦成瘫痪状态，袁氏乃令组政治会议，研究解散国会及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两大问题。政治会议先于民国三年（1914年）01月10日呈请袁氏解散国会，次又议定《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由袁氏于01月26日公布。约法会议于03月18日开会，从事于修改《临时约法》的工作，由袁氏于05月01日将修订后的《中华民国约法》公布。这一约法完全采总统制，国务卿与各部总长均为大总统之僚属，立法院议员由人民选举，参政院参政由大总统任命。06月20日袁氏召集参政院开会，29日又命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在此制度下的中国，不只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是极度的总统集权了。自然军民彻底分治，褫军权于中央的宿意，更要积极的求其速达了。 山西是民国伊始就实行军民分治的省份，省行政首长为民政长。山西首任民政长为湖北周渤，其后为山西神池之谷如墉，河曲之赵渊，繁峙之陈钰，其间我曾兼任一度，但为时甚暂。民政长之下，分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各司，以分掌各项政事。全省按河东、冀宁、雁门、归绥四道区，分置河东、中路、北路、归绥四观察使（民国二年底将归绥亦并入北路观察使范围内），以理察吏安民诸事。 省行政各司改厅最早者为财政部门，初改为国税厅，嗣又改称财政厅，均归中央直辖，而受省监督。这也就是显明的实行中央集权，将财税权收归中央的举措。山西在国税厅时期，厅长为袁永廉，我曾记得有一次民政长陈钰不同意他的整个国税计画，即欲愤而回京。我问了他的计画以后，同他说：“你的计划实在不错，但你应计算计算，实行起来，恐怕卷房要占半个太原城。”他从此自知难以实行而不再坚持其计画，一场风波方告平息。国税厅改财政厅后，第1任厅长为李祖平。我祖父青云公民国三年（1914年）逝世，袁总统即派李氏代表致祭，因为当时财政厅长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袁氏为进一步完成中央集权，曾欲废省存道，使道与中央成为直接关系。这一计画实施的初步，就是于民国三年05月23日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并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巡按使虽然在事实上是接替了原来的民政长，但在名分上则不是行政官，而是监察官，特于委派之时，由中央分别明令赋以监督财政与监督司法之权耳。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渐做到废省存道。 山西第1任巡按使金永是一个旗人，其人相当骄悍，是袁特别派来山西消灭民军势力的。金永到晋，初任内务司长，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无疑，果于改制伊始，即实现之。当时中央为分各省都督之军权，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备部队，此令一下，金永在晋即积极成立警备队，其数初为七营，继并不断增加，形成对我的甚大威胁。 中央集权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销民政长制之同时，亦撤销各省都督之制，无论中央与地方将领，均授以将军或上将军官职。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驻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驻东三省者，则上冠以“镇安”二字，并分左右将军。中央将领威字之上，并人各冠以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蔡锷为“昭威将军”是。地方将领武字之上，亦并分别冠以各该省军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个字，如我当时的官职即改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山东都督则改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其他各省亦然。我的同武将军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镇大同的一个同字，山东泰武将军的泰字，是取了山东重镇泰安的一个泰字。为什么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东不取济南之名呢？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远的，那就是将来要让山西将军移节大同，山东将军移节泰安，以军政分地贯彻军政分治。这时，北京特地设立了一个将军府，为军事将领之大本营。名义上各省将军之本职亦皆在将军府，督理某省军务只是一种兼职，袁氏于民国三年06月30日的命令中即有谓“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的话。其所以改行这一制度，就是要逐渐的将军权完全收归中央。 民初中国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条约。俄国处心积虑，图我外蒙，历有年所，清宣统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国胁持，已纷纷独立，逐我官吏，驱我军队，俄使并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与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条件，清廷未予承认。民国元年，中国政府正拟进兵外蒙，维护我领土主权之完整，乃俄使照会：若中国进兵，俄当干涉，进而于11月08日迳以俄蒙条约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将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条件定入条约，俄国扶助蒙古编练军队，且在蒙古享有特权，政府虽严词拒绝，亦属无效。 我当时认为俄国乘我民国新建，力量未充，夺我主权，攫我领土，吾人断不能坐视我版图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专制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无论外交折冲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其后援。否则侵略者将得陇望蜀，内蒙亦恐继入俄手。特于11月13日电请中央准我亲率马兵一独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驻包头，相机进攻，万一事机决裂，即占据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这一电报中，特别说明：“蒙疆系我完全领土，征伐自有主权。内蒙既固，则兵力财力胥为我有，俄虽狡猾，然为我国兵力所及之地，当亦无词以难。即或派兵暗助，亦属鞭长莫及。如此筹计，我既有最后之设备，彼亦将知难而退。”政府终以种种顾虑，不敢决征蒙之策，只循外交路线与俄使进行谈判。 延至民国二年05月，俄国果嗾使外蒙军分东西两路大举内犯，晋军驻包头之刘（廷森）旅，驻大同之陈旅，首先接战，连电告急。我以北门锁钥，关系重要，又于05月27日电请亲带一混成旅前赴战地，亲督迎战。中央以省防重，坐镇不可无人为词，命我派孔庚师长带队应援。孔师长率部兼程北上，与绥远将军张绍曾部及我刘陈两旅协力堵击，敌势始渐顿挫。 已而因政府对边防军事无整个决策，外交总长陆徵祥与俄使所商条件又为参议院所否决，敌恃俄援，进犯益急，朔边各省，岌岌可危。一直延至熊希龄在进步党的拥戴下入组所谓“名流内阁”，孙宝琦继长外交，与俄使重开谈判，缔结中俄条约五款，外蒙军方退，边患方息，而中国之对外蒙，从此亦只剩宗主权的虚名了。 民国三、四年间（一九一四—1915年）是中国最沉静的时期，亦是袁世凯势力最盛的时期。各省都督（后为将军）之籍隶国民党者，仅仅剩下我一个人，只有临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潜力。那时国民党经过二次革命失败与袁氏一再摧残之后，组织颇为涣散。中山先生为重振革命精神，于三年07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设总部于东京，并分遣同志回国策进党务，以图革命之再举。斯时，袁氏力迫清除革命党人，我对来晋同志力保他们身分的秘密，并曾托他们报告中山先生说：我当多方设法保持此一仅存之革命据点，至来晋同志，我决加意保护。中山先生曾嘱我与陈其美先生多取连系。 三年07月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乘间攻占青岛，进兵山东，并于四年01月18日提出二十一条件，举国闻之，咸表愤慨。然日本于05月07日提出最后通牒之后，袁“总统”于09日接受，并于25日与日本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协约。本来日本久已蓄意侵华，我在日本留学时，日本小学中即以“我ガ满洲”教其学生。民国建立以来，欺侮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更以日俄英三国为首，日俄两国暗订秘密协定，划分日本之势力范围为内蒙与南满，俄国之势力范围为外蒙与北满，英国对此亦予承认，以换取其在西藏自由行动之密契。这种种侵略行为的加诸中国，一言以蔽之，乃国人勇于对内，不图自强，有以使然。“弱国无外交”，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于四年02月应袁总统之召赴京述战，此时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不久之时，我见总统秘书长梁士诒时，梁对我说：总统准备三年后打日本，著我主财政，唐质夫（字在礼）主军事。”我复询诸唐，一如梁言。我对梁、唐都说：“兄等应该劝阻，不可将总统促居炉火。”他们虽同情我的看法，但他们以为内里的人不好说话，最好由外边的人说。我当时并不是不同意抗御外侮，认为打日本须有能打胜的力量，否则轻言实足以招损。 我见袁总统时，曾特地向他陈述：我们应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因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须切实有战胜他国之把握。战胜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质与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三，后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七。所谓完全之物质，极重要者厥为二事：一为军械制造之进步，一为征兵制度之实行。尤其征兵一事，今世大陆诸国容有征兵而不强之国，断无不征兵而能强之国，盖非此不足明养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缓，惟此为急。至实行手续则不妨渐进，且不难在军政机关之举措，而难在民政机关之筹备。民政筹备必须配合国民教育之普及，国民实业之发达，地方警察之健全，地方自治之实行，官吏职任之专一等。所谓良好之精神，就是要养成最后五分钟之精神。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劳之体力与舍生就义之心理合组而成，此二者之锻炼在军中，其所以能受此锻炼之素养，则在民政。民政方面如何完成此良好之精神？一在国民武德教育，一在社会尊军风尚。精神物质，兼营共进，军力方可日强，国力方可日固，无论攻守，始能操必胜之左券。他听了之后，嘱我写一文件提出。我回晋后即本我的主张写了一个军事问答，送呈采择。 我此次晋京见袁为第3次。在我第1次晋京见袁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他先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他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为使人佩服他处事的才智，实则被见的人会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谋国的诚意。我辞出之后，谷如墉、贾书堂等几位老先生问我对袁的印象如何？我说：英雄有馀，治国不足。后来听到有人说袁氏内衣有很多口袋，分装内外各方重要资料，对谒他的文武大员，在见面以前，就会从这些资料中预猜要说些什么。由我的亲身体验中，这话亦不无可信之处。 民初，山西有一个大国民日报，有一天的社论为“袁世凯阎锡山厥罪维均”，不几天接到北京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一封公函说：奉谕着将山西大国民日报查封。我答覆他说：此报日日骂我，今更以大总统与我并骂。如仅骂大总统，我当遵命查封。我少年当政，此报不断骂我，可以使我自警，更可借以警惕推翻满清有功人员，盖不少有功人员不免因恃功而骄，不守秩序，武断乡曲，若无此报，彼等更无忌惮，请转禀大总统鉴谅！

附：孙中山先生于太原训示六则

一、建设时代要比破坏时代加倍牺牲 民国元年（1912年）09月19日上午十时在太原各界欢迎会演讲 今天兄弟初次到晋，蒙诸君欢迎，实深感激！ 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分，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然古今来破坏甚易，而建设甚难，今日五族共和，天下一家，建设方法非各省联络一气，同舟共济，万不足以建稳固之基础。况共和虽已成立，而列强尚未承认，危险之状，纷至沓来，是全在我四万万同胞，奋勇直前，不避险阻，不争意见，不尚权利，不分畛域，方可以达到真正共和之目的。 溯自前清入关以来，其第1政策，即以破坏团体为目的，故令各省自为风气，不相统一，久之遂成为一种习惯。厥后留学日多，省界之见，渐渐融化。而又日受外人之激刺，始知团沙之势，不足以恃，于是联络一气，共策进行，始能有今日之良好结果。兄弟甚望我同志坚持此志，不少变更。盖中国现在时势，尚在危险时代，如各自为谋，不以国家为前提，无论外人虎视眈眈，瓜分之祸，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谋，而离心离德，亦难有成。是中国欲建巩固之国家，非大众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觊觎。然此种境遇，非从心理入手不可。必人人将旧有思想全行消除，换入一副崭新思想方能成功。即如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皆系共和未成以前之名词。今民国成立，目的已达，须将此种旧思想扫除净尽，才可以谋建设。 盖今是共和时代，与专制不同，从前皆依政府，今日所赖者国民。故今日责任，不在政府而在国民。必要我四万万同胞一齐努力，方可以造成共和自由幸福。且今日幸福虽人人皆知，而幸福真谛，究竟尚未达到，此时不过有幸福之希望而已。但既有此希望，即须以此为目的，务必达到而后可享真正幸福。所以当建设时代，还要牺牲个人，为大家谋幸福。譬如破坏时代，要牺牲性命，今日建设，也要牺牲，且要比从前牺牲加倍。如不能牺牲性命，不能牺牲权利，则真正自由之幸福即万万不能到。所以兄弟今日甚望大家努力前进，勿谓破坏时代须牺牲性命权利，建设时代即可不必。此是兄弟今日之希望，我同胞其加勉之！ （《民立报》民国元年09月28日）

二、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 民国元年（1912年）09月19日在太原商学界欢宴会演讲 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画，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掣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迅疾告成也。革命虽成，而吾侪不能暇豫以处，天下事往往破坏易，而建设难。今日最要之事，乃各省当统一是也。晋省于民军起义之际，即立此好榜样，则今于令中国重行建立之事业，亦当为各省模范，庶民国数月以来，外患迭生，险象阴伏，消灭于无形。各省急当消灭意见，联合为一。推各省意见之深，大约系有奸人从中播弄，以阻各省之联合以图遂其阴谋。留学海外之学生，对于中国早具一种理想，如能以各民族合而为一，则可称雄地球。故归国后咸宣扬此说之真理。凡在旧政府所蕴之心理，处今时代，悉当屏除。革命非即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民立报》民国元年09月21日）

三、当前急务在实行民生主义 民国元年（1912年）09月19日在山西同盟会演讲 兄弟此次到山西，承诸同志欢迎，感谢无已。民国成功，乃吾人良心所创造，同盟会不得居功，然同盟会固尝提倡于前。现破坏告终，建设之事较破坏尤难且大，非合大多数人才，同负此责不可。故近已联合各党，并为一国民党。因各党政见与同盟会大致相同，政纲第1条，国家平民政策，即实行民生主义手段。得此最强健之政党，建设不难完全进行。是同盟会即国民党，山西自今日起，亦可改为国民党。 我辈所抱三大主义，为民族、民权、民生。今五族共和，建立民国，民族、民权两层已经达到目的。今日所急则在民生一层，从不暇讲此，今则不可再缓。因现在世界上机器发明，资本家可不劳而代千万人之力，以致全国财货尽归其手。彼恃其财力，不惟足以压制本国，其魔力并可及于外国。即如正太路，以一机器之力，而使无数骡马全归无用，其明征也。实业发达，世界财力悉归少数资本家之掌握，一般平民全被其压制，是与专制政府何异？吾辈因不甘一种民族压制，故有民族革命；因不甘政治不平等，故有民权革命；今坐视资本家压制平民，而不为之所急，岂得谓之平等乎？在昔欧美革命之初，机器未发明，民生主义尚非所急。今机器盛行，我国此次革命成功后，若不预为防范，将来社会上必生种种不平等。迨至欧美资本专制已成而始为之计，则其难不啻倍蓰。美国大“总统”某氏，曾恶资本家专制，以大“总统”之力抵制之，卒未有效。其专制较政府专制为尤烈，良堪危惧。我国何可不预为防之？譬如人身预讲卫生之术，则病不生，若至病生始言救治，其苦难有不堪言者。民生主义即卫生主义也。惟今日讲民生主义，可以不用革命手段，只须预为防范而已。此其与欧美不同处，但机会却不可失。 昔吾党宣言有平均地权一层，即为民生主义第1件事。此事做不到，民生主义即不能实行。吾人非地不生活，而地又为人人所共有，故必地权平均，而吾人始能平等。地为百货之源，物莫不由地生者。土地、人力、资本（即机器）为营业三大要素，而土地为尤重。平均之法，人多误会为计口授田，若古井田之法，则大不然。此在未开化时代尚可行之，而在今日绝不适用。今平均地权有一最善、最简之法，即按价收税而已。盖同一土地而因异其所在，其价值遂大相悬殊。在专制时代，按地征税，今则按价征税。价重者税亦重，所负担并不加重，而价轻者税亦轻，得享平均之利益，至公平也。且繁盛之区所得重大之地价，非由地而生，实因交通种种发达而得此结果，则此功劳当归社会，不当归地主明矣。上海市地前值数十元，今忽涨至数十万元不等，此利益岂市人所当享有？岂一地主不劳而可坐致耶？故重价之地必完重价之税，始得为平均也。建设最大者莫如交通事业，交通既便，广东、山西数日可达。然于铁路未成以前，须预筹平均地权之法，而后于民生有利益。因铁路所至地价必增，有地者得利，无地者死，受害多矣。资本家得以贱价购地，垄断其利，穷民又何利之有？故乘此革命大变动之际，土地必须有换契之举，政府可藉调查地价，布告全国，实行地价税法。其地价多寡由所有者自为报定，将来政府公用征收，即按所报之价而付与之。地主惧异日收买之吃亏，自不肯以多报少。而既按地价征税，亦必不肯虚报重价，致目前重其负担。如此，则所报地价不患不公平矣。 至土地国有一层，亦非尽土地而归之国家也，谓收其交通繁盛之地而有之耳。美国纽约地租，每年美金四万万，俱归地主私有。中国将来发达，全国得二十个纽约，亦未可知。既为民国，则国家所有亦吾人民所有，亦何惮而不为之。以中外资本为全国铁路，四十年后尽收为国有，每年可得十五万万，此按二十万里铁路计划而言。美国土地较小于吾国，铁路至八十万里，吾国将来铁路尚不止此，在吾辈毅力何如耳。现在中国之困，只在一穷字。数年后民生主义大行，铁路、矿产及各种实业俱能发达，彼时将忧财无用处，又何患穷哉！所谓教育费、养老费皆可由政府代为人民谋之，夫然后吾党革命主义始为圆满达到，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将为一安乐国，岂非大快事哉！ （北京《民主报》民国元年09月23日）

四、山西赞助共和之功 民国元年（1912年）09月19日在太原阎都督欢宴会演讲 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今非享福之时，尚须苦心建设十年后，方可言享福。文捐弃一己权利，为谋四万万同胞幸福。 （《民主报》民国元年09月21日）

五、军人的责任即在国防 民国元年（1912年）09月20日在山西军界欢迎会演讲 去岁革命成功，全赖军人之力，方今维持民国，亦须赖我军人。军人责任即在国防一方面，因二十世纪立国于地球上者，群雄争逐，未能至于大同时代，非兵力强盛不能立国。是立国之根本，即在军人。今幸与山西军界同人相见一堂，愿与诸君研究现在列强之大势。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军人既负国防责任，对外责任即不能不研究。外国之大势，英、德、法、美虽强，势力尚未能完全及于东方，其与我国国境毗连者厥惟日、俄。日本有二百万陆军，战时可出兵一百万，俄国有五百万陆军，战时可出兵三百万。近者两国连络，对于蒙、满颇具野心，已视为其国之范围地，甚为可虑。量我兵力不及两国之强，一时颇难抵抗。但日本人口不过五千万，俄国人口不过一万万三千万，合两国人口不足两万万。今我民国有四万万人，兵数不过百万。夫兵之原素为人，中国如此众多原素，将来练数百万兵决非难事。即以现势而论，如能筹备完善，以客我形势论，尚可抵抗两国。在政府方面，原可以外交消祸患于无形，然非兵力完足，不能为外交之后盾。此等责任，即在诸君身上。 今日告诸君有两事：第一存心，即军人当存一与国存亡之心。即我辈军人不愿中华民国亡，中华民国就可以不亡。诸君人人皆能以国家存亡为一己之存亡，何忧外患！第2学问，中国在前清时代，对于日、法战后所以失败者，在军事学问之不足。即以日、俄战后论，辽阳、奉天之役，俄兵实三倍于日兵，独因组织不完全，预备不周到，不能一致行动，卒至失败。所以军学最要，所以兵不在多，如能组织完全，预备周到，则可以百万人敌三百万人而有馀。 ……此次到山西，见山西煤铁甲于天下。方今为铁钢世界，有铁有钢可以自制武器，即能争雄于世界。兄弟拟在山西设一大炼钢厂，造制最新武器，以供全国扩张武备之用，要求军界诸君赞成。 （北京《民主报》民国元年09月26日）

六、共和国体与专制国体不同 民国元年（1912年）09月20日在山西实业界学界及各党派欢迎会演讲 兄弟此次来晋，受各界欢迎，得与吾晋父老兄弟欢聚一区，兄弟极荣耀、极喜欢的，兄弟略说数语为诸君告。 中华民国的国家与前清的国家不同，共和国体与专制国体不同。中华民国的国家是吾四万万同胞的国家，前清的国家是满洲一人的国家；共和国体荣辱是吾同胞荣辱，专制政体荣辱是君主一人的荣辱。在前清专制之下，吾同胞无一人脱离奴界；在共和民国之下，无一人能隶于奴界。以多数国民受压制于一人之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最不自由的事。兄弟宗旨首先推倒专制，建设共和，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今专制推倒，共和成立，是吾同胞由奴界一跃而登之主人地位，民族、民权主义已达目的。惟民生主义尚在萌芽，吾同胞各享国家权利，要各负国民责任，各尽国民义务。吾国土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物产如此之富，何至于如此之贫！推原其由，实因前清专制政体，人民无权利，遂无义务的思想，无自由平等的幸福，自甘暴弃责任，毫无竞争之性，进取之性。此实吾国民至于贫弱之一大原因也。 （北京《民主报》民国元年09月26日）

问：袁世凯称帝经过及观感？ 答：民国三年（1914年）修改约法以后，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之，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的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者是另有别图。其中最足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 至袁氏帝制失败之主因，一则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激起愤怒的民气。一则是他的亲信诸老“怏怏非少主臣”，谁亦不愿再做袁克定的臣属。 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灭，山西成了旧军阀的眼中钉，报告袁氏山西必反，威吓之函电日有数起，劝导之来人连袂不绝，最后袁氏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驻晋，监视我的行动，及至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此人酷嗜赌博，日夜打牌，一反袁氏指赌博为“牧猪奴戏”之谕示，我曾打算令警察将其查扣送京，谷如墉、刘笃敬等几位乡老力劝我投鼠应该忌器，方始作罢。 在这一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被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1，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2，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3，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份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4，使我的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与委蛇。四年09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的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对，12月袁封爵的命令，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帝制运动最热闹的时候是民国四年（1915年）的后半年，08月古德诺的民主不适于中国论在《亚细亚报》发表后，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谓六君子，即组成筹安会，大为鼓吹君主立宪，此为帝制运动的正式开始。杨度是个反对满清的人，他在日本时曾有两句名诗：“仗剑西望泪滂沱，胡运炎炎可奈何！”但他是一向主张君主立宪的。远在筹安会成立之前03月，他就撰有《君宪救国论》。刘师培是个左倾学者，他参与筹安会，并非主动，他有一次曾到山西，但始终未劝我赞成帝制，因他与我的警务处长南桂馨私交甚笃，经南介绍，我对他谈话较为恳切。我曾告诉他说：“今日大势所趋，世界各国均向民主途径转变，中国民主力量虽尚在萌芽时期，但亦是日长01日，诸君子出谋筹安，固有苦衷，然逆势亦当顾虑。”他对我这话未表赞成，亦未表反对。（古德诺，美籍顾问） 筹安会幕后操纵者主要为袁之长子克定。袁克定为实现继承帝位的迷梦，曾特地为他父亲专印了一份伪版《顺天时报》，内容与一般人看的《顺天时报》迥异，其中臆造了多少劝进拥戴帝制的消息，以坚他父亲称帝之意。 据了解内幕的人说：与袁克定暗中同谋者，除杨度之外，另一要角为梁士诒。因民国三年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袁世凯曾应徐之请免去梁秘书长之职务，另设内吏长以代替之。同一时间，袁又成立了一个平政院，颇似现在的行政法院，平政院中有一个肃政厅，内设若干肃政使，如同清朝的御使，肃政厅于民国四年提出一个五路大贪污的弹劾案，梁为交通系领袖，此案与其关系颇大。梁此时正处于最尴尬地位，为转移视线，乃出奇制胜，劝进帝制。初劝袁未之答，继通过袁克定劝之，袁亦无表示，最后以极迷信的话语袁氏谓：袁氏先氏历代相承都没有能活到五十九岁的（是时袁氏已五十七岁），应以绝大喜事相冲，袁方首肯。于是美籍顾问古德诺之民主不适于中国论与日籍顾问有贺长雄之日本立宪而强的论调相继发表，筹安会宣告成立，梁氏亦于09月19日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举行所谓“变更国体”总请愿。 此外当时怂恿帝制最明朗而积极之文武大员，各省疆吏以奉天上将军段芝贵为首，中枢大员以内务总长朱启钤为首。段芝贵胁持各省通电请袁速正大位于前，又复联合东北首长孟恩远、王揖唐、朱庆澜、张作霖等力谏中央讨伐唐、蔡于后。朱启钤密电各方策商帝制于前，又复主持所谓登极大典筹备于后。这一段时期，我所收到有关帝制的电报中，除统率办事处者外，即以段芝贵与朱启钤领衔者为最多。 统率办事处是在袁氏亲自主持下发纵指挥全国军队的机构，他成立这一机构，理论上是为了负起“大“总统”统率全国陆海军”（当时中国尚无空军）的责任，实际上这一机构不只代替参谋部全部职权，而且亦代替了陆军部的大部职权，兼任参谋总长的黎元洪对此虽无计较之心，而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则不能没有不快之意。加之袁克定编练模范团与怂恿帝制之举积极配合，段乃由不到部办公而请假养疴，而正式辞职。 统率办事处的要角陈宧，是黎参谋总长的次长，袁对之倚畀特殷。民国四年02月袁为安定西南，命陈以会办四川军务名义，率李炯之、余祯祥、冯玉祥三旅入川，06月间准四川将军胡景伊入觐，陈继其任。陈宧于离京赴川前同三旅长谒袁辞行谢恩，一见面就向袁曲膝叩首，袁惊异着说：“现在国家共和，不可如此。”陈以最谄媚的言词说：“元首虽以大“总统”自居，而全国官民则皆奉为皇帝，元首01日不实行帝制，臣此去即01日不复返。”迨至袁氏称帝失败，陈始则致袁江（05月三）电请其退位，继则通电与袁断绝个人关系。说者谓袁氏之死，受陈宧刺激最大，亦不能谓无无稽。 于袁氏称帝意犹未坚之时，其亲私怂恿之术，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有一次他的左右曾买通他的身边侍从，在他清晨未醒时，将他最喜爱之玉杯抛至地上，打得粉碎。袁醒询其故，这位侍从说：刚才擦拭桌椅时，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是一条龙，我大吃一惊，就把玉杯摔破了。袁给以巨款，令其回籍，并坚嘱不得以此语人。 长江巡阅使张勋是口口声声不忘旧朝的一个满清旧臣，同时亦是赞成袁氏帝制之死硬派，由于他自己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头上的辫子，不肯剪去，所以袁氏始终对他有“帝其所帝，非吾所谓帝也”的顾忌，为此他曾明白通电表明他矢志拥袁的心迹。但在帝制运动白热化的时候，张勋突然电请袁氏效舜禹之对唐虞，勿废宣统帝号，维持清室优待，于是袁氏原拟封溥仪为懿德亲王，君臣互易之举，乃不得已而中止。 袁氏决意称帝之后，奉命代行立法职权之参政院遂决议选举国民代表，解决国体问题。民国四年10月间，各省国会代表先后选出，北京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乃规定10月28日起至11月20日止，为分省决定国体投票日期，票面悉印“君主立宪”四字，投票时赞成者写赞成二字，反对者写反对二字。投票结果，代表人数一九九三名，赞成票亦为一九九三张。接着由国民代表推戴袁氏为中华民国大皇帝，并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恭请大皇帝正位。12月12日袁氏下令承认帝制，并于同月31日明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日本原本怂恿帝制最力，袁氏受其影响亦最深，比及国体投票正式进行之时，乃一反以前态度，英、俄亦复如此，其心叵测，概可想见。日本皇室为怂恿袁世凯积极称帝，曾向袁示意，日本的施为向以中国为嚆矢，中国的民主实足以动摇日本皇室万世一系之基础。今日劝中国恢复帝制，不仅为中国，抑且为日本，中国如废共和而行帝制，日本以帝国而扶助帝国，自属名正言顺，当可共存共荣。若仍续行共和，自非日本帝国所愿，今后一切，难望援手。北京统率办事处给我们的世（10月31日）电中曾说：“大隈首相屡次宣言谓：‘中国宜改国体，如内无乱事，日本决无可干涉之理。’又对我陆驻使（陆宗舆）密谈：请中国安心做去，日必帮忙。英使朱尔典，因主座谦抑曾面谒劝进。俄使于13日接政府训令复电称：俄愿即行承认。大隈于十八、20日演说，亦谓：中国改革，不致内乱。外交方面颇称顺适。不意日本新外交大臣石井到任，意欲见好于野心派，主张托词中国上海长江一带恐有内乱，以好意劝告中国暂缓改变。”旋该处江（11月03日）电说：日本代理公使小幡西吉约同英公使、俄公使于10月28日（国体投票开始之日）赴外交部，劝告将实行帝制之计画暂为延期。此时袁氏及其左右势将骑虎，自然不会接受。由此我深深感到当国不去满足自身欲望的贪心，不只要惹国内的不容，并且要受国际的愚弄。平心而论，不能说袁世凯不是聪明一生，糊涂一时，致成身败名裂。 袁氏称帝，其亲近诸老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均不表同情。徐世昌时为国务卿，在一次会议中，袁氏对帝制问题问到他时，他背向后仰，默而无言。段祺瑞于辞去陆军总长后，居家养疴，据说袁曾给他派了一个厨师，他不只不敢用这个厨师为他做饭，连他如夫人亦不敢用，每餐均由其原配夫人亲自烹饪。王士珍虽然继段为陆军总长，实则当时陆军部的职权大部为统率办事处所代替，陆军部已成了一个闲散机关，故王亦闭门不出，以避烦扰。冯国璋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同被袁氏亲口宣称为拥护帝制者，但从其嗣后行为观之，则大不然。 民国四年06月间冯与梁启超相偕晋京。冯谒袁时，谈及南方对帝制的传言，叩询袁的真意，袁曾对他说：“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分别，所贵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子身有残疾，二儿子想做名士，三儿子不达时务，其馀都还年幼，岂能付以天下重任？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说：“不过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也恐怕不能推掉。”袁正颜厉色的说：“这是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英国购置薄产，倘有人相逼太甚，我就把那里做我的菟裘，不问国事了。”冯出而告段说：“你放心好了，大总统绝不会做皇帝。”冯将此话告梁，梁听了说：“我亦相信他不会那么傻。”但冯南下不久，筹安会忽然大肆活动起来，因此冯十分怀恨袁对他不能推诚相见。这只是举冯之一例，徐、段、王当亦有相类的感受，以袁氏之聪明，也当然深知他们都希望继承总统，不希望实行帝制，故对实行帝制的话，未公开前，对他们有些保留。但越是这样，起的反作用越大。所以我认为袁氏帝制之覆灭，除讨袁之革命力量为外在因素外，其亲近诸老之“怏怏非少主臣”，实为一大内在因素，而此二因素又隐约间不无彼此响应之关系。 当蔡锷悄然潜离北京，返归云南的时候，中华革命党总部亦正派李烈钧等到达云南，策动唐继尧起义讨袁。唐继尧通电讨袁之前，曾电南京冯国璋，以察其意，冯覆电说：“国璋老矣，国事全在诸君。”唐接获此电，方于12月25日成立护国军，宣布起义。蔡锷率师北进，与对方曹锟、张敬尧军战于四川、重庆、泸县、宜宾之间，一则后方弹药不济，一则曹、张军顽强抵抗，蔡军因粮弹不济，已入困境，因其参谋长与张敬尧有旧，乃派其前往试谋停战，张彼时亦不愿打到底，因打到底，袁即成功了，蔡提出停战，正合张意，乃允其请，但提出袁倒之后，蔡须出面拥段，以此密契为停战之条件。起初蔡不愿承认，后经人劝说段之出处并非一拥可定，何必斤斤计较于此，蔡始权予承认。比至袁氏薨折，蔡锷果与张敬尧等联名拍发庚电，主张由段出任总统，以挽危局。 从这两件事可以说明冯、段当时之心情与对袁氏帝制之影响。若不是冯有暗示，蔡、李等到云南亦难迅速举起义旗。若不是段不同情帝制，唐、蔡等举起义旗，亦难保不遭挫败。我所以获知此种内幕，是因为李烈钧、唐继尧均与我为日本士官学校同期同学，且一向过从甚密，这些情形，他们与我有多次的电报往返。 蔡锷原虽为立宪党，且与梁启超有师生之谊，但其在日本时即对革命深表同情。我与蔡氏相识甚浅，而相知颇深，他居京期间，曾力示堕落，以图避祸。当他离京前不久，特托士官同学（我的参谋长）李敏之携何绍基所书绣屏四幅、绣联一付赠我。联之上联为“雅量风清兼日月”，下联为“高情涧碧与山红”。我问李敏之说：“松坡（蔡锷字）还说什么没有？”李答：“没有。”我说：“你不要将此事告人。”李问我何故？我说：“将来再说。”比至蔡已离京，我才告李敏之说：“松坡以屏联赠我而无言，我就知道他已决定离开北京，当时不让你告别人说，是怕机警的人识透其意，密奏袁知，致他不能成行。” 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与蔡锷、戴戡（与蔡同时返滇者）通电讨袁之后，各方反应颇不一致，有的驰电诘责，有的奏请申讨，有的策商调处，其态度最缓和，持论最谨慎者，为南京宣武上将军冯国璋，他反对多所电责，更反对轻言讨伐，其沁电中曾谓：“倘诘责之文电纷驰，则观听之惶惑易起。”又谓：“倘讨不能行，行不能果，中外耳目所属，或且群致猜疑，窃恐扰攘之忧，将不在一方面而在全局，再四审度，关系非轻。”而冯所反对的，正是以朱启钤为首的大典筹备处指示各省一致主张的。 推冯国璋领衔忠告，策商调处之议，原系陕西将军陆建章最早提出的。紧接着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唐、任、蔡、戴讨袁通电原曾列刘之名），一面否认唐通电渠曾列名，一面表示赞同陆议，以维和平。我当即驰电各方，对陆刘之议表示赞同。旋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等又主张国体重大，应再召集国民会议公决。如无怂恿帝制者不知悔悟，对刘显世、龙建章之建议公然指斥，而外间疆吏如徐州巡按使张勋，广东上将军龙济光，湖北上将军王占元，安徽将军倪嗣冲等尤多昧于时势，与段芝贵等同持讨伐主张，并促冯国璋主稿电京，冯在此情势下，亦只好在表现上一反其初衷了。 云南起义以后的三数月间，醉心帝制者流，仍在力促袁氏早日登极，而袁氏则慑于国内外之趋势，徘徊未敢出此。果然护国军经过三个月的苦战，李烈钧所部在滇、桂交界处击败滇军龙济光，广西上将军陆荣廷应约宣布独立，贵州方面亦公开继滇而起，袁氏方于03月22日明令撤销帝制，然仍恋栈大总统，而不肯引退。说者谓袁氏能以撤销帝制，尚未执错到底，然撤销帝制后，犹不肯放弃总统，可谓不识进退，我认为这是至当的批评。 袁氏撤销帝制之后，滇、黔复提出总统退位的请求，接着广东上将军龙济光在革命军势力的胁迫下宣布独立，浙江将军朱瑞在军民的事变中突告失踪，冯国璋乃于04月18日提出八项条件，以图息争。这八项条件是：（一）袁大总统仍居其位，实行责任内阁制度。（二）慎选议员，开设国会。（三）明定宪法，宪法未定以前，适用民国元年约法。（四）惩办祸首。（五）各省及中央军队须以全国军队按次编号，不分畛域。（六）去冬之各省将军、巡按使悉仍其旧。（七）滇事后派赴川湘方面北军全行撤回。（八）开赦党人。据冯的巧电中说：这八项条件未向各省电问以前，他已秘密商得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以及蔡锷的同意，于是大多数省份均复电表示赞成。正在策商期间，北京以段祺瑞为国务卿的所谓责任政府于04月23日宣布组成，而蔡、唐诸君又驰电坚持请袁退位，冯乃对原条件略加修正，要在使袁暂负维持责任，迅筹国会锐进办法，一俟国会开幕，即行退职。冯电甫行发出，四川将军陈宧与川边镇守使刘锐恒亦相继电请袁氏退位。此时，冯国璋、张勋、倪嗣冲联名邀请各省包括南军滇、黔、桂、粤各省选派代表赴南京开会，商决大计，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亦有电赞同此举，我乃派崔秘书廷献代表前往。 南京会议于05月17日开始，因袁氏曾电冯、张、倪表示自愿退位，嘱与各省妥筹善后办法，于是首先讨论的就是总统退位问题，南军代表主即退，张、倪派主不退，冯派主缓退。商讨未获定论，而独立省份日益增多。此时除滇、黔、桂三省外，广东龙济光，浙江屈映光（将军朱瑞失踪被举为都督），已于04月间形式上宣布独立，陕西陈树藩（驱走陆建章者），四川陈宧，湖南汤芗铭亦于05月间先后宣布独立。张、倪坚主以南京全体会议名义挽留袁氏，因冯不愿出此，会议迄无结果，而袁氏于06月06日因病逝世。冯在这一阶段的手法，有相当收获，那就是因此造成袁死黎继，他取得副总统地位的有利情势。 袁氏所派的山西巡按使金永有一次曾开了一个已过曾参加革命者的名单，内有谷思慎、续桐溪、弓富魁等卅馀人，咨我扣捕，交他审讯，我于扣捕以前都密告他们跑开了，以是金永对我深表不满。到了袁氏帝制运动末期，金永犹以他的十一营警备队的既有力量为未足，又请准中央在东三省招募胡匪，以壮其势，我对他这种不惜扰民以逞的举措，一再电京反对，此批胡匪方未来晋。金永对袁氏曾上了一个很厉害的奏折，详叙我在山西不利于袁之种种措施，其结论大意为：北方最不安于袁政者，为山西之民军势力，若不消灭山西民军势力，则我将配合反袁军事，由平绥路进攻北京，欲消灭山西民军势力，非将我撤职，无以为济。此奏折到袁氏手中时，袁已病笃，卧床而阅，未及看完，奏折即掉于地下。当时徐世昌、段祺瑞在袁病侧，劝其病愈后再为处理，袁氏从此即一病不起。此段事系段亲自告我者，当不为虚。段并曾对我说：如果项城那时看完这个奏折，一定要撤你职，下令讨伐你。 我事后想到一件事的因果关系，种下什么因，即要结什么果。袁世凯改行帝制有因，国人起而推翻帝制亦有因。辛亥革命推倒满清统治，由于同盟会自身力量不够，借重了满族疆吏力量，其结果即种下汉人皇帝之因。幸而中国文化是民本文化，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深入人心，民主很合乎民本的心理，故一经变君主为民主，绝大多数的人谁亦不愿再倒退回君主的窠臼，以故袁氏称帝卒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