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华北局等六单位
昨欢宴世青代表团
【新华社17日讯】
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共北京市委员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工作委员会及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等六单位，于17日下午一时在颐和园欢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
席间，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致词。
他对全世界七千万民主青年的优秀代表对华北和北京所作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在宴会前后，冯文彬、廖承志等曾陪同代表团游览了颐和园。
晚间，代表团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招待宴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开幕
总结建团经验保证建设强大国防军
【新华社17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所召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青年工作会议17日起在京举行。
出席陆、海、空军青年工作干部一百一十二人。
此次会议目的在于总结过去一年中部队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经验，准备进一步开展部队普遍建团工作，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队思想，在部队中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运动，以保证建设强大国防军任务的完成。
朱总司令在大会上致词，号召全军青年指挥员、战斗员们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斗争。
毛主席特为大会题字是：
“巩固地向前发展”。
朱总司令题字是：
“虚心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技术水平，使自己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战士。”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冯文彬在大会上向全体与会青年工作干部报告了各地建团经验和建团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及军委总干部管理部通知
军队转业干部统一进行登记
保留军籍以适应今后国防建设的需要
【新华社17日讯】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为了解军队转业干部情况，特发出《关于军队转业干部登记的通知》，全文如下：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及国家各项建设的需要，近年来人民解放军中抽调了大批干部，先后转入地方党、政、民、财经、文教、外交等部门工作；
但未经过统一的登记工作。
现为了解转业干部情况与保留其军籍，以适应今后国防建设的需要，特作如下决定：
（一）原人民解放军之排以上干部已转入地方各部门工作者，一律保留军籍，为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干部。
各大战略区颁发解放纪念章时均应发给原在各该区军队服务，现已转业之全体干部，及已复员之干部战士。
（二）凡转业干部，必须填写军队转业干部登记表二份（表册另发），分存各所在区之省军区，或大军区干部管理部及军委总干部管理部。
（三）军队转业干部登记范围，暂定为自1949年01月后转业者。
为了便利登记工作之进行，兹规定：
（1）中央人民政府直属系统一级各部门及直属省市级系统各部门，由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协同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负责调查登记。
（2）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及东北人民政府直属一级系统各部门及其直属市级系统各部门，由各大军区干部管理部协同各该区军政委员会及东北人民政府人事部门负责调查登记。
（3）各省人民政府所辖各级，由各省军区干部管理部协同各省、市人民政府所属人事部门负责调查登记。
（四）今后凡经过转业登记之干部，如工作调动时，则由调动干部之机关，负责通知所在区之省军区、大军区干部管理部或军委总干部管理部登记备查。
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
1950年10月10日于北京

京人民体育大会结束
各项成绩一般比去年提高，有十四项打破京市去年或过去的纪录。
【新华社17日讯】
首都人民体育大会，进行03日，于17日下午结束。
参加这次大会的运动员共三万八千多人，除工人、军警和学生外，还有从未参加过运动会的郊区农民。
大会充分发挥了新民主主义体育的群众性和集体主义的精神。
大会的表演和竞赛计有一百七十五项，各项成绩一般比去年提高，其中有十四项打破京市去年或过去的纪录。
在大会进行期间，来京参加国庆盛典的各民族代表团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都到场参观，受到全体运动员和观众热烈欢迎。

侵朝美军严重威胁我国安全
美机又四次侵犯我东北领空
东北西南等地人民坚决反对美帝扩大侵朝战争
【新华社沈阳17日电】
侵略朝鲜的美国军队的飞机于本月十三、十四两日曾四次侵犯我国东北领空。
13日十五时七分，美国Ｐ—51型飞机两架侵入我国辽东省长白县之沿江村低空侦察，后即向朝鲜境内飞去；
十五时八分再度飞至沿江村上空侦察。
14日二十时零分，美国轰炸机一架侵入我辽东省辑安县上活龙盖村，二十时零二分向朝鲜逸去；
同日二十时四十五分，有不明机种的美国飞机一架，自朝鲜侵入我辑安县，沿鸭绿江侵扰我复兴村堡大甸子、夷平沟江口村和孤山子村等地，至二十时四十九分始向朝鲜逸去，此次美国飞机侵入我国境以内领空达十五公里。
【新华社17日讯】
东北、西南等地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或书面谈话，一致反对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扩大侵略朝鲜战争的非法决议，坚决拥护我外交部发言人对目前形势的声明。
中国民主同盟东北总支部发表声明称：
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国家决心要扩大侵略朝鲜战争，已严重地威胁到中国和世界和平与安全。
中国人民对这种情势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西南川西区及成都市各人民团体及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书面声明，一致认为：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日渐蔓延，川西人民愿贡献出一切力量，和全世界及全国人民一起，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世界和平。
山东省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发表书面谈话指出：
这是美帝国主义进一步盗用联合国名义继续进行屠杀朝鲜人民，并将战争火焰燃烧到中国边境来的罪恶阴谋。
青岛市工商联合会筹委会发表书面谈话称：
誓以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税收任务等实际行动，作为对美国侵略者的有力回答。
西北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大寺活佛阿莽仓大襄佐，代表三千多僧侣及所属一百零八寺三十多万教民，于日前发表通电说：
我们坚决拥护我外交部本月10日发表的严正声明，并积极参加和平签名运动，动员我寺各昂次（昂次即活佛居住之地）六大学院三千七百僧侣及所属一百零八寺三十多万教民，为制裁美帝国主义侵略及维护全世界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和平宣言上签名。

全苏拥护和平大会揭幕
【新华社17日讯】
综合塔斯社莫斯科讯：
第2届全苏拥护和平大会于16日在莫斯科工会大厦隆重揭幕。
出席大会的有代表着苏联数十个民族的一千余名代表。
其中有著名的斯塔哈诺夫工人、集体农民、工程师、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学生以及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工会干部。
刻正访问苏联的各外国代表团团员也出席了大会。
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代表团团员、英国和平委员会主席克劳瑟已于15日抵达莫斯科，出席大会。
大会由苏联名作家法捷耶夫主持开幕，通过议程如下：
（一）吉洪诺夫报告：
“苏联人民为争取和平与反对新战争挑拨者而斗争”。
（二）选举参加第2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代表。
（三）选举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
苏联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继就议程的第1项作了报告。
与大会同时，工会大厦各厅已布置了一个盛大的展览会，充分显示苏联人民进行和平劳动的成就。

南京前埃及大使馆代办住宅被劫案
案犯全部落网案情大白
是蒋匪特务组织的破坏活动
【新华社南京17日电】
南京前埃及驻华大使馆代办阿巴提住宅被劫，阿巴提本人被暴徒刺伤案，经市公安局严密侦缉，已全案破获。
该案系蒋匪特务组织之破坏活动。
案犯十四名均已落网，并缴获该特务组织之印信、委任状等。
现正交由市人民法院严厉审判。
该案主犯高遐昌，在日伪时期曾任警官，日本投降后，任蒋匪刑警队外勤组长；
南京解放时，随匪逃往上海；
迨上海解放，复潜回南京。
本年02月，该犯与匪民社党分子李善修等组“中国人民反共抗俄救国会”特务组织，进行破坏活动。
高犯自任对外联络，李犯主持内务。
其后陆续发展高遐举（高遐昌之弟）、祁瑞、童卫民、张玉风、李健等人参加该组织，委祁瑞为“秘书”，童卫民、张玉风为“联络组长”，并以宁海路十一号李犯住处为秘密集会地点。
同时，该犯等在市区散发反动传单，造谣惑众。
高、李两犯等为筹划经费，曾于06月间携带“中国人民反共抗俄救国会”指令一件，向前美国大使馆会计主任李鸿年勒索二十万元；
其后，又向新兴食品公司、协丰布庄等商号敲诈未遂。
此时，适逢前埃及使馆厨师张铭山因酗酒被解雇，心怀不满，力谋报复。
张原与高遐举相识，乃由高介绍与其兄相见。
高犯等即筹谋抢劫阿巴提住宅，以遂其既可达到破坏我人民政府威信的反革命阴谋，又能遂行其拟于劫得款项后奔赴香港和蒋匪特务组织联络的反革命目的。
高犯乃约其内弟张名亮商量此事，由张拉拢流氓郜治映、陈学荣、陈金盛等谋划，并由郜治映、陈金盛分赴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句容县约来惯匪邓定友（前供邓其友）、俞良坤（前供于良德）等人并携来枪一支。
至此，密谋已成，高犯乃于09月03日晚派遣张名亮、邓定友、俞良坤、陈学荣、陈金盛等五匪前往阿巴提宅抢劫，并将阿巴提刺伤。

各级干部都有责任整顿作风
近几个月来的整风经验证明，整风应由党内到党外、由干部党员到一般党员、由上级到下级，重点放在各级负责领导工作的干部党员身上；
对于一般党员和非党干部，则应根据不同对象去组织和领导他们参加整风学习和工作检查。
只有这样，才能使整风正确地贯彻下去，深入与巩固整风的成果；
反之就会引起许多混乱，甚至发生错误。
目前大部地区的整风运动，正向党的和政府的各部门及县以下各级组织深入进行，因此，已有的这个经验是应该加以重视的。
已经进行整风的地方或单位，有些领导干部不积极带头检查工作，这是不对的。
因为愈是负责的干部对于革命工作愈要负重要责任。
这些同志不同于一般干部党员，他们是掌握着党和人民政府各种政策的枢纽。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密切关系着千百万群众的利益。
假如他们掌握政策稍有偏差，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因此，领导干部不但要整风，而且要先整风。
只有把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整好了，才能正确地整顿中下级干部的作风。
但是，有些中级干部党员认为整风要“中间不动两头动”；
或者说“上有官僚主义，下有命令主义，自己既不负主要责任，又不接近广大群众，没有什么风可整”，这也是不对的。
这样看待整风的同志，除了有一部分是有意识地逃避整风，应加以严厉批评以外，多半是对自己的工作任务认识不清楚，把自己所担负的任务看成是单纯“技术性”和“不实际”的工作。
他们不了解自己所做的日常工作，如调查研究、搜集资料、汇报情况、起草文件、传达决议等，都是领导与群众结合、政策与实际结合的极重要的工作。
有许多机关，“公文旅行”的现象严重存在，也往往是由于中级干部未能积极尽职的结果。
在检查工作中不但已经发现不少中级干部的作风有官僚主义倾向，而且也有命令主义倾向。
如处理机关日常事务中，他们对于所领导的下级，不进行解释，只靠命令行事，下级干部对他们的意见也很多。
这能够说是“无风可整”吗？
至于说“一切是上级负责”，这同样不能成为下级干部党员推卸责任的借口。
因为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都是通过下级干部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的；
党和政府又经过他们来集中群众的意见，作为决定政策的根据。
下级干部和群众的联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
因此，下级干部党员工作作风中的错误倾向如不整顿，如果不把具体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那么，要改进工作就是不可能的。
目前各地党委注意与加强对区乡干部整风的领导，深入基层检查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只有整顿了高级干部和中级干部的作风，又整顿了下级干部党员的作风；
检查了上级领导机关的工作，又检查了基层的工作，才能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
当然，无重点地一切都整，特别是对一般新党员的整风也要求得和老党员一样，也是不对的。
对于一般新党员，只应该领导他们进行整风学习。
因为这些同志政治水平还很低，对于他们不应要求过高。
但他们在整风中也要努力使自己更多地懂得党的基本原则，从思想上建立起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忠心为人民服务，严防脱离群众。
学校、工厂和农村支部中的共产党员都应该进行适当的整风学习；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工作检讨也是可以的，但要严防形式主义的倾向。
不分党内党外，“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整风方式一定要纠正。
非共产党员干部，作为服务于人民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或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员，只有在真正自愿的情形下才可以接受他们参加整风。
至于邀请他们列席党员的检讨会，向党员提出批评，或者与他们共同进行检查某种共同的工作，当然是另一个问题。
在这一方面做得好坏的关键是在于共产党员干部能否虚心接受他们的正确意见，更多地取得党外朋友的帮助，达到进一步团结和改进工作的目的。
任何超过共同纲领的标准，而以共产党党章的尺度去衡量党外合作者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周外长致电安迪让及赖伊
向联大提出坚决要求
讨论对美两控诉案时必须有我代表出席
将所谓“福摩萨问题”列入议程的非法决定应即取消
【新华社17日讯】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于17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及秘书长赖伊，向联合国第5届大会提出坚决要求：
在联合国大会及其所属有关委员会进行美国侵略中国的控诉案及控诉美国侵犯中国领空、扫射与轰炸中国领土及炮轰中国船只案两项议程时，必须有我国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和参加讨论；
并严重抗议联合国第5届大会将美国提出的所谓“福摩萨问题”无理地列入大会议程，坚决要求大会取消此项非法决定。
电文如下：
纽约成功湖联合国第5届大会主席安迪让先生及秘书长赖伊先生：
1950年09月26日联合国第5届大会业已正式通过将苏联代表所提关于美国侵略中国的控诉案列入大会议程。
1950年10月07日联合国第5届大会并已正式通过将控诉美国侵犯中国领空扫射与轰炸中国领土及炮轰中国船只案列入大会议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完全有权利和必要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和出席联合国第5届大会。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联合国第5届大会提出坚决要求：
在联合国大会以及大会所属有关委员会进行上述两项议程时，必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并参加讨论。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有的权利，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正当要求，不容许任何人加以抹杀。
联合国第5届大会如果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和参加讨论的情况下进行上述议程，则其所作的一切决议都将是非法的，因而也将是无效的。
1950年10月07日联合国第5届大会毫无理由地将美国提出的所谓“福摩萨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美国之所以提出这一议案，显然是企图盗用联合国名义，来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领土与主权。
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历史事实，又为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而且也为1943年的开罗宣言及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所确定。
关于台湾，今天存在的只有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事实，并不存在关于台湾的地位或前途的所谓“福摩萨问题”。
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之下，竟然通过将所谓“福摩萨问题”列入议程，这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无理决定。
我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严重抗议，并坚决反对将美国所提侵犯中国主权与独立的所谓“福摩萨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或其他任何会议的议程和坚决要求联合国大会取消此项非法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
部长周恩来
1950年10月17日于北京

回国留学生一百八十三人
致电联合国和美国国务院抗议美帝扣留我教授学生
【本报讯】
搭威尔逊总统号与钱学森教授同船回国的学生与最近回国的留学生汪稷曾、邵循道、沈慧等一百八十三人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合国会员大会主席安迪让及安理会主席和人权保障委员会，要求制裁美国政府扣留我国教授学生，并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他们并致电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恢复钱学森教授等的自由。

我驻德外交使团姬鹏飞团长
向皮克总统呈递国书
【新华社17日讯】
柏林消息：
我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衔外交使团团长姬鹏飞将军于11日午后四时抵德国首都柏林。
德副总理努舍克，商务与供应部长海曼，外交部交际司长等及苏、捷、波、匈、罗、保诸国外交使节与华侨等均赴车站欢迎。
姬鹏飞团长于12日向皮克总统呈递国书。
参加典礼的有德外交部长窦丁格尔及外交部交际司司长等。
呈递国书时姬团长曾向皮克总统致颂词，皮克总统致答词。
典礼礼成后，皮克总统曾接见姬团长。

敌军投入新的兵力继续进犯朝鲜人民军进行顽强防御战
美仆从国家对派兵侵朝并不积极
【新华社17日讯】
塔斯社平壤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16日晚发表战报称：
人民军部队在各战线继续与前进的敌军进行激烈的防御战。
在三八线以北的开城地区，已将新的兵力投入战斗的敌军继续猛攻，企图楔入人民军部队的防御中心。
人民军部队进行顽强的防御战，击退敌军的攻击，并予以重创。
在战线的某些地区，人民军部队已撤至新防御阵地。
【新华社17日讯】
塔斯社平壤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16日晨发表战报称：
人民军部队在各战线继续与敌军激战。
在开城地区，敌军在空军和坦克的掩护下继续进攻，在某些地点，敌军略有进展。
人民军部队在新防御阵地与敌军展开激战。
在其他战线，人民军部队继续与敌军进行激烈的防御战。
【新华社17日讯】
美国帝国主义阴谋大规模利用仆从国家的军队来补充侵朝战争炮灰的计划，正继续受到一些仆从国家消极怠工和拖延。
据合众社布鲁塞尔14日电引比利时国防部人士谈话：
比国将不能依照原来计划派遣一整营人到朝鲜去，现在所有的志愿军只有七百人之谱。
差不多有四百人在将要在志愿兵申请书的虚线上签名时，撤销了他们的申请。
另据合众社渥太华消息：
加拿大原来指派的军队一万人，计划是要到明年02月才“训练完毕”，现在“还没有开始训练”。
而这一万军队将来的行止且“大有改变的可能”。

整风应自上而下逐级进行
领导干部要带头检查工作
中、下级干部也要积极参加整风
某些地方有党内外不分的偏向应即纠正
【本报讯】
各地整风运动，一般方针是正确的，已有很大成绩；
但有些地区的个别单位和部门中的领导干部没有很好掌握整风的正确方针，有些党员干部对整风仍有不正确的认识与态度，以致整风的效果受到一些限制。
整风本应自上而下地逐级进行，各级干部都要整风。
但有些负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却不能以身作则地带头检查工作。
如西北区陕西省南郑、大荔等县的领导干部，在检查工作时，对本部门存在的问题没有首先进行检讨，而是等着下级提意见，致使下级干部顾虑重重，心怀不满。
有的说“看看吧，整来整去还是整下级”。
河北省政府财政厅和张家口市教育局在整风时领导干部曾错误地采取了“回避”、“旁观”的态度，只听下级发言，自己却不表明态度。
有些地方曾发生明显的“整下不整上”的错误。
如河北通县蛋场，把一个管理员当成了“检查重点”。
西南区川东及东北区辽东省东丰、西丰等七县还发现有的中下级干部抱着“整上不整下”的错误论调，认为“领导上的错误大，自己的缺点不算啥”，“一切是上级负责，自己无责任”，或抱着“看领导上检讨不检讨再说”的不正确态度。
有些中级党员干部认为“上下都应整，就是不该整我”。
甚至于错误地认为在整风中也要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动”。
如河北唐山专区部分地区及湖南省办公厅个别部门，在整风中有一部分干部认为“上级有官僚主义，下级有命令主义，自己上不负主要责任，下不接近广大群众，没什么可整的”，或认为“整风重点不是我们，别人发言批评，我也凑搭几句”。
此外，华东区苏北有些地方曾发现有的把党内外干部、新老干部一律对待，形成“眉毛胡子一把抓”。
个别部门由于党员干部缺乏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甚至放松党内，偏重党外，致造成部分党外干部的疑虑，因而影响了整风的正确开展。
东北鞍山整风开始时期，竟然首先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及工人代表会进行检查，结果党内党外不分，把整风搞乱了。
以上这些现象大部分在整风中已随时纠正，但也有的尚未明确纠正，因此个别地区和部门还不断发生。
各地在整风继续深入的过程中还应该加以注意。

日中友协正式成立
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自主贸易
【新华社17日讯】
据联合通讯社讯：
日中友好协会于09月30日至10月01日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
出席大会者有该协会筹备会地方支部、中日贸易促进会、留日华侨总会、留日（中国）学生同学总会、中日文化协会、中国研究所、全日产业别工会联合会（产联）及其他工会、共产党、劳农党、社会党等政党与团体的代表约二百人。
大会决定日中友好协会的方针为：
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以贡献于世界和平，纠正反动派所造成的对中国的错误观点，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自主贸易。
大会并推选了日中友好协会负责人员。
由于友协筹备会主席大山郁夫（参议员）患病未愈，会长一席决定暂时保留。
副会长决定为作家丰岛与志雄、社会党的原彪、中国研究所所长平野义太郎及留日华侨总会会长林炳松四人。
大会并推选社会党参议员和田博雄、劳农党主席黑田寿男、民主妇女联盟委员神近市子、中国著作翻译家岛田政雄、产联主席吉田资治等人为理事。

民主德国普选胜利完成
选民中百分之九十八点四四参加投票全国阵线候选人获绝大部分选民拥护
【新华社17日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会以及各级地方议会和政府的普选，已于15日举行并胜利结束。
据塔斯社16日讯：
根据初步统计：
参加选举的公民共一千二百一十三万九千九百三十二人，占全体选民人数百分之九八·四四。
开票结果：
一千二百一十二万四千二百八十九票有效，一万五千六百四十三票作废。
投票选举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共同候选人的有一千二百零八万八千七百四十五人；
投反对票的有三万五千五百四十四人。
这次选举是德国人民历史上第1次以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投票选举自己的民主的国家政权机关。
这次选举是以民主德国全国阵线的统一候选人名单，在全国阵线的共同选举纲领的基础上举行的。
但每一选民在投票时可自由决定投票选举全国阵线候选人，或另选任何他人。
按照今年08月全国阵线第1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四百名议员候选人系按下列比例分配：
德国统一社会党占百分之二十五，基督教民主联盟百分之十五，自由民主党百分之十五，国家民主党百分之七·五，民主农民党百分之七·五，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百分之十，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百分之五，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百分之三·七，纳粹受害者协会百分之三·七，文化联盟百分之五，农民互助会百分之一·三，合作社百分之一·三。
各级地方议会和政府的候选人，亦按同样比例分配席次。

越解放军追击残敌
那岑地区歼俘法军五百余
【新华社17日讯】
越南通讯社15日电引《越南之声》电台前线特派记者报道称：
10月03日解放那岑的越南人民解放军，现正继续南进追击残余法军。
法军在逃离那岑向同登溃窜时，曾遗弃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装备。
过去几天中越南人民解放军在七溪与那岑之间，击毙法军三百多名，俘获一百名，另有一百名法军向越南人民解放军投降。
人民解放军缴获机枪二百余挺，步枪多支。

二百万灾民的新生
——平原省生产救灾工作的转变
周子芹
　一、大灾荒的概况
平原省去年遭受大灾荒。
去年09月中旬，霪雨连绵，黄河水势大涨，河堤全线出险，发生漏洞二百多处；
全省出勤干部四千余人，动员群众十五万，昼夜抢修，堵塞漏洞，并筑成子埝二百公里，情况始告和缓。
但由于水势过大，河床内七百余村全被淹没。
同时，因寿张、梁山两县民埝先后被水冲决，以致两县大部地区变成泽国。
而在东部靠湖（微山、东平两湖）地区的南（旺）、嘉（祥）、金（乡）、鱼（台）等县，由于地势低洼，赵王河，洙水河等河之水四面汇集，由寿张至鱼台，南北三百里，东西七八十里，变成汪洋一片，水深达三、四公尺，受灾群众达二百二十万人。
这次灾荒和过去十多年的战争破坏是分不开的。
十余年来，由于日寇、蒋匪军的抢掠烧杀，使农村遭受严重破坏。
加上去年入春后普遍缺雨，麦收前后半数以上地区遭受霜灾、雹灾；
虫灾亦遍及五十五县，受灾面积六百四十万亩；
而黄河沿岸嘉祥、梁山等县，自黄河归故之后，大部地区已连续四年未收，也加重了全省灾情。
灾情发生之后，平原省人民政府即一面抢救水中灾民，一面发出紧急救灾指示，并拨粮一百余万斤进行急赈。
中共平原省委也在去年10月全省第1次党代表会上，通过了冬季生产救灾、节约度荒计划，号召全党领导灾民战胜灾荒。
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展开生产自救。
生产救灾计划虽已制订，由于缺乏具体组织，产生了严重的自流现象。
官僚主义的作风，在各级领导机构中，相当严重。
如湖西专区金（乡）、嘉（祥）、鱼（台）等县灾区的九十三万人口中，灾民已达八十四万，逃荒者已近三十万，但各级领导机关仍然以主要力量搞结束土地改革工作。
直到11月初，除寿张县以外，没有一个县认真地领导过一个村的生产救灾工作。
因而灾情迅速发展，由10月至12月底，整个灾区外逃灾民由三十六万增加到五十万人。
灾民人数也由二百五十万增加到二百七十万以上。
部分轻灾区变成了重灾区。
事实证明：
要保证生产救灾工作的胜利进行，必须和官僚主义进行严重的斗争。
由上而下的及时的深入检查，则是贯彻生产救灾方针，纠正官僚主义作风的重要步骤之一。
10月下旬，省府即组织了灾区工作队，深入灾区检查。
首先检查了菏泽、湖西两专区的工作。
发现这两个专区不仅生产救灾工作的方针没有贯彻，而且都缺乏救灾工作的具体计划和准备。
根据当时灾区情况分析，灾荒虽很严重，如能组织灾民生产自救，“变生活资料为生产资本”，加上政府的部分扶助，度荒是有把握的。
当即明确以生产救灾为中心，组织干部深入灾区工作。
建立生产救灾委员会和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分配贷款贷粮，支持灾民生产。
专署和地委也都进行了对官僚主义作风的检讨和批评，才初步停止了生产救灾工作的自流状态。
湖西专区的情况更为严重。
当时灾民逃荒已近二十万，牲口卖掉已达二分之一，但到11月初，省的救灾工作计划还未贯彻到村。
领导方面乃一面派工作组到嘉祥、金乡、鱼台等灾区调查灾情，一面检查领导，批评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
工作组到灾区后就召开生产模范、积极分子、村干部、党员、老农以及烈军工属等的小型座谈会，了解灾情，研究度荒办法，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
继即召开专、县干部联席会议，批评了救灾工作中官僚主义作风，决定从现有物力人力出发，经过具体算账，帮助每个灾民订计划，找出生产门路。
事实证明：
只要干部头脑清醒了，提高了生产自救的信心，就能带领群众，克服困难，战胜灾荒。
经过这些检查和具体帮助之后，湖西的救灾工作也开始有了转变。
但这次检查只注意了重灾区方针的贯彻，没有注意对一般灾区救灾工作贯彻方针情况的检查，直到今年01月份省府副主席和中央内务部陈其瑗副部长到寿张、梁山等县视察灾情时，才发现金、嘉、南旺等县灾区，救灾工作方针仍未贯彻，即帮助扭转情况，并传播了寿张县运用人民代表会议贯彻生产救灾的成功经验，强调精打细算；
提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组织灾民运输，发展副业，修堤治河，以工代赈；
干部及各方面帮助灾民找生产门路，逐户逐人订计划，具体解决灾民困难；
政府亦拨出救灾粮一千多万斤，大力支持灾民生产。
除省府组织了一百六十余人的灾区工作团外，各专区也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检查组，深入灾区工作。
由于及时检查，总结、传播经验，表扬成绩，批评与揭发错误和偏向，到02月初，寿张全县，梁山九区，嘉祥九区，南旺一、六两区，鱼台谷亭区，金乡孙桁区等都已形成了生产自救运动。
到03月份，合作社也普遍活跃起来，救灾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已开始了全面的转变。
但官僚主义作风并未彻底解决，在若干地区还是很严重的。
如救灾粮的发放，由于不依靠群众，不能及时发到灾民手中，以致发生一方面广大灾民没饭吃，同时又有大量救灾粮款发不下去的严重现象。
工作拖延迟缓，手续繁杂。
菏泽专区发放救灾粮的拨粮手续就辗转达二十七天，有的干部在看到救灾工作已收到一些成绩后，就自满起来，认为灾荒已无问题，放松了对救灾工作的应有重视；
而有的村干党员或群众（如湖西地区）在秋季丰收之后，又产生了盲目乐观，大吃大喝的严重浪费现象。
由此可见，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认为对官僚主义作风已经进行了检查和批评，就认为百事大吉的想法，必然会纵容官僚主义的发展。
三、两种作法，两种结果。
在生产救灾工作中，清楚的说明了两种作法和两种不同的结果：
一种是群众路线的作法：
从群众现有的力量出发，积极帮助群众想办法，找出路，组织群众生产自救。
凡采用这种办法的，救灾工作就获得成绩。
与此相反的则是官僚主义的作法，消极等待上级贷款，救济，定出计划。
不从群众现有条件出发，不提高群众生产自救的自觉性，这样救灾就必然遭受失败。
在副业生产上：
一种是依靠群众，在群众原有生产基础上，发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精神，想各种办法，从小处搞起。
寿张县由于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全县十四万灾民中，有百分之八十在副业生产上找到了出路。
其他许多地区凡采用了这一办法的，救灾工作也就有成绩。
另外一种则是定空计划，不从群众现有条件出发，单纯依靠政府贷款救济，救灾工作就一定遭受失败。
在解决生产资本中，一种是从群众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着手，号召自己想办法：
“变死钱为活钱，变生活资料为生产资本”，提倡互助合作自由借贷，对确实无法可想者，政府予以适当扶助，群众生产自救就能搞起来。
相反的办法，则是只凭贷款组织群众，有多少贷款组织多少群众，救灾工作就一定遭受失败。
在生产救灾工作上，应发扬前一种群众路线的作法，反对后一种官僚主义的作法。
四、继续防荒仍为重要任务
平原省由于贯彻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生产救灾工作已获显著成绩，全区二百七十万灾民已胜利战胜了灾荒。
据各种不完全统计：
仅政府贷粮贷款及各经济部门收购灾民产品，共投入灾区粮食即达八千余万斤。
在组织灾民生产上，大部地区已达全劳力、半劳力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百。
合作社已有四千二百九十八个，社员一百零五万人，今年经合作社收购灾民纺织的土布达五千万平方尺。
到今年麦收前为止，共拨出救灾粮及捐款粮一千一百七十九万斤。
外逃灾民大部地区已有一半回乡。
今年秋季黄河以南各灾区普遍丰收，灾荒已可度过。
只有梁山还有部分长年积水地区，其中有丧失耕作条件的灾民十七万人，必须作长期救灾打算。
但这种灾民目前也大都存有余粮。
此外今年在菏泽、濮阳两专区的部分县份中，因夏季缺雨，小秋多被旱死，而安阳、新乡等专区的部分地区又连续遭受雹灾，总计受灾人口又增加到百万左右，虽灾情轻重不同，但如何领导与组织他们生产度荒，也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根据平原省地区情况来看，要彻底战胜灾荒，必须从根本上着眼。
由于黄河与战争的遗害，平原省过去每年发生水、旱、虫灾。
主要原因未能从长期建设观点上来根本解决灾荒问题。
过去由于战争环境困难很多，但今后却必须从根本上着眼解决，才能最后彻底战胜灾荒：
一、有计划有步骤的在连年积水的低洼地区开河挖渠，疏导积水，纠正过去事前无疏水设备，直到积水成灾后再作打算的现象。
二、平原省虫灾特别多而普遍，消灭虫灾的根本办法，必须使耕作及时，消灭荒地和野草，注意深耕细作。
对群众广泛进行防虫教育，一经发现立即扑灭。
三、植树造林在平原省亦有特别重要意义。
特别在黄河两岸及荒沙地带，应有效的开展起来。

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中国工业器材公司成立
【新华社11日讯】
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已在北京成立，将于11月01日起正式开始办公。
该公司是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所属的专业公司之一，其任务是有计划地供给公私工厂以生产器材，供给农村以一部分制造农具的原材料，调剂国内市场工业器材的供需，掌握与稳定工业器材的价格，以促进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目前工业器材的供需情况和工作条件，该公司指定在华东、中南、西南三个地区设立区公司，在天津、西安、广州、青岛等地分别设立市公司或分公司。

保持合理棉价维护棉农利益
常熟江阴全面收购新棉私商压价收购的现象已被制止
【本报讯】
据苏南日报消息：
常熟县和江阴县的中国花纱布公司分支机构，已经在各个产棉地区设立了收购网，开始全面收购新棉，保持了棉价的合理，维护了棉农的利益。
常熟和江阴是苏南除松江专区以外的主要产棉区（松江专区由华东花纱布公司组织力量收购），今年棉花一般收成还好。
常熟全部约产十八万担籽棉；
比去年产量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左右。
江阴县今年共植棉五万八千多亩地，全部可收五万担籽花。
今年棉花成熟较早，头批已经登场月余，现在田里除了美棉外，中棉已经很少了。
两个县的花纱布公司机构，在09月初就开始布置收购工作。
常熟县常阴沙区因为新棉登场早，在09月中旬就已开始收购。
江阴在09月21日开秤的。
到10月06日，各乡镇收花机构已全面开秤收购。
该两县均在各地适当设置收花处，形成了一个深入乡镇的收购网。
当新棉登场而花纱布公司还没有收购时，曾有私商压价收花的情形。
常熟的东徐市一带，私商小贩曾把皮花价压到六十四万元一担，籽花二十一万元一担。
他们约共收一万担籽花，数字虽然不多，但一部分棉农已吃亏很大了。
在江阴也发生过私商压价收购的事。
花纱布公司以合理价格收购后，已制止了此项压价现象，并在国营公司的领导下，提高了价格，添水添杂现象也减少了，品质也提高了。
这样，维持了合理的棉价和保护了棉农的利益。
常熟的常阴沙区在半个月中共收了一千九百三十担皮花，东徐市在三天中收到了三百七十五担皮花；
江阴的福全镇每天也能收到一百担左右花衣。
在收购中，公司为了提高棉花品质，规定了所含水份与杂质，但因未能很好的向农民说明，便有许多棉农将不合标准的棉花送到收花处。
收购干部有的过分机械，不合标准便都退回，但私商花行却照收，这样便引起了棉农对花纱布公司的不满。
现公司已引起重视，并准备逐步克服。
花纱布公司开始收花后，棉农对棉价都很满意，并且由于政府在今年春季的贷给棉种和豆饼，解决了生产困难，棉农们已认识到政府是保护他们的，大家准备着明年怎样来更好的种好棉花。

北京郊区今秋丰收
市合作总社开始购粮
全部购粮工作计划在12月前完成
【京市新闻处讯】
京郊今秋丰收，市合作总社为贯彻为社员服务的方针，已于本月初开始在郊区大量收购农村社员的秋收粮食，同时并准备供应大批稻田肥料。
收购地区包括南苑、西苑、东郊、北郊及门头沟、石景山、丰台等地区，计划收购总量的比额为：
大米一百万斤、粗粮一百九十八万斤，花生六十七万斤；
截至10月11日止，已收购粗细粮达五十三万七千余斤，预计在12月前可以收购完毕。
收购价格一律按当地市价计算，规定各村合作社的纯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一。
与收购秋粮同时，该社将收回春季农贷小米约四百万斤；
此外，正向东北洽购豆饼一百万斤，准备配售给郊区农民作为稻田肥料。

华北大量收购新棉
各方面密切配合，正确掌握价格政策，今年购棉未引起物价波动。
【新华社15日讯】
中国花纱布公司华北区公司正大量收购新棉，截至10月09日为止，已在全区购进皮棉四十五万七千多担，占市场成交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五二。
华北区今秋雨水较少，棉花比预期提早半个月上市，因之某些地区曾发生新棉滞销，粮食百货供应不及，以及部分私商乘机操纵等现象。
经08月间花纱布公司区公司经理会议和09月01日中央贸易部各专业公司经理会议以后，各地接受去年购棉工作中投放大量货币而百货准备不足以致影响物价的教训，在收购棉花同时，组织百货下乡。
花纱布公司并根据工作需要，建立各级机构，由购棉开始前的二十七个分支公司、五十八个小组，增加到六个省市公司、四十七个分支公司、一百零七个小组，扩大几及一倍，深入到所有主要产棉区的集镇；
同时，各地并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进行代购，因此棉市交易趋于正常。
平原省新乡市则成立了联购委员会，以保证市场的稳定。
华北区各专业公司与供销合作社为了在购棉中组织粮食、百货、煤、盐、纱布等实物，曾经尽了很大的努力，配合购棉稳定市场物价。
仅花纱布公司经推销纱布所回笼的货币即占该公司在购棉期内投放货币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三。
山西省汾阳、太原、运城，河北省深泽、安国、鸡泽、阜城，平原省安阳等地供销合作社，则以粮食和布匹等预购棉花，保证了棉农不因棉价涨落而遭受损失。
由于各方配合较好和花纱布公司正确地掌握了价格政策，所以今年华北产棉区棉价，除石家庄、太原于08月下旬至09月上旬曾稍微上升以外，其他主要产棉区市场都保持在一斤皮棉合八斤到十斤小米的比价，各种工业品价格在购棉开始以来也未有波动。

吉林榆树县根据农村新情况
将把余粮投入改进农业技术
【本报讯】
东北日报消息：
吉林省榆树县人民政府，鉴于今年秋季丰收，即在秋收中每区选择一重点村，结合领导秋收，了解农村余粮情况，并动员农民把余粮投资于明年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以扩大再生产上。
这是该县根据秋收以后农村经济最活跃的新情况，及时提出的工作。
榆树县为东北产粮县，经过土地改革后的三年生产运动，去年即家家有余粮，车马基本够用，今年又普遍获得丰收，因而今年秋后农民手中将有大批余粮。
根据三个村的调查初步估计，全县平均每个农民农副业总的收入，除去明年生活资料和预计缴出的国家公粮以外，尚有余粮一石（富裕的村每人可余一石五斗；
中等村每人一石；
最差的村每人六斗）。
全县近六十万农民，约有六十亩石余粮（合十五万吨）。
对这些粮食的处理，大部农民准备用于扩大明年再生产，但也有少部分觉得无处可用。
以全县经济情况、工作基础均为中等的太平区新发村为例：
全村今年除生活资料和缴公粮以外的约二千石余粮中，在贫雇中农手中的一千七百石可投入明年生产；
另在八户地主及富农手中的三百石，有半数准备添购车马，其余一半则准备大吃大喝或贮藏起来。
在准备以余粮修盖房屋投资明年生产的农民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想法：
大部分准备购马买车，或将弱马换成强马；
少数好的生产小组，在县农场影响下，希望在旧历年前购到一套新式马拉农具。
还有部分钱款不足，不能买车购马或已有够用车、马的户，准备将余粮存入农村合作社的信贷部中。
该县根据各区发现的上述问题和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做了分析和研究。
在最近召开的各区区书及每区一村的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上，布置各区于抓紧领导秋收工作同时，必须针对农民各种不同思想，分别进行对农民积极扩大明年农业投资的教育，同时指出：
在目前全县劳力有余马匹基本够用，而且无荒可开的这一情形下，应着重使农民多从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上着眼来筹划明年农业投资，添车、购马，或用弱马换强马，应根据改进农业技术需要，和改进农业技术相结合；
同时应以各区、各村目前改进技术的客观条件相适应。
与此同时，农村供销合作社应整顿和扩大业务，迎接即将到来的农村经济最活跃的季节，确切的调查、研究并供给农民以他们所要求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由于部分农民准备将部分余粮投入合作社的信贷部，应重点加强信贷部工作的领导。
在准备开展的农民冬季文化学习中，应当以改进、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扩大明年再生产为政治学习中心。

山东胶州专署召开秋征会议
打通干部思想，具体研究组织领导等问题。
【本报讯】
山东省胶州专署召开秋征会议，打通干部思想，布置秋季农业税征收工作；
并具体研究了组织领导等问题。
会议于09月14日召开，历时六天，于20日结束。
代表们在会议中经过学习文件，听取负责同志报告并展开小组讨论后，一致认识到了今年秋征是在巩固财政收支平衡，酌量减轻民负的方针下进行的，完成秋征任务具有巩固财经工作既得胜利与成绩的重要意义。
因此，打破了某些干部认为要在中央既定的税率下再行减轻负担的“片面”思想；
代表们同时认识到土改在即，秋征如能按时顺利完成，将给土改创造有利条件；
成之，将给土改增加麻烦，使工作陷入被动。
会议研究如何实行组织领导完成秋征任务时，大家都认为今年秋征虽有年成较好、干群思想觉悟提高、有夏征工作经验及统一的税法等有利条件，但由于秋征任务繁重，时间短促，干群思想被动，结果，某些干部曾一度表现了情绪消极，信心不强，害怕党政部门无力掌握，要求把任务推给业务部门去完成。
后经领导者一再说明：
“秋征工作为秋季中心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必须于10月份突击完成，以便顺利推行土改，各级领导干部只要亲自动手，完成任务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大家一致认识到必须加强组织力量，突击完成任务；
而业务部门必须加强业务工作，除了发挥业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外，并应加强助征人员的领导。
会议还进一步研究了地亩产量，解除了干部们的“任务”包袱。
在初步算账时，大家都感到今年秋征比去年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因此就背上了“任务”包袱，以为下去宣传时，干群对任务的对抗思想是无法扭转的，都埋怨上级没有预见，不应把全年减轻数都放在夏季，如分两季减轻征就好了。
最后，经该区辛副专员领导大家座谈，才逐渐认识到全国与全省都减轻不少。
胶州地区因地级较其他地区低，为了弥补地级高低的缺陷，就应当从实际出发调整负担，正确贯彻中央负担政策精神。
接着又分析了全年征收情况，指出夏季负担为全年负担的一部分，上级为了照顾今春灾荒，故夏季减轻较多。
今年秋征绝对数字与去年比较并未减轻，但因今年较为丰收，群众收入多，从相对数字看来还是减轻了。
为了巩固财经工作既得的胜利，争取国家财经情况的根本好转，群众负担目前还是不能过分减轻的。
会议在大家思想提高的基础上，又研究了秋征布置与组织领导等问题。
最后大家信心极高，决心执行政策完成任务。
（胶州专署农税科王之群）

浙江省部分地区
发现特务破坏秋征
　浙江日报短评指出，应坚决镇压首恶分子并加紧向群众宣传秋征政策
【本报讯】
浙江省部分地区在秋征中，发现土匪特务与若干不法地主，煽动群众破坏征粮。
自09月底至10月上旬，在金华专区的金华、兰溪、永康、义乌、武义，宁波专区的奉化、慈溪、镇海，绍兴专区的新昌等县的某些乡村，曾发现反革命分子破坏秋征事件达数十起。
这些反革命分子进行造谣，说“今年农业税比去年重”，企图煽动农民以“降低产量”的口号向人民政府“请愿”。
特务分子并采用暗杀乡干部，夺取乡干部的枪支；
混入农民大会，叫嚣反对定产以捣乱会场等活动方式。
若干不法地主在稻子收割后，任意荒芜稻田，企图以此抵抗征粮，破坏生产。
特务分子敢于大胆破坏秋征的原因之一，是一部分干部不认识秋征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对敌人的破坏活动缺乏高度的警惕。
个别地区的干部在敌人破坏活动面前，还表现了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地依靠群众，揭发与打击反动分子，并对首恶分子实行坚决镇压。
浙江日报为此发表短评，指出：
人民政府对于反革命首恶分子，必须给予及时的坚决的严厉的镇压。
应该鼓励人民检举告发，由公安局、司法机关逮捕审判，遵照毛主席所规定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依法处理。
同时应向广大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说明人民政府征收农业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缴纳农业税是每个国民的义务，使群众不受匪特及反动地主的威胁、欺骗。

湖南各地准备秋征
着重打通干部思想
通过对比与具体算账，纠正了政策与任务矛盾的错误思想。
【本报综合讯】
湖南各地为做好秋征准备工作，先后于09月上、中旬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布置秋征任务，解决干部对秋征的若干思想问题。
常德县于09月05日至16日召开干部大会，布置秋征任务，同时检查和研究了过去征粮中运用农代会的经验，及今后征粮如何运用农代会的问题。
过去运用农代会进行秋征时，曾经发生两种偏差：
一是把农代会看成通常的积极分子会议，不懂得运用农代会是走群众路线完成征粮的基本组织形式。
另一种是把农代会看成一种例行的公事，表示工作已经“通过代表”、“通过农代会”布置下去，已经走了群众路线了。
实际上对农代会的真正作用估计不足，致使农代会流于形式。
在实际工作时，仍须运用干部分散坐村的方法。
这充分说明了某些干部还存在着经验主义、缺乏群众观点与不相信群众的偏向。
经过检查思想，学习文件，干部开始认识了运用农代会的意义，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了一步，明确了今后在运用农代会进行秋征时，主要应解决三个问题：
一、打通思想接受任务，二、民主评议分配任务，三、讨论规定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
在秋征中，一般干部还存在着一些思想问题。
从09月12日浏阳县各界代表会议上所反映的思想看来，较典型的是：
多数区干部在接受任务时，或多或少的都有些本位主义思想。
不同意上级所分配的任务，甚至把自己以往掌握的有关土地产量的数字也轻易否定了。
领导上发现了这种情况，立即反复说明并分析了今年秋征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作了政治动员，并以具体算账的方法，打通干部思想，顺利地分配了任务。
但接受任务后在某些干部中又产生了另外一种错误思想，他们认为任务与政策是矛盾的，要按政策办事，就不能如期完成任务。
产生这种思想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掌握的材料不确实，仍有不少黑田未被发现。
经过领导上强调指出：
只要发动了群众、认真评实产量，是能够按政策完成任务的。
经过充分的说服教育，上述两种错误思想均已纠正。
在茶陵县09月上旬布置秋征的干部扩大会议上，着重解决了三个问题，首先就是任务与政策矛盾的问题。
许多干部认为区的领导干部少，时间短促，想完成任务，非犯行政命令的毛病不可。
有的干部由于经过整风，害怕犯错误，因此缩手缩脚。
后经领导上分析情况，展开小组讨论，大家才从反复讨论和对比中，体会到今年秋征的有利条件是多的，如群众易发动，任务比去年轻，收成好，且今冬要土改，群众一定踊跃交粮，只要善于和群众商量，一定可以正确地完成任务。
这样把上述思想问题解决了。
各代表在这个会上，提出了三十多个有关政策性的问题，经大家分别讨论，领导上又作了专门的解答，一时不能解答者请示上级给予解答。
这样使大家充分体会了政策精神，把任务分配下去，就不致发生重大的麻烦，而能够按政策办事。
最后并研究了整个工作的具体作法，解决了任务分配以后的工作困难。
计划全部任务在10月底完成。
桑植等县秋征工作，已经进入挤查黑田的阶段。
该县二区四望乡八个村即挤出黑田八千七百八十二石。
其他区亦有同样情形。
如临湘县各区公粮亦于09月下旬先后开始入库，第7区以九天时间，如数完成任务，做得又快又好，且未发生重大偏差，荣获全县模范区的光荣称号。
（戎秀荷、孙冀平、李旺志、阎德茂、詹载临、何谓军）

湖南湘潭县韶山村人民
上书毛主席报告家乡新气象
【本报讯】
毛主席的故乡湖南湘潭县韶山村人民上书毛主席，报告该村解放后一年来的新气象。
原文如下：
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趁着庆祝伟大的第1个国庆纪念日的时候，把你的故乡韶山村解放一年来的情形报告给你：
去年04月间，我村毛亮生、毛义等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组织人民游击队，我们村里有百多个青年参加了。
05月间毛月秋、毛俊高、余元顺等又秘密发起成立贫农团，给游击队探听消息，送饭、送水，支持游击斗争。
08月间盼望了好久的人民解放军终于到来了，我们马上筹借了八万多斤粮食和柴、菜等，支援二野、四野的大军向西南前进。
征粮时，我们在当地党的领导和大家的拥护下，经过了三个星期调查评议，全村的男女老少一齐起来争先恐后的交粮，只两天多就完成了入库工作，超过三千七百七十六斤，完成了任务。
毛主席：
这个山多田少的穷村子里，经过连年水、旱、虫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榨取，今年春夏间我们遭遇着灾荒的困难。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进行了生产自救，正式成立了农会，把村内的积谷发出一百多石度荒，发动群众，进行了减租退押运动，得到果实七百二十三石，光洋一千多元，度过了春荒。
以后，我们大家发动换工互助，修好塘一百六十三口，坝三十二座，担出塘泥作了一部分田里和土里的肥料，及时插了红薯、点了绿豆、种了蔬菜，搞得很起劲。
又组织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到湘潭、湘乡采办谷子，解决了有钱无市的粮食问题，建设了两座石灰窑，打通了柴的销路，做到靠山吃山。
石灰除供给本村需要外，还卖出了一些，赚了三十多石谷子。
喂猪成了我们很好的副业，一百斤的猪就可以换六石谷，随时都能卖掉，用来解决生活和生产的困难。
各家种的蔬菜也比常年早些，政府又按时贷了三次贷粮，共计大米四万八千零三十斤，还发了三千斤救济粮。
再加上本村原有的积谷两百上下石，这样一来，我们全村的人就平安的度过了夏荒。
毛主席：
今年我们账比往年少欠了一些，还得到了丰收，每亩田多打了二斗五升粮，没有你和共产党处处为我们打算，替我们设法，莫说今年不能增产，连饥荒也是没法子度过的。
今年田里每亩都打得四石三斗谷，有的更多一些，如中农毛仁秋作的二十八亩田，每亩都打了四石五斗，全家比去年多收了二千九百五十斤谷，平均每亩比去年增加了一石，比常年的好年成也多打了五斗。
毛主席：
多年以来反动派抽丁掳夫，天灾人祸，害得我们不能好好生产，在我们村里，已经有几年没有过好年成了，而今年全村四千四百一十亩田，比起去年多出了四万七千七百多斤谷子，新开荒地生产的杂粮（红薯、高粱、豆子等），估计还可抵二千多石谷。
毛主席：
“07月禾熟了，08月称财老”，这句俗语我们做到了。
过去我们这些“泥巴它”，对于村里的事，是一句也不敢过问的，如今也大大不同了，我们觉得那个真正无私又能干，就选他出来办事。
07月间实行民主建政，我们韶西、韶南和韶北的湖堤，合编为韶山乡，选出了十个乡政委员，成立了乡人民政府。
我们选的都是些作田种土和其他的劳动人，乡主席孙恢先是贫农，秘书贺远福是雇农，委员毛碧香是中农，这样真正做到我们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了。
现在男女老少都有了自己的组织，时常集会学习文化、政策、讨论工作，我们的政治、文化水平不断的在提高。
回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我们出外被检查盘问，被扣留迫害。
二十年来，贪官污吏、汉奸特务、土豪劣绅，串通一气，害得我们过着牛马的生活。
临到去年解放前，白匪的八十八师等残兵败将还要血洗韶山村，好在我们解放军节节胜利，游击队的英勇斗争，没有等他们来残害我们，就把韶山村解放了。
现在完全不同了，人民政府的工作同志到了村里，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睡在一起，有讲有笑，没有一点架子，感觉和自己家里人一样。
毛主席：
我们出了头呵！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你披风霜冒矢石奔走南北离开桑梓，已经二十几年了，你时刻都在关心着劳动人民，想你也时常关怀着自己的故乡。
你的故乡人民像全国人民一样都受了你数不尽的恩情，有说不出的感激，在你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以后要继续执行你的指示，作好土地改革工作发展生产的工作。
毛主席：
自从土改法令公布后，经过了工作同志的宣传和我们自己的学习，我们懂得了政策，正在准备迎接土地改革，现在新区农业税的条例又发下来了，真正公平合理，对我们照顾真周到，连开荒收得的作物都不征税。
我们向你提出保证在二十天之内争取完成秋征入库的任务。
并且响应你发展生产的号召，在土地改革中我们随时做到不荒一丘田，不偷一点懒，精耕细作，多种草子和秋冬作物，在冬天里多砍柴、多烧石灰，准备明年春耕的肥料，使明年的生产越发好起来。
把韶山村建设好。
请为我们保重身体，谨致最亲爱的敬礼！
韶山村全体人民上

西北国营公司购棉工作准备较好
评级作价达到公平合理
尚须成立公私联购组织以免争购
【新华社西安14日电】
陕西省新棉自08月份以来已陆续上市，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北区公司已开始大量收购。
在人民政府的奖励植棉政策下，今年陕西省植棉面积比去年的二百八十万亩增加了五十九万八千亩。
棉花产量除足够供给西北区纺织用棉和民用外，尚有余棉外销。
为了有计划地供应工业用棉和照顾棉农利益，国营花纱布公司除在陕西省各产棉区设立收花机构外，并在各地委托私营花行办理代收，以便利棉农出售棉花。
与此同时，中国粮食公司西北区公司运销了大批粮食至产棉区，使棉农在售出新棉以后能够以合理价格换回粮食。
收棉价格系按照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棉麦比价的指示，将棉花分为五等八级，平均每斤棉花约合小麦八斤左右。
各个收购单位都备有中国花纱布公司西北区公司发给的棉花标准，以供棉农参考比较，另外并配备有一百二十名鉴别棉花质量的技术人员，使评级作价达到公平合理。
由于至今尚未成立公私联合购棉组织，进行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工作，陕西省某些棉花市场曾发生了盲目争购现象；
同时也发生某些花贩下乡敲诈棉农，或在棉花中搀水搀沙的情形。
这些都是陕西省有关部门所亟需解决的问题。

西北大部地区丰收
【新华社西安电】
西北各地农民现正紧张地进行秋收。
宁夏的稻子已大部登场，陕北的包谷、陕南的早稻也将收割完毕。
今年西北各省的秋禾，除陕西、甘肃部分地区遭受旱、风、雹的灾害以致稍有减产外，其他地区都普获丰收。
陕南汉中盆地的秋稻约有八、九成年景，每亩平均可产稻谷五、六市石，较去年增产二成到三成。
甘肃省平凉、庆阳、天水等分区的秋禾也有八成左右年景，宁夏省的水稻、糜谷、杂粮等作物的收获量也都在八成以上。
青海、新疆两省也是丰收年景。
如南疆六百万亩秋田即可较去年增产稻子、包谷等秋粮一亿一千万斤。
今年西北全区麦收时麦子收成较好，现在又加秋禾丰收，预计可完成今年全区增产粮食三亿三千万斤的任务。
为了建立良好的秋收秩序，西北各地人民政府在秋收前曾普遍召开区、乡干部会议和群众大会，总结夏收经验，并动员民兵组织护秋队，防止潜藏土匪特务和不法分子的破坏和偷盗。
甘肃武都分区各县农民还组织起来捕打为害农作物的野猪。
因此今年秋禾偷盗破坏现象已较过去大为减少。
秋收中变工互助组织有很大发展。
据陕南新区南郑县六个区的统计，组织起来的秋收变工队近一千个，参加的劳力达一万八千余人，较麦收时约扩大一倍；
同时，广大农村妇女也参加了秋收工作，使今年秋收得以迅速而顺利地进行。
与秋收同时，在种冬麦的地区的农民，正在积极进行秋耕种麦。

西南各地开始秋征农民踊跃缴纳公粮
少数地区曾发生评产不实等偏向，已经各地领导机关纠正。
【新华社重庆电】
西南各地秋征工作已开始，农民正踊跃缴纳，充分表现了对祖国，对人民政府热爱。
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行政区的大部地区秋征工作都已宣传动员进入调查评议，估计11月底可完全结束。
云、贵、西康等省也即将开始。
西南各地农民缴粮一开始就很积极，如川北农民说：
“今年一来年景好，二来公粮数目比去年少，三来办法公平，我们要早缴公粮早减租。”
川北区盐亭县由于农民积极缴纳，且已完成了征收任务。
川东区江北县多数农民现在都将粮食晒干捡净，等着通知送缴入仓。
为使公粮负担更加公平合理，各地农民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进行查黑田。
川南区内江全县最近查出很多黑田，田亩数比1949年征收公粮时自报的田亩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此外，少数地区工作中也发现了不按常年产量，而按今年丰收产量评议负担和单纯只求完成任务、低估产量而不敢大胆依率计征等偏向，这些偏向都已经当地领导机关纠正。

中共唐山地委检查农业宣传工作
宣传内容长篇大论召开会议夸夸其谈
【本报讯】
中共唐山地委宣传部整风期间，检查出各级宣传部门在农业生产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普遍存在着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作风。
在宣传内容上，大多数习惯于脱离实际的单纯思想动员。
目前全专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生产政策已经逐步了解，生产积极性也随着提高；
目前农民普遍的要求是，及时地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如学习农业技术等。
可是该区各级宣传部门的宣传内容，仍然是老一套，到处长篇大论的讲述着：
“生产压倒一切”、“努力生产、劳动致富”、“组织起来好处多”，引起了农民的厌烦。
有人说：
“你们别说这个啦！
我们要知道的是：
麦子起黄疸怎么办？
棉花长腻虫收拾不好怎办？
互助组怎么组织才不垮台？”
乐亭、临榆、滦县的好多农民说：
“照这样开会，还不如让我们多生产一些好！”
在开会方法上，普遍的情况是会议没有中心，会前不加准备，会场上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
丰润四区最近召开了一个全区各村主要干部联席会议，领导意图是贯彻三秋工作和布置复员工作，计划会期一天、并着重讨论。
但会议中，区长、区书讲了三秋工作和复员工作后，接着区民兵队长、治安员各讲了一套护秋防特工作，并扯到组织民兵武装问题，县公安局股长又把以上问题重复半个多钟头；
区宣传委员布置了支部教育；
妇联主任讲解了婚姻法；
最后民政助理员又布置了四种表格。
把整个会议变成了讲客气的场所，你让我讲，我让你讲，谁要不讲话，好像面子就不好看。
村干部们呢，起初还有人记笔记，后来听得发烦，笔记也没人记了，有的人却睡熟了。
黄心五庄子支书李庆生说：
“我的老天！
究竟你们叫我搞那个？
这么布置不用想搞好工作。”
有的区干部，在夏季生产中，为了发动群众压绿肥，竟从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讲起，造成群众不满。
会议内容既空洞，又开得十分频繁，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影响了生产。
因此，引起群众的反对。
昌黎城关区五街，召集开会没人到来，群众说：
“去不去没啥用，反正是那一套。”
好些地方，开群众会只有几个人参加，有的人叫小孩去听。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干部就采取了强制的办法，命令群众参加会议；
有的则漫骂群众为“落后分子，不懂民主。”
整风中，唐山地委宣传部已进一步分析批判这种脱离实际，强迫命令的宣传方法的危害性，并准备将中共中央“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关于开会方法的精神，贯彻到宣传工作中去，以纠正上述的缺点与错误。

派出所长侵犯人权事件
赵县公安局来信检讨编辑同志：
09月19日人民园地发表了“赵县一个派出所长任意侵犯人权”以后，本局曾派人会同检查委员会前去调查了解，并令派出所长王林、所员贾小寿二同志进行深刻检讨。
这个案件为什么不能及时处理呢？
首先，我们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批评采取对立的态度，认为批评中某些细节与事实不符，就不能以诚恳的态度接受读者的批评。
其次，我们对干部有严重的迁就姑息的思想。
由于这种错误思想的作祟，使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不去迅速的处理。
平时，领导上对下级的政策教育做得很不够，对干部的帮助做的更差。
因此发生了滥用职权与强迫命令，以至逼供滥押的现象，造成侵犯人权的事件。
我们决定在今后更进一步的检查领导、检查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和错误。
以便使我们能够担负起保卫人民的一切合法权利的神圣责任。
现县人民政府给予所长王林同志、所员贾小寿同志以记过处分。
赵县人民政府公安局10月04日

灵邱五区供销社
禁止私商收换土产
王震伯同志来信批评编辑同志：
10月初我回到察哈尔省灵邱县五区花塔村家里，亲眼见到阜平县两家私商及挑担小贩王怡谦，用煤油、布、棉等物，挨户换取农民所有的核桃仁，被区供销社干部王忍同志阻拦。
王对他们说：
“我们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及供销社联令禁止外省外县商民到县境内购买核桃。
灵邱县的土产应由灵邱县供销社负责推销。”
当将王怡谦用煤油换来的三十五斤核桃仁扣留。
又据三楼村干部及阜平县五区吴王口村小商贩周振恒说：
他曾到灵邱五区收换核桃仁，被王忍同志发觉后，竟批评了他一顿，还要带他到区政府处理。
结果核桃仁被扣留，折款发还。
实际上，该区供销社并不能按时供应农民所需的物品。
比如，天气冷了，农民换不到布；
没有灯油，只得摸黑。
因此农民普遍反映不满。
我想，这是违反国内贸易自由的政策的。
请你们迅速发表这封信，希望当地政府纠正这一错误行为。
王震伯
编者按：
一般说来，对正当商人收购或交换农村土产，当地政府应采取欢迎和帮助的态度。
即使商人的收购工作与当地供销社的业务有所抵触，也应根据实际情况，从居民的最大利益出发，作全盘的合理调整。
如供销社既不能供应农民所需物品，又不准商人进行交换工作，那是完全不对的。

轻视新区群众施行强迫命令。
福建省整风中检查出主要问题
缺乏调查研究，依靠经验办事；
轻视新区群众，施行强迫命令。
【本报讯】
福建省中共地委及专署以上机关的整风运动及省委党校地、县、区主要干部的整风学习已大体结束；
区、乡级干部的整风，预计本月底亦可完成。
在八、九两月份的整风中，暴露出该省各级领导上的主要缺点与错误，是存在着经验主义、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作风。
主要表现在对新区情况缺乏调查研究，依靠经验办事，对下面干部缺乏具体指导，依靠指示办事。
其次是命令主义作风，一般干部认为新区群众落后，要完成工作任务非硬逼不行。
因而发生吊打封门，包办代替等恶劣现象。
有的本地干部则因为存在报复思想而乱杀土匪。
再次是工作上的形式主义作风，满足于表面数字。
如减租则追求减了多少乡、村，发展农会则单纯追求人数。
此外，有些干部还存在着功臣思想，保守自满，计较地位，不安心工作，不能好好帮助新干部及团结党外人士等。
有些原地方干部因过去教育不够，思想未经改造，因“家庭问题”或其他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对党不满，他们说：
“党利用工农干部打天下，就让别人享福。”
以上的思想作风经过整风中的分析批判及耐心教育，都有了改变。
省直属各部门更加团结协调，上下关系也更加密切。
省委党校对原地方干部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收效很大。
有些到党校受训的干部说：
“省委党校要晚办些，有许多干部要想回家当老百姓去了。”
总结工作的方法不易掌握领导要抓紧检查防止偏向
福建省在此次整风中获得的主要经验是：
（一）坚持整风正确方针，抓紧检查各级党委的思想领导。
这样才能防止偏向。
这次从上到下，通过总结检查工作来改进思想作风的整风方针，并不是都能掌握的。
上面弄通了，并不是下面都弄通了，主要部门弄通了，并不是所有部门都弄通了。
因此，省的整风领导上在工作检查转入各部、厅、局时，即抓紧检查各单位的整风及各地委的整风计划。
在检查中发现：
有的单位因领导干部少而分散，工作多，产生了下边先整，领导干部后整的现象。
这就违反了由上而下的整风原则。
省邮局检查工作时，不是首先统一集中力量检查局的主要工作，而是发动党支部、团支部、职工会各按垂直系统向下检查。
福州市开始即向干部和党外人士征求意见；
结果意见繁多，而提到原则问题的很少。
因而立即撇开枝节问题，由领导总结工作，纠正了这一偏向。
检查工作要抓住主要问题县以下干部整风同样适用
（二）总结与检查工作的方式，大体上采用了这两种：
一种是从政策作风原则出发来综合检查各项工作。
例如从发动群众的政策出发，把剿匪、减租、生产工作综合起来检查。
一种是从工作任务中的几个主要工作出发，如剿匪、减租、生产，逐项进行检查。
一般县以下干部的整风，以后一种方法较好。
但县、区干部很容易把这次整风的总结检查工作看成和过去一般的总结工作一样，因此，必须反复说明检查工作及整风的意义，同时领导上要由上而下地分析检查全区工作上、政策上、作风上的主要优缺点，结合发动全体干部由下而上地检查领导的指示及本身的执行情况。
经验证明，用这种办法来检查是成功的。
一般干部明白了整风是为了改进工作；
因领导上的检讨，也启发了一般干部的检讨，得出了经验，又和新的工作任务密切结合起来。
因此，使一般干部对完成新的工作任务有了信心。
一般机关干部，则两种方法可以灵活运用。
一般机关因分工较复杂，不像县、区一样有几个共同的主要任务，机关干部往往会觉得“查思想容易，查工作困难。”
因此，应强调从各科、股的经常业务工作、工作作风去检查，而不能无分别地要每个人都“检查整个工作”。
向人代会等报告检查结果是巩固整风成果方法之一
关于如何巩固整风成果，福建省提出了在整风结束阶段必需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怎样把县、区干部的整风结果，结合新的工作任务变成推动群众、改进工作的力量？
龙岩地委采用人民代表会和农代会议的方式，把整风中检查工作的主要结果结合夏征任务向代表们作报告，这种办法收到很好的效果。
许多代表反映：
“只有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政府，才能这样地自我批评”，“许多毛病不单政府要负责，我们代表也要负责”。
有百分之八十的代表对夏征表示：
“这次如果完不成任务或作不好，再开人代会我们都来检讨。”
（二）怎样改进机关工作？
省直属各机关都从检讨中订出若干必要的工作制度。
如研究上级指示、上下通气、集体领导、部门联系等方面，都订了制度。
把整风中高涨的团结精神与学习情绪巩固了下来。
关于个人检查，则采用简单的整风总结，不作鉴定看待，以免将整风中心转移到鉴定上去。
整风总结亦不用小组和大家签名盖章的方式。
至于个别思想问题严重的干部，整风后还须耐心帮助，个别干部，如整风后仍然故意违反政策法令，则可交给纪律检查委员会执行纪律。
少数干部改进工作的急躁情绪领导上要及时注意防止与纠正
福建省由于干部少，任务多，在整风后，若干单位的领导干部有一种急躁的改进工作的情绪，因而叫干部少，骨干少，怕犯错误完不成任务。
该省省委密切注意了此种情况，指出整风中要认识成绩、经验，不要单纯检讨错误，在检讨错误中，要分析原因，定出改进办法。
以防止整风后产生束手束脚的偏向。
09月份，该省省委又发出组织工作的指示，强调培养干部，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减租，纠正因为反对命令主义因而不积极领导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偏向。
（福建省整风委员会）

答复批评不够认真负责影响县府在人民中威信
小元等来信批评宁河县府
09月11日天津进步日报刊载了宁河县人民政府对读者管亦吾批评的答复后，本报收到读者来信两封，对宁河县人民政府的答复提出批评。
现将答复原文及读者来信一并发表于后。
——编者
宁河合作社干部等来信编辑同志：
09月11日天津进步日报社会服务版发表了宁河县人民政府对读者批评的答复。
这个答复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说明宁河县政府领导干部工作不深入，对人民不够负责。
在芦台集委会中长期存在着贪污问题，而县政府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深入了解。
在集委会成立时，税务局曾号召交易员监督领导工作。
因此，军属苏相臣、烈属张新圃就积极提出意见。
不料他们竟因此而被开除。
而集委会主任赵纪永、张学谦两人贪污腐化、假装积极、欺瞒上级，反而深得上级信任。
如张学谦被扣押时，税务局负责人曾替他说情，请法院早日释放。
因此，集委会交易员们在谈话中常发牢骚说：
“好人还是吃不开呀！
贪污腐化的人犯了错误却可以原谅，押了几天就放出来了。
积极提意见的却被开除，失了业。”
宁河县政府在对进步日报读者的答复中，虽然已列举了集委会的贪污事实，但又说人家的意见“完全不符合事实，甚至包含一部分诽谤的成分”。
这种态度，使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们认为：
宁河县政府应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重新调查处理这件事情，并认真改进今后工作。
芦台集委会交易员三人
宁河合作社干部二人
小元同志来信编辑同志：
在09月11日天津进步日报社会服务版上，我读到了一则宁河县人民政府对芦台管亦吾批评的答复。
我觉得宁河县政府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十分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的。
现在我把我的意见向你们谈一谈。
斯大林指示我们：
来自下面的批评，“即令批评只包括着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那末就是这种批评也应该欢迎，细心地倾听，抓住其中健全的核心。”
但是宁河县政府对读者批评的答复，却毫不虚心地用“经调查后，我们以为该读者所反映的若干条意见，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甚至其中包含一部分诽谤的成分。”
这样的话打了回去。
事实究竟怎样呢？
进步日报没有发表管亦吾的原信，宁河县政府也没指出那些是不符合事实、那些是诽谤，我不敢揣测。
但是即使单从宁河县政府的答复来看，也就可以看出事实真相之一部，也就可以看出答复之不老实。
答复中说：
军属苏相臣、烈属张新圃控告芦台集委会主任赵纪永、张学谦贪污，并举出三项事实。
但芦台县法院审理结果是：
第1项款“并未贪污，还在柜上存着，但并未当众发表”。
第2项款数稍有出入，款已用来“救济一贫苦交易员，但未公布”。
第3项是贪污了，但罚的不是布而是钱。
贪污者被羁押了几天之后释放了；
而揭发贪污者因“有的不符合实际”，而受到“批评教育”。
很明显，应该受到“批评教育”的不应是揭发贪污者，而应是宁河县政府。
款数稍有出入等情况，根本是枝节问题。
钱存起来而“未当众发表”，公款被私自挪用而“但未公布”，显然尚值得深入研究；
即使事实果真如此，而控告者是误会了，责任亦应由“未当众发表”者来负。
更无理由的，是宁河县府在答复中首先肯定控告者是为了报复。
控告者动机是否报复，我不得而知。
但问题的中心在于是否贪污。
这个事件使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
在我们机关、干部中，还存在着某些“涂了漆的”、希望“挥开自我批评”的人。
但他们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不能公开地压制、拒绝批评。
于是，就用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来对待批评。
就像宁河县府那样，批评收到了，据说已“调查”了，并且也公开答复了；
但实质上，却还是压制、拒绝了批评。
这个情况告诉我们：
展开批评的障碍还是很多的，压制、拒绝批评者所采取的方式是多样的。
为了正确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全体人民——尤其是人民的报纸还需要和压制批评者作长期的、不调和的斗争。
小元
附宁河县府给进步日报的答复编辑同志：
关于读者投书说我县法院有私人感情，及对人民不负责的作风，并让我们调查处理。
经调查后，我们以为该读者所反映的若干条意见，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甚至其中包含一部分诽谤成份。
兹将我们调查的真象列下：
一、发生的情况
原告芦台苏相臣（军属）张新圃（烈属）是被洗刷的交易员，他们因为工作不积极而被洗刷，于是带着报复的性质，控告芦台集委会主任赵纪永、张学谦二人贪污；
但虽属有些报复性的控告，贪污也有部分正确的。
兹将其控告情况列下：
一、罚行商李绥税款提奖一万七千元自己贪污；
二、罚邵云生漏税五十一万九千元，提奖十八万六千一百五十元，而赵主任只拿出七万元，下余贪污；
三、萧永桂、刘永田缉着逃税罚款二个布，所提奖（按百分之三十五提）被赵、张主任贪污。
二、审理经过
法院受理此案后，即邀请税务局、县政府工商科旁听陪审（每次审讯均旁听），经法院传讯证人及深入调查，其贪污事实如下：
一、原告控告李绥之罚款提款一万七千元，该人并未贪污，还在柜上存着，但并未当众发表；
二、罚邵云生税款五十一万九千元，其中还有补税十七万元多（补税不提奖），罚税两倍三十四万余，按百分之三十五计算应提奖十二万一千多，赵、张二人拿出七万，下余五万一千元救济一贫苦交易员，但未公布；
三、萧永桂、刘永田缉私不是罚二个大布，而是罚十八万余元，提奖六万余元，但此提奖未发给交易员（萧、刘），而张学谦入自己私囊（羁押之犯罪原因）。
另外在深入调查中，了解出赵纪永向交易员勒索钱每次一千至三千元（在职交易员反映）；……另外有小商贩崔学义送给赵纪永三斗小米的礼。
三、处理结果
在处理此问题时，是各有关部门共同研讨结果，将张学谦羁押18日，将吃私的提奖归还交易员萧、刘二人，并在大会公布教育释放。
赵纪永羁押三19日，因送米的崔学义去东北，不知何时回来，不便久押，所以令赵纪永保外候调查处理。
此外，对原告人之控告有的不符合事实，亦对其批评教育。
宁河县人民政府

草木皆兵——朝鲜人民游击队的故事
彭彬
（一）一群李承晚匪帮和“美国顾问”从七谷到乡下，像疯狗似的把朝鲜农民吊起来毒打，强迫农民“归顺反正”。
（二）伪面长（乡长）请他们吃狗肉、喝烧酒。
他们就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喝起来。
（三）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后，才爬上汽车，打算回七谷去。
那时，天已快黑了。

论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
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书记维·库洛耶多夫
编者按：
有许多犯强迫命令错误的同志，可以说，其中有一部分人，原来的工作的动机是好的，但是由于自己不懂得在群众中作政治工作的方法，就是要善于说服群众，使群众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来认识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的正确性，把群众提高到党和人民政府政策的水平，这样，党、人民政府的政策，就可以得到群众的支持，可以保证其百分之百的实现。
因此这些人不以说服办法而以强迫命令方法来进行了工作。
更可惜的是有些人至今还不是这样去认识自己的错误，而是自以为：
“要执行政策，就难免得罪群众！”
十足地把党、人民政府的政策，和群众要求严重地对立起来。
这就证明了这些人是根本不懂得：
这些政策正是根据广大群众意志制定的，是经过了提高与集中的。
正因为如此，这些政策要在群众中实行时，又必须经过一定的政治工作。
这篇文章，虽然是就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来论群众中的政治工作，但其精神同样适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问题的。
在争取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里，苏维埃人民正在获得日新月异的成就。
苏维埃人民一切胜利的鼓舞者与组织者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在战斗中锻炼起来的，劳动者的先锋部队。
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不可摧毁的力量就在于它与群众的血肉相关、不可分离而复日益增长的联系。
以先进的马克思、列宁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是以一个伟大目标之实现为其方针的，这一目标便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
为了达成这一伟大的目的，党逐日地在动员、组织和鼓舞劳动者群众。
党领导群众所用的主要方法就是说服的方法。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
“领导……这就是说，善于说服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提出并施行这样的一些口号；
这些口号使群众采取与党同样的看法，使他们易于根据自身的经验，而体会到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把群众提高到党的自觉的水平，这样便可以保证获得群众的支持并且可以保证使他们决心进行坚决的斗争。”
现在，劳动者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更有其特别的重要性了。
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步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都在发生着巨大的高涨。
在工业中有了巨大的质量上的推进，而在各轻重工业的工厂里，技术上的进步也在猛烈地成长着。
各项科学上的成就越来越广泛地深入生产。
在农业中，以前进的米邱林农业生物科学与日益增长的集体农庄生产技术设备为基础的耕种法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空前的增长的卓越的远景正在展开。
在这些条件之下，群众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便难以计量地在增长着了。
党组织应该朝着这方面来努力：
即要能在劳动者广大群众面前充分地展开了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些卓越的远景；
鼓舞苏维埃人民使他们能更进一步地从事于献身的劳动，使他们能用一切的方法来展开他们创造的自发性与积极性。
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为争取各项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与超额完成的社会主义竞赛，使它获得进一步的高涨。
列宁说过：
“………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造越是深刻，那就越发需要提高对于它的兴趣和自觉的态度，并且说服新的成百万的人们，和成千万的人们，使他们认识到它的必要”。
党的政策中对群众的说服，耐心的解释是每一个党的领导者，每一个共产党员的直接义务。
没有它的话就休想在群众的领导工作上获得什么成果。
鼓动工作的成功与否首先就要看参加这种工作的党的领导干部和苏维埃干部是积极到什么程度。
有了一定的理论上的准备以后，他们便可以更能熟练地在报告或谈话中向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解释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
可以列举出不少因党的工作者的参加政治鼓动而获得了成果的事实。
这特别可以在党的谢洛夫市委会的例子上看出来。
市委会书记扎洛日涅夫同志、胡加科夫同志和帕尔非诺夫同志经常地在工人大会上做政治报告和演讲。
今年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了十一次到十五次的报告和演讲。
市委会里由六十五位领导工作者组织了一个报告者和演讲者的集团。
为了解答劳动者们的问题，常常在该市的各企业里举行晚会。
问题是预先在各车间与公共宿舍中搜集起来的，这些问题均由党工作者、教员、工程师、医师等来回答。
这样的晚会每次总有成百的人们参加。
实行的结果显示出来，这些晚会是进行政治鼓动和提高劳动者们文化的眼界的最有效的形式。
在群众中逐日的，并且是向着一定目标迈进的政治工作使谢洛夫市委会能更加熟练地领导所有经济与文化活动的各部门。
该市的党组织在生产革新者经验的宣传上，在工业工作中质量指数的提高上，在冶金工厂中安全技术的改善等上面都做了许多工作。
可惜我们仍然有一些畏避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失去了对群众联系的党的工作者，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省党会议上便举出了多数的事实；
这些事实证明：
有一些党的工作者与群众是没有切实联系的，证明他们是用了命令主义来代替了说服的方法——我党领导群众所用的主要方法。
举例来说，前联共（布）克拉斯诺乌拉尔市委会第1书记巴拉诺夫同志曾试图不离开他的办公室，而完全依仗着自己所发的命令与指示来领导该市多种多样的生活。
他甚至好几个月也不到市内最大的各企业那里去，这样，他自然也就不能指出并支持在各企业中所产生的那种新的、进步的东西了，共产党员们在这个市委书记身上已看不到是一个政治领导者。
因而市党会议上大家反对投市委会新组织候选人巴拉诺夫同志的票也就毫不足怪了。
联共（布）加明斯克·乌拉尔市委会的领导工作者们也没有充分地估计到亲身参加群众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市委会书记科乞涅夫同志、李瓦德内赫同志和加乌里洛夫同志只是到各企业去料理业务上的事情，一般是不和工人们谈话，也不在这里做报告和讲演。
由于党的领导工作者本身回避参加政治鼓动，这就使加明斯克·乌拉尔的大部分劳动者不能逐日地受到政治的影响。
在许多企业中间，鼓动仅仅是限于读读报纸，就生产上的题目大家谈谈而已。
党的省委会便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了必要的结论。
各市委会与区委会的主要注意力应该在于提高鼓动工作的政治思想水平。
只有在党的各组织每日都关心到鼓励工作者干部的选择和培养的时候，这一任务才能获得解决。
现在在我们的省里有六万八千名鼓动工作者，其中有三万九千多名是共产党员。
鼓动工作者中大约有三千五百人是领导工作者，一万八千人是知识分子的代表。
鼓动工作者一半以上是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
今年对鼓动工作者和集体鼓动的领导者的各研究组，我们做了较有规律的工作。
在大部的市与区里，每两月至少有一次鼓动工作者的集会，在这集会上由领导工作者来做报告。
他们就我党政策，国际形势的最重要的若干问题对鼓动者加以教导，并向他们解释省、市、区、工厂和集体农庄当前的各项任务。
在许多大企业中创设了鼓动工作者的学校。
在培施明施克的电解制铜工厂里有三十二个人在这样的学校里学习。
课业是每周进行的。
本年对于各鼓动工作者，曾就各理论上的问题做了一整套有系统的演说，并且就国际情势和经济建设的各项任务也做了几次讲演和报告。
省委会坚持要使各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在各处直接领导鼓动工作者的研究组。
这事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党组织的书记照例在政治上是有较大准备的人，还因为是对鼓动工作者直接的领导使他们能够全面地研究劳动者的生活、心情与需求，能捉得住新的东西，能熟悉所有的事件与现象。
但是对鼓动者的工作并非是到处都在有系统地进行着。
例如在苏赫洛日区，便以施行所谓“临时指示”（OneparwBka）的方法来代替鼓动工作者的学习：
那就是把鼓动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几分钟，为了是向他们宣布各次所要进行的谈话的主题。
一切对鼓动工作者的领导便仅限于此了。
显然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政治鼓动的作用便降低了。
鼓动工作中的主要内容，应该是要向劳动者们解释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培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日益解体的、腐败堕落的文化的憎恨，揭发新战争的挑拨者，并且和存留在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进行斗争。
鼓动，这不单单是意味着解释，和号召群众去争取各种新的成果。
我们的鼓动应当带有战斗的、进攻的性质。
鼓动工作者的职责就是永远并且到处大胆地反对一切已不合时宜的东西，反对墨守陈规，反对因循拖延和官僚主义。
政治鼓动的工作越是能有力地反对工作中的缺点，那么它也就越能发挥它的实际效果，也就越能有助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展开，而这种批评却正是教育干部、教育群众的一种主要的方法。
党在省内的各组织培植了多数有经验的、熟练的鼓动工作者干部，为了党的事业而不知疲倦的斗士。
这些鼓动工作者在人民中间受到崇高的尊敬。
在这样的一些人中间，可以举出别尔沃乌拉尔新铁管工厂的工长楚尔希诺夫同志做例子。
他可以说是一位名符其实的火焰般的布尔什维克鼓动工作者。
深刻的思想性与善于使人领会的能力是他的谈话的特色。
楚尔希诺夫同志有系统地向自己作业班的工人们报告苏联国内与国际的情势，并且就每一个工人所能接近、所能理解的各种事实，向他们鲜明地阐述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的政策。
楚尔希诺夫进行鼓动工作的那个作业班，在工厂的社会主义竞赛中占着第1位。
在今年的六个月中间，他那个作业班超计划完成的有二百六十吨辗铁，节省了大量的金属、燃料、电力和润滑油料。
除去了车间内的群众工作以外，楚尔希诺夫同志又经常地在各公共宿舍中进行谈话。
他的工作经验已在我省中广泛地普及开来。
省出版局为他曾特别出版了一个小册子。
政治鼓动经验的普及与深切的研究，是党组织最重要的事业。
以此为目的，党的省委会在今年便举行了几次冶金、煤炭、机器制造各工业、各建设企业、运输业与农业中最优秀的鼓动工作者的全省会议。
鼓动工作的被普及了的经验其后广泛地被发表在省内各报纸和杂志“宣传与鼓动工作者参考资料”上面。
除此以外，又出版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各企业中的政治鼓动”、“乡村鼓动工作者”、“工业企业中实物证明的鼓动”等小册子。
群众中政治工作的加强，是我省党组织所达成的各种业务上的成就的最重要的前提。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和省的工业在上半年便完成了任务的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六。
在过去落后的煤炭、电力、铜矿与冶铜各工业部门也改善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完成了各项生产计划。
在省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庄里，一切作物的播种面积都增加了，公有牲畜的头数也显著地增加了。
集体农庄、国营农庄和各种副业经营也都能对国家提前完成一切自己的任务。
我省党组织正采用着一切方法在劳动者中间提高群众政治工作的水平。
使每一个城乡劳动者都能够听到真实的、布尔什维克的言语。
使省内的布尔什维克在这一点上看到经济与文化建设中各项新的成就的保证。
（王以铸译自一九五○、八、十九、真理报）

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10月13日会议上
维辛斯基关于“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案演说全文
【新华社讯】
塔斯社纽约16日电：
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10月13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就“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案发表演说，全文如下：
在这结束过去几天辩论的时候，轮到我来发言。
这个辩论的题目是每一个真正相信联合国的任务是制止新战争的威胁及巩固和平和保卫各国安全的人所非常关怀的。
到现在为止，对七国代表团的提案——“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案——已经发表了很多的演说，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参加的极为踊跃——对这一点我们唯有表示欢迎，如果从这种情形来看，那末这个问题为每一个人所关心，就自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专指“七国”提案，我是指的这个问题本身，这个构成会上关于“七国”提案的全部辩论内容的题目本身；
我所指的是各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所申述的各种见解。
在这个重要的讨论过程中，对于苏联代表团在会上提出的意见，对于苏联代表团现在和过去都认为为了对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伟大事业能有所贡献而必需维护的建议，曾给予充分的注意，我想我如果特别强调指出这一点，是不算过分的。
在这方面，我不得不首先提到一些演说，这些演说我们不能不认为与一般的态度不相协调到了粗暴的地步，而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一般的态度才使我们能共同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
我所以说粗暴，因为它不仅在形式上粗暴而不能容许，在本质上也是极不公平的。
因为这些演说是拿事实开玩笑，是曲解历史事实，是捏造历史。
我现在所想到的一篇演说，如果不是为了下列两种情况，简直就可以完全不理会，完全不予以任何注意：
一种情况是，有人认为必需把一种并不能证明为有爱好和平的倾向的动机放进这个严肃的和重要的问题中去，而正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才在这里开会，也正是为了这个问题，联合国组织才有它存在的必要。
第2种情况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甚至于不惜粗暴地曲解事实。
我现在所指的是玻利维亚代表的演说；
对于这个演说，我必须作个答复。
我在第1次演说时曾指出：
苏联正不屈不挠地执行着和平的外交政策，并在它的一切行动——伟大的行动——中以及苏联吁请联合国支持的一切问题上，为这个政策的胜利实现而奋斗。
我曾提到斯大林大元帅在1936年所发表的声明，我当时并引用了他的话。
你们大家必定记得玻利维亚代表在这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是怎样不可容许地无耻和粗暴。
我轻蔑地而义愤地把这种粗暴行为置之不理。
但是玻利维亚代表说：
那是在1936年，而现在呢，他说时代改变了，调子也不同了。
对于他的这些话，已经作了一部分回答。
我几乎可以说，即使在我们会上常常发生的尖锐争辩的情况下，他的这些话也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甚至在我们联合国组织的历史上也几乎是没有先例的。
不过，如果需要比1936年更新一些的事实的话，我是能够追述这些事实的。
我可以追述一些比较新近的事实，它会告诉我们玻利维亚那位先生这种叫嚣的真义何在。
首先，我要追述1938年的事实，当时苏联政府向各大国建议立即在国际联盟内外举行会商，讨论苏联政府当时认为必须采取的实际措施，以制止希特勒侵略的进一步发展，清除因希特勒的侵略而增加的新战争危机。
这样看来，苏联政府在1938年就主动提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建议采取防止希特勒侵略的措施，大家都记得很清楚——这本来是不需要我来提醒大家的——希特勒侵略终于引起了第2次世界大战。
然而苏联政府的和平步骤的结果是什么呢？
举个例来说，英国政府答复苏联政府这个建议的照会，表明英国政府并不认为这个建议是值得欢迎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认为去阻止希特勒侵略计划的实施，是不值得欢迎的。
我只要指出下面这一件事情就够了：
英国答复我国所提紧急召开四强会议以采取必要措施的建议说，英王政府认为举行会议商讨以“协议一致的行动”制止侵略一事，并不一定对欧洲和平的前途有好处。
先生们，结果产生了慕尼黑，关于这一点我只说这一个字，不去更详细地说它了。
我现在谈到这一点是为了要说明：
在任何问题的任何讨论中某些攻击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先生们，绝不能拿他们的愚昧无知来作为理由，更不能拿来作为捏造事实的理由。
这一点，不学无术之徒可能甚至还不懂得。
但是这正是不学无术之徒命该如此！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事实：
1939年，苏联政府曾再度建议召开英、法、罗马尼亚、波兰、土耳其和苏联六国代表的会议，以拟订对付希特勒匪帮侵略罗马尼亚的措施。
我要强调指出：
英、法、罗、波、土、苏六国会议的目的是采取对付希特勒匪帮侵略罗马尼亚的措施，这个侵略当时正在准备之中，英国政府手中有关于这个事实的精确材料。
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席兹在苏联政府就这个问题与英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时候，避不答复英国在希特勒匪帮一旦进攻罗马尼亚时将采取什么态度。
席兹先生十分含糊其词地答道：
“罗马尼亚距离苏联比英国近”，因此他就袖手旁观，置身事外了。
现在的事实是朝鲜和中国距离英国很远，如果英国代表说一声“准用”前例，这才是合乎逻辑的。
但他们现在对此却缄默不言了。
1939年的情况就是如此。
这便是事实，便是若干一意孤行的代表试图加以歪曲的历史事实。
最后，我也来追述若干其他事实。
不，这不是我追述——杜勒斯先生已经追述过了。
他刚才就追述说，1945年在旧金山时，苏联政府曾长时间反对关于联合国宪章第10条的措词的建议，后来却答应了，并接受会议大多数所建议的措词，这是真的。
真有这件事。
但必须再进一步说明。
这一事实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谈判的结果，特别是那时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即斯退丁纽斯（那时的美国国务卿）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间的谈判，这个谈判为实际上作这个让步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但是，难道1945年的这一事实不是说明苏联愿意合作，甚至不惜撤消会有碍于这种合作的若干要求吗？
1945年的这一事实就是极好的证据，说明苏联是一贯地寻求合作的办法，愿意对它的伙伴让步，当然这是在某种限度以内，当然不是无限制的，当然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即是说不是在别人以或明或暗的压力施之于苏联的意志而强使苏联接受他们自己的要求的情况之下去让步。
他们忘记了苏联不是这种实验的合适对象，忘记了“应该选择离开苏维埃之宫更远一点的角落去进行这种勾当”。
我认为，事实足以使玻利维亚代表诽谤者哑口无言。
玻利维亚代表企图在这里诬蔑苏联的和平政策，费尽心机地在有关苏联利益的一些事件上发明各种各样的捏造虚构，而且不仅在有关苏联利益的事件上——罗马尼亚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同时也是在有关其他曾经奋力反对希特勒侵略的国家的利益的事件上作种种捏造。
玻利维亚代表掩盖了当时的情况，即罗马尼亚政府的变更是发生在苏军正向柏林开展攻势的时候，发生在前将军拉德士古与前国王米海伊还正在力图瓦解苏联后方，就是苏军后方以阻碍这个攻势的时候发生的。
现在，我要转到我们正在此地讨论的问题的本质了。
自然，我无法涉及这里所提到的每一件事。
我要选择某些主要的议题。
我愿意就主要的反对者，即这项“七国”提案的主要起草人来谈谈。
我想首先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提案上。
第1，如果有谁认为对这项提案的某一段的修正案的这一节或那一节提出反对，那么就可以证明对这个提案所提出的主张持不忠诚的态度，这种想法会是很奇怪的。
有人说，“当维辛斯基突然开始批评我们的提案时，我们大感失望了。”
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批评。
然而，我们却要批评那些需要批评的，而接受那些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
这完全是自然而合法的。
所以，只因为有人对于被认为重要的若干段落表示了原起草人所没有明白表示的意见，并有其他的提案提出，就穿凿附会地去追究他没有说出来的思想，那就出奇了。
在讨论“七国”提案中有些代表在表示自己的立场时再三提到苏联代表团对这个问题所表示的见解。
我想：
也需要谈一谈那些旨在反驳我们的议论和见解的发言。
我必须说：
虽然我们与“七国”提案的起草人都一致有着同一的目标——保证那种足以保证巩固和平及各国安全的措施——但我们是在原则上与他们不同的。
我们是从那一点出发呢？
“七国”提案的起草人提出这项提案时是从那一点出发呢？
我想，我前次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如果需要我用几分钟谈谈这一点，就请允许我这样作。
苏联代表团及支持我们的主张的各国代表团认为：
“七国”提案的起草人，是由虚妄的前提——我着重地说，虚妄的前提——出发的，这种虚妄的前提就是：
安理会可能陷入一种不能行使其职权的境地，而且这种情况已然发生并且不可免地要发生，只是因为安理会受到了某种特权的考验，这种特权的运用，据说是阻碍了安理会职权的行使。
按照我们的反对者，也就是“七国”提案的支持者，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逻辑，就会不得不承认在旧金山会议上赋予安理会的权利和特权本身就阻碍它执行它的职能。
如果承认这一点，就会相信：
尽管国际联盟的令人悲痛的记忆始终不移地摆在整个旧金山会议面前至少是摆在不愿重蹈国联覆辙的人们的面前，但是举行这个会议的人却不是从国联的经验中取得教训的严肃的政治领袖，而是一些在政治上完全天真与没有经验的人们。
在那一位在这里谈到法西斯芬兰进攻苏联的往事，因而回想起国际联盟，并在其发言结束时对苏联进行敌意诽谤的代表看来，国际联盟的经验显然还是一个可以重温的旧梦。
一些人认为旧金山会议犯了错误，认为五十个国家赋与安全理事会的特权实际上妨碍了它执行其神圣任务，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当然，承认这一点是可能的，承认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但是到底这事有多少根据，有多少理由，这种承认是否经得起批评——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对于这一切问题，我回答说：
这是没有理由的，这种态度经不起任何批评，没有任何根据能作这种承认。
但是，问题到底怎样呢？
问题是大国一致的原则和这事完全没有关系，虽然它在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原则。
不过，顺便说一句，我绝对没有像杜勒斯所说的那样说过大国一致的原则是整个联合国的基础。
我没有那样说过。
我说过一些别的事情，我现在就来逐字地引用一次，我是那样说的：
“无疑地，整个联合国的基础是那样的一个机构，根据宪章，只有它才有与侵略的威胁进行斗争的权利和特权，并使用别的机构根据宪章并未获准而且根据宪章也没有权利使用的手段。”
在那次发言和其他场合，我屡次地说到，大国一致的原则是联合国赖以为基础的最重要原则之一。
但在说到安全理事会的时候，我指出安全理事会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基础。
有些人却提出了异议，而且杜勒斯先生想出来这样一个异议：
他说，不然，联合国组织的基础是各族人民的决心。
但是，安全理事会在保卫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负有主要的责任，它应利用它的特殊权利和义务以及它的五个常任理事所能支配的手段来达成这种崇高的目的；
难道各族人民要保障和平和安全的决心，不也是安全理事会活动的基础吗？
那末又有什么矛盾呢？
这里并没有任何矛盾。
但是问题不仅仅是大国一致的原则。
责备否决权的是你们。
这就是你们的路线，就是你们解释为什么安全理事会的事情遇到障碍，为什么安全理事会有若干必须消除的畸形现象的理由。
英国代表杨格问我们，为什么总有九个、十个代表团反对使用否决权呢？
他说，因为大国一致的规则不适于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我们却要说，不，并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
这里，谈到否决权，我就不得不再次援引杜勒斯先生的话。
我是指的他最近出版的书“战争乎，和平乎，”。
这本书并非没有趣味的。
（杜勒斯拿出一本印着黑红两色封面的书说，是的，这里就是，这就是这本书。）
是的，就是这本书。
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正如在它的封面上一样，有很多的黑颜色。
让我们谈谈杜勒斯的书吧。
杜勒斯先生在他这本书的美国版第一百九十五面上谈到否决权说：
“到现在为止，安全理事会的多数对美国表示友好，以致并不需要用否决权来保障我们的利益。”
杜勒斯证实，那些控制多数的人是不需要否决权的。
美国手里已掌握了这种多数。
所以美国不需要否决权；
需要它的是那些在安全理事会中并没有控制多数的人。
这个多数对美国是友好的，这句话也许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友谊有各种各样的友谊正如爱情有各种各样的爱情一样。
世界上甚至于还有这样一种爱情，就是情郎已准备好，要把他怀抱里的女郎闷死呢。
因此，按照杜勒斯的意见，在目前情况下，美国不需要否决权。
但明天怎样呢，杜勒斯先生？
而且后天又怎样呢？
只要你掌有多数，只要你认为你是这个叫做安理会的大厦的主人，你就会咒骂这个“否决权”，但暗中你却把它保留起来，直到你认为有必要使用它的时机到来之时。
你预见到了这种情况，因为你在这本书中公开谈到了，有必要使用否决权的时机。
杜勒斯先生写道：
“但是事情可能并非经常都是这样的，如遇不是这样的时候，美国当然便要求有否决权”。
杜勒斯继续写道：
“我们已经知道，美国坚持把日本的委任统治岛屿置于‘战略’托管之下，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安理会通过否决权来制止对这些岛屿作任何我们认为有碍美国安全的处理。
举例说，我们能够同意使自己处于这种地位吗，即安理会的多数票可以要求我们把这些岛屿交由俄国治理，或者为和平利益计而交出巴拿马运河？”
杜勒斯在这本书中向美国读者发问道：
你愿意美国为和平利益计而放弃巴拿马运河吗？
看来，一个人再不能比这表现得更明白了。
这里有人告诉我们说：
“不过，和平是崇高的目标，和平要求放弃各种利益，要求决心作任何牺牲”。
但是美国会放弃巴拿马运河的利益吗？
不，它不会放弃的。
杜勒斯先生说：
“我深信美国不会同意使自己处于那种境地的”。
有的国家认为由于有了否决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五强的职责——的希望就统统被摧毁了。
这种说法的用意何在现在难道还不明白吗？
小国的代表们，我求你们原谅，1945年07月美国国务卿在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上说得不错，他说：
用尽一切办法以联合起来努力争取和平，或者分别从事准备战争的只有这五个主要的强国。
最后必须了解：
没有五强的一致，和平常常是不稳固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一致的原则不好，而在于这五个大国的政策如何，以及这种政策是否保证了五强一致行动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引证几十件几百件事实证明：
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内发生这些情况的原因是：
在杜勒斯以及罗斯福以后和杜勒斯相类的其他的美国领袖帮助下通过了一种方针，这种方针形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这种所谓“新的”方针是一种对于在战时与它并肩作战的战友们采取强硬态度的方针，是一种不合作而且发号施令的方针。
美国统治集团公开地说：
必须使用强力更为严厉地对待苏联，等到美国有了与苏联同样强大的武力，等到苏联发抖的时候，才能与苏联获致某种协议。
但是这是多么狂妄粗俗的幻想啊，因为苏联决不会有发抖的一天！
人们如果去翻一翻俄国历史和苏联历史就会相信这一点。
因此，联合国中种种政治纠纷的原因，并不是大会权力太小，也不是安理会滥用了职权。
不是的，原因不在这里。
造成目前不正常的情势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强硬路线”，在于一种政策，使用压力，不讲道理地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而以无穷无尽的各种各样的军事设施和战争措施为后盾，以一系列的各种基地——空军基地、海军基地、陆军基地、这种基地那种基地——为后盾。
我们且看一看美国某些杂志所刊载的世界地图吧，那上面可以看出美国这个基地网，基地上伸出来的进攻的箭头象火舌一样地指向一个中心，摧毁那个地方并不仅仅是玻利维亚诸公的长期好梦。
我们赞成采取任何保障和平与各国安全的措施。
我们也支持七国提案——这项提案的理想和其中若干规定，只要它以巩固和平为目的。
但我们不支持你们的出发点，因为那是虚伪的；
我们不支持你的动机，因为那是奸诈的；
我们不支持你所提的建立联合国组织武装部队这类的提案，因为这种部队的目标恰恰和你们在你们的提案的名称中所宣扬的相反。
这一点终会被人知道的。
杨格先生——我也愿用一些时间谈一谈他——他也是从这种虚伪的态度出发的。
首先谈谈所谓安理会陷于瘫痪。
英国目前的行动是狡猾的，就象杜勒斯先生的国务院一样——请原谅，国务院也许不是杜勒斯先生的，而是艾奇逊的，或是杜勒斯和艾奇逊两人的，我不知道，也许是两个人的吧。
——在废除“否决权”的问题上保持缄默，心想“否决权”或许也有一天会对自己有利。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安理会是实行扩张计划的一个障碍，说它瘫痪不灵，因此必需规避有否决权的安理会。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不是在实行着扩张主义的侵略政策吗？
实际上是美英集团的军队而被硬叫做联合国的军队之越过朝鲜三八线，难道不是扩张，不是侵略吗？
英国代表杨格在他10月12日的演说里企图证明：
对和平与各国的安全负责的不仅有安理会，并且也有联合国大会。
为了这个目的，他并引出宪章中相应的第10、第11、第12、第14条。
但是，这就是争端的主题吗，杨格先生？
是不是有人争论联合国大会不应有考虑宪章中规定的问题——如保卫国际和平与各国安全、加强和平与保卫各国安全等问题——或甚至就这些问题提出建议的权利或权力呢？
从本质上说来，这就是为什么说你杨格先生是在浪费舌战弹药的原故。
你是在向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开枪，因为问题完全不是联合国组织有没有这些权利，问题是这些权利的大小与性质，这些权力的大小。
换一种说法来说，就是作为联合国组织的主要机关的大会所赋有的这些权力的限度如何？
安理会——也是联合国组织的一个主要机关——的这些权力的限度又如何？
这是两个主要机关，宪章必须划分它们之间的职能与权力。
依我看来，宪章是划分了它们的职能和权力的，第11条和第12条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划分的界线。
杨格先生还提到宪章第51条。
关于这一点，我还要提出论及区域办法的第52条。
但这两条对于我们的争论都是有关系的。
这一点你恰巧没有注意到，杨格先生，这些条款再一次申明：
即使在有区域办法存在的时候，在实施或实现这些区域办法而发生事件的时候，安理会也有其特别任务。
杨格进一步企图证明，“七国”提案没有给大会以任何属于安理会的特别职权。
他指出，这个提案只提及大会的权利、权力，以及目前根据宪章属于大会的职责。
若果如此，那么，为什么必须提出这种不是重复宪章中所说过的，而是改变宪章，谈到大会新权利的提案呢？
如果杨格先生是对的，那末就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难道宪章给大会以设置武装部队的权利吗？
请指出来宪章那里说到了这一点吧。
难道宪章给了大会以支配并指挥联合国组织的武装部队——军事队伍的权利吗？
请指出来宪章那里提到了这一点吧。
难道宪章给了秘书长以设置军事顾问并指挥这些军事顾问的权利吗？
难道宪章在任何地方提到这类事情吗？
请指给我看看吧。
相反地，难道宪章没有声明，秘书长必须处理秘书处的问题吗？
但是，从什么时候起，军事行动和军事事务变成了秘书处的事情呢？
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下，秘书长的职位是由现任秘书长这样一个纯属文人，不完全适合于他的职位的人来充任呢？
请指给我看，宪章中那里写着，秘书长赋有军事职权——指挥军事顾问呢？
难道这一切不足以说明“七国”提案的发起人确要赋予联合国大会以它所没有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权利吗？
他们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并不要求尊重宪章。
而你们这些大人先生们不要尊重宪章是因为你们的政策需要你们这样做。
安理会目前的那种情况，它的无所作为，它的瘫痪状态等等是从那里来的呢！
你们所谈的安理会的这种“无所作为”不是别的，而是你们所实行的政策的结果，是你们的政策的结果。
杨格先生说：
现存的国际法规是不适用于现代世界的。
看来好象国际法也不好了，不但安理会不好，而且国际法也不好了。
必须制订新的法规，以代替旧的国际法规了。
杨格甚至说：
必须以安全与秩序的原则来代替蛮荒之邦的规则，这就是说，如果把这句话应用到我们的辩论里来，就会得出结论：
联合国组织似乎是蛮荒之邦一类的东西，其宪章似乎是蛮荒之邦的规则了。
现在为了代替这个野蛮人民的野蛮法律，七个提案国建议制定若干在这个“七国”提案纸面上看起来很漂亮的新法规。
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完全不严肃的，就象杨格先生最近一次的议论一样不严肃，我认为有必要简短地谈谈他的这个议论。
杨格在谈论按照宪章第106条进行协商的问题时说，苏联应采取比前此所采取的较有建设性的立场。
不是象——用杨格先生的话说——在协商柏林和奥地利问题时那样的立场。
这里必须对杨格的话加以更正。
第1个更正：
这些问题在安理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中都未曾有过任何协商。
这些协商是在四国外长会议中进行的。
第2个更正：
1949年巴黎四外长会议中对德国和奥地利问题的协商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结果，这种结果反映在大家一致同意的公报中，杨格先生，反映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报中。
但那时所获致协议的事情都未实施。
众所周知，这不是由于苏联的过失，而是由于英美阵营的过失。
关于这一点杨格在这里所说的话，实际上就等于说：
提出协商建议的苏联，必须是一个唯命是从的伙伴，它与之协商的那些人只要随心所欲发号施令就行了。
用杨格和杜勒斯的话来说，这就叫做建设性的行为……。
英国代表显然并不喜欢我们的建议。
而我们提出的建议充分要求真正的协商和互相让步，让步不能是单方面的。
杨格先生对这问题作如何想？
显然他并没有想到放弃以前的态度，而宁愿提出早先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他显然并不希望在这里遵守英国的格言，即是空论不如实证。
不妨试一下，或许会有什么结果吧。
在这一方面我要顺便答复杜勒斯。
他在这里发言说到军事参谋团时说，我们并不参加，因此奇怪的事便产生了。
我们一方面说：
“恢复军事参谋团的活动”，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却错过了该团的所有的会议。
然而，首先杜勒斯很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因此如果他们真正希望消除这种不正常现象，那末就必需严肃地考虑一下如何消除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
其次，我必须声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军事参谋团会议的议程上就连一项议题也没有。
我国的代表们曾经就实质而言，指出这个军事参谋团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因为在它的议程上连一项议题也没有。
为什么一项议题都没有呢？
因为有某些意见不一致。
因此我们说，必须敦促五大强国采取措施，寻求方法使宪章第106条得以实现，使军事参谋团得以有效地进行工作。
加拿大外交部长皮尔逊在这里有非常详尽的发言。
他并且说到临时委员会。
他承认临时委员会的确遭到失败。
不过他说，委员会之所以未能行动是因为安理会已在行动，如此来解释这种失败。
可是，在设立临时委员会的时候，我们曾听到说临时委员会必须设立，因为安理会没有行动。
而当临时委员会设立起来之后，结果竟因为安理会已在行动而不能够行动。
他们曾经警告过，并且现在也警告我们的各位同人，不要玩弄这种诡计，如果确是如此的话，这有什么好处呢？
尤其是因为它们关系于我们的宪章。
皮尔逊先生所企图证明的主要的东西又是同样的一件东西即是：
说什么在安理会无法行动时，就需要使得联合国组织能够行动。
但是我们必需研究本质，我们应当找出何以在按你所谓安理会不行动时，就会发生这种不正常的形势呢？
是不是在安理会工作的组织形式与原则之外还存在任何理由呢？
问题是否在于以将那种不牺牲宪章就不能授予联大的权利授予联大，或者是否需要改变某些国家对于解决某种问题的政治方针，就是说：
改变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呢？
美国几年前就曾改变其政策。
从战时的合作政策走上战后的“强硬方针”的政策。
一项政策方针与另一方针相矛盾，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
现在费点脑筋想想：
假使你们从这个新的所谓“强硬方针”（这个方针显然是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而且也不能产生什么结果的），回到旧日的合作方针，情形会怎样。
在老方针下，曾存在过同样的否决权与同样的安全理事会，而那时曾有过合作。
试再回到这条方针来，或许就会有些变化了。
放弃对和你有同等权利的主权国家发号施令的作法吧。
有人说：
没有人企图削弱联合国组织。
据说：
相反的，“七国”提案将使这个组织的加强。
但是如何加强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一事实，即：
提案的目的是在于违反宪章，这从分析一下这个提案的“丙”“丁”两节就可以看出来。
有人说：
“七国”提案还是为了要加强联合国组织的，为了证实这事，他们甚至提到北大西洋联盟的建立，显然要想证明这种“区域”措施也是所谓加强联合国组织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北大西洋联盟的目的并不是要加强联合国组织，而相反地，是要削弱它。
在这里捧出宪章第51条与第52条是文不对题的，因为谈到北大西洋联盟，过去就不会有，现在也不会有什么自卫的问题存在。
事实上，这个联盟是打算来“防卫”谁的呢？
为什么北大西洋联盟否定了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参加的可能性呢？
另一方面，为什么这个所谓区域联盟不是包括某一确定的地区，而是包括一个字眼意义极为广泛的“区域”呢？
是如果把正在力求参加该公约的土耳其也包括在内的话，这个字眼的意义就尤其广泛了。
创立北大西洋联盟的全部历史以及该联盟的一切活动证实：
这个联盟并不是防卫那些根本没有人向它们进攻，而且也没有人打算向它们进攻的国家的工具，而是大西洋两岸亦即两个半球的美英两国统治集团的政策的工具。
有人企图证明：
北大西洋联盟的目的是在加强联合国组织，而且这个联盟的创立完全符合联合国组织的宗旨与任务。
然而，俗话说得好：
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要掩盖下列的事实是不可能的，即北大西洋联盟的建立完全不是为了防卫，象它的创始人所屡次说过的那样。
举例来说，我们只消回想一下邱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主持下的富尔顿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就够了，而且对于“防卫”一词会有什么意义，也就无可怀疑了。
只要追忆一下美国许多权威代表人物，例如麦克阿瑟、前国防部长詹逊、海军部长马休斯这些人谈论这一“防”线所经地区的言论，就很可以知道，争论中的问题丝毫不是什么防卫问题，而是为执行美国扩张主义政策创造适当的条件。
据说“七国”提案将能够创立安理会的代替物。
但是，即使采取这种观点，然而看来这个所谓代替物之所以为代替物，只是因为用这种方法把迄今为止并未使它变成代替物的那种权利授予联合国大会。
也就是说：
联合国大会被授予迄今为止这个所谓代替物尚未赋有的权力。
换句话说，它正被授予新的权力、新的权利，这些权力与权利同时严重地违反了宪章，违反了对宪章提出修正案时所应遵循的既定程序。
这里，我必须接着谈到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的发言，罗慕洛对这个论题比别人谈得更明确些，就是说：
给予大会新的权利。
我必须对他意在表示安理会“无足轻重”的许多比拟与论断略而不提，这些比拟与论断是绝不能予以同意的。
我要谈论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尤其是七国提案中关于规定成立委员会以考察组织集体自卫所必需之资源的那一段。
罗慕洛忘记了争论的问题不是谁来搜集关于资源与武装部队的情报，而是谁来使用这些情报，谁来运用这些情报的问题。
问题是要成立专门机构，假如要用军事方法抵御侵略者以保卫和平之时，这个机构必须根据关于某些国家所有的资源、手段与武装部队的情报来拟订作战计划。
自然，成立这种专门委员会并赋予这种职能、赋予归纳文件和作出结论、准备必要可行的措施的职权——所有这些当然是明显违犯宪章的。
成立这样的委员会，只会减少联合国大会的权力，因为，这样一来，拟订抵抗侵略的集体行动的将是少数联合国会员国组成的委员会而不是有联合国一切会员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大会本身了。
罗慕洛不想同意这种见解，因为他不明白争论的本质。
争论的本质其实是存在的，在于谁来利用这些材料，然后又由谁来制订联合国组织将来必须付诸实施的这个军事行动计划呢？
这样的计划应该在谁的领导下制订呢？
我们说：
在军事参谋团的领导下，和在军事参谋团的上级机关安全理事会的领导下。
这需要获得关于联合国各会员国的资源，它们的武装部队，兵种，以及军队和军备的质和量等各方面的情报。
应该由谁来处理这一切呢？
由军事参谋团及其机构来处理，因为宪章上是这样规定的。
有人说要成立某种专门的资源委员会来做这种工作，那就是说不是由军事参谋团，不是由安全理事会，而是由联合国大会来做。
正是这种主张违背了宪章。
罗慕洛先生说：
这个专门委员会首先将收集情报，其次把情报交给秘书长。
而秘书长则根据“七国”提案将这些情报送呈联合国大会或安全理事会。
但正如俗语所说：
为什么要“用右手去抓左耳”，为什么要建立这种复杂的制度呢？
——委员会收集情报，将情报交给秘书长，再由秘书长将情报送呈联合国大会或安全理事会。
在宪章已经建立了有秩序的制度：
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与军事专家，那么这一切的用处是什么呢？
但是，这儿有人想破坏这个制度，因为有人要以新职能与新权利授予联合国大会，从而创造一种有正如“七国”提案的起草人所说的安全理事会的“代替物”。
而创造代替物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意味着创立一个同等重要的机关，这样就把安理会及其大国一致原则及“否决权”搬下台。
我们不怀疑这将继续到杜勒斯先生在他的著作里那样坦白地说到的时机来到为止。
我们不同意这一点，我们不能同意是因为这个提案缺乏逻辑，即使有人假定这个提案是合乎逻辑并且是有理由的话，那么就发生这样的问题：
在联大的权利与权力方面所提出的变更是否真是新的呢？
是否它们并不如此重要以致不需要适用宪章一百零九条以及同时适用一百零八条？
这些条文决定了提出对宪章的修正案与变更宪章的程序。
我请求诸位注意这个事实：
即在宪章的这一章仅有这两条，一百零八条与一百零九条，这里丝毫没有提到重要或不重要的修正案，重要或不重要的改变，因为一百零九条说的是宪章中的任何改变。
而下面就是为提出任何改变所规定的条件：
（一）召集特别会议，（二）联合国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多数（而不是简单多数）接受修正案；
（三）联合国会员国按照它们的立法程序批准这些修正案。
姑且假定七国代表团提案全是正确的。
我们并不认为如此，我们反对它，但只姑且假定宪章确实必须修改吧。
好，这是一份宪章，这是第108条，这是第109条里，请按照这些条所指示的合乎宪章的方式行事吧。
为什么你们不想按照这种方式行动呢？
一位代表说：
“请苏联代表团答应，如果举行这种会议，苏联代表团将同意修改宪章。”
这是幼稚的提问题的方法。
召开会议不是为了登记一个人出了席。
召开会议是要讨论提出的问题。
如果所提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就接受它们，如果它们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就反对它。
我们不会以不正当的方式去反对。
我们将按照宪章的要求，在宪章所容许的范围内从事反对。
我们说：
姑且假定你们是对的。
姑且假定目前的宪章、安理会和一般的联合国组织的事态确实是使宪章中所规定的东西在目前情况下不足以达成我们正为之而奋斗的目标。
可能的确会发生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宪章这个活的有机体有了发展，而且或许会需要某些修改。
在这种情形下，只能采取为修改宪章而规定的唯一的合法途径，宪章所规定的途径。
你们为什么不愿是这条路呢？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复。
在已经提出的许多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大会应该作出的建议的性质问题。
这里也有无可争辩的规定：
大会的多数有权召开特别会议；
它有权紧急地召开特别会议；
它有权讨论任何问题，而不必提交任何委员会，也不必成立任何委员会；
它有权对这些属于联合国组织的任何机构管辖范围之内的问题提出建议，只有两种情形例外。
有人说只有一种例外。
但我们肯定有两种。
一种是宪章第12条所规定的。
那就是当问题已列在安理会议程上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大会不能对这问题提出建议，虽然大会本身也可能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关于第12条中所规定的这种情况，我们的意见并无分歧。
然而还有第2种大会不能提出建议的情况。
那就是当大会的建议不是别的，而是要求、责成、或邀请安理会或任何其他机构采取行动的时候。
在这两种情况下大会不能提出任何建议。
“七国”提案的起草人正是规避了第2种情况，并且错误地规避了它。
杜勒斯和若干其他代表为了证明他们立场的正确性，曾引述了“有经验的法律家的话”。
让我也来引述一下“有经验的”法律家的话吧，这些法律家正是英美人士中的权威。
维辛斯基引述了著名教授凯尔逊所著《联合国法》一书。
该书第200页到二百零四页讨论宪章第11条所规定的大会权限问题。
维辛斯基说，它以第11条第2款最后一句话的观点审查了这个问题。
这句话是：
“对必需采取行动的问题，将由大会提交安理会……”。
凯尔逊的书在这一点上说道，第11条第2款包括第10条所未包括的限制。
第10条只述及第12条的规定，并未述及第11条第2款关于这样事实的规定，即：
凡联合国组织的会员国、安理会、或非联合国组织的国家按照第35条第2款向大会提出的任何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如果必需采取行动的话，都应由大会在讨论前或讨论后提交安理会。
这意味着大会按照第11条第2款可以讨论这种问题，但不可以作任何建议。
联合国大会必须将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即使这个问题已经由安全理事会本身根据十一条第2款提交联合国大会。
不仅当问题是争端或（其他）情势、当安理会正在处理这问题的时候（十二条第1款），而且当这个问题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都不作出建议。
维辛斯基进一步说道：
在凯尔逊教授著作第204、二百零五页中所分析的就是“行动”的概念。
他问道“行动”是指的什么呢？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假如不彻底明了它的意义，自己就会陷入与目前杜勒斯在援引葛罗米柯的一段话时同样的困难中。
他说：
葛罗米柯曾于1946年宣称在安全理事会上有人争辩说必须由联合国大会去采取行动，而现在在联合国大会上却又有人断言这个问题是属于安全理事会范围内的。
联合国大会有权力和权利来考虑这个问题并对它作出决议，不行动的政策会招致严重的后果。
在葛罗米柯的说话中有什么是和我刚才对第1委员会所说的话相矛盾的呢？
葛罗米柯说：
联合国大会有权行动，那就是说：
有权审议在联合国任何机构范围内的问题。
这就是宪章上所谓“行动”，“行动”意指大会可考虑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作出建议。
为着清楚起见，我来心平气和毫无偏见地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可说明“行动”对大会说是什么意思，和“不行动”又是什么意思。
大家自然都记得几天以前，苏联代表团在此提出了希腊死刑的问题。
我们请第1委员会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决议授权大会主席与希腊政府磋商以制止这些死刑的执行，或者如厄瓜多尔去年提案中所说的，探询希腊政府对于是否可能停止执行这些死刑的态度和观点。
然而，这个提案还未被接受，并且甚至未予讨论。
我希望该案将得到讨论，但现在尚未予以讨论。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人道问题，因而这个问题自然与我们联合国组织的任务、理想和宗旨密切地关联着，并且我们自然可以讨论它，联合国组织应当在这件事上有所行动。
鉴于宪章中规定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第2条第7款，我们并不主张作出建议，但是我们却要求人道。
我们可以讨论任何问题，所以我们在说大会也可讨论这个问题时是不错的，去年大会讨论过类似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就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大会拒绝讨论它的任务范围之内的问题中的某一个问题，那它就表明缺乏行动。
我们深信，第1委员会对于我们所提出的审议被判死刑的希腊爱国志士十一个母亲来信的请求，每一个钟头，每一天的延宕都是能够牺牲这些爱国志士性命的缺乏行动的行为。
相反的，审议这个问题就可以说是大会采取了“行动”。
凯尔逊在他的基本著作里研究“行动”这一概念的法律含意，并确定其意义一方面既适用于安理会的职能而另一方面也适用于大会的职能时，他完全是正确的其原因就在这里。
凯尔逊提出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宪章，中尤其是第11条所说的“行动”一词的意义是什么？
虽说杜勒斯本人是一个著名的律师，但他对于这个法律问题一贯不大重视。
他说：
我们不讨论法律上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代表团认为不应当这样来处理问题，因为不先对宪章和建议中的大会权利和权力的变更有一个正确的法律上的了解，就不可能对我们所面对着的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
凯尔逊教授在为宪章第11条的“行动”一词的概念下定义时说，“行动”一词的含意只能是付诸实施的行动。
接着凯尔逊写道，这种行动是安全理事会的专门职能。
在这种情形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形下，联合国大会才不应该作出建议，而应将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
关于是否有采取任何行动的必要的问题是应由大会决定的，因为只有在有必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大会才须将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
但是在讨论“以前”这种决定便差不多没有可能作出来。
维辛斯基说，这是不是很清楚呢？
当然，这是十分清楚的。
维辛斯基继续说，先生们，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从政治观点或法律观点来说，我们都不能赞成“七国”提案里的建议，不能赞成建议授权大会来对付诸实施的行动作出建议的原因，因为，根据具有充分经验的权威者的解释，并且根据我们的了解，“行动”这个字在宪章上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意义。
我们是反对将作出这样一种建议的权利授予大会，而不是一般地反对它的建议权。
有人向我们说：
你们一般地反对建议权。
不，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大会提出建议的权利。
大会有提出建议的权利，但没有提出会引起行动、即使用武装部队的那种建议的权利，因为宪章并没有赋与大会这种权利，因为依照宪章，只有安理会才可以采取这种行动。
同时，我们所引的凯尔逊的话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对我们迄今所提关于正在审议中的问题的论据所可能作的补充。
我不拟论及某些次要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与需要我们注意、而且必须充分根据宪章及其原则加以决定的问题相比，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因为违犯这些原则，就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充满严重的后果，而决不能有益于那些把我们团结在联合国组织之内的崇高目的。

两本马列主义论宗教的书
陈驰
《社会主义与宗教》天下图书公司出版
《宗教问题选辑》东北新华书店出版
09月23日，各报载有中国基督教界人士吴耀宗、邓裕志、赵紫宸、刘良模、涂羽卿等一千五百余人签名发表的宣言，题目是“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本报当日又发表了“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指出：
“我们相信全国人民当与全国大多数爱国的基督教徒一样，对这篇宣言表示热忱的欢迎。”
诚如宣言中所说的：
“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地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
现在中国的革命胜利了。
帝国主义对中国历史这一个空前的事实，是不会甘心的。
它们一定要用尽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这个既成的事实；
它们也会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它们挑拨离间，企图在中国制造反动力量的阴谋。”
因此，中国的爱国的基督教徒这次及时提出的拥护共同纲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任务，在杜绝帝国主义者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上，和促进全国宗教人民与非宗教人民的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上，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它既然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自然应该得到人民的热烈赞助。
在这里，研究一下马列主义对宗教的完整的看法，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对于宗教界爱国运动的重视，正是基于对宗教问题的明确认识而来。
这里介绍的两本书就是足以帮助读者来领会这一点的。
《社会主义与宗教》这个小册子包括列宁的三篇文章：
《社会主义与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与宗教和教会有关的阶级和政党》，以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苏联的宗教和教会》一文。
《宗教问题选辑》包括恩格斯对宗教问题的一些论述、上述一书中列宁的第2篇文章、斯大林论党对宗教的态度、美共主席福斯特的《宗教的衰微》（这是摘自《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一书中的一部分）、荣孟源的《美帝利用宗教侵华举例》，以及吴黎平、艾思奇、米丁、费奥陀洛夫、邹韬奋等同志的专文。
恩格斯的论述摘自《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中的两节，着重在说明宗教的起源问题。
宗教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是马列主义对宗教的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恩格斯指出宗教信仰第1是由于人们生产力还不发达，因而对自然的力量屈服的结果。
例如我国一般农民的“靠天吃饭”思想，就是因为雨水气候对于落后的农业影响十分大，越是原始的农业越没有防御的能力，因此就幻想着天上有什么神在主宰着，可以由乞求神的保佑而得到丰饶的收成。
第2是由于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命运十分不固定，工人们生活在贫困中，还经常有饥饿、失业、受伤、疾病等威胁，农民受租税、赋役、官吏、地主的压迫，不义战争的灾难，随时有破产、破家、卖儿卖女的危险，就是中小资产阶级，也常因统治阶级的剥削、法西斯暴政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情况的恶化，生活乃至生命常受着迫害，感到没有归宿的悲哀。
对于这些，人们不能去认识其社会的原因，也不能得到解决的方法，于是也就只好去寄希望于神的庇护了。
所以恩格斯说宗教思想不是别的，乃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而人们又不能去认识的那种力量，用神秘的形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
列宁的前两篇文章，除了发挥恩格斯的意见之外，还详细说明了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正确政策。
列宁指出在剥削阶级占统治的社会中，宗教不幸地被利用作压迫人民的工具。
因为最初的宗教，固然是反映着被压迫的人民在痛苦的生活中的希望，但却是很无力的，希望用一种抽象的善的说教来避免被压迫的痛苦命运，以及企望着天堂和来世的幸福（所谓“不修今世修来世”之类）。
剥削阶级利用了这一点，就用金钱与政权力量来培养和操纵宗教，有意识地向人民灌输忍受现世的痛苦生活、忍受剥削阶级压迫以获得天国报偿的教训。
例如，帝国主义国家中反动的宗教统治者，他们当中有的也承认工人受痛苦是不合理的，但却反对工人起来为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而斗争。
就拿我们所曾目击身经的事实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就曾受着象雷鸣远那样的间谍、司徒雷登那样的伪善者、于斌那样的卖国贼的种种破坏和辱骂，——他们维护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统治，教导反动统治阶级作一些廉价的慈善布施，麻痹人民团结起来为改造社会而斗争的意识。
这少数宗教败类的活动，是人民的不幸，也是宗教的不幸。
帝国主义者怎样在宗教伪善的面具下，进行欺骗人民，欺骗教徒群众，反对中国人民，反对苏联，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的罪行，在福斯特、荣孟源等的文章中，都有着充分的和事实的叙述。
但是，尽管帝国主义者这么样利用了宗教来进行它们的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却决不可以说马列主义者应该笼统地反对宗教信仰。
恩格斯和列宁的文章都指出：
既然宗教是人们在生产力低下，无力征服自然和无力支配、改造社会那种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结果，那末，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没有根本改变以前，宗教是始终有其传统的群众基础的，必须在逐步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中，以至建成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好的社会之后，才能使宗教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就是说，只有在人间实现了美满的乐园之后，才能使群众不去幻想天上的空虚的天国。
基于以上这种科学的理解，列宁指出：
既不要混淆马列主义与宗教的有所不同，也决不要抽象地、唯心论地来处理宗教问题。
他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轻率宣布废除宗教、反对宗教的狂想和阴谋（某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有时故意制造反宗教斗争，以挑拨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工人的阶级团结）。
列宁说：
必须从“阶级的分野”来看问题，而不能从“宗教的分野”来看问题。
这就是说，重要的是必须争取人民群众的革命团结：
“被压迫阶级为创造地上的乐园而进行的这种真正的革命斗争之团结一致，在我们看来，比无产阶级关于天上的乐园的意见之团结一致，更为重要。”
因此，宗教信仰自由乃是马列主义党的一贯的主张，只有坚持实行这一点，才能使宗教人民与非宗教人民更亲密地团结起来。
列宁着重强调：
“我们要求宗教对国家而言是一种私事，……国家不应当跟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和政权联系起来。
任何人应当完全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或不承认任何宗教，亦即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通常是一个无神论者。
在公民间，在有关宗教信仰的公民权利方面，完全不允许有任何轩轾。
即在正式的文件里（指政府关于公民的身份记载——引用者），也应当无条件地取消关于某种公民信仰的任何记载。……宗教团体应当成为一种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意见相同者的公民同盟。
只有把这些要求执行到底，才能终结那种可耻的和可咒诅的历史……………”
列宁这话是在一九○五年即10月革命前十几年讲的。
列宁反对宗教与政权混合为一，以便使革命的人民反对反动政权的斗争不致牵涉到宗教问题上。
反动统治阶级则常常是用种种政权力量来支持宗教，强迫信仰一种宗教，甚至迫害另一种宗教，企图用宗教消灭人们社会斗争的意志，转移社会斗争的视线，破坏人民间的政治团结。
马列主义者主张宗教应是纯粹信仰问题，《苏联的宗教与教会》一文中，说明了苏联坚持信教自由，使教会与国家事务与学校行政分离的原则，宗教既不可以强迫不信仰，也不可以强迫信仰，否则必将因宗教而引起有害于国家和人民的团结的纠纷，苏联宪法一百二十四条就如此规定着：
“为保证公民的信仰自由，在苏联实行教会与国家分离和学校与教会分离。
承认一切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为了保护信仰自由，苏联还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例如成立国家的宗教事务部门，予正当教会活动以适当的协助等等。
苏联政府不干涉教会内部的一切信教活动，同时也要求教会不得干涉国家事务，这里是严格的把宗教当作思想信仰问题看待的。
至于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那么宗教徒与非宗教徒是完全平等的，在法律上有严格保障宗教徒政治权利的规定，不许有任何歧视，国家是保护一切人民，包括宗教徒的正当公民利益的。
列宁指出：
既然宗教对国家而言是一种私事，就是说，人们信不信宗教，是不可以强迫的，因此，就必须坚决反对对宗教采取压迫和禁止的行政办法，这只能无效果地伤害人民信仰自由的意志，伤害宗教徒自尊的感情，妨碍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建设。
但列宁又指出：
“宗教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却不是私事。
我们的党是自觉的、先进的战士为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的同盟”。
马列主义的党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论基础上的战斗队伍，它必须以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为实现自然与社会改造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去教育和领导党员，形成社会进步的最坚实的力量，以教育和领导全体人民向正确的道路上奋进。
这是有利于全国一切人民的利益的。
因此，列宁和斯大林都强调指出，必须正确进行传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知识的宣传，以求得社会主义唯物世界观的彻底胜利。
但这种宣传，只是争取人们自觉自愿的进步，而决不可以解释为能够用任何强制手段的。
当然，信仰自由的原则，也决不可以解释为能够容许反动的宗教分子利用宗教来作破坏国家、反对人民的活动，对这些，政府是必须予以适如其分的处理的。
这种处理，绝对不存在任何反对宗教的意义，而只是反对那种侵害全体人民利益包括宗教徒利益的少数政治破坏者。
这种破坏者，是一切宗教与非宗教人民的公敌。
“苏联的宗教与教会”一文中曾引用了苏联正教教会总主教谢尔基在“俄国宗教真相”一书中的一句话，来说明苏联怎样执行这一政策的。
他指出某些宗教败类在僧衣和教会掩护下进行反革命工作因而受到制裁，都是政治性的讼事，跟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员的纯粹的教会工作，是决没有牵涉之处的。
在人民革命已经得到胜利的国家，如苏联、中国，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由于反动统治阶级被打倒，宗教与反动政权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了，人民已经可以开始自觉地征服自然力量，人民生活情况开始可以按照人民的意志与努力逐步上升，就是说，已经可以由自己的辛勤努力而提高自己，不受盲目的社会力量的束缚了。
国家的建设事业，一天一天吸收着广大人民群众，天国的理想境界在逐步地从地上的战斗中实现了。
这样，宗教就必然要发生新的变化。
福斯特对这一点讲得很好：
“宗教并不是必需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死亡。
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各宗派，将有很大的可能要继续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一点，已在社会主义苏联的教会经验中证明了。
并且在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中东欧诸国中也证明了这一点。……教会正在表示出某种能力使他们本身适合于社会主义条件……在中国，许多由其他国家出钱维持着的基督教派，面对着共产主义之奇迹似的前进，也正在开始改造自己，以适合深深改变了的社会条件。”
宗教为了适合这种新的社会情况，应该有怎样的改变呢？
那就是必须使宗教与广大宗教群众亲密地联系起来，而割断其与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联系。
在广大宗教群众日益振奋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建设人民国家的坚毅意志之下，宗教必须有助于这种建设事业，帮助宗教徒为这种建设事业而奋斗，用地上的战斗去实现天国的理想，否则宗教必然要脱离群众而更加无生气。
诚如福斯特所说：
“宗教必须不再是反动政治的工具，否则就要遇到人民的愤怒。”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中国、在苏联、在其他国家，甚至在反动派统治的国家中，已经有着日益众多的宗教界人士，由于他们和宗教的广大善良群众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发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斗争理想是和宗教企望的天国一致的，而共产党人的坚定进步、刻苦奋斗的精神足为人类的楷模，因此就努力领导宗教群众，和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为世界和平、民主、建设的进步而奋斗。
《苏联的宗教与教会》一文中，曾叙述了10月革命初期，苏联正教怎样与帝国主义者勾结，进行颠覆苏联革命的破坏活动，但是，“苏维埃建设的成功，它是被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热情所造成的，使最进步的和最具远见的宗教家确信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措施是以人民的幸福为方针的，而人民又是一致拥护这些措施的。
他们明确地见到了、了解了：
继续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斗争能使教会的上层分子完全脱离人民，人民的意见不能不加以重视，教会正在崩溃，变成一团‘无可牧的牧师’。”
“这些宗教家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教会应当停止跟苏维埃政府斗争，并站在忠于苏维埃政府的立场。”
例如远在1927年，正教总主教谢尔基和教会宗务院其他人员一起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
“我们不需要在口头上，而需要在事实上表现，不仅漠视正教的人，不仅背叛正教的人，而且最热心的正教皈依者也能成为效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忠实公民。……我们愿意做一个正教徒，同时也愿意自觉到苏联就是我们的祖国。
祖国的快乐和成功就是我们的快乐和成功，祖国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
我们依然是正教徒，我们要记住自己的义务是不仅由于责任，而且根据信仰来做一个苏联公民。”
苏联宗教界这一爱国运动的发展，对国家是有着伟大的贡献的。
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中，谢尔基从抗战第01日起，就规定参加抗德战争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神圣的和当然的义务”。
苏联其它的几及全部的教会都一致坚决支持和援助苏联政府，反对德国法西斯企图利用教会达到侵略盗窃苏联的目的，展开了广大的爱国活动，表现了他们拥护苏维埃人民的爱国主义力量。
从这里所介绍的两本书中，可以从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找到马列主义对宗教问题的基本看法，也可以从苏联所早已实行并还在实行的宗教政策上找到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对宗教问题的合理态度，无疑这都将对帝国主义的恶毒宣传予以彻底澄清。
中国的教徒正在走上革新的道路，也无疑将以更多的事实表现他们拥护祖国利益的爱国主义力量，因而创造伟大的爱国功绩来。

华岗同志的答复
卓申甫、征鸿两位同志对拙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与“社会发展史纲”所提意见，都很宝贵。
其中大部分意见，都可作为修正根据和参考。
另外有些意见本应详细讨论一下，奈因笔者正在病中，不能多写，只能简略答复如下：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部分
卓申甫同志对于这本小书的评价过高，使笔者觉得很惭愧，其实这本书写得很粗糙，缺点很多，卓申甫同志所批评的几点，都很中肯，其中有几点意见，想趁这个机会简单说明一下。
一、四支北援军进军路线，在第96页上曾经说到一点，即黄生才支队经安徽舒城、正阳、颍上、蒙城、永城，田丰工渡河到达山东金乡；
陈世保、许宗扬支队和黄益芸支队在江苏山东交界地方，与黄生才支队会合，进军路线和黄生才支队相同；
曾立昌支队北上较迟，没有详细记载他的进军路线，只说他到山东金乡与黄生才支队等会合，确实过于简略，以后找到史料当设法补充。
二、关于曾天养部西征行军路线，仅在第106页说到“曾天养等占领湖北金口”，在第109页就说他自宜昌进逼荆州，而没有叙述他何时到达宜昌，确实是一个缺点。
因为稿时没有找到曾天养部从金口进军宜昌的具体史料，只得留待以后补正。
三、关于石达开回天京靖难及以后西行部分，都太简略，拟搜集史料详加补充。
四、卓申甫同志批评我“在今昔地名上没有作一番比照，因此有些地方在图志上就不易查寻了。”
这是确实的，因为在写作时正缺乏必要的图志。
惟包家楼与堵城两个地名，都是从“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引来，虽然在普通图志上一时不易查考明白，而该日志则确有所据。
且包家楼在图志上虽不易查考，但在第96页已说明“包家楼在丰工下游”，因包家楼是一个小地名，而丰工则在普通地图上都可查到。
以后如能搜集到更多史料，当详加考订，以便读者容易查考。
五、在第107页上所说：
“杨秀清召翼王石达开回天京，以秦日纲主持安徽军民各政”一节，没有根据“太平天国野史”的看法，断定是杨秀清猜忌石达开的缘故，这是因为此事除“太平天国野史”这样看法以外，一时还找不到其他证明，所以只叙述其事实，至于真正内幕究竟如何，则尚待考证。
关于“社会发展史纲”部分
这本小书写作时间是1939年，初版于1940年发行，其中有许多观点和写法，在现在看来已经不妥当。
在1946年曾约略修订几处，但因仍在蒋管区发行，且修订时许多史料都不在手边，所以未能彻底改写。
1949年及1950年重版，书店方面事先均未与笔者联系。
现已通知书店，停止重版，俟修订后再印新版。
现在根据征鸿同志的批评意见，先声明几点如下：
一、书中“阶层”应一律改为“阶级”。
关于中国解放战争及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伟大领导作用，都准备在修订印行新版时加以增补。
二、“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本可通用，但在同一本书中确应划一使用，以免混淆不清。
三、关于古代森林消灭的原因，还没有公认的定论，笔者在“社会发展史纲”中所说，是太肯定了一点。
四、第61页“千万年”应改为“百万年”，第65页“当然每一个时代，至少是在一万年以上”，应改为“其中每一个时代，可能有一万年以上的”。
五、第71页所说“野蛮时代相当于氏族社会”，并无大谬。
因为氏族虽然在蒙昧后期即已发生，但氏族制度的全盛发展，则在野蛮时期，而且贯彻了整个野蛮时期。
恩格斯说：
“氏族制度，在大多数场合之下，似乎是普那路亚家族中发生的。”
这是说的氏族制度的萌芽，真正氏族制度的发展，则在对偶婚产生以后，而“对偶婚发生于蒙昧与野蛮之间的境界上，大半是在蒙昧的最高阶段上，在个别场合之下，只是在野蛮的最低阶段上。”
征鸿同志引用这几句话，就断定说：
“氏族社会在蒙昧最高阶段就很普遍了”，殊不知道恩格斯在这几句话下面，接着就说道：
“这（指对偶婚）是野蛮时代所特有的家族形态，正如群婚之于蒙昧时代。”
可见氏族制度的全盛发展，确实是在野蛮时期。
六、第77页第11行“也还没有发明什么弓矢”，应改为“也还没有发明战争工具”。
第112页第11行“西周末期”为“西周初期”之误。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中的几点史料问题
卓申甫
华岗著：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海燕书店1949年10月初版）是研究太平天国十五年革命战争史的一本好书。
它材料丰富，观点正确，更能从战争的发展中分析其得失的原因，使读者容易理解问题，所以这本著作确有不可抹煞的优点。
不过在取材上，有些地方还嫌粗糙。
现在就我所见到的几点史料问题写在下面：
一、“北援之太平军共分四支：
黄生才为一支；
陈世保与许宗扬为一支；
黄益芸为一支，这一支后来于苏鲁之交与黄生才等会合；
曾立昌为一支，最后北上。”
（原书九十六页）此段对各支援军进军路线：
及以后如何到达金乡会师，没有明确指出。
二、“曾天养部自宜昌府经宜都、枝江，进逼荆州府。”
（原书一○九页）此段关于曾天养何时到达宜昌，未见说明，突然自宜昌逼荆州，显见叙述不够。
三、“达开素有人望……故均拥护达开靖难，旌旗蔽江而下，师次宁国……”（原书一二四页）此段没写清楚达开军先救宁国之围，而后在宁国会师，去“天京”靖难，却使“蔽江而下”与“师次宁国”两不衔接，令人莫名其妙。
四、“这时候，石达开带着一部分精锐的太平军，已由浙江转江西，过福建，经湖南，入广西，至1859年到了黔湘桂边界地带，已不能与长江上下游太平军配合作战。”
（原书一二五页）此段在写石达开自由行动后，没有把他怎样转战各省，怎样败死在四川大渡河岸的经过以及西行的意图和进军中的困难等等写出来，却轻轻的用这么几句话把他结束了，使读者感到茫然。
这是比较重要的几点。
此外在地理材料上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至少华岗同志在今昔地名上没有作一番比照，因此有些地方在图志上就不易找寻了。
例如九六页十三行记：
“在丰工下游之包家楼”一段，自然丰工是地名，不是河名，但是丰工、包家楼两地都无处可查。
另外一○六页二行记：
“自湖北黄州绕道出堵城清军大营后”之堵城，又无处可查。
此外，在问题分析上也有些比较欠缺的地方。
他只从事实上写出了战争经过，却忽略了其中矛盾的发展。
例如一○七页十二行记：
“1854年04月初，东王杨秀清召回翼王石达开，以顶天侯秦日纲主持安庆军民各政。”
他并没说明石达开的政绩。
“东王杨秀清忌之，以燕王秦日纲代达开，命还京襄理朝政。”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此外类似的地方还有。
这本书因为题名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所以我只就题内的话提出这几点意见。
总括来说，这些缺点只是说明本书还需要一些补充，但并不影响本书的价值。

对“社会发展史纲”的几点意见
征鸿
“社会发展史纲”（华岗著，三联书店“新中国青年文库”版）从基本上说，是一册观点正确的好书。
此外如条理分明，写得深入浅出，都是它的优点。
著者自己说的：
“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世界史的全体范围上来观察，而给以适当的评价。”
大体上也确实做到了。
不过在细节上，我认为还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
首先要指出的，根据著者自序，本书写成的时间是在1940年05月以前，有些问题在那时大抵还没有一致的结论，尤其是它是在“国统区”出版的，为了避免当时反动政府的注意，有的地方就不得不故意写得含混些，这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三联书店以“新中国青年文库”来出版本书的时间，第1版是1949年12月，第2版是1950年03月，这两版都没有作严肃的修改，也没有一篇重版序言，这种态度是不够严肃的。
现在就我所发现到的一些缺点列举如下：
一、书中应该用“阶级”的地方，还是用着“阶层”；
对毛主席在历史中的领导作用和解放战争，都没有提到。
二、对惯用的“生产方式”一词，书中用着“生产方法”，可能引起初学者的混乱。
三、书中（五二——五五页）说明从猿到人是因为冰河的关系使猿离开了森林的，说得非常肯定。
据裴文中教授的“从古猿到现代人”一文中说：
“至于森林消灭的原因，地质学家有两种说法：
（一）是人类欧洲起源说所根据的，也就是冰川消灭了森林的说法。
（二）是人类亚洲起源说所根据的，也就是说喜马拉雅山慢慢的突起之后，由印度洋吹来含水汽的云被阻止在山的南麓，因而山北面的中亚一带雨量减少，森林因雨量渐减而渐渐消灭。”
并且接着说：
“现在一般的地质学家，多半认为喜马拉雅山慢慢突起的说法，就现在的知识论是比较可信的。”
从这样看来，森林消灭的原因至今还没有定论，一个社会科学者在引用自然科学范围的、尚无定论的材料时，是不应凭主观下肯定的论断的。
其次，在人类发展史上，对古猿、类人猿（猿人）、现代猿这三个名词的应用，今天已非常明确地分别开来的了，本书里却并没有很好的明确分别应用（自四五到六二页）；
甚至把猿和猴也混用起来，如六一页第4行的“由缘木猴群，进而为人类社会。”
这一个错误是明显的，因为人并非由猴演进而来的，而是由古猿的一支（猿人）演进来的，而古代的猴只是古猿的亲近兄弟。
下面又接着说“其间不知经过多少千万年，然而人类社会毕竟出现了。”
这也是不正确的说法。
我们知道地球发展到新生代之后，才有哺乳动物的出现，而新生代距今大约只有一千万年以下。
四、书中（六五页）说：
“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
当然每一个时代，至少是在一万年以上的。”
这未免太武断了。
我们且不说欧洲的铁器时代“当然”与否，至少在中国的历史上，周以前的奴隶社会时代还不能证明有铁器的出现哩。
五、第71页上说：
“在社会科学上所称的野蛮时代，即相当于氏族社会。”
这句话也是欠斟酌的。
根据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一书第2章里说：
“氏族制度，在大多数场合下，似乎是从普那路亚家族中发生的。”
又“对偶家族发生于蒙昧与野蛮之间的境界上，大半是在蒙昧的最高阶段上，在个别场合之下只是在野蛮的最低阶段上。”
照以上的说法，普那路亚家族应更早于蒙昧期的最高阶段，也就是说氏族社会在那时就有了，而在蒙昧最高阶段当就很普遍了。
如照这本书上所说“野蛮时代即相当于氏族社会”的话，就好象整个蒙昧时期相当于前氏族社会了。
所以我觉得行文过于简略。
六、书中七七页：
“首先就蒙昧人说……也还没有发明什么弓矢。”
这也不对。
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的一章中曾明白的说，蒙昧期的“最高阶段是从弓矢的发明开始时，猎物因为有了弓矢，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成了正常的劳动部门之一。”
七、著者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大约起自西周末期。”
的观点也值得重新考虑。
现在的中国历史学家大多认为西周武王灭纣后就进入了封建社会。
这是我读华岗同志的“社会发展史纲”后的意见，这册书的销路相当广，这些缺点，可能给予初学者很大的不好影响，因此要请求著者加以说明，并希望三联书店在未改正重版前，对未售完的书籍，要另印详细的说明连同此书出售，以示对读者负责。

“异邦暗影”
Ｋ·西蒙诺夫著大众书店印行
苏菲亚译1950年08月初版
“苏联人民高兴阅读显示苏维埃社会整个丰富的和多方面生活的作品，这种作品真实而鲜明地反映苏维埃人们的斗争和劳动，他们的精神世界和高度的道德品质。
苏联人民高兴看号召前进、清楚地显示生活里的新东西、显示新旧进行斗争的作品，高兴看反映在发展中的现实的作品。”
苏联消息报曾这样反映了苏联人民所爱好的文学，并指出了苏联文学发展的方向。
西蒙诺夫这本近著正是深刻地显示了新旧进行斗争的光辉的作品，有着极高度的技巧，与极丰富的思想和艺术的内容。
作为还有着旧的历史残余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是书中的主人翁——苏联细菌学研究院院长特鲁布尼柯夫。
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疫苗研究者，但正因为这样，他像一般抱有单纯技术观点的学者一样，流入无原则的所谓学术“国际性”的陷阱里去。
当他花了二十几年的疫苗研究快要成功的时候，却把一部分预备资料通过另一个学术工作者奥库涅夫（一个隐藏的间谍）准备交给一个在莫斯科的美国“医学代表团”。
他这样做，为的是：
“我愿意声望比现在所有的再高一些。
我所说的是学术上的名誉。
归根结底，这个名气从这里来从那里来，——从哪里来都是一样。”
他对于自己在苏联祖国的名望不满足，他还想他的声望从美国那里来呢！
显然的，他忘记了“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两种制度存在”这一个事实，忘记了帝国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死对头、是世界人民死对头这一个事实。
让我们想想看吧：
他不但犯了以个人利益（“声望”）去代替人民利益这一个严重的错误；
而且轻易地把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手里可以益人治世，而在帝国主义国家手里定会供作军事冒险的疫苗成就送给人家。
正如特鲁布尼柯夫的妹夫马凯也夫所告诉他的一样：
“你所做的事，——不是急性病，不是轻率，也不是愚蠢。
你所做的事，以及我希望你还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是叛国的罪行！”
这对于时时刻刻只想到“技术”“声望”而不从政治去了解他自己成就的意义的科学家或其他知识分子，是一个具体的严重的教训。
这也举出了一个事实，当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在政治上麻痹的时候，他就有不知不觉的落入帝国主义学术间谍的圈套中去的危险。
什么东西使得特鲁布尼柯夫在政治上麻痹起来的呢？
他的妹妹给了他一针见血的批评：
“你自己落后于自己。”
——“你本人落后于学者的你。”
使特鲁布尼柯夫走上那种无知与犯罪道路的，是他的那些落后的历史残余。
他虽然入党五年，但还有着浓烈的个人主义，“我高于一切”，强调“自己技术”，高估“科学权利”，追求“世界名望”。
他又怀着庸俗的人道主义的观念，想象“站在一旁爱一切的人”，而不能区别善与恶，彻底认识到“人道主义就是：
斗争；
为人类、科学、文化的未来而斗争，为反对黑暗而斗争。”
更坏的是，他不但不明了“这个黑暗是从地球的另一半慢慢地爬近来的”，而且意识里还飘浮着那样的幻想，以为“那个仇视我们的世界，比它实际的情形要高尚许多”，这就滋生了一种可怕的媚外思想。
是这些思想在他心里作祟，使他忘记了党的栽培、国家的扶植和人民对他的帮助，一意孤行地犯了叛国的罪行。
和特鲁布尼柯夫相反，苏联年青的一代，——这些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以“特殊材料做成的”苏维埃人——就表现了全新的作风和品质：
年青的党支部书记，不但首先亲身受鼠疫苗试验，而且在被试验中还关心着研究的工作，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忘我的高度的献身精神。
当特鲁布尼柯夫的错误被发现，而且愈讨论愈追究，愈显得严重的时候，他的妹妹、他的妹夫、他的女儿、他的二十六年来从未违反过他一次的助手，一律严重地、无情地反对他，督促他。
为的是他已“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外国努力”；
为的是“同那由旧的老的东西传下来的习气作斗争”；
为的是不让敌人从苏联人“在为人类寻找免疫法的过程中，找到了可怕的杀人武器”。
他们也有名誉观念，但他们的名誉观念是：
“不在于我们个人怎样可以成为有名的人物，而是我们的祖国怎样可以因为我们而出名。”
新的力量给予我们的印象是这么强烈：
——他的妹夫马凯也夫原是兴冲冲地飞到爱人身边度假期的，可是当他知道了这件严重的事件以后，他就逼着特鲁布尼柯夫写了字条，当晚起程次晨飞到莫斯科，把特鲁布尼柯夫所谓的“自己技术的第1本书”取回。
正因为他这种对人民负责的认真精神，所以尽管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奥库涅夫使用偷天换日的诡计，——以原稿交还，却另外留下来一份副本，但他很机敏地发现了这个诡计，在副本未能送到帝国主义者手里以前，奥库涅夫只好在逮捕他的人们面前自杀了。
在剧本里，极深刻地暴露了一系列的生动的斗争场面。
西蒙诺夫在书中，如日丹诺夫在评论苏联文学时曾说过的：
“挑选苏联人好的品质和情感，展望他们前面的明天，同时……打击那些阻碍苏联人前进的昨天的残余。”
奥库涅夫自蹈罗网，那是罪该万死的；
但特鲁布尼柯夫虽犯了错误，“政府仍然相信他的忠诚，也不怀疑他有能力赎罪”。
他最后嚷着：
“我们到试验室里去吧！”
剧本也跟着告了终场。
这也正是苏联人好的品质和情感的一面，正是我们通常所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面，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精神，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走向明天的动力。
我们从本书中可以领略到无穷的教训，除了上述的以外，这一个剧本强烈地警惕着我们：
当帝国主义还存着的时候，它总要想尽方法，向社会主义国家（或新民主主义国家）伸出它的魔爪偷她的东西，或者是破坏她，总要想尽方法，和人民的新世界为敌。
有时这种阴谋不是显而易见的，但确是一个可怕的“暗影”，而这“暗影”是以人们的落后思想做温床的。
这也正是我们新中国人民应该高度警觉的。
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一个杰出的剧本，尖锐而富有极现实的教育意义。
这本书特别适应于知识分子阅读。
它如一面镜子一样，可以照见许多东西；
也如同一个筛子一样，必然会清洗掉许多落后思想的渣滓。
（吴甫）

“新华月报”一年来工作的回顾
王子野
“新华月报”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诞生的，在我们的发刊词上说：
“它的任务将是纪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
首先来检查一下这个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我们的稿源主要是取自全国的报刊。
据我们粗略的调查，全国各种报纸约四百三十种，杂志二百五十种，合共六百八十余种。
我们经常选用的杂志约一百五十种，报纸五十种，合共二百余种（国外的报刊不在内）。
我们的编辑工作的任务是如何选择好稿子。
这件工作做好了不仅对机关、团体、学校和干部学习有帮助，而且对将来写历史的人也省去许多麻烦，他们有了一份“新华月报”就无须去翻寻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
“新华月报”选稿的标准大致注意三方面：
（1）从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着眼；
（2）有代表性的言论；
（3）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稿子那么多，要挑得精当，光靠我们编辑部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这就需要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群众团体、各报纸杂志社以及作者读者建立联系，向他们请教，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推荐稿件。
我们处理稿件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严肃的。
经验证明，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事后也可能发现问题，所以我们选登的每篇稿子都当作未发表过的新稿处理，发现问题立即询问原发表者或原作者，请他们答复或修改。
综合报道、压缩改写的工作已逐渐加强，拿创刊号和最新的一期比在一起特别看得明显。
虽然这样，还是做得不够。
较重要的文章经我们压缩之后尽可能取得原作者的同意。
经“新华月报”选登的材料是有一定影响的。
例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最近出了一本1949年的短篇选集“永远前进”，一共有十二篇，其中有六篇都是“新华月报”选登过的。
读者对“新华月报”是关心的，每一点错误，甚至一幅漫画的标题译得不确切，都给我们来信。
04月号上关于匈牙利解放五周年的一篇论文内曾经把“经由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误植为“走向帝国主义”，把“劳动人民已逐渐取得了治理国家的权力”误植为“取消了治理国家的权力”，先后收到读者的批评信达十数封之多。
一般读者对“新华月报”的反应归纳起来最主要的有两点：
（1）内容丰富，要求更丰富些；
（2）定价贵，买不起。
有的读者节省下津贴费来买，有的借钱来买，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为了照顾读者的购买力，我们从第8期起把基本定价由二十元降低到十四元，以后还准备努力再减低。
“新华月报”开始发行五千份，以后增加到一万份，二万三千份，从十二期起增印到三万一千份。
“新华月报”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海外侨胞很多希望订阅，可惜外汇邮寄都有限制，所以目前海外发行还有困难。
“新华月报”自创刊以来大都能按时出版，这是由于发稿的过程有比较科学的组织，每期发稿都和工厂订立编校程序表，那天发第1批，那天发第2批，那天看清样，那天出样书都按程序办事。
要办象“新华月报”这样大型的资料性、综合性的杂志，非有一个较完备、较有秩序的资料室不可。
一年来我们已建立了一个粗具规模的资料室。
资料工作我们都没有经验，经过一年的摸索得出了两条基本经验：
（1）选取材料要精；
（2）取用手续要简。
材料是无限多的，如果不确定一个范围，什么都要，结果反造成人力的浪费。
取用手续要做到简便，必须要有合理的分类法。
分类分的太粗不好查，分得太琐细也不好用，有时一份资料归了类，以后不知从那里去找，放得进去，抽不出来。
我们现在学会了整理资料的方法应当是从粗到细，先粗分，后细分，我们叫它细胞分裂法。
谈到“新华月报”的缺点主要是反映的面不够宽广。
过去每期刊登新华社、人民日报稿件，政策文件，首长的论文报告等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采用其他报刊材料不到百分之四十，经过改进，对其他报刊材料的容纳量增加到百分之五十。
但对地方性的典型经验、群众的具体生活情况的反映还不够。
言论的反映也有缺陷，尽量收入党政首长的报告、讲话、论文、政府的法令指示是正确的，但对各界民主人士的言论反映得不够。
一般国际问题的论著只着重选苏联的，不太注意选本国的，这也是一个偏向。
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的杂志看起来平平稳稳，不出大错，但另一方面却表现了一个缺点，这就是政治水平不够高，战斗性和指导性不强。
联系群众的工作还做得不经常。
曾经发过一次普遍的征求意见表，文艺栏曾向各地文艺团体、杂志社发过一百多封信，以后就没有经常做这样的工作。
读者向我们推荐稿件，提意见还只是偶然的，自发的，没有很好加以组织。
我们的特约稿是经常有的，自然说不上什么成绩，就和我们的理想也有相当距离。
特约稿偶然也登载过一些，但还未能好好地组织起来。
客观原因固然存在，主观努力不够也是事实。
其次在技术方面的疏忽差错至今还没有完全消灭。
“大错没有，小错不断”，更正声明每期的编后语里总有几条。

本刊为征求对中小学教科书批评意见启事
本年秋季开学，出版总署编审局和其他出版家编辑了许多册新课本，印行供全国中小学应用。
这些课本多半是用集体的方式编成的。
其中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的课本，在编辑过程中，一部分曾经由几位专家和北京市的好多位中学教师提供了意见。
这些课本比过去可能有若干改进，但不一定就能十分完善，我们想征求各地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对这些新编课本的批评和讨论，作为以后改进的依据。
教师们在实际教学的时候，如果感觉有不适合的地方或其他意见，尤其希望能具体而详尽地写寄给我们。
对于这类文章，我们当尽可能予以发表。

劳动人民文化宫
举办“苏联妇女”图片展览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了介绍苏联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从事政治、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活动，特于本月18日至30日在该宫戟门举办“苏联妇女”图片展览。
欢迎各界人士参观。

新书刊介绍
“苏联妇女”将出中文版
“苏联妇女”是个社会政治和文艺的插图解说双月刊、由苏联反法西斯妇女委员会和苏联职工会中央委员会联合主编。
自去年国际书店成立以来，即经常到达中国，特别受读者欢迎。
该刊原有俄、英、法、德文四种版本，1949年第5期因载有中国民主妇联主席，世界民主妇联副主席蔡畅的一篇文章“大翻身”，曾印中文版。
后来我国很多读者即要求正式增印中文版。
为了满足中国读者的广泛要求和回答对该刊的热爱，该刊已决定自1950年第6期起增出中文版（第5期即将到京）。
据闻国际书店为优待读者，凡在10月20日前订阅者，均按全年七折，半年八折计算（全年原价人民币一八，○○○元，半年减半）。
“北京工人”二卷六期
“北京工人”半月刊，第2卷第6期已于10月15日出版。
本期主要内容：
在时事漫谈里有“重重地打击了美军以后，朝鲜人民军主动撤出汉城，在山岗上，在平原里，英勇的朝鲜游击队到处活跃”；
“全国热烈庆祝第1个国庆节周总理号召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
“使荒凉的沙漠变成美丽的菜园”。
在“大家谈”里主要有“男女同工不同酬，不知资方持的是啥理由？”
；
“一档事里给我们二个教训”，以及市总工会女工部对以上二个问题的意见。
“生产战线”上有“一个不掉队，才能打胜仗”、“动力部的魂儿——曹宪波”、“时时刻刻有开水，又方便，又不花钱”、“小赵的脸又红了”和作家马烽写的“三个英雄”（朝鲜见闻）等。
此外还有工人文艺、联环图画、科学小问答等。
（王玉华）

“生物与演化”第2讲定21日下午讲出
中国科学院主办之科学讲座系统讲演“生物与演化”第2讲题：
“与演化有关的几个生物化学现象”，将于本月21日（星期六）下午三时讲出。
主讲人为汤佩松先生。
地点仍在东皇城根华大工学院礼堂。
各机关、学校、团体需要听讲券，可具证明文件向文津街三号中国科学院联络局索取。

第2期广播俄语讲座
扩大助学会加强助学工作
最近拟举行听众联欢会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与北京市人民电台合办的广播俄语讲座第2期已于10月09日起开始播讲。
此次登记听讲的人数，到目前为止约有四千人左右，其中四分之三系自动组织学习小组参加集体学习的。
为了及时给听众解决学习中的各种问题，该讲座特扩大了助学会的组织，除原有师大俄语组一部分同学继续助学外，并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俄语组一部分同学亦参加助学工作。
目前正进行统计及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不久即可根据各集体学习组的要求开始助学。
北京市中苏友协与京市人民电台为了与收听俄语讲座的听众取得一定的联系，最近拟举行第2期第1次听众联欢会，时间、地点及领票手续等由广播发出通知。
第2期广播教材共分初级、中级两册，为照顾听众及读者购买便利起见，自10月12日起由京市新华书店、三联书店、联营书店、大众书店、学习书店代售。
没有买到教材的听众，可到上列各书店购买。
其他各省市如有购买者，可直接将价款（初级定价七千元、中级定价一千五百元）及邮资寄交北京市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宣传部，即可将教材寄上。
（陈应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