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通知各级党委
领导全体农村党员保证完成生产计划
【新华社北京27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02月27日发出关于保证实施农业部1950年农业生产方针，及粮棉增产计划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转各级党委同志们：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关于1950年农业生产方针及粮棉增产计划的指示，已经政务院批准。
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指示。
要求你们协助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这个指示的内容和当地具体情况，作出各地今年农业生产的具体计划，并领导全体农村党员努力地予以完成，以保证1950年全国农业生产任务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0年02月27日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发布指示
今年农业以恢复为主生产中心是增产粮棉
要在现有水平上增产食粮百亿斤皮棉四七七万担增产要加强主观努力不以天年好坏为标准
【新华社北京27日电】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顷发布关于1950年农业生产方针及粮棉增产计划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与敌寇的破坏，使全国农业生产水平，一般较抗日战争前下降约四分之一，某些新解放地区，甚至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
老解放区虽经过几年来生产运动的恢复，仍较战前低百分之十五左右。
因之1950年的农业生产方针是以恢复生产为主。
在这个总方针下，对老区今年的农业生产，要求比1949年的生产水平提高一成；
生产条件较好的老区，应争取恢复战前的生产水平。
对一般新解放区，要求保持1949年的生产水平；
条件较好的新区争取略加提高。
灾区则要求其战胜水、旱等灾。
（二）1950年农业生产的中心是增产粮食和棉花。
具体要求是在现有水平上，增产食粮一百亿斤，增产皮棉四七七万担（今年共植棉五千万亩，产皮棉一三二八万担）。
各地区关于粮棉增产的分配数字是：
粮食：
东北区增产二十四亿斤，华北区二十五亿斤，华东老区十九亿斤，华东新区十三亿斤，华中南区十亿斤，河南省六亿五千万斤，西北老区五千万斤，西北新区二亿八千万斤。
棉花：
东北区植棉三百三十万亩，华北区一千八百万亩，华东区一千五百二十万亩，华中南区一千零二十七万亩，西北区三百八十八万亩。
各地区对特种作物及出口品，亦应因地制宜，争取恢复与增产。
为完成这一增产计划，特确定如下的具体措施。
1、大量发动与组织劳动力以恢复及提高耕作水平。
组织劳动互助，在老区应成为农民习惯，并达劳力的一半以上；
在新区，亦应在旧有的习惯下，通过典型加以推广。
动员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在有基础的老区应达妇女劳力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
一般地区应达百分之四十上下；
新区亦应作一般提倡。
2、繁殖耕畜家畜。
1950年要进行防疫注射一千万头；
并大量增殖猪、鸡、羊等家畜。
在老区，应增殖耕畜一百四十万头；
新区也应保持现有数量，禁宰耕牛并争取增殖。
3、兴修水利。
增加稻田与水地八五○万亩，其中整理、修筑渠道，扩大浇地面积五八○万亩，打新井十一万眼，增水车十一万辆，连修复旧井、旧水车、机器凿井、抽水灌溉，共可增水田二七○万亩。
在水涝地区，应注意排水，保护农田。
4、增施肥料，老区应增加百分之十五，新区亦应适当增加。
这主要依靠繁殖耕畜以大量增加厩肥，尽量利用人粪，人尿，组织城粪下乡，并根据各地具体条件，提倡压绿肥、熏粪，放淤、挖塘等。
5、防除病虫害，开展群众性的除虫防害运动，掌握害虫的发生规律进行防治不使成灾。
在严重虫害发生地区，设立治虫工作站。
大量采用湖南信石，并尽量利用药械杀虫。
用药剂拌种法防治黑穗病及线虫病五千万亩。
6、推广优良品种，发动与组织选种运动，并就地互相调剂与调换。
1950年推广优良棉种一千万亩，稻、谷等三百八十万亩。
7、扶植铁器铺、铁匠炉、木匠铺大量修补与制造农具。
有重点的制造一些新式马拉农具。
试办马拉农具站。
8、恢复并扩大耕地面积，所有各地生产熟荒，应扶植奖励开垦。
据最近估计，本年可垦荒一千四百万亩，其中试办成国营农场，扩大的耕地为一百万亩。
此外仍应尽量扩大开垦面积，务须在短时期内，恢复所有熟荒地，以增产粮食或其他作物。
9、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在试验研究工作方面，应着重保障粮棉的增产。
在育种工作方面，应以粮棉为主。
并须加强防除病虫害和畜牧兽医的研究。
着手轮作，间作、根瘤菌及盐碱地改良的研究。
（三）关于1950年的增产，应明确认识是在耕锄、施肥与生产技术等现有水平上加以主观努力，使之提高，做到增产，而不是以天年的好坏做增产标准。
在灾区，必须切实领导群众，兴修水利，积存肥料，修补农具，准备种籽，保证按时播种。
（四）为了解决农民的困难，刺激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必须给以必要的投资与贷款，但主要的应该是依靠与发动群众的力量，并开展农村的信用借贷，克服单纯依赖国家贷款的思想。
国家的投资贷款，应以老区为主，并只限于对1950年增产粮食确实有效的事业，如水利、农具、种籽、防除病虫的药械、种畜与兽医等。
（五）各地必须保证执行全国农业生产会议上确定的方针与计划。
但由于我国地区广阔，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工作基础又很不平衡，因此在总的全国性的方针计划下，各地区必须“因地制宜”，拟出适合当地情况的具体计划，并经过自下而上的修正，制订出具体实施的办法，以保证计划的完成。
计划制订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组织工作。
为此，必须进行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贯彻奖励生产的政策，提倡劳动发家。
必须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充分运用与发挥有利条件，克服困难，战胜灾害，深入群众把现有的生产办法与经验提高一步，把新技术广泛的运用起来。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京各界代表会议胜利闭幕
决议设区人民代表会
通过对一百二十件提案的审查意见
大会电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致敬
【北京讯】
北京市第2届第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三天，已于昨（二十七）日下午五时半胜利闭幕。
昨天会议的主要议程为讨论提案。
大会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对一百二十件提案审查与处理的意见，并通过“关于北京市设立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通过向毛主席和向斯大林大元帅致敬的两件电文。
大会主席彭真作1950年度市政工作计划和财政收支概算讨论的总结报告之后，代表们纷纷发言，热烈拥护彭真主席的报告，坚决表示要为实现京市人民政府1950年度的工作计划和财政收支概算而努力。
最后由许德珩教授致闭幕词。
会议在雄壮的口号声中宣告闭幕。
昨日出席会议代表共三百二十九人。
大会执行主席上午为余心清、萧明、钱端升、徐悲鸿、费孝通、黎锦熙、马玉槐；
下午为聂荣臻、张友渔、吴晗、浦洁修、赵紫宸、刘一峰、陈铭德。
上午讨论代表提案时，首由提案审查委员会总召集人张友渔报告：
“大会共收到提案一百二十案，计政法、公安类五案；
财政、经济类三十一案；
市政、建设类三十九案；
文教、卫生类二十七案；
社会福利及其他类十八案；
另有五案因迟到不及整理未予审查，可由提案人将来送协商委员会处理，或径送与政府及其它有关部门洽办。
一百二十案中，有七十八案皆不合提案规则。
但以提案规则在本次会议未经明白宣布，而此类提案内容多富于积极建设性，故经审查委员会决定，一律从宽予以审查，但今后不得援例。”
继由提案审查委员会各小组召集人董汝勤、程宏毅、梁思成、余心清、马玉槐等五人分别就政法公安、财政经济、市政建设、文教卫生、社会福利及其它等五类提案的审查意见作了报告。
经大会讨论后，全体代表先后一致通过审查委员会各小组对提案审查的意见，包括“号召市民及各机关、工厂、学校利用空地种植菜蔬”、“继续调整劳资关系，以保证完成1950年生产计划”、“请工业局、商业局、银行，并协同工商联合会有计划地诱导游资走向生产”、“街道合作社应改善经营，多备生活必需品”、“请政府继续储存食粮，以稳定粮价而维民食”、“业余学校成立，政府应有计划的于短时期内消除文盲”、“请公共卫生部门特别注意石景山区域环境卫生”等全部提案一百二十案。

京市二届二次各界代表会议
关于设立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
【北京讯】
北京市第2届第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7日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北京市设立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文如下：
大会决议设立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先选择两三个区试行，其组织条例及实施办法，授权协商委员会商同市人民政府制定，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之。
向毛主席致敬电
【北京讯】
北京市第2届第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7日全体会议通过向毛泽东主席致敬电，文如下：
毛主席：
我们北京市第2届第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02月25日至27日举行，我们全体代表经过充分的考虑与研讨，一致通过了北京市人民政府1950年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工作计划和财政收支概算，并且决以最大的力量动员与领导全市人民来执行这个计划，保证其实现。
北京市人民一年来大大地翻了身，度着和平民主的生活，而现在根据通过的工作计划和财政收支概算，有保证地在已有的基础上将再向前迈进一步，这一切都是在你领导之下进行的。
你这次代表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伟大的友邦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他协定，不仅巩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加强了远东与世界和平的保障，而且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亦有莫大的帮助和鼓励。
当我们在此开会，讨论到北京市的生产建设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伟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是你对我们祖国和人民又一次无比的功勋。
我们谨向你致崇高的敬意和诚恳的感谢。
北京市第2届第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02月27日
向斯大林大元帅致敬电
【北京讯】
北京市第2届第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7日全体会议通过向斯大林大元帅致敬电，文如下：
斯大林大元帅：
感谢你和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的友谊和帮助，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协定，从而巩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有助于中国人民的经济建设，并加强了远东与世界和平的保障，给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以严重的打击，我们代表二百万北京市人民一致拥护，并向你致崇高的敬礼。
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0年02月27日

全总举行扩大常委会
批准关于搬运、纺织、铁路等工会的决议
【新华社北京27日电】
中华全国总工会25日举行第22次扩大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并批准了下列事项：
（一）中国搬运工会第1届代表大会关于解决中国搬运工人疾、伤、残、亡等待遇问题的暂行办法，关于举办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决议，关于中国搬运工人的劳动纪律。
安力夫等三十人为中国搬运工会全国委员会正式委员，龚新波等六人为候补委员，陆维馀等五人为审查委员，安力夫为全国委员会主席。
（二）全国纺织工会关于订立集体合同的决议。
（三）滕代远、吕正操、李颉伯等九十六人为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四）彭真、刘仁、萧明等六十三人为北京市总工会委员会委员，刘富贵等十人为候补委员，杨宝嵩等九人为经费监察委员，邢玉如等二人为候补经费监察委员。
会议并通过军工工会会议延期举行。

匪机侵扰青岛炸伤市民二人
【新华社青岛27日电】
今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国民党残匪飞机三架侵入青岛市空，滥肆投弹扫射约十五分钟，炸伤市民二人。
匪机空袭时，市公安局员警及居民冬防委员会防空组，均迅速出动，维持交通秩序，抢救受伤市民。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号召台胞英勇斗争准备配合解放台湾
【新华社上海27日电】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本日发表纪念“二、二八”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今天是我们全台湾省人民一致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台湾统治的“二、二八”三周年纪念日。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获得胜利，才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手里收回了台湾，台湾人民也因此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然而国民党反动政府自劫收了台湾以后，即对台湾人民施行苛敛诛求、横暴残酷的虐政。
这样，迫得台湾人民生活在极端黑暗、恐怖、饥饿的绝境。
“二、二八”这一天，我们台湾人民为了生存和民主自由，即团结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轰轰烈烈的斗争。
当时，反动派由内地抽调大批援军来镇压我们，并欺骗一部分省民，以致“二、二八”的斗争遭受了惨痛的失败，一万多的英勇烈士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了。
“二、二八”的失败，教训我们必须全省人民紧密团结，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才能战胜敌人；
而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动摇妥协，对敌人抱幻想，那么不仅斗争一定要失败，而且还会遭受到更惨痛的牺牲。
这是“二、二八”的血的教训。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帝挽救不了蒋匪的灭亡
三年来，我国历史已经起了空前的变化。
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歼灭了七百四十四万余的武装敌人，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大陆，推翻了美帝国主义所全力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蒋介石残余匪帮已在大陆上遭到彻底的失败。
蒋匪帮所剩下来的残兵败将，只能龟缩在台湾和其他几个小岛上，并且把台湾出卖给美帝国主义者，勾引美帝国主义者继续支持他们作垂死的挣扎。
美帝国主义者也利用这个机会，加紧对台湾的侵略和控制，同时又利用其走狗进行要求“托管”或“独立”的阴谋，企图把台湾完全变成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但是，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阴谋，是绝对不能挽救他们最后灭亡的命运的。
今天，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已空前强大，中国人民有着一支英勇无比、百战百胜的人民解放军，有着全国人民所热烈拥护的中央人民政府和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援助。
全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已经决心把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作为今年的第1个重大任务，准备集中一切力量，渡海歼灭蒋匪帮的残余势力，解放台湾。
台湾解放的日子已迫近了台胞应团结粉碎蒋美阴谋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
我们台湾人民有着数十年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传统，尤其我们在“二、二八”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的英雄气概，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再发挥这种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二、二八”英勇斗争的经验，来粉碎蒋匪帮和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在解放台湾的战争中，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
台湾的解放是必定要实现的，而解放的日子是迫近了。
所以我们必须利用每个机会和一切的可能条件，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削弱和瓦解蒋匪帮的力量。
我们必须记取“二、二八”的教训，一致团结起来，反对蒋匪在台湾抽兵、征粮、征税，同时还要善于采取一切办法，保存我们的力量，壮大我们的力量，准备配合人民解放军，共同完成解放台湾的任务。
“二、二八”斗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人民解放军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50年02月28日

彭真作总结报告
政府工作计划和财政概算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
设区人民代表会是为便于市民管理政权
各界代表发言
会后定要深入传达决议保证完成今年中心任务
许德珩致闭幕词
彭真主席于下午向大会作总结报告。
他说明北京市人民政府1950年计划和财政概算中有关的原则、方针和思想问题。
他说：
我们的工作计划和财政概算和国民党及其他一切反动统治者是根本不同的。
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计划和概算，是专靠榨取别人、危害人民生活、破坏生产、抢掠勒索、刮地皮的计划和概算；
我们的计划和概算，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我们的市政建设和教育是为生产服务的。
在财政方面，我们市政府的财政收支是向人民代表公开，并由人民代表会决定的，因为我们人民及公营事业的收入都全部用之于人民事业上。
关于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建立，是为了更广泛的联系市民，集中意见，实现政府各项工作计划，为了讨论本区福利、公共卫生、市政建设和协助政府巩固革命秩序，且便于市民管理政权，并监督各种工作人员的工作，便于进行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有设立区人民代表会的必要。
最后，他号召新老干部、党与非党干部必须密切合作，团结全市人民完成任务。
彭真同志报告之后，工会代表胡光锦、郑国柱、刘富云，少数民族代表杨益三、张清贵，工商业代表左广玉，妇女代表钱令娟，中小教联代表韩焕堂、张廉云（女），学生代表周基裕（女）、吴笃周等先后发言，对彭真主席的总结报告表示热烈的拥护，认为给北京市今后的工作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一定要在会后深入传达大会的精神和决议，团结各阶层人民，保证完成今年的中心任务。
工会代表胡光锦说：
“聂市长的报告和彭真同志的总结，清楚地指出了今年的工作方向，并告诉我们怎样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们一定要把生产搞好，保证完成今年的中心任务”。
少数民族代表杨益三说：
“我们回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的平等了，今年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我们应该热烈投到生产方面去。
政府举办识字班真太好了，我认识了不少字。
我回去后一定要好好传达大会的精神和决议”。
妇女代表钱令娟说：
“刚才彭真同志提到区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我实在感觉到了。
我曾经参加过六区十五派出所几次会议，在会议上便解决了许多问题，由此证明，区代表会是群众与市政府的桥梁，做得好，会使市代表会议起更大的作用”。
学生代表周基裕说：
“我听了彭真同志的总结报告，很明确地认识了我们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和生产，把生产搞好，可以帮助政府解决财政的困难，减轻人民的负担，也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对搞好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年一定要积极参加生产，努力学习”。
最后主席团公推许德珩致闭幕词，他首先说：
北京解放后一年来我们已经开过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我们光荣地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学习人民民主专政，在三次会议中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东西。
这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比前两次有了新的进步，各代表听了聂市长和张副市长的报告，更深刻地体会到人民政府是合理的慎重的取之于民，有计划有重点的用之于民。
他说：
“摆在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要努力恢复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我们要把会议精神传达给全市二百万市民，使他们拿出力量来完成市政府1950年的工作计划。”

政务院指令各级人民政府
切实进行布置督促检查保证实现农业生产任务
【新华社北京27日电】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02月27日发布关于实施农业部1950年农业生产方针及粮棉增产计划的指令，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已经批准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关于1950年农业生产方针及粮棉增产计划的指示。
政务院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这一指示，并按照当地具体情况，切实地进行今年农业生产的布置、督促和检查，以保证实现1950年的农业生产任务。
总理周恩来1950年02月27日

民盟举行三次中常会
通过追认该盟各委员会人选等决议
【北京讯】
中国民主同盟本月25日召开第3次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到该盟中常委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黄炎培、彭泽民、罗隆基、胡愈之、史良、周鲸文、周新民、李相符、沈志远、许广平、郭则沉、潘光旦等及各处会正副主任萨空了、千家驹、罗子为等共十八人。
会议通过追认宣传、妇女等委员会委员人选及增聘文教委员会委员人选，通过东北、西北两总支部人选及重庆市支部临工会人选。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决邀请该盟在京中委、候补中委、各委员会委员、市支部委员暨工作同志，及总部工作同志举行座谈会。
又成都死难民主人士中之毛英才女士，狱中口供，自称为该盟盟员，但与该盟实无组织关系，惟念毛女士既为民主事业牺牲，特准追认为该盟盟员，又关于劝购公债。
该盟总部在京负责同志，截至目前止，计在总部认购者一、五七○分，在其他地方认购者三、六三一分，共五、二○一分，西北总支部及西安市支部盟员共认购公债二万零七百四十分。
又一、二、三三次中常委会议通过该盟总部各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如下：
1、组委会委员辛志超、罗子为、李文宜、沙千里、徐伯昕、汪世铭。
2、宣委会委员潘光旦、曾昭抡、陶大镛、李何林、丘克辉、陈新桂。
3、财委会委员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张殊明、张伯驹、余明德、朱健飞。
4、文教委员会委员曾昭抡、吴晗、潘光旦、叶丁易、闻家驷、罗涵先、夏康农。
5、工商委员会委员周鲸文、张鸿鼎、张默涛、陈维稷、千家驹、张晓、张楚琨、卢广声、何惧、叶刚侯、胡子婴。
6、妇女委员会委员李文宜、罗叔章、刘王立明、熊梦碧、杜君慧、张曼筠、孙留云、左诵芬、浦熙修、陆慧年、钱玲娟、王麦初。
7、海外工作委员会委员邵宗汉、许侠、萧岗、胡一声、黄声、马天马、张楚琨、郑衡、陶大镛。
8、联络委员会委员曹孟君、曾昭抡、吴晗、黄琪翔、葛志成、罗叔章、王大川、叶丁易。

海达号汽轮归向人民
自金门驶某地受到军民欢迎
金门残匪士兵二十余人投诚
【新华社福州27日电】
厦门解放前为国民党匪帮劫持到金门岛的海达号汽轮员工，于本月09日将海达轮自金门岛驶抵某地投归人民，当受到驻地军民热烈的欢迎。
又讯：
金门残匪胡琏兵团突击大队第1大队第2排士兵二十四人，于本月06日乘汽艇由金门往东山买菜途中击毙三个反对投诚的匪军排长并监禁匪大队长谢圣耀后，将汽艇驶向某地，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贯彻生产自救方针战胜灾荒
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
董必武副总理为主任
【新华社北京27日电】
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奉政务院命令于今日召集中央人民政府有关各机关开会，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到有政法委员会、内务部、财经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水利部、铁道部、交通部、贸易部、食品工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卫生部及全国妇联等十三单位负责人员。
会议由董必武副总理主持，并作了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
经热烈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目前全国的灾情一般说来，并不算很严重，但个别地区确是严重的。
冬荒在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的努力下已胜利渡过，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渡过春荒，其关键在于我们生产救灾工作的好坏，工作做得好，重灾即可变成轻灾；
否则轻灾也要变为重灾。
因此生产自救的方针，必须贯彻实现，灾区各级政府的主要干部，应亲自动手领导这一工作。
各个部门须密切配合，协同动作。
各级生产救灾委员会的工作必须加强，使它成为领导工作的有力机构。
这样再辅之以中央人民政府必须的赈济，我们完全有信心渡过灾荒。
会议并讨论了开展社会互济及节约救灾运动。
最后确定以董必武为中央救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谢觉哉、傅作义、李书城等四人为副主任，陈其瑗、戎子和、姚依林、宋裕和、石志仁、李运昌、李德全、孟用潜、叶笃义、薛暮桥、罗叔章等十一人为委员。
并决定请政务院派两位政务委员，全国总工会、全国青联、解放区救济总署、中国人民银行各派一负责人担任该会委员。
现中央救灾委员会已依托内务部开始工作。

以促进台湾解放纪念“二·二八”
邵力子
1947年02月28日台湾事变，到今天已整整三年了。
在这三年中间，中国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的胜利已决定台湾的前途，但还须全中国人民和台湾同胞一同奋斗。
我们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念三年前的台湾事变，是很有意义的。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它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夺吞并，作为发动侵略的基地，对于东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由于这个缘故，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中始决定台湾归还中国。
日本投降了，中国实行收回台湾，不应当只是庆幸自己失地的收复，而应当警惕对于世界和平要负起巨大的责任。
中国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手中收复台湾，只有一反日本人的作为，以保卫和平的决心，实施真正的民主政治，始能给予台湾同胞以安慰。
台湾同胞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剥削之下痛苦呻吟，经过五十一年之久，一旦回到祖国的怀抱，又在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他们是抱着何种热烈的欢欣，恳切的期望，以为从此重见天日，可与全国同胞共在民主政治之下，呼吸和平自由的空气。
不料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竟使台湾同胞失望。
用中国古代政治术语来说，“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台湾同胞不是万分的痛苦，也决不会发生群众性的暴动，且由台北一隅而蔓延全岛。
台湾在回到祖国怀抱不满一年半的时间，就有“二·二八”事变，可以看出蒋介石反动集团在台湾的措施实使台湾同胞难以忍受。
但在暴动发生以后，倘使蒋介石们稍肯反省，稍能忏悔，便应当改变他们凶恶的作风。
而他们竟一味以暴力镇压，屠杀拘禁，不可胜数。
同时又以惯用的欺骗手段，玩弄台湾未遭杀戮的同胞，白崇禧以“宣慰大员”所允诺的条件，事后没有一件实现。
经过这一次的大惨案，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罪恶，更暴露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目中，这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是有利益的。
今天，台湾同胞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蒋介石反动集团在大陆全部溃灭以后，正妄想拿台湾做他们最后负隅困斗之地。
记得1948年11月，蒋军在淮海战后被歼，南京空气十分紧张，一部分向来反对内战的人，主张重行寻觅和平的途径，而最顽固的反动派却首先商讨“迁都”问题，那时就有提到台湾的。
但在反动派里面也很多人反对到台湾去，他们当然不是为台湾人民设想，更不是为全国人民设想，而只是为他们自己设想。
他们以为台湾曾有“二·二八”的暴动，他们到了台湾是没有活路的。
这一个“到台湾去”的问题，提到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只说：
“我决定不去台湾”。
到1949年01月蒋介石在他所谓“引退”的前一天，还说：
“我决定不到台湾去。”
蒋介石说的话当然是不算数的。
但也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台湾和台湾人民是怎样的，他十分明白他到台湾去不会有好结果，台湾人民对他是很不利的。
但是，除了台湾，他实在没有可去的地方了。
他在今天或许作一种更加无耻的幻想：
美帝国主义想用台湾作侵略基地的野心日益显露，他或者可以在美帝国主义荫庇之下苟延残喘了。
蒋介石这种无耻的幻想当然是不久就要消灭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已决定台湾的前途，台湾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者用作发动侵略的基地，也决不会容许美帝国主义者用作侵略基地。
在中国人民胜利之下，台湾将与中国所有的地方一样，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共同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这是毫无疑义必将实现的事。
但是我们全国人民要与台湾同胞首先共同努力，促使台湾早日解放，使台湾同胞早得脱离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下的水深火热的处境。
这是我们今天纪念台湾“二·二八”事变三周年应有的决心。

全国人民协力解放台湾
“二·二八”三周年纪念
中国致公党
我们在北京举行台湾“二·二八”三周年纪念，这是很有重大意义的事。
因为台湾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整个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所以台湾问题，也即是中国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是分不开的，必须全国人民对台湾同胞一体关心，对台湾问题一致协力解决，把台湾从帝国主义和残余匪帮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现在国内情况，除西藏外，业经全部解放了。
台湾因孤悬海上，尚为蒋匪帮所窃据作为最后之巢穴。
台湾要解放，我们知道渡海作战不无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我们已经消灭了蒋匪帮的精锐主力，现在残留在台湾的匪军，多半是由东北或西南败窜下来的残兵败卒，士气低落已极。
此外我们解放台湾的事业，有全国人民及台湾人民的积极支持，而残匪不仅在台湾人民中是孤立的，而且残匪自己内部矛盾深刻。
我们把握时机“灭此朝食”已不成问题。
不过就战术上言，仍不应轻敌，仍须审慎将事，以避免无谓的牺牲。
孙子说的好“谋定而后动、虑胜而后会”。
关于解放台湾的技术问题，我们人民解放军富于作战经历，并有渡江经验。
定有成竹在胸，指挥若定，不难一鼓荡平台岛残匪，无庸我们再作书生纸上之谈了。
至就台湾内部情形而论，台胞三百年来，反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反专制独裁的斗争，前仆后起，继续不断。
直至三年前之“二·二八”惨案，都表现着一贯的革命的传统精神。
这种精神实已形成克敌制胜之基石。
但是，以往数十次革命的斗争，都得不到全国广大人民的助力，只靠孤军奋斗，不得不终于失败了。
而今情形，则大大的不同了。
台湾内部人民革命斗争的传统精神，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之下，表现着极度高涨，极度扩展。
并已组成空前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内部抵抗力量。
同时国内人民解放军，业经解放全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而临台湾。
任何台岛上残匪或与残匪勾结之任何侵略势力，均不足以当此无坚不摧，无敌不克之大军。
均将在此大军之前粉碎。
所以时机一至，渡海作战，只要冲过所谓海上封锁线，台湾沿海很多地方都可登陆，配合着台湾内部人民革命组织的力量，外攻里应，台湾的解放，即在眼前了。
所有蒋匪帮的元恶巨憝，非事先挟其主子美帝飞机逃向菲律宾等处，即将在人民之前授首了。
今天全国各民主党派参加纪念“二·二八”，就意味着全国人民对于台湾问题一致协力解决，尤意味着全国人民对于台湾解放一致援助，促其早日实现。
这是多么富有重大意义的一回事啊！
中国致公党驻京办事处1950年02月24日

台湾“二·二八”起义三周年
许德珩
在中国大陆全部解放，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海解放台湾消灭残匪的今日，我们来纪念三年前台湾同胞以人民大众的力量反抗美蒋血腥统治的“二·二八”武装起义，谨以极沉重的心情向死难的诸烈士致哀，同时并向正在英勇斗争前线的台胞们致崇高的敬礼！
从1895年满清政府战败求和，割让台湾时起，不甘做奴隶的台胞们，就揭开了反帝斗争的序幕。
其间英勇奋战可歌可泣的事迹甚多，真是不胜列举。
1945年日寇败降，依照开罗宣言中“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满洲、台湾、彭湖群岛应归还中国”之规定，与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宣言条件之必将实施，日本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之宣告，台湾回到了祖国怀抱，台湾同胞与全国人民一样，是何等的欢欣鼓舞！
但是孙中山先生的不肖门徒，蒋介石匪帮，施展它们一贯的反动贪污的政治兽欲，派遣了一群流氓、特务、贪官、恶棍去到台湾，对待刚刚回到祖国的台胞实行“劫搜”暴政。
而美帝也正要透过蒋匪，阴谋布置台湾为它在远东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基地，制造奴役世界的第3次大战。
为了抗议美帝窃据台湾，1947年01月09日，台湾万余学生，曾举行了雄壮的游行示威，高呼“美帝撤出中国！”
为了反对美帝走狗蒋匪暴政，又于同年02月28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全台武装起义，这就是现在所要纪念的“二·二八”运动。
这个运动虽然在美蒋相互勾结的暴力压迫之下，悲壮的失败了，可是台湾同胞们从此更清楚地认识了美帝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之狞狰面目。
美帝当时之把台湾归还中国，固然是受了国际文书的约束，尤其重要的是：
它认为透过蒋匪来控制台湾较之明目张胆的占领台湾，于它更为有利。
但当1948年12月蒋匪在军事上遭受决定性的惨败时，美帝惊慌失措之余，即由它的传声筒合众社传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杜鲁门直接攫取台湾的阴谋。
自此以后，美帝侵台活动，即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特务等类形式，加紧进行。
并且还利用它们所豢养的一小撮台奸如廖文毅、廖文奎之流，在东京、香港等地，伪造“留日台湾学生联盟”及“争取台湾再解放同盟”名义，散发传单，高唱“台湾独立运动”滥词。
无疑的，这都是麦克阿瑟玩弄的猴儿把戏之演出。
当去年01月，蒋贼宣布“引退”，打算“引退”到台湾的时候，美帝曾以“根据开罗会议之决定，台湾须在对日和约签订后始能作为中国领土”的理由，加以“拒绝”，这诚如当时港报所指出的：
美帝这种姿态，是做给中国人民看的，并预备到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时，来援引这一事先的声明，而作同样加以拒绝的张本。
可是当蒋匪在大陆的根据地全被扫荡后，美帝就毫不迟疑的让匪帮流亡政府设于台湾，并且还与它成立一项秘密协定，规定美帝供给残匪十六艘军舰，五个师的武器装备，台湾全省雷达设备，飞机零件和修理设备等等，此外并继续拨付九千多万美元的援匪剩余款项及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用于中国一般地区的七千五百万美元拨款”。
为实现这些条款，蒋匪即将台湾军政大权交由美帝所指定的走狗孙立人、吴国桢等掌握。
同时美帝除派遣军事代表团驻台监督外，又派日本前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及大批陆空军“志愿兵”赴台协助蒋匪作最后的挣扎。
因为最近客观形势很快的发展，解放大军渡海解放台湾如箭在弦，于是美帝侵台的野心与其焦燥不宁的情绪，更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美帝统治阶级要员如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远东侵略政策制订者巡回大使耶塞普等，均先后赴台“巡视”，美前总统反动头子胡佛与反动国会议员福开森、诺兰、塔虎脱等竟大言不惭的叫嚣着：
“美国应该派兵保卫台湾，建立一道阻止共产主义进入太平洋的墙壁。”
而纽约时报竟主张“召开一个没有苏联参加的对日和会，使台湾放在联合国托管之下”。
但杜鲁门总统却又假装正经地宣布“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取得特权，也无意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
这就是美帝今日侵略政策的障眼法、烟幕弹与双簧。
由上面所列举的一些事实，在“二·二八”纪念的今日，我们宣告：
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
无论美蒋这些反动家伙如何的勾结，怎样的阴谋挣扎，中国人民为完成其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革命大业，同时为保障远东及世界永久和平，必须、一定、而且也是很快的要解放台湾。
人民解放大军，即将以破竹之势渡海解放台湾，肃清残匪，达到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
二、1945年日寇败降以后，美帝曾以数十万万美元的“援助”和四十个师的美化装备，来支援蒋匪发动内战，屠杀中国人民。
然而丝毫无救于匪帮之加速的惨败与美帝自身之被迫退出中国大陆。
现在还想利用那些逃到台湾的政治垃圾，来阻碍人民解放大军之解放台湾，效用当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美帝自己所应负的一切战争后果。
三、同时，为纪念“二·二八”这个悲壮的日子，我们自己应当时时记住台湾是今天反动派的巢穴，受了日寇五十一年奴隶生活的台胞，现在还是在美蒋统治下过着双重奴隶生活的日子。
在这个解放战争胜利进行的现时，全国军民应当以最大的努力与台湾同胞共同携手，团结起来，摧毁残匪最后巢穴，尤其是在台湾的国民党现役官兵们，应当及早的掉转你们的枪口，向着蒋匪。
这是你们最后的立功时候，机会是不再来等待你们的，努力吧！

台湾青年学生们坚持着英勇斗争
谢邦定
从1947年02月28日起，国民党反动派在台湾对反对国民党贪污法西斯统治的台湾同胞，进行了疯狂大屠杀。
成千成万台湾青年学生，被用机枪集体射杀，被用刺刀戳死，被装入麻袋投进海中。
面对着这许多残酷的暴行，台湾的青年学生没有屈服。
相反地，他们和台湾同胞一道，在城市中，并且走进了农村和深山，继续坚持和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就在国民党匪帮在大陆上遭受了致命的打击、纷纷向台湾逃窜，台湾血腥的特务统治变本加厉的时候，台湾青年学生在去年中仍连续举行“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并于去年05月成立了台湾全省大中学生联合会，发表了成立宣言，向台湾同胞和青年发出了进一步的战斗号召。
台湾同学们这样坚决的斗争意志和英勇的斗争行动，给予我们全国同学很大的鼓励，全国同学深切地关怀着他们和他们的斗争。
最近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14届第2次扩大执委会决议中指出：
“现在国民党匪帮的残余力量尚盘踞在台湾、海南岛、西藏。
它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之下，仍在进行骚扰破坏，妄图卷土重来，全国同学应积极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台湾、海南岛、西藏。”
决议同时号召：
“这些地区的同学，尤应团结一致，和当地人民一道，以各种方式向反动派进行斗争，准备迎接解放。
我们相信，有着革命传统的中国学生，是完全能够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的。
经过“二·二八”严重斗争考验的台湾同学，将会在解放斗争中发挥他们重大的作用。
当我们今天以无限沉痛的心情来纪念“二·二八”三周年的时候，我们坚信，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匪帮的末日就在眼前了。
不久，台湾的同学将在欢呼台湾解放声中，与全国同学汇合，与全国同学一道，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领导下，参加到建设我们伟大庄严的新中国的队伍中来。

川西北少数民族热烈欢迎解放军
【新华社成都25日电】
进驻川北茂县分区的人民解放军某部，由于良好地执行了群众纪律，贯彻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沿途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协助。
当人民解放军在01月16日进至汶川一带时，当地人民自动连夜给解放军准备好了两千余斤干粮。
河西理县的少数民族，更派了代表来欢迎解放军。
解放军代表向他们解释了人民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后，他们更欢欣地随即召集他们的武装，和解放军沿岷江并肩前进，配合作战。
01月19日解放军进入茂县时，当时战斗尚未结束，当地人民就跑来向战士们身上纚红绸，送干粮，放鞭炮，热诚地欢迎解放军。
解放军向松潘进军时，沿路的老百姓都暗暗地预先准备好了干粮，等待着解放军到来。
山上的番民赶了十多只羊下来欢迎解放军，一直等了三天。
我军挺进至东胜堡时，番民自动地来给解放军带路追击逃敌。
02月09日我军进入松潘，枪声尚未停止，老百姓就打开街门，悬挂红布，放起鞭炮，并筹集粮食来欢迎自己的队伍。
人民币在当天就为当地人民争相使用。
城内的汉人和城外的番民们，并纷纷把国民党匪军溃退时遗留的枪支、弹药、电台、资财及隐蔽起来的溃兵，押解送交解放军。
城外的番民土司们，也派了代表来欢迎解放军。
下泥坝番民的副土司，将二十多个匪兵扣押起来连枪交给解放军。
当我军进至松潘以西毛牛沟一带时，番民骑兵数十人从两翼迂回配合我军追击逃敌。
我军进入番民区域哈龙一带时，番民们准备好粮食、茶水、并热烈地挽留解放军在他们那里住宿。
（附图片）
藏族人民自己底武装—民兵

把惨杀台湾人民的凶犯彻底歼灭在台湾
中华全国第1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
卖国贼蒋介石匪帮在台湾屠杀人民的“二·二八”，到今天整整三周年了。
三年前的今天，蒋介石匪帮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一方面在国内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一方面在台湾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人民。
这班匪徒的意思，无疑地是想以高压政策对付人民，梦想他们所进行的不义之战可以获胜。
所以“二·二八”事件的产生，绝不是如反动派宣传的仅系一种偶然的地方事件，而是美帝与蒋匪互相勾结，处心积虑永远奴役台湾人民以至全国人民的必然现象。
“二·二八”的真凶实犯就是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这已是昭然若揭的。
三年来，由于中国人民的力量强大，无敌的人民解放军已经把美蒋在中国大陆的罪恶统治基本推翻。
而蒋介石走狗的残余匪帮，只有靠台湾和海南两个岛作垂死的挣扎了。
然而，蒋介石匪帮虽然已成釜底游魂，但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扩张政策，要把台湾长期占领，更进一步作为反对苏联、反对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地，今天它仍然在继续支持蒋介石残匪集团。
近来对于我国沿海一带的海空骚扰，主要的无不来自台湾。
而这些残杀我同胞、毁坏我财产的军火物资，又无一不是美帝对蒋匪的援助。
因此很明白的，“二·二八”的真凶实犯，今天仍然在台湾猖獗，和“二·二八”时候一样。
只有把国民党残匪在台湾彻底歼灭，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台湾同胞才能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新中国才可以免去后患。
在今天纪念“二·二八”三周年的时候，我们除对“二·二八”死难的同胞深致哀悼、对现在犹受着美蒋反动势力压迫的同胞备致怀念之情外，并对为台湾的解放而奋斗的志士们，如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同志们致衷心的敬意。
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我们，对于台湾丰富的天然资源，今天犹被美蒋利用作为反人民的力量，尤表示极端的愤慨。
我们希望那些今天仍然在台湾为美蒋服务的科学工作者同人，能够认清敌友，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为人民服务。
同时，我们必定站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自己的智能，以服务于彻底解放台湾的神圣工作。

消灭蒋匪帮！
还我血债！
陈其瑗
正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协定成立，我们来纪念台湾二·二八革命运动三周年，是有其伟大而特殊的意义的。
三年前的今天，台湾同盟们为了反抗国民党蒋匪帮残酷的统治–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自己起来以生命热血与国民党蒋匪帮搏斗，争取民主自由，这种英勇的行为是值得祖国同胞所钦佩与同情，台湾同胞应记得日本投降时的愉快心情，经过五十多年在日帝的残酷黑暗统治，满心以为得到解放回到祖国怀抱，从此可以享受自由民主幸福。
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蒋匪帮的残酷黑暗统治，不独不比日帝统治减轻而且加甚。
蒋匪帮对于台湾同胞的歧视压迫剥削屠杀手段，使得每个台胞没有方法再活下去。
“二·二八”革命的发生是蒋匪帮逼迫台湾同胞们起来自卫的正义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已唤起全世界人民全祖国同胞的注意，尤其是使得台湾同胞在这次事件中认识清楚美帝所支持的国民党蒋匪帮的狰狞面目。
时间已过了三年，整个世界和平民主阵容已有大大改变。
首先是中国人民在自己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下根本上打垮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把国民党蒋介石残余匪帮驱逐出于中国大陆以外，台湾变成了蒋匪帮最后挣扎的地点。
头号卖国贼蒋介石企图倚靠美帝的飞机、军舰，轰炸中国人民的城市封锁我们的海口，来阻扰我们的生产建设。
蒋匪帮妄想保住台湾、等待第3次世界大战时配合敌人来反攻祖国。
因此一切吸血魔鬼似的蒋匪帮中最反动的头子都已集中到台湾去。
他们要以六百五十万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供其对祖国反革命战争作孤注一掷。
美帝亦以其全力假借救济的名义，通过经合总署，来加强对台湾的一切资源的垄断和一切农产品的掠夺。
同时在蒋匪帮特务警察血腥统治之下，台湾同胞经常身受逮捕坐牢拷打绞杀的惨酷生活。
台湾同胞现在处于美帝蒋匪帮双重压迫与剥削水深火热之中，所受非人的待遇，比诸三年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解放台湾是祖国人民与台湾同胞今年共同的任务。
我们对于解放台湾是有信心的。
正如世界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所讲真理和正义是在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有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同情与支援，特别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成立，标志着中苏两国七万万人民的不可抵抗的和平民主力量团结在一起，生死与共。
我们对于解放台湾的胜利是有百二万分的把握，让美帝及其走狗蒋介石在我们面前发抖罢！
台湾同胞们，加强我们对革命胜利的信心，保持“二·二八”革命的光荣传统，组织一切革命力量，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领导之下，以公开的或秘密的方式，参加与支援一切革命活动。
到适当时机，配合祖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
台湾同胞们，三年前的血债，现在已到了用血来偿还的时候了！
起来吧！
捉住头号卖国贼蒋介石，消灭蒋匪帮，建立“不世之功”来纪念“二·二八”革命三周年！
1950年02月24日于北京内务部

烈士功垂不朽
聂荣臻
“二·二八”烈士与志士们的英勇行动，是一把革命的烈火，它燃起了台湾人民不屈的战斗意志。
在不远的未来，当解放大军跨海作战、在敌前登陆的时候，这埋藏着的力量，会像火山的熔岩不可抗拒地爆裂与喷射开来。
可以预计，这种里应外合的结果，将把蒋匪帮最后残余的一堆孤魂野鬼，完全扫灭干净；
使台湾“二·二八”的血债，得到偿还。
那时候我们将在解放了的台湾土地上，为烈士们竖起不朽的纪念碑。

纪念“二·二八”
谭平山
“二·二八”事件，是蒋介石匪帮继续日本法西斯血腥统治的残暴作风，对台湾人民进行大规模屠杀的一次事件。
“二·二八”事件，也是台湾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反抗蒋介石匪帮残暴统治的一次英勇斗争。
台湾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中的一环，是与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事业不可分的。
“二·二八”事件，到今天已满三周年了。
三年来，人民解放战争已在中国大陆上取得了胜利，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势力已自中国大陆基本上消灭，可是蒋介石残余匪帮，现在还盘据着台湾，还妄想凭借美帝的援助以及对台湾人民的剥削与压榨，来维持其反动统治。
因此台湾人民的苦难更加深了，台湾人民的斗争任务更加艰巨了，而全国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同情与热爱、对于台湾人民与反动派搏斗的关切与钦敬，也已高涨到无可比拟的程度了。
美帝国主义与日本法西斯残余正进行着阻碍我们解放台湾，乃至妄想将台湾自中国本土分裂的阴谋。
我们要彻底击溃这种阴谋。
1947年02月28日台湾人民英勇斗争，是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我们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支援解放台湾战争，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来完成这一个历史任务。

藏族人民渴念解放军
访西康来京藏民代表柏生
和记者握手的三位刚从西康远道跋涉抵京的西康藏民代表，都是西康“博巴政府”时代的人物。
“博巴”就是藏民的意思。
“博巴政府”是产生于1934年。
那时候，中国伟大的人民军队，当时称为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由朱总司令帮助西康藏民在甘孜组织了藏民自己的这个政府。
他们之中最老的一个是蔡良，今年已经五十岁了，但仍是那么健壮。
另外两位是汪嘉和伯志。
伯志曾在内地蒙藏学校读过书，会说国语；
汪嘉和蔡良都只会说藏语。
汪嘉并能写一手好藏文。
我们的谈话是由伯志和另一位新近方由青海抵京的藏民彭措扎西担任翻译的。
汪嘉为我们介绍着“博巴政府”时代的情景。
“博巴政府”初成立时，力量是很薄弱的。
那是一个类乎游击队的组织。
这个政府，曾努力要使穷苦的藏民能够得到翻身。
那时的红军在甘孜住了两个月，和当地的藏民相处的感情非常好；
直到离开甘孜后，藏民感于这种崇高伟大的友谊，都自动地把红军的许多伤员保护起来。
此后，“博巴政府”继续领导着进步的藏民，坚持与反动派作斗争。
十余年来，他们一直在怀念着人民的军队，热切地打听着红军的消息，并在藏民中传播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英勇故事。
不久以前，兰州和西宁解放了，消息传到西康，藏民们欢喜得如同自己已经解放一样。
因之，迫切盼望自己真正获得解放的心也沸腾了。
这位写得一手好藏文的质朴人物汪嘉，又为我们叙说着目前藏族人民的生活情形。
他说，藏族人民的生产一直停滞在十分落后的状态。
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英美帝国主义来侵略康藏，这使藏族人民受着极大的痛苦和压迫。
因此藏族人民要求解放是极为迫切的。
目前藏民大部仍是过着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但也有一部分藏民是过着农业生活。
他们吃的是用青稞炒熟的糌粑搅上酥油，喝的是用牛粪烧火煮开的砖茶。
此外喇嘛还有喇嘛的生活方式。
藏族人民除了有很小的手工业外，根本没有工业。
在反动派的压榨统治下，藏民的经济不能发展，生活陷在极落后的境地，当然文化也就很难得到提高。
但是，汪嘉坚定地说，我们藏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与帮助下，是能够克服落后、消灭民族歧视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获得真正的解放。
并且我们还能够在各民族人民团结协力下，用劳动生产来开发康、藏的富源，建设人民的新康、藏。
他们这次秘密动身来京时，康、藏都还没有解放。
现在，西康已经解放，西藏的解放也就在眼前了。
藏族同胞的这种信念将要全部地实现了。
汪嘉曾感激地说，他们受到了解放后的中国汉族人民和各地党政军领导人对他们的热情款待与欢迎。
他说，这使他们深深地体会到藏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及全国人民，永远是血肉相连不可分的。
只有紧密地团结，才能使藏族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
只有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各民族人民才能和乐共处在一个大家庭中，过着幸福的生活。
今天，在人民解放军伟大胜利的时日，他们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喜悦与兴奋，再一次地会到了朱总司令。
他们回忆着，十六年前，在西康大草原上，第1次见到过这位和蔼的老人。
他们现在代表着全西康的藏民来到人民的首都，要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倾诉藏族人民十余年来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无限的怀念和对藏族人民解放的渴望。
（附图片）
藏族人民底农村
藏族人民底剧场

关于英国选举
艾洪
英国这次大选在现代英国政治史上造成了一种新的情势，即几乎造成了议会的僵局。
在上一届议会中，工党议员所占席次比以邱吉尔为首的保守党几乎有将近两倍的多数。
但今天，这个优势的多数业已消失，工党只比他们的政敌多了一小撮席位而已。
工党领袖们认为有三十议席的多数是使议会政治机器活动的最起码的数目，但是这次工党所得的多数远不到三十席。
曾经一度强大的自由党这次企图大举复兴，但是失败了，他们仅获得九席。
前届议会中的五位工党独立分子全部落选。
两位共产党议员，皮拉丁和加拉赫，也未当选，以致共产党在议会中没有代表。
新的议会席次如下（尚有五处选举结果未揭晓）：
1950年1945年
工党三一五三九三
保守党二九四二一三
自由党九十二
共产党一二
其他（尚未发表）七二○
选票情形如下：
1950年1945年
工党一三、二○九、四○○一一、九六七、九八五
保守党一二、四○八、八○七九、八四七、二二二
自由党二、六一○、二七二二、二二七、四○○
共产党九一、七四六一○二、七八○
英国三千四百万选民投票者占百分之八十四，这是英国历史上投票记录最高的一次。
这个选举结果解决不了英国的任何问题。
艾德礼现拟组织的新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政府，做了一个时期的弥补一时的政府之后，大概将不可避免地举行新的选举，否则右翼工党头子们就将公开地与邱吉尔打交道。
因为，在未来的时期中，现在的工党政府将要一方面受到保守党和美帝国主义的重大压力，另一方面由于英国经济危机的日趋深刻，受到工人们要求采取反资本主义措施的与时俱增的要求。
大选是在资本主义危机扩展的条件之下举行的，正如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样，经济危机决非马歇尔“援助”、贬值、进攻工人生活和殖民地人民等政策所能解决。
为什么在这次大选中，保守党能获得这许多选票，工党损失很重，而共产党–唯一提出解决英国人民大众的问题的政策的党–在下院中一席也得不到呢？
保守党，有权势的独占资本家的工具，英国所有主要宣传工具的控制者，对工党政府进了长时间的攻势。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复辟，像在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其他国家所已发生的一样，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在这些国家里，公开的右翼政党皆被扶置上台，共产党遭受着沉重的攻击。
这不是因为大资本家们害怕像艾德礼和贝文这一流人。
远非如此，艾德礼和贝文所执行的正是伪装着骗人的“社会主义”花言巧语的纯粹的资本主义政策。
不过，工党领袖们的政策业已遇到工会运动者日益增强的反抗，保守党担心在工人阶级斗争趋于高潮时（在经济危机进一步扩大时，工人阶级斗争是会增强的），工党的欺骗技俩不能压服增大的群众不满。
例如，01月12日，宣布大选的次日，英国工会各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国性会议就代表了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几几乎使政府在物价高涨中建议工资仍予冻结的政策为之失败。
工党内阁是希望这全国性会议会一致赞成这个反动政策的，因此大吃一惊。
但在去年09月间的工会大会上，虽有共产党的坚决反对，竟有五百五十万的多数表示支持这个所谓“工资冻结”的办法。
在01月间，仅仅经过了四个月的时间，在选举的前夕，支持“工资冻结”的人数已降至七十五万。
正是由于共产党的影响增大的结果，许多重要工业的工人才决定不支持这个反动政策。
由于保守党为了复辟而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人民在它们执政下所经历的苦难记忆犹新，这样就使某部分人民感到混乱。
广大的人民一方面恐惧保守党上台，但另一方面，人们却看到工党对主要问题的政策又和保守党的如出一辙，例如大西洋公约、马歇尔计划、反苏阴谋、殖民地战争、“工资冻结”、美军继续留驻英国、维持资产阶级统治、压迫共产党和庞大的军费支出。
所有这些政策都直接违反了1945年工党在它的竞选纲领中对人民所作的诺言。
假使工党领袖们忠实于他们的诺言，与苏联友好合作，争取和平并且向独占资本家大力进攻，那么工人与中层阶级就会继续信赖工党而使保守党的任何再起挣扎成为不可能。
正是由于工党头子们对战斗的工人及共产党竭力进攻，并且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一背叛工人阶级的罪行才造使保守党的势力增大。
在这次大选中，保守党未能上台，这并非是由于工党政府有孚众望之处，而是由于产业工人仍然对英帝国主义的阶级政党–保守党有着深刻的传统的憎恨的原故。
正是共产党始终如一地领导了反对保守党的斗争，并且在这次竞选中进行了独立的竞选运动，才是反动头子邱吉尔未能复辟成功的主要原因。
共产党这次未能选入议会的理由在那里呢？
第1，由于上述的混乱的情况，英国工人阶级仍然保留有强烈的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幻想，认为欲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只有经过议会政治的途径才有可能。
英国的工人们认为这个为工会所建立，并为工会所支持的工党是他们的政党。
第2，英国反民主的选举制度为两党制度服役，因之阻止了任何反对他们的政策的第三党得以选入议会。
这就是说，和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情形不同，英国共产党不容易获得议员席次以表示出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力量来。
如欲在全国六二五个选区内每区都进行竞选，便不得不拿出四十万镑（按英国选举规定，每一候选人须缴一百五十镑保证金，另外尚须若干竞选费用-译注）。
这样，就只有大资产阶级政党和自工会获得活动费的工党才有可能。
同时，工党头子们故意耍弄手腕以混乱视听，号召工人们不要投共产党的票，理由是这样便要分散力量而使保守党人获胜。
第3，最近一个时期来，反动派们就针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施展猛烈的攻击，并以各种各样的诬蔑和谎言来曲解党的目的和政策。
在选举中，共产党有其主要目的，即击败保守党，动员工人准备着将来的阶级斗争，并提出了反对其他政党的危机与战争政策的政治纲领。
虽然共产党未能在议会中选入独立的议员，但共产党竞选的成功却应以击败保守党，这一胜利来衡量。
必须知道：
对危机日益深刻和阶级斗争日益增长的形势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并不是选举票，共产党的力量表现在对工厂和工会的日渐增加的影响上。
大选次01日，工人日报曾说：
“最近几个月里，英国工人阶级就会遭遇到一个新而苛酷的预算和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的打击。”
可以说，一个政府既然具备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性质，它的寿命自然也就不会长。
在这个政府存在期间，它会连续地向压力低头。
在全世界以苏联和人民民主中国伟大同盟为首的民主阵营日趋壮大中，狼狈的美帝国主义必将进一步增强业已很大的力量来控制英国并将她紧紧地束缚在战争集团里。
美国人民视为重大的问题，这次选举可以说一个也没有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了。
英国国内的这“两个国家”（按指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译注），在这次选举中不难看出，正在进入阵地以便进行未来的真正的而且有决定性的战斗。
保守党的政策，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政策都一样，皆已证明是破产了的东西。
他们除下进攻工人阶级与殖民地人民外不可能有另外的政策，但是不管局势如何复杂，工人阶级将要抛掉今日的幻想，而日益转到共产党方面来要求领导。
伟大的英国无产阶级，过去曾经英勇地参加过多次的阶级斗争，将在历史上说最后一句话。

关于英国选举结果
波立特发表声明
号召在斗争中前进
【新华社布拉格27日电】
英国工人日报于25日刊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关于英国大选结果的声明，题为“在斗争中前进”。
波立特的声明指出：
大选的结果，给工人阶级和英国人民的未来带来了最严重的情况。
工党再度登台了，但其所占多数是这样的小，以致议会中的整个情况极端不稳定。
工党领导方面的政策，已浪费了1945年政治进展的收获，并使得保守主义这次得以有所进展。
他们极力把保守党的政策带到工人阶级运动中来，这样，他们就犯了加强工人阶级所痛恨的敌人这一罪大恶极的罪行。
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坚定地抵抗了保守主义的攻势。
工人们有决心抵抗制造经济危机和战争的政策。
但当他们拥护工党以抵挡保守主义的进攻时，他们没有了解到他们将代表资格付托给了那些事实上在政策方面与保守党联合一致的人们，他们的政策只会招致经济危机和战争。
选举的结果是一个反动的议会，一个没有加拉赫、皮拉丁、普里特或普拉茨–米尔斯来表达工人斗争的议会，在这一议会上，最富于战斗性的呼声被窒息了。
这意味着威胁最大的攻势行将发动。
在几个月之内，工人阶级必将遭受苛重的新预算的攻击和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进一步进攻。
同时，工人们将看到美国将如何调度它的政策，以进一步侵蚀英国的国家独立，力迫接受其要求，这种要求，除非予以抵抗，则将使英国工人更加穷困化，并增加贸易危机以至美国反苏新战争的危险。
在这次选举中，唯有共产党才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政策而斗争，只有这种政策才可以避免现在已经出现的这些严重的危险。
拥护这一政策的斗争，现在将深入到每一工厂、每一工人阶级的组织、街道和俱乐部中。
工人们将越来越多地起而响应并进行斗争，以防止重复那经济萧条及战争岁月中可怖的经验。
我们所得的票数虽然比较少，但是，共产党的竞选运动，证明了劳工运动的一般下层群众深愿有一个防止经济危机与战争的政策。
我们的意见被最郑重注意地谛听，我们的读物的流传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新党员和工人日报的读者成百地增加，款项的募集达到划时代的规模。
工人们满心痛恨保守主义，但还没有充分了解工党右翼领袖应负保守党得有进展的责任，他们投工党的票而不投票选举我们的候选人，认为这是打败保守党的办法。
但是，有数十万人虽没有投我们的票，却是赞成我们所提出的政策的。
今后的一个时期，将有千百万人会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而了解到必须为这一政策进行战斗。
实际生活和我们正迅速进入其中的整个形势，其结果，将使阶级斗争紧张起来，并打破根深蒂固的幻想。
重大的问题不会是在这一反动议会的舞台上解决的，而将是由工人群众在工厂和街道上的斗争中来解决。
每一个共产党员及其共产党的拥护者，都会以我们所进行了的竞选运动为荣。
这个竞选运动乃是出于一种政治信念，相信我们事业的正义性，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它的前进。
我们现在对英国的劳动人民负有重大的责任，即争取他们为这次选举所产生的困难的新任务而斗争。
因此，让我们迈向新的战斗，保持工人日报所争取到的每一个新读者，保证采取每一可能的步骤，以引导共产党的新党员参加活动。
丝毫不用悲观，因为，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已在半个世界上取得了胜利，所以，可以确定，在我们这一生，我们也要在英国做到这一点。

就英国大选结果回顾工党政策
胡骑
英国于本月23日举行了战后第2届议会选举。
在这次选举中工党获得三百一十五席，比上届少七十九席，保守党获得二百九十四席，比上届多得一百零二席。
这并非表示保守党比1945年更受英国人民的欢迎，而是说明英国人民已经开始怀疑艾德礼–贝文工党的欺骗宣传和伪善诺言。
这一发展乃是执政的右翼工党领袖们四年半来一直执行反苏反人民政策的结果。
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从保守党的慕尼黑政策–这种政策几几乎招致了英国亡国的惨祸–和大规模失业中获得了痛苦经验的英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安定的生活。
他们在1945年07月战后第1次大选中有力地表示了他们这种愿望。
英国劳动人民在选举中击败了以邱吉尔为首的代表大资本利益的保守党。
工党以其动人的诺言赢得了下院大多数的席位。
工党的右翼领袖们代保守党登台执政。
但四年半的历史证明，右翼工党领导集团的种种漂亮诺言，诸如对苏“友好”，维护“世界和平”，给殖民地人民“民主自治”，“遏止”资本的权力，给工人以“美好的生活”之类，都无非是为了骗取选票。
事实上，工党并没有变更保守党所规定的路线，而是在“集体安全”、“民主自治”、“国有化”、“混合经济”、“充分就业”等等词藻的掩盖之下，忠实地执行了追逐帝国主义利益的政策。
反苏、反人民民主国家、反殖民地人民
艾德礼政府上台不久，就开始暴露出它和邱吉尔保守党一样没有诚意建立英苏的友好关系；
它所一心一意遵循的，乃是邱吉尔在富尔顿演说中所规划了的反苏路线。
虽然苏联对于长期处于困迫中的英国人民的生活和英国工业，可以大量供给粮食和某些重要原料，虽然战后致力于恢复与建设工作的苏联，可以在互惠的基础上提供英国重要的出口货以广大市场，为反苏的阶级仇恨所驱使的工党右翼领袖们，却始终多方阻挠两国之间建立和发展友好及贸易的关系。
在国内经济困难的逼迫和人民要求的压力之下，工党政府虽曾一次又一次地向苏联提议和谈判订结局部的贸易协定，但对于显然将十分有利于英国人民的长期贸易协定，却始终采取怠工的态度，使谈判一直毫无结果。
不仅如此，工党政府首脑们还阻挠苏联在英国采购，并恣意污蔑苏联。
自1947年接受了奴役性的马歇尔计划“援助”之后，工党政府遵照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意志，明令禁止许多重要出口货运往苏联及东欧的广大市场；
并且追随美国反动派之后，发动所谓反苏“冷战”，参加组织各种以反苏反人民民主国家为目的的经济、政治与军事的侵略性集团，如“北大西洋公约”、“西欧联盟”、“欧洲委员会”、“欧洲合众国”运动、“社会党国际”，以及正在讨论中的“地中海公约”等等。
在一切重大的国际会议上，工党政府的代表们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最卖力的伙伴。
在执行帝国主义海外殖民和掠夺政策方面，工党的热心也屡次得到保守党的欢呼。
工党在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之后，还长时期地保持了上百万人的庞大军队，对求自身独立和解放的殖民地及附属国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
在保皇法西斯血腥恐怖统治下的希腊人民永远记得英国帝国主义的罪恶。
黄金海岸、厄立特里亚、尼日利亚等地的非洲人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塞浦路斯的希腊正教徒，也不会忘记英国军队的“武威”。
曾经自日本法西斯铁蹄下获得解放的英勇的马来亚人民，数年来一直受着英国殖民军的摧残。
而印度大陆的印回人民也会痛苦地记得，是谁在“给你独立”的帷幕后面，不断制造着每年使数以万计的生命归于绝灭的大规模流血惨剧和饥馑。
投靠美帝丧失经济自主权
工党政府既然坚决执行反对苏联和镇压殖民地及附属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政策，它就不能不投靠美国帝国主义，乞求于金元的“援助”。
工党在一上任之后，就即刻与美国谈判签订了协定，为了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1946年07月），废弃帝国经济连锁的特惠制度，取消对于英镑兑换的管制，敞开美国资本侵入英镑区经济的大门。
接着艾德礼政府又不顾人民的广泛反对，接受了奴役性的“马歇尔计划双边协定”（1948年07月），把英国经济的自主权也出卖给美国人。
1947年初成立的关于保持战时英美联合参谋部的“军事合作协定”，去年04月间缔结的“北大西洋公约”，以及今年01月间签字的“北大西洋区域防御计划”协定等等，更使英国本土也成为美国准备侵略战争的屯兵场和供应基地。
虽然美国帝国主义在战时和战后的不断扩张，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与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日益剧烈的冲突，虽然从欧洲大陆到南美，从中东到太平洋，自非英镑区以至英镑区，美国的资本和货物日益粗暴地排挤英帝国的势力，虽然英国帝国主义者在某些生命攸关的场合，也图作一些挣扎，但工党政府既然决定了采取依靠美元的总路线，英国只有愈来愈丧失其独立的地位而依附美国。
在一切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上，工党和它的“反对党”–保守党一直如此协调，并不是偶然的。
由于工党政府坚持依靠美元、坚持反对苏联的政策、坚持侵略的政策，成为英国战后经济困难的主要症结的国际收支危机，愈益严重。
尽管一再削减所谓美元货入口，尽管饮鸩止渴地接受了数十亿美元的所谓“贷款”、“馈赠”或“援助”，整个英镑区的净入超仍自1946年全年的二亿二千六百万镑升至1949年上半年的二亿三千九百万镑；
黄金及美元储备则自1946年底的六亿六千四百万镑，降至1949年06月底的四亿零六百万镑，09月中更降至三亿五千多万镑。
就英国本部来说，据商务部最新的统计，今年01月份入超为一千九百六十万镑，年率仍达二亿三千五百万镑。
整个英镑区美元的亏短，去年上半年达年率五亿二千八百万镑，其中英国本部占二亿三千万镑。
尽管工党政府声嘶力竭地叫喊增加对美元区出口，英国对北美的出口却自1947年占英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八降至1949年第3季的百分之七。
为大资本服务的“国有化”政策
与对外的帝国主义政策不可分地关联在一起的，是工党在国内推行的反劳动人民的政策。
在这里，工党甚至替大资本完成了某些为保守党所不易完成的服务。
为了说明这一点，最好以工党所大吹大擂的所谓“国有化”为例。
工党政府实施了七个工党“混合经济”理论下的所谓“国有化”的法案，包括煤矿、国内运输、电力、海外航空、煤气、电报和英格兰银行。
它们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相反，蒙受其利的，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大资本。
工党政府把一些设备败坏和赔钱的企业部门，在名义上从资本家手中接收了过来，在“国有”的幌子下，支给了资本家远超过其原股额的所谓“补偿”，并且保证不论企业赢亏，仍给原业主以相当于以至数倍于他们所曾得过的利润。
“国家”为此付出了数十亿取自劳动人民的金钱。
而所有这些企业，都依旧操在原董事会或是伦敦“城”所委派的代表的手里。
它们对于劳动人民所发生的唯一有实际意义的变化，是实际上剥夺了工人们进行谈判和罢工的权利。
因为，据说，现在这些企业已是“国家”的企业，工人们不能损害“国家利益”。
但迄今为止，即便是这种所谓“国有化”也还没有触及英国的枢纽工业–钢铁业以及一些大独占资本如化学和保险业，尤其是军火工业，因为这些企业现在还保有很高的利润，资本家不需要工党政府来代劳。
工党的“国有化”就是这样一种巧妙的办法，它把资本家企业的亏蚀转嫁在劳动人民头上，保证资本家每年得到高额的利润，同时又免除他们与工人谈判的麻烦。
从这里可以看到工党“国有化”的玄奥，也可以恍悟工党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真谛。
如果说工党政府的确实行了一些社会保险和国民保健之类的东西，那末人们不难设想，从每年取自劳动人民的数十亿镑收入中，拨出很少的一点点，施一些小惠，而以此大大标榜其所谓“福利国家”，在劳动群众中间散布对工党的幻觉，这对于工党的右翼首脑们，确是不化本钱的生意经。
英镑贬值和“节约计划”
工党政府为了进一步便利美元侵入和推进军备竞赛，于去年下半年又作出了严重地背叛英国劳动人民利益的两项决定：
09月18日宣布将英镑贬值，压低对美元的比值百分之三十；
10月24日宣布所谓“节约”计划，大大削减生产性投资、房屋建筑及社会福利等费用。
英镑贬值是工党顺从美元压力的直接结果。
这个受到广泛谴责的决定是有利于向海外扩张的美国资本的，它更提高了美元对英镑区及与英镑相联的各地区的权威。
贬值后美国用同样的美元可以收到比贬值前大得多的利益，而英国则必须以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出口量始能换回贬值前同样数额的美元。
这个决定同时自然也有利于英国的大资本，他们可以借此提高物价，从中取利；
尤其是对于出口商，贬值后他们所赚到的每一美元，可以多换取两个半先令。
连宣布这一贬值的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克里浦斯自己也承认，这特别是加给工人的一个负担。
但他隐藏了这一决定的最本质的意义，就是：
这乃是对英国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大进攻。
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的每周批发物价指数已经十分确定地表明了这个必然的趋势。
自09月21日到11月22日两个月中，指数共涨了十三点。
事实上，面包的价格在克里浦斯宣布贬值的同时就宣布涨价三分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根据政府的冻结工资政策，工人的工资却是不准增加的。
至于所谓“节约”计划，乃是工党政府不顾人民死活，集中更大的力量从事侵略的军事准备的有力说明。
艾德礼要求将非军事开支减少二亿五千万镑，其中一亿四千万镑是生产建设方面的费用，另外的一亿多镑则规定要从裁员、减薪及削减教育、卫生、农业等费用来补足。
按照这个“节约”计划，英国战后迫切需要的房屋建筑，明年将较目前已经不到建造力之一半的数目，再减少二万五千所。
许多学校及企业的建设及扩充计划将被取消，港口的修复工作将告延搁，一万公务员与成万工人将失去工作，食物津贴将大大削减。
而所有这一切“节约”，为的只是把迄今支出已达九亿镑的一九四九–五〇年度庞大军事费用（其中三分之一用于海外军事活动），在下年度再提高到十二亿镑。
即相当于1948年全部国民收入的八分之一。
劳动人民生活的恶化
人们可以想见，在工党这种一心一意为大资本服务的政策下，劳动人民的景况是决不会得到真正改善的。
事实证明，在战时已经大为恶化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在工党的冒牌“社会主义”之下是更加恶化了。
据官方的数字，零售物价自1947年06月到1949年09月上涨了百分之十二，其中占人民生活最重要部分的衣食两项各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及十七，而同时期的工资率却只上升了百分之九（英劳工部杂志1949年10月号）。
若与战前1938年比较，则到1949年第1季，批发物价指数涨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八，而工资却只上升百分之九十二。
这还是官方的数字，实际情况自然要比官方数字所承认的还要坏。
与此同时，公司的利润却获得巨大增涨。
据克里浦斯于去年04月公布的白皮书透露，从1938年到1949年第1季，整整涨了三倍有余。
1948年资本家与地主的利息、利润和租金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在纳税之后，尚净余二十九亿二千二百万镑，数目等于全体工人全年工资收入的五分之四。
对于这种收获，工党的政策在其中起了很照顾资本家的作用，例如自1946年到1948年，对利润的抽税，减少了八千万镑，对工资收入者的所得税及保险费的征收却增加了五千五百万镑，主要由劳动人民负担的间接税增加了五亿零二百万镑。
劳动人民为自身的困苦而进行的罢工斗争的频繁，反映了他们生活恶化的深度。
不顾职工大会右翼领导方面的反对，英国工人在去年头九个月里发动的罢工事件达一千一百二十七起之多，卷入工人三十九万二千余人，较1948年同时期多两万余人（劳工部杂志1949年10月号）。
英国人民的道路
工党依靠美元、准备战争、谋求大资本利益和压低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反动政策，已经给英国带来了日益深重的危机，而且无疑地将招致巨大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战后市场的特点（国际国内在战时积累下来的对于消费品及生产设备的巨大需求）及其他有利的条件（德、日的暂时退出世界市场竞争，英国生产力未受到重大破坏等），英国在战后几年的生产，曾有相当的提高，因而失业人数也比其他西欧国家的比例为小。
但这种资本主义暂时的战后“景气”现象，随着国际市场的趋于缩小和国内人民购买力的不断下降，正渐渐成为过去。
去年夏天，伦敦证券曾剧烈下跌；
06月以后，若干生产部门已浮现某些停滞的迹象。
失业的人数已有四五十万，而且更多的工人将被解雇。
可以相信，再过一个时候，工党反动政策的全部恶果就将显露，重大的经济衰跌和大规模的失业就将不可避免。
这正是工党匆匆决定在任期届满以前五个月就举行大选的缘故。
它想在人民还来不及看到政府的庞大军事预算和感受到工党政策的全部恶果之前，取得继续在唐宁街十号为大资本服务的机会。
现在，工党右翼领袖们的这个政治阴谋，又一次达到了目的。
工党将进一步把英国和英国人民推入危机的深渊。
艾德礼已经表示：
他的党将继续执行本届政府的政策。
但英国劳动人民必然会得出结论：
为大资本服务的工党和大资本的保守党本质上是“一丘之貉”，只有英国共产党三十年来始终不移、顽强地为英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只有顺着英国共产党所指引的、已经为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全部历史所证明了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独立、和平、幸福的乐土。
而这条道路的头站就是：
制止战争准备！
结束依附美国！
【新华社】

杜德评贝文外交政策
【新华社讯】
塔斯社伦敦17日电：
杜德在题为“贝文先生的纪录”的小册子内，总结了贝文外交活动的后果，证明贝文的外交政策，就是保守党的外交政策，这政策是邱吉尔和保守党所授意和嘉许的。
小册子证明：
这一保守党的外交政策出卖和平，使得新世界战争的危险趋近；
使得英国归到全世界反动派的行列里，一同反对社会主义和各族人民；
得使英国成为美国金融家和军阀的奴隶；
使得人民担负毁灭性的重担，而且是英国的危机和经济困难的主要的直接原因。
杜德回溯工党分子在1945年大选时所作的诺言：
坚决终止保守党的旨在准备战争的外交政策，奉行与苏联友好和合作的政策。
杜德指出：
工党的这些诺言，已成了纯粹的空话。
杜德继指出，贝文之被任为外相，是得到保守党和邱吉尔本人的同意和嘉许的。
而贝文则以他后来担任这一职务中的活动，回报了保守党的希望。
杜德在他的小册子里援引保守党领袖邱吉尔、艾登和赫拉德·麦科林的演说，他们曾屡次在议会中和报纸上宣称他们完全嘉许贝文的外交政策路线。
作者揭露贝文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是保守党政策–无情剥削殖民地人民、镇压殖民地人民争民族独立和民主的运动–的拥护者和继承者。
杜德写道：
在希腊，贝文用英国的军队、武器和金钱维持腐朽的保皇法西斯独裁；
这些独裁者以前曾支持过希特勒，并曾处死了成千的优秀希腊民主战士，把另外成千的优秀希腊民主战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
杜德指出，贝文的外交政策，旨在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这政策是和所有各族人民的和平努力直接违反的。
贝文所签署的北大西洋战争公约，大大地破坏了联合国宪章。
北大西洋战争公约规定各签字国无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许可，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贝文已开始和美国军国主义者一起，破坏和平的基石，打开通到新的世界大战的大门。
在北大西洋战争公约下，战争的决定权被放到了完全在美国控制下的理事会的手里。
只要美国军事当局示意，英国就可以卷入战争。
美国军国主义分子以及英美战争集团的侵略战争目的，是公开宣明的。
这目的就是邱吉尔的富尔敦演说里所说的目的。
他们的整个战略目的都在于准备针对社会主义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自由的世界大战。
在距离美国海岸数千英里的每一个大陆上，数以百计的美国战争基地已建立了起来。
苏联的每一个和平建议，从禁止原子弹到裁军，都遭到联合国美英代表的反对和阻梗。
美国战略家们为英国策划的战争计划，也毫不隐秘地宣告了。
英国已被决定了要用来做对社会主义欧洲作战的美国原子弹基地–“不可炸沉的航空母舰”，或者如政府部长们所称：
第3次世界大战的“马尔他岛”。
这就是贝文的政策，为英国人民准备的命运。
杜德更进一步讨论了英国由于贝文谄媚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而陷入的处境。
他写道：
“邱吉尔和贝文的英美集团政策，正在将英国出卖给美国金融家和战争贩子。
美国资本家对英国是愈来愈扼得紧了。
英国已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被置于美国的支配之下。
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控制者，已来到英国。
在每一件事上，政府都要和他们“商量”。
美国控制者则将英国政策的每一方面报告华盛顿。
英镑贬值系美国强迫英国执行的。
贬值的意思就是说，英国向美国输出更多的货物，但只能收入较以前更少的美元，同时英国对一切自美国输入的货物，却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
美国指示所加诸英国的贸易禁令，使它不能扩展与东欧的贸易，这样，英国就人为地被美元赤字和美元依赖所窒息。
英国工党政府自始至终地听命于美国资本家，执行其经济政策。
继美国经济支配之后而来的，是美国的军事占领。
英国的军备和军事训练，正在仿照美国的制度予以标准化。”
该小册子最后向选民发出号召称：
“贝文必须下台。
邱吉尔–贝文的灾难和战争政策必须终止。
我们必需为唯一可以代替它的纲领而奋斗，这纲领就是，争取和平，争取英国民族独立，争取人民的生活水准和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
努力制止战争！
弃绝大西洋战争公约。
裁减军备并禁止原子弹！”

世界千万人民欢迎中苏条约再次表明斯大林外交的明智
真理报发表马耶夫斯基评论
【新华社北京27日电】
塔斯社莫斯科讯：
马耶夫斯基于26日在真理报上检讨世界大事时，评论世界舆论对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条约和协定的反应。
马耶夫斯基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城市和乡村中，举行了盛会与示威游行，庆祝条约的签订。
中国劳动人民一致赞同条约和协定，并对苏联人民和伟大的斯大林的兄弟般的援助和永恒的友谊，表示深切的感激。
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民，都热烈地欢迎这个条约，认为它再次表明了苏联的斯大林外交政策的明智。
他们在这个条约中看到两国人民间不可分离的友谊与同盟的新时代的开始。
所有国家的爱好自由的人民，都称赞中苏条约是对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与安全事业的伟大贡献，并且是增加了和平、民主及社会主义阵营实力的重要因素。
民主报界指出：
中苏条约的每一条与每一句，都表示关怀和平及普遍安全的巩固，并坚持努力阻止日本及在侵略行为上直接或间接与日本勾结的其他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它们自己规定了争取与第2次世界大战中诸同盟国家早日缔结对日和约的任务。
02月14日签订的各项文件，对战争制造者们的犯罪阴谋以及破产了的华盛顿政客们和他们的马歇尔化的奴仆们的荒谬宣传，给予一个粉碎性的打击，并揭露了艾奇逊关于硬说苏联正分离中国北部地区并予以兼并的狂呓声明。
无怪乎艾奇逊在中苏条约签订后所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敢重复他的杜撰了。
他的演说显然有惊慌失措的语调，他硬说拖延缔结对日和约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这显得很滑稽。
这种对苏联的诽谤，证明了一项事实，即中苏条约中关于双方表示希望争取最快地解决日本问题的条款，是艾奇逊极为不喜欢的。
反动的报界极力缩小中苏条约与协定的重要性。
但它们在这方面也失败了。
许多资产阶级报纸不得不承认：
例如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说，中苏条约的签订，或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
又如华盛顿邮报说，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
中苏条约的签订，是一项具有世界重要性的事件。
这个条约的存在，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爱好自由的人民为争取和平与安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们的侵略企图所进行的胜利的斗争。

中央、北京人民电台今日广播要目
【本报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28日）十七点三十分职工时间：
（一）中国纺织工会筹备委员会关于贯彻中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决议和建立工作报告制度的通知，（二）短评：
重视矿山安全问题。
十八点三十分自然科学讲座：
电学常识第18讲“电动机”十八点第1次文艺节目：
西河大鼓“王银生带路取北峰”。
二十一点第2次文艺节目：
播送军歌和军乐。
十八点四十五分新歌曲：
“十二把镰刀”等。
【又讯】
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十二点三十分职工节目：
政治课：
彭庆昭讲工人政治课本第4课“资本家的剥削和欺骗”，十三点对时、妇女节目：
市民主妇联宣传部长梁柯平讲“以贯彻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来迎接今年的三八妇女节”。
十六点三十分儿童节目：
（一）时事讲话，（二）歌咏。
十七点播送新歌曲。
十七点四十五分市政之声：
北京邮管局社会服务股讲“怎样汇款和兑取汇款”。
十八点四十五分听众服务：
（一）回答“矿石收音机主要收音的部分在那里”等问题。
（二）沈阳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征求开国纪念塔图样的启事。
（三）东北人民政府商业部延期招聘教授、技术人员和招考学员的启事。
（四）苏联影片展览“乌克兰”和“列车东去”两部影片介绍。

京中小学美劳寒假学习会举行休业式
【本报讯】
北京市中小学美劳寒假业务学习会25日举行休业式。
该会副总干事赵冠州报告中指出，由于各教师对业务学习的重视和各教授的热心辅导，在理论和技术上都提高了一步。
他并勉励大家回到工作岗位后，在此一基础上更好的研究改进教学中的各种问题。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明起调整节目
【本市讯】
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根据听众要求，从03月01日起，改变一部分节目的内容和次序。
早晨节目不变。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到十三点“职工节目”改称“工人节目”，星期一工会工作、工人服务，星期二说说唱唱，星期三文化娱乐、通讯，星期四工人讲座，星期五文化娱乐、通讯，星期六教唱歌，星期日工人动态、工人歌曲。
十三点到十三点三十分对时、青年节目。
青年节目延展十五分，原十三点十五分到十三点三十分的粤曲取销。
青年节目：
星期一时事漫谈，星期二通讯、文化娱乐，星期三文化娱乐，星期四青年讲座，星期五通讯、文化娱乐，星期六教唱歌。
每星期一至五青年节目中头五分钟（十三点到十三点零五分）增加学校新闻。
十三点三十分到十四点十五分的节目不变。
晚间节目改动较多，节目时间排列如下：
十六点到十六点三十分开始曲、报告晚间节目、西乐，十六点三十分到十六点四十五分市政之声，十六点四十五分到十七点京剧，十七点到十七点十五分对时、儿童节目，十七点十五分到十七点三十分新歌曲，十七点三十分到十七点四十五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青、妇轮回节目，十七点四十五分到十八点第2次本市新闻，十八点到十八点四十五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1次文艺节目和自然科学讲座，十八点四十五分到十九点星期一、三、四、五、日是听众服务，星期二、六是妇女节目。
十九点以后的节目不变。

张友渔副市长在北京市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
关于1950年度北京市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的报告
各位代表：
这一次代表会议所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北京市人民政府1950年度的工作计划和1950年度北京市财政收支概算。
关于前者，聂市长已做了详尽报告。
我现在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大会对已经印发的1950年度北京市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简要地做一个说明。
第1、这个概算草案是根据1949年度的财政收支状况和经验以及1950年度市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全年工作计划，经过反复研讨，一再修改，比较精确地计算后编成的。
因此，它是有根据的，接近实际的，比较可靠的，实行起来有相当保证的。
但概算究竟是概算而不等于决算，在实行中，当然还会根据具体情况，有些变动。
第2、这个概算草案的基本精神是：
一方面，争取基本上，保证1950年度工作计划的完成；
他方面，争取基本上，做到财政上自给，以北京市收入，供北京市开支，不向中央上解，也不再要求中央补助。
应该说明：
1950年度工作计划，像聂市长所报告，是以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同时，适当发展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教卫生事业，以及有重点地进行市民所迫切要求的市政建设。
进行这些工作是必要的。
同时，在拟订计划时，又曾经比较精确地，估计了1950年度的财政力量和一切客观条件，并不是依照主观愿望，闭门造车。
进行这些工作也是可能的。
正因为1950年度工作计划是根据必要和可能而拟订的，这个概算草案就必须保证它的完成。
应该说明：
所谓财政上自给，不是说只依靠财政制度上属于北京市的收入便可自给，而是说，所有北京市的全部收入，包括财政制度上属于中央的收入，都供北京市开支，则可能自给。
例如农业税，工商业税，货物税等原应部分上解，现在，都留给北京市了，又如酒专卖利润原属中央收入，现在，也划归北京市了。
另一方面，疏浚三海的工程费，完全由中央担负，而发展农业生产，开发水利，进行农垦植林的费用，也得到中央很大的帮助，这就使得北京市减少了一大笔开支，也就等于中央给了北京市一大笔补助。
由于我们编制这个概算草案，是采取了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兼顾，特别着重量入为出的方针，估计到一切必要的支出和可能的收入，争取这样的财政上自给是可能的。
北京市的财政向来都是入不敷出。
这样的财政上自给，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是做不到的。
但我们现在却可能做到了。
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加重了市民的捐税负担呢？
决不是。
我们不仅废除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的许多苛捐杂税，而且在正税方面，一般地说，也是税目减少，税率减轻了。
市民的捐税负担怎么会加重呢？
试就可以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的，1948年度北京市十三种行业十九家商号缴纳税捐的统计来看，其中，苛杂竟占总额百分之二十九弱到百分之八十六弱，平均为百分之五十九弱！
现在，这些苛捐杂税取消了，也就是把过去的负担减轻了一半以上。
我们所以能够做到财政上自给，是由于：
一、公营企业和私营工商业同样纳营业税。
二、市公营企业交纳赢利。
三、剔除中饱，防止漏税，一切税捐，涓滴归公。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市民负担重而政府收入少，老实人纳税而狡黠者漏税，一般市民不胜苛捐杂税之扰，而稍有势力者便不纳税，少纳税，或拖到货币大大贬值后才纳税。
现在，这些现象没有了，因而税收也就增加了。
第3、这个概算草案的收入总额中，税收占总收入的八八·○三％，计工商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占二一·二四％，即五分之一强，是根据1949年度前半年征收数额编列，没有增加；
公营企业（包括中央企业和市公营企业）营业税占一○·一一％，是根据中央分配任务编列；
农业税占七·四二％，也是根据中央分配任务编列；
其他税收占四九·二六％，大部分都是根据1949年度冬季每月收入估计编列。
此外，市公营企业赢利占五·○六％，是根据工业局估计编列；
酒专卖利润占四·七二％，是根据中央分配任务编列；
二者合计为九·七八％。
这两项收入和公营企业营业税合起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一九·八九％。
上年结转占一·○一％。
其他收入，占一·一八％。
其中，证照规费收入占○·六七％；
市立中等学校杂费占○·一七％；
行政司法收入占○·三四％。
这个概算草案中的支出总额中，行政费包括公安机关和公安总队经费，司法经费，消防经费（购置重要消防器材，由中央另拨专款），人民团体补助费，民主建政费等在内，占二七·二七％。
如除去实际是地方武装费性质的公安总队经费所占五·七五％，则为二一·五二％。
各种事业费包括生产投资或贷款，市政建设，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事业等经费共占六○·四五％。
其中，生产投资或贷款所占比例最大，为二一·八一％，包括公营企业一五·二六％，公用事业五·五二％，农垦事业一·○三％。
本市生产在过去一年中，虽已有相当恢复，但还需要大力发展。
因此，除领导和扶助私营企业外，同时，应该努力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
本市公营企业基础薄弱，规模很小。
在这个概算中，列入一笔生产投资或贷款是完全必要的。
但公用事业，也可以说是属于市政建设的范围。
纯粹作为公营企业的投资或贷款的数目，比较公营企业营业税，市公营企业赢利和酒专卖利润三项收入少五分之一弱。
其次，为市政建设费仅次于生产投资或贷款，占一九·二一％。
它的用途分配是：
建设局占六·八三％。
主要用在保养和新修道路，保养和改善桥梁涵洞等。
本市已铺装的道路仅占全市路面（不包括小胡同）百分之二十三，且多已破坏，其余都是土路，故必须选择联系产业中心，便利公共交通，适应多数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大小道路修筑一些，即除了新修或补修若干交通要道外，把重点放在修筑人口密度最高、道路最坏的劳动人民密集地区的道路。
用钱不多，而修路不少，给予人民的利益也较大。
卫生工程局占一二·二一％。
主要用在整修下水道，填平臭水坑，解决劳动人民聚居地区排水问题，疏浚河湖，开发水源，修建秽水池，渗水井和公共厕所，以减少蚊蝇繁殖，增进市民健康。
下水道工程需款最多，但这还仅是全部工程中，最迫切需要的一部分。
因为本市城区街道有下水道的仅占街道总长三分之一。
许多街道特别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是没有下水道的。
而在现有的下水道中间，也大都淤塞损坏。
平时，污水积存，蚊蝇孳生，影响环境卫生，雨后，雨水无从宣泄，妨碍街道交通。
故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择要掏挖，整理和修建。
公园投资占○·一七％。
这是因为本市公园如颐和园、西郊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都具有经营生产以谋自给，既节省政府开支，又减轻游人负担的条件，故应投资，以便周转。
在事业费中占第3位的是文化教育经费，包括普通中等教育，职业和师范教育，社会教育，劳动人民的业余补习教育，干部训练，文化艺术，新闻广播工作等经费，共占支出总额的九·九四％。
如再加上以地方款开支的城区小学经费和郊区小学经费，则为数也就不算少了（全部教育经费在市款和地方款总概算中所占比例，后面将要谈到）。
公共卫生经费占事业费的第4位，为支出总额的五·八四％。
主要用在增设诊疗所，妇婴保健所，加强防疫工作，酌增现有医院的设备和床位，并委托市立医院以外的公私医院对穷苦劳动人民实行免费或减费诊疗，由政府补助医药费。
本市医疗卫生机关为数甚少，且多集中于所谓“富贵区域”，故必须在劳动人民聚居的外城各区，增设诊疗所等，而在其他各区，则实行减免费诊疗。
第五为社会事业费，占支出总额的三·○○％，包括优抚，疏散人口，托儿所，妓女和乞丐改造，生产教养院以及失业员工救济等经费。
此外，事业费中还有郊区疏浚沟渠占支出总额的○·六五％。
其余农业生产贷款，由中央农业部和人民银行合作部负责，没有列入这个概算草案。
在1949年度上半年支出总额中，事业费只占二五·九二％，下半年预算也只增加到四○·一八％，而现在这个概算草案则列入六○·四五％，我想各位代表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进步，而表示赞同。
财务费占五·一六％，包括税收机关经费，票照印制费和财务折差。
1949年度，由于物价波动，管理不善，财务折差达支出总额的一○％，这个概算草案则减为三·二四％，城郊区小学经费和城区清洁卫生费补助费占二·二五％。
这些经费原是地方款开支。
但事实上，入不敷出。
1950年度，除用工商业税，房地产税和农业税等三项税的附加解决大部分外，还有亏空。
因为郊区农民负担已经不轻，不应再加，城区工商业税和房地产税附加也不宜再增，故拟由市财政拨补，预备费占四·八七％。
在1949年度的实际开支中，预备费占一六％。
这个概算草案把它的比例大大减小了，而这些预备费的用途，大部分或至少一部分将属于临时事业费。
也就是说，大部分或一部分预备费实际上是事业费，因而事业费所占的百分比，还要比六○·四五％为多。
以上收支相抵，不足之数占支出总额的三·八一％。
这是所谓赤字。
我们拟采取以工代赈，义务劳动等办法，减少市政建设费中一部分工资开支，同时，争取增加市营企业赢利和各项税收的收入，以弥补这个赤字，不再向中央请求补助。
第4、这个概算草案没有包括地方款收支在内。
地方款收入包括工商业税，房地产税和农业税等三种税的附加，粪便处理收益和小学杂费。
地方款支出总额包括城郊小学教育经费，城区清洁卫生费，村公所开支。
如把地方款收支也加入这个概算草案内，则支出中的百分比也就有了改变，如果把包含临时事业费和其他临时开支在内的预备费除外，则行政费只占二七·○四％，事业费增加到六七·九二％，而在事业费中，文化教育费和公共卫生费所占的百分比显著增大，前者由九·九四％，增大到一五·四○％，后者由五·八四％，增大到八·八九％，二者合计为二四·二九％。
第5、这个概算草案一经大会通过，中央批准，必须坚决执行，彻底实现。
因为它在收入方面，是把可能的收入都估计进去，而在支出方面，则只限于必要的支出。
如果收入有所减少或支出有所增加，则不仅概算本身被破坏，财政上发生困难，而且1950年度的工作计划也将大受影响。
因此，我们要求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一方面，厉行节约，杜绝浪费，不使任何一项开支超过概算，不作任何非万分必要的临时费开支；
另方面，保证完成税收任务，防止偷漏损耗，改善财政管理，减少财务折差，整理公营企业，增加赢利收入，不让任何一项收入落了空，打了折扣。
也要求全北京市市民帮助和监督我们执行这个概算草案，一方面，帮助我们完成税收任务，另方面，监督我们对于税收的用途，务使“取之于民”的，一定“用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的，也势须“取之于民”。
附：
1948年北平市十三种行业十九家商号的正税与杂捐比较业别商号名称捐税总额 正税杂捐杂捐占总额百分比正税钱业厚生钱庄一六，二九六斤 七，四三二斤呢绒西服同成六，○○一斤 五二·一斤呢绒西服兴华三四八八·五斤 一三六九斤细毛皮货义丰皮货局五六二八·二斤 一三七八·九斤细毛皮货弘兴皮货局八二二九一斤 二四八五·一斤细毛皮货德源兴皮货局四二九七·六斤一七七○·一斤磁器恒盛毓磁店二七○一斤 七七六·三斤布业东升祥布店八五六八·三七斤一九二四·六斤纸张文具聚兴号六一一一·八二斤一四六○·七斤百货渤海怡和一○二一一·五六斤二二六一·九九斤百货亿兆一四九七八·七八斤四○五○·七六斤百货大华四五九四·三五斤二三三四·二七斤油酒酱醋天源二七三三·五斤一○三○·五斤估衣振益二三六一·七斤一一○四·八○斤干果海味通三益五二三四斤 一七九五·一斤靴鞋大昌源一五七六·九斤八七七·二斤帽业马聚源三三九七·二斤二○一五·七斤绸缎瑞祥三○四四二斤 一九二九六·七斤绸缎瑞鸿记一○六四七·二斤七五七一·九斤业别商号名称杂捐杂捐占总额百分比钱业厚生钱庄八八六四斤五四·四呢绒西服同成五一四八·九斤八五·九呢绒西服兴华二一一九·九斤六○·九细毛皮货义丰皮货局四二四九·三斤七五·五细毛皮货弘兴皮货局五七四四斤六九·八细毛皮货德源兴皮货局二五二七·五斤五八·九磁器恒盛毓磁店一九二四·七斤七一·八布业东升祥布店六六四三·七八斤七七·五七纸张文具聚兴号四六五一·一二斤七六·一百货渤海怡和七九四九·五七斤七七·八三百货亿兆一○九二七斤七二·九五百货大华二二六○·○八斤四九·二油酒酱醋天源一七○三斤六二·二五估衣振益一二五六·九斤五三·二二干果海味通三益三四三八·九斤六五·九二靴鞋大昌源六九九·六斤四四·六帽业马聚源一三八一·五斤四○·四绸缎瑞祥一一一四五·三斤三六·六绸缎瑞鸿记三○二五·三斤二八·九八
各行业商户正税与杂捐之平均百分比五八·八六
【北京讯】

把人类的历史导入新的时代
各国共产党威望大增
全世界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争取和平
真理报发表格里哥尔扬论文
【新华社北京26日电】
塔斯社莫斯科讯：
真理报于24日发表格里哥尔扬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发展的论文。
作者写道：
如所周知，在战争的年代里，右翼社会党人卑怯地将其人民及国家出卖给希特勒侵略者。
只有共产党证明是人民的民族利益之真正保卫者和抵抗希特勒占领的忠贞的组织者。
因此，他们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在人民中的威望，这种信任和威望表现在各兄弟共产党的影响的增长及其无可计算的力量。
对于右翼社会党的背叛行为，世界进步劳动群众是愈来愈看得清清楚楚了。
右翼社会党的领袖们靠欺骗人民过日子，靠“革命”的好听词句来掩饰其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背叛。
当1948年01月15日美国国务院公开地断言“社会党人是在欧洲反对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支柱”时，美国帝国主义的右翼社会党走卒就得到了可羞的褒状了。
作者继称：
全世界的人民大众正越来越紧密地团结在领导着争取和平、反对美英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反动派的斗争的共产党周围。
在第2次世界大战前夜，法国共产党只有三十四万党员，而现在则已有六十六万九千党员；
意大利共产党在大战前夜只有五万八千党员，而现在已有两百三十万党员。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超过了四百万。
共产党与工人党的影响与威望在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中已大大地增加。
在大战前夕，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有八万党员，而现在则有二百三十万；
波兰统一工人党战前有二万党员，而现在则有一百三十六万；
罗马尼亚工人党战前有一千党员，而现在则有一百万；
在大战前夕，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有三万党员，而现在则有九十五万；
保加利亚共产党战前有八千党员，而现在则有四十六万。
作者特别强调称，苏维埃人民和全世界亿万劳动人民之所以热爱布尔什维克党，是因为它的伟大的革命活动，这种活动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毁灭，并把人类的历史导入新的时代。
作者最后说：
如果说，国际资产阶级现在暴怒若狂，察觉到共产党与工人党已在世界各国中发展成为巨大的力量，并用各种残酷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人的话，这是因为，历史已经注定了他们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命运。

文艺报十一期出版
【本报讯】
《文艺报》第1卷第11期已于本月25日出版。
为庆祝中苏两大兄弟国家巩固的团结与伟大的友谊，特辟《中苏兄弟同盟万岁》的特辑，由茅盾、周扬、老舍等十余人执笔。
本期并登载了周扬的《全国文联半年来工作概况及今年工作任务》，另一重要内容为对剧本《红旗歌》的批评，包括萧殷的《评“红旗歌”及其创作方法》，犁阳的《评“红旗歌”》，蔡天心的《“红旗歌”的主题思想》，对这一作品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关于秧歌舞的提高问题，发表了《文艺报》与全国舞协联合召开的座谈会的报导，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并提供了秧歌普及与提高中的一些问题。
在周巍峙的《发扬地方艺术形式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一文中，对民间艺术的提高也作了很好的论述。
本期《文艺短论》有陈涌的《略谈“新瓶装旧酒”》，力牧的《学习民间形式的一个偏向》。
《读稿随谈》有《“没有写作的前途”吗》等。
《文艺通讯》有《西宁的新文艺工作》等三篇，并增辟《国外文讯》一栏。

两个世界
——经济发展的两条路线
崔平译
苏联部长会议所属中央统计局关于1949年总结的报道（其原文见于本期“新时代”杂志的附录资料）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伟大力量的新的文件证据，也是这一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计量的、显著的优越性的文件证据。
事实的语言是最雄辩的语言。
中央统计局报道中的事实和数字说明了些什么呢？
首先，它们又一次地证明了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具有巨大的现实力量，这种国家计划里规定着非常高度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未听闻过的经济发展的速度。
例如1949年的情形在这一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
因为苏维埃政府在1949年实行了一系列的继续改进工业建设的措施，所以它有可能扩大原先确定下的一年生产计划。
而这一个扩大的1949年的计划，在整个工业中执行了百分之一○三。
这就意味着苏维埃国家从自己的工业中获得了超过计划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品–从五金、煤、石油、母机、汽车和其他各种机器到肉、牛油、白糖、茶叶，以及纺织品、皮鞋、照相机和许多其他广大消费物品。
其次，1949年的总结证明了苏维埃的计划经济是坚定不移地循着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法则发展着的；
我们的工业品和农业品，货物运输量和国民经济中基本建设的容量都是季复一季、年复一年地大量增加着。
战争以前是如此。
在战后五年计划的头几年是如此。
在1949年也是如此。
1949年苏联工业品的总量比1948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比战争以前的1940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
到1949年末工业品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规定在1950年完成的五年计划的水准；
1949年农业品的总产量超过了战前1940年的水准。
谷物收获是七十六亿普德（一普德等于三十六磅），超过了1940年的水准，而且差不多达到了规定在1950年完成的五年计划的规模。
集体农场里牲畜的匹数也有许多增加（牛增加百分之二七，猪–百分之七八等等），大大超过了战前1940年的水准；
1949年各种运输工具的货物运载量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八，大大地超过了1940年的水准；
国民经济中基本建设的容量在1949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在战后四年中（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建设了、恢复了并开工了五千二百个国营的工业企业，而那些小的国营的和合作社的企业还不计算在内。
单只这一点不多的数字已经很明确地显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成就及其向前发展的力量。
同时1949年的总结也指出了技术进步的规模，这是无例外地成为苏联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特点。
只要指出下面一点事实就足够了，那就是仅只在1949年一年之内，苏维埃工业自己制造并设置了三百个以上生产力最高的机器和机械的最新构造。
新的、先进的工作方法的采用和发展，在苏维埃国民经济中成为真正全民的事业；
只须从下面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那就是在1949年工业上采用了工人们、工程师们、技师们所创制的四十五万种以上的新发明和合理化的建议。
复次，1949年的总结又证明了在苏联不止在工业上和运输上而且在农业上，都有着坚实的和深远的技术上的进步；
在农业上的技术的武装，是随着社会主义工业的增长而猛烈地发展着。
在二十世纪开始的那几年，列宁就希望有那么一个时候，苏维埃政权能用十万架拖拉机来武装苏维埃国家的农业。
而现在，仅只在1949年一年之内，苏维埃国家就能够在农业上使用十五万架拖拉机，两万九千架联合耕种机，六万四千架载重汽车，一百六十万架以上的自动牵引机以及其他农业机器。
最后，1949年的总结，重新证明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里，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增长，国民收入的增加，都是意味着人民收入的增加，全体人民和每一个苏维埃家庭，每一个个别劳动者的幸福的增进。
人民大众的物质文化水准的继续提高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法则。
1949年的总结指出苏联国民收入的激增：
比1948年增加百分之十七，比战前的1940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六强。
人民的所得也跟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大为提高。
按照一个工作者的收入来计算，炼钢业的职工收入比1948年多百分之十二，农民的收入比1948年多百分之十四。
同1940年比较，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前者增加百分之二四，后者增加百分之三十。
全体苏联人民所感觉到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幸福是伟大的，多方面的。
它们不局限于职工工资的增长，和一般集体经济中与个体经济中农民收入的增加。
一切补助金和职工社会保险方面的支付，休假期间的报酬，社会安全方面所给予的年金，住休养所和疗养院的免费证，免费的医药帮助，以及其他各种支付和优待条件都是由国家负担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赫特点。
仅只在1949年一年中，苏联人民所得到的这些优待和付款总数超过一千一百亿卢布–差不多比1940年多三倍。
还有许多别的事实和数字也可以证明人民幸福的增进。
1949年卖给人民的粮食品比1948年多百分之十七，卖给人民的工业品比1948年多百分之二五。
全国国民经济中的职工人数增加了一百八十万人。
有七十二万三千名男女青年毕业于工业学校和铁路学校或结束了工厂学校的训练，而被分送到工业、建筑业或运输等部门去工作了。
指示1949年人民大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准不断增长的一系列的事实和数字，还可以大大地继续写下去。
这种增长表现于住房、学校、医院等建筑的大量增加，以及在城市和乡村中对于福利事业的规模上；
也表现于在普通学校和技术学校里的学生数量在一年之中差不多增加了二百万人，而高级学校的大学生则达一百十二万八千人的数字上；
也表现于研究院的巨大扩展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方面。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总结，它在1949年的成就和业绩，就是这样的。
独占资本主义的报章企图抹煞这些辉煌的总结，这是聪明的吗？
把苏联国民经济的资料同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或英国）经济状况的资料做一个简单的对比，那末在这一个对比的本身上就给资本主义体系下了一个严酷的判决。
1949年的对比总结，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深刻结论做了新的、显著的证实，斯大林同志的结论是：
“破产的和脆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到了它的末日，而必须让位于另一个、更高级的、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唯一的经济制度，不害怕危机，能够克服资本主义所难于解决的困难的–那就是苏维埃的经济制度。”
实在说来，甚至于资本主义世界内最富饶的国家–美国，在今天还能跟苏联经济的成就作比较吗？
美国在一年之内（1948年10月–1949年10月）生产量减少了百分之二二；
甚至根据白宫方面官方经济评论的资料来说，1949年在工业上的投资减少了百分之十五，在汽车和水上交通的投资减少了百分之二七；
根据白宫经济观察家所承认的评定，工资和人民的收入，一季比一季降低。
特别是农民的总收入减少了二十八亿美元，而他们的纯收益降低得还要多；
人民的储蓄猛烈地减少了–在一年之中减少了三十一亿美元。
这样看来，差不多整个经济现象所表现的就是降低、萎缩、减少、衰退等等。
诚然，也有表现增长的地方。
但这些增长就是失业，国家负债，军备费用，独占资本家的超额利润。
甚至根据官方资料，在美国一年之中完全失业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六四。
美国的国家负债增加了五十四亿美元。
仅只是不加掩饰的军备竞赛和对外侵略政策的费用比1948年的纪录差不多增加了三十亿美元。
跟着垄断集团利润的增长而来的是大众的贫穷化，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是生产战争和灭绝人类的工具。
大公司的利润增加了百分之三五–五○。
在英国、法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凋蔽的图景并不下于此，而这些国家中大多数人民大众的贫穷还要更加严重。
下述两点就使人得到关于这些图景之灾难性的概念。
第1、西欧资本主义各国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没有超过1929年的工业生产水准；
而苏联在这二十年中，包括它的战争历史最艰苦的年月在内，工业生产量却增加了九倍。
第2、在苏联一去而不复返地根绝了失业。
关于1949年苏维埃经济发展总结的报导中，有一行很简单地报道：
“在1949年以及其前的数年中，全国已经没有失业了。”
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完全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却超过了四千万人。
四千万失业和半失业者！
这是四千万男女老幼贫穷饥饿的悲剧。
这就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今天，这一个世界正在新的残酷的经济危机中挣扎，它不是任何计划和资本主义医师的处方所能削弱和防止的。
它的明天还可以预见到更多的灾难。
因为资本主义是没有未来的。
在全世界上，未来，光明的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现在属于苏联和在列宁——斯大林旗帜之下兴起的欧亚人民民主国家。
最近一世纪历史的科学分析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也提示了经济发展上两条路线——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比分析。
（译自1950年第4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否承认它？
什么是“土地收益渐减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否承认它？
问：
什么是“土地收益渐减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否承认它？
答：
所谓“土地收益渐减律”是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的著名理论之一。
韦斯特，马尔萨斯等就已提出过这个理论，而李嘉图更用来作为他的地租论的基本根据之一。
照李嘉图说，对差地租是以这件事为条件：
即由更丰沃的土地，推移到更不丰沃的土地。
李嘉图曾举例说：
“在一个新殖民的国内，肥沃而丰沃的土地是有余的，如要维持现有的人口，耕作土地的一小部分，就已经足够，并且，人民所能支配的资本，也只能把其中一小部分耕作。
在这样的国内是不会有地租的”。
“但正因为它的品质不是到处一样的，并且因为人口增加时，品级较差或位置较劣的土地会被耕作，所以，对土地的利用，要支付地租。
如果因社会进步之故第2级的土地被耕作了，第1级土地就会立即生出一个地租来，地租额依存于这两级土地品质上的差额。”
以后，“第3级土地加入耕作了，第2级土地的地租就立即会被成立，并且像以前一样，这种地租要由它们的生产力的差额去决定。
同时第1级土地的地租也会提高。
第1级土地的地租，比较第2级土地的地租，一定会比例于各级土地用一定量资本和劳动所供给的生产物间的差额，而更高起来。
人口每次增加；
以至一国如要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量，而被迫把品质更差的土地列入生产时，各种更丰沃土地的地租就会提高起来”。
这种由较良地推移到较劣地，李嘉图认为是绝对的，因为它是以土地收益的渐灭为前提的，即以在连续投资的土地上的劳动生产力渐灭为条件。
投在丰沃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如果不是渐灭的话，较劣的土地就不会列入生产。
–李嘉图这样的观点，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文献中是被广泛地接受和采用着，虽然在形式上有各式各样的表现。
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承认这个“理论”呢？
我们可以从资本论第3卷第6篇关于对差地租的全部论述中看到，马克思是怎样把对差地租的考察和对它所属的社会的整个经济关系结合起来，在所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的地租的范围内就把它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认清地租的发生是由于土地是有限的（不能由资本自身来创造）和被占有的（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因而阻碍了利润率的平均化，使剩余利润固定起来，并以地租的形式为土地所有者所得。
这种剩余利润的产生，或者基于农业中的有机构成低于工业，这种剩余利润形成绝对地租；
或者基于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诸资本有不同的生产力，这种剩余利润就形成对差地租。
在分析对差地租时，马克思首先声明：
“我将简述我自己的分析的特性，那与李嘉图他们的分析，是不同的。”
（资本论第3卷第39章郭译本五四七页）马克思认为：
“对差地租就其性质而言，就无非是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诸资本有不等的生产力的结果。”
（同书五五六页）对差地租发生的条件，也只是“投资在土地上的诸资本有不等的生产力”，而不是土地收益的渐减。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把对差地租分作第1与第2两种形态来考察。
他指出对差地租的第一形态是由于以同量资本，用在相等面积之不同种土地上，可能产生出诸种不同的结果；
而对差地租的第二形态是由于同量资本连续投用于同一土地上，也会产生出诸种不同的结果。
在他分析对差地租第一形态时，他指出：
同一资本用在相等面积的土地上会生出的这诸种不同的结果，有两个与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是（一）土地的丰度（二）土地的位置。
这两个相异的原因，得向相反的方向而作用。
某种土地的位置尽管非常好，其丰度却极为贫弱，别一块土地的丰度极好，但地位甚差。
这种情形，说明了土地的开垦，可以由优良地进到劣等地，但也可以由劣等地逆进到优良地。
关于土地的丰度问题，他指出：
当土壤构成之人为的改善，或农业方法的改变，以及下层土壤加入耕作，而追加于耕地中，因下层土壤有差别，而在土地等级上引起变化时，会引起由劣等地进到优等地的倾向。
关于土地的位置，他举出美国的例子证明说：
在美国西部诸州中，密西根是最初输出谷物的一州，其土地大都贫弱。
但因其邻接纽约州，并可利用诸湖泊与爱里运河的水运，故比之天然具有较高丰度的诸州反而抢先了。
另外他还指出有这样的情形，一定地带的土地系统，大体说虽是属于丰度高的部类，但其中也有优良地劣等地杂然相间的场合。
在这种场合，某些劣等地，单因为与优等地接近的理由，已经就必需进行耕作。
假如一种劣等地，它的周围都是优良地，它和那些具有较大丰度但不接近既耕地或将耕地的土地比较，就获有位置上的利益。
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就实地耕作而论，虽然较大的土地丰度与这种丰度的较大的即时利用性相一致，但土地丰度的即时利用性，在本来贫弱的土地上，也可以比在天然丰饶土地上更大。
在开垦者资力不足的场合就是这样，他们不得不首先开垦那些本来贫弱的土地。
可见从优等地到劣等地，或从劣等地到优等地，是取决于各种复杂原因的，它决不如李嘉图等人所设想那样的简单和绝对化。
因此，马克思在考察对差地租第一形态时，就从关于耕作程序的三种情形来分析，这三种情形就是，由丰度较大的土地进到丰度较小的土地，由丰度较小的土地进到丰度较大的土地，以及以上两种过程的同时并行，彼此交错，或者时而上进，时而下落。
现在，我们再看看马克思对对差地租第二形态的分析。
在这里，马克思采取了与李嘉图完全相反的出发点。
照李嘉图看来，土地投资收益渐减乃是耕地扩展的基础和前提，而马克思证明了耕地的全部利用，乃是对差地租第二形态的“历史的前提”，即对土地连续投资的收益发生变化的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说：
“对差地租第二形态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对差地租第一形态，这就不但从历史上来看是如此，就是从它在任何一定时期内的运动来看，也是如此。
这就是说，对差地租第二形态的基础与出发点是这种事实：
即丰度及位置相异的诸种土地，会同时相并地被耕作，或者是，农业总资本会以相异诸部分，同时相并地投用在性质相异的诸种土地上。”
（同前书五七○页）
马克思对对差地租第二形态的分析也从三种情形出发：
第1种情形是追加资本以不变的生产力的比率投下，即土地收益比例于资本增加额而增加。
第2种情形是追加资本以渐减的生产力的比率投下，即土地收益渐减，第3种情形是追加资本以渐增的生产力的比率投下，即土地收益渐增。
这样，从以上的叙述，我们看到，马克思的对差地租的学说并不是建立在“土地收益渐减的规律”上的，他是从完全不同的另外的前提出发来进行了自己的分析。
问题还不仅这样。
马克思非但没有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一“理论”，并且还对李嘉图的土地收益渐减说作了明确的批评。
他在对对差第一形态进行分析之后，最后说道：
“就韦斯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来说，尚还有一种关于对差地租的根本错误流行着。
他们认为对差地租，必然要以不断向较劣等土地进行或农业生产力不断减退的事实为前提。
我们以上的说明，把这个错误推翻了。
我们已经知道，对差地租在向较优良土地进行的场合，也能发生，在较优地代替劣等地而处于最下位的场合，也是能够发生的。
这就是说，对差地租得与农业上的逐渐改进，结合在一起。
对差地租的条件，只是各级土地的不等。
在考察生产力发达的限度内，对差地租含有这样的意义，即总地积的绝对丰度的增进，也没有废止这种不等，那宁是增大它，或是任其照样不变，或是略略减少它。”
（前书五五六页）
更进一步，在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一部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一见解，也曾进行了许多的批评。
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第2卷第2篇是专门用来讨论地租的，而该篇的第3章便是评述李嘉图地租学说的。
该章的第5节的题目就是：
“耕作向更丰沃的土地进行时，地租的变动”。
马克思在这里探讨了耕作向丰沃土地进行时的地租总量，地租率，对差地租等的变动之后，得出结论说：
“李嘉图如下的见解是错误的，照李嘉图说，对差地租是以这件事为条件，即，由丰沃的矿山和土地，推移到更不丰沃的矿山和土地。
换言之，是以劳动生产力的渐减为条件。
其实，在过程恰好相反而劳动生产力渐增时，对差地租一样是可能的。
是向上还是向下，那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和对差地租的本质及存在，是一点关系没有的。
向上线和向下线在实际上是交错着，追加的需要会时而由向上线（进向更丰沃的土地，矿山，自然生产条件），时而由向下线（进向更不丰沃的土地，矿山，自然生产条件），得到满足。
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的前提常常是：
由自然生产条件中一个新的、特殊的种类–不管是更丰沃的，还是更不丰沃的–得到供应的供给，是等于追加的需要，从而，不会在供求比例上引起任何变化……”（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2篇，郭译本三八八-三八九页）。
马克思在同章内，来研究李嘉图对其通例情形的说明时，也提出李嘉图关于土地收益渐减“规律”的误谬，并指出他的这一论点与他所接触到的实际中间的不能符合一致，以致迫使李嘉图在许多地方修正自己的意见。
证明其“沿向下线由更丰沃的地域推移到更不丰沃的地域，这一假定，全然是无根据的”。
因为，“如果我们移向比第1个地区更丰沃的第2个地区，依照前提，这第2个地区会是位置更不便利的。……很可能土地的丰度虽然更大了，但是这种更大的丰度，尚不足赔补位置上的更大的不利”。
（前书四一八页）马克思批评李嘉图“由农业生产性的绝对减少来说明对差地租。
但对差地租并不以农业生产性的绝对减少为前提。”
因此，李嘉图的“根本前提自始就是误谬的”，他是犯了“历史的错误”，因为他“承认农业生产力的绝对减低，并把这种减低当作它的发展法则看。”
（前书三四八页）
这样，从以上的引证与说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土地收益渐减的“规律”，在历史上早就被打倒了，而且打倒这个“规律”的不是别人，正是写资本论的马克思自己。
在马克思把这一学说打倒若干年之后，二十世纪初，俄国也曾经有过一位过去“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布尔加科夫先生，把“土地收益渐减的规律”作为他的“土地发展理论”的基石，他认为这个规律“有普遍的意义”，认为它是“绝对不能否定的、完全明显的真理”，“只须明白地加以确认就够了”。
列宁曾严厉地批评了这个意见。
列宁指出：
“递加的（或陆续的）劳动和资本之投入”这个概念，是以生产方式的变化、技术的改革为前提。
要大大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数量，就必须发明新的机器，新的土地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饲养方法，以及新的生产品运输方法。
列宁说，在比较小的范围内，“递加的劳动和资本之投入”，在一定的不变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是可以发生的（并且是发生着的），在这场合，“土地收益渐减规律”，在某种程度内是适用的，就是说，在不变的技术状态给递加的劳动和资本之投入提出了比较很狭小的限度这个意义下是适用的。
“因此，我们所得到的不是普通的规律，而是极其相对的‘规律’，–它是如此地相对的，以致不能说是农业的什么‘规律’，甚至农业的什么根本特征。”
列宁并且还指出：
就是在“土地上递加的劳动与资本之投入的限度是极端狭小”的情形下，“每个这样的递加的投入的生产率之减少，决不是永远地并且也不是绝对地看得出来的。”
因此，“‘土地收益渐减的规律’决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场合；
它只对于技术仍然不变的场合有着非常相对的和有条件的适用性。
因此不论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谈这个‘规律’，只有类如布伦达诺这样的资产阶级科学代表们才把它大吹特吹，他们无论如何摆脱不了旧政治经济学的偏见，及其抽象的，永恒的，自然的规律。”
列宁说，“过去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布尔加科夫先生竟致‘不知道’：
马克思曾经率直地宣称，威斯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的假定–所谓对差地租是以土地愈来愈坏与土地收益减少为前提–是完全错误的、他竟‘不知道’：
马克思在对地租的广博的分析中，从始到终几十次地指出他认为递加投资的渐减的与渐高的生产率，是完全同样可能的场合。”
“凡是稍微‘注意’读过《资本论》第3卷的人，都不能不看出这个极其‘值得注意的’事实：
正是马克思使对差地租的理论摆脱了与著名的‘土地收益渐减律’的任何联系。”
（见列宁：
“土地问题理论”解放社出版七二–八六页）以上，是一九○〇年列宁所写的一些意见。
到1919年，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总括地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时，进一步又指出，李嘉图这一学说的本质，乃是“把资本主义的缺点、限制性和矛盾性推到自然界身上。”
而这，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提出：
“土地收益渐减”理论的根本目的。

当心地主转移土地的诡计
端木蕻良
在北京郊区土地改革工作中，可以看出地主们事前都有了准备，采取了巧妙刁滑的各种手段来逃避或者破坏土地改革。
有的欺骗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分别登记在农民的名下；
有的拉拢群众，使工作组在群众里难于了解真实情况，或派狗腿在小组会上监视群众发言；
有的甚至收买农会干部，监视工作组的活动，以及暗中操纵村政权。
济德堂自然村地主张广志巧妙的转移他的土地的阴谋，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张广志以前在北京开布店，1947年来住南苑京北路，经管济德堂地七顷–有一部分是自己的，他做二地主。
1949年06月，他知道了共产党土地政策，便变着方法卖出一顷地：
张玉岭四十亩，刘济增二十亩，傅海二十亩，董以珩二十亩。
这一顷地本来是1949年06月卖的，但是在契约上却写的是1948年。
同时，他怕暴露出自己的名字，就冒用吴道箴的老契。
假设吴道箴还活着，现在起码有二百多岁了。
这样，他已经是撒了两把迷眼的沙子，但这还不算出奇。
另外，他又变了两套戏法：
第1，不写地价，却叫买主写借条折合玉米，可是借条却又写的是1947年05月初05日。
第2，借条又不写他自己的名字，而写他妻舅朱方兰的名字。
同时，他又连同利息都预先复加在里面，把他的鬼剥皮的伎俩，都藏盖在里边。
张广志这种转移土地的方法，可以说是最机密，最周到，他用别人的老契，名字不是他的，这样，他可以避免在人民法律面前负名义上的责任。
定契约的时间又往上推了一年，表示他是在解放以前转移土地使用权的。
不写卖价，而写借条，又用他的妻舅来顶名，自己用保人名义来讨欠追债，避免转移土地破坏土改的罪名，可以看出他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布置下来的。
假如工作组要不精细的掌握情况，很难揭破他这种卑污的手法。
现在，我们再把四户被欺骗的农民里面的一个，刘济增的地契和借条照样的抄写在下面：
契约：
立卖约人吴道箴（按已死一百多年了），今乏用，将自业济德堂庄西下地东西地一段，计数二十亩。
今托中人霍文林（按为佃富农）说合言明每亩地价合玉米四斗，出卖与刘济增与刘济增名下为业，四至不明……借条（其中的一张）：
立借字人刘济增，今借到朱方兰（按为张广志妻舅）玉米八石，言明至10月15日还清，如有拖欠，由中保人负责，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中保人张广志霍文林
民国三十六年05月初05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地主的诡计是多样的。
我们把这个转移土地“连环套”的诡计揭露出来，以提高农民的警觉性，不再上这些地主们的当。

我的情感的转变
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一点体验
陈振洲
这个寒假恰巧碰上京郊实行土改，本校（清华）绝大部分的同学和我都参加了这个工作。
我这次参加土改的动机，也与大多数同学们一样：
要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但是，怎样锻炼？
怎样改造？
我是认识得很不明确的。
除了这个动机外，我更想借这个机会到乡下看看农民到底是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对土改的反应究竟是怎样。
我是想用“第三者”的立场，“客观”地去研究今天中国的农村经济。
这次我参加土改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在实际工作的体验中，我获得了许多书本中无法获得的知识。
其中最深刻的就是：
看问题或分析问题要从阶级出发，要有阶级立场。
我们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分析问题、处理问题。
这是在我们的政治课上，开宗明义就已讲过的。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些理论贯穿到实践中去，所以把理论变成了教条，把马列主义变成了空洞乏味的东西。
这次下乡的前夕，教我们马列主义课程的王亚南先生曾这样告诉过我们：
“你们在土改中一定可以学到活的马列主义。”
现在我体验到这句话的正确性。
因为我在过去一学期的政治课中，存在着许多想不通的问题，而这次在土改工作中却获得解决了。
从这点讲，我是学到了活的马列主义。
为了说明这一点，先让我讲一下我在参加土改工作前的思想情况。
我同其他的某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的想法一样，对这次的革命是完全赞同的。
我也深深地了解只有通过土改，几千余年来中国受压迫的农民才能彻底翻身，中国才有进步富强的可能。
可是另一方面，我看到自己的家庭在没落着，又不得不使自己陷入苦闷，时时闹情绪。
所以我只好用“理智不能克服情感”的借口，来说明我的苦闷与闹情绪是不得已的。
现在我了解这是什么原因。
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与勤劳大众的生活的疏远，另一方面是由于我的阶级出身对于我的思想的限制。
过去我所接触到的人，可说都是旧社会中的剥削者，所以我的情感自然有很多与他们相同。
就拿以前我对土改中的地主的看法来说罢，我明知只有把地主的土地收过来交给农民，农民才能免于剥削，可是同时我又对地主寄以同情。
这是因为我可以体会到土改后地主生活水准会怎样剧烈地降低，却不能体会到农民分得土地后情绪的愉快。
换句话说，过去我从来没有体验到劳动人民大众的情感，所以对于他们过去所受到压迫剥削的痛苦，以及今天他们翻身后欢腾的心情，我是体会不到的，因而使我也就不能真正站到劳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处理问题。
因此，马列主义对我便成为空洞的教条了。
经过了这次在土改的实践，我的情感却起了很大的变化。
我深深地体验到了农民在土改中那种不能用笔墨描写得出的喜悦心情，他们白天在野外劳作，晚上还要开片儿会（小组会）直到深夜一二点钟，可是他们从不感到疲倦，他们都这样说：
“那里会感到疲倦哟，我们比过年守夜（玩一通宵的意思）还不知要快乐多少呢！”
有一位中年以上的妇女，掮着分配到的农具，经过一家地主的门前时，气忿忿地说：
“过去我们那儿有钱买得起这些家伙！
向你们借，你们不借，现在可再用不着借你们的了！”
这简单的几句话，多么尖锐地表现了阶级仇恨！
到处我们都可听到这样的话：
“要不是毛主席来，我们那儿会有今天。”
并且他们把我们当作家人一样地看待。
一天，我去访问一家贫农，一位五十多岁的刘老太太看见我推门，赶忙出来迎接，请我上炕坐，并从锅内拿出一块年糕，非要我吃不可。
我以刚吃过饭的理由谢绝吃她的年糕。
但是她很不高兴地说：
“陈同志，咱们是一家人呀！
要是陈同志不是为了咱们翻身，那里会到这儿来。
来，尝尝吧！”
这样亲切的话，叫我再也无法谢绝了。
当我们同农民们告别时，他们敲锣打鼓地把我们送了很远，有的竟落泪了。
我体验到了农民分得土地后那种喜悦的情绪，他们又那样热诚地把我们当作一家人看待，这使我的情感不再是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了。
同时，现在我也认识到过去我只为了自己的家庭及个人的事情而苦闷、闹情绪，那是多么微小和不应该。
过去我认为我的不愉快是由于“理智克服不了情感”。
其实却是因为我没有体验到劳动人民大众的情感，而我的感情也就是非无产阶级的感情。
抽象地把理智与感情割裂开来，根本就是不科学的说法。
过去我体验不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永远愉快的”这句话的实感，现在，我是初步地感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