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日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夫妇自台北经马尼剌、香港飞抵重庆，特来谒蒋中正。时当我国家处境最困难之际，而彼夫妇自太平洋彼岸远道西来，期对我国家有所贡献，其友谊与热情，令人感慰难忘。蒋中正与之相见道故，并于当晚八时，设宴款待，蒋中正谓：「此诚患难中之知己」。又谓「此实为近年来最为欢欣之事也。」与诺兰参议员同机到渝者，尚有美军惠勒上校及陈纳德将军。惠勒上校代表麦克阿瑟元帅向蒋中正转致敬意，并对蒋中正为中国独立自由而奋斗之精神，表示钦佩。中央派赴香港之代表居正等返渝报告与李宗仁洽谈经过。谓李以美国政府不欢迎其入境，乃改变计划，愿以副总统私人名义出国，并极盼蒋中正早日复行视事云。我出席联合国大会首席代表蒋廷黻在第一委员会会议中发表声明，就我所提控苏案，列举苏联违反「中苏条约」及联合国宪章，危害中国及远东和平之事实与证据，促请联合国大会注意。

附节录　

声明：

「(一)九月二十二日，本人曾对大会全体会议演讲，吁请大会对目前中国及远东的情势，加以检讨。当时本人指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任何一部分没有发生过比近年来在中国境内所发生的更严重的事情。中国政府深信本届大会必定会对威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及威胁远东和平与安全之危险性，予以注意。

本人奉本国政府训令郑重申述，目前在中国及远东之危机，大部分系导源于苏联不断积极的与消极的违反有关中国及远东各种条约与协议，以及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与主要条款。

在日本投降以后的几年内，中国政府曾以最大的忍耐，劝导及期待苏联政府在涉及中苏关系方面，恪遵条约上的承诺及宪章上的义务。中苏两国政府间的交涉，迁延甚久，而且困难滋多。从本人即将向委员会提供的证据和补充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些交涉是如何的曲折及困难。中国政府直至完全相信继续进行双边交涉，已经不会发生效果；而事实证明，由于苏联不断违约之行为，中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已经遭受危险的时候，纔决定以本案提请联合国大会注意。

(二)、沙皇的俄国，历代均对中国怀着帝国主义的企图。共产党在俄国取得了完全的统治权之后，这种帝国主义的企图，仍旧继续，而其规模尤为广泛可惊。然而在沙皇帝国主义与共产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中，有一个基本的分别：沙皇的侵略政策可以说只是用老式的侵略方法来实施的：而苏联政府则除依法泡制之外，还有一套新式而锋利的侵略武器──就是在中国境内制造共产党并给予支持。自从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它对于完全听从莫斯科指挥一点，已自行提出确凿的证据。兹节引中国共产党首领毛泽东的一段正式声明如下：

『依照中国共产党党纲，凡是承认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纲、规章和政策的……都可以成为党员……中国共产党系在共产国际的扶助下产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成长，而中国革命也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演进。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中央委员会，除在陈独秀主义及李立三路线下的两个短时期外，都是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央委员会在陈独秀和李立三路线的时期内，并不服从共产国际。因之，一九三○年的革命遭遇到很大的失败和挫折。要保证中国革命成功，就要施行国际路线，并服从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组织手册第一章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早已公开对中国政府进行武装叛乱。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该党曾宣告成立一个『国』体，自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一个举动在时间上是很配合的，使得在本届大会尚未获得机会讨论这一个议程项目之前，苏联和它的卫星国便可对这个傀儡伪政权予以外交的承认。果然，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在它刚成立两天后，他们就予以承认了，同时并撤销他们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此一事实已充分证明苏联业已有计划地在扶植那个傀儡伪政权，以达到苏维埃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中国外交部长叶公超宣布中国政府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因为苏联承认伪政权，乃系『苏联长久不断违反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必然结果』，因之构成了『对远东和平与安全之威胁』。

(三)、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又规定，『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本宪章所担负之义务，以保证全体会员国由加入本组织而发生之权益』。

我国政府认为苏联在中国所采之措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以及首篇第一条，和上引第二条的规定。

现在本人愿提请诸位同仁注意，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两国所缔结的友好同盟条约，及该条约所附载而成为条约本身一部分的各项协议。

中苏条约系为实施一九四五年雅尔塔协议而订立。该雅尔塔协议的订立并未邀请中华民国参加。

为了保持对日作战时期同盟国间的团结，为了保持远东和平与安全，中国政府不惜任何牺牲寻求可能增进中苏间友谊与合作的基础。中国政府在美国政府敦促之下，遂进行议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这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很大的牺牲。此一重大之决策的出发点是认定，如果中国忍痛承允一个战时盟邦侵占她的领土主权，中国可以对于世界和平的理想和甫经议定宪章的联合国有所贡献。

中苏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在该条约及其所附协议内，苏联所承担之义务中，有下列各项：

(一)『依据上述条约（即中苏条约）之精神，并为实现其宗旨与目的起见，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换文(一)（甲）一）。

(二)『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即满洲）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换文(一)（甲）(二)。

（三）『……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换文(二)（乙）第四段）。

(四)『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换文(一)(甲)三）。

关于尊重另一国家之主权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以及保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条款，祗是国际间正常关系的通常原则。凡与此项条款相悖的任何行为，即使无特别条约规定，亦显然的违背了联合国宪章。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议实施的四年期间内，苏联政府毫未尊重条约规定。相反的，它曾采取了许多与各该规定相反相悖的措施。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曾与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军，检讨全盘局势，促请他注意苏联在中苏条约及所附各协议下所承担之义务，并指出苏联违反条约的个别案件。王部长并曾恳切希望苏联大使敦促他的政府，迅速采取步骤以改正其违约行为及错误，使得中苏两国间之友好关系，得以维持。［此］（比）一努力并未收到效果。

(四)、中国政府现有大批文件，可为本人所提的控诉的证明。本人现在将情节较重的案件，加以叙述：

第一个重要案件，就是关于恢复中国在东北主权的经过。

中国东北诸省，外国通常称为满洲，面积一百零六十三万又五十八方公里，人口三千八百三十八万六千五百人，是中国乃至于全亚洲最富庶地区之一。其腹地是一大平原，长约一千公里，阔约五百公里，土坏极为肥沃，气候适于种植谷类粮食。其产物包括麦，玉蜀黍，高粱稻米，特别是大豆，都是世界驰名的。该地可与北美洲之曼尼托巴──达可他区域比美，是全世界大榖仓之一。

东北重要的矿产为煤、铁、云母及镁、铝、石油，建筑及科学物资，金、及产量较少之银、铜、铅、锌、钨及次要金属。

现代工业的基础是煤铁的储藏。东北的煤铁储藏使其成为中国最重要地区之一。东北煤矿之总储存量据估计有九十亿吨，战时每年之出产量为三千万吨。战前每年出产生铁一百五十万吨，产钢五十至六十万吨，战时生产增加，生铁产量据估计达三百万吨之巨，产钢量当在半数左右。

中国的东北各省，北面及东北面与苏联接壤；东面为韩国及日本。因为东北的地理关系，此一地区常为国际冲突的场所。其中最著者为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之中日甲午战争，及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之日俄战争。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侵占东北，其所造成之冲突，目前一般人咸认为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开端。中国为了收复东北而抵抗日本在一九三七年七月的挑战，当为世界所周知的事实。为确认此一事实，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及　蒋主席，乃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在开罗会议，宣布其『宗旨』为东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

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时，承允于击败德国后九十天内参加对日战争。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即开始进入东北。当时日本正在乞和，且原子弹业已投掷广岛。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苏联参战后五日，日本即已投降。

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即占领东北全部区域，直至一九四六年五月为止。

在莫斯科议订中苏条约之会谈中，斯大林元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将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并谓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的时间。此项声明业经加载纪录，并经正式签署。

苏联军队在东北的行为，曾引起人民深切痛恨。其种种作为实为文明国家所不齿。为节省本委员会时间起见，本人特将苏军在东北的暴行另列为本文补充文件之一，现不多说。

中国政府为恢复其在东北之主权，必须运输军队进入该区。运送中国政府军队最显明而便当的港口即为大连。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中国外交部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中国即将派遣第十三军由华南经海道前往大连。此系中国政府恢复东北主权所采取之第一个步骤。

但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苏联知照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称：『大连港根据中苏条约系一商港，为运输货物之地，而非运输军队之地』。苏联大使并声明：『任何国籍之军队在大连登陆，均系破坏中苏条约，苏联政府坚决反对』。此一声明，事后并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由苏联大使馆以外交照会予以重述。

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这一个意外的立场，完全出乎中国政府理解之外，在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所附关于大连之协议内，苏联曾保证『尊重中国东三省全部之主权，视其为中国之一不可分离部分』。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莫洛托夫先生致王世杰部长的照会内，亦已明白声述：

『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基于此项根本原则，关于大连之协定始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该协定并宣布『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

中国政府实不能想象何以大连自由港的地位可以成为中国军队登陆的障碍，因为中国在大连之主权业经各国，包括苏联，所明白承认。实际上，条约已经明白规定，除对苏联所给予之权利外，中国政府对于大连保有一切其他权利。

随后，苏联政府又采用一种新的论据来反对中国军队登陆及驻扎大连。此新论据就是对日的战争状态仍旧存在。

在关于这个问题久悬不决的交涉中，即自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间，中国外交部长曾一再向苏联大使指出，中苏条约及所附协议并无阻止中国军队在大连旅顺登陆的规定，条约的要旨系在对付中苏共同的敌人，并非对付缔约的一方。日本敌国投降已逾一年，战争状态并不存在，即在任何情形之下，中国军队进入各该海港，亦不能认为苏联坚持尚在进行之战争有所妨碍。

进一步来讲，以往已有许多实例显示同盟国业经接收占领并驻兵于过去属于敌人的领土，而无需等待与轴心侵略国缔结和约。苏联本身即曾占领千岛羣岛，和库页岛的南半部；美国已得联合国的认可接收了太平洋诸岛屿；波兰已接收东德的一部分。所有此项行为，均未等待与日本或德国缔结和约而实施。大连和旅顺系中国的领土，假使同盟国能在正式和约缔结之前，接收属于敌国的领土，则何以反用荒谬的借口来阻止中国接收其原有的土地？天下宁有此理？

但事实是这样的：因为苏联的阻挠，中国政府始终未能经由大连派遣军队。关于大连之交涉既尚待进行，中国政府显不能坐待苏联政府改变态度，然后再来恢复其东北主权。中国政府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关于登陆大连的交涉既已受阻于苏方，乃复即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声明中国军队即行由渤海的营口和葫芦岛进入东北，其到达日期将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但苏联当局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及十一月三日，先后知照中国代表，营口已由来历不明的武装部队占据，苏联当局对中国军队的登陆，不能负安全责任。换言之，即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得苏军允许而占据各港口，并准备抗拒中国政府军队登陆。

在此种情形下，中国政府乃决定由地面及空运派遣军队进入东北。当时的计划是空运军队至沈阳及长春等城市，另一部分军队则自华北由铁路经长城之山海关运往各该城市。关于空运军队问题，中国政府曾接获苏联大使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三日通知称，空运部队仅能限于宪警，而且只能在苏联军队撤离后三天至五天内进行。中国外交部长曾面告苏联大使，空运军队与海运陆运不同，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运入足数的军队以警卫上述地区，三五天的时限未免太短，最低限度亦需一个星期。这一个合理的请求系由于空运限制而提出的，但仍为苏联所拒绝。

同样的，苏联对自华北经由山海关派遣至东北的中国政府军队，亦拒绝予以协助，其借口系各该地区内之苏军业已撤退。实际情形当然不是如此。

中国政府由陆路海路或空中运输军队入东北，既已遭受苏联当局的阻挠，而中国政府在接收东北时，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为维持当地治安，不能不就地编组保安团队。这一设施也受到苏联当局的阻挠。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曾与苏军代表团巴佛洛夫斯基将军商谈编组沈阳及长春两地之保安团队。翌日，巴佛洛夫斯基将军知照董副参谋长称，苏联政府不能允许中国在东北境内编组保安团队。董副参谋长一面与苏联当局继续磋商，一面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将在长春所编组的保安第四总队，通知特罗增科将军。依照谈话纪录，特罗增科将军对此并未另加反对。但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夜间，苏军突将保安第四总队总队部包围，并将全队人员缴械，其理由系中国当局正在秘密组织地下武力。这一个理由，正如其他理由一样是毫无根据的。因关于此事之全部经过，自始即已通知特罗增科将军，且在长春保安总队部中，曾驻有苏方卡尔洛夫少将所派遗之联络官。苏方上述论据，尤见荒谬。

我们在此可对苏联所称中国在组织地下武力一事，加以检讨。中苏双方业经同意，苏联占领军在最多三个月内，将撤离东北。在此种情形之下，用组织地下武力的方式来加速苏军撤退，实为毫无意义之事。中国在这方面仅有一个目的，就是维持地方安宁和秩序，以及恢复其在东北之主权。苏联阻止中国编组地方武力，无非是想阻止中国国民政府恢复其在东北之主权。

(五)、苏联阻止中国恢复东北主权的政策的另一个方式，就是帮助中国共产党军队接收苏军退出的地区。

在东北的苏联当局，为达成这一个目的，最惯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拒绝将苏军撤退的确实日期通知中国有关当局。苏方的计划，直至事前三两天为止，总是严守秘密，使得中国政府军队无法接防。但中国共产党对于苏方的计划，事前均能预闻；因之，在苏军一经撤离之后，即可占据地区而抗拒政府军队。本人已经提过，苏方坚持仅能在其军队撤离三五天前给予通知，但在沈阳要地，即三五天之短期通知，苏方亦未履行。驻在沈阳的苏军是突然而去的，而且临去时还将沈阳以北的一段铁道拆毁。据董彦平中将自沈阳报告，苏军曾在沈阳以北的开原昌图等地，积极协助中共军队阻碍中国政府军队开入沈阳。这些中共军队，并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紧接苏军撤退之后，向沈阳以北的重要地点四平街攻击。很明显的，苏方的计划是只对中国政府当局保守秘密的。他们如果不事先通知中共军队，中共对政府军之攻击当然是不可能的。

虽然如此，中国政府仍继续不断与苏方进行磋商，希望能得到有效可行的办法。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中苏双方曾成立一项协议，将各地苏军撤退及中国恢复主权的程序和日期，详明列载。

但从特罗增科中将向董彦平中将所作之声明可以看出，苏方仍坚持『我（苏）军在长春以北所警备之区域，不能等待中国正式军队到来，而只能将吾人（苏联当局）之责任交与当地现有之武力』。

这一个声明极为重要，因为所谓『当地现有之武力』，即指预先获得苏军撤退消息而准备占据攻击之中国共产军而言。长春的情形即为此策略之左证。苏军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离开长春。两天之后，中共就把该市占据。中国政府在长春的行政及军事代表乃被迫撤离，以后各种事态之演变尤能看出苏联政策的后果。当苏军最后撤出东北时，长春以北整个地区，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各大中心城市，都交给了中国共产党。换言之，整个地区都由苏军留给了苏方在当地扶植的『现存之武力』。此种处心积虑的阴谋狡计实非吾人所能想象。

苏联既采用上述各种方法，将东北的主要部分留交中国共产党，苏联政府便已替在华共产势力的迅速成长与扩张，奠下了根基。事实上东北亦即成了中国共产党公然对中国政府武装叛乱的作战基地。

(六)、讲到这里，本人已把苏联在东北的军事当局如何阻碍中国政府恢复东北主权的情形作一说明。这些阻碍是直接违反中苏条约的。依照条约之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本人亦已经说明，苏联当局如何把苏军撤退的消息事前通知中国共产党，使中共军队在苏军撤离之地区能立即加以占据。

现在本人想把苏方积极援助中国共产党的事实，提出本委员会。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协助，方式甚多。其一为便利中共自华北渗入东北，以领取苏联当局受降于日本或自日本方面掳获的武器弹药。另一方式则为允许中国共产党就地收编日方扶植的伪军和匪徒，以增加其军力。此类伪军及匪徒，装备大都良好。根据中国官方报告，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至九月九日的一个月期间内，苏军在东北曾掳获战俘五十九万四千名，飞机九百二十五架，坦克车三百六十九辆，装甲车三十五辆，野战炮一千二百二十六门，机枪四千八百三十六挺，步枪三十万枝，无线电机一百三十三座，汽车二千三百辆，拖车一百二十五辆，骡马一万七千四百九十七匹，弹药及补给品仓库七百四十二个。此外，日本关东军在投降时尚保有野战炮一千四百三十六门，机枪八千九百八十九挺，手榴弹一万一千零五十二个，卡车三千零七十八辆，马十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匹，补给车二万一千零八十四辆，特种车辆八百一十五部，及指挥车二百八十七辆。这些掳获的装备和补给品都未移交给中国政府，受降所获的物品亦未移交。

日本投降后不久，林彪指挥下的中共军队即大量渗入东北，其总数约达二十万人，均无装备。但嗣后不久，这二十万人都完全获得了日本精良的装备，而且有日本的弹药补给。东北日军的全部装备和补给既经苏军掳获或接收，则中共军队在当时除向苏军取得补给外，自无其他来源。

以上所说的有许多证据可予证实，而且有中立的报导予以左证。本人不愿在此陈述琐细的项目，而只将引用几个实例来说明苏联在这方面运用的方法。第一个实例是一个被俘的中共军官的口供。他说出了他所属的部队如何从东北苏军那边得到掳获或接收的日本武器和弹药。第二个实例是另一军官报告，说明苏方如何协助中共收编武装人员，如何给他们物质，如何实际帮助他们与中国政府军队作战。第三个实例说明苏方如何把日本的武器弹药转交给在沈阳的中共，这些中共军队如何在苏方的保护下得到扩张。这些文件的内容如下：

（甲）共产军黑龙江军区警卫旅第四团作战参谋果征夫一九四六年九月所述口供如下：

『一九四五年八月间，我奉派赴海拉尔接收苏军自满洲里供给之日式武器炮弹十二万八千发，三八式步枪弹一千二百箱。』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苏军将安达县及蒿小（均在黑龙江）之保安队缴械后，用电话通知十九旅及黑龙江军区警卫旅第四团于十六日晨接收该两县之武器。此为苏军驻安达之卫戍司令官别罗诺夫给团部供给处长刘品生之正式通知。』

（乙）旧东北光复军辽南地区司令邓国庆报告如下：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共军代表崔喜峯、王英等十一人由辽宁而来，据称系共军冀热辽军区所属，奉令组织人民武装保安队。余当即将其行动报告当地苏军司令卡兹洛夫，而该卡兹洛夫认为彼等系中国军队，当与以援助。共军代表在苏方庇护之下遂得公开编军，旬日之内诱集五千余人，主体多系工人。』『苏军司令并对新编之军队发给收缴日军之武器，拨发敌伪仓库物资，并每日勾结开会。』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共军（约四万人）于海城以东吉洞峪隆昌州等地向政府军围攻，激战三日，共军受创退去，同月二十四日，于辽阳南千山八盘岭山印子一带，共军以六万余人反攻，苏军三千人以炮兵战车为主，予以协助，并有苏空军助战，激战七日七夜之久，政府军伤亡过巨，遂向海城岫岩转移山岳地带』。

（丙）东北保安司令部军官队员金钝报告如下：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早十时许，共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及政委唐凯率部六百余名，由锦州乘火车抵沈阳。当时苏军卫戍司令官因事前未得上峯指示，拒绝彼等下车入城。经终日交涉后，始于当晚九时许允其下车，当即赴南关小河沿附近盘踞。次日，苏军司令官即令地方维持会及保安司令部均受共军之管理及指挥。』

『共军入踞沈阳后，即大事扩编，当时敌伪军被解除之武器，除少数散布民间外，均流入共军之手。在沈阳市内，扩编将近五万余人，旋即以本溪为据点，更散布于辽东辽南地区。九月十六日，共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队又行抵渖。我所属之部队被改编为共军之第十二旅……因编制扩大给养不足，遂向苏军交涉，由苏军警备中之仓库内取得补给。』

(七)、苏方除将从日本军俘获或解除之武器弹药大量交与东北之中共军队以助其武装反叛中国政府外，并将其苏联本国制造之武器及弹药供给中共军队。

本人现就被俘获之装备中选择几种为例：

（甲）苏联炸药十三箱，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中共军队炸毁孔家桥附近铁道时被俘获。

（乙）苏制步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间在长春以北地区俘获。

（丙）苏制步骑枪，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至三十日第五次四平街战役时俘获。

（丁）苏联制仿德式制冲锋鎗，四平街战役中俘获。

（戊）苏制空冷式重机关枪，四平之役俘获。

（己）苏制轻机关枪，四平之役俘获。

（庚）苏制炮弹，一九四九年七月在湘北及西南战区俘获。

（辛）苏制西卡洛夫式机关枪，一九四六年八月在山西沁县战役中俘获。

（壬）与（辛）项同式之机关枪二十七挺，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正太铁路战役中俘获。

（上列各项之照片可随时参阅）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国防部曾允许美国记者参观俘获各种军用品的展览，他的报导节录如下：

『记者（霍德华系报纸记者牛顿）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参观此项装备。各项对象均排好在一张大约十英尺宽三十英尺长的桌上。』

『其中有一九四三年及一九四四年式的苏联机关枪，有军用无线电机，上面用英文和俄文标着「英国制」字样──显然是英国的租借物资，战时给与苏联，后来由苏联转交给中共的。还有一架苏联制的手提无线电话机。』

『另外还有苏联步枪，手榴弹，从共军尸体上搜出的苏联军士与共军士兵合照的像片，以及企图在苏联控制下的大连港与中共占据下的山东烟台间突破中国海军封锁的苏联补给船舶的照片。』

『还有日本兵士及苏联控制的北韩兵士的照片，他们是在东北参加共军作战时给俘掳过来的』。（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华盛顿新闻报）。

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援助，也包括由苏联当局公开施行的军事训练，中共在东北各地军事学校，尤其是炮兵和机械化部队方面，都有苏联教官。其主要学校设在佳木斯，大批苏联军官都集中在那里，苏联教官并协助训练中共空军，其训练中心，一在东北北部的齐齐哈尔，一在苏联的伯力。据中国驻伯力总领事报称，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伯力马克思街上，曾看到五十几个穿着共产党空军制服的中国人。

此外，大批中国青年也送往苏联受军事训练。据中国国防部报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有三百多个东北籍初中毕业生，经过东北的绥芬河到苏联的史巴斯克去受海军及水陆作战训练。一九四八年七月四日，又有华北山西察哈尔及河北各省的学生三百五十人，经过外蒙古都城库伦到苏联去受高级训练。

(八)、日本投降后，同盟国的一般政策系将日本军士及平民，以及在日军服务之韩人，迅速遣送回国。在战争终结后的期间内，中国政府在美国政府协助之下，将这个决策列为首要任务，尽速执行。三百余万日军及日人，均由中国政府在此时期内遣送完毕。

苏联为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之一，而且日本驻在东北的关东军全部都系向苏联投降。但是苏联直到今天还没有执行这个遣送政策。最近几个月来，据说已遣送一小部分，但大部分日本关东军仍把持在苏联掌握中。

苏联的一贯政策是要利用日本的降兵来实施其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向报界说明，日本前关东军的士兵和护士，估计约有十四万人，或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务，或在中共控制的地区内居住。该局长并称，有六万日本人，系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务，大部分是在补助单位，有些是在前线运用机械化武器和重炮。他又说，日本以前的空军驾驶员已有三十人自苏联过来训练中共驾驶员，驾驶以前属于日本关东军的二十到四十架飞机。（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纽约时报）。

这一件事实，已在中国政府所获知的许多个别案件中得到证实。下列各案可作例证：

（一）)高桥清，在扶余战役被俘，据供称他原为驻韩日军二四二部队士兵，被苏军俘掳解送延吉共产军参加对中国政府作战。

（二）大沼嘉藏，在沈阳向中国政府投降，据供称，他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至十三日，在东北与苏军作战，后脱离日军被苏军俘掳。一九四六年九月被送入中共第八路军第三师第七团，曾在曾塔木，农安，四平街等地参加对中国政府作战。

（三）自东北开至山东接防之共军一大部份系由韩国共产军组成。一九四七年六月八日中国政府之永胜舰，曾在山东烟台港口附近截获十二名此等韩共。此十二名被俘之韩共士兵的照片可随时参阅。

（四）韩共李红光部曾积极参加中共叛乱，中国政府军第二○七师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至二十日在口前（在东北，距抚顺东北六十公里）战役中，曾从该李红光部俘获军旗一面，符号四个，文件五十一件，在同一战役中，又于抚顺附近之东营俘掳四名中共之外援军，其中一名为日兵，三名为韩共。

（五）哈尔滨日文报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登载长春陷落消息时称：──『在六万东北自治政府（共党）军队之中，有二百我（日本）国同胞；在长春之役冲锋陷阵的坦克部队，完全是由苏军俘掳过去的日本军人』。

（上列被俘日军韩军及俘获之物品之照片可随时参阅）

(九)、苏联政府不仅协助中共在中国及苏联境内训练军事人员，不仅命令日韩军队为中共作战，而且准许它本国军队实际参加中共的军事行动。

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苏联军舰协同中共军攻击长山八岛。长山八岛位于渤海之中，距离苏联控制下之旅顺大连很近。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发现各约千吨之苏联军舰三艘，在该处海面测量水深，暨向该岛渔民询问岛上情形，并自停泊处发射数炮。这些行为已公开侵略中国的领海，而其发生适当中共军队向该岛政府守军施行突击之时。中国政府曾为此事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向苏方出抗议。

苏联政府对于此项抗议，并未答复。事实上，当中共军队于八月间攻占长山八岛时，他们共有船舰四十艘，航速均在每小时十四海哩，且配备有二点五生的之炮。这些船舰均来自苏联控制下之大连。

此外，还有很多关于苏军人员实际充任中共炮手的实例。例如中国高级指挥部报称，一九四七年东北公主岭，梅河口，四平街，普兰店诸役，中共军队均曾利用苏军炮手作战。又在一九四八年中共攻击山西临汾之炮兵系受苏联军官指挥，其炮手则来自北韩。

总之，苏联政府及其在华机构，已公开援助中共武装反叛中国政府。彼等曾予中共以大量之军事协助，特别是在军事行动各方面，包括供给武器弹药，在中苏两国境内为其训练陆海空军人员，及以苏联官兵实际参加作战等等。中苏条约及各协议规定，苏联应将其援助供给中国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不但未遵守此项条约义务，反而给予以武力叛乱推翻中国国民政府为政策的武力以大规模及有效的援助。

(十)、军事援助之外，苏联政府并与中共建立广泛的经济关系，以经济上及技术上之援助给予中共，以助其开发中国富源，称兵作乱，并以中国产品来换取苏联的军事物资。中国军事情报机关所获此项证据，不胜枚举。本人仅能随手选出一小部分，作为此项大规模行动的例证。下列各项是有关东北方面典型的例证：

（一）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中共将东北合江所产之煤，经绥芬河运入苏联尼可斯克，苏联以大量军事物资来换取此煤。

（二）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中共自沙东（松江省）运载一百零九车玉蜀黍入苏联，该项玉蜀黍系自农民征实所得。

（三）一九四七年二月三日，中共以小麦及大豆向驻在东北的苏联机构换取其在东北掳获之『天明』牌汽车十辆。

（四）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中共在哈尔滨以农产品换得苏联手提轻机关枪一千五百挺，T38及T39步枪子弹五百箱，最新式之轻机关枪十挺，野战炮十门，坦克车五十辆，及制造弹药之机器十座。

（五）一九四七年四月，苏联供给中共重型卡车五十辆，该项卡车曾在佳木斯地区行驶。

（六）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六日，苏联供给中共卡车十辆，该项卡车经拨交辽吉区中共军使用。

（七）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苏联供给中共汽车四百辆，其中五十辆经拨往合江省。

在山东之中共控制区内，关于此类事情之报告亦多。兹举数例如下：

（一）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山东境内之中共供给北韩苏军皮裤八千条，大豆油三十六桶，苏方则以三千发炮弹作为交换。

（二）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苏联轮船喀拉新号（四千吨）从苏联控制下之大连驶往山东烟台，为当地中共运送物资。

（三）一九四七年六月六日，苏联轮船喀拉新号复自大连载客一百三十人及货物三百六十吨，驶抵烟台，旋自烟台载客二百人及货物一千三百六十吨，驶返大连。

据中国军方所得情报，苏联并协助中共恢复军用物资的生产。兹举数例如下：

（一）苏联政府曾派遣六名俘获之德国技术专家至东北密山之中共兵工厂，专门制造苏式及美式冲锋枪。

（二）苏联曾以三百受过训练的工人供给中共在东北铁骊的兵工厂，专门制造手榴弹，炮弹及步枪。三百名工人中，除若干苏联人外，其余均为日本战俘。

（三）中长铁路所属工厂，业已部分改装，用来制造武器弹药。如中长铁路机厂及大连机厂，均已改装，俾以经由盖平，海岳，瓦房店等地供应东北南部的中共军队。

（四）苏联政府曾以五个苏籍专家及三个日籍专家，供给阜平附近的中共兵工厂，专门制造化学物品。

（五）苏联政府曾以一百五十个熟练的苏籍及日籍工人。供给东北牡丹江之中共兵工厂。该兵工厂系由一发电厂改造而成，用以制造步枪机关枪及弹药。

（六）苏联政府对于远东最大的沈阳兵工厂，曾协助予以修复。

此外，苏联政府并协助中共恢复运输及电器工业。

(一)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日有十五名苏联技术专家，由哈尔滨向中国最大的发电厂之一小丰满发电厂报到。

（二）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苏方曾自哈尔滨派遣工矿考察团，团员约为一百技术人员，赴中共控制区各地协助铁路及工矿业。

（三）苏联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办事处，曾与中共缔结协议，共同组设公司，开发东北的矿产。该公司之经理为中共人员，副经理二人，一为中共人员，一为苏籍人员。总工程师则由苏籍人员充任。

（四）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苏联政府曾自苏联派遣苏籍工程师六员及铁路工人四百五十名，协助中共修建铁路。

（五）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苏联政府曾与中共在齐齐哈尔联合设立黑龙江流域金矿管理局，以管制兴安岭之金矿，其正局长为苏籍，副局长为中共人员。

（六）据合众社南京消息（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据确息，苏联技术专家近正协助中共修复连接华北与京沪区之津浦铁路。据旅客谈称，至少有苏联专家五人在协助中共修复淮河铁桥。按该桥距南京约一百英里，去年二月间经政府军炸毁九节。』

（七）据伦敦泰晤士报称（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

『十月七日北平中苏友好协会成立时，该会主席刘少奇（亦即中共新中央政府副主席之一），曾发表长篇演说，首次正式证实有苏联技术专家在华。』『刘氏称：「苏联已派送二百多个专家到东北（即满洲）及中国其他各地来，这些专家告诉我说，他们是由史大林受中国共产党之请派来中国服务的」。斯大林并经训示他们，把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传给中国人民，……』

『刘少奇把中国铁路得以迅速修复一点，归功于苏联的援助，并称，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东北鞍山等各大中心区的制铁炼钢工业，决不能像这样迅速的得到恢复。他又说，对苏联的贸易已经开始，苏联所提的条件都很友善而公平。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办不到的。』

『刘少奇对苏联盛赞不止，并倡导中苏间在各方面密切的合作。他说，新中国将来必须像过去一样，继续以苏联为「伟大的导师」』。

（八）联合社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报导如下：

『据中共北平无线电台广播，苏联大批「专家」由罗申率领，到达北平。罗申为苏联前驻中国大使，上星期五向中共外交部长周恩来呈递国书。』

『该电台称，自共产党人民政府于十月一日宣告成立后，苏联所派遣之第三批代表团业已到达北平。此一代表团包括苏联之外交团及大批「文化工作者」』。

『该电台并称，最后到达之一批人员，系由大批卫生、建筑，及自来水专家组织而成。』（见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六日纽约时报）。

(十一)、苏联与中共私相勾结所作非法勾当中，情节重大的一件，就是它与所谓『满洲人民民主当局』缔结的互换商品协议。此一协议系由苏联经济代表团与中共首领高岗主持下的所谓『满洲人民民主当局』议订的。苏联报纸对此曾大事宣扬。根据官方及新闻界的报告，协议有效期间为一年，依照协议，东北中共方面担任供给苏方大豆、植物油、玉蜀黍、及稻米等，苏方则以工业设备、汽油、石油、纺织品、纸张、药品等供给东北中共。

一九四九年八月六日，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曾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中国政府抗议书中提及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及所附协议，以及中国政府一再提请苏联政府注意其条约义务之事实。其中说到，『苏联政府所与缔结商务协议之所谓满洲人民民主当局，正为企图以武力推翻中国国民政府之叛乱集团』。因之，苏联此项行为『即系漠视中国对东三省（满洲）之充分主权』，并已显示苏联系在『有意破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苏联对此抗议并未答复。

(十二)、苏联勾结中共武装叛乱的劣迹，最好的归结，恐是中共首脑感谢苏联援助的歌颂，以及苏联方面的答词。

中共已组织一个中苏友好协会网，遍布其所控制之整个地区。在该协会开会时，其所发致苏联政府与斯大林元帅之电报，不下数百件，异口同声感谢苏联，尤其是斯大林元帅，所给予中共的『一贯的友谊支持』。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该协会在北平开成立会议时，中共总司令朱德曾讲过下面一段话：

『显而易见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的友谊支持不能分离。如果没有苏联，如果没有在苏联领导下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又如果没有自一九四四年以来在苏联领导下世界民主和平阵线空前未有的成长，要得到中国革命像今天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能够成功，我们也不能巩固我们的利益，这还不明白吗？』

同时，我们还听到许多类似的演讲。例如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在沈阳对民众演讲称：『中国人民所以能获得今天这样伟大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此一语调，在中国中共控制区内无不异口同声反复申述。又如朱德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在布恰瑞斯特出版的共产国际情报局公报上撰文称，如果没有『苏联以及其他国家革命的人民和无产阶级所给予的最真挚最友爱最友好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在中国得到胜利。』

这些感恩的词句，当然得到莫斯科和它的卫星国热烈的接受和回答。共产国际情报局和苏联领袖常常说到『中国人民伟大的胜利』，这一句话，苏联报纸还在社论上正式加以发挥。『毛泽东成了共产世界的英雄』，甚且在所谓『东德共和国』成立时他的像片还与列宁与斯大林的像片并列。这些话都配合着一贯的摒弃西方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的政策。有一个苏联代表说过，『我们每一忆及当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激战时，美国帝国主义者不愿开辟第二战场这件事，使我们愤怒』。他于是高呼『苏联与中国人民民主阵线的友谊万岁！』并继续说，『此一友谊将使世界得到和平，并置一切帝国主义者死于地』！

比这些感恩的道白更重要的就是中共采取了完全服膺苏联的基本外交政策。毛泽东在他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的演讲中，曾以直截的词句，说明此一政策。他说中共的政策是要：

『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新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阵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

『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路的幻想。不但中国，全世界也一样。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绝无例外。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联合苏联』这就是毛泽东及其同志基本的政纲。这一个联苏的政策并且是排外的，垄断的。在他这篇讲词后面，毛泽东又说：

『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援助，只能向这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宣布成立其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此事之演讲，宣言及文件中，反复说明依靠苏联援助，指引和指导的政策。所谓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亦即是中共的基本政策的声明，曾狂妄的宣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第一章第十一条）

该会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所发表的宣言，并重申此意，认定苏联的为反对『帝国主义挑拨战争之阴谋之盟邦』。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在该会致开幕词时，也同样加重『坚决与苏联站在一起』。女代表何香凝称：中共应在毛泽东领导之下『永远与苏联携手』，共产党同志应献身与『崩溃中的英美帝国主义』决战，而且吁请她的同志『勇敢和它决战』，虽然她觉得『它的灭亡是必然的』。

『联合苏联』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像过去一样，一切听命于苏联的政策及共产主义的世界政策。许多著名的历史家业已指出，自中共于一九二一年组织成立以迄于今，这两个政策在过去是如何的相互配合。最近的一个实例，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党羽所共同发表关于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宣言。这个宣言认为『北大西洋公约是一个挑动新的世界侵略战争为目的的，危害人类和平安全的条约。』该宣言并声称：『如果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竟敢挑动这个危害全世界人民的反动的战争，那么我们将团结全国人民，采用必要的方法，与中国的盟友和各国民主势力，携手并进，向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作坚决的斗争，打败侵略者，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永久和平。』

(十三)、在前文内，本人已向委员会概述苏联阻挠中国政府恢复东北主权的步骤与经过情形。

本人又曾向委员会提供关于苏联对东北中国共产党军事上与经济上援助的事实与数字。

现在本人想请委员会考虑苏联在东北的经济企图。

在苏军进入东北的时候，即着手从它的盟国土地上搬运苏联政府认为有价值之一切对象。关于此节，本人不拟将详细事实指出。因为本委员会可以从著名的鲍莱日本赔偿调查团报告书中见到许多资料。本人只愿请本委员会注意下面一节：

『拥有东北工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南满，实际上未经任何抵抗且无任何损失而为苏联所占领……』

『苏联人员于到达东北工业区时，即开始对粮食及其他储存品作有系统的掠夺。从九月初开始并对工业机械作选择性的拆迁……』

『他们集中力量掠取几种物资，机器和设备。在储存品与某类全部工业设备之外，苏联人员还将大部份动力机器，发电与转电的设备，电机，实验室与医院搬走。对于机械工具，他们只择取最新式和最好的，而将旧式工具留下……』

『东北工业系统之最大部份，在苏军占领时期，遭受破坏，要皆由于苏联拆迁设备及不能维持秩序所致。』

根据鲍莱先生的估计，苏联军队自东北搬走的资产，总值达八亿美元。但是根据中国政府专家的估计，此项数字尚不及实际数字的半数。

在一九四五年的中苏条约内，中国政府已承允将东北铁路干线与旅顺大连两大港的一部份权益让与苏联。苏联在经济上与战略上的需要应可满足。我们未料苏联获得了这种非常的权益后更进而掠夺东北。

除了以『战利品』的借口，拆迁东北工业资产之外，苏联政府又以延迟撤退东北苏军为要挟，向中国政府提出计划，由中苏共同经营东北工矿企业以及民航事业。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东北苏军统帅马林洛夫斯基元帅的经济顾问斯拉德柯夫斯基，正式向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提出此项建议。斯氏交给张主任委员的文件，列举一百五十四种工矿企业，（包括指定的煤矿，电力厂，钢铁工业，化学工业与水泥工业，）总计达东北重工业百分之八十以上，建议应由中国与苏联共同经营。

张氏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四日与马林洛夫斯基元帅会晤时，曾当面告称，为避免一切可能之误解，对此问题之谈判只能在苏军完全自东北撤退后方能开始。马林洛夫斯基元帅却表示最好即刻开始谈判。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斯拉德柯夫斯基复向张氏提起一百五十四种企业的案件，并声明所有东北工业设备，都应视为苏联的『战利品』。张氏对此曾严予驳斥，并解释『战利品』一词，仅适用于敌方作战的物资，工业及矿业设备决不能视为战利品。

此次晤谈以后，张氏复与斯拉德柯夫斯基及马林洛夫斯基元帅作进一步的磋商（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其时马元帅曾宣称此项共同经营的建议，系为保障苏联的国防。他并且声明他的使命乃在协助恢复中国东北主权与解决经济合作问题，在此等问题未曾商决以前，他不能预测苏军自东北撤退的确实时间。

苏联政府既不能就地达到他们的目的，于是将此问题正式经由外交途径提出。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进见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面提苏方的建议。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彼得罗夫大使曾将中苏合作经营东北工业的正式建议，递送中国外交部长，其中列举苏联政府提议应由中国与苏联政府共同经营的各种经济企业，包括主要的煤矿，铁矿与制铁工厂，炼钢厂，炼油厂，水泥厂，电力厂，盐场，以及东北主要城巿的民用机场。此项机场拟组织一个中苏民航公司共同管理。此外并建议设立一个中苏联合股份公司，中国与苏联政府各占股份百分之五十，由中国方面担任董事长，苏方担任副董事长。

此类企业拟交与一个苏方指派之经理与一个华方指派之副经理管理。中苏联合股份公司内经营此类企业之期限拟定为三十年，期满后所有上述的企业将无偿归还中国政府。

在此项正式建议书提交中国政府之前不久，东北苏军总部在其庆祝红军节时，对中苏共营东北工业问题曾作示威性的表示。马林洛夫斯基元帅，和他的经济顾问斯拉德柯夫斯基，以及特罗增科将军，都强调此事的绝对重要性，指出此建议的目的，不在金钱的报酬，而系以苏联国防的安全为宗旨。

因为协议的基础无法建立，所以无论在东北地方军事当局之间，或外交部与苏联大使馆之间的谈判，都完全没有结果。

我们须知，如果中国政府对于苏联的建议有所让步，东北便成了苏联的殖民地。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东北，苏联的经济企图已经逐步的实现。这种帝国主义的作风是违反时代精神的；它破坏了联合国宪章和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条约。

(十四)、在上述交涉正在进行的时候，苏联对掌握东北经济利益的要求已迫不及待，于是苏联当局竟采用了一切手段，包括谋杀在内，来防阻和恫吓中国政府当局接收东北经济事业。这类情形中最悲惨的一幕就是中国矿业工程师张莘夫的横遭惨杀。这件事发生在苏军防卫的地区以内。

张莘夫是中国经济部的工矿特派员。他在中长铁路中国籍理事长与该铁路之苏籍副理事长之协议下奉派前往抚顺煤矿。他的特殊任务在接收抚顺煤矿来供应中长铁路急切的需要。与他同行的苏方代表是中长路的苏联副理事长。这两位代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由苏军护送，自沈阳到达抚顺。张君停留在抚顺的一部份时间都是由苏军保卫。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张君自苏军防戍地区在苏联卫队保护下返回沈阳。当他的乘车在下午八时驶抵李儿站（距抚顺二十五公里）时，张君被迫离车，即在该处被惨酷地以枪托击毙。苏军当局从未将凶犯缉获归案。

(十五)、本人现在想把上面所提及关于苏联在东北的行为作一总述。

我们可以看出，苏联在战后期间对中国的计划，均有不可否认的证据和事实证明，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并行的进攻政策：

第一，苏联的政策在以各种方法阻挠中国政府接收东北，恢复主权。苏联否认中国有权利用大连港输运军队前往东北；当中国政府试行利用其他港口，铁路与空运时，他又以种种障碍防阻接收工作之顺利进行。苏联禁止中国当局编组地方武力以维持地方治安。苏联拒绝通告苏军撤退的日期，不予中国以确切的情报，使中国军队不能在苏军撤退时立即接防。

第二，东北苏联当局，有计划地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充分的机会建立并扩张其武力，并容许此等武力利用东北的中心地区作为打击中国政府的根据地。

第三，苏联政府在军事上，经济上支持中共，将苏军所掳获及日军所降缴的军火武器以及苏联本国所制造的军需品，大量供给中国共产党。最后，苏联　利用其占领东北与中国内战的机会，要挟中国在东北作巨大的经济上的让步，涉及该区域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业资源，并包括民用航空事业在内。中国政府虽然已经拒绝了这些要求，但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协同苏联完成它对东北的经济征服，是毫无疑问的。

苏联在中国的各种行为，当然违反了中苏两国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所附各协议。苏联在条约上承认东北为中国领土的一部份，对中国在东北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但同时苏联却用尽了方法，阻止中国政府重建其在东北的主权。苏联更进一步压迫中国政府接受它的建议，使得它能局部控制东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重工业和重要的民航机场，而成为东北的主人之一，苏联在条约上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并承允予以道义上之支持与军需品之援助。但苏联却相反地支助以推翻中国国民政府为目的之中国共产党，使在其卵翼之下成长与扩张。这些行为都是帝国主义赤裸裸的表现；是违反道义，　　　　　　　　毫无顾忌的侵略计划；是对联合国会员国之一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的公然破坏，因此是破坏了联合国的宪章。

(十六)、本人兹愿提出本问题之另一方面－－外蒙古问题。

我们回忆，一九二四年中国与苏联曾订立一种协议，其中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并尊重中国在该地之主权』。

然而，当外蒙古宣布其为一个人民共和国时，苏联不顾上引之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立即对该所设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一九三六年，苏联更进一步与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一互助条款。中国政府当时曾对此项条款提出抗议，苏联却认为它承认外蒙独立及签订互助条款一事，并没有否定一九二四年中苏协议之继续有效，并且否认互助条款违反了中苏协议。

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所附关于外蒙古的换文内，中国政府曾声明，在日本战败后，外蒙应即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其人民对独立之愿望。如果该项公民投票结果表示该地人民愿意独立，『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在苏联方面，苏联政府在经莫洛托夫签署之照会中，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外蒙公民投票系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举行。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之独立。

根据中国政府接获之报告与其他方面之情报，苏联在外蒙政府各部门均设有顾问及其他人员。在这个所谓独立国的政治与行政机构各阶层中，自中央政府以至乡镇，苏联均派有人员。苏联顾问并加入外蒙古军队每一个部队中工作，苏籍军官甚且直接参加该军队的作战。苏联政府又派有代表驻在外蒙，实际垄断外蒙的对外贸易，迫使其以大部份之资源供应苏联。

自从外蒙古获得所谓独立以后，外蒙对外的关系，包括对中国的关系，即为铁幕所掩蔽。但是，由于种族关系与其他因素，以及蒙古人民对自由的渴望，许多勇敢的外蒙人民曾逃入中国，发表了这个受压迫受征服国家的经过情形。这些事实说明苏联并没有遵守『尊重外蒙古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的神圣诺言。

(十七)、唐努乌梁海区域在外蒙古之西北，亦称唐努土文，面积十七万方公里，仅次于奥匈两国面积之总和；人口九万五千。唐努乌梁海事件又是一个苏联公然吞并中国领土之实例。

一九二七年中国与俄国所订恰克图界约，规定唐努乌梁海为中国领土的一部份。中国政府亦向来如此认定，从未同意对此项情况予以任何改变。

唐努乌梁海之人民，在宗教与生活方式上，与蒙古人民相近。该地的领袖愿加入外蒙古。但苏联激烈压制此种亲蒙之情绪。多年以来，该地的名称虽为所谓土文人民共和国，实则该地早已成为苏联的保护地。

一九四八年三月，据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苏维埃，在讨论宪法修正时，通过一项决议，合并唐努乌梁海为该共和国六个自治区之一。

中国政府据报后，当即训令其驻苏大使馆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向苏联对吞并唐努乌梁海一事提出严重抗议。苏联对此抗议从未置答。吾人不知苏联尚拟吞并多少其他类似唐努乌梁海的所谓人民共和国。

(十八)、本人不拟在此陈述中苏两国关于新疆问题，冗长而曲折的交涉经过，简单说来，新疆是中国最大的行省，面积一百八十二万八千方公里，人口四百另一万二千人。其疆界东北面与外蒙古接壤，北面与西北面与苏联接壤一千哩，西南邻接印度，南面邻接西藏。其天然富源虽仅开发一部份，但煤、金、铜、铁、锡与硫磺等矿产均有发展的极大可能。新疆石油之发现使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大为增加。

多年以来，苏联政府即在设法利用新疆复杂的种族情形，遂行其侵略的目的。苏联显然是一九四三年哈萨克斯坦领袖乌斯满叛乱的幕后指使者。次年，一九四四年，苏联政府积极参预支持此一叛变，甚至派遣苏联飞机轰炸中国政府制止乌斯满叛变的军队。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下午二时，有苏联标志之侦察机一架，出现于中国政府地区清河县南之会河口上空。次晨八时又有苏联标志的战斗机一架在同区出现。上午八时三十分，轻型轰炸机六架与战斗机两架均有苏联标志飞越该区轰炸中国部队，造成了严重损失。最猛烈一次攻击发生于三月十五日，此次中国政府驻在该地的全体部队均被炸伤或炸毙。在这种空军掩护之下，哈萨克斯坦领袖乌斯满率领三千部众，并由苏联军官所指挥的外蒙军队予以协助，竟将中国驻军三团全部覆灭。

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中国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曾向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提出抗议。三月十四日，苏领作一口头答复，否认苏联曾参与此一战役。但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塔斯社宣称：『苏联政府将被迫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切必须之援助与支持』。中国政府遂复向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质询，但此一质询并未获置答。

同时，苏联政府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开始，更积极制造伊宁事件。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日，伊宁陷入叛徒之手，一九四五年七月哈城整个区域也沦陷了。

伊宁问题在一九四五年秋因和平条款十一项之缔结暂告解决。苏联政府乃转移目标，制造伊、塔、阿区内之骚扰，在该地成立一个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目的在取得特殊之经济权益。此项举动构成了对整个新疆省安全之危害。

伊宁事件之结果，使其领袖之一阿合买提江（其苏名为卡西诺夫）得以参加新疆省政府之职务。哈萨克斯坦领袖乌斯满则被任为阿尔泰区之专员。但彼之行政为亲苏份子所严密监视，致使乌斯满在一九四六年转而向中国政府输诚。乌斯满同时将苏联政府在富蕴区武装采矿的情形报告中国政府，此举与苏联政府重新在阿山区对乌斯满实行攻击。一九四七年四月中旬，乌斯满被迫退至北塔山，苏联政府竟支持外蒙古军队之追击超越中国边界至北塔山地方，造成著名的北塔山事件。北塔山在阿山区域，并且有铀的矿源。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外蒙军队越过中国边界，以炮队攻击北塔山之中国政府守军。同日，苏机轰炸扫射中国地区，以掩护外蒙军之地面攻击。

但是，苏联政府竟认为北塔山区域系在外蒙古领土界限以内，因此外蒙古之行为并不构成对中国领土之侵犯。

北塔山位于迪化之东北二百公里，距离中国与外蒙边界二百公里，显然为中国的领土。苏联及外蒙古侵犯北塔山，显然是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中国政府经由驻莫斯科大使馆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惩处肇事负责人员，并赔偿中国人民所蒙受的损失。

此一抗议经数度复述，但越界的外蒙军队却继续在该区内滋扰。现在此一事件虽尚未解决，但苏联政府公然援助外蒙的上述行为，实已违反宪章及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附属协议中下列的规定：

『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苏联侵略新疆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另一方面，当为企图分沾该省内已经或尚待开发的经济资源。过去二十年来，苏联政府曾充分利用新疆内部错综复杂的情形，不得中国政府的同意，运用武力与阴谋，获取新疆之利益与特权。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苏联政府经其驻迪化总领事，向地方当局提出几　项原则，希望两国在新疆订立贸易与经济合作广泛的协议。苏联政府建议缔结一为期三年的贸易协议，规定苏联可以派遣人员驻在新疆，自由经营进出口贸易。但此一协议草案并未给予中国以相等权利，使中国可在苏联领域任何部份经营贸易。所谓『自由』，依照苏联的讲法，是准许苏联机关对中国的商人任意剥削，既无集体交易的保障，亦无中国政府的保护。

苏联政府还建议订立一项为期五十年的协定，由中苏两国合组两大平行公司，探测及开采新疆的矿藏与油源。依据苏联的建议，苏联政府不但可以分沾已经开发的资源，并且包括所有未知或尚待开发的资源在内。苏方的建议虽定有期限，但并未规定在协议期满之后，苏方的权益将归还中国。苏联政府复坚持上述两大公司的总经理均由苏方指定苏籍人员担任。此种建议，如经接受，则苏联在新疆将享有绝对的权益，几至独占的程度。

中苏双方地方性的初步交换意见，虽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开始，但中国政府自始即认定苏方建议不能接受。其后，苏联政府与东北伪政权订立经济协议，显然违反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中国外交部长遂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宣布中苏关于新疆经济的初步交换意见停止进行。

(十九)、中共在中国势力的扩展就是等于铁幕同时扩展于中国，此项过程可分成几个阶段。最初的阶段可说是竹幕时期；第二阶段可说是木幕时期；最后阶段，则是铁幕时期。今天，东北已紧关在铁幕之后，外国记者与旅客，除来自苏联者外，不准进入东北。即使中国旅客，不论其进入东北的动机如何，亦得面临许多的限制与困难。华北与北平、天津两重要都市，现在已进入木幕的阶段，只有中共官方通讯社和塔斯社可以探访新闻。长江流域以及南方的省份则尚在竹幕的时期。

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还在闭关时代，拒绝与外界作商务、外交，及文化上的往来，在过去一百年中，此种闭关自守的城垣已逐渐被打破了。这段历史，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历史，同时也引起中西文化的交流。国际贸易，外交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民的交往，西方教会在华所设的学校与医院，中国在欧美各国的留学生，以上种种均加深了中国对西方各国的认识与了解。在我们方面，中国人也逐渐认识西方各种政治经济的思想与制度，同时对于西方艺术、文学与音乐亦渐能欣赏。对于西方科学与技术已有相当的研究与成就。中国人民与西方各国人民间这种和平的交往，使中国历史家某人认为中国已莅临一个新历史阶段的开端。他认为中国与西方各国间观念与技术的交流是双方均有裨益的。

中共之得势使中国这一个历史的趋势转变了方向。今天中共向中国人民宣传说西欧与美洲，尤其美国与英国，是一切罪恶的渊源，应为中国人民所唾弃。他们说唯一值得领受的文化是苏联的文化，阿谀中共的知识分子已开始忏悔他们过去的错误，并歌诵共产的新世纪。……

基督教会，无论公教或新教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政治的力量，如同在东欧各国一样。在四亿五千万人当中，仅有五百万是基督教徒，其中四百万为公教徒，一百万为新教徒。我们想中共对于中国的基督教会应该相当的容忍。但过去数年来，中共虽在忙于战事，却同时对于教会施行迫害。中共对教会的迫害是一段繁长而悲惨的故事。在若干方面，较之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对教会的迫害尤为激烈。

本人不拟向委员会从详报告中国基督教会所遭受的灾难。本人只愿征引一九四八年四月份某公教杂志所发表的统计：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间，四十九个公教神父，教友被中共杀害或处刑致死，八百个教士，教友与教尼被中共自其教区驱走，逃亡到国民政府的区域。在这两年中，一百二十三所公教教堂被改成电影院，一百六十六所曾被掠夺，二十五所被毁。在教会工作站方面，有二百四十五所遭受抢刧，八十八所被毁，另外十二所教会学校被烧毁，一千另七十一所被封闭。

如果我们从世界文化的统一观点来衡量苏联指使的中国共产党运动，我们便只有认为这是人类前途最惨痛的灾难。

(二十)、上述的事实，虽然如是的繁杂冗长，只是苏联违反对华条约种种事实的几个要点，而非一切事实详尽的叙述。但这些事实已足说明此项情况的极端严重性。苏联上述各种积极的或消极的行为，充分地证明这一案件的意义在于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破坏了另一个会员国的政治独立，主权与领土行政的完整。苏联这些行为破坏了中苏两国间在庄严条约的规定，共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及条款适相违背。

苏联现在还是步着沙皇的后尘，兼用第五纵队的新武器，次第的将与他广漠接壤的地区纳入他的版图之中。今日，俄罗斯的扩张与当年沙皇时代一样，是有其一定步骤的：第一，是取得优越的地位；第二是保护与统治，伪饰为维持友好的关系；最后即是吞并。我们可以参考亚洲地图，来看近数年来苏联的版图如何的扩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在韩国并无势力与权益。今天，北韩从北纬四十三度到三十八度已经纳入苏联的范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将其在东北的铁路权利以现款售与日本。此路售出后，沙皇时代遗留给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与权益均已清结。今天，苏联又回到东北，有对铁道干线及大连、旅顺两大港口一部份的权益。此外，苏联又将以共同经营的方式，向中共取得许多工业、矿产及民用航空事业特权。苏联的边界已自黑龙江移到辽东半岛的南端，也就是从北纬五十四度推进至三十八度。

在布尔希维克革命之后，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在一短期间内没有受苏联的统制。今天这两个区域，不论其表面的形式如何，已被公认为苏联的省份。在亚洲的这一部份，俄帝国的界线系由北纬五十四度推进至四十三度。

在中亚细亚，苏联运用经济、政治与军事的渗入与阴谋，已把握了中国的新疆，使苏联之势力推展到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边境。中亚苏帝国将其边界由北纬四十九度推进到三十四度。

即在十九世纪帝国主义最高度发展的时代，也没有一个帝国发展的运动能与近年苏联在亚洲的成就相比拟的，斯大林已超越了俄国历史上所有的伊凡，彼得，亚历山大和尼可拉斯。这个帝国运动有类冰川进展的性质。

(二十一)、本人现在想请委员会考虑苏联扩张与中国共产党的叛乱对中国南部与西南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世界共产主义关于运用亚洲与远东的某些情况以加强其本身扩张的计划，已因苏联支持的中共叛乱而大大的加强了。这一事实已由最权威的共产党情报局公开招认了。在布恰端斯特出版的共产党情报局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的公报内，有如下的评论：

『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地使得各殖民地与附属国家人民感觉兴奋，并加紧他们民族的奋斗。』

『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越南及东方其他国家──即斯大林所认定为世界帝国主义的重要后备地带与主要的后围地带──现在或则已成为自由独立斗争的中心，或则成熟为革命的后备地带。中国人民共和国对于他们向帝国主义的奋斗，将为他们忠诚的朋友与可靠的壁垒』。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广播称『新中国……将声援日本的民主化运动，防止反动势力的再起』。同日，莫斯科真理报编辑斯勃洛夫评论中共的胜利预料『二十世纪将为列宁主义全面胜利的世纪』。

法国驻越南的高级专员匹农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宣称有中国共区与越南的越盟合作的明确证据（纽约时报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匹农之言实际上仅是对于早经熟知的现象作一重述，因为法国远东军总司令部，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就发表类似的官报：

『自三月十五日以来，叛乱的行为显有增加，尤以东京省的边境为然。对南孙以北及老挝以东我方防地的攻击近连续发生，部队的人数亦有增加，其中曾发现东京区中共军队与越盟部队共同行动』。（纽约前锋报，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缅甸的情势也与此大致相同。自仰光来的中立报导说，『中共领袖毛泽东，曾在本年二月向缅甸的共党领袖建议缔结一秘密互助协议，内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以物资援助「解放」缅甸』。（华盛顿邮报，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吉隆坡方面报导形容马来亚的情况有如下的叙述：

『自共产党在中国获胜，马来亚一部份的中国人已成为克里姆林宫权力推进的工具……其目的系在马来亚保持一个武装共产党的核心，期待来自北方即中国的援助。根据截获当地游击队所发布的命令，中共的胜利保证此项自北方而来的援助即将到临』（华盛顿邮报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

英国东南亚高级长官专员麦唐纳认为『马来亚丛谷之游击部队只在等候外来的援助』（华盛顿新闻报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

菲律宾警察近来也有报告称，中共与菲律宾共和国的赫巴拉哈普叛乱集团有所勾结，中共的代表一人现有文件，指定他在十一月八日菲律宾大选的前后参加赫巴集团的『大会』，讨论合作的方法（圣路易邮报，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

共产党在东南亚叛乱的行为系由一九四八年二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国际共党会议所策划与指导。现在中共既因苏联积极与大规模援助而占领了中国的一大部份，这种叛乱行为势将扩大开展，根据曾在该区各地游历的独立观察家阿索普的分析：

『如果我们不采适当的步骤，今后事实的演进，根据最有经验的观察家的预测（指导亚洲共产党扩张势力的莫洛托夫当然也如此预测），其程序大致如此：中共军队将到达印度支那与缅甸的边境……他们将照诺言，供给这些国家的共党武力以「物质援助」，缅甸与印度支那将迅速变成「新民主国家」。』『缅甸与印度支那被占之后，泰国亦将随之而去……绵长曲折的泰国与马来亚边界便将成为渗入与供应马来亚共党游击队的大道。英国在马来亚的地位将陷于危境。东南亚各地既相继失陷。在困难重重中生长的印度尼西亚政府恐将不能抵抗各方的压力……这不是本记者一个人的见解，这是这一个区域内每一个消息灵通的观察家共同的意见」。（纽约前锋论坛报，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二十二)、回顾战后四年来发生的灾难事变，我们现在对于若干事件当比以往看得更清楚。

第一，莫斯科已经将世界共产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两种东西制造出一种新的有毒的化合物。这种新的化合物可称为共产帝国主义或帝魔共产主义。它的毒性的强度已大大超过单纯的世界共产主义或单纯的世界帝国主义。这个化合物在国际关系中的革命性正如原子能在自然界的革命性一式。我们如果要拯救人类文明，非要有全世界一致抵抗的计划不可。

其次，中国与苏联接壤三千余英里，自然站在帝魔共产主义的边缘。中国的情形因此是与任何其他国家不同的。有的浅陋的观察家已粗率地断定中国业已失败。主席先生：这种判断未免幼稚。

本人并不想在这里来为中国某一部分或某几个人的声誉辩护。但本人拟请本委员会记取目前情势的基本事实。本人在提出本案的开端已经说到中国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即已着手进行有效的准备工作，抵御日本军阀的挑战。但当战争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时，中国并无充足的经济力量。中国的贫穷是由来很久的，并不是一个政府或一个政制的过失，而是千百年来累积的结果。要真正加以补救，非要有数十年继续不断的集中力量不能改变这个现象。中国的抗战并没有充沛的经济力量；相反的，中国抗战只是更加深了人民原有的贫乏。这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为时八年之久，而且还同时遭遇到封锁。在积贫积弱之余，再加上八年的战争和封锁，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也难免要捉襟见肘。主席先生：在任何人对中国的境遇判断之前，请让他想一想他自己的国家在同样的情形和同样的负担之下，又该怎样。

中国的国内的斗争，到今天为止，是对于政府不利的。但是现在胜负之数是尚难判定的。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曾公布自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三年中的损失数字。这些数字，七月十九日的纽约时报曾予转载。无疑的中共对于这些损失数字曾予低估，而中共现在业已承认，在三年期间内，他们死伤，被俘和失踪的人员已达一百四十三万二千九百人。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美国众议员洛奇曾在国会说过下面一段话：

『上述数字如拿来和我（美）国军队对日德作战所受的损失作一对比，甚为有趣，我们的损失除海空军不计外，是九十四万八千五百七十四人。』

『换言之，中国政府军在三年之内已使中共军队遭受到比美国对日德作战将近四年内所受的损失更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人家贸贸然说中国政府军是一个无效率的作战部队时，我们可以说，这句话至少是有问题的。一个能使敌人遭受到比日本和德国军队在将近四年的战斗中所能遭受到更大的损失的军队，自难认为完全没有效率』。

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会员萧特先生，在观察夺取台湾必争之地金门岛之战役后，于本年十月三十一日电告该协会称：

『我刚从隔海峡距离台湾一百海哩的金门岛观战归来。我是同台湾防守司令兼新军训练司令孙立人将军一道去的。我们乘的是一架满载鲜果，糖饼，蛋糕，点心和应急药品的U-47运输机。金门岛之战可以说是这一个争取自由生活大搏斗的转折点。孙将军所训练的新军第一次以均等的配备和充足的供应与共军接触，第一次受到战场的试验，而终于完成了一个震惊遐迩的胜利。他们以劣于敌方的少数兵力，仅用轻炮（七五厘咪驮运炮）作一般支持，却击退了中共精兵的主力攻击。

『共军十月十五日晨以民船舢舨及特制的攻击船艇运载两军人（两万）登陆。登陆后即向郑果少将所指挥的二零一师的两个团大举进攻。郑果将军所部系新自台湾开来，在台曾在维詹尼亚军官学校『二七』期毕业生孙立人将军主持下严格受过美式的训练。第二天拂晓，这一部分军队被迫后退两哩许。共军正从右翼进行包围。此时适一一八师以轻型坦克向共军左翼反攻，遂将战局稳定下来。天亮后，中国空军出动作战术上之支持，将共军正在拼命设法重建以作最后攻击之滩头阵地予以炸毁。政府军于是进行反攻，遂将岛上共军消灭或赶入海中或予以俘获。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因为这是岛上的战役，总得拼个你死我活。据中国军方最后的统计，俘获的共军已达七千。这就是说共军在向海上退却时，死伤及落水淹毙者计一万三千人。

『我在这次战役结束二十四小时后到战场实地观察。滩头上的尸体仍堆积如山，尚待掩埋。在滩头周围飘浮着各式各样的船艇。我曾参观中国部队，以及排在滩头上等候遣送的共军俘虏。久闻共军神秘，今日看到这些中共士兵，我们有点愕然。他们的服装甚至还比政府军更劣，其配备则式样不一。这些配备现在都在政府军手中，计有步枪五千余枝，轻重机关枪数百挺，而且还有大炮数门。有几个共军高级军官被俘，包括身带攻击命令的共军将领一人。从其命令中显然可以看出，共军预料将不受抵抗，而于三日内完全控制该岛。从中国军队勇敢作战及其大部分人员尚系未经战斗的新兵各观点来看，其战斗情绪堪称良好。

『此一战役已使美国所流传的说法，说中国军队不愿作战谎言，不攻自破，并使我获得证实，新军如能得到有能力的长官和良好的配备，即使数量有限，也能有所作为』。

美国政府对华的援助已引起很多的评述，其总数常常以为有二十亿美元。本人兹愿向本委员会提供一个美国方面对于这一个数字的分析。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皮兹堡日报曾发表一篇社论，兹摘录如次：

『我们常闻美曾援助蒋介石二十亿美元，并用此来诋毁蒋氏。实际上这个数字是三个大项目的总和：

（一）租借法案款项，（二）出售与中国的剩余军用物品的总值，及（三）美国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捐赠。其中并无一项曾用于对中共作战。

『租借法案的支出费用大部份系用于美军对中国之服务，及实施日本的投降协议。中国军队实际上是在执行我国军队在欧洲所执行的同一工作。我们在战时越过喜马拉亚山岭，空运物资的费用也已算在中国账上。我们对华的战时运输账目及日俘输运账目总数为六亿零七百万元，对英为四亿二千六百万元，对苏为七千九百万元。

『可是，虽然我们已经用过中国军队和劳工，我们对华抵销的租借款项仅有三百万元，而对比利时则已抵销一亿九千一百万元。』

『我们所可出售与中国的剩余物资都是些残余腐蚀的物资，此点杜鲁门总统已予说明。杜鲁门总统曾声明我们并未将可以用来打内战的武器拨售中国。

『善后救济总署的物资是由中国政府区与中共区分受的。』

『直至一九四八年四月，我方并未通过军援法案，而依此项军援法案载运首批物资之三条船中，仅有一条到达中国大陆』。

为求对此事更明了起见，让本人就对华援助与对欧洲某些国家的援助作一比较。即以希腊为例，本人对于希腊反抗共产主义威胁的斗争自然十分钦佩，对于美国政府所给予希腊的慷慨援助更无嫉忌之意。从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的期间内，美国给予希腊三亿一千八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以抵抗五万零二百十方公里地区上一万五千武装共党。而中国则接受了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用来抵抗当时散在四百三十一万方公里地区上一百五十万中共军队。而且，中国所得的实益，如照军用品的作价计算，则实际上远较欧洲国家为低，例如，一枝美国步枪，中国须付美金五十一元，而大西洋公约各国则仅须付此数十分之一的价钱。即同一美国步枪，仅须付美金五元一角。

（二十三）、最后我说到本案的归结：联合国大会对于此案有什么办法呢？本人并不盼望大会来为中国作战。本人知道大会即使愿意也不能给我一枝步枪或一架飞机。

在中国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面临威胁之际，大会当有其宪章上的义务。况且它对于全世界人民还有充分的道义力量可以使用。本人只想吁请大会运用与道义的力量来尽它的义务。第一，本人希望大会裁定苏联阻碍我国政府对东北主权之恢复，并以军事及经济援助供给中共。第二，本人希望大会认定中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目标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目标。第三，本人希望大会向所有会员国建议不得再以军事上及经济上之援助供给中共。最后，本人希望会员国对于中共所组织的任何政府，将不给予外交上的承认。

上述四项决定就是我所吁请于大会的全部宗旨。

中国向联合国控诉苏联之际，仍旧继续为联合国的忠实会员国。中国希望联合国成长加强，俾能比现在更有作为。假如大会以任何理由认为不能给予我所请求的最低限度的道义援助，那么整个联合国势必立即破产，而中国人民为保持国家和个人自由的斗争亦必大受打击。

中国的战事已进行甚久，但中国人民的意志还没有机会尽量发挥。中国人民，无论在政府区内或在共党占领区内，仍在继续对中共斗争。让大会对中国为自由而战的千千万万的战士们说：『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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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卷7下 422-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