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以急电发给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
通报指出：
“据第3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106)三同志10月28日致第10兵团叶、陈(107)及福建省委电称，10月‘27日八时电悉。
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
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
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
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
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
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
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
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
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急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
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
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同日
就董其武(108)部改编问题复信薄一波，指出：
“绥远两个军及一个骑兵师，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颁发番号；
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惟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此点请与傅宜生(109)商酌。”
“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须由傅宜生亲自领导方能行得通，否则难免出乱子。”
(106)袁仲贤，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兼华东军区代理参谋长。
1950年4月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周骏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参谋长。
(107)叶，指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1年12月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1书记。
陈，指陈庆先，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参谋长。
(108)董其武，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9月率部在绥远起义。
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12月又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0年底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司令员。
(109)傅宜生，即傅作义，字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