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
主持召开中央军委第1次会议。
会议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未解放地区进军和今后的建军问题，
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研究小组，主持今后国防的研究设计事宜。
毛泽东在会上就整个作战情况及部署等问题发表讲话。
他说：
现在我们对付帝国主义有两个中心：
一是上海，一是天津。
进军西南，由刘、邓三个兵团及贺龙一个兵团共六十万人承担，任务是解放云、贵、川、康。
贺龙直下川北、川康边，刘、邓则从大别山到峨眉山，估计今冬除昆明外，西南可全部解放。
解放昆明因陈赓需大迂回，时间较长。
进军西北的新疆问题，一野先头部队已于10月15日到达哈密，正与陶峙岳(82)交涉先去一个师，陶很欢迎。
拟于11月至12月到达北疆、南疆，否则再迟，一下雪明年生产就不能布置，军队吃饭成了很大问题。
西南也同样。
我们这样的军队进去，吃饭是很大的问题。
要看到我们这样大的军队是很大的生产力，明年必须很好地布置生产。
海军自两只大军舰过来后，我们已占优势。
两只大军舰起义都不是共产党员搞的，这证明中国人的心都已变了。
空军现在力量很弱，上海、南京受敌人飞机威胁很大。
土匪问题，有个时候闹得很厉害。
我军大举向前进军，这些土匪就像头上的小虱子一样，梳子梳过后残留下来了。
不肃清这些土匪，谁都不高兴。
现在已打得差不多了。
讲到战后军队组织问题，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兵团根本就不要了，甚至军也可考虑不要，因为师减少了。
部队就可以转出大批干部，一定要想法很好地转。
另外还有四十万的旧军官，我们原则上对这些人都要有个安置，不安置是不对的。
对旧职员也要很好处理，使这些人都能有事做有饭吃。
他说：
这次军委会增加了新人员，新的血液，这反映了我们的国防情况。
过去，前方打仗忙，军委就我们几个人来搞，我们主要靠野战军、军区指挥。
军队里面主要靠三大民主，发扬兵教兵、兵教官、官教兵，使军队很快就能打仗。
淮海战役时，甚至是即俘、即教、即补、即战。
现陈粟部队百分之八十是俘虏成分。
他们都坚决作战，全靠我们的革命精神，同他们互亲互爱。
我们军委会反映了我们的国防，这说明我们老革命首先从旧军队分化出来，后来逐渐增加新的成分。
现在增加的几位，我们希望真正团结起来，来研究些问题。
我赞成张文白(83)先生的提议，组织个国防研究小组，由张先生当组长，刘斐(84)先生当副组长，蔡先生(85)、傅先生(86)当组员，聂荣臻，我们的作战部部长李涛，还有罗瑞卿，也可以当组员。

△同日
致信斯大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
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
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同日

△晚上，宴请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87)、林伯渠、聂荣臻、李济深、张澜(88)、程潜、王稼祥、李克农(89)参加。
毛泽东在宴会上说：
形势的发展速度必将加快。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哈尔滨打到广州，按原来的估计这是需要两年的时间。
(82)陶峙岳，原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年9月率部起义。
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任司令员。
(83)张文白，即张治中，字文白。
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对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军委委员。
1949年12月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84)刘斐，原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
1949年8月和黄绍竑、贺耀祖等在香港通电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
当时任中央军委委员。
1950年3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85)指蔡廷锴。
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86)指傅作义。
(87)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1952年8月改称第1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2年11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88)张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89)李克农，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950年12月又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
1951年7月又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