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07月21日
星期四
上午和芬去参加梁福平追悼会，原拟九时开会，又迟到十点左右才开了会，这里不守时间的恶风气到处存在着。
照例是一些文字游戏的公式挽联，花圈，讲话……只是当那乐声奏动和看了那结婚才三个月的青年女人，哭着眼睛上台，使我眼睛不禁也湿润了。
那个有点戏剧味师副政委讲了话，说这是血底教训，应该严整军纪，自我批评（！）等。他讲话倒还清楚明白，婉转周到，手背在后面..倒确似个“政委”的派头。
死者是大连码头一个青年工人，十六岁小学毕了业，1946年在大连参加了共产党，做职工文教工作，副库长，到抚顺发电厂也是做工人文教工作……死时二十三岁。据说他很孝顺母亲，天性纯厚。
“假设我现在死了，恐怕连这样一个追悼会全不会有呢。”我和芬偷偷地说。
“看你是怎样死的罢——”她说“如果你像火药厂那个厂长去崩鱼，把自己崩死了……那是没人追悼你的。”
“我死了一定有若干人高兴说，（这家伙可死了，除了一个祸“所以你还是不要死罢……免得他们高兴！……”
为了散步，去寻张烈家。
到永安台俱乐部，他不住在那里，市委漆克昌和矿务局长王新三正在和八个日本工程师开座谈会，并预备请他们吃午饭。八个中有一个叫北村的很会说中国话，曲卷头发，头总是有些向前探着……一个现代化型的知识分子样子，另外一个胖子，留胡，八字倒眉；一个红皮肤，黄眼，黄发蒙古型，又像混血儿的样子。其余的锂小的日本型……。
张烈在自己家正在写一篇在牡丹江做市委时期，关于党内争论的文字，当一九四七、八年土改时，他抵御了那时“左”的风暴，坚持了保护城市工商业，他们就给了他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很气愤，要给以批驳。那文件已经在“党的工作”上发表了》在他家一直聊了近六七个钟头，喝了一杯酒，吃了一些东西??我也把《文化报》和《生活报》冲突经过情形说了一下，有些遭遇我们大致相同，不过他是在党内，我是在党外。他尖鋭，强硬……对一些歪人、歪风抗争着，因此被攻击，也被拥护。我总有一种预感，觉得中国不会这样“太平”下去的，共产党内部也不会这样“太平”下去的，总似乎有一种什么新的斗争等待在前面，我有些战栗，也有些虚无式的阴沉……但还应该勇敢、坚实地走下去。
他要把这纠纷研究一下，我答应找些材料给他，他并劝我应该把感情关系和共产党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