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58 齐赫文斯基致葛罗米柯函：俄罗斯传教士团在华情况（1949年07月08日）
致苏联副外长А·А·葛罗米柯：
06月08日关于俄罗斯在华传教士团团长维克多大主教希望去莫斯科面见阿列克赛牧首电收悉。
现送上维克多给我的信件副本以及大司祭丹尼尔·贺在哈尔滨写给维克多信的副本。
两信说明东北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教事相当混乱。
附两信复制件，共7页。
①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С·齐赫文斯基
1949年07月08日
附件：
致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С·齐赫文斯基：
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
按照俄罗斯古老的传统，公职人员在危难时刻应该永远恪守的古训是“勿为己求，勿为己谋，毅然肩负起繁重而艰巨的使命”。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却不得不违反这一古训。
我就是这样。
今年04月14日，在未等到调令或至圣②派
来北京的情况下，我即致函至圣阿列克赛，贸然提出去莫斯科当面报告传教士团面临的紧迫问题。
但愿您不致认为我的信是强人所难的不礼貌行为，也不致因此责怪我，因为您比任何人更了解传教士团光荣的过去，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它的现状。
令我们更为欣喜的是，您对传教士团光明美好的未来，对其造福于苏中两国伟大人民的事业蓬勃发展充满信心。
我相信，您会把04月14日我致牧首阿列克赛的信视为当务之急。
都主教因诺肯季为捍卫教规进行了无私无畏的斗争，但由于俄皇采取了强制措施，中东铁路地段的教堂脱离了传教士团。
后来，这些教堂组成了哈尔滨教区。
1941年，即在我任传教士团团长的时候，由于日本占领当局的压力，东北地区传教士团的会馆和教堂、军人墓地和全体神职人员均临时划归哈尔滨教区。
最近，根据涅斯托尔都主教的指示，东北地区俄罗斯传教士团的全部工作就是在哈尔滨建立中国传教士团。
一位原传教士团的神职人员——大司祭丹尼尔·贺被任命为团长。
我们在哈尔滨的一所会馆拨给他作为办公用房。
由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在一个中国出现了两位传教士团团长：一位是俄罗斯人，一位是中国人。
大司祭丹尼尔·贺深感自己所处的尴尬地位：
“在中国的中国传教士团团长？！”
作为团长，他深知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力。
他在写给我的几封信中一再抱怨，哈尔滨教区对他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关心，毫不顾及他的威信。
我们双方正经历一个过渡期，相互关系是很脆弱的，处境是微妙的，任何一个复杂情况都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东北如此，在华北、华南、西北传教士团的生活以及东正教徒们的境遇也因战乱更加艰难。
在邮政和电讯长期中断后，神甫罗果任自上海电告：
“我们正在为收回教堂和传教士团的财产而奔波。”
青岛、汉口、香港无任何消息。
同西北地区的教徒也无任何联系。
承蒙您的帮助，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只有北京和天津传教士团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传教士团当前正处在命运攸关的重要时刻。
我认为，传教士团痛苦的解体过程已经结束。
由于中国解放军不断向前推进，承蒙上帝的恩典，重整传教士团，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领导中心的有利条件已经成熟；
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事务管理机构，开展统一的宗教活动并在苏中共同的思想战线上进行文教工作的有利条件已经成熟。
总之，在统一的人民民主的中国恢复东正教代表机构——俄罗斯传教士团——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忘记，对当前的问题采取不慎重态度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摩擦、冲突和误解，导致北京教区和哈尔滨教区俄中教徒之间关系疏远，造成教区之间的摩擦，传教士团的事业不仅不能复兴，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可惜的是，虽然我们的同胞知道自己身处异国，却未能同当地人民密切交往，对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对他们也缺乏友爱之情。
令人遗憾的是，大家只注意当地人的性格、习俗和生活等方面的缺点，只知道官吏、警察和土匪横行，厨师和女佣偷盗，商人和小贩欺骗，牲畜少得可怜，“加起来不值八个铜子儿”。
十几年来，俄罗斯人在中国的境遇很不好。
他们颠沛流离、无人保护、贫困潦倒、饱受中国官吏和警察的欺侮，处境可谓一落千丈。
外国人在中国大肆推行掠夺性政策，他们过着随心所欲、花天酒地的生活，当地人却贫困不堪，欧洲人在这里已名声扫地。
在此情况下，中国人认为自己比外国人更聪明、更文明，处处优于外国人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有大国主义情绪也不足为怪了。
我们恰恰应该思考并采取一切措施维护俄罗斯东正教徒同中国人之间的和睦与友爱。
现在，对于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中世纪的藩篱已经彻底坍塌，在全世界阔步前进的潮流中人们已经觉醒。
但是这个国家的生活才刚刚平定，此时此刻，保持自彼得大帝以来传教士团在这里的领导地位尤为重要。
如果我们丢掉自己的优势，就丢掉了传教士团，我们在中国的所有东正教徒将成为天主教徒或美国形形色色的基督教徒们的俘虏。
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正在把贪婪的手从四面八方伸向中国，他们一有机会就对中国的宗教、政治、工商和教育施加有害的影响。
时不我待。
生活正在前进。
新一代中国人正在成长，心理日趋成熟，不久将在建设中顽强寻求自己的位置和事业，如果我们那时竟然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新生活就会离我们而去。
那时，“中国传教士团团长”必欲取代俄罗斯传教士团，他是中国人，当局肯定会支持自己人，矛盾和相互不满将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传教士团的义务是在苏中两国人民之间播撒平等与友爱的建设性思想，在友好的伟大邻邦传播我们伟大祖国无往不胜的思想。
因此，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切实关心俄罗斯传教士团在中国的地位，准确规定传教士团的权利和义务，对其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地位加以界定。
我觉得，即使频繁的信件往来也难以充分说明传教士团当前在中国所处的复杂情况，更难对其未来做出安排。
只有关心此事的人，特别是传教士团团长亲自向至圣报告，才能提供详尽的材料。
正因为如此，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我才大胆向至圣的牧首阿列克赛提出请求，允许我去莫斯科当面汇报俄罗斯传教士团面临的迫切问题。
同您谈话后我明白，您对我上述想法不持异议，因此，我希望您，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对我的莫斯科之行予以促进。
愿上帝保佑您尊贵的全家。
忠于您和感谢您的大主教
维克多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3，л.3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