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03月24日
星期四
昨天那个古玩店老板的儿子(李伯阳），是一个二十六岁瘦弱，神经质，老实的青年。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在石家庄被解放了，训练了两个半月如今被遣返回乡了，因此他对共产党有了感激之情。
下午刘芝明来，他说抚顺关于我去工作的事还无回信。我说预备去住三年，他说：
“好，那时候我去接你……”
“那倒不必。”我说。
“你得真把思想改好了，无产阶级化！”
“那除非真正做个矿夫。”
“做矿夫……该改不好还是改不好。”
“所以说，简单的，机械的，被动的也还是不行，还要主观努力。”
他无话说了。我们之间每次谈话，常常是这样的：他突然半玩笑地刺我一下，等到我认真回击一下，他又无法措答，顾左右而言它了。他就是这样见硬就收的人。
整日和夜间读完了《伟大的十年间文学》，使我对同路人和党外作家们之间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前者从文学走向生活；后者从生活走向文学。前者强调认识世界，后者强调改造世界，他们全只是具有了真理的一半。前者是倾向于理智的，客观的，科学的，缺乏一种能动的，革命行动的力，近乎一种纯文学底冷淡；后者是抒情的，喊叫的，浪漫的，天真、幼稚、感觉的，忽视了理智和文学的特殊性。——到后来他们终于互相接近，渗透，而达到了内容和形式高度的统一，进入了踏实的能动的革命现实主义。
中国文艺情形比苏联更要纷杂得很，因为各流派标志并不鲜明，也无代表的凝固性的作品，它们是软件的，不易捉摸的。因此批评起来也难有什么效果，唯一的办法只有靠踏实的作品示范，获得读者的支持。目前中国共产党还是以政治和组织力量来支持他们底作家，这样下去对于他们作家成长将是不利的。
我恐怕还要走我独特的路，给中国文学踏出一个新的方向来。这中间我必要被排挤和辱骂，误解，但要走下去。
不忘民族特点，不背国际方向，这就是将来各国文学者的路。这里首先要研究的就是民族文学特点是什么？而后怎样，用什么方法何等主题，走向国际方向。
夜间偶然想起这几句话：
我不怕别人对我更坏任你们推罢，挤罢，甚至用了钉子鞋踏伤我，绊倒我，即使是爬着，滚着，用嘴啃着泥土一寸一寸地前进，我也不会自动离开解放人类真理的大道——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呼吸。
任你们吵罢，叫罢，辱骂罢……即使用世界上最恶毒，丑污，旷所未有的言语攻撃我，扰乱我，涂抹我……甚至塞了我底嘴，即使用胸中最后的喘息，我也要真诚的歌唱，唱出全人类真实的痛苦，欢喜和哀伤！
我不隐瞒，我是现实主义泛人类的痛爱者。
我不怕别人对我更坏，却怕别人对我太好；我不怕别人不爱我，却怕有人在爱我……。
如果我能活八十岁，前四十年算为了我自己，后四十年则是为了别人。
为了眷爱我的人，不得不活下去；为了憎恶我的人，也得活下去第一，我绝不能投降我所反对过的敌人(民族的，阶级的，人类中具恶德的）。
第二，为了这世界上还有依靠和爱我的人。
第三，还有未完成的工作。
因此我还不能死，必须要忍耐地走下去。
我不太留恋“生”，也不恐惧死，同时也知道只要我走下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我，自知还有足够的蕴藏力量，胜过一切，所怕的是自己的“倦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