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03月01日
星期二
上午九时半同丁伟由家中起身，搭上午H时二十分第四十六次客车，于十二点五十七分到了抚顺南站。上车的人很多，有许多老百姓几天还上不来车，他们在月台背着行李来回焦急地徘徊着，因为每只车厢全挤满了人，连车入口的地方全站满了人，幸喜我们坐的是军用车，还找到了一个座位，幸亏丁伟代我拿行李，买票(票价一万元），我才少了麻烦。
车上有一个学生竟认出我我来，他问我：
“你贵姓？”
“姓刘。”我回答。
“不对罢？”他狡猾地笑着，“你认识萧军吗？”
姑职。
“他是你什么人？”
“是我哥哥。”
听了我这回答，坐在我对面一个穿黑制服、长脸、瘦削，正在看着一本有北平先农坛封面《知识》的书的人忽然也笑了，我知道他是认识我了。
谈过以后，我知道他们全是在哈尔滨读过书的学生，（哈大、工大)他们全听过我讲话，而还记得我围过白色绸围巾。对于把地主阶级比作臭虫的故事全感兴趣。另外一个穿黑色制服的青年悄悄地问他那个读《知识》的青年同伴，我是谁？那青年在《知识》上用指头画着我的名字说我是我底弟弟，他们似乎也不敢确定我就是“萧军”，而相信我是弟弟了。
一个半乡村式的二十四岁妇人，有一张长型脸幅，一张明净的额，一双双眼睑有些吊稍灵活的中型眼睛，清秀的眉毛，一条窄长的直鼻子，一副薄而严密的嘴唇，从那脸底侧型来看，是显得很美的，同时是显露得热情，大胆，泼辣的，应该是个“知识分子”的样子。但是从那短而粗糙多骨节的手，和那嚼点心用舌头如一只狗那般喂孩子，一舐一舐的动作……(毫不为怪以及感到羞耻)这就可以显露出那“无教养”的本质了。她大约还是婚后生第一个孩子，她是那样亲她，但她是按照自己任性在亲孩子的，还不懂得体贴……。她对面坐着一个方脸，娃身，时时打吨儿睡觉的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显得愚昧而忠厚，样子像婆母，而不是娘……。
到了市委，书记孔原不在，我递去了介绍信，由一个中高身材，方脸，大眼，高鼻，操四川口音，态度温和沉稳的漆克昌同志接见了我。他大概是副书记。同时也介绍就在一边的秘书许明(一个高鼻，瘦脸有雀斑的女同志，也住过延安)和工会主任金直夫——他说他认识我——瘦而秃额的人。
为了要消磨吃饭前的时间，我和漆就不能不寻找一些话来谈。我谈到四川的天气，风物，他也谈到东北的天气，他三十年离开了故乡重庆去日本，一九三O年回上海做秘密工作而被捕，判为无期徒刑，学印刷工，直到七七事变才出狱，做军队中政治工作，来东北率领松江工作队到通化一带去进行土改等。
这些人们似乎并不如一般文化圈人们那般狭小，也没谈到东北日报论争问题。
我被送到职工会来住，这地方原先是个医院，房间也还干净温暖，二层楼，临大街向西。
这里工会副主任姓庞，一个短小精干三十岁的青年人，原籍山东，长大东北，1937年去延安住过政治研究室，认识黑丁。市委宣传部长韩文朝，一个广东人，他认识木刻家黄新波等。
我为他们这里出刊的《抚顺工人》提了一些内容和编排上的意见。
临睡时一种准备要写作的情感，忽然鼓动了我，打算要深深在这里住一个时期，计划写“结合”，这也许是受了这里客观环境的影响，我希望这情绪能凝固起来，现实下去。
读了两页《萌芽》，灯光太暗，读不下去，据译者说，佐拉写这小说时，曾在矿区里住过三个月。
在我刚刚收拾完行李时，忽然探头探脑来了几个青年(有一个女的），起始他们进来又出去，最终由一个青年鼓足了勇气，问我是不是“萧军”？我承认了，他们说听楼底下人说我来了。他们呆呆地坐了一刻，没谈什么，我寻了一些应酬话和他们谈了一些，等到我让他们写下名字时，那个女的竟借故走了。我想他们心里在想：
“这就是那个在东北日报上被批评的萧军啊！——看看他……”要想去看张烈，听说他住在家里，又很远=而且有些落雪了，就改为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