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一日

　发表元旦文告，阐明政府和战方针，并表示不计个人进退，促成国内和平。

附节录　书告：「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绝续，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之中，而我同胞每一个人、每一家族的自由或奴役，生死或存亡，也要在这一阶段之中来决定了，怎样纔能渡过这一难关，克服这一危机，成为我同胞每一个人异常关怀的问题，而大家对于政府当前的决策，都感觉其利害关系之重大，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大家也都希望战事及早结束，和平及早实现，所以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坎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怀，中正受全民的付托，负国家的重责，对于当前的局势自应有详切的检讨，至对于人民的希望，更不能不作深长的考虑。孙中山说：『中华民国之建国，其目的在和平。』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孙中山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过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事实，在世人心目中记忆犹新。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之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之道，以树立民主的弘规。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所以，我们同胞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中正个人自参加革命战争以来，迄今几四十年，我在每一长期战役之中，都是备历艰辛，饱经挫折，受尽诬蔑，无论失败到甚么程度，我始终持有必胜信念，而最后也必能达到成功的境域。要知道我们所倚恃者为民族精神、人类正义与世界公理，共党匪军的暴力能劫取我东北，却不能征服我们的民族精神；能侵入我们的腹地，却不能侮辱我民族的人格。正义就是决胜的力量，公理终必胜过暴力。我们这一代遭逢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变局，也就是担负着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使命，我们只有忍受一时的痛苦与牺牲，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历史文化的延续、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后世子孙的滋长而奋斗。同胞们：当此岁序更新之际，缅怀孙中山及先烈缔造民国的艰难，体会前线军民坚贞奋斗的痛苦，更觉中正个人责任重大与职务艰巨，亦深信我爱国同胞决不能忍受共党的清算，不能坐视国家的危亡，只有军民一体，举国一致，团结奋斗，保障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竭尽卫国保种的天职，收获八年抗战所得的成果，以告慰我无数军民先烈在天之灵。孙中山说：『最后成功归于最后努力者』，愿与我全国同胞共勉之。」

率中枢文武官员于紫金山，恭谒孙中山陵寝。

主持开国纪念典礼，为讲：「能战纔能和」的道理。盖自上年冬东北战局失利，长春、沈阳相继沦陷；旋徐蚌会战复告挫折，我军既已撤离徐州，军事形势，日益严重。而行政院长暨部会首长又因币制改革失败呈请总辞，全国杌陧不安。共匪除加紧其军事进犯外，并扩大心战与统战之攻势。一般所谓「和平民主」人士，受共匪蛊惑利用，复纷纷为匪扩散「和谈」烟幕，而政府中部份将领亦遂丧失斗志，妄冀与匪「谈和」，甚至有目蒋中正为「和平之障碍」者，在此敌我不分、积非成是之情势下，蒋中正于今日发表文告，申明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并谆切告诫军政人员坚定信心，勿为共匪所乘也。

附录

　讲词大旨：「今天我发表一篇文告，申明和平建国是政府始终一贯的政策，并列举三年来政府为蕲求和平与对共党委曲求全的事实，要使大家知道今天提出和平主张，并非是政府没有继续作战的力量，常言道：『不能战，就不能和』，亦就是说：『能战纔能和。』今天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自从东北作战以来，陆军方面虽然遭遇了许多挫折，但是在数量和质量上，迄今仍居优势。尤其是空军和海军，更非共党战力所能较量。此外就政治和经济的基础来说，亦非共党所能比拟。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份人员受了共党恶毒宣传的蛊惑，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国民革命在广东最初东征的时候，不过两团的兵力，而终于统一全国，后来更能获得抗战最后的胜利，我们政府今天有如此坚固的基础和雄厚的力量，如能恢复当年革命精神，那还有什么匪乱不能剿平。因之，我们今天并非避战求和，乃是可战可和，如共党真有和平的诚意，政府自愿贯彻政治解决的和平政策，以减轻人民的痛苦。」

蒋中正近以内部意志未能团结统一，乃有引退图新、复位革命基础之考虑，并对引退后可能发生之情势，作如下之分析与判断：「(一)匪军南下，渡江进攻京、沪。(二)共匪陈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组织联合政府，受匪操纵，并派兵进驻南京。(三)暂停军事攻势，而用政治方法瓦解南京，然后各个宰割，不战而占据全国。(四)李当政后，撤换各地方军政要员，或由共匪加以收买，使彼等屈服投降。(五)对余个人极端诬蔑、诋毁、诽谤、侮辱，使无立足余地，不复能为反共救国革命领导中心。(六)李为匪所逼，放弃南京，以迁都广州为名，割据两广，希图自保。(七)美国对华政策，暂取静观态度，停止援助。(八)俄帝积极援共，补充其军费，建立其空军，使我南方各省军政，在威胁之下，完全崩溃，无法抵抗。」

蒋中正又对其个人之进退出处，作如下之分析：「(一)进之原因：（甲）勉强支持危局，维系统一局势。（乙）等待国际形势之转变。（丙）静观共匪内部之变化。(二)退之原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复位革命基础。」于此可见蒋中正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进固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退亦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其奋斗方法虽有不同，而奋斗之目标则一。故此时考虑引退，并非以环境恶劣，脱卸一己之责任，乃重在「另起炉灶，复位革命基础」也。

蒋中正为新岁伊始，自记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汤之盘铭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日又是一年之始！我之德行心灵，果有进步否？去年一年之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幸赖上帝保佑，得以平安度过，自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人，来作新民，建立新中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愧为基督的信徒自誓。」又曰：「去年一年，虽经过全年的试验，遭遇无数的凶险，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相关人物：李宗仁　孙中山　蒋中正　

出处：卷7下 209-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