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07日
星期日
上午把徐定夫找来，我给他指出三条路：
1.留在出版社接近组织。
2.和我一道去奉天(这不可能，因为共产党不愿这样做，而且对徐也无利）。
3.自己去经营事业(我当然不希望他走这条路）。他预备采取后者。当然为了我自己着想，愿意和他在一道；为了他还是应该离开我，因为我是正处在“倒霉”过程中。我为这些事感情也很怆痛，但还应该压制自己。
午间杨角(一个在延安的画家)来看我，还有个叫王哲的。关于《生活报》和《文化报》问题也谈了些，他劝我还是团结第一。
读王秋莹的传记，这写一个知识分子被各处摈弃的命运，很凄惨。
夜间李宝祥在这里，饮了些酒，我竟有些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