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09月09日

就采取借粮办法解决军粮问题，同罗荣桓、谭政致电中央军委：关于在新区解决军粮问题，于8月17日曾上中央军委一电，未见复示。财经办事处现拨白洋二十万元，此款只能作为紧急不时之需，不能用以购粮。如用以购粮瞬间即可用完。合理负担办法分配时，花钱结果仍是远水难救近火。故现拟采用借粮办法，即是向地主、富农及在不得已时向农民借粮（包括马草、马料），给被借户以借粮证，作为日后向我政府完纳公粮之用。此法比较能解决问题，但有很大缺点。㈠有些地区我只是过路，不能控制，人民对我无完纳公粮之任务，实际上是有借无还。人民只有支出而无收入，也不能在国家赋税负担上作某种抵消，这使农民吃亏太大，地主、富农也不会乐意。㈡先头部队借了，后续部队过又要借，而且必须多借，借少了不抵事。这样一借再借，势必把人民粮食弄光，与过去的没收政策相差不远。

如按一定比例，规定只借一次，则供给必然发生困难，这就是政策与供给的矛盾。在大兵团集中一地作战时，此种矛盾很难解决。㈢根据十一纵六、七月间在冀东新区作战的经验，某些地主、富农，因受土改偏差的影响，几乎大部跑光。粮食运送承德，小部窖藏起来。结果部队没有饭吃，到处挖窖，弄得纪津很坏。能够挖到的，少者不过几十斤，多者也不过一担，结果即影响政策的执行，又影响士气的巩固。如中央允许我们在新区采取上述借粮办法解决军粮问题，在执行上我们还可根据过去的经验，作出一些规定，力求不乱或少乱。因行动在即，我们需要对部队发出指示，故盼中央早日示复。

△同罗荣桓、谭政致电毛泽东：㈠长春守敌两个军及游杂部队共十万人，凭借坚固工事和建筑物固守。我以十二纵三个师及六个独立师从6月25日起，采取围困方针，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对该敌作战。㈡两月来围困已取得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秩序混乱，军心动摇。两个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敌方逃兵及投诚人员已达一万余人，其中正规军占百分之六十八，杂牌百分之三十二。㈢围困的初步经验㈠敌对我之围困，采取强制疏散市民以减轻负担。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此法初期有效，后因饥饿日益严重，饥民大批涌出，饿毙甚多，我酌情分批放出。㈡不让饥民出城，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很难理解。我放出饥民加以救济后影响较好。㈢断敌粮源，必须发动群众。㈣发动部队进行政治攻势，派出几个敌工站，在城垣附近发展内线工作，是瓦解敌军收效较大的原因。㈤发动生产，救济封锁区群众，是发动群众围城热情的重要工作。㈥围城部队在长时间内已逐渐形成规津化的阵地生活。㈦围城斗争极为复杂，绝非仅为军事斗争，必须党政军民一起动员，故要强调一元化领导。

△与罗荣桓、谭政、刘亚楼致电毛泽东：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各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涌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初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梁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㈡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

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与罗荣桓、刘亚楼致电各部：九、四纵于十二日可插到锦（州）义（县）之间，包围义县敌人。热河以两个独立师包围兴城，一个独立师包围绥中，均于十二日十二时左右到达，完成包围。十一纵应于十三日突然到达昌黎、滦县城一带，歼灭分散之敌，并将昌黎段铁路彻底翻毁，第二步即歼昌黎之敌，并抗击傅作义增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