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08月17日

与罗荣桓、谭政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将进入敌区作战，在考虑离开铁路线后，后方供应不上时，即需依中央合理负担政策，向当地人民筹粮，累进率如何规定当为一问题。但更重要者是如何实行合理负担及如何使筹得的粮迅速集中，因一方面军队需要粮食供应是急切的，另方面实行合理负担则要求有较为周密的调查，及根据此种调查确定负担的分配量，然后逐一催收集中，其手续是很麻烦的，对于军队的供应是缓不济急的。同时进入敌区后，旧的政权机构不能利用，新的政权一时来不及建立，如此则办理合理负担的全部工作，必须依靠军队政治机关及随军的少数地方工作人员来做。而在人地生疏时间短促的环境，也是难于做好的，其结果不是使政策走样，就是弄不到饭吃的。从去年秋季起至冬季作战时期，曾采取没收地主征发富农政策，以解决军队吃粮问题，规定地主只留口粮，富农则征发其多余部分，这样能够征用的粮食为数较多，分发供应都较易，虽在某时（部队大量集中时）某地（少粮区）亦曾遇到困难，及除了因此所引起的贪污浪费与少数违反政策者外，然确是保障了军食，使作战行动未受阻碍。现在合理负担政策与没收征发政策是有区别的，而且必须区别才行。如此一来，则在敌区能够征用的粮食较之以往采取没收征发所能征办者势必大为减少，能否保证军食尚成问题。关于合理负担累进率的规定，怎样才是适当，我们亦无经验。我们这样提出问题，不是怀疑中央的政策，而是以认真态度来执行中央的政策。故请中央详为指示，并望将关内各部在新区解决吃粮问题的经验，择要电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