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06月02日
星期三
上午到国民大会堂，参加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人联席会议，讨论立法委员的待遇问题。
因为不愿意使外间知道讨论的经过，秘书处宣布不许新闻记者到会，会议在秘密中进行，颇引起记者的不满。
会场中争得很利害，一方面主张要顾到立法委员的最低生活和工作条件的需要，一方面主张要顾到人民的负担和社会的观感。
双方的立场不同，意见自相径庭，结果决定由各委员会各推一人组织小组会议研究此事。
此事虽在秘密中讨论，外间已有种种传闻，说立法委员要求每人要有一个秘书，一辆汽车，一间房子。
这确有人有此主张，但大多数人都觉得在这艰危的局面之下，举国贫困，民不聊生，立法委员应该极端刻苦，不应稍涉奢靡，更不应为个人的待遇，给人民以一种不好的印象。
将来的决定，想不至于过于优厚的。
中午在李振翩寓吃饭，饭后讨论民主政治学会今后如何发展政治活动。
到罗贡华、范予遂、端木恺、童冠贤[2]、武和轩、刘博昆、胡秋原、邓飞黄等十数人。
昨日见徐可亭，他对于张公权过去一年负国家金融责任，加以极大的责备，说他“误国误友”（指张院长岳军）。
今日严静波告诉我，民社党人表示，如要他们参加政府，须使张公权负责办理美援的使用。
此事到了蒋总统耳朵，蒋总统大为震怒云云。
过去一年金融的混乱确须张负责，现在他还争美援的支配权，真是只知争权不知责任的官僚。
[2]童冠贤，1894—1981，原名启颜，字冠贤，察哈尔宣化（今属河北）人。
曾先后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就学和工作，1925年回国后先于北京大学任教，后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其后历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监察院审计部常务次长，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大学教务长，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同年11月任立法院院长，后定居香港，一度任教于崇基书院。
著有《英国劳动运动史》（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