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里店生产中几个问题
幻山
自工作组离开什里店后，我从村干及群众的谈话中，发现生产中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村支部及村政权对生产工作缺乏领导，支部书记强调“没法领导，党员情绪不高”；
生产主任强调“自己能力弱”，说各组还没报告。
妇女纺织小组虽然组织起来了，合作社决定贷花扶植纺织，但合作社的二百斤棉花无人问津，贷不出去。
这可能是在整党后短期内不可避免的现象，但也由于工作组走的太仓促，新的领导还不够熟悉。
因此目前第1件事情，应该是建立支部的正常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生产。
党员在各小组中如何起骨干与带头作用，以及如何具体地帮助新干部领导工作，都是现实问题，必须迅速解决。
（二）合作社人员工作不安心。
从去年07月到12月，赚了二百六十多万元，合作社人员按二八分红，只分到五万二千元，连前半年的三万元，共八万二千元。
经理王兴顺说：
“家里一个月支差和烧的，得花一万元；
有三个孩子，没劳力，老婆是个半残废，没有办法。”
火夫王培金是个贫农，也不愿干，他说：
“咱是被迫进来的，人家说咱有弟兄两个，不干就叫去参军！”
又说：
“咱到窑上动弹，咱是个全把式，两个月能嫌二十几万。”
“咱到如今还是个窟窿户，老子没给咱留下啥，咱连根毛（牲口毛）也没有。”
去年管帐的李成说：
“过去你就拉断套也没人说好，听说固镇合作社是四六分红，这里还是二八。”
油坊也存在着同样情形。
因此我以为合作社必需注意：
1、采取劳资两利的方针，确立固定的工资与分红制度，赏罚严明，好的奖励，坏的批评，不应当片面的强调照顾群众利益，而忽视合作社人员的利益。
他们的家庭种地问题必须适当处理，使其专心营业。
2、在组织问题上，也受了片面贫雇观点的影响。
前油坊经理李保五说：
“咱领导不了人家（指大匠二匠），人家成份好，说话硬。”
而大匠二匠则埋怨李保五：
“你看不见我们做活，你不是看新大众，就是抱孩子。”
经理不要摆架子是必要的，但工人们也不能平均要求，应该分工合作，各尽职责，民主集中。
合作社中的不民主和极端民主，都是有害的。
3、合作社人员尽可能不要经常更换，有错误应该批评，要他纠正；
赚不了钱要考察原因，单纯更换人员不是办法。
这样会使合作社工作积累不下经验，新选的干部也容易不作长期打算，临时支应。
如油坊新经理傅治说：
“人家不行，咱行？
我觉得李保五还不错，没本钱，去年还赚了五六十万呢！”
合作社二百斤棉花贷不出去，说明纺织工作中存在着问题。
除领导上应作检查外，另外还有实际情况：
去年一斤布能换三斤半棉花，今年二斤也没人专门收换。
一斤棉花一千一百元，一斤布二千二百元，弹一斤花一百二十元，还要脱一两多。
寻人纺一斤花就得出一千元。
李成说：
“无利可图，妇女就不干了！”
生产主任张正说：
“过去灾荒年还贷出六千斤棉花，俺什里店纺织，在九区还是模范，但织成布销不出去，没办法。”
因此经济机关应注意土布的调剂与输出，换取其他必需品入口。
以上问题，仅是些感觉，不见得对，但我估计也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特写出供参考。

冀鲁豫草帽辫业的复活
冀鲁豫分社
一、冀鲁豫草帽辫业的概况与历史
冀鲁豫区出产草帽辫子的地区，以清丰五区仙庄集（又名草帽子仙庄）为中心，东至范县七十里，西至韩村四十里，南至濮县五十里，北至束馆六十里。
东北有一百里，西北有七十里，总面积为一万二千方里。
产辫区域共有人口一百二十万至一百五十万，编辫人口三十万至三十五万。
按每人一天最少编十托计算，每天可出产辫子一百二十包（每包二百四十把，每把一百二十码）。
按每年十个月的编辫时间算，全年产辫三万至四万包。
辫价折合成粗粮，为三千九百万斤至四千二百万斤。
草帽辫业约有二百多年历史。
开始是在仙庄集出产，故仙庄集又名草帽子仙庄。
起初有河南商人在仙庄集安设帽庄，草帽推销到汉口，又到广东、广西，所以广东商人也来仙庄集设庄，收买草帽。
咸丰年间，仙庄集已经有了三家帽庄（广东的两家、河南的一家）。
后来又由帽庄发展到辫庄，收买大批草帽辫。
辫子于同治年间已开始出口。
民国元年，德日商人在青岛设庄收买草帽辫，所以产辫区增加了许多外来辫庄。
计仙庄集三十二家，南乐城里四十八家，韩张二十家，朝城十一家。
民国二十四、五年，发展到最繁荣的阶段。
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影响，不能出口，辫业开始走向萧条与垮台。
民国二十四年是辫业有史以来最繁荣的年代。
仙庄集有辫庄二十多家，比民国元年的庄大。
仅三家最大的辫庄，每天就收买四千五百元的辫子。
二十家一天共买九千元的辫子（折合粗粮一千四百石或三十七万多斤）。
辫庄全年（按十个月计）就收买到三万至四万包草帽辫（大部出口）。
此时粗辫子卖一百元一包，细的一包五百元。
粗辫子两个铜子一托。
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和刚学会编辫子的小女孩子，每人每天能编四十托，可卖八百钱，能买六斤粗粮。
一般人一天能编中等辫子四十托，卖两吊钱，能买十六斤六两粗粮。
技术高的妇女一天能编三十托细辫子，卖三吊钱，能买二十五斤粗粮。
两个工人，一般拐子，一天可拐六十把，拐辫一把五个铜子，一天能拐三吊钱，买粗粮二十五斤，每人合十二斤半粮食。
一般的挑工，工资一年一百二十元。
另外由于销路广和辫价的提高，大大刺激了编辫者的生产情绪。
妇女们白天编一天，晚上为了节少灯油，就自由结合成小组，大家围绕着一盏油灯，又说又笑，防止瞌睡。
并且提出竞赛，看谁编的多，编的好。
有时瞌睡了，就在灯旁休息一会，醒来以后，还是编。
一直到天明。
很多妇女连做饭的时间也啥不得耽误，到饿了就买点便饭吃，吃了再编。
有些本来是妇女做的活，但是男人们都替她们干了，以免影响她们的生产。
谁家如果是有个编好辫子的妇女，就别的啥活也不叫她做，专门叫她编。
因此，妇女在家庭的政治经济地位提高了，男人们很少对她们有封建压迫。
辫业繁荣，人们购买力提高，其他商业也随着发展起来。
首先是增加了很多小商贩。
在人口多的村庄，每到夜晚，犹如集市一般热闹。
仙庄集繁荣起来，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座商三家，五千元以上的四家，两千元以上的二十一家。
有洋线庄、洋布庄，颜料公司，揭钱铺，洗澡塘，茶、饭馆等。
魁盛楼饭馆的七个伙计整天没闲空，平均一天能招待八十个客人，卖到二百个菜（一个菜一角五分），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一般妇女浑身找不到一点粗布。
二、左倾蛮干影响辫业萧条
去年土地改革以前，在产辫区共有十三家辫庄，包括天津庄四家，本地私营庄八家，公营庄一家。
由于以下各种原因，致使辫庄垮台，辫业走向萧条。
首先是土地改革给他们的影响。
天津的四家辫庄，因为怕被斗争，早早的搬回天津去了。
八家本地私营辫庄，有七家被斗争了（另外一家被斗争否，情况不明），只剩下了一家公营辫庄。
公营辫庄因买了辫子无法推销，也停止营业。
其次是私营辫庄无利可图。
第1、辫庄任用工人不自由，公营辫庄的同志错误的认为和天津来的辫庄斗争就是跟敌人斗争。
过去辫庄上任用工人是自由的，他们可以根据技术的高低挑选工人，根据技术的好坏规定工资；
这时候，他们不当家了，工人由工会主任随便往辫庄上送，被送工人的条件多是抗属或贫农。
把辫庄当成了优抗和解决贫农生活的机关。
××辫庄上的手工工人，只有一个技术熟练的老手，其他都是半工手和新手。
拐工工人多是些老头子和小孩子，其他庄上还有村干部。
如果是按件计工的话，他们光是为了自己多混钱，拐辫子很快，不出好活；
如果按日计工，他们又磨洋工，上工晚，下工早。
特别是村干部常开会，开一晌的会就一天不上工，但仍一样向资方领取工资，资方也不敢哼气。
第2、工资高。
规定工资一般的都是公营辫庄与工会协商的；
私营辫庄无权过问。
工资以粗粮为标准，拐工拐一把粗辫子一合八粗粮，一天两个人一般的拐六十把，合粗粮一斗零八合，每人得粮食五升四合。
细辫子一天两个人拐四十把，工资粮一斗六升，每人一天得八升，合二十多斤。
可是一个编辫子的妇女，顶多一天能编二百一十元，才买一斤多粗粮。
这样，一个拐辫子的工人工资就顶二十多个编辫子的妇女得的工资。
相形之下，拐工的工资是太高了。
第3、运输受限制。
公营辫庄可以在卫河里用船运输，而村干部的大车组织起来后，硬叫人家用他们的大车运输。
私营辫庄怕得罪他们，不敢不用，所以私人辫庄每运一车，比公营辫庄多花一万五千元。
又因运输时沿途被盘查，常常耽误很多走路时间。
有一次，聊城车行的大车，把辫子给人家拉到半路上就卸车了，使人家又麻烦，又多化运输费。
第4、运输费每一包多花一万五千元，伙食费多花一万元。
由于公营辫庄与他竞争，所以每买一包辫子，他得多花一万元。
挑工拐工做的活不好，辫子到天津少卖钱一万五千元。
辫庄在天津银行贷款付息六万元。
总起来私营辫庄每一包辫子比公营庄就增加成本或少赚红利十一万元（人员的来往路费、营业税、赔偿大车损失等尚不包括在内）。
私营辫庄经济上无利可图，政治上又不自由，就离开了解放区。
天津的四家辫庄，以高书尧走的最晚。
他临走时说：
“俺也不愿走，现在不走不行啦。
十条路没一条路啦。”
天津的辫庄搬走了，本地的私营辫庄被斗争了，公营辫庄也停止了，整个的辫业萧条了，工人和群众的生活自然也受到极大影响。
三、辫业开始复活！
中央及中央局对工商业的政策颁发以后，各级领导上已开始检查纠正过去的左倾错误，坚决恢复与发展草帽辫业。
公营辫庄想办法与天津辫庄接上了关系，宣传了我党的工商业政策，并对过去的左倾错误进行具体纠正，支持了本地私营辫庄崔建善，低价卖给他一百八十包辫子，到天津去推销。
每一包他们赚到了三分之一的红利。
天津的商人看到了解放区的工商政策真正转变了，所以津商张从先和本地天孚号辫庄等四家相继在我区设庄买辫。
天津华兴行的先生寇福廷，在今年正月间来解放区。
他说：
“解放区真好，夜里拿着钱走路也没小偷抢你的。
过去光是听说好，但心里不相信，现在才真信啦。
以后把我的家也搬到解放区来，不在蒋管区住啦。”
清丰五区的全体干部，也从思想上检查了过去对私营辫庄认识的左倾错误，又于上月28日召开各辫庄经理会议，说明坚决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并检查了过去的错误，征求了他们的意见。
30日又召开仙庄集全村群众大会，号召提高辫子的质量，争取多出口。
并反对过去胡乱送工人、粗制滥造、只顾自己赚工资，不管辫庄利益的错误。
号召今后从技术上竞赛，反对依靠自己成份好和军烈属资格，不好好做工；
提倡挑工工作要精致细密，分类要分的好，拐工要拐的好，接头接的好，少舍辫子。
第2天，秦区长又协同私营辫庄经理到同丰（公营）辫庄上参观工作情形，大家都亲眼见到工人工作比以前好多了，质量提高了许多。
私营经理很高兴的说：
“这比以前一包辫子得多卖好多钱，还好出手。”
私营辫庄过去思想上有顾虑，不敢提意见，不敢长期打算，现在敢提意见了，也从长远方面打算开了。
赁房子也定下了长期租赁。
附注：
区党委与行署对恢复与发展辫业的具体方针正在讨论研究中。

内邱灵活发放贷款
　中贫农合伙买牲口
【内邱消息】
本县今年发放了五千七百五十万元春耕贷款，贷法上改变了过去限止贷款用途的死巴办法，提出贷款只要用到生产上，干啥有利就可干啥。
群众对这一办法很欢迎，将款贷到手后，即结合着私人的款子，进行了各种不同生产活动。
有的买牲口、有的买农具、有的作再生产，干小买卖。
二区现已增加农具四百五十一件，大车两辆，水车一辆。
一区增加耧十一个，犁九十个，耙二十个，及其他零星农具等共二千零三十四件。
南羊宅等八村已增加牲口三十个零半头，五区蔡家沟中农村长带着四户贫农，贷了八万五千元，加上私人二万元，伙买了牛一头。
贫雇梁小平带了三户中农，伙贷款四万元，也打算买牛。
群众都说这次贷款可顶事哩。
另外在生产活动上，三区任庄村贷款三十五万元，贷给十一户贫雇二十一万二千元，二十一户中农贷了十三万八千元，他们贷到款后，自由结合卖酸枣面，在一个月来挣洋七十多万元。
另有几户结合私款集中了四十六万元买了十个牲口。
（内邱办公室）

太行各机关学校
　节约救灾
【太行消息】
太行区党委直属机关普遍展开节约救灾运动。
区党委机关取消午饭一周，每人每日节约小米二两。
军区政治部除停止午饭一周外，并有不少同志以私人积蓄乐捐救灾。
现已将节余粮食五百多斤和捐款三十八万余元全部解交行署，转发灾民。
行署、文联、邮政管理局、公安局等机关，共节约捐助小米四千多斤，洋五万四千余元。
又：
长治师范、太行第2联中、平顺简师，听到行署的节约救灾号召后，也都纷纷酝酿响应。
三校共节约小米六百余斤，即将解交行署。
又：
刚从长治公演回来的军区解放剧团，听到救灾号召，除将在长治救灾公演款五十四万元交行署转解陕甘宁边区外，大家又自动把出演时各机关送的化装费三十万元，捐助本区救灾。
行署及太行文联两机关，亦捐出小米一千六百斤，大洋三万元。

岳北专署拨发救济粮
　组织灾民做鞋运输
【太岳消息】
岳北专署拨粮五千石救济平遥、介休、灵石三县难民。
平介灵因阎匪拼命抢粮抓丁，造成严重灾荒。
灵、介两县即有二万三千人无法生活。
平遥需要救济的有四万人。
逃到我区的难民，仅平遥一县就有二万多人。
民主政府除拨粮急救外，并设法安置：
第1是以工代赈，组织生产。
妇女作军鞋，男人搞运输，抬铁轨，修路。
入春以来妇女做鞋赚米两千五百石，运输赚米四百五十石，抬铁轨赚米四百石，解决了一部分困难。
第2是低价粜粮，让群众以破布、甘草、烂铜等东西换粮食。
现已粜出两千石。
第3是从春耕贷款中抽出三百五十万元组织群众搞拉挑贸易生产。
现在逃来沁源的难民，生活上都已安定了。

平顺六区完成下种
　趁空转向副业赚粮渡荒
【平顺消息】
平顺六区的春耕下种运动是在04月中旬开始的，全区三万余亩水、旱、梯地，经过二十天到一个月时间，全部完成下种。
今年生产中，前期是干部群众都存在着思想顾虑，生产自流，经过两次村干部会议和四次区干部会议，研究克服了消极情绪，在后期就比较好了。
这段工作中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和经验：
一、如库峻、界畔峻等村，因比较正确的认识了土地法和整党等问题，群众生产情绪一直是高涨的。
干部觉得为工作犯了错误改就中，群众说当干部是为咱，谁能没点小毛病，所以干部敢领导，群众有依靠，生产就好。
在区村干部会上明确号召全区干部向他们学习，同时又检讨批评了躺倒不动思想情绪，说明不做工作是错上加错，好坏两种显明的对照起来，给村干指出了正确道路。
二、七字沟张家凹等村，生产情绪是先低后高，村干在区干帮助下，向群众检讨认错，群众才拥护他。
如一个干部互助组不要他，他认了错，群众说你要早这样做，也早参加了组。
特别是七字沟等村，学习了任弼时同志报告的划阶级标准，中农说我可不够地主富农条件，才把心放下去生产。
如中农郝春怀说：
要知道是这，可不该浪费哩。
普遍学习了边府谁种谁收布告，更安定了大家生产情绪。
三、梯后等村是经过了纠偏提高了生产情绪。
被斗户都是无吃，每天只能顾嘴，赶不上种地，在下种中给他们借了粮食，对错斗户进行了纠正，这样才推动了生产。
05月一号在区村干部会上学习中央局的纠偏指示，区干部检查纠正了对老基础盲目丢开是不对的，对党员干部应是“治病救人”的态度。
又经过虹梯关和虹霓两个民主整党村的介绍，说明为工作犯了错误，群众一定给你分清，如虹梯关一个党员不做工作，老好人态度，受到群众批评和党内警告处分，这样克服了干部等待下台等挨斗等顾虑，积极的去领导生产。
另外各村都根据本村的具体条件，转向副业生产，赚粮渡灾荒。
如库峻在下种中结合了副业生产十八个人，几头牲口在二十天下种运动中，赚米八石多和二十多万元。
现区干部又分头到村推动副业结合纠偏。
（王长群）

抓紧播种空隙兴修水利
　冠县县书亲自领导全县动员挖渠防灾
张峪群众打池种靛
　一亩靛顶十亩谷
【冠县消息】
冠县凹地很多，雨水略大就闹水害。
据建设科统计，全县九千多顷地内去春就淹了七百多顷。
光一、四、五三个区，三千多顷地就淹了二百二十七顷，被淹村庄群众生活没法，虽贷了十九万斤粮及七千六百万元的款也没全部解决问题。
冠县去年就准备挖两道渠，但因去年战勤多工程大，如挖冠城到贾镇东三、四十里长一道渠，得用十万个工，因此没动工。
红眼渠虽动工，挖的半半拉拉的就算啦。
今年领导决定在物质困难的条件下，也要动员力量，用几十万斤米的代价给群众除这一害。
并决定在春耕播种完，其他农活不到的这个空隙，挖完这两道渠。
现三、四区动员七千多人已动工，其他六个区每村留一村干支持工作，其余一齐动员，约两万人的力量，由县委书记苏钢同志和县府秘书、建设科长等，共同组织大队部领导。
各区区干部留一两人支持工作，其他以片村组成中队部，区干亲自领导督促挖渠，各村也都组织了分队、班。
现六个区能挖渠的男人，都由本月十号到了工上。
据建设科计算，挖好这两道渠，最少也可少淹四百多顷地。
（申耀江）
【沙河消息】
04月25日晚上，沙河三区张峪村开生产委员会，号召种靛。
经过算帐咯吵，都说有利。
就是以前没有种过，种上怕搭了；
不种吧，别人种上发了财，后悔就迟了。
后来大部分说种好，就是没有池子。
老汉张先庚说：
“一亩靛能顶十亩谷。
只要大家干，打靛池不成问题，我负责把池子打好。”
但村干部怕犯错误，不带头干。
第2天晚上开干部会讨论：
为群众谋利益，叫群众发财，群众反对不反对？
自己有错误，不干是否就没事了？
经过讨论，都认为为群众谋利益，群众就拥护，有些错误也能原谅。
于是结合积极分子，分头去动员群众打靛池种靛。
05月01日晚召开大会，号召入股打靛池、种靛。
当场报名入股廿二人。
张先庚等六人在一处，打三个池子，其余十六人在一处，打三个池子。
村长声明：
“谁有困难，我负责去银行和信用社贷款，买石灰和靛籽。”
第2天，张修敬起五更就去岗冶叫来打靛能手段老坤，把地基量好，就动起工来，刨坑、扛石头、驮石灰、驮黄泥。
段老坤讲着种法打法，并保证打靛时来帮助教会打靛。
这样，大家打的很有劲。
当天晚上又开全体大会，专请段老坤讲种靛，老坤说：
“今年我种了十二亩，赚的钱就够我这辈子花了。
去年我在五区打靛时，听说有人看见靛苗不上来，就说瞎了，又种上菜，有的使空耧耩，买下子也不种。
后来见别人发了财，你看他那个后悔劲！
××村农会主任故意不种，后来他老婆给他好生气。
东马庄小学儿童刨了二亩荒地种上靛，打了一百八十斤。”
散会后，都说咱一定要种靛！
现已把六个池子打好，全村已形成买靛籽，下靛秧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已决定种六十余亩。
（范有志、许乾林）

聊城退还东春池澡塘
【冀鲁豫消息】
聊城开始纠正执行工商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将东春池澡塘退还原业主。
聊城是个两万多人口的小城市。
敌伪统治时期，工商业几乎全部垮台。
三十五年解放后，在政府扶植下，工商业逐渐繁荣；
但在去年土改复查期间，由于领导上对工商政策不了解，犯了左倾错误，把一百零三家工商业斗争了。
最近经过研究中央局对工商政策的指示，立即决心纠正以上左倾错误。
首先将斗争的东春池澡塘退还原主王东来。
退还时，曾经过原来没收澡塘的四个街干部与群众一再讨论，区长一再讲解政策，最后取得一致同意，于本月13日各街代表及区干部集会，将房子等原物及新添的毛巾等原数退还外，又抽出三千斤柴赔偿十个月来的损失。
现已经过群众代表、区政府与原业主共同到澡塘点验一切东西，决定05月18日由王东来接收经营；
并给澡塘工人说明退还原主的道理，使工人也安心工作。

通讯往来
第27号各地县委、办公室、区分委、工作组、通讯员同志：
你们那里的生产搞得怎样了？
是否已完成下种？
完成下种的地方，如何在下种与麦收的空隙组织副业生产？
请赶快组织报导！
生产中的主要问题：
如何贯彻自愿等价的互助政策整顿互助组；
如何补偿错斗中农，安置地主富农，使他们能够积极生产；
如何解决贫雇农民生产中的具体困难，请着重报导，并将解决问题的办法详细具体的写出来。
本报通联科

关于补偿中农的几个问题答徐更生同志编辑同志：
关于补偿错斗中农我有几个问题请解答：
一、在斗争时中农家产不是没收的而是在群众压力下把家产亲自卖掉换成食粮交给群众的，这样该怎样补偿？
如政府许可收回土地买主不许可又怎办？
二、在斗争中农时除房屋土地外其他家具食粮牲畜等是否也要补偿，怎样补偿法？
三、错斗的中农家产已经分配了，分配给贫雇的怎样办？
分配给中农的怎样办？
分配给干部了或被干部威胁收买、霸占了，又该怎么办？
四、在团结中农的号召下，补偿错斗中农时，该户对于自己原有财产是否有充分处理权？
五、在斗争时没收了中农或地主的工商业，群众分配了或消耗了，现在怎样补偿？
工商业主人死过了是否也要退还？
退还工商业主暂时不愿经营或无力经营时又该怎样办？
六、有的土地多人口少但没有收过租，又没有用过长工，仅在忙时候用些短工或把一部分地拨锄出去（光管锄割，收打犁耙耩种还是地主自己劳动），这时划阶级时怎样划法？
有的土地不到全村平均土地数，但他本人不专靠土地收入过活，而把土地租出去收租过活的，这时划阶级该怎样？
　磁县读者徐更生徐更生同志：
一、斗争中中农受到威胁拿出土地财产，虽形式上不是没收，但也是违犯中农政策的，因为土改中，中农的财产必须保护，一部分富裕中农有少数多余土地，也必须经他们同意才能抽动。
因之你提的这些户所受到和损失是应补偿的。
若目前尚未进行填补，而他们生活生产尚可维持下去，问题便可推迟到填补中解决，否则一定先给他们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
若已进行填补，可以采取团结协商的方式补偿他们，若有困难不必坚持退还原物。
如你所说的，土地已经卖给别人，这时就可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假使他原系富裕中农，而现在又不缺土地时，可以说服动员他不再收回原来土地，或给以其他的补偿。
若他土地不足，则应补以适当土地（但不一定退还原地）。
二、错斗中农的牲口粮食等也要补偿。
补偿办法可看具体情况决定，老中农的财产还原封未动，则应该全数退还；
若已分散则可在其他果实中，以协商方式予以适当补偿。
三、错斗中农的东西，或干部，若不是多得果实，可用协商办法，适当解决，而抽动又不容易时，干部霸占或威胁收买的果实，不管是中农的或地主富农的都应坚决退出。
四、你所指的错斗中农的原有财产，不知是错斗出的还是未斗的部分。
未斗的部分他们当然有权处理。
错斗的应按前面谈的原则处理。
五、没收中农或地主的工商业，若分配了还未消耗完，仍应退还，若已消耗，可看情况决定追补和补偿办法，一定要使原主能重新恢复营业，若资本不足无力经营时，政府应以低利或无利贷款扶助。
不愿经营的一定要说服他们，因为退还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继续经营。
工商业主人已死的可退给其继承人。
无人继承的可看工商业规模的大小交上级政府处理。
六、你所说的这两种材料都不充分，无法判定他们的阶级。
如前一个，究竟土地多出多少？
拨锄的剥削数目大小如何？
原则上若农民占有土地超过一般中农平均所有一倍或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则封建剥削收入超过其总收入八分之一的就可构成富农成份，若超过二倍或二倍以上，其剥削不超过总收入八分之一的也是富农。
后面提的究竟他本人是什么职业？
他的生活是以收租或以职业收入为主？
他的职业收入有无独立性？
他本人的成份应根据这些具体条件来确定。
编者
四个家庭成份的划法编辑同志：
我们有这样几个问题希解答一下：
一、郝发孩——家中没人参加劳动，在旧社会当村长，战前读书，敌人来时又当伪材长，不参加劳动。
他老婆不上地，可是纺织，能供自己穿用。
这家算不算有劳动力？
二、王春——战前念书，战后当干部，家中无人参加劳动，有地十七亩，靠他哥哥种的七亩。
另开家，他妹夫种八亩，代种的四亩，亲戚哥哥种地算不算剥削？
他参加工作是不是顶劳力？
这如何计算？
三、郝德旺——在三九年前未另家，他在外当教员，家中有他父亲和他兄弟劳动，并用人二个，羊工一个，算富农。
三九年另开家，他仍在外当教员，家中无劳力，他和他父伙的，他父年老能顶四分之一劳力，他是否算劳力？
如算劳力者，即是富裕中农。
如不算劳力，即是富农。
按中央规定，决定人们家庭成份按他的生活来源，他的家庭主要是靠土地过生活，不靠他当教员收入，算什成份？
四、东村有一户叫段青年，战前念书，战后当教员，家中用人和出租土地，他是否算劳动者？
另外是否和家中算？
如和家中算，即是富农，不算即是地主。
象这样地主的教员该如何划？
武乡联合办公室武乡联合办公室：
一、郝发孩老婆纺织算有劳动，可是不算农业劳动。
在计算总收入时，不是农业劳动的所得也要计入。
“有劳动”与“有劳动力”要分清楚。
郝发孩如果是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他就算个全劳力；
但他如果不劳动，就不能算“有劳动”。
二、王春战前念书、战后当干部，他本人的成份是革命职员。
哥哥种地如果是自愿的，不能算是剥削，亲戚给种地也同样。
他参加工作算是脑力劳动，但按规定不是作为他家里有劳动力，而应该这样说：
“革命职员家属因为没有或缺少劳动力而出租或雇工耕种土地者，不得认为剥削行为。”
按这来说，他家即使不是哥哥、亲戚代种地，因没劳动力而出租地或雇工种地，也不能算剥削。
三、郝德旺三九年前家中成份，照来信所说的条件，还不能确定，要看他父亲和兄弟的劳动力和两个雇工的劳动力是不是相等，要看“用人两个”是不是都是上地的长工；
如果雇农与雇主劳动力相等，或雇农劳动力超过雇主的劳动，另加上雇羊工的剥削，剥削收入就超过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了。
这样连续三年以上，就算富农。
他本人如果是靠当教员作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本人的成份应为自由职业者。
三九年后，照来信所说的情形，家中没有全劳动力，那就要看土地财产占有状况及生活状况，如果土地财产不超过一般中农，当教员仅是自给，家中无别的劳动力，出租土地或雇工种地的收入仅足以维持和一般中农相同的生活，则全家成份都跟他划，算是自由职业者。
他本人算脑力劳动者，但不算有农业劳动力，他家也没有人参加主要农业劳动，所以不算农民，更不算富农。
段青年的成份也应根据这个原则给他确定。
但如果家庭土地财产超过中农很多，生活也比中农好的多，那就得算自由职业者兼地主。
他的不和地主土地相连的财产，应受保护。
另外，来信还谈到关于“农代会”的问题，另作答复。
　编者

坚决纠正更乐村左倾冒险错误的经验教训
陶鲁笳
此文是节录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陶鲁笳同志所著“坚决纠正更乐村左倾冒险错误的经验教训”文内前两部分。
我们认为象这样深刻检讨错误，提供经验教训，对各地都有参考价值。
但本文所指出的严重错误，已在太行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坚决纠正过来。
该村对错斗中农、少数贫雇与农村小工商业者都进行了补偿，土地已抽补完毕，现群众情绪稳定，正闹生产。
　——编者　
更乐是我们老区最大的一个村子。
全村共有一千六百二十户，六千一百七十二人。
去年09月上旬，以涉县××同志为首，组织了五十余人的工作团，在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到该村按照新方针进行复查与实验。
为时不久，因区党委和工作团主要负责同志都到冶陶开会，在三个半月的土改运动中，区党委未能与工作团取得经常的联系。
后来的事实证明，工作团在对整个中农阶层，以及农村小工商业、老基础、杀人等四个重大问题上，都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的错误。
区党委从冶陶会议回来后，即另以五个参加过冶陶会议的同志组织工作组，代替原来的工作团。
到现在三个来月，根据区党委的意图，经过发现错误、纠正错误、重新填补，初步告一段落。
该村工作经过如此严重的复杂的曲折的道路，把我们自己在指导上、政策上、作风上全部的经验教训总结起来，教育我们自己并教育群众，确实是很必要的。
一、更乐工作团的左倾冒险错误有多大？
我们到更乐后，在与广大群众取得联系中，在启发群众自觉的起来掌握正确的方针政策，批判过去的错误中，便发现了各阶层群众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就逐渐明确地了解了过去工作团所犯错误的情况及其严重性。
那末他们的错误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左倾冒险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下面几点就是我们了解的结果：
严重侵犯了整个中农阶层的利益
该村三百四十四户（占全村户数百分之二十一强）斗争对象中，二百七十六户是中农，占全部中农阶层的百分之三十一，其中一百六十四户完全是勤劳起家的，七十七户是抗战前（有的已多年了）从地主富农降下来的，还有三十五户是抗战以来经过双减斗争，由地主富农改变为中农的。
他们在上次平分运动中，都遭受到了与地主富农同样的待遇，半数左右的户被扫地出门了。
这是被斗中农的简单情况。
没有被斗的怎样呢？
在运动过程中，中农常常被贫农委员会命令着去帮助贫雇收秋、种麦，或者命令着去支差。
据说因为贫雇要闹斗争没时间；
有一次差务来了，在夜校里讨论叫谁去，贫雇群众一致举手大叫“中农去！”
这不是很清楚的说明了，整个中农阶层的利益是如何被侵犯着？
贫雇表面团结实际不是这样
贫雇的情形又怎样呢？
从表面上看，他们好象是团结的。
因为运动的结果，平均二户贫雇分了一户中农的房子、浮财和内货，自然他们应该是满足了。
但是只要仔细考察一下，也不是那样。
因为他们之中，有很多与被斗中农有亲族连系，或者因追三代，其家庭的历史情况，也有和被斗中农相似之处，经常提心吊胆，害怕有一天斗争要临到自己头上。
事实上已经有四户也被当作地富而斗争了，其中有三人挨了打。
对当时的人民法庭多数贫雇也是很恐惧的。
一个巷贫委会委员，因犯了些错误惧怕上法庭，上吊自杀了。
现在有些贫雇回忆着说：
“当时很多事情确实不讲道理，但是谁也不敢说，一说就怕人家（指领导上）批评和地富不分家”。
侵犯农村小工商业者对地主富农不讲政策
农村里的私人小工商业，因借口剥削，几乎全部被侵犯了，有十户手工业作坊和小杂货铺，生产工具、资本、货物全被没收了。
其中有油房二、染房二、铁匠铺一、木匠铺一、小杂货铺二、修理铺（铜器）一、银匠一。
十户中除一户为富农，一户为小商贩外，其余八户均为中农。
这种自杀政策，对广大群众和整个解放区的危害，显然是用不着再加说明了。
地主富农怎样呢？
对他们是根本不讲究什么政策的。
尤其严重的，我们同志还不认识肉体消灭地主的政策，是错误的政策，依然认为多弄死几个地主富农没啥关系。
因此两次人民法庭，共判决死刑者十二人，其中六人是地主富农，四人当时被误认为地主富农，而实际是中农。
显然的，他们在杀人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
现在地主富农的表现，一忧一喜。
忧的是今后如何生活，是否还有性命危险？
喜的是斗乱了对他们有利。
例如有些地主富农遇着机会便嘲笑中农说：
“好好受吧！
受起来了，咱们就可站到一个圪台上来了”。
一脚踢开支部引起党员恐慌
支部的情况又怎样呢？
自从被工作团一脚踢开以来，一百八十三个党员，挨群众斗争的廿四人（其余十七人被开除党籍），人民法庭判处死刑的二人，自杀的一人，判徒刑的一人，挨斗争十五人，坐禁闭的二人，被扫地出门的十二户。
尤其是武委会主任江彦林，完全冤屈地被判处了死刑，街仓库主任（群众公认为是模范保管者）江禄林（新中），因坏分子挟嫌报复，而遭到家破人亡的下场。
因此，引起所有党员极端的恐怖与内心不满。
总之，所有这些情况，显然用不着说明，只要有一天工作团一离开了更乐，农民内部便会发生混战，地主富农便要乘机反攻，而最后孤立的必然是少数的贫农团的干部。
二、更乐工作团为什么犯了左倾冒险的错误呢？
据我们在三个来月实际工作中所看到的，更乐工作团之所以犯上述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下面四点：
片面强调贫雇利益，分割了党对各阶级的政策
由于他们不了解党对农村各阶级各阶层所规定的政策及待遇是完整的、一致的，不可分割的。
因而只知片面的过分的强调贫雇利益，把满足贫雇要求的基本政策，和党对其他各阶级各阶层的政策完全对立起来。
因而他们了解情况确定方针也便必然是片面的。
因而在他们脑子中，便始终坚持着两个凝固的观点，一个是对土地、浮财、房子都抱着绝对的机械的平均的观点。
另一个是必须以“贫雇专政”来代替“腐烂”了的旧的基础。
例如我们去了之后，仍可看到“贫雇掌权坐天下，贫雇说啥就是啥”的标语。
他们既然有了这两个固定的观点，就使他们无法了解各阶级各阶层的实际情况。
虽然他们也进行了些调查研究，但完全不是客观的科学的态度。
而是先以他们自己这种观点，灌输给贫雇群众，然后从他们那里搜集一切按照这些观点而来的片面的夸大的反映和材料。
一切反映和材料，则一律加以排斥。
如此他们便只能得出片面的夸大的错误的结论，完全忘记了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理，把现象当成事物的本质，因而也忘记了科学分析的基本方法。
他们了解情况的公式常常是这样的：
首先让贫雇诉苦：
翻透身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
一定是封建消灭不彻底。
为什么不彻底？
一定是支部不纯。
于是他们依据这个公式，在更乐首先听取贫雇的诉苦后，毫不加分析地便得出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贫雇未翻透身的结论，因而证明封建消灭程度极不彻底，因而贫雇小组在未行动前第1次划阶级把地主富农划为户数的百分之廿一，他们又毫不怀疑的批准了。
群众行动起来后，又把地主富农面扩大到百分之二十三，他们毫不怀疑地批准了。
最后全村正式划阶级，又把这个面扩大到百分之廿五，他们还是毫不怀疑地批准了。
当然依照公式，第3个结论便是支部极端不纯，据说，一百八十三个党员中，有十九个地富分子，占总数百分之十点三八，其中有十七个是村干部。
因而毫不怀疑的认为是中农当道的形式，地主富农专政的实质，如此，他们的绝对平加上贫雇专政的观点，似乎都得到证实了。
于是他们思想上便更加肯定起来了。
于是他们的假报告也便不自觉地产生了。
但是事实究竟怎样呢？
根据我们最后分析的结果是这样的：
贫雇没有翻透身的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左右，而且其原因是很复杂的，至少应该从下述四方面来观察。
其一是封建消灭不彻底，其程度是怎样呢？
全村地主共二十五户，七户被扫地出门，现在土地房子还缺的很多，其余十九户六十一口人，只剩房八十间、牲口一头，地一百四十八亩，合产量一百七十九石，每人平均产量二石七斗。
他们超过产量的原因，大部为军、干、烈属、孤寡或人口死亡逃散，而多留了些土地。
全村富农共四十三户，按我们最后填补标准，已斗争彻底的十八户，斗争而未彻底的二十五户，半数左右为军、干、烈属和孤寡。
他们还长余土地二百六十四亩（合产量一百零七石），其他浮财、牲口、房子被斗后，大体相当于富裕中农的情况，个别户还保有相当数量的底财。
总之，地主富农的油水很小了，他拿出来的土地，只能解决贫雇所需土地的百分之十。
其二是过去分果实中的富农路线，其情况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据我们了解，全村八百六十四户贫雇中，从土地看已翻身的共四百七十三户，占贫雇阶层百分之五十五。
其中超过全村平均数的八十三户（内党员和干部共二十二户），超过的产量共三百零六石。
如果将此数全部填补给贫雇，也只能解决他们所需的百分之十七。
但是他们大部为双减时期合法分得的；
反攻后非法多占的，只是个别的。
因此不能都当作多占果实来处理的。
所以在土地上富农路线的情况是并不明显的。
浮财、牲口、房子的分配，则较土地严重得多。
五四指示后分浮财的办法，不分中贫农按户按人口平均分配。
牲口规定十五亩地以上户才能分得，房子大部尽干部、积极分子先挑。
特别是二百五十多户军、干、烈属，不分阶级，浮财、牲口、房子一律特殊，先分多分。
所以当时贫雇说：
“分果实是清明上坟，高者愈高”。
这些就是富农路线的情况。
其三是因许多客观原因，而非上述两个原因而造成。
例如我们分析了四个巷的情况，如按土地看，窟窿户（贫农）共有一百九十九户，但其中因翻身之后，家庭人口增多，因而又成为窟窿户的卅九户；
人口少，按实有人口土地不缺，但按土地法折合即有廿户缺土地；
因四三年灾荒卖地而由中农降为贫农的十四户；
外来移民十九户；
土地少但副业生产足以维持生活的七户；
原来不缺地，因抗战后家中主要劳力参军、当干部或从事其他职业而卖了一些土地，现在按人口算又成为缺地户的三户；
母亲改嫁将儿子带走田地卖了，现在儿子又回来立户的二户，以上共一百零四户，占窟窿户的百分之五十二。
从这些原因中可以看出，即使贫雇翻了身之后，还会有许多自然的或社会的原因而使他不得不再下降的。
其四是抗战以来地主富农的土地，或由于双减，或由于自由买卖，而合法转到中农手里的，约占地主富农土地的百之分二十左右。
显然的，如果他们早些能从以上几方面来实际分析，那末便不会那样概念地得出封建消灭极不彻底的结论了。
支部的真实情况又怎样呢？
在成份上看，地主富农一个也没有，中农占百分之二十一，新中农占百分之二十，贫雇占百分之五十九。
从这次抽补中来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党员和其他贫雇群众一样是窟窿户。
据我们在初步整顿中所了解的一百八十多个党员中，象杨双贵、张金鳌（支宣）、王春林（村长）等贪污腐化、蜕化忘本、作风恶劣，为群众真正反对的分子，不足十人，约占百分之五。
其他多占果实思想作风有毛病的，约占百分之十五。
老干部有消极情绪，但尚可挽救的，约占百分之十。
没能力不死不活的，约占百分之八。
其余百分之六十以上，都是好党员，而且百分之十七的党员，已成了贫农团与新农会的骨干。
同时多数党员对少数坏党员，和群众一样，也同样存在着民主的要求。
这些就是支部的真实情况。
显然的，如果他们早些这样来作实际分析，那末便不会那样概念地得出支部已腐烂不堪，必须一脚踢开的结论了。
划阶级不依据正确的政策自己创造了一套错误办法
他们划阶级的标准和办法，不是依据正确的政策，而是依据他们错误的方针和观点，创造了一套错误的办法。
因而他们对过去划阶级的批判，也是错误的。
例如他们认为过去划阶级的结果，两头（地富和贫雇）缩小，中间加大是不合理的。
理由是把“化形”（这个名词的本身就是错误的）的地主富农，都划到中农里来了。
同时他们认为中农不应有剥削，有剥削便应是富农。
这些精神，传到贫雇中，便更加发挥了。
例如群众把划阶级的标准，叫做八靠八不靠——就是按照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内货、摆饰、根底、剥削等八个条件灵活的衡量的意思。
而且在方法上，创造了一套追三代、比痛苦、掂都芦（地主富农不管什么时候分了家的，不承认其分家的意思）等怪明堂。
贫雇既有了这套办法，于是看见谁家的油水大，便可随便找到一条理由，给他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
结果，因追三代掂都芦而划错的一百零六户。
例如把一户仅有二亩薄地的石匠，因曾祖父与前清赵探花为兄弟而划为地主了。
因有轻微剥削而错划的三十六户，因为人品不好而错划的五户，因小商贩、手工业、自由职业，只有轻微剥削而错划的十户，因当防空洞而错划的五户，江中泰（党员）是个新富裕中农，两个儿子是铁匠，开了一个铁匠铺，家有十二口人，翻身后共有地四十亩，因打铁不得不于农忙时雇短工。
四六年运动时，他曾当过农会总代表，可能得罪过些人。
他们去年10月划成份，把他订为恶霸富农。
他看了成份榜后，立刻跳池自杀了。
另外，他们还有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把农民内部分得过细，中贫农的成份，名称多至三十余种。
例如中农分上、中、下后，每种又分破、降、升、新、旧、复兴等。
贫农亦分上、中、下，每种又分破、降、血。
据说血下贫是最光荣的成份。
当然用不着说明，这样划分的结果，所谓最光荣的成份，必须是最孤立的。
企图实现贫雇专政制造轰轰烈烈运动
他们在运动中所采取的组织路线与斗争方式也是与他们错误的方针相关联的。
为了实现他们所想象的“贫雇专政”，他们有意识地拖延时间不组织新农会。
当然也无需成立农代会，因为他们害怕重复过去“中农当道”的错误。
新农会直到斗争高潮过去之后才成立。
成立后是什么情况呢？
八十一个农会委员中，只有三人是新中农，其他全部是贫雇，显然并未改变所谓“贫雇专政”的实质和形式。
对支部一脚踢开后，虽然注意发动一部分贫雇党员参加了贫农团，但对他们的态度经常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党员在贫农团中如多说了些话，即训以“两三个月不说话不要紧，不要压制贫雇”。
反之如不说话，即训以“死落后，不向贫雇学习”，完全是惩办主义的态度。
所以最近党员们总结他们09月运动中的苦处，概括为十个字“看上级态度，摸贫雇心思”。
与这种组织路线相适应的，便是草率盲目的斗争方式。
例如，贫农小组成立还不到一个礼拜，全村贫委会刚成立，他们忽然听到斗争对象在往外倒内货，于是脑子一热，便于09月20日半夜由贫委会下令大扣斗争对象。
一夜工夫，全村就扣了三百多人。
扣起来后，阶级还没划清楚，就指令各街各巷贫雇行动起来，闹了十八天轰轰烈烈的斗争。
怎样斗争呢？
还是过去的老一套，追内货、追错误、逼、吊、打、游街。
据说送人民法庭是较新鲜的办法，而且被他们认为是一个比较得意的创造。
但前面所述那些事实中，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所“创造”的人民法庭，与党所正确提倡的人民法庭，是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
不管形式上实质上都是工作团包办的、毫无民主气味的群众公审大会，当着轰轰烈烈的斗争过去之后，还没有弄清被斗者的具体情况，糊里糊涂又来了个没收政策。
“大对象没收全部、中对象三分之二、小对象三分之一”。
结果大多数街巷的贫雇，根本没分大、中、小，一律全部没收了。
有人向他们提出要纠正，但未被他们所理会。
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盲动呢？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脑子中总想按照他们上述的固定观点，来它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高潮，所以在运动过程中，总是怕群众情绪低落，稍见低落时，就想给群众打吗啡针。
他们完全不了解，在我们老区一般的情况下，人为地制造轰轰烈烈的所谓“运动高潮”，是一定要犯错误的。
他们的工作作风，从以上分析的情况中，完全可以看出严重地存在着主观片面，急性病草率盲动等不从实际出发的小资产阶级作风。
不了解什么是党的正确的群众路线，一切都认为左比右好。
错误地把“贫雇路线”（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对的）代替了党的依靠贫雇团结中农以及一切反封建分子向地主和封建富农作斗争的阶级路线。
因而他们就把贫雇群众的原始的（尚未提高觉悟的）立场观点，完全代替了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
不了解贫雇阶级，虽然是农村中最革命的阶级，是党所必须依靠的阶级，但他们的立场观点中，有一些是必须与党的正确的立场观点严格划清界限的。
例如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眼前的利益，要求损伤中农的利益，或者为了自私而侵犯工商业，对斗争对象采取肉体消灭等等错误的倾向，都是与我们党的正确政策相违背的。
因此必须对贫雇群众进行严格的教育与纠正，否则便是放弃领导，也便是尾巴主义，我们的工作团正是犯了这种错误。
显然的，其结果，不是为了贫雇，而是害了贫雇，不是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而是鼓励他们农民落后意识的发展。
尾巴主义的另一面，便是命令主义。
我们的工作团，常常同时存在着这两个错误倾向。
例如他们对贫雇是尾巴主义的，而对中农则是命令主义的，对新干部是尾巴主义的，而对老基础则是命令的，甚至是惩办主义的。
有时对贫雇也不完全是尾巴主义的。
贫雇中如有对他们所坚持的方针，在言论上行动上表现抵触时，就是命令主义的。
为什么这样呢？
首先是因为他们缺乏完整的全面的群众观点，而又被错误的方针和政策所蒙蔽，使他们不能虚心的倾听各阶层广大群众的呼声和意见。
他们完全不了解，我们的全部方针和政策，是否适合于实际情况，必须放到广大群众中去考验。
所谓考验，就是要让广大群众根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和他们切身的经验，来批判我们的方针和政策。
当然群众的批判，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
所以我们在倾听群众意见之后，还要根据党的原则细心的加以分析。
对正确的意见，就必须大胆接受，并依此来修改甚至推翻自己原来对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以及根据这个认识所确定的错误方针。
对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根据党的原则，给群众作耐心的解释，以提高群众的觉悟。
同时还必须了解群众对我们的批判方式，有时以言论，有时则以行动。
当我们民主作风不够时，常常是言论少而行动多。
例如没收“斗争对象”财产的时候，有很多贫雇对被斗中农的都犹豫不去他们家搬东西，但谁也不敢发表意见。
我们工作团同志明明看到了，但没有看出他们的行动，是表示他们有意见。
为了纠正错误，首先必须善于发现错误，而为了发现错误，必须要有高度的民主作风，善于使所有群众，敢于将自己相反的意见，公开的提出来争论。
同时还要善于从群众日常的言论行动中，发现这种相反的意见。
如果我们任何时候都感觉不出有相反的意见存在，便说明我们没有真正的民主，而没有这种真正的民主，我们便是十足的官僚主义者，我们便不能发现自己任何的错误。
总之，只要我们能够做到正确的掌握党的原则（如不了解就多研究文件，多请示上级），实现正确的思想领导，与广大群众取得广泛联系，并随时准备发现与迅速纠正一切错误倾向，不管是自己或群众的，那末我们就不至于经常在尾巴主义与命令主义之间来回摇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