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90 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01月23日）

巴拉诺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以下资料：《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
共36页，2份。

Н·普霍洛夫
1948年01月23日

手写批注：
送Е·Ф·科瓦廖夫同志。
…… ，1948年01月23日
归档。

该资料已经用于九国共产党会议在中国的影响的情况说明。
第二份附件已经在工作中销毁。
Е·科瓦廖夫
1948年02月17日

附件：
禁止公开
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

前言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国民主阵营，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武装和政治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并不具备公开的政治目标——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制度和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只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才提出了这个目标。
的确，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在1947年07月就开始了自己的反攻行动。
但是，它的关于推翻蒋介石政权，争取和平、独立和民主的宣言，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才公布的。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存在着“第三势力”（民盟和国统区的其他民主团体），它总是希望两个对立的阵营——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和解， 其出发点是：它的关于在国际范围内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可能和解的理念。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幻想破灭了，“第三势力”在中国失去了一切根基。
而国民党反动派对民盟的禁止，给了它彻底的打击。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完全消灭封建的和大富农以及教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完成中国的土地革命。
当时，大部分小地主和富农分子以及神职人员和与土地私有制有关系的小官吏，还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在一系列场合下，他们甚至还倾向于民主阵营的要求。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由于1947年10月10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新的土地纲领和在全国开展了土地革命，这些人与反动派阵营加强了团结。
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贫雇农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租赁土地的中农们，都坚决地加入了土地革命最积极的骨干分子阵营中，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主阵营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和实力。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美帝国主义分子全力以赴地帮助蒋介石，他们认为中国的共产党人没有能力推翻蒋介石。
现在他们仍然确信自己的非常错误的打算。
但是，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以前的老办法来帮助蒋介石了。
目前，在“更有效地”使用给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和财政贷款事务方面，他们正在加强自己的监督。
为使国民党中国的一切资源隶属于自己，他们正在狂热地寻找着帮助蒋介石的新方法。
这种“新的方法”必然会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加重对中国的奴役，将会更加暴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所以，这些方法的结果是更加促进中国反帝和民主革命的高涨，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这样一来，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会议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民主阵营，削弱反动派的阵营，促进民主阵营的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展开进攻行动。

一、反响和宣传工作
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中国共产党对于会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在1947年10月12—16日期间，解放区的一切共产党报刊和民主报刊，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哈尔滨日报》、《东北日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都在塔斯社报道材料的基础上，发表了公告、宣言和关于成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协议的全文。
10月14日，在《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东北地区的其他出版物中，发表了《真理报》10月10日祝贺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社论。
10月16日，解放区的所有无线电广播站都对此做了报道，在所有民主刊物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喉舌——新华社的每日国际述评，阐述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和在贝尔格莱德成立的情报局。
其中谈到：
“宣言、九国共产党代表的发言和在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是对争取和平斗争的事业的最伟大的贡献，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华沙会议是对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的走狗的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次会议使他们陷入惊慌，引起了他们疯狂的嚎叫——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
他们不明白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的力量已经增长到如此程度——共产国际从来没有起到过如此伟大历史作用。
如果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那么，在目前来说这并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
（摘自1947年10月16日的《大连日报》）
10月20日，在《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东北地区出版的其他民主刊物里，发表了正式的宣传材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宣传部提出的名为“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几个问题”的材料。
在这份宣传材料中，驳斥了国民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造谣中伤，对以下4个问题进行了答复：1.为什么成立共产国际？2.为什么解散共产国际？3.九国共产党会议是不是共产国际的复兴？4.为什么要建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例如，在回答第3个问题时谈到：“参加会议的仅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
它仅局限在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参加，与此同时，像英国这样重要的国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怎么能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呢？为什么情报会议只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参加？这是因为，这九个国家在地域上相互联系，此外，这些国家，尤其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欧洲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们直接处于来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贩子的最恶毒的威胁。
至于说意大利和法国，他们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目标。
所有这些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是本国人民利益的最忠诚和有最力的保护者。
他们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建立了情报局以交换情报和交流经验，以便保卫和平，不给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自己国家活动的机会。
情报局并不具备中央领导机关的权力，除参加会议的九国共产党之外，它不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发生关系。
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阻止新的战争的发生。
怎么能说这是‘共产国际’呢？”
1947年10月26日，东北地区的所有刊物都发表了关于“现代国际形势研究的提纲”，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东北局根据九国共产党会议宣言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编写的。
该提纲分为如下章节：1.世界两个阵营的划分；2.帝国主义阵营；3.民主主义阵营；4.全世界人民的任务；5.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
例如，在最后一章中谈到：
“在关于欧洲九国共产党华沙会议的报道发表之后，帝国主义阵营的报刊也掀起了所谓的‘共产国际复兴’的喧嚣。
在此没有任何东西令人吃惊的。
第1，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开始之前以及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共产主义的造谣攻击，因为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是本国人民的代表，是帝国主义实行侵略计划的主要障碍。
帝国主义分子反共产主义的造谣攻击，只能暴露他们是和平和民主的敌人。
第2，各个国家的一切反动力量已经联合起来了。
不久前召开了19个国家的社会党与工党的两次代表大会，这些工党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共产国际组织作为中央领导机关。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九国共产党不可以召开自己的会议，并成立情报局以交流经验呢？难道只有反动力量可以为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而联合起来吗？难道进步力量不应该为交流经验和阻止侵略而联合起来吗？
第3，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公报明确地谈到，情报局的成立完全不意味着恢复具有中央领导权的某种世界共产主义机关，即类似于从前的共产国际的组织。
事实是这样的：共产国际组织于1943年就被解散了。
实践证明，它的解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刺激了所有国家的工人和人民运动的积极发展。
如果恢复共产国际组织，那么，这就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前进。
但是，这正是反动派集团不可能也不想明白的。”
在提纲中，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重大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1.会议向全世界证明：共产党人过去和今后将永远是为争取自由、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最忠诚最可靠的战士。
2.世界各国的反动派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阵营。
九国共产党会议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打碎了他们手中造谣和欺骗的武器，揭露了他们的罪恶计划。
因此，这次会议是对以奴役各民族为目的帝国主义政策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一切帝国主义分子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造谣攻击，都证明他们受到了极其痛苦的打击。
3.华尔街老奸巨猾的政客们决定奴役全世界人民，而其他各个国家的反动派集团紧随其后。
全世界人民应该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全世界的和平。
因此，代表本国人民利益、民主和和平的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这项事业的胜利和粉碎帝国主义计划的首要保证。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欢迎这种联合的原因。
4.九国共产党会议明确指出了：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已经聚集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周围，这些力量已经得到了巩固，今后将会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而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更加顺利地发展。”
在1947年10月30日至11月05日期间，在中国解放区的一切共产主义和民主刊物上，都发表了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除此之外，10月14日，在《大连日报》和东北地区的其他刊物上，都公布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共产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反响。
在解放区的民主报刊上，每周都发表新华社题为“欧洲局势”的述评。
其中表明了欧洲国家民主力量的增长和他们反“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的斗争情况。
例如，在1947年10月09日的述评中，表明了西欧国家由于经济危机而发生的工人运动的规模，以法国、意大利、英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共产党为首的民主力量的斗争情况以及在西德进行的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斗争情况。
同时还系统地阐明了希腊民主力量的斗争情况以及与中国相邻的殖民地和从属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情况。
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解放区出版的宣传材料，因此，我们也无法评价九国共产党会议材料在这些地区的宣传情况。
我们还没有收到关于总结对九国共产党会议进行口头宣传的工作情况的材料（演讲、小组会议、军队里的政治学习、群众集会，等等）。
也可能，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
看来，在那些共产党和民主报刊被禁止的国统区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
在国统区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被宣布是非法的，任何群众聚会和会议都会遭到禁止。
10月16日，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中，公布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以及在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的协议的不加注解的全文（完全有这种可能：这些杂志的编辑部远离党的中央机关，不可能表达出党对会议的正式意见，没有来自党中央的立场）。
国民党报刊和国民党的官方机关，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掀起了巨大的造谣攻击运动，把这次会议和成立情报局，描绘成“共产国际的复兴”，甚至是“共产国际从地下走了出来”。
国民党分子开始进行“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虚假宣传，而欧洲和美国的一切资产阶级情报电讯社立即效法这种虚假的宣传。
与官方的诽谤宣传相反，中国共产党中央驻香港的代表乔木，于1947年11月22日作为广东报刊的代表声明，国民党报刊的这种报道“纯属虚构”，而国民党的报纸仍然继续发表关于“东方七国共产党会议的详细情况”。
例如，《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南京政府的机关报）于1947年11月29日报道说：“这次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在远东地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2.远东地区各国在其争取自治的斗争中相互合作；3.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
而国民党警察的报纸《猎报》（Лебао，在上海发行）于12月19日在对“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细节进行报道时，胡言乱语地说了一些反苏维埃的谣言，以至于在上海的美国机构都承认这是国民党法西斯分子制造的谣言，并表示意见：“成立这样情报局的同时，一定会发表政治声明，因为它的使命是进行公开的工作和宣传。”
（塔斯社，1947年12月19日）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需要这种“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愚蠢谣言，显然是为了把中国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派的人民运动说成是“莫斯科提出来的”运动，并使自己的美国主子确信，在给国民党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方面美国是最慷慨的。
而中国的民主同盟丝毫没有表现出自己对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态度，也就是简单地采取了默认这一事实的立场，但是，在遭到来自国民党政权——宣布它为非法组织——的镇压之后，它制定了新的纲领，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
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重复了国民党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进行的诽谤性宣传。
反映中国“中立的”中等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公报》是最大型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它的立场具有某种耐人寻味的含意。
在1947年10月18日的那一期中，在涉及关于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会议公报的内容时，这张报纸写道：“实际上，不幸的事件是，随着胜利而来的是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结果——实力政策。
美国想利用自己的美元和原子弹统治全世界，而同时苏联又以它的斗争意志，试图扩大自己的‘铁幕’范围，它们之中谁也不愿意做出丝毫的让步。”
在把成立情报局描绘成是“共产国际的复兴”的同时，《大公报》还强调指出：“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抗衡‘马歇尔计划’，因此，它具有反美的性质。”
《大公报》重复了关于“共产国际复兴”的诽谤性谣言，但是，同时又在同一期发表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和关于成立情报局的协议的全文。
如果考虑到国民党统治区禁止一切民主刊物出版，广大读者多亏了《大公报》才读到这些辉煌的文件的话，那么，这个事实的重大意义就非常明确了。
《大公报》在上海出版10万份，此外在其他一系列国民党的后方城市里也独立发行。

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九国共产党会议对于中国总的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产生了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1947年12月25日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目前局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问题（毛泽东的报告），为党和全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密切结合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向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发出的关于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斗争的号召，勇敢地、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革命。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用如下词句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重大事件的态度：
“反帝阵营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前进。
欧洲九国共产党建立了情报局，并发出了斗争的号召，呼吁全世界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计划给予坚决的抵抗。
这些号召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给他们指明了斗争的道路，坚定了他们对于胜利的信心。
这些斗争的号召，使全世界的反动分子陷入了惶恐不安的境地。
东方各国的一切反帝力量应该联合起来，以便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斗争，并以解放数以万计的东方各国被压迫的人民为自己的斗争目标。”
（摘自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参见塔斯社1948年01月3—5日的报道。）
1947年10月中旬，在发表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以及有关在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的协议全文的同时，还发表了献给1911年中国革命36周年的人民解放军宣言。
在这份宣言中，第1次提出了关于推翻蒋介石政权、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的口号。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民主力量公开开始了针对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政治进攻行动。
宣言指出：
“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与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的资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田地，由乡村人民按照人口及田地之数量、质量，平均分配使用，并归其所有。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国联邦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根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实现在农民中平等分配土地和资产的道路上，迈出了最重大的一步，这是进行反帝和民主革命的基础。
正是因此，关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3亿农民与工人阶级联盟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和坚决的解决。
正如新华社所报道的那样，在中国的所有解放区里，召开了土地大会，拥护1947年09月中旬通过的“主要的土地纲领”，在平等分配土地和资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1000万农民——雇农、贫农和中农——都分得了地主、寺院和教堂的土地和资产，并剥夺了富农分子的土地和资产。
这个因素极大地瓦解了在国内战争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并促进了国民党后方各省的人民起义运动。
中国报刊报道了人民起义运动的发源地：广西省南部、江西省和广东省交界地区、福建省、江西省的北部和南部、云南省的东北和西北地区、浙江省的南部、四川省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
各地的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能力镇压这些运动。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更加大规模地进行了人民解放军对国统区的军事进攻行动，这些行动变得更加积极，主要是政治目的更加明确了。
从10月中旬开始，随着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宣言的发表（参见上文），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进攻行动中获得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政权，推行土地革命，占领长江流域的关键性战略要地，为最后攻占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中心而做好准备工作。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10月至1月），人民解放军在实现自己的战略任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军迫使国民党的军队“撤离”吉林和长春，并攻占了其重要堡垒——沈阳。
夺取沈阳就预先注定了蒋介石在南满地区整个集团军的命运。
正如北平所报道的那样（塔斯社1月20日消息），蒋介石第5军的2个师，带着自己的全部武器和指挥官，转向了沈阳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一边。
在指出人民解放军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各省战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战区司令部军事观察员于今年01月19日通报说：“由于12月份这个战场上进行的战斗行动，不仅陇海铁路、平汉铁路被切断了，而且就连河南省的首府开封也陷入孤立境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已经直接逼进国民党军队在郑州的指挥中心，除此而外，在夺取国民党的军事基地许昌、洛河和驻马店的战斗中，还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3万多人……在这个广阔地区的整个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
国民党的整个第5兵团已经被击溃，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军事观察员还强调指出了在这个最重要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被大规模地瓦解的情况。
“被包围的国民党士兵以整排、整连甚至是整团的方式投降。
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被击溃和被瓦解的第3师第8团的整个队伍，在平汉铁路地区转向人民解放军一边。
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在大别山（位于汉口的东北部地区）的封锁线，歼灭了国民党士兵和军官8000多人，攻占了与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汉口相毗邻的地区以及与南京相毗邻的地区。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的大批队伍从河南的西部地区挺进四川省，另一些队伍强渡长江，进入了湖南和江西省境内。”
这样一来，在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行动的结果是，夺取了一系列决定性的战略要地，为确保今后攻占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的政治中心创造了条件。

三、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
九国共产党会议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了中国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新的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比过去的变得更加广阔和更加密切了。
这种情况不仅与我们的土地政策和我们对城市居民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与那个总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这种政治局势可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国民党从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和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来评定。
现在，人民已经看到，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人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身上，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目前，少数民族也坚定不移地加入到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队伍中。
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云泽在自己的新年讲话中，号召内蒙古人民在1948年实现平均分配土地，根除畜牧业地区的封建剥削制度，以便改善内蒙古游牧部落的生活水平，组织自由牧场。
与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力量共同战斗的军队和人民，应该完善和扩大自己的骑兵队伍。
全体内蒙古人民的财政、经济和实力，应该用于推翻蒋介石的专政制度，从而达到解放内蒙古人民的目的。
属于“第三势力”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去年10月遭受国民党政权的禁止之后，坚决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立场，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自1946年11月起，就一直处在与国民党的同一个阵营里。
它是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别，1948年01月初脱离国民党，并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
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国民党当局禁止的不仅是这一个政党，还有一系列小党和群众性组织也遭到了禁止，其中包括：农工民主党（曾经是第三党派）；救国会；农村建设协会；职业教育协会；国家民族改造协会；以著名的工业家章乃器和胡厥文为首的民族工业者政治团体；争取和平和民主斗争的人民组织团体；华南民主促进会。
此外，与中国民主同盟有着内在联系的，还有一些工会、妇女、学生组织和国统区的其他群众性组织以及海外华侨人士。
民盟组织共计有10万多名成员。
同盟的一位活动家邓初民写到，它（同盟）是“第3种力量，属于这个力量的还有民族资本家、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分子”。
南京政府关于禁止中国民主同盟的正式通告指出，它被宣布为“非法”的原因是，同盟似乎已经变成了“共产党的分支机构”和“帮助共产党人实现旨在暗中对抗全国总动员纲领的地下活动”（《南华早报》1947年10月30日）。
国民党保密局借口说，它仿佛已经掌握了“文件证据”，证明“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已经就采取共同行动推翻政府方面达成了协议”（同上）。
但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文件驳斥了国民党保密局的这些断言。
在国民党政府召开了自己的“国民会议”，并大规模地展开了针对中国解放区的军事行动之后，民盟制定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其内容如下：
“1.坚定不移地走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的道路，全力以赴地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2.与一党专政和国民党执政当局的虚假民主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现政府的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措施和行动。
但与此同时，同盟并不追求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而只是用和平斗争的手段，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指明的那条道路上。
3.在反对一党制、争取完成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斗争问题上，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但不参加共产党的军事行动。
4.争取与美国和苏联进行合作，力争在外交领域里与他们合作。
5.力争实现土地改革，发展民族资本，建设独立的、真正的人民经济，进行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和大地主的斗争，捍卫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6.对于任何政治问题的态度要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争端之中，不能仅局限于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和保持中立立场，而是要捍卫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依靠后者的力量。”
（《文汇报》1947年01月08日）
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目标，是力争建立一个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
文件中还谈到：“我们所指的并不是虚假的、参加其中的只有个别党派的联合政府，而是坚持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一切政党将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参加到这个政府里，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就没有可能阻止国内战争和在中国确立和平。”
这样一来就非常清楚，国民党政权与之打交道的只是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这样的党派，即这个党派根本就没有打算鼓动人民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起义，而直到最近它仍然遵循着和平劝说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立场，企图在大规模和平行动的压力下说服这些反动分子回到实现已经签署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以及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就中国问题达成的协议的轨道上。
但是，当中国民主同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劝说和吸引群众放弃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急进斗争手段时，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却从来都没有放弃使用一切恐怖手段对付这个和平的政治组织。
1946年05月，著名的民盟活动家王仁和李文仁在西安被害；1946年06月，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在昆明市杀害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两位领导人李公朴教授和闻一多教授，并焚毁了它的书店和出版社。
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特别是在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之后，这个组织的2万名普通成员和在各地的工作人员，都遭到了搜查、逮捕和毒打。
1947年07月11日，国民党当局根据虚假的指控——指控其贩卖鸦片和从事亲共产党的活动，在西安处死了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领导人杜斌丞。
与他一起被处死的还有中国民主同盟的19名工作人员。
南京政府的宣传和新闻部长董显光在1947年11月05日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并代表政府做出允诺：“民盟的成员将不会遭到逮捕，他们将充分享受法律的保护，只要他们不破坏国家的法律。”
但是，第2天，在英国的一家报纸（《南华早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对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北平、天津、重庆、成都、西安以及其他城市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普通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
民盟主席张澜被软禁在家中。
民盟的领导人罗隆基试图获得在美国大使馆的避难权，在那里他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声明说，跟踪他的国民党特务威胁要杀死他。
11月05日，民盟在上海的办公室布满了警察，警察从外面包围了整个大楼，不允许里面的任何人离开大楼，同样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大楼。
10月28日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答《上海日报》记者问时声明说：政府宣布的关于民盟是“非法”的命令，直接威胁到了2万多名民盟成员的生命安全，把他们置于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
接着他还说：“最奇怪的是，政府对待民盟组织的态度，同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一样，尽管大家都非常清楚，民盟既没有军队，也没有任何种类的武器，甚至连普通的手枪都没有，可是共产党人却拥有武器，并借助于军队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在组织对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恐怖和迫害活动的同时，向其领导人提出了最后的通牒，要求民盟或者放弃自己的纲领，谴责共产党，在立法院“选举”时与政府合作，或者“自行解散”，否则就将对民盟实施“关于镇压共产主义暴动分子全国总动员令”中相关的条款。
根据这个条款内容，一切阻碍国内战争进行的党派和组织，都是非法的，并属于被禁止的对象。
面对这种恐怖的压力，该组织的领导人认为“自行解散”中国民主同盟要好一些。
民盟主席张澜在就“自行解散”发表的正式声明里——发表在1947年11月06日的中国报纸上——谈到：“中国民主同盟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在为争取国家的民主、和平和统一工作着。
不幸的是，国内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再继续为国家效力了。”
（《南华早报》1947年11月06日）
在民主同盟遭到禁止之后，所有真诚的中国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和团体，不属于任何阶级和阶层——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势力”生存的地方，他们只剩下一种办法与反动派进行清算——也就是：坚定不移地采取中国民主同盟至今仍然制止群众采取的那些“极端的措施”，来回答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暴力行动。
民盟领导人之一的马叙伦教授早在1946年12月上海群众集会时发表的讲话，已经传遍了整个中国。
他说：“从今天开始，有的只是民主人士和反民主人士，‘第三势力’这应该是过去的术语了。”
而现在“第三势力”确实已经成为过去。
民盟中央委员会的16位委员成功地冲出了国统区，来到了香港。
他们以其华南的分支机构为基地，在香港恢复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1月5—15日期间召开了民盟中央第3次全体会议，正如香港的报纸《华乡报》所报道的那样，民盟拒绝承认其解散的命令，并制定了新的纲领：与中国一切民主的爱国的力量一起共同行动，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与此同时，所谓的“国民党民主团体”也采取了重大的步骤，脱离国民党，并加入到民主阵营中。
今年的1月初，该组织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廖仲恺的妻子）、蔡廷锴、柳亚子等人。
委员会提出的纲领是：“推翻反动专制的蒋介石政权，实现和平、独立和民主。”
正如身在美国的冯玉祥在纽约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的那样：“革命委员会准备与为推翻蒋介石政权而斗争的一切民主力量进行合作，其中包括与共产党的合作。”
民主力量的联合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攻，促进了国统区的群众性革命运动。
受到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九龙的胡作非为的刺激（杀害了两名抵抗英国警察的中国人，英国警察强行驱赶居民离开指定为英国机场的地区），1月16—18日，在上海和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反帝游行示威活动，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国民党政府。
1月18日在上海，有1万名大学生和中学生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高呼口号：“英国军队滚出九龙！”“美国军队滚出中国！”“我们要为九龙遇难的弟兄报仇！”“打倒不保护自己人民的政府！”“中国的美国将军越多，中国人民就牺牲得越多！”“我们反对剥夺我们人民权利的美国人！”“我们反对出卖福摩萨！”“打倒叛徒！”“和平万岁！”“打倒腐败的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专制！”1月16日，游行活动在广州市的沙面地区形成了高潮，焚烧和破坏了许多英国的建筑。
其结果是驻广州的英国总领事馆大楼、英国情报部机构、英国“巴特尔菲尔德·安德斯瓦耶尔”公司和香港航空公司的大楼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有几个英国公民和中国公民受伤。
这些群众运动已经成为一种信号，即华北地区的反国民党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目前已经得到华南地区反国民党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补充，全国范围内的伟大革命的转折已经来临。

四、对苏联好感的增强
可以列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中国人民群众对苏联的好感极大地增强了，不仅是在中国的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也是如此。
在中国的解放区里，这种情况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共产党的报刊和一切宣传工具，经常系统地报道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详细地说明苏联的和平政策。
除此之外，4500万的东北居民和内蒙古居民还经常记得：是苏联和苏联红军把他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
中国解放区的整个社会各界，极其隆重地庆祝了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
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里，人们进行了集会和游行活动。
这一天，解放区的所有报刊都发表了关于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对中国的重大意义的文章。
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解放区人民群众对苏联的热爱和好感。
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我们想提请注意的是：中国国统区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在增强，而在这些地区国民党的报刊和无线电广播，每日都在诽谤苏联，千方百计地唤起人民对苏联的仇视。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对苏联好感极大增强的证据，都是取自于《大公报》读者的回应文章以及读者给《中国每周评论》杂志编辑部的来信，很难说这些读者属于共产党或者与苏联有什么联系。
例如，有一位化名为“С·О·С。>”的读者，在1947年11月15日给《中国每周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地方的英文报纸和中国报刊，在庆祝俄国10月革命30周年的文章中，都竭力绕开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那就是：苏联工业已经达到了1940年时的水平，也就是达到了战前的水平。
尽管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和破坏，给苏联的一些重大工业中心和农业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社会主义制度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使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水平。
苏联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它在战争中损失的物质财产和人员伤亡，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大，无论是敌国还是盟国。
当别人都在谈论原子弹的秘密时，我写的则是像工业化这样的‘小’问题，因为我真诚地相信，工业化比所有的原子弹和秘密武器起的作用都大。
俄国的原子能就开创了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力量。
这个秘密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发现。
应该在1950年完成的苏联五年改造计划取得的成绩，对于全世界来说，比任何计划、学说、会议和集团都重要。”
（《中国每周评论》1947年11月15日）。
该杂志还通报说，在苏联10月革命周年的时候，中国国统区的绝大多数报刊都举行了庆祝活动，他们考虑到群众的情绪，不得不强调改善中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大公报》在祝贺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希望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投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今天的苏联已经强大到足以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了。
苏联已经实现了人类理想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建立和实行新的经济体制。
当然，它应该珍惜所取得的成就，努力继续进步。
我们，中国人，应该研究和理解苏联，我们不应该介入美苏的矛盾中，以便能够成为这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关系中的桥梁，为世界带来和平和拯救整个人类。”

五、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
中国的新局势令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感到惊恐不安，更不用说在他们那里寻求保护和救助的国民党反动派了。
美国政府在8月底向中国派出了魏德迈将军，他的特别任务是弄清国民党政府的现状。
在外出巡视活动结束之后，魏德迈向美国国务卿转达了自己的建议，并坚持给蒋介石政府以援助。
按照新加坡1947年11月14日《华侨日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的话来说，魏德迈报告中有以下两点内容：
“1.必须强行建设亚洲大陆铁路线，从广州湾半岛（广东省的南部地区），经兰州（甘肃省），到达新疆省的乌鲁木齐市。
按照魏德迈的意见，在与苏联发生战争时，可利用这条铁路线向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运送武器和粮食，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中国北部的港口可能会被封锁。
“2.广东省和以广州市为中心的中国南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确保了华南地区粮食和工业产品的供应，为中国政府进行肃清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共产党的全面进攻行动提供帮助。”
继魏德迈之后，美国的一系列“顾问”、“外交使团”、“代表团”、国会议员、实业家和反动派活动家，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作为“专家”和新战争贩子，威廉·布里特访问中国之后，在美国发表了致美国人民的“关于中国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建议向中国提供13.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这些款项应该在3年期限内拨给蒋介石，以用于“针对苏联采取措施，预防它夺取中国”。
1947年10月08日，洛艾维尔·鲁克斯中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总负责人——来到上海，1945年11月前，他一直担任盟军驻德国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
他与张群和蒋介石就准备向中国提供各种设备和粮食等物资的新协议问题进行了谈判，这已经是在取消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后。
1947年10月11日，以国会装备委员会主席斯特尔林格·库尔为首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抵达中国。
《南华早报》写道，他们的任务还包括“视察美国陆军和海军基地及设施”。
库尔在返回美国之后，在报刊上发表通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是现实的”。
同其他“观察员”一样，他要求美国立即给蒋介石政府提供援助，并以此“挽救中国，使其远离共产主义”。
10月29日，“观察员”瓦尔特·扎特——共和党人、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孤身一人来到中国。
在回到美国之后，扎特于11月10日向美国报界通报了自己与麦克阿瑟谈话的内容。
正如《南华早报》于1947年11月12日报道的那样，麦克阿瑟向扎特声明了如下内容：“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获得胜利的话，那么，我们未来的计划，无论在朝鲜，还是在日本，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扎特本人也声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决定和没有最后明确之前，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制定自己的计划。
我们应该监督亚洲的秩序，否则，美国不得不在日本保留大规模的武装力量。”
扎特说，“我认为，如果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胜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彻底地失去日本和朝鲜。
因此，美国应该迅速地找到解决自己对华政策的方法。”
在魏德迈和其他“顾问”向国务卿提交了建议之后，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在没有美国紧急援助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是没有能力保持住自己的政权的。
众所周知，在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数额为40.83亿美元的援助。
除这笔款项之外，美国还按照1946年07月国会通过的计划，转给蒋介石政府271艘军舰。
正如1947年12月14日在青岛召开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通报的那样，美国海军司令库克海军上将“已经在1947年向中国转交了100艘舰只，今后还将转交271艘”。
在美国顾问的监督下，美国的资金用于装备了南京、上海、成都、北平、天津、西安、昆明、徐州以及其他地方的空军基地。
美国军事顾问人员小组也从1000人增加到5500人。
美国人在台湾岛为蒋介石训练了10个师的新部队，此外还在南京、汉口、西安和韶关训练了20个“自卫”旅。
1947年夏季，美国人给蒋介石提供了1.3亿发子弹，而在1947年12月，又把美国在天津、大沽和其他地方的军事仓库所储备的所有武器弹药全部转交给了蒋介石政府。
12月08日签署了美中“海军协议”，根据这个协议美国人应把自己“多余的”军舰和干船坞转交给蒋介石政府。
这些舰只的一部分已经根据租借法案转交给了中国海军舰队。
这个协议规定，应向美国海军提供租借权。
这个协议还规定，美国应提供价格优惠的技术，并提供在中国组建和供养海军机构方面的咨询。
10月27日，中国外交部次长刘师舜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关于援华的中美协议”。
该协议由10章组成，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奴役。
在这个协议的第1章写道：“将给予中国援助的那个计划，包括了这些物资的种类和数量，并规定了这些物资的购买、保存和与此相关的运输服务和航运服务，上述各项由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会于1947年05月31日第80次会议通过的第8号法令以及对其修改和补充文件来确定。
援助的物资包括粮食、药品、成衣、制衣材料、化肥、燃料、种子，等等。”
在第3条中指出，“美国政府机关应保证美国货物的购买、保存、运输，并抵达中国。
一切物资均应在美国购买，只有美国政府专门批准的商品，可在美国境外购买“。

第2章的第1条指出：“美国代表对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协议提供的一切物资进行直接的监督和控制。”
第2条指出：“用于援助而进口的美国的一切商品，免除税收，包括这些商品在各地出售之前的海关税。”

第3章的第3条写道：“在中国所收入的资金将用于那样一些目的，即由美国政府确定的那些项目。”

第5章的第2条说：“中国政府将允许并将千方百计地协助美国代表监督物资的分配工作，将允许并协助这些代表为视察目的而进行的旅行。”

第6章的第1条指出：“中国政府将允许美国报界和无线电广播界的代表，不受新闻机关检查，自由报道关于美国援助物资分配情况的消息。”

第7章的第2条指出：“中国政府根据美国代表的请求，立即提供与其援助有关的任何进出口物资的运输、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情报。”
这个协议证明：美国已经考虑到蒋介石政权垮台这个事实，并确信他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美国统帅部的军事计划，因此，不仅把一切事情的实际管理权利，尤其是给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的事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且还准备了自己的侵略中国的武装力量。
关于这方面还有以下事实可以证明：
1.12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军，抵达在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并继续向这个地区增补兵力。
很有可能，他们的任务是占领胶济线铁路。
2.美国海军第7舰队司令库克海军上将，最近在为蒋介石制定“准备中国海军舰队”的各种计划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在1月17日召开的蒋介石参谋部会议上，他提交了这些计划。
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关于“作为水路交通命脉的长江的防御”问题。
不难猜到，这个计划的基础是美国军舰打着“中国海军舰队”的旗号进入长江流域。
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在12月08日签署了“海军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将把“多余的”美国军舰转交给中国，这个协议为上述措施预先做好了准备。
众所周知，1927年英、美、日的军舰进入长江流域，这在镇压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现在，这个措施是作为“保卫”蒋介石在上海 、南京和汉口的重要基地来实施的。
此外，为反对人民解放军，还准备了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的登陆战役，并在台湾专门培训了日本陆战部队。
3.1947年11月，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给蒋介石拨出了1947年第3季度的石油产品定额，数量是137295950升，其中航空汽油756000升，汽车汽油56700升，煤油37800000升，汽油和酒精12199950升，液体燃料的副产品29840000升。
（《南华早报》，1947年11月28日）
这些巨大数量的燃料并非蒋介石军队的需求，而是为在中国聚集和储备美国武装力量所必需的燃料。
美帝国主义分子继续在思想战线上向中国渗透。
1947年10月，国民党与美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国成立专门的“教育组织”的协议。
美国人把这个“教育组织”的管理和财政权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该组织的委员会由2名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2名在华的美国实业界人士组成，总负责人是驻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国民党政府向这个“委员会”派出了5名自己的顾问人员，但是，他们在该组织的活动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
根据这个协议，美国人有权在中国的中等和高等院校从事思想教育活动，他们还准备了由中国青年组成的代理机关。
作为教师在中国院校里工作的有美国的传教士，他们其中许多人穿着中国的民族服装，按照使中国服从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在像上海、南京、重庆、广州、沈阳、北平、昆明、台北（在台湾岛上）这样的城市里以及其他地方，美国的情报机关在工作时享有特权。
这些美国情报机关的情报，不受国民党宣传机关的新闻检查。
在中国，像上海、青岛、南京等地，都设有美国的无线电广播站。
目前，美国的电影在中国占垄断地位。
仅第4季度（1947年11月至1948年01月）就有80多万米的电影胶片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的重要工业中心和省会城市里播放。
最近一段时间，在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南京以及其他城市里，充斥了许多侦探、淫秽和其他内容的“作品”，美帝国主义分子通过传播这些东西来愚弄中国居民。
在中国还大批量地发行了《时代》、《幸福》、《科利尔》
等杂志及其他刊物。
在上海和青岛及其他大城市里，还出版了由美国实业界和政治界控制的报纸。
在上海出版了《上海邮政晚报》和其他一些刊物。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美国当局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开始对中国民主同盟和“革命委员会”这些坚持推翻蒋介石政府的民主组织的人士进行迫害。
美国报刊提出了关于冯玉祥命运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剥夺了他在美国的避难权，并打算把他交给国民党当局，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查封了“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发表了反对蒋介石政府政治声明的民主团体。
由于担心失去在中国的经济地位以及美英之间的矛盾，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政策与美国的政策是有区别的。
有理由认为，英国当局在保持对蒋介石“正常的”态度的同时，还支持在香港的李济深，其目的是在政治上压制蒋介石。
1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专门代表蒋介石前往香港，以便“预防国民党的分裂”。
他与在香港的英国当局进行了谈判，要求制止李济深和其他民主团体在香港的活动。
此后，国民党的分裂还是发生了，并成立了国民党左派分子的“革命委员会”，而香港当局尽管禁止民主团体在香港发表反对蒋介石的政治声明，但仍然允许他们公布自己的纲领。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这就是李济深的“革命委员会”不支持中国人于1月16—18日在香港和广州举行的反英国当局的游行活动（参见上文）。
这说明了他对英国当局持某种友好的态度。
与此同时，尽管利用国民党的报刊发表了蒋介石政府关于广州“事件”和谴责这一“事件”的通报，英国驻华代表仍然声明，保留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英国利益”的权利。

六、蒋介石的计划
至于蒋介石根据新形势制定的计划，除了把赌注押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援助上之外，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1.试图依靠地主和富农分子加强各省的地方“自卫”，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新的土地纲领，这些地主富农分子（大的、小的）已经无一例外地加入到他的阵营中。
2.他从居住在西康、云南、青海、贵州等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中，为自己的部队招募新的力量，与这些部落的封建上层统治人物订立契约，而这些部落的人数在全中国也只有3000万人。
问题在于，这些部族是最落后和最黑暗的。
在他们那里占优势的是畜牧业，而不是农业。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正如蒋介石所认为的那样，对他们不会产生影响。
说到最使这些部落感到不安的民族问题，蒋介石与这些部落的封建上层统治人物订立的契约的目的也正在于此，蒋打算“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自己的政府。
这些部落的一位代表陈季楚（Чень Ди-чжу）专门来到南京，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而蒋介石则打算利用这些部落“镇压共产主义的暴乱”。
南京政府于1月18日下达命令：批准这些部落“加入镇压共匪行动的委员会中”。
3.国民党委员会在所有的城市里，开展了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其目的是“鼓舞人民的精神”和“使人民参加到镇压共匪的运动中”。
根据以下事实，就能够评定这个运动的结果：1月19日，也就是1万多名学生举行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示威游行活动的第2天，国民党在上海进行了“鼓舞人民精神”的游行活动。
正如国民党电讯社“中央新闻社”所报道的那样，所有民主人士乘坐三辆大卡车，沿着全城散发国民党的传单。

结论
1.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对中国的形势产生了影响，它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民主阵营，并促进民主阵营的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行动。
2.在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它为自己的党和人民指明了勇敢和坚决地开展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方向。
结果，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07月开始的军事进攻行动，首先扩大了规模，其次获得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实现独立和民主。
中国共产党转入实现新的土地纲领——虽然土地革命开始于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土地会议），也就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的几天里，但是，按其实质来说，这种转折仍然与会议提出的任务密切相关，况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公布新的土地纲领的（10月10日）。
3.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所谓的“第三势力”停止了自己的存在，在反动派的压力下，它被迫转向积极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
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大大增强了。
4.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准备武装侵略行动，因为他们给蒋介石提供的“一般性的”财政和其他物资“援助”，已经不可能挽救他了，而英帝国主义分子正在编制与李济深及其集团有关的某种暂不明朗的计划。
根据所有这些情况可以清楚，他们已经考虑到蒋介石的倒台是不可避免的前景了。
5.蒋介石指望那些地主和富农分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公布了新的土地纲领之后加入了蒋的阵营里，并试图把中农中的上层分子拉入到自己的阵营中。
但是，这也并不能补充蒋介石政府的力量，因为这些人在中国农村里占极少数，不可能用他们组成一支军队。
同样，蒋介石还指望利用土著民族，作为反对共产党人战争的炮灰，但这注定是要失败的。
6.至于中国共产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材料的宣传情况，可以说，它对会议做出的反应是正确的，它还利用会议的文件，更广泛地动员自己的人民，积极地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
但是，宣传工作的安排，还不能满足国内革命运动高潮新阶段的任务。
尤其是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在那里一切民主刊物都被禁止了。
应该指出，（共产）党没有对国民党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虚假宣传给以应有的回击。
显然，这是因为党本身拥护成立这个东方情报机关，这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央会议上说明的那样。

科甘（签名）
1948年01月23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73，л.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