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日

　我外交部以备忘录致送魏德迈特使，说明抗战胜利后，我政府所遭遇之各项困难；以及为实行民主与经济建设所作之各项努力。所以答复魏德迈特使七月二十九日来函之要求也。

附录

　备忘录文曰：

「一、抗战胜利后面临之各项问题：抗战胜利之日，中国政府面临下列各项问题：(一)中国共产党问题：彼辈除拥有正规军队三十一万人外，尚有所谓『民军』为数更多，大批未缴械之日伪军队存在于东北，复予中共以机会取得更多较精之装备。(二)长期抗战所造成之通货膨胀，危及全国经济生活。(三)中国之铁路百分之九十以上完全停顿，内河航轮极端缺乏，因之复员及恢复日伪占领区秩序工作，非常困难，战前之工矿、工厂虽多已收回，但亦多因此而无法复工。(四)农村经济，经过八年之荒废与敌伪之破坏，致工人、牲畜、肥料，呈普遍缺乏现象，农业生产因之锐减，亟需加以恢复，例如每年棉花生产由一九三七年之一千六百十八万市担，减至五百三十二万市担，即仅及战前产量三分之一。(五)中国本部有百万以上之日军，其在东北者数目亦约相同，伪军六十万分布于中国本部各地，又有三十三万人散居东北，因苏联参加远东战争之故，苏联亦有六十至七十万人之军队，分驻东北各地。(六)最后则为政府在战前及战时政治诺言之实行问题，国民大会之召集，宪法草案之拟定，国民党之还政于民，一党政治之结束，以及新闻检查制度之取销，均为政府亟需实践之重大诺言。以上所述困难问题，均为日本投降之日，政府必须同时着手解决，责任之重，殊非当时政府原有机构所能应付裕如。盖凡此问题，不徒其本身甚为重要而复杂，且颇多为政府前所未尝经历之事。二、政府之措施：中国政府在遣送日本士兵、侨民，以及自海空两方面运兵往各地经办接收工作之时，深得驻华美军之协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对遣送难民及其他急需办理之救济善后事业，实有甚大之贡献。同时，中国政府本身在环境许可之限度内，已自尽其全力，以求取各种问题之解决。第一、着手于军队之整编，财政之紧缩；第二、图交通事业之恢复，例如铁路、公路、水道、公用事业、水利事业之修复；第二、致力于工业即矿业及铁厂之复工（包括一部份东北被苏军拆卸及共产党破坏者在内），与纺织业及其他濒于危殆之工业之拯救；第四、致力于政治基层组织之建立，例如地方乡、保、甲之组织，以及各级学校之复员与重建；第五、对于农林、经济，政府亦曾尽可能以助其恢复，即就棉花而言，政府在过去一年半之推广工作，预计今年可使产棉达一千一百万市担，较抗战胜利之年，已增加一倍。凡此工作，均需要不少之人材管理与经费，吾人如评判政府在此一时期之工作，必须念及中国社会基础向不健全，且大部份土地曾经多年之沦陷，战前即一九二七年以来所建立之初步新经济基础，亦为敌军所摧毁。在胜利以后，其恢复工作，实甚艰辛而复杂。三、遭遇两大阻力∣∣共党作乱，通货膨胀：倘政府在复员建设方面之努力，如无下列两大阻力之存在，则必能收得更大之效果，中国现时之政治经济情形，亦必较为光明，所谓两大阻力，即共产党问题之久而未决，与战时遗传下来之通货膨胀，中国共产党在苏军占领东北时，及占领以后之渗入该地，构成胜利后共党问题僵持之一大因素。共党之武装敌对，乃政府复员工作恢复治安秩序时最大之阻挠，在收复区域为尤甚。例如，政府一面多方设法恢复主要交通线，而共党军队则极力从事破坏工作，拆毁新修复之铁路，切断电报、电话线，蹂躏乡间，共产党因政府未能在东北接收日伪军队之投降，并解除其武装，其态度乃日趋强硬，去年底国民大会开会后，共党更公开反对大会所通过之宪法，政治解决之途，至是显然绝望。盖此时共党已决定立即举行大规模军事总攻，当此各项建设工作，正需政府聚精会神迅速开始之际，而竟遭遇此种局势，政府之困难与失望，实无以复加。共党问题既悬而不决，军队整编计划，亦因共党不肯履行，而未能实现，军队缩编乃不能不受到打击。因之财政紧缩政策，遂无法实现。通货乃随之继续膨胀，驯至危及中国之整个政治、经济生活，政府行政效率为之减低，军队士气受此影响，大多数公务员所得之薪给，甚至不能维持最低限度之生存，若干政府人员至被迫兼操他业，以维持生活，其他若干公务员则径弃官职而转就其他收入较优之位置，直至今日，穷困已久之公务员，其待遇仍未能切实改善，然而绝大多数公务员虽在生活如此艰困之下，却仍奉公不懈，此乃至可惊叹之事，此等公务员之忠诚，实足与抗日期间中国民众忍受痛苦之坚毅精神相比拟。四、政府对民主政治之努力：一般人对国民政府尽可作种种批评，但决不能指责其对　孙中山先生所规划之民主政治未曾尽力从事准备，国民党中一切负责人士，一向均认为国民党倘不能树立代表全民之政府，与容许多党存在之政治，则可谓尚未实行国民党之基本党纲，凡在党中稍有地位者，莫不以为一旦中山先生所指示之基本条件具备以后，『训政』即须结束，整个国民党从未肯离此一基本政治信念。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全国上下除坚决抗敌外，并尽力保全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在政治经济上所树立之基础，国民党一般意见均以为战事虽然存在，国民党前此实行宪政所作之准备工作，不可任令战事破坏，因之一九三八年政府召集国民参政会，使政府获得更多数人之意见，以助国策之推行，除有关军事策略者而外，该会成为战时之全国民意机关。当此民族作生死挣扎之际，国民党竟提开放政权，接受外间公开之质询与批评，直至今日，此种庶政公诸舆论之制度，仍继续发展。第一届参政员二百人，虽均系国民政府根据职业及地理分配原则所遴选之人，但一般人公认其确能代表全国有政治意识之各阶层；一九四○年初，第二届参政会开会时，有参政员二百四十人，其中九十余人，系首次由各省市临时参议会根据地理及职业基础而选出。一九四二年第三届参政会开会时，二百四十人之中，由各省市选出者达一百六十四人。目前该会在行将结束之际，共有参政员三六二人，其中二二七人系由各省市参议会选出者。一九三八年九月，即第一届参政会开幕两月之后，国民政府即颁布临时省议会法规，此种议会，现时在所有省份几皆成立。其民选议员之人数，每届均有增加。现时若干省之参议员，有完全出自民选者，市县参议会亦曾依照类似办法而成立。是以当国家抗战军事至上之际，政府对于宪政制度之树立与推进，曾继续尽力，从未中辍或稍懈。日本投降之后，新闻检查制度虽有多种继续存在之理由，但政府已断然予以取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复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草案。国民党虽仍为政府中之多数党，但一党政府从此告终，青年党及民主社会党均已参加政府。在今日之中国国民公意之表现，已有众多之组织而为前所未有者，凡属熟悉中国过去情形之观察家，必能注意及此。此种现象之造成，系由于新闻检查取销，国民大会之召集，其他党派之参加政府，行政院负责之施行，以及国民参政会之公开讨论。同时政府对其政策及施政之爱护，又足以促成舆论之发达，使政府与人民更为接近。国民党自执政以来，为达到其政治目标起见，在方法上容不免有若干缺点，但国民党从未背离其一贯的政治动向，其工作之进展，间或不免因环境之困难而迟滞，但在国民党执政之二十年中，凡向前推进一步即算一步，从无进而复退之事。五、政府对物质方面之建设：批评中国之人士，往往忽视中国幅员之广袤，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基础之薄弱，及其内在各种问题之复杂，其观察及判断，每每为某一特殊时期之现象所垄断，而忘却其背景。一九二七年迄一九三七年乃国民党力量首次遭受试验之时期，在此时期，政府从未享受六个月以上之太平，吾人兹姑将此十年情形，略加检讨，一九二六年政府尚在广州时，即兴师讨伐北方军阀，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军阀犹未肃清，旧势力之残余份子以及共产党人，时时在阴谋作乱，在当时之重庆，即后来之战时首都，出售鸦片之公开店铺，尚遍于各街，不惟重庆，即其他全国多数省市亦几多如此。外人之治外法权，尚继续存在。诸大国甚至美国，对国民政府尚抱冷淡与怀疑态度。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公开侵略以后，政府一面须抵抗侵略，一面须剿平共产党在南方各地之武力叛乱，然政府在此内外夹攻困难重重之十年中，竟亦能展开全国建设工作。迨至战前即一九三七年时，新筑铁路几五千公里，新筑公路几近十万公里，并在各地添建学校、公园、医院及市政中心区，中学增加三倍，专科以上学校增加两倍，一九三六年中学及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已近六十万人，十年间文盲减低约百分之二十。新式兵工厂制造亦发轫于一九二六年，至卢沟桥事变时，中国之兵工厂已能自行全部供给步兵部队所需用之步枪手榴弹、机关枪、迫击炮及种种附件。禁毒运动亦系于此时期普遍展开，毒犯人数因之迅速减少。迨至一九三八年底在国民党政府统制下之各地，已无公开之鸦片烟店。一九三七年全面战争爆发时，日本财政专家预料中国财政在几个月以内必将崩溃，八年抗战期内，中国所遭遇之财政问题，诚属艰难复杂，然政府因在战前曾采取若干强有力之措施，诸如创用法币，集中现金之准备，改革租税及银行制度，故能渡过战事最初期（亦即战事最危险时期），而未发生任何严重之财政危机。简言之，自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迄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事开始，此一段系国民党遭受严重试验之时期，在此时间政府虽受内外不断之威胁与困难，但目标至为单纯，即对内剿讨祸国殃民之共产党，对外抗抵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意志统一，力量集中，当时中国与其各邻邦之关系，亦不似今日之复杂，故终竟能使此一时期成为一建设时期，工商业皆有发展，城市及乡村之人民佥能对其前途从事计划，寄托希望，一九三六年之工业生产，较前任何时期为高，一般社会均有欣欣向荣之感。六、今后努力之目标：今日政府所遭遇之种种问题，乃较抗战以前更为复杂，但其险恶困难之情形，则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中国被迫单独抗日之时期相类似，国民党所领导之现政府，是否仍能如战前及战时一样克服各种新危险及困难，尚待事实证明，不过国民党及现政府，准备克服此种新危机之决心，毫未减弱，则甚明显。至于准备应付此危机之政策如何，兹亦可就政府所特别注意者，简述之：第一、 共产党武力必须使之消灭，政府此一决定与其成败，不仅关系政府自身之命运，即中国之能否继续成为主权国家，亦系于此；即整个远东之和平及安全能否保持，亦系于此。故政府决不愿考虑任何不澈底之办法。第二、通货膨胀必须设法加以控制，有效控制办法，纵须逐步实施，但实施之开始，决不容再缓。盖此事乃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病态之根。第三、在不受共党危害之各省份，政府应尽其力量之可能，加紧经济复兴工作，地方政府亦将同时为必要之改革，最后，政府将以百折不挠之精神，向树立宪政之鹄的迈进，不论共党叛乱及其他政治因素，对此事之达成能制造何种困难，政府仍准备实施去年通过之宪法，理想之民主宪政，诚非旦夕可以造成，但政府内一般之意见，皆以为达到此目标之上策，厥为尽速使宪政开始。」

蒋中正认为我方答复魏德迈特使之备忘录，乃一重要文献。而魏德迈特使对于此一备忘录叙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即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我政府在此一期间之各项建设，誉之为「黄金十年」也。

相关人物：孙中山　Albert Wedemeyer　

出处：卷6下 540-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