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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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开会。整理宪草一读。

纪语

（枕上将入睡时，似乎是说生日要讲几句话，于是就打下了个稿子。）

我的治病戒语之一——“说话要少”，所以只能谈几十分钟。

我四十二岁入党，我是地主，四十二岁了，不能只算地主子弟，且已经营过地主生业，然而竟进了共产党。

我家离长沙虽只有二百多里，然而偏僻，一条三十多用的山沟，历史上除传说有个十二岁的和尚得了道至今还奉为清菴祖师的外，数不出甚么人物。清朝二百多年，直到清末才出过所谓举人。我生长在这沟里，新思潮不易吹到的沟里，就是读旧书，除高头沟草外，也不知有甚么。但是，到我的时代，却有光辉灿烂的一面，那就是何叔衡同志、姜梦周同志出在这沟里，还有一位王凌波同志在这沟里读过书，我们四人相得甚，以道义，前进相勉励。何、姜先我入党，王入党与我同时。我们是一步步前进走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我，不仅得参加这样神圣的历史事业，而且能看到这神圣事业的成功，无限愉快。然而想到从小结识的战友，叔衡同志、梦周同志被反革命屠杀，凌波同志以病早逝，心里又很难过。诗曰：

缔交总角期五负，奋志中年共为时。四髯三亡无限痛，泪珠和墨写哀词。

说一件小事：十四岁应小试，考棚前辟辟薄薄，若干衙役扬着竹鞭，才应名接了卷子，被一穿短褂的一把拿去遍身搜查，这不是未求到荣先给我一场辱吗？心大不快，如果不是父母之命，我决不再来干这等事。然而不久竟再来了，以府试案首入学，还常喜追味这时候的事。府试例考四场，一些年纪较长且颇闻名的，以为“前茅”非彼等莫属，我是不为人注意的小孩子。头场李某开点，二场我开点，我是从第二十多名翻上来的。“这是谁？找来看看。”“原来是个小孩子！”三场书的是《大戴礼》上的题，他们带来不少专为考场用的洋版书，翻不出题来，我没钱买那样书，只带有自己几个钞本，恰钞有这样个题的文章。大概他们慌了，见我若无其事，有一位来问：“你书熟吧！我们把《礼记》翻了几遍，找不出来。”我说：“我们读的是《小戴礼》，题上明指是《大戴礼》，怎能找出来。我有陈文一篇在此，我是不‘写’的，你看看吧！”原来科举场中的竞争嫉妬是到了家的，绝没有肯把人所不知的告诉人，何况是不相干的人？我年小，不知道这些。后来三四场都是我开点，于是道德论又来了：“应该是他第1，他肯把题目告人，且把陈文给人。”

梦入闹场，戏赠老礼房：宫门长闭锁青苔，重话当年事可哀。递粉传脂浑忘却，又逢仙子下凡来。

再说一件事：

1932年09月21日，湘鄂西红军失败。我在洪湖里被俘，自分必死，看情形也如此。那时脑子异常明朗得未曾有，“路没有走错，新的政权必然成功，不是想象，而是事实。”临死应有何举动，写个遗书吧！喊几句口号，却已很从容的想好。有一位被认为嫌疑的同志，估计可释放，夜里在他手心写了托他转告党的话。然而后来竟是脱险了。这回我得到了慷慨赴死易的经验。诗日：

轻比鸿毛重泰山，空拳急步度重关。成仁取义安闲甚，十四年前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