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71 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1946年05月08日）
将“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的报告（27页，2份）寄给科瓦廖夫同志，以补充“关于满洲政治形势”的报告。
附退还原件38页。
Б·格缅德尔（签名）
1946年05月08日
第822号
附件：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
近一段时间以来，满洲的局势急剧尖锐化。
在苏军于4月初从沈阳和长春开赴南满之后，以中央政府军为一方、以八路军和东北民主联军为另一方的战斗开始激烈起来。
战斗在长春以南的四平街和公主岭地区，以及在沈阳东部、东南部和南部的煤炭钢铁基地抚顺、本溪、鞍山地区进行。
上述各据点有100多个县级市，包括控制在人民武装力量手中的“满洲国”首都长春。
据中国方面的资料，长春约有50万人口。
政府军由第1军、第6军、第13军、第27军、第52军、第71军和第94军组成，驻扎在沈阳，并且掌控着沈阳至天津的铁路沿线。
通过这条铁路，政府军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国运来的武器装备。
近来中国政府向南满战区空降了8个军：第60军、第93军、第97军、第5军、第2军、第54军、第48军和第53军以及一个军事工程团。
这样，政府集结了由30个师、3个保安团和1个军事工程团组成的总计51.2万人的军队，占政府军总兵力的1/3以上，来对抗满洲的人民武装力量。
所有上述驻满洲的部队都受过美国军官的特别训练，司令部驻有美军教员和顾问，还有美国武器和技术装备。
中国飞行员在美国飞行员的指导下操纵美国飞机，进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集结。
此外，政府军的侧翼渤海湾方面，由美国海军第7舰队防护，并以“租让”的方式转交给中国，但仍由巴尔比来指挥。
去年11—12月，政府军同八路军在满洲冲突期间，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一次大集结。
今年在南满发生的冲突中，美国军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向中央政府军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和技术援助。
尽管拥有大量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但前一阶段战役的结果，政府军并未取得优势。
4月09日，在沈阳南部的本溪争夺战中，第6军的第14师被全歼。
4月16日，在塔湾（Дава）战役中，第87师被全歼。
而在4月26日，新编第1军第30师在四平街战役中被全歼。
4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了长春，歼灭国民党大部分部队，俘虏7000余人。
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等无论如何也要拿下长春，日前正集结部队准备新的战役。
八路军和驻在四平街、公主岭、本溪等地的东北民主联军不断遭到炮击和空袭，但他们仍在坚守。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希望通过马歇尔将军——他为了就满洲问题进行谈判和达成具体协议而再次来到中国——进行调停的一切新尝试，都被蒋介石拒绝了，军事冲突愈加尖锐化。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国民党反动报刊以及英美的反动报刊试图这样描述事件，似乎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苏联的支持，阻碍中国政府接收满洲和确立主权。
国民党报纸《……》
不久前刊登了杜撰的苏联同中国共产党签订的条约，这一杜撰的说法被中国国民党其他报纸大肆宣扬。
英国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5月06日还试图把满洲局势恶化的原因推在苏联身上。
报纸评论员斯克鲁杰伊托尔表示：“部分红军是这样安排事情的，当他们放弃长春和哈尔滨时，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就可以进入这些城市。”
因此，他写道：“国民党政府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它想得到这些城市，就不得不进行战斗。”
斯克鲁杰伊托尔对苏联进行诽谤，说“苏联想削弱中国，阻碍中国的统一”，还建议美国人直接、坚决地干预满洲事务。
他声明说：“美国人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如果他们想反对这种策略的话。”
但实际上，反动报刊还是承认了局势恶化的原因。
这些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与中国人民及其民主力量之间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国民党政府完全不顾今年0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努力保持和追求国民党在全中国建立专制制度。
而中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努力实现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满洲问题的决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在民主协商的原则基础上改组国民政府的决议。
在满洲，这一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因为国民党政府过去不愿、现在仍然不愿让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适用于满洲，不希望赋予满洲居民以民主权利，试图使用武力在满洲确立国民党专政制度。
自然，满洲居民强烈抗议这种政策。
由于红军进入满洲并打败了日本占领者及其傀儡，居民拥有了广泛的民主自由，这也就激起当地居民为保护和巩固这些自由而同蓄意干涉这些自由的中央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
1945年09月04日，在西安出版的省报《工商日报》，刊登了中央政府在满洲任命的中国政府高级官员。
文章中写道：
“被派到满洲的人并不了解地方形势，并且与当地的居民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必然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抗，因为我们在满洲委任了一些老满洲干部，他们根本没有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14年间他们也完全没有帮助过自己的同胞反对日本侵略者。
他们只考虑自己的从前的资本，并希望自己的资本能重新恢复昔日的景象，根本不考虑满洲居民是否会高兴地欢迎他们。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满洲根深蒂固的反动分子，那么，这不仅会恶化我们与市民的关系，而且一定会削弱我们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的确，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被任命的满洲政府官僚和国民党党务工作者都是根深蒂固的反动分子。
在国民党中居主导地位的法西斯集团“CC派”（以陈立夫和陈果夫为首）早就开始挑选他们了，他们从那些在1931年至1932年间将满洲拱手奉送给日本侵略者的满洲旧地主、军阀、官僚中创建了满洲分部，并把他们派到了中国的中部地区。
中央政府驻满洲的所有省级官员都属于这一集团，其中包括：徐减哉（辽宁）、关吉玉（松江）、高惜冰（安东）、刘翰东（辽北）、郑道儒（吉林）、吴潮涛（合江）、韩俊杰（黑龙江）、彭济群（嫩江）、吴焕章（兴安）。
关于他们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
比如，安东省省长高惜冰在1928年至1930年间，曾担任东北边防局局长，并积极参与了中苏之间在中东铁路的冲突。
1934年至1935年间，他又领导新疆教育部和吐鲁番特别办公室，在那里他也从事反苏活动。
现在他和齐世英（Цзи Ши-ин）、王寒生（Ван Хань-шэн）都是CC派组织东北分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个法西斯集团在满洲问题上的计划明确地反映在该集团于1945年11月25日在重庆组织召开的所谓东北同乡会会议上，这次会议由王寒生主持。
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其他决议的内容如下：
“坚决（向东北）派遣平叛部队，以清除内部叛乱和消灭土匪。
建造一座附属于平叛部队的慰安楼（可以认为是秘密杀人的处所）。
“针对《新华日报》发布一则警告（中共中央代表就满洲问题发布了一个声明，一些满洲民主人士也发表了一些声明）。
“发布反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袖的声明。
“就上述事宜向国民政府寻求帮助（也就是需要立即阻止上述计划）。
“赞同杜聿明将军（被派往满洲的政府军指挥官）的行动。”
（塔斯社1945年11月25日报道）
事实证明，接收满洲的上述官方机构都支持这一解决满洲问题的计划。
从一开始，被派来接收满洲防务的政府军都被赋予了“平叛”的使命。
能证明这一点的首先就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的组成。
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杜聿明将军以前是驻守昆明市的守备部队的长官。
1944年他被特地派往昆明，镇压不断高涨的大学生和中国民主同盟组织的民主运动。
关麟征（Гуан Лин-чжен）将军命令他的部队维护昆明的秩序，关麟征将军在1945年11月曾下令向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大学生游行队伍开枪。
作为对中国舆论界发出的抗议的回应，官方的报刊报道说，他好像已经被解除了职务，并将得到惩处。
但是他不仅没有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由杜聿明将军配属的第52军军长，并被派往满洲。
从杜聿明部队的行动一开始，就可以发现这支部队的“平叛”使命。
这支部队没有按照同苏联军事当局达成的协议被空降到沈阳和长春，其指挥官以缺少棉衣为由，认为使部队经过河北热河辽宁一线从八路军占领的解放区到沈阳的计划更好一些。
在这一问题上，这支军队的参谋部制定的计划没有考虑到要同八路军司令部就军队通过这些地区达成协议。
这支军队的指挥部的计划恰恰是希望在途中消灭八路军的部队，夺取上述解放区居民赢得的民主成果。
出于这些考虑，杜聿明将军和熊式辉将军拒绝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多次提出的关于他们在长春设立参谋部的建议，并且他们认为，把自己的参谋部设立在……更好一些，从这里他们可以指挥作战，从南面“占领”满洲。
尽管确实希望和平解决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其中包括满洲问题，中国政府应当考虑到如下事实：满洲居民遭受了日本侵略者14年的殖民统治，他们不可能不利用伪满洲国覆灭的机会，在中华民国的范围内建立起民主自治制度。
中国政府也应考虑到，满洲居民不能容忍把权力交给那些他们曾亲眼目睹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并背叛了自己祖国的人。
但是这两点中国政府都没有考虑到，并特别向熊式辉将军下达命令，禁止当地居民建立任何形式的自治机构，同时任命一些当地居民都熟知的、曾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人到沈阳、长春、哈尔滨市的权力机构中任职。
正如《长春日报》在1946年01月13日关于中央政府在满洲的人员任命的社论中所指出的：
“满洲人民急切地期待着中央指派官员到我们这里工作。
但是，当我们得知，曾与日本人积极合作的一些叛徒被任命到一些重要岗位上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失望呀！在东三省被日本奴役之后，涌现了许多爱国者，他们与敌人进行了斗争。
但是，叛徒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听从日本人的命令。
可以说，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在我们的地区占据重要职位的人都是叛徒。
而所有受到排挤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和志同道合者。
可以根据这一点挑选人员担任国家公职。
如果允许叛徒到国家机构工作，那么就不能保证他们不再次同敌人合作。”
《光明日报》（全满洲苏中友协机关报）对中央政府的指责更为直接，它在1946年01月09日就沈阳权力机构人员的组成作了如下报道：
“沈阳是南满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政治中心。
沈阳权力机构的组成应当为东三省许多市县做出表率。
但是，对沈阳市长董文宇（Дун Вэнь-юй）的任命却不是这样，他挑选的市府官员是从北平带来的，其中一些人都是反人民的。
“比如，被任命为市府高级秘书的蔡雨田（Цай Юй-тянь）是华北‘自治’时期河南省一个较大的县的县长。
他是否曾同日本人进行过合作，这让人深感怀疑。
市府监察部部长王志全（Ван Чжи-цюань）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是北平保安局的一名局长。
除了上述人员之外，沈阳市府中还有原‘满洲国’机构中的一些重要人物。
如王崇古（Ван Чун-гу）、刘元春（Лю Юань-чунь）、王北超（Ван Бэй-чао）等，他们都曾在‘满洲国’担任要职，而现在又在得到解放的沈阳市占据重要职位。
不仅市府的职员，而且所有居民，在得知那些过去曾与日本人合作的人担任了要职之后，都对此深感不满。”
熊式辉却为这种情况进行辩护，他在1946年04月26日沈阳市党政军工作人员的招待会上宣称，政府对原“满洲国”的一些官员是宽宏大量的，因为满洲的局势是特别的，对这些人的态度不能像在内地一样。
中央政府在沈阳和其他城市中任命一些曾与日本人进行合作的官员，这不是偶然的。
这主要是因为它曾委托一些较为反动的分子接收满洲，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这些人是臭名昭著的亲日分子，他们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合作。
比如，被蒋介石任命到东北担任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将军，就是亲日的“政学系”中的一员。
如下一份以《党内寄生虫阴谋简况》为题的材料对这一集团作了介绍，这份材料是在国民党于1945年05月召开的第4次代表大会上散发的。
“当时老政学系成员与军阀勾结，对孙逸仙进行威胁。
而新政学系成员支持与日本人及其傀儡保持秘密的联系，对党国造成了危害。
在汪精卫南逃之前，他们答应使他成为党的领袖并同他保持联系。
“在敌人占领了独山（贵州省）之后，这一集团甚至企图背叛党国，甚至与敌人及其傀儡合谋。
在和平时期他们攫取了政府的高级职位，而一旦国家遇到灾难，他们就制造各种混乱。
一些担任高级指挥的人支持这一集团，他们犯下了各种罪行……”
前交通部长张嘉璈就属于这一集团的领导人，他被特命为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和中长铁路的经理。
1944年他在美国杂志《国际咨询》（1月）和《国际关系》（8月）发表文章，表示希望美国投资，保证美国资本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支持与美国资本合作，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提出了关于中国铁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详细报告。
政学系在中国政府的官僚机构中占据统治地位。
把这些人物安排进满洲的政府中，这证明，这些人企图保证自己在满洲工业原料开发问题上的垄断地位，并且明显企图依靠自己与日本官员在以前建立起来的联系来接受日本的工业企业（作为赔偿）。
关于这一点，应当注意《国民公报》在1945年01月20日的如下报道：与这一集团有关的一些人士向政府提出了要求，要求把满洲所有重要的矿场的所有权部分或完全转交给他们。
与政学系相竞争的“CC派”法西斯集团也企图保证自己在满洲的垄断地位。
根据《参考消息》1945年第13期的资料，“CC派”得到了“大沽”铁器制造厂、“花花”丝织厂、“大华”工业公司、“华西”建筑公司、中国矿业公司和矿业银行，在1943年在交通银行方面占据了统治地位，交通银行曾是政学系集团的主要支柱。
他们现在又控制了农业银行、中国矿业协会等经济机构。
满洲的工业原料丰富，这个法西斯集团渴望得到这些资源的程度，丝毫不逊于亲日的“政学系”，正像1945年09月04日在西安《工商日报》指出的那样，还在重庆的时候，这些团体的代表就为了满洲官员的职位进行争斗，以确保对我们的贸易和工业的垄断。
显然，这个经济基础支配着这些在中国政府官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团体。
他们在满洲建立了残酷的专制制度，如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保障国外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得到规定中的服务。
近些年，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红军解放满洲后，当地的居民和民主力量很快成长起来，他们并不打算同对他们进行专政的反动地主、买办、高利贷商人和国民党官僚分子和平相处。
当他们明白了这些反动分子在满洲的政治路线之后，他们不顾熊式辉的命令，立即大规模地在各县、市、省建立政权机关，并依靠武力进行控制。
这样，在1946年03月期间，在辽宁、松江、安东、吉林、浑江和哈尔滨等100多个地区都建立了临时人民委员会，选举政府官员，讨论和通过起义纲领，打算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当地居民不想承认政府派遣的官员。
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做出了选举民主自治机关的命令，以民主方式解决农业、工业、商业、贸易问题以及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等。
建立民主机关，没收日本占领者和前政府官员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对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扶助农业和小作坊；在民主政权的监督下鼓励小企业主和小商贩；通过发放临时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共著名军事、政治活动家的领导下，当地居民改革和巩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便对抗国民党中央政府军。
应该指出，东北人民武装部队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就着手这样做了。
1932—1934年为了与驻东北的日本占领者进行斗争就成立了一些游击队。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各游击队联合组建了三个军：东北民主联军第1路军驻在南满，由中共南满委员会领导；第2路军由周保中领导在东满地区活动；第3路军由李兆麟任总指挥，由党的相应委员会领导。
1938—1939年在哈桑湖和哈勒欣河战役期间，这些人民军队从后方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打击。
关东军和“满洲国”政府军使用残酷手段对他们进行连续的大规模进攻。
但是日本军队并未消灭这支军队。
在迎接红军进入东北时，这支人民武装力量积极参加了粉碎“满洲国”政府军和关东军的战斗。
由于当地民众大量的志愿者参军，该部队得到了壮大。
此外，还在1940年，南满在就出现了一支由萧克将军领导的部队。
在此前一年内，这支部队消灭了河北热河一带广大地区的日本关东军，而此后突进到了辽宁省的南部。
自从红军进入东北，一部分八路军从南方给予了红军巨大的支持，并且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根据地，使得该地区政府军消失了。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也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同关东军和日本傀儡的残余部队相勾结进攻东北居民民主力量的结果。
根据新华社驻通化县城（沈阳东180公里）的报道，2月03日，日本法西斯和傀儡地下组织在所谓东方临时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了叛乱。
国民党地方委员会书记孙耕晓成为该组织的核心人物，他把日本关东军第129师司令部的前军事长官田友（藤田）
招募到自己身边。
叛乱被当地居民的武装力量镇压下去了。
通化市公安局逮捕了孙耕晓和田友，在审问时他们承认，国民党辽宁执行委员会是暴乱的主要组织者，领导人是书记李宽成，为了发动暴乱，他通过日本特务向孙耕晓提供了10万美金用于组织暴乱，还答应在起义成功时向日本人再提供10万美金。
田友在自己的证词中承认，暴乱得到了来自沈阳及其组织的财政支持，并得到了被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府军司令部的指示。
暴乱的目的是为了推翻东北自治民主政府，帮助政府军清除东北居民的民主力量。
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在长春、哈尔滨、四平街、抚顺和其他一些城市一些叛徒的活动活跃起来，其活动明显具有政治性质。
在这些城市中对同红军合作的中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暗杀活动。
被逮捕的人员中有许多人有国民党党证，他们自己说他们属于在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东北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秘密镇压团”。
1946年03月12日，经过多次暗害行动，在哈尔滨杀害了中苏友协主席李兆麟——前东北民主联军第3路军总指挥。
3月13日《哈尔滨日报》在头版头条写道：
“李兆麟被残忍地杀害完全是中国反动集团事先精心策划的。
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具有政治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遗留人员亲手制造的事件，其目的是为了破坏中苏友好条约。
这一恐怖行动完全是中国反民主的和具有反动情绪的分子所为，不能不认为是直接针对民主中国的，针对在同日本占领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
1946年03月15日，中苏友协支部地方委员会主席于树中在四平街被害。
这一暗害行动完全是中国警察所为，不久前当他携带行李准备乘坐火车时被警察扣留。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反动分子在东北积极开展反苏恐怖活动。
在日本关东军和傀儡政府军队被打败后，一些残余分子携带轻武器躲进山里，拒绝交出武器。
这些拼凑起来的匪徒继续向卫戍部队发动进攻，时而还进攻红军。
但是，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这些匪徒的活动明显具有了组织性。
问题在于这些反动的国民党的走卒得到了政府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府军司令部的支持，赋予其行动以政治性质。
在东北经常有一些号召杀害苏军被俘人员的传单出现。
2月，一些苏联军官和士兵在哈尔滨、沈阳、鸡西、营口和其他一些城市被杀害。
苏军撤出沈阳后，当地的中国当局制造了一系列的残害苏联公民的事件。
1946年03月14日，一股中国武装部队突袭了不久前从红军中复员的士兵的房间，把他杀害后扔到上百公里外的地方。
3月15日，另一位苏联公民杰明被杀害，3月16日，在一个煤场的杂物中发现了他的尸体。
苏军从长春撤退后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
4月20日在长春发现了对外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诺沃肖洛夫和奥加涅索夫的尸体，之前他们曾被中国中央政府军的士兵带走。
诺沃肖洛夫的尸体在对外贸易代表处院内大楼的汽车下被发现，他胸口上有三处伤，头上有一处伤。
奥加涅索夫被发现死在自己的住所内。
4月16日，对外贸易代表处工作人员克里沃夫在去取货的路上被子弹击中了腿部，无法继续前行。
一位中国军官走到了他的跟前，掏出了手枪在他身旁射了几枪，边射边说：“苏联狗崽子，这就是国民党军官送给你的礼物。”
4月20日，在益发合榨油厂内的一口老井内发现了粮食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亚历山德罗夫、罗曼诺夫斯基、库尔金和布罗维茨基同志的尸体，他们的年龄都在19—24岁。
国民党士兵在4月15日把他们从粮食出口公司的仓库内带走，在严刑拷打之后杀害了他们。
被发现时，他们的尸体遍体鳞伤。
死前他们的双脚都被绑了起来，用刀子砍过，然后用滚热的水烫过，他们的四肢被砍了下来，身首异处。
在这座工厂的另一口井内发现了粮食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伊万诺夫的尸体，他也遭受了那样的残酷折磨。
他是被人用砖头砸在头部砸死的。
中国军官把苏联对外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了上海发来的关于消灭苏联人的命令。
这证明，国民党军官和警察只是执行中央的计划和命令。
典型的是，中国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的所作所为就像德日法西斯一样，他们企图毁尸灭迹，掩盖自己的罪行，但这是徒劳的。
国民党法西斯分子还采取了杀害在东北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手段，目的是想以此恶化苏中关系和引起国际冲突。
如1月16日他们策划了暗杀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及其随员的行动，张莘夫一行是受中国政府委托去接收抚顺煤矿的。
1月09日，张莘夫及其随员们完成了此次接收任务，正如中国报界所说的那样，苏联驻旅顺军事当局对此进行了协助。
1月16日，从抚顺去沈阳时，张莘夫及其随员在辽西车站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
匪徒把他们带往距车站11.5公里的地方残忍地杀害。
所有的尸体均已火化，除了张莘夫工程师的尸体推迟火化外。
正如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有根据认为，暗杀张莘夫工程师及其随员的行动是满洲的匪徒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破坏苏中关系。”
中国的反动报刊据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
中国政府没有阻止这种挑拨行动，反而鼓励反动报刊的活动。
自然，这使破坏者深受鼓舞。
近一时期东北局势尖锐化的根源是这样的。
国民党报刊和盟国的反动报刊强调应该把东北问题同全中国的内政问题分离开来，实际上，东北问题是现阶段中国总的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
众所周知，由中国各政党代表和社会各界非党人士组成的政治协商委员会讨论了中国基本的内部政治问题，政治协商委员会于1月31日通过了关于重组民族政府的决议、关于改编民族部队的决议和号召成立民族委员会通新宪法的决议。
顺便提一下，1月10日，由美国驻中国特别大使马歇尔将军、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在协商的基础上发布了冲突各方停止军事活动的命令，并在北平建立了该委员会的军调部。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多次坚持说，这一命令适用于东北，以便三方委员会的军调部可以派遣代表进入东北。
在三方委员会就民族部队改编原则和程序达成协议后，马歇尔将军在回国前夕，3月初建议向东北派遣三方委员代表。
蒋介石极力反对这样做，但最后在3月27日，各方还是达成协议实施马歇尔将军的这一建议，派遣代表去东北。
正当他们到达沈阳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就做好了进攻人民武装力量的准备。
但是，沈阳的警察局极力阻挠他们的工作，这一代表团中的约40人被拘禁。
经过美国代表和中共代表抗议，他们才没有被拘禁，但他们失去了同北平进行联系的设备。
为了联络他们曾带有无线电台，但军事作战区域禁止他们使用。
此外，国民党机构还在沈阳出版的《中苏日报》和《和平日报》1946年04月04日的社论中对三方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威胁，一旦他们卷入冲突，将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些报纸在当时就承认，政府军将对“非法武装力量”，也就是对东北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展大规模的进攻。
结果三方委员会的代表在东北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以吉伦将军（代替马歇尔元帅）、陈诚将军（代替张群）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委员会决定亲自前往满洲。
该委员会应当在4月05日到达沈阳。
但是国民党代表、国防部部长陈诚以身体欠佳为由，拒绝前往，因此三方委员会就没有成行。
还在第2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国民党就决定在3月初撕毁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并制定旨在镇压民主力量的“解决东北问题”的计划。
国民党当局这一暗中破坏的做法和撕毁协议的行为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反对，他们坚持履行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要求所有达成的协议必须实施，其中包括适用于东北。
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由周恩来于4月05日在长春的记者招待会上进行了阐述（这一讲话的全文见第　　号公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制止任何军事行动，如不这样就不能使相关各方开始政治谈判。
1946年05月04日，《大公报》刊登了来自南京的消息，报道说，5月03日，周恩来在当地报纸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
“继续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停止军事行动。
至于政治问题，周恩来表示，共产党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是民主的和联合的。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共产党反对把东北变成反苏和反美的地区，共产党人认为，这一地区应成为国际合作的基地。
至于经济问题，所有的公用事业以及属于政府和私人企业主的企业都应该恢复生产，免受惩罚。
周恩来表示，为了取得和平和安全，必须立即改编全国武装。”
共产党的立场得到中国民主联盟和东北所有民主派社会活动家的支持。
例如，东北老社会活动家宁武1946年02月28日向新华通讯社声明说：“东北问题只能以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阐述的方式解决。”
东北另一位知名社会活动家阎宝航声明说：“如果在东北实现了民主，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即得到解决。”
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说：“应该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东北也应建立所有政党和集团都参加的政治制度。”
（引自1946年03月01日的新华社消息）
1945年12月25日，《东北文化报》发表文章，描述了在重庆的东北文化协会，该协会把东北无党派知识分子联合了起来。
文章说：“我们认为，东北政府采取的一切措施应该考虑到其不符合实际的一面。
接收东北并凭借武力进行报复，这种措施是收不到效果的。
毫无疑问，企图仅靠中央政府200—300万人来解决占全国八分之一人口的东北问题，最终将会失败。
我们认为，解决东北问题完全取决于各方是否都参与进来，无论是不同的党派，还是独立的党派，只要有利于人民的独立都可以加入。”
马歇尔将军已返回中国，在他的斡旋下，共产党和民主联盟提出了新的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
5月02日，马歇尔将军在南京同蒋介石大元帅进行了座谈，同他讨论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条件。
但是，共产党和民主联盟提出的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被蒋介石拒绝，现在的军事行动正在以更大的规模展开。
有鉴于此，伦敦《泰晤士报》1946年04月24日在头版头条刊登的对东北问题的评价非常令人感兴趣。
报纸上写道：“来自满洲的消息。
如果不向那里提供紧急援助，满洲就会出现国内战争的危险，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不久前达成的协议也会破裂。
中央政府无疑会引用俄中条约的内容，按照这项条约规定，俄国军队解放满洲后应该转交给政府军队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共产党对自己在居民中的威望充满信心。
满洲现在处在大地主的影响之下，这些大地主同时也是将军、省长，甚至是匪徒。
“这些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共产党认为，反对少数阶级专政的情绪将会扩大自己在居民中的影响。
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身上，中央政府坚持俄中条约给它提供的权利。
共产党人反对这样的观点，他们不允许这样做，以便用武力开展人民运动。”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