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07月30日

星期一

有恋爱就有意想不到的烦心，这都怪顾耕一时的疏忽。
今天他忽送一封信到家里来，妈妈从送信人手中接到，交给我。
我怀着不安看到一半，她进来了，要我给她看看。
天哪，就是这封信看不得啊！我宛如逢到生死关头，一种自卫的本能使我突然变得强硬。
明知无理，就用无理当作随手抓起的武器。
我一味地说：“不给你看！就是不给，不愿意，没有什么理由。”
她那可怜的、受伤的眼睛望着我，脸上露出深切的痛苦。
“为什么不可以给我看呢？我并不要阻拦你，我只要知道，我只想看看他写些什么，我想多认识他这个人。”
她的平静比什么威胁都有压力，我几乎要疯狂。
我愈加冷酷起来，故意地直视她：“我觉得我已经是个成人，我需要个人的生活，不要别人把我什么都管到。
我要一点个人的privacy［隐私］。”
“父母要知道你的事，你的朋友，无非是关切。
我们只想从旁帮助你，指引你，你不要把它当作恶意。”
“我晓得，不过用不着管这样多，假如我到重庆去了呢??”她的猜忌在思想方面的成分居多。
她说起前天绍温的信，我也不肯给她看，她要知道这些年轻人怎样的看法，想了解他们。
问题引到这方面，似乎反把恋爱问题遮没了。
我趁势担保信中没有涉及思想问题。
到这一步，她看到只好自动下台了。
在刚才那一阵爆发性的哭泣之后，我已落进一种极度的心理疲乏和麻木中。
在心的深处，我绝望地意识到隔开父母（尤其是一向视为自己全部的妈妈）和我的鸿沟愈变愈阔了，而且无可挽回地继续扩大。
我心碎地意识到妈妈盼望和我接近的心之切，和我自己自然而然地离开她。
要想回到以前那没有隔阂、一团融洽的天性爱中，是不可能的了。
人生的悲剧就在这些事实的不可避免上吗？我一面吞下苦泪，一面反复地思索《父与子》。
但那种冲突太单纯了，仅表现为理性方面的分歧，真实的情形却太微妙甚至不可分析的。
就如在恋爱事件上，假如是在几年后，在客观条件上到了恋爱问题的成熟期，问题自然简单得多。
然而那会使我把信给妈妈看吗？世上有些东西，它的美和意味就存在于隐私之中，那是只许当事人自己去领略的。
如果单从社会学和生理学剖视恋爱与结婚，再也没有比这更刻板、更粗鄙的了。
无论我受着怎样的精神煎熬，惟一可慰藉的是我终于保住了那封信的秘密，我也才能安静地去咀嚼我那苦透了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