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03月17日

谢伟思再次访问特区。
他很受特区的重视。
特区对他已形成了肯定看法。
谢伟思了解中国。
他不仅仅是生在成都，而且还是在中国受的教育。
当然，他是在上海为有钱人（主要是欧洲人）办的学校上的学。
他的全部外交事业与中国有联系，他周游了全中国。
周恩来把他看作持进步观点而不带偏见的人。
谢伟思不像间谍那样进行活动，尽管很难相信他不是。
他很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失足，态度谦逊，办事认真。
原来谢伟思的延安之行是未经大使批准的。
帕特里克·赫尔利本人目前在华盛顿，谢伟思便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同叶剑英和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时，这位美国大使馆的二秘告诉他们说，赫尔利是不太可能让他来延安的。
我几乎立刻就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讨论的问题是那么不平常，使中国同志以为可以让我知道他们的秘密，从而帮助他们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同志被这个美国外交官不寻常的坦率做法弄糊涂了。
谢伟思年纪不大，而经历的事情不少。
他在上海学校毕业后，就在他自己国内（加利福尼亚）获得文学士学位。
他是在昆明的美国使团中作技术工作而开始他的事业的。
后来，他去北平当美国大使馆译员。
在北平工作了几年。
他显然表现出有才干，就直接从译员提升为副领事。
一般来说，谢伟思是很讨人喜欢的。
他颇有教养，精通中文，能倾听别人意见，而极为重要的是，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1941年时就成了使馆的三秘，不久（即在1943年）成了二秘。
谢伟思很年轻，一点也不像赫尔利那样傲慢自大。
这种人往往总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思想。
可能约瑟夫·史迪威很器重他。
美国有关中国的所有重要决策，直到最近之前都还是依靠史迪威来作的。
这很可能对约翰·谢伟思的很快提升起了作用。
谢伟思在延安时，人人都很注意他。
他职务不高，但知识渊博，而且他一般不浪费时间。
他不是那种不敢超越指示一步的人。
这位美国大使馆的二秘称他的大使是个保守派。
帕特里克·赫尔利不了解中国及其传统，不了解当前极其复杂的形势，竟想处理中国的所有问题！就是因为这样，他反对赫尔利——这就是谢伟思所谈的意思。
谢伟思进一步说，赫尔利对于国共之间的冲突有他自己的看法。
一种保守派的观点，它与驻印度和中国的美军前任司令的观点相矛盾。
结果，史迪威被迫离开中国。
戴维斯的命运也一样，所有那些想为中国问题找到新的政治解决办法的人，也将会有同样的遭遇。

我认为约翰·谢伟思谈的这些话是真实的。
我亲眼见到了赫尔利的严重政治失策。
我也在宴会上注意了这位将军和政坛人物，喝了几盅之后，就在那里夸起他和“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关系”来了。
显然，赫尔利灌下一大杯威士忌，就宣布说，1942年11月至12月，他是美国总统派驻莫斯科的私人代表。
继这之后，他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德黑兰会议。
赫尔利接着又夸起他如何参与决定世界命运的事务，以及他“同斯大林的关系”来。
德黑兰会议的决议、罗斯福和蒋介石在1943年的会见——所有这些事情，都引起了延安的病态的关切。
赫尔利感觉到了这一点。
他有点醉了，开始吹嘘他参加菲律宾的几次战役、他的负伤和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引人入胜的生活细节。
现在，赫尔利身任美国驻华大使。
论年龄，论级别和威望，谢伟思都不能与他相比。
因而他孤注一掷，未经许可就来到特区。
按照谢伟思的看法，美国通过赫尔利，在对延安的态度上犯了政治错误。
赫尔利把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政治集团——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早已存在的复杂关系，搅得更加混乱了。
可是，赫尔利的任务恰好是相反的——要制止抗日统一战线的分裂。
赫尔利接二连三地犯错误。
他谁的话也不听。
对他来说，只有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重视的，那个人就是蒋介石。
可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荒谬的。
光听一面之词，是难以解决问题的。
所以，赫尔利在把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机构中所有有才干的、进步的人士都调离中国，这么干，谁还敢去反对他呢？！这位帕特里克·赫尔利，1929～1933年的美国陆军部长！（“天哪，有谁能比部长知道得更多呢？！即使他是位前任部长”。
——这是谢伟思的想法，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
谢伟思说，他相信，赫尔利的政策，对国共两党和对美国都是有害的。
因此，他和卢登打了一份报告给华盛顿，批评新大使的做法和政策。
怀特迈耶也知道这份报告的内容，他也同意他们的结论。
谢伟思没有耽搁就回重庆了。
目前，他除了任美国大使馆的二秘外，还担任盟军驻华司令部的“政治官员”的职务。
约翰·谢伟思和周恩来讨论了中共现阶级的政策的实质及其前途。
这个美国人显然想知道延安外交政策的具体目标。
他只关心一个问题：延安领导人目前推行的政策的实质。

【注】
许多说法认为：
本日记系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尤里·弗拉索夫和苏共中央国际部或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撰伪造。
据称内容在资料来源下加入了相当部分的杜撰和修饰。
即便如此，也可以抱着审慎的态度从日记内容中获取一些其他信息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