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03月08日

星期四

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女生宿舍几年来没有举办过什么会了。
今年“三八”节我们出了一张大壁报，晚上开了一个妇女问题座谈会。
早上我兴致颇高地去看壁报，那知一望，把我气冷了半截。
我所画的报头自由神像，一尊纯白的石像衬在天蓝的背景上，原来有意不画面目的，好保留一种石像的神圣意味。
不知哪个没脑筋的给她添了面目，而又奇丑无比，把原有的美破坏无余。
我的痛心自不待讲，更可气的是这位聪明人的不懂事，任意修改别人的作品。
晚上的座谈会却蔚为壮观，六点半开始，我去时礼堂已坐了大半男同学，听说他们今晚特来捣乱的。
坐位排成U字形，主席台在口上。
女同学和先生坐在两端，中间一长段全是男同学。
开会时章宁华司仪，朱正清致词，然后王国松再致词，最后开始讨论，由屈义乔任主席。
第一个大题目是“国际妇女在今日”，是报告性质的，由几个预先准备了讲稿的女同学站起来念，没有讨论。
结束这题目时，请先生们说话，第一个请到缪朗山。
在如雷掌声中他推了半晌，最后站起来说：“今天是妇女节，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也是一个妇女（笑声）。
我来参加这会以前，还在家里烧饭，看孩子。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害病。
自从我来乐山，时常害着病，乐山的空气始终是于我不利的！（掌声）今天我没有话可说，我现在不反封建，我现在也不反法西斯了，我所要反抗的只是经济压迫，仅仅是经济压迫！（大掌声）”我暗中批评他的话说得不是地方。
这显得他完全为personalafflictions［个人委屈］发牢骚，显得他真有点“妇人态”。
我想要是他能以殉道者的镇定从容的精神面对这加到他身上的一切不公，那么感人的力量会更大。
进行到第二个大题“中国妇女在今日”后，会场比较活跃起来。
从“中国妇女之社会地位”开始，男同学发言了。
第二个发言的男同学的大意是：中国妇女不但在实际上受压迫，在心理上也被歧视。
男人常有一种极卑鄙下流的心理，就是做了女人，好像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
他的话，在我听来是相当合理的。
可是当他说完，妈妈却站起来，用一种微怒的口吻指责以上两个同学含有侮辱女性的意思。
她越说越有气，而似乎气都向刚才说话的那同学发。
她说如果男同学中有人存这种心思，那么请他想想，他的母亲是不是女人。
如果他尊敬母亲，他就应该尊敬女人。
另外，她又说了两点意思：一是关于受高等教育而自暴自弃、自甘堕落的女子，痛骂这类花瓶式的女性败类，希望在座的女同学里不出这种人；二是关于中国妇女应有独立的认识，本着自己的国情而有所见解，不必模仿苏联、民主国家或轴心国家的妇女。
这段长长的话，被人抓到许多破绽，作为反驳的话柄。
第一个紧接着发言的是坐在我旁边的王国松。
她的直率和不懂词令使她原无恶意的言论显得很不客气，以致后面女同学传一个条子：“应尊敬我们的先生。”
她辩驳的是第二点，她说那类花瓶式的女性并不足以代表中国妇女，而真正能代表的是占绝大多数的贡献最大而获得最少的农村妇女，她们的伟大不能因此抹杀。
妈妈接着声明她所以没有提是怕时间不够，表示对王的谢意。
关于第一点，起来反驳的是另一个男同学，他首先替那个同学辩护说他并没有侮辱女性的意思，而只是介绍一种社会现象。
其次他反对男人应以对母亲的方式尊敬女人。
如果女人之可敬只在她是一个母亲的话，那么也许我可以说：“母亲是什么？是一个‘生育子女的工具’。”
妈妈不得不再声明，她先承认对那位同学的指责是没说明白，向他道歉。
回答“母亲”一项，她说这母亲是指精神意义上的，要那同学不要向太物质的方面去想。
在讨论会结束半小时前，妈妈和苏先生回去了。
她刚走，胡其安就发言。
他首先声明他这话并不是看见袁先生走了才说的。
他不同意袁先生的一些意见。
“对袁先生本人我是很尊敬的，可是同时我也尊敬一个社会科学的真理。”
他的论点是针对妈妈的第三点意思。
“袁先生说中国妇女应本着本国民情而有所见解，不应模仿苏联、民主国家或轴心国家的妇女。
姑且不论苏联是不是民主国家，为什么中国妇女不能效法民主国家妇女？因为真理只有一个。
我们不能因为发明电的是爱迪生就不用电灯，保持我们的国粹———清油灯。”
他的口才相当厉害，我承认，而他说的也没有错。
可是问题不在真理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争取实现这真理所走的路。
在这儿，才是世界政治分歧之点。
同学对妈妈的攻击，其实已经很使他们满足了，而最初那位“受冤枉”的同学，也有人替他“雪耻”了。
可惜他不甚知趣，还要一逞威风，而他这几句过于刻薄的话却显得他“小人报仇眼前”。
他说：“袁先生说男人尊敬女人应该像尊敬母亲，那么，反过来说，女人尊敬男人是不是应该像尊敬父亲呢？”男同学下流地开心地笑着，女同学相视愤然，敢怒不敢言。
可是除了这种不留情面的恣意攻击外，也有人对妈妈的话表同情。
一个是萧银娥，她认为妈妈的第二点意见是警戒我们的，我们应虚心接受。
讨论进行到“中国妇女之教育”这小题目时，我作了生平首次的公开发言。
奇怪得很，当面对众人站起来后，语调不由自主地激昂起来，其实我倒想说得比较平和的。
我所以要发言，不是想在普遍的高调上再加一个尖锐的声音。
我是为了宣泄一个久久郁塞胸头的感觉。
我想把人们从远景拉到近景，从空想收回现实。
我说：“我们今天说了许多关于中国妇女怎样受压迫，怎样争取解放。
好像妇女本身是没有错的。
可是就看看今天在座的我们这几十个妇女，中国受最高教育的妇女，我们自己问问心，真做到我们所应做的吗？真尽到我们的责任了吗？这个题目是关于妇女教育的，我就拿它来说。
谁都知道妇女无论在性格上、体质上还是在兴趣上是比男人更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可是且看武大搬到乐山已经七年了，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我们把市民文化水准提高了一分没有？我们来时，他们是怎样，现在还是怎样。
从文庙到女生宿舍的路上，每天我们经过一些花生摊子上的女人，要是我们现在带一个这样的女人进来，今天我们所说的话，在她听来会起怎样的反应？我们是不是一样的人？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悬殊的知识程度差别？我们只会喊提高妇女知识水准，到农村去，为什么放着目前身旁的工作不干？也许我们会推委：男同学也没有做什么呀？可是为什么男同学不做的我们就不能做？要说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宿舍至少有一百人，只要每人每月分出一个钟头，我们每天就可以有至少三点钟的时间了。
不过现在开始还不迟，只要我们有决心，我们就可以着手把这个地方教育起来！”我说完后有一阵掌声。
我的提议有两个同学赞同，王国松在说到“中国妇女应有之认识与任务”时特别提出这点建议。
骆家骏更借我的意见表达他的意见。
他说：“我们应该办民众教育，使一般人有时代的认识。
以前并不是我们没想到，可是我们的政府会不会容许我们这样做呢？但我们不能因困难就束手。
我们还是要做！”越到后来，女生发言机会全被几个男同学抢去，把妇女问题撇开，拿一个“社会问题”的大帽子，取代一切论调，统括在一个结论下：“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只有争民主，所以妇女今天应有的认识和任务就是如何与男人一同争取民主。”
会发展到最后就形成这样一种离题的散漫式，越来越无望收回了。
女同学见势不对，时间又不早了，就赶紧叫一个人抢着发言，紧接着在许多举起要求发言的手中宣告散会，正是十点半。
会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安姐反驳一个站在窗外发言的男同学。
他把手放在窗台上，像坐茶馆一样悠闲自在、涎皮赖脸地说：“女子在教育方面不能和男子受平等待遇，妇女自己应该负责。
为什么呢？因为子女是父母共有的。
母亲为什么不让女儿和儿子一样读书？”安姐认真反驳他了。
她愤慨地说，家庭中男子是家长，操有经济权，即使母亲有心让女儿上学，她没有钱，怎样供她上学呢？谁又知道多少母亲为了女儿不能上学，暗自流泪呢？次之她又批评一些把妇女之所以受压迫归罪于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她说，社会是什么？是男人和女人组成的。
所谓社会的罪恶，根本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要社会负责，是空话。
而实际上男人代表这个社会的中心，所以一切过错还应由男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