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来存在着的两条路线【1】（1945年03月01日）

这是指的全国政治中的两条路线。
在抗战前和抗战以后，中国就一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
抗战开始以前，我们党于1937年05月由毛主席在苏区党代表会议【2】上提出：
我们主张的抗战是全民的抗战，发动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积极参加的全民抗战；
是全面的抗战，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动员的全面抗战。
这种主张实质上是人民的抗战，是人民战争的路线，而不是靠少数人，靠几个英雄，靠政府，或单纯靠军队来抗战。
党代会通过了这个方针，提出了用民主力量来推动抗战。
我曾将抗战与民主比为自行车的前轮与后轮：
抗战是前轮——方向，民主是后轮——动力。
没有民主的后轮，前轮就无法前进，只有民主的动力，才能使抗战不会走错方向，最终达到胜利。
抗战后我党即是本着这条路线的，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人民抗战的路线。
因此，当“八一三”【3】后，我党提出抗日十大纲领【4】，号召动员全民的力量来抗战，就得到了全国人民、抗战团体和进步人士的拥护。
因此，也才有抗战八年如此巨大的发展。

而国民党则与此相反，它采取另外一条相反的路线：
片面的、少数人的抗战，少数人包办的抗战。
国民党蒋介石是这样想的：
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推动下，抗日的要求成为广大群众运动的浪潮，从“九一八”【5】直至西安事变【6】达到了它的顶点，如不抗战，蒋就无法继续维持统治，就会被人民的浪潮所淹没。
所以说蒋介石是被逼抗战，从投机的观点上来抗战的。
他想借抗战维持“统一”，消灭削弱异己。
实行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一切军队、政权、经济、文化都要他来管，因此也就只能是少数人的抗战。
这种为保持其专政统治权，一切由少数人包办的片面的抗战，是站在寡头专制的利益上的，这就是少数人抗战的出发点。
因此蒋就不会去动员全民，而且畏惧人民，只是片面地依靠三百万军队抗战，在其他各方面采取消极方法：
政治不改革，经济不生产，文化上复古，一切不仅不改变，甚至采取倒退的方法来抗战。
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领导的另一条路线的抗战，把解放人民的战争变成压迫人民、束缚人民，更便于统治人民，铲除异己的手段。

这两条路线在抗战一开始就存在，但是在抗战开始，共产党影响很大，抗战是我们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所发动起来的，我们的十大纲领得到全国的拥护，甚至影响到军队和国民党内部，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它那条路线的实施。
因此，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一九三七、1938年表面上不能不有若干改变，甚至某些改良，因此形成抗战初期一时的澎湃现象。
可是很快这个局面就过去了，武汉失守，国民党退到重庆。
敌人停止正面进攻，转入到“扫荡”敌后，抗战的重担落在发动全民抗战的共产党身上，压在敌后人民的身上，国民党却离开了战争的威胁。
所以，从1939年起，五六年来国民党主要力量用在反共反人民上，从这时起形成中国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抗战中的两条路线就更为分明：
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路线，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了胜利，六年来得到伟大的发展；
而国民党区域在一党专政压迫人民的路线之下，六年来倒行逆施，因此着着失败，一直到去年中原、湘桂战争【7】的惨败。
六年来，一方面是胜利与扩大，另一面是失败与缩小，这样两条路线的对比还不明显吗？
六年来敌人用百分之六十的军队和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打我们，再加上国内反共军队的压迫封锁，虽使我们在一时期曾受到一些挫折：
根据地缩小了，人口减少了。
但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人民战争的路线，人民创造了各种办法打击敌人，到敌后去，结果一直到去年发展到十八个根据地：
华北有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六个根据地；
华中有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七个根据地；
华南有广东（不只是东江【8】，现已扩大到西江、北江【9】、粤北）、海南岛两个根据地；
去年又建立了河南、湖北、湖南三个根据地；
人口近一万万，正规军近八十万，民兵达二百四十多万，军队总数已超过三百万，而且仍在发展着，这是我们八年抗战的成绩。
在面积上说，除去东北四省【10】，我们约收复敌占区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人口只有半数。
我们还是发展得非常不够，当然国民党丢的太快也是一个原因，简直使我们赶不上。
这种发展不是偶然的，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主要是依靠我们发动人民得来的，不依靠人民，这样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我们敢于将武装交给人民，而敌人来了，人民能拿起武器打击敌人。
这如果没有彻底的民主是不行的。
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莫过于给人民以武装，国民党就不敢将武装交给人民，这是民主与不民主的区别。
一个美国人在重庆和国民党人士谈，国民党人说共产党区域还不是一样不民主？
美国人说他看到在共产党区域有选举。
国民党人说那是假的，美国人说就是假的，你也搞一下假的好不好？
并且提出他亲眼看到共产党将武装交给人民打敌人，就问国民党人：
你们是否敢发，不要多，十支枪给重庆的老百姓？
这位人士没法作答。
再有我们政治上是三三制【11】民主政权，经济上是全民发展生产，文化上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大众文化，军事上是全民武装的抗战。
有了这种全民的全面的抗战，才有今天这样大的局面与成绩，这是为国际朋友与全国人民都认识了的。

正面战场则相反：
国民党到重庆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压迫人民，故六年来所得结果是相反的，政治上表现了为任何战争中所没有的无能。
去年中原、湘桂战争的惨敌，怨声载道，重庆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整天在骂。
不要说人民没有民主，连国民党员也没有民主，实际上一党统治就是蒋的个人独裁，最近他们也想学我们的精兵简政【12】，进行裁员。
据陈诚【13】对我说：
他要将军政部前后方开支的人员从六百三十万裁为三百六十万。
我就告诉他：
我们精简的人员是去参加生产，你这一裁二百七十万人就要失业。
陈诚说他要给这些人学技术，但学了技术又到何处去？
还不是失业。
最近重庆街上充满了穿黄军服的失业军人，难民与失业是国民党政治上腐败到了极点的表现。
政治上如此，军队就更无法动员。
陈诚说前方打仗的只有二百六十万，其他后方人员达三百七十万，当然领饷的是确有此额，但实额以孙元良【14】部一个军名额是四万五千人而实额孙自称只七千五百人，仅仅六分之一。
依我看，国民党军额至多只有一百五十万。
从连长到军长没有不吃空额的，不吃空额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
再则实际上兵源也真缺乏，今年蒋介石给兵役部长鹿钟麟【15】一个命令，在后方各省一个月要五万新兵，以“练兵”著名的鹿钟麟亲自到各处跑，结果一个月只征集了五千人，全年只能征集六万人，我们则一个月就能发展六万人。
至于拉青年知识分子从军，也是兵源枯竭的原因，结果十万人的数目，虽然可能搞到，但是用三万元安家费买来的少爷兵，到处闹乱子，是打不得仗的。
远征军去滇缅路【16】时有十二万人，现在只有三万人，这还是打胜仗的战线。
一个连长为了自己做官在街上拿法币【17】到处“请人”去当兵，自己也明晓得靠不住的。
当兵只是当炮灰，毫无战斗意志。
这都是由于用非人的待遇对待兵员、压迫人民的路线所致。
在经济上，由于人民得不到解放，所以不管粮食、棉花、桐油、食盐等都在减产，生产萎缩。
而人民负担仅田赋征实即由六千万石到七千万石、八千万石，去年为一万万石，今年则增到一万六千万石。
只这一项征粮平均每人即须负担一石。
我们边区十个人才负担一石，所以人民不愿种征粮。
没有原料，没有购买力，工业生产怎么会不减低呢？
就是拿一百万万资本成立的战时生产局来说，也只能在军需生产上稍有改进而已。
所以，在经济上说是一个破产的趋势，在文化上是统制思想、倒退复古的教育，许多学校因青年从军搞得遣散了，学生流浪。
六年来三次反共高潮【18】，制造内战，到处进行反共宣传教育，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削弱自己，遭受失败，这样也就必然是反民主的路线。
孙科【19】对我们说：
失败的原因是不民主，是国民党心理上反苏反共的危险。
这是有道理的，这样国民党的路线如何能领导抗战到胜利呢？
所以，他们只有依靠外援，等待胜利的出路。
从以上看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在今天是非常清楚的了，不仅我们懂得，世界人士、大后方人民也都懂得了。

【出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

【1】这是周恩来向西北公学学员所作《民主与法制》报告的第1部分。

【2】指1937年05月02日至14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党代表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264页和第271-279页。

【3】“八一三”，见本卷第61页注【2】。

【4】抗日十大纲领，见本卷第44页注【13】。

【5】“九一八”，指九一八事变，见本卷第206页注【5】。

【6】西安事变，见本卷第226页注【13】。

【7】中原、湘桂战争，分别见本卷第451页注【5】和本卷第462页注【6】。

【8】东江，珠江东支，在广东东部。

【9】西江，珠江干流，在广东西部。
北江，珠江北支，在广东北部，到三水与西江相通。

【10】东北四省，见本卷第71页注【14】。

【11】三三制，见本卷第431页注【18】。

【12】精兵简政，是1941年11月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2届参议会上提出的。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
这是在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和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13】陈诚，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

【14】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

【15】鹿钟麟，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兵役部部长。

【16】滇缅路，见本卷第319页注【4】。

【17】法币，见本卷第162页注【20】。

【18】第1次是在1939年冬季至1940年春季，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等五城，阎锡山进攻山西新军，朱怀冰袭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等。
第2次是在1941年01月，国民党军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于01月06日至14日将遵命向江北移动的新四军九千余人“一网打尽”，并下令解散新四军，审判军长叶挺。
第3次始于1943年0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掀起反共的舆论攻势。
06月至07月间，国民党调动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边区。
在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三次反共高潮均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

【19】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