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13日
星期一 阴雨
清晨乘车进城。
报载汪精卫先生已经于本月10日下午四时在日本名古屋病逝。
以他的一生，竟走到这样的一个结局，虽说是他自取，到底使人有些可惜之感。
他的行事不管如何，他对于我个人的提携和奖进，我是不能不十分感激的。
廿七年他将离开重庆之前约一两星期，我曾到美专校街十七号谒他。
记得当时谈的是关于张伯苓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中工作态度，和我个人想兼任一个国防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两件事。
临别他走入办公室内，取出一张最近的照片相赠，当时我心中颇有一些诧异，但不好开口问他。
原来这是他一种表示分别的意思。
又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他家里的女佣人已经解雇，他的寓所将全部结束，这都是他要离开重庆的布置和表示。
但在那时的情势之下，我做梦都不曾想到他会脱离战争的营阵的。
在他悄悄乘机飞往昆明之前一天，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纪念周，他还亲自出席，听蒋委员长的演讲。
散会时，我在会场外遇着他。
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也是平常很少见的。
那一次的见面，只点点头，不曾说话，想不到竟成永诀。
晚饭后访乃光先生长谈。
桂林和柳州的失守，成为谈话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