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12日

星期日

早上去听壁联总会纪念孙中山诞辰的座谈会，听到12点就离开回家，他们还在继续举行。
参加的先生有缪朗山、陈家芷、彭迪先、刘诚、余炽昌，每人都说了话，最受欢迎的当然是缪朗山，其次是彭迪先，都是骂政府骂得最凶的。
总理诞辰纪念会题目总离不了总理，讨论他的政治理想、革命精神，拿我们今日国家的一切和他的主张相比，以及我们应怎样奉行他的遗教。
左派分子现在是借孙总理和三民主义做幌子来宣传。
余炽昌说，我们所以落到这地步，是全体的责任，不是哪一部分人的责任，而现在惟一的挽救方法就是意志集中。
很明显这是指我们在目前必须服从现政府。
所以，这番话引起学生中的反应。
一个同学说，我们应该有自主的创造的精神，不能把别国的东西笼统搬过来用，这话也在听众中引起一片不以为然的反响。
下午我捡出《民族文学》，预备给顾耕看。
我自己先看了一遍，感到一阵羞愧。
我怎么写出这样的东西呢？我又翻回旧日记，查看今年05月里岫的态度，我发现一切正如顾所说，那一阵她整个心都飞向他去了，以致对我很冷。
而她第一次和我谈杨修伦正是顾来找她的那晚上。
原来她以前说毕业后不想离开乐山并不是为了我———至少不完全是。
我冷静地探索这一切，发现这一切，像个冷酷无情的生物学家解剖一只美丽的白鸟。
我不怪她，但我已不能复燃我对她的热情。
我们的感情，也就像6月里一株艳红的蔷薇，火热地开过一阵，就枯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