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日

　指示财政部接济湘桂义民。盖自敌犯湘桂，两省民众为避敌掠夺刼杀，纷纷疏迁至金城口及独山一带，颠沛流离，悲苦惨毒，蒋中正闻报戚然也。

约见赫尔利将军，与谈中美合作问题，计自下午五时半始，其间除八时晚餐略事休息外，直至十时半始告结束。盖自十九日

蒋中正接阅罗斯福总统之来电后，中美商谈暂时停止，在此期间，经由赫尔利与史迪威详细商讨之后，延至昨日方由赫尔利函托杜建时副主任转陈，盼与蒋中正再商中美联军指挥系统与租借物资处置问题，蒋中正乃俯允约见，开诚商讨。赫尔利将军首言：「美国方面对　委员长为中国人民惟一之最高领袖，必须有深切之谅解，与出之以真正友好之态度，否则讨论指挥系统问题、租借法案物资问题、处置中共问题，以及后方勤务等问题，必不致有何结果。」旋即报告彼与史迪威商谈经过，略谓：「史迪威性情刚强，但对委员长屡予协助，则亦非不知感，例如本年四月间，　委员长准予派遣部队强渡怒江，使龙陵区域之敌不能得逞，始有密支那之战绩，故今日缅北之胜利，实委员长支持之结果。……余曾明告史迪威，美国运华租借物资于理应全部听由委员长支配，始为妥当，史迪威谓美国过去以租借物资交由英、苏自行支配，乃根本错误。余谓决不应因丘吉尔与斯大林处理有错误，而疑　委员长亦有错误，为解决目前问题，首应将已运到以及今后将陆续运到之租借法案物资，交由　委员长完全支配，史迪威当时表示理屈，并以余说为然，但要求与彼联名电呈时，彼则又不同意。……其次，史迪威询余对于『中共』问题之意见，余答以『中共』军队应编为正规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指挥调遣，数日前余得读　委员长对国民参政会之演词，认为『中共』无论提出何项要求，政府都可考虑，但决不能破坏中央政府，更不容『中共』另设政府、另立军队、割据地区。此点史迪威与余同认乃『中共』所必遵行者，至于解决『中共』问题，史迪威意欲由其提出调整方案，余乃告此非彼分内之事，应由　委员长处置。……复次，关于后方勤务问题，史迪威不愿主持，亦属错误，余明告　委员长已允将来美军来华，后方勤务之事，可由美国派员主持，而美国亦已允诺承担，虽中美制度不同，但亦应斟酌实情予以改良，以期切合战争需要。」蒋中正以赫尔利将军所言恳切，乃就中、美两国政策与史迪威来华任职经过掬诚相告。蒋中正曰：「将军对各项问题所述之意见，余甚佩服，余今日所欲与将军商谈者，一为我两国之政策，一为执行政策之人，此二者固同等重要，然如仅有良好之政策而无执行政策之人，或有人而不得其当，则其不能依照原定政策切实执行，仍归无效。执行政策之人最重要之条件有二；第一根本上彼此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如双方执行政策之人不能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即令有良好政策，亦必不能成功。第二即彼此要诚实，要确认两国政策，在谋两国长久之利益，而不能斤斤计较一时之利害，如缺乏此种诚意，或所说之话不能实在，不能力行，则两国邦交，必蒙受其损失。我中美两国之合作，非限于战时，而应推及于战后，但当此战时即应确定两国长期合作之决心，对一切问题，应澈底讨论，以巩固两国友好之基础，现将军莅华已时逾两周，各方接洽备极辛劳，余今日特本此要旨，开诚与将军一谈：余于将军此来，乃抱十分热诚，视此为谋余与史迪威将军两人间合作最后一次机会，亦为关系史迪威将军军事成就最后一次之机会，故于将军抵华之日，凡所商谈，余无不开诚坦白言之，而绝无一点隐讳。忆史迪威将军奉派来华之初，余悉依罗斯福总统之意与之共事，并委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之职，而且自彼此次由印回华以来，余曾告以对我军事委员会各部之工作，请其留心考察改进，以期于军事上，我中美两方能澈底合作，而免彼之工作发生困难，彼如有何意见，尽可尽量陈述，余必乐于采纳，余以此意几番面告史迪威氏，亦曾嘱朱武官（世明）为之转达。今将军莅华凡有关租借法案与中美联军指挥系统等问题，以及中国所必需之物资与两国对于有关事件之协议等事，各种实际情形，余既已详告，将军亦已详知，余今特本余一贯之态度，与将军开诚商讨，切盼能谈判成功及早发表。当将军未来华以前，时在七月初旬，距今已逾两月，罗斯福总统曾电余请以史迪威将军在余直接指挥之下，委其为中国战区总司令，余以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国之好意以及彼与余个人平日之感情，余认为彼之提议，有利中国，余自愿赞同，但必须予余以充分准备与布置之时间，且必须由罗斯福总统派一亲信人员，为余与史迪威将军间之联络，以免今后发生误会，余之处理此事态度，固十分慎重，其所以然者，因此电所涉者乃关系我国家生死存亡之事，决非通常彼之来电，余辄立予同意办覆者可比，盖军队乃国家之命脉，而军队之指挥权，乃操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况余复负有国家成败存亡之重任，就余对国家对全国军队负责之地位言之，余之处理此事，实不能不取十分慎重之态度，且非求得万全妥善之办法，亦决不能轻易处理，余之心理与态度如此，谅罗斯福总统以一老练精明伟大之政治家，必然洞明此中情理，而对余能充分谅解。余对罗斯福总统之取消在华不平等条约，提高我国家之地位，以及援助我抗战，其对中国之友谊与情感既如此恳挚，无论彼欲余作何事，凡为余力所能及者，余无不惟力是视，竭诚以赴，以达成我两国共同之目的，故余深信罗斯福总统对于中国问题所表示之意见，必系绝对诚恳与友好，而毫无疑问，但凡关于国家之根本问题，或我两国之基本政策有妨者，则不能不慎重出之，如遇此类事件，而余认为有欠妥当之时，则无论彼如何来电，余亦不敢苟同，因此类重大之事，如一旦处置错误，结果不仅有害中国，而且有害于美国，不仅余对中国不能辞此责任，即彼对美国历史恐亦不能辞其责任，此类重大之事为何，概括言之有三：(一)中国建国的主义不能变更，即现行之三民主义，在建设三民主义之民主政治，故不能使共产党赤化中国，此为余对国家必负之责任。(二)凡于中国主权有损害之事，决不容许。(三)为国家尊严与个人人格，必须互相尊重，不可有丝毫之损害，中美两国合作必须于友好和善之空气中进行，而不能有丝毫之强制，或出于压迫之性质，否则于中美两国皆属有害无益，因两国合作如不本乎友好和善之精神，而稍涉强迫之行径，则不仅于个人人格有损，于整个国家之尊严，更大有妨碍，而凡此种有损国家尊严与个人人格之事，不仅余不能承认，即为余之盟友与盟邦者，亦必不愿为之，故余以为我中美两国以及余与罗斯福总统两人间彼此之成败利害，是完全一致的，换言之即与余有利者，亦必与罗斯福总统有利，其足致中国失败者，亦必招致美国之失败，本此利害一致成败与共之关系而言，余知罗斯福总统对于我中国之事，其所言所行必然出于十分之善意，而为余所深信无疑，惟前电所商，兹事体大，在未决定之先，余不能不就根本政策上剖析利害，坦白说明余之意见，余认此事必须经过审慎之考虑与充分之准备，始能决定实行，实行时始可免万一之差失，不致贻中美邦交史上以遗憾，余当初之所以未敢轻易赞同者，其故在此，迄今余仍力主慎重处置者，其理由亦即在此。其次请言执行政策之人，史迪威将军来华任职已两年半，于此期间，彼工作甚为勤劳而实在，处事亦甚坚决而勇敢，彼擅有此长，余甚为佩服，因此凡彼力能胜任之事，余必授予全权，听其主持，并助其成功，即如缅甸之战，余初指派两师交彼统带，后又增派一师，继续增派两师，此五师部队之指挥运用，与一切装备作战之事，余既全权交彼负责，即从不加遥制或干涉，但如此五师之外，再要加派部队归其掌握调度，则彼之能力即有所不胜，如欲委以中国战区全军总司令之职，使其指挥全中国三千公里战线之军队，则彼之能力更不足任此艰巨，余观察史迪威将军固为一勤劳朴实果敢之军人，然彼之政治与战略头脑，殊为缺乏，而主持全部战局之人，不仅须有军事之素养尤须具有政治之头脑，二者兼备，始堪称职，否则未有不偾事者。」蒋中正言至此，赫尔利将军频频颔首且谓：「蒋中正此意余完全同感。」蒋中正续云：「至于中国之军队其内部情形之复杂，尤非他国军队可比，如欲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全军统帅之责，自更非所宜。又史迪威将军对于战术之运用，固甚决断而娴熟，但彼之战略头脑亦甚缺乏，过去之事不必论，即就彼前此在渝与余筹商缅北之战一事而言，当时余研究全般态势，认为我缅北军队如不对八莫方面实行佯攻，以牵制敌人，则敌人以西顾无忧，必倾全力向滇西进犯，而我滇边怒江西岸部队，有全军覆没之险，甚至云南省会之昆明，皆将受其威胁，故乃决定嘱其派队向八莫佯攻，而彼竟置滇边怒江部队之存亡与昆明之安危于不顾，拒绝余之命令，由此一端，即可证明其战略头脑之不够，且以彼为余之部下，缅北各部多为中国军队，而佯攻又轻而易举之事，彼竟不予考虑奉行，就余之立场与余对彼之期望而言，尤使余痛心而失望，彼于缅北局部之战尚且如此，如将来委以中国战区全局之事，彼如何能服从余之命令，接受余之指挥，彼与将军所言，今后必能听余之命令与指挥者，证之既往，实亦徒托空言而已，盖彼之不能受命并非对余个人有何成见，而实由于彼之性质如此，一时无法可以改变，换言之即由于彼之政治头脑与战略头脑不够，而此种缺陷，一时实无法补救也。故准此以论史迪威将军，实不能负此重大之责任，如强其从事，将来必致败无疑，如此是余等为上官、为朋友者，已明知其力有不逮，且对彼缺乏信心，而竟授以大任，致彼陷于失败，则此种失败之(之)结果，非彼一人之罪过，乃余等为上官者之罪过，故余等对此事不能不郑重考虑。然而，罗斯福总统既早已来电，必欲委以总司令之事，彼之提议实具一片好意，余不能辜负，亦不便拒绝，则解决之方，唯有希望将军来此任余与史迪威将军两人间之联络，以补正史迪威将军之缺陷，但史氏今后必须能接受将军之劝告，或可于余之命令与意旨不致两有违背之事，否则余对史迪威将军最后一线之希望，即告消失，然回忆去年十月，美国后勤部长索摩维尔将军来华时，余亦曾拟商请贵国将其调回，但彼后来表示绝对服从余之命令，不使余再有失望之事，此议乃作罢论，然迄今将逾一年，彼之故态仍未改变，即如余前此要求彼按月划出千吨之空运吨位，以运入中国所急需之物资，彼不同意，今要求彼发动佯攻，亦不奉行，可知彼之言不顾行，已不足取信于人，余于彼所得之经验如此，不能不为将军明告。日来将军亦已与彼迭有接触，期能解决一切问题，而彼对余之战略意见，更无一点接受之诚意，彼之习性，此如诚极可虑，而罗斯福总统前电所商，既关系中美两国军事之成败与合作之前途，非经慎重考虑，实亦不能轻易决定。史迪威将军来华余与共事已两年多，彼虽有所短，亦有所长，彼为余之朋友且私人情感素笃，余必使之成功而不能使之失败，彼为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将军之旧部，马歇尔将军相信其可以任事，故寄予信任，余对部下亦系如此，凡余对其有信心者，必可成功，反之必归失败，不过马歇尔将军所信于史迪威氏者，在其他战区或可，对于中国战区复杂之情形，恐彼尚不甚了解，而余则十分清楚，余在中国军界已三十余年，而最近二十年来，余乃为中国军事之领袖，以余二十余年之经验，对于军事、政治之处置，有时尚不免失当，然则以史迪威将军之情形，而出任全中国战区统帅之重任，余实不能保证其必无意外。如其万一对各军处置失当之时，如共产党使用阴谋乘间激怒其所指挥之军队，杀害我盟邦军官之时则余将何以对吾共同作［战］（斗）之盟国，故此事关系实太重大。如余对史迪威将军尚有一分之信心与希望，余亦愿赞同罗斯福总统之提议，而早作肯定之答复；无如就史迪威将军过去与余相处之情形，与此次在渝与将军共同商讨之结果，已使余对彼失去最后一分之希望与信心，因此余认为彼决不能担负中国战区中美联军统帅之重任，在余个人以免牺牲一好友，而于中美两国亦免影响将来之合作，余之意见甚盼贵国能另派一资望素着，能力卓越之将领前来中国，继续执行我两国合作抗战之政策，以达到我两国共同胜利之目的。」至此，赫尔利将军既得蒋中正诚挚剖析，深知史迪威所造成之有碍中美合作种种错误，已无可挽回，乃坦率向蒋中正郑重表示：「余昨日曾晤史迪威将军，彼仍表示今后可服从　委员长之命令，对于政治问题亦可接受　委员长之指示，不料彼此种诺言表示，过去已数数为之，而未能实行，前所拟由彼晋任总司令一事，不能不重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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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卷5下 605-6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