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09月19日

星期二

刘伯伯来吃中饭，谈了一个下午。
他劝妈妈把石乌龟的房子卖掉，明年送我出国。
妈妈说：“我正在打这个主意。”
刘伯伯说：“这是最好的机会，投下最少的资本（20万等于战前200元），而获得最大的收获（培植最有希望的人）。”
我起初很不情愿。
我不是不愿出国，而是不愿自费，不愿让家庭负担。
我自己心理上也不愿做个幸运儿。
我和妈妈争，说如要出国，非考公费不可。
她说我拘泥，一个人应该抓住各种路，当然有机会考公费最好，可是现在根本不送文学学生出去。
如果呆等下去，几年一过，年纪一大，一生就完了。
还有关于我的婚姻，她看来非到外国去物色不可，现在优秀分子都在留学生里。
女孩子年纪一大就困难了。
我仔细一想，的确不假。
为事业学问着想，我毕业后无论做什么事，都会使自己陷入停顿状态。
于是，一切高的理想、希望都成泡影。
渐渐地，我的利害观念妥协了我的愚忠愚诚。
如果我的命运比别人好，为什么要故意和它作对？而且我有责任，我的家庭全靠我来支持，如果我沉沦没落，弟弟怎有希望出来，爹妈晚年靠谁？我报国的热情怎样实现？以前一切都是梦想，现在轮到付诸实行了。
顿时我振奋起来，我前面有一条充满阳光的路，我必须紧紧抓住它。
我问妈妈房子可卖多少，她说大约60万，我咋舌。
但到了美国就好办了，我可以考scholarship［奖学金］，可以兼差，可以写作，一切都似乎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