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09月05日
星期二
托尼·绍尔马第一天出庭。结果庭上立刻宣布将审判延后两周，以搜集来自西里西亚的资料。这年头能拖就是好事，不过律师很担心，因为证据愈积愈多，没有一条对托尼有利。现在就看法官为人如何。今天我也写了一封信给托尼，因为明天我将离城赴柯尼希斯瓦特。
尽管托尼的律师认为亚当·特罗特还活着，如今办公室里的朋友却都相信他已经死了。不论如何，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他或帮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或舒伦堡伯爵。多亏奥托·俾斯麦锲而不舍努力拖延时间，戈特弗里德的审判似乎也一再延期。报上到现在仍未提起他的名字。的确，一个姓俾斯麦的人居然也想杀希特勒，听起来实在难堪；就连“那些人”也了解这一点。我们只能祈祷和等待，盼望他能够活下去。
现在我也应该离开柏林了。我还剩下一些病假可以利用。能够离开令我安心，同时也令我沮丧。过去几周来，我们一直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整天脑海里只想着最近发生的事，其他的事都无暇顾及。虽然痛苦不堪，但我早已习惯活在废墟里，日夜嗅闻弥漫在空气中的煤气味，混合着瓦砾堆、锈铁，甚至加上腐烂尸臭的味道，想到柯尼希斯瓦特翠绿的田野、宁静的夜晚和清新的空气，竟令我感到害怕。
往事历历，我的柏林生活似乎就将结束。保罗·梅特涅和塔蒂阿娜将在八天后和我在维也纳会面，到时候必定会努力说服我继续待在柯尼希斯瓦特，把身体养好。若身在远方，或许我还能抗拒家庭压力，一旦团聚，我可能就会同意。
这几周来，我一直害怕盟军会继续广播有关“七月密谋”的细节（跟刚开始时一样），暴露亚当出国旅行的真正目的，因而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过盟军对亚当特别仁慈，态度谨慎，只在德国报纸宣布他已遭处决后才开始写他。
党卫队官方周报《黑色军团》最近大肆谩骂“流着贵族血液的猪猡和叛国贼”，但褐衫军的机关杂志《袭击》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语气却出人意料，表示在这场战争中，德国没有一个社会阶级在比例上，比贵族阶级做出更大的牺牲、承受更大的痛苦，以及付出更惨重的代价。看来有些纳粹党员已在替自己铺后路。
皮策·西门子昨天来吃午餐；她是玛莉亚·格斯多夫的好朋友，还在为她和维茨勒本陆军元帅一起被绞死的兄弟彼得·约克服丧哀悼。以如此传统的方式纪念如此反传统的死亡，似乎完全无法表达一个人内心真正的哀恸。她问了我许多关于亚当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朋友，但我们并没有提起他的兄弟。我会无言以对。
手上为了打开托尼在被捕前带给我们吃的生蚝所划破的伤口，至今尚未消失。
【注】
大战结束后，各方证据透露，德国面对即将来临的失败，就连党卫队——从希姆莱开始——也开始举棋不定。希姆莱早在1942年便曾问过他的芬兰按摩师克斯滕：“你觉得那个人是不是疯子？”他同时开始建立希特勒的医疗档案。斯大林格勒之役使他对希特勒的信心更加动摇，于是，如前文所提，西克斯自1944年便代表希姆莱向盟军提出和平试探。
【注】
有些党卫军高级将领的态度更积极。如刑事警察局长、党卫军奈比中将，虽然自己曾在东欧屠杀无数，却与“七月密谋”集团走得很近，后来亦被处绞刑。有一段时间，党卫军施坦因纳将军及迪特里希将军——后者担任希特勒私人护卫队队长多年，亦是1934年执行他所策划之“长刀之夜”的主要领导人——曾共同计划突击希特勒的司令部。接替卡纳里斯管理军事情报局及安全局合并后情报机关的党卫军舍伦贝格亦曾打算绑架希特勒，交给盟军。“七月密谋”事发期间与之后，希姆莱驻法国巴黎的党卫军代表奥贝格中将亦态度相当暧昧。轴心国军队在意大利投降，党卫军沃尔夫中将是关键人物。1945年春天，安排帝国行政总监希姆莱与瑞典的贝纳多特伯爵会谈的便是舍伦贝格，希姆莱因此在最后一刻决定结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