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07月26日
星期三
早晨法官里克特依旧保持镇静；显然并不知道亚当·特罗特和汉斯—贝恩德·海夫腾涉案有多深，认为一切都是误会，很快就会化解。可是当亚历克斯·韦特走进来，只绝望地看着我，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法官和莱波尔特都一副惊愕的表情。
我实在没办法待在办公室，决定回家。玛莉亚·格斯多夫已经慌了，彼得·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他妹妹是玛莉亚的挚友之一）也被逮捕了。
午餐过后，珀西·弗雷来看我。我领他走到屋外的废墟里，告诉他以后我不能再和他见面；常在玛莉亚家出入的人，现在可能都遭到监视，他那辆挂着外国牌照、全新的汽车太引人侧目。现在我们都不应该和外国人交往。他同意最稳妥的做法是，偶尔打电话去“狮窝”（也就是办公室）跟我聊聊。
晚餐前，我一个人在格林瓦尔德里散步，独自坐在长凳上一整个晚上，愈想愈悲哀，不管路人怎么看我。
晚上戈培尔再次在收音机上广播，谈这次谋刺行动，尽可能恶毒地攻击每一个人。不过舆论似乎并不支持政府。街上的行人看起来各个脸色惨白，心情沮丧，甚至不敢直视别人。一位电车车长大声批评戈培尔的谈话，对我说：“真令人作呕！”
【注】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为资深公务员，长期参与反抗活动。他的名字列在密谋者的内阁名单上。
但“安全局”对于当时大众反应的报告（战后才公布，且可靠性出奇的高），却显示一般民众及前线部队都不支持该次兵变，就连各教会亦正式发表谴责声明。
毕竟德国境内的反抗运动规模一直不大，只有少数由个人或小集团发起的独立行动，互无关连，又少互通声息。这些行动从谴责不公平待遇、协助遭威胁或迫害的人士，到策划兵变及谋刺希特勒不等。最后的这个极端手段，就连许多最坚决反纳粹的人士都认为是不道德的做法，不可接受。